南宋定都（下）
当时备选的都城除临安外还曾有长江中游一带选一个较大城市和建康。长江中游城市的理由是此地居中，进可以收复汴京，退可以到西面有险可守的巴蜀，回旋余地大。建康是六朝故都，金陵历来有王者之气，当时是抗金前线，有利于凝聚民心，鼓舞士气。
南宋最后定都临安，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当时金兵处处主动进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的长期态势。杭州和建康比较，离前线较远，相对安全。宋高宗说过：“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浙西一带水网交错，对金骑兵活动不利，杭州有这一道天然屏障，给南宋统治者增加了安全感。第二、唐宋以来杭州迅速崛起，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交通运输发达，一跃而成为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这种相当规模的城市体制和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恰恰是作为国都所必需的。长江中游一带没有合适的中心城市，建康从靖康二年（1127）起短短三、四年中几遭兵燹，已经破败不堪，重建要花难以负担的人力物力。第三、定都决策人宋高宗从心底里是不愿意恢复中原、迎回二圣（徽宗、钦宗二帝）的。杭州岳王庙碑廊中，明代文征明所作并所书的《满江红》词，虽然说的是枉杀岳飞的事，“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这两句话也说出了赵构拍板定都杭州最主要原因。所以他对有利于北伐的建康这些城市自然持反对态度，只有杭州才最适合他偏安一隅的想法。第四、对照一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的《梦粱录》就会发现，北宋统治阶级沉湎于汴梁奢华生活，临安因为气候之适宜、交通之方便、
物产之丰富、文化之繁荣、风光之秀美，与之相比，已经远远超过汴梁，生活之奢华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临安就自然成为大家向往居住的城市。综上所述，南宋定都临安在朝廷上下，除了宗泽、李纲、赵鼎、张浚少数几位坚定的抗战派重臣外，多数都是赞同的。
定都之后，杭州成为南宋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皇城（内城）和京城（外城）。南宋末年编写的《咸淳临安志》里有皇城图和京城图，为今天认识南宋时的临安提供了宝贵资料。当时还没有按比例制图的说法，皇城和京城都画成方方正正的，但整体布局，宫室、山岭、河道、桥梁、城墙、衙门、坊巷、市场、寺院、道观、瓦子（娱乐场所）等大致位置还是可以表示得清楚。
京城南至包家山、慈云岭一线，北从武林门到艮山门，西连西湖，东靠钱塘江，城区面积15平方公里左右，气势宏伟。设城门十三座，水门五座城外有护城河。高宗即位到绍兴年间前期，由于战乱，杭州人口比神宗时曾明显减少。朝廷政局稳定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定居杭州，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常住户口（本地籍贯）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几个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居民也达43万余人，使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咸淳年间京城的人口密度已接近每平方公里3万人，以单层或双层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南宋临安城区，其人口密度竟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有许多钢筋水泥高层建筑的现代都市中心市区，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高宗驻跸临安之初，甚至连一些皇亲国戚也处于家无居第的窘境，因时局所限，他们想要新盖房屋为宅的请求往往得不到批准，只是由临安府负责在城内寻找空闲的官有房屋。这些贵人宅邸因而呈现出相当分散的局面，无法像开封那样集中。如果不看宅第门庭，仅仅从地段上看是很难分清楚的。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士商大贾，都和普通市民一样，混迹于临安这座拥挤的城市之中。2001年，考古工作者根据《京城图》标明的恭圣仁烈皇后宅，在紧靠清波门内发掘出一处南宋时期宅邸遗址，正房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中有用香糕砖铺设地面的庭院，并构成多种精妙图案，建筑周围还有砖砌的排水沟。在庭院北部方池和后房之间，则用太湖石垒叠成假山。确定这是宋宁宗赵扩的杨皇后宅邸，尽管还包含有庭院园林，占地面积也十分有限，而且已经到西湖边，离闹市区较远。这位杨皇后可不是简单人物，宋理宗即位之初曾垂帘听政，连她的娘家宅邸也十分局促。
和吴越国的腰鼓城比较，西南角已从雷峰塔下的西关门向东收缩到今天的南山路、玉皇山路一带。这可能是为了皇城的安全，因为再往东已经是禁苑。东北角城区由保德门向西收缩到艮山门，从艮山门到保安门的东城墙不再朝盐桥河（图中的大河）凹进。整个城池由腰鼓状变成不规则的长方形。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七月占据杭州的张士诚修筑城墙，将宋时的城墙向东扩展了“三里”。不过，据清初历鹗《艮山杂志》的说法，扩城“三里”仅是一个大约数，实际最多处也就“二里”，原东城墙在东河西岸，新东城墙东进到贴沙河西岸。新城墙位置西、北两面变化不大，东北角则向东延长到环城北路和环城东路交界处，仍然后转向南，沿贴沙河到候潮门，最后转向西偏北，到万松岭路南山路交界处接上西城墙。贴沙河就成为东面的护城河，庆春门和清泰门就是那时筑成的。新城墙高十丈，底宽二十丈，上窄，是底的四分之三，城墙所砌的石料，从山东沿运河而来。为了调制砌墙的灰浆，耗尽了当时杭州粮库所存的糯米近万石。那时起直到民国初年拆城墙五百五十余年没有多少变动，现在杭州许多地名还可以在京城图上找得到。
图中有不少遗漏甚至错误的地方，下面予以补充和纠正。东城墙，嘉会门东北应补画一座便门，便门和候潮门之间还有南水门和北水门，还遗漏了紧靠保安水门北面的保安门。西城墙，钱湖门和丰豫门（即涌金门）之间，临安府署的府字处有一座清波门，西北角的余杭门不是朝西，而是向北。北城墙，余杭门东侧的西河出城处遗漏了余杭水门，天宗水门是东西向的河道（和现在的武林码头到艮山门段的城中运河基本一致）出城处，应该画在东面一些，和余杭水门有一段距离。另外当时钱塘江江岸应更靠近城墙。图中白色粗线是当时的主干道，由大内和宁门（图中未画出，东华门应该再东面一点）出发向北最后拐向西的手杖状的大道就是御街，是皇帝四孟（每季第一个月）祭祖必经之路。
《京城图》上的河道部分：大河是今天的中河；东城墙下的护城河是今天的东河；御街东侧的河道当时叫市河或小河，位于今天的光复路；涌金门进来的主干道边上应该有一条清湖河，向东快到御街先转北后向西和西河相接，这就是解放后填没的浣纱河；图上在今天凤起路位置的蓝线，当时叫横河。
南宋戴植所撰《鼠璞》中说北宋时还是“林木茂盛，阒无民居”的城西及宝石山、吴山、万松岭诸处，此时已是“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城中更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拥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作为街道狭窄的佐证，南宋一部较为有名的笔记《清波杂记》作者，南宋末年临安人周煇，记得他小时候听人说起以前的汴梁，“京师街衢阔辟，东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来者”，皇帝出行时则是“甲马拥塞驰道，都人仅能于御盖下望一点赭袍”。而到了南宋，纵使皇帝同样出行，却是“今日近瞻，法驾不远于咫尺也”。
皇城南面的京城直到南城墙，东起嘉会门西至玉皇山东麓，从《皇城图》看，似乎没有民居。西面是包含了整座秦望山（将台山）的禁苑，有几座寺院：梵天寺、石佛寺、圣果寺。禁苑之东则是皇宫的警卫后勤机构和仓库，警卫后勤机构有：殿司衙、仪銮司、都作院、御马院等；军营有：教骏营（训练御马的部队）和使臣营（警卫外国使者的部队）；仓库有：军器库、攴酒库、药局等；还有练兵用的教场。因地方有限，有些后勤部门如车辂院、菜院以及一部分教骏营和御马院只好放在南城外江边平地上。南城外从东面的包家山，经冷水岭、桃花关直到西面的慈云岭一带有许多富贵人家别墅园林，成为当时杭州居民郊游好去处，桃花关就因春天满山桃花灼灼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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