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山河每天接受潮水，自然不会涸竭。疏浚之前盐桥河底就比茆山河底低四尺，梅家桥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因此，盐桥河也没有涸竭的道理。这样做会使茆山河仍然经常受淤填，不过茆山河流经的地方，土地盐碱较重，人户稀少，村落荒野各半。虽然不可避免每隔三五年需要疏浚一次，但泥土有空地可堆积，疏浚时也不妨碍人们正常生活。
苏坚想得很周到，万一盐桥河水位还是不够，影响航运，还可借西湖水补充。早在吴越国后期，除涌金池外，还在清波门安置涵洞，开凿暗沟，引西湖水进城，北宋时建造了清波门，老百姓按习惯，称它为暗门。从暗门和涌金池引来的西湖水量很大，现在直接由清湖河而下，经余杭水门出城，不和盐桥河相通。这优质的西湖水没有充分利用就白白流走了，实在太可惜。建议在涌金门内引西湖水的小河上筑一道小堰，让暗门所引水和涌金门来水相通，二股引来的西湖水都纳入法慧寺东面的沟渠中，向南行九十一丈，开凿一条向东二十六丈长的新沟，达到承天寺东面沟渠，继续南行九十丈，再凿一条一百零七丈长向东的新沟，到市河的猫儿桥河口。从这里到盐桥河已经很近了，而且猫儿桥河口已有新水门，可以由此流入盐桥河的荐桥。
这条将要开凿的清湖河支流，下游是接纳已澄清的江水的盐桥河，上游流入西湖活水，两头都不存在缺水的困难。接着苏坚说明了把将要开凿的河道弄得弯弯曲曲的理由。引西湖水所过之处，可以像六井那样，用砖石砌成蓄水池，就近引入西湖水，让周围的居民得以汲用浣濯，又可以防备火灾，好处多多。这是一个参照以前办法和适合今天河道形势的折中方案。
苏轼说因为工程所在地在仁和县境内，自己马上拿苏坚的建议，与仁和黄知县商量可行否？并且率领幕僚和有关吏员亲自到现场视察验证，一一都确如苏坚所言，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方案无疑是可行的。于是在四月二十日，兴功开凿这条清湖河的支流，筑小堰。并且抽出力量修整六井，把阴窦中引水的竹筒改作瓦筒，再用石函保护。杭州城中多卤地，没有可饮用的水井，自从唐代李泌开始作六井，六井对杭州民生意义重大。当年协助知州陈襄修整过六井，只是不够坚固，这次改进后，阴窦就不容易坍陷，堵塞管道，能够坚久。预计用不了几个月，工程就
可以完成，从此盐桥河，永无堙塞之虞，百姓再不会有因疏浚门前河道遭致搔扰之患。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就亲眼见到当时知州陈襄整修六井后，在第二年杭州大旱所起的作用，所以这次他不仅如前所述主持修复六井，还如苏坚所建议的，在新开的清湖河旁凿了两口新井，这个地方在当时杭城东部城区的中间地段，南、北、东三面居民来取水路程都不太远，就使得“西湖井水，殆遍全城”。因为西湖水的水量大，还在盐桥运河的荐桥附近设置供水站，可以为盐桥河上千艘船，每艘装载上百担的优质西湖水，供其航行中饮用。
为了隔截挟带泥沙的江潮，钤辖司前的闸门每遇涨潮时要关闭，只到潮平后一两时辰水清，才可再开。若有一定要在从涨潮到潮平水清这段时间内通过盐桥河的公私舟船，可改从茆山河通行，再由茆山河向西转入白洋池出天宗水门，不会产生航运受阻滞的问题，这就是为什麽让茆山河在北面再次和盐桥河接通。苏轼说就怕将来有人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会以阻滞船只航行为理由，像从前王钦若拆掉吴越国所筑的堰门那样，轻易做出变动，日积月累，旧患复作。所以特写在《申三省状》中向中央政府备案，以后有轻易变动者就可以用违反中央政府的规定论罪了。
因为从隋代起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在南方，杭州附近及以南大量的粮食都要经水路运往北方，盐桥河（以及茆山河）就成了南粮北运的必经之水道。运送粮食的漕船载货量很大，都可装几百石，宋代一石米重量接近一百二十斤，算来漕船载重可达几十吨左右，过盐桥河需要人牵牛拉才能较快通过，避免河道拥堵。盐桥运河两边原来有专供人牵牛拉的牵路，岸上有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浙江西路提刑按察使元积中所立的石刻，说明当时曾拆除侵占牵路的人户屋舍，并载明牵路应该保持的阔狭丈尺。苏轼到任时距此仅二十余年，而两岸人户重新侵占牵路，盖屋几千间，却在屋外借河道另开牵路，以致河道变窄。按理说这些违章建筑都要拆除，苏轼再三权衡利弊，提出了一个较少扰民的解决方案。让侵占牵路的人户到州里登记备案，逐户丈量侵占牵路路面的面积和新开牵路的河岸长度。然后根据各自的河岸长度筑木岸以护河堤，而所侵占的牵路本是官地，必须依面积向官府支付租金。租金由通判厅收管，准备木岸损坏时修补之用，不得在其它场合支用，如有违反，依违反诏令论处。这一方案也写在《申三省状》中呈请中央政府批准。
人们往往只从文学艺术方面评价苏轼，特别是现代人，尽管评价极高：唐宋八大家、杰出的诗人、宋词豪放派开创者和成就最高者、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等等，几乎所有可以想得到的桂冠和光环都可以加在他身上。但这只是苏轼一生成就的一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下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面。还是《宋史》《苏轼传》最后对苏轼的评论部分讲得比较全面。他的才能器识弘大，议论卓识杰出，文章雄浑俊朗，政事精明能干，四方面都以独到的志向为主，而以过人的气势为辅。所以凡他想做的事情，言语足以表达他的智谋，行为足以使他有所作为。至于灾祸到来时，他的节义足以坚守他的品德，这都是志向和气势所起的作用。
前面不厌其详地介绍苏轼浚河经过和他的《申三省状》（限于篇幅，没有转载原文），是因为从这可以较全面看到苏轼的才能。作为杭州的通判、知州，为了治理好杭州，深入民众调查研究，发扬民主征求意见，浚河采纳临安主簿苏坚的方案，下面会讲到治湖接受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言，器识弘大，心胸开阔，从善如流。关于王钦若乱作为、胥吏和差役扰民行为的议论，反衬了他的远见卓识。
在浚河过程中的作为，充分体现他处理政事的精明强干。从苏轼及他的下属苏坚、许敦仁等人的作为可看到，封建社会的官员并不是我们读书时历史教科书上说的那样不堪，也有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浚河只不过是他在杭州政绩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广为人知，最为人称道的一部分。
苏轼完全有宰相的才能，假如苏轼做了宰相，他的政绩应该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上。《宋史》这一篇评论中还写到仁宗读了苏轼、苏辙的制策，退朝后高兴地说：“朕今天给子孙寻到两个宰相了。”当时苏轼刚入仕，要做策论，被评为三等（最高等级，北宋只有他和吴育两人得到）。这话是乌台诗案时，神宗的祖母，仁宗曹后临终对神宗转达的，苏轼因此获赦。神宗尤其喜爱他的文章，在宫中阅读，御膳送来竟忘了吃，称他为天下奇才。神宗死后，他的母亲英宗高后接见苏轼说起这件事时，哲宗祖孙和苏轼都痛哭流涕。
两个皇帝都能够了解苏轼，而为什麽苏轼终究不能被重用呢？还是苏轼晚年的女人王朝云看得最清楚：“学士一肚子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才识实在太高了，一眼就能看穿时政中的弊病：发表切中时弊的议论，并提出很有效的改进办法，这使得代表时宜的多数人很不舒服。他所遇到的两位宰相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名相，而且私人品德都相当好，作为长辈也十分看重苏轼，但都有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毛病。王安石是固执出名，以致得了一个“拗相公”的外号。司马光执政后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他的同辈好友兼副手，当时著名政治家范纯仁劝他不要这样，司马光始终不听，范纯仁不禁发出“又遇到一位拗相公”的感慨。作为晚辈和官职较低的苏轼，自然更说不上话。和他们两位相比，苏轼明显表现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宰臣器宇。这两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结党营私、妒嫉贤能的庸官俗吏们。有人认为若苏轼稍有隐晦，命运就大不一样了，假使苏轼因此变得合时宜了，他还能成为苏轼吗？杜甫《天末怀李白》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呜呼！苏轼一生遭遇真是命也！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