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地方志的研究，王盘山到许浒山一线的北面这片土地当时叫做鹦鹉洲，曾居住着一些夷人部落。大禹在会稽诸侯会盟时，派颛雪率兵东征，各夷人部落纷纷归顺，颛雪征服土著部落大酋长冢牙后，驻扎是地。颛氏率兵民共同治理开发鹦鹉洲，传授中原农桑技术，改进制陶方法；事必躬亲、广施仁政、改善民生，深得土著和移民的心，民间流传“父酋来，民开颜”之谚。数年后颛雪被封为宁海国国君，在鹦鹉洲地辟建宁海侯国，隶属扬州，在王盘山南侧土地上建筑国都大京城。周匡王三年（前610）楚将小司马麹康奉命率兵攻占大京城，历经夏、商、周三朝，存在了1420多年的宁海国灭亡。国君颛乙被迁到大金山北麓500步左右的康城，楚将下令楚兵拆掉保护大京城的“白茅塘岸”百余步，让大潮冲毁大京城。次年刚好遇到风暴潮，原大京城附近土地遂没入海中。
此后直到司马迁的《史记》中才出现杭州湾“水波恶”的记载，前面说过秦始皇“临浙江”的时间还处在台风季节，很可能那几天受台风影响，杭州湾风浪特别大。枚乘在《七发》中已用“涛”描述长江扬州段的涌潮，比他晚五、六十年写《史记》时的司马迁却没有用“涛”形容杭州湾的波浪，猜想是因为那时钱江涌潮刚产生，尚未兴盛，气势还不够大。将近二百年后王充在《论衡》中清楚写明“浙江、山阴江（今浦阳江）、上虞江（今曹娥江）皆有涛”，即便如此，王充还说文人只是赋广陵涛，钱江涌潮应该就在这二百年里发育成熟，只不过还不及广陵涛壮观。其原因是形成涌潮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河床上的沙坎在这段时间内才完成发育。可以肯定东汉时钱江已有涌潮，但正如清初费饧璜指出，其兴盛要到唐宋时期，这大致描述了钱江涌潮产生、发育、兴盛的历史。
可能会有人用《南华经》中“浙江之水，涛山滚屋，雷击霆碎，有吞天沃日之势。”这句话，否定钱江涌潮在汉代才发育成熟。《南华经》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封庄周为南华真人后，《道藏》收录《庄子》一书时所改的名字。庄周生活在战国后期，据信他所著的《庄子》原有五十二篇，到魏晋之交向秀、郭象为其作注时只剩下三十三篇，就是现在流传的本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内篇为庄周本人的著作；外篇为其弟子或本人和弟子合作的文章；杂篇大多是后来道家的作品，所以不能一概认为都是战国时期写成的。《南华经》更是后来出现的，上面那句话只见于《南华经》不见于《庄子》，恐怕不能用它否定前面的结论。
从枚乘的《七发》可知，早在西汉前期观潮就十分流行，唐代中期以前广陵涛虽未消亡，气势已大不如正处于兴盛的钱江涌潮，从那时起杭州就成为观潮胜地，唐诗宋词也中留下大量描写钱江潮壮观景象和观潮风俗的篇章。白居易《忆江南》词有句“郡亭枕上看潮头”可证，唐宋时期钱塘江观潮最佳地点不是今天的海宁盐官，而是杭州城南江干一带。孟浩然《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云：“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空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唐人称六朝时的柳浦渡口为樟亭，在今候潮门，从诗题看，它不仅是地名，当时还真有一座名叫樟亭的亭子。当时观潮风气之盛，不仅限于外来游客，杭州本地人也乐此不疲。那位为扬州人留下“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中唐诗人徐凝，也为杭州人留下“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
杭州的观潮以宋代为最盛，那时观潮，以凤凰山、江干一带为最佳。观潮之日，尤在农历八月十八日的前后几天，杭州“倾城而出。”路上车如水流，人如潮涌。“自庙子头直到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当时还有水军演阵、祭祀潮神和弄潮等项目。
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写观潮情景说：“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shū）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伞雉扇于九霄之上，真若箫台蓬岛也。“
上述表演中最惊险的是“弄潮”，“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北宋潘阆《酒泉子》词中的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挚红旗旗不湿”更是千古传诵。弄潮大概起源于古代巫祝祭江的一种仪式，范晔《后汉书》记载孝女曹娥时说到她的父亲曹盱是一位巫祝，端午在上虞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这里溯涛婆娑就是弄潮。尽管面临死亡威胁，弄潮还是形成一种习俗，甚至女孩子也有弄潮的。早在南朝乐府民歌《长干曲》就已提到：“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是这样描述弄潮儿的：“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讶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观潮尚且会把人卷走，弄潮更加危险，从有记录的曹盱算起，不知有多少人为此牺牲性命，造成悲剧。所以北宋蔡襄任杭州刺史時，就出过告示（即《戒約弄潮文》）禁止弄潮，“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后来兩浙察访使李承之也奏请禁止弄潮，但都沒有收效。
有了比涌潮速度更快的交通工具，现代人不仅可以像古人固定在一地点，静态观潮，还可以赶在潮头前，看到一次涌潮在钱江北岸变化的全过程。林炳尧先生在他的《涌潮随笔》一书中记录了他的亲历：先到海宁盐官东面一个叫八堡的地方去观赏“交叉潮”；然后回头向西追着涌潮，到盐官观赏“一线潮”；最后在向西追一阵，到一个叫老盐仓的地方看“回头潮”。
正如鲁迅所说大观园里林妹妹们和焦大们生活感受不同，心情轻松的游客和居住在杭州靠耕作为生的农民对涌潮的感受也大不相同。农民怕的是涌潮对生命财产的危害，苏轼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描写了钱塘江潮灾：“潮自海门东来，势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鱼浦诸山相望，犬牙错入，以乱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碛转移，状如鬼神，往往于渊潭中，涌出陵阜十数里，旦夕之间，又复失去，虽舟师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浅。以故公私坐视覆溺，无如之何，老弱叫号，求救于湍沙之间，声未及终，已为潮水卷去，行路为之流涕而已。”
为了抵御潮汛，早在宁海国时期就筑有“白茅塘岸”。在钱镠之前，武则天万岁登天元年（696），富阳县令李浚在富阳县城南面的钱江边，自苋浦至观山筑三百余丈长的春江堤捍水患，皆垒以石，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县令郑早又增筑之。不过钱江涌潮到这一段即使在唐代也已是强弩之末，筑堤难度没有钱镠筑捍海塘大。把捍海塘改建为石塘的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转运使张夏置捍江兵，采石修塘，立为石堤十二里，塘始无患。”萧山人张夏也是一位筑塘的功臣，并为此献身。捍海塘的建造技术不断改进，终于成为现在看到的坚固的鱼鳞石塘。面对汹涌钱江涌潮，为了生存，为了阻挡潮涌，护卫万众生灵，吴越人民世世代代与钱江涌潮做着殊死的斗争，筑塘不止。捍海塘凝结着钱江两岸百姓智慧和心血，既是人与自然搏斗的历史见证，也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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