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故事15：八、钱江涌潮（上）

                                                                     钱江涌潮（上）

    钱氏捍海石塘南自六和塔，北迄艮山门，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花费铜钱“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宋尺约等于0.31米，一丈为3.1米，那么自六和塔至艮山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这条石塘长度要超过一千公里。六和塔和艮山门这两个地标现在仍存在，直线距离不到十公里，可见这个数据有误。一缗钱即一千个铜钱，据《十国春秋》记载，吴越国时只要几十文钱就可买到一石米（118.4斤），如《上海地方志》称当时华亭米价为五十文一石，一缗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可买米2300多斤，够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粮食。按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花费铜钱“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计算，一缗钱筑3.1丈海塘，这个成本价比照当时米价，应该是合理的。如果所花铜钱只用于这段实际长度不超过十五公里的捍海塘，成本为一缗钱仅筑14厘米左右海塘，未免高得离谱。

    钱氏捍海石塘南自六和塔，北迄艮山门的说法最早来自宋元之际胡三省注《资洽通鉴》时的一段话：“今杭州城外濒江，皆有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外，皆钱氏所筑。” 周潮生先生认为胡氏见到的石塘并非钱镠当年所筑原物，而是北宋张夏及此后不断修筑的石塘，不过钱镠所筑海塘是从六和塔到艮山门这一范围应该大致没有疑问。胡三省只说钱氏筑了这段石塘，并没有说钱氏仅仅筑了这段石塘。北宋昆山人郏亶《吴中水利书》中说：“杭州盐官县亦有捍海塘堤二百十四里。”南宋人范成大《吴郡志》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五代吴越海塘的范围并不限于杭州城的濒江一带。看起来上述“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的长度，应该是钱氏在吴越国境内所有修筑捍海石塘的总长度。如果真是这样，和《筑塘疏》所上奏的筑塘经过不符合。

    又据《筑塘疏》结尾，它是在开平四年十月上奏的，两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千余公里捍海塘。疏文中还讲到“外加土塘，内筑石堤”有悖于常理的筑堤方式，以及这篇《筑塘疏》在中出现了钱元瓘时才设置的秀州这个地名。钱江管理局的陶存焕先生根据这三点，撰文指出《筑塘疏》是后人假托钱镠的名字写成的。

    钱镠为了国都杭州市民的安居，开发了“石囤木桩法”新技术，建成捍海塘来抵御潮灾。杭州附近的潮灾是由钱江涌潮造成的，下面就稍微离杭州城的话题远一点，说说钱江涌潮的事。众所周知月球对地球的引力如果不算是产生潮汐的唯一原因，也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在任何一处海岸边和海岛边缘都可以看到潮汐现象。海湾及河口潮流或者没有出路，或者只有一条迅速变窄的河道，潮汐现象就显得壮观起来，特别在河口。那些地方大多人口较多，潮汐现象对当地民众生活多少会有影响，甚至影响巨大，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

    气势大的潮汐现象被称作涌潮，有名的涌潮会吸引人们前来观看，于是给后人留下许多观潮的文章和诗篇。钱塘江潮是世界著名大潮之一，尤以农历八月十八日最壮观，与南美亚马逊河、南亚恒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强涌潮河流”。涌潮的形成和地形关系密切。杭州湾是典型的嗽叭形河口，宽度自湾口的近一百公里（实为98公里），向里急剧收缩，至澉浦水面宽二十公里，在吴越国时期，钱塘江的宽度至杭州仅比现在的一公里略宽一些。潮水上溯时，水体受到急剧约束，潮波能量高度集中，潮差显著增大，到澉浦潮差就已较较湾口大一倍。

    同时，钱塘江河口纵剖面性质独特，钱塘江怒潮时，海水倒灌，主要由长江挟带大量泥沙，经海水搬运淤积于河口段，杭州湾内河床平坦，从乍浦以上开始抬升，形成一庞大的沙坎隆起。体积巨大的沙坎使澉浦以上河床迅速抬高，因为河底逐渐变浅，挾带潮波的水体跟着抬升，阻滞了潮波的向前传播，使后浪追前浪，最后形成涌潮。这和海潮到岸边激起浪花的情况十分相似，只不过阻挡不是在水面发生而是在水底遇到。

    几乎所有入海江河的入海口都是喇叭口，也都有潮汐现象，但世界上能形成涌潮的江河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因此喇叭口只是形成涌潮的一个必要条件，还要在入海口门上游的河床上有一个隆起的体积较大的沙坎才会形成涌潮，这可不是随便哪一条入海江河都会有的。

    康熙年间费饧璜所写的《广陵涛辩》说：“春秋时潮盛于山东，汉及六朝盛于广陵，唐、宋以后潮盛于浙江…..”。这段话给了我们两条重要信息：一是我国历史上先后有三个出现强涌潮的地方，山东（青州）、江苏（扬州）和浙江（杭州）；二是涌潮和世界上许多事物一样，也有从产生、兴盛到消亡的历程，广陵涛的历史充分显示了这一历程。

    山东的涌潮除费饧璜提到一句，似乎没有更多的记载。西汉前期枚乘的《七发》一文写道：“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 。”此后就以“广陵涛”称呼广陵（今扬州）曲江潮。枚乘的《七发》约写于公元前160年左右，正是广陵涛全盛之时。当时长江口门在今江阴东面不远，历史上长江口宽度曾达180公里，到扬州、镇江一线仍宽40公里，呈喇叭口形态，现在的扬中市还是江面下的一道沙坎。曲江，顾名思义河道应和今天杭州湾澉浦往上一样是弯曲的，对照上述涌潮形成的条件，那时正是扬子江地形最适合洪涛发育的时期。就连观潮的时间也与现在的“八月十八钱塘观潮节”大致相同，都是在中秋之际，月球引力导致潮水最高最大。

    身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枚乘曾不止一次地陪同刘濞和众多诸侯王登高台观潮，亲眼目睹过广陵涛撼人心弦的宏伟气势，才写出：“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至江北，激赤岸，尤为迅猛。”说涨潮之时“状如奔马”、“声如雷鼓”、“遇者死，当者坏”。东汉王充在《论衡》里也写道：“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南朝刘宋武帝永初三年（422），檀道济任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时，“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观涛”，海陵为今泰州，这时观看广陵涛的最佳江段已从扬州东移到泰州。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去世的诗人李颀有诗：“鸬鹚山头片雨晴，扬州郭里见潮生。”大诗人李白在《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诗里也写道：“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因夸楚太子，便睹广陵潮。”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素来豪放，但是他却只用“便睹广陵潮”这样平淡的诗句来描绘，可见八世纪初的广陵潮虽未完全消失，却已是强弩之末，失去了昔日的磅礴气势。几十年后，中唐诗人李绅在《入扬州郭》诗前的小引里写道：“潮水旧通扬州郭里，大历以后，潮信不通……”，由此可知广陵涛完全消失是在唐大历年间（766-799）。

    广陵涛消亡的原因是长江口两侧沙嘴的发育，使得杨州附近江段失去喇叭口效应。陈吉余先生在《长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发育》一文中说到，二千年前南通还在海中，海岸外有名叫东布洲的大沙洲。在八世纪初东布洲和大陆相连，改变了江口地貌，此后不到一百年，广陵涛就完全消失了。

    也许可以从一些历史文献，寻找到钱江涌潮产生的轨迹。杭州湾在第四纪结束时是一个普通的海湾，直到四千年前大禹的时候基本如此，没有涌潮，所以他才能乘船顺利地从余杭到会稽召开部落首领大会。长江口的南沙嘴不断向南伸展，被称为冈身的沙嘴前缘沙堤式的堆积物就是当时的海岸线，其西侧的潟湖就是太湖的前身。海湾北侧是今天的杭嘉湖平原，在“江海成陆”一节引述清代孙之騄所著《南漳子》中已指出直到唐代以前那里还是一片沼泽；海湾西侧是浙西天目山及其余脉，钱塘江的江口大致在今天的富阳附近；海湾南侧是浙东四明山及其余脉，宁波尚未成陆，今天南岸线的姚北和萧绍平原尚未形成。

    春秋时期以后由于长江南沙嘴继续向南延展，海流带来的长江泥沙沉积下来，使得宁波逐渐成陆和姚北平原开始形成，杭州湾南北两岸出现喇叭口雏形，但湾口位置比现在既偏南又偏西，北端大致在许浒山，南端大致在现已是陆地的慈城附近或更南。因有大潮（未必已经是涌潮）出现，所以越国和后来的楚国有伍子胥和文种因含冤而死，忠魂鼓动钱塘潮的传说，百姓为之立庙致祭，希望他们能息怒，以求减轻潮灾。从王盘山到许浒山一线的北面已经成陆，南汇嘴尚未形成，海岸线大致在许浒山往北经柘林东面的奉城直到马桥这条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