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合流之后，南京政权在全国很快稳定下来，在1928年东北易帜后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对上海、江浙一带的财团来说，现在都只能采取合作的态度。
在民国的历史上，1927年至1937年也被称做“黄金十年”，因为这十年是国民党主政后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此“黄金十年”类似于汉代初年的“文景之治”，但从1935年之后，经济形势已经大变，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政府开始与民争利，重新回到了中国历史中的官本位经济之中。
1、上海民间资本与蒋介石的较量
在北伐战争时期，作为以江浙为代表的民间企业财团，他们对国民政府如何控制金融和经济做法感到很忧虑——1928年8月3日，上海民间银行资本的代表陈光甫在南京与蒋介石会谈，蒋当时询问了上海商界对南京政府的看法，随后就谈到金融问题，告知拟成立中央银行，就问陈“中国银行如何办？”陈答：“如中央银行不办，可将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并为一家银行。”
也就是说，他是不希望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的，而是希望像英美那样没有中央银行，否则，依中国的传统，政府必然谋求控制金融，打压民营银行。
与蒋介石会谈后，他就在给上海的助手的信中说：
“今日商界、金融界与一般国人对于设立新中央银行不独不感其需要，且或反生疑虑。”
实际上，陈光甫的想法也代表了以民营金融为主的江浙财团的共同想法，他们历来对政府干涉金融很反感。
但一个银行家或者一群银行家的反对，在军政领袖面前仍是无力的，蒋介石控制金融的意志是每人能够阻挡的。于是，1928年10月，国民党决定成立中央银行，这等于结束了金融的自由时代。
陈光甫很无奈，只好向宋子文提出5点建议，希望中央银行日后能不侵犯民营银行的利益。
这5点建议是：
一，中央银行应维持超然地位；二，发行兑换券应受地方法团监督，以囤信用；三，厘定本位货币，废两用元；四，应集中现款，以调剂金融；五，应辅助普通银行而不予竞争业务。
其中第一条的意思就是中央银行总裁不应由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任，意在保持权力分立。陈光甫的5点建议充分说明了他实在不希望看到一个与民营银行争利的央行出现，希望尽力缩小央行的作用，但蒋介石建立央行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金融，为他的政府和战争服务，陈的意见当然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所以，陈的言辞蒋、宋、孔均置若罔闻。
2、收购民间银行的背景
1933年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后由孔祥熙接任，其就兼任中央银行总裁。
这时，世界经济也正经历巨大挫折。1929年，西方发生了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也经受不住这个经济严冬，坚持到1931年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于9月份宣布放弃金本位，结果造成世界黄金价格暴跌，上海的黄金价格就直线下跌了100多元。
由于中国一直是银本位国家，黄金价格暴跌导致白银价格大幅上升，中国出口遭到重创。在中国，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后不久，全国局势稍稍有所稳定，此时国际上发生的这场巨大的金融海啸，结果给刚要喘口气的中国经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冲击。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此时美国正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罗斯福开始了他的新政，这场以挽救美国经济为目的的经济新政核心政策之一就是宣布暂时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美元的大幅贬值对中国的冲击就是白银暴涨，这对建立在银本位基础上的中国经济无疑是一场金融海啸，结果是中国的出口遭到重创。
仅仅2年时间，仅上海一地就有723家企业倒闭，2/3的纺织厂停产，面粉厂则更是几乎全部停产。中国的实业、商业、金融顿时跌入低谷，大批工人失业，繁荣的江浙沪地区陷入到一片萧条中。
陷入困境的中国工商、金融界此时急切盼望政府出面，制定救助政策，帮助中国企业渡过难关，但他们没想到，来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冲击只是灾难的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但不再是来自大洋对岸，而是来自他们的背后——南京政府。
3、事件的真相
1935年，南京政府竟然发动了一场对金融界的突袭——南京政府所发动的突袭一举吞并了多家民营银行，从而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金融资本由民间所有的状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国进民退”。
在世界金融海啸冲击中国工商业的时候，南京政府的权贵们当然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经济遭受的沉重打击，但他们不是急急忙忙地制定救助计划，而是制定了一套趁火打劫的大收购计划，而且是同时向实业界和金融界下手，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经济中两大支柱统统收入囊中。
对于实业界的突袭，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曾企图抢占范旭东、荣氏家族的精盐厂、纯碱厂、面粉厂等，只是在范旭东、荣氏兄弟的坚决反对下未能成功，但其他很多实业家是无力对抗政府的。
所以，像宋子文、孔祥熙等几大家族之所以富可敌国，就是因为这时在国有化的名义下占有了大批优质企业。在金融界，谁也没有想到南京政府竟然如此野蛮、无耻、贪婪，不但不救助反而趁火打劫。
4、为何偏偏他幸免于难
在上海，只有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幸免于难，得以保存，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民间银行都已种种方式被收归国有。
但在这场民营银行业大灾变中，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私营银行、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幸免于难，没有被政府收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国际上最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甚至猜测说这是因为陈光甫和孔祥熙不仅是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而且其实两人是亲兄弟，所以孔祥熙没有突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另外的历史学家认为，可能的原因是，陈光甫是在1927年民国政府大筹款中的主要功勋人物之一，所以民国政府网开一面；再有就是陈光甫和宋子文、孔祥熙的私交甚好；也许，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陈光甫和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摩根索曾经说，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金融方面进行谈判，中国政府中只有两个人可以谈，一个是宋子文，另一个就是陈光甫。
那么这个陈光甫究竟何方神圣？
5、陈光甫何许人也？
陈光甫，名辉德，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1892年，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他随父到该行学徒，工余跟随比利时人狄来学习英语。1898年应考汉口海关职员被录取，先到邮局工作，后调江汉关税务司。1902年到汉阳兵工厂当译员。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汉口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景维行，和景的女儿结了婚。1904年，通过景维行的活动，陈作为湖北省代表团随员赴美国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会后得官费津贴在美国留学，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年回国后即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任外事科主任。1911年到江苏省银行任督察，1914年离职，转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顾问。
1915年6月，陈光甫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的时机，与信义洋行经理庄得之等人集资七万余元，又得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应允，由中国银行向该行存款相助，在沪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陈任总经理。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面向社会中下层，以经营小额储蓄存款和小额工商贷款为主，一元即给开储，银元与银两并用。还以“礼券储蓄”、“教育储蓄”、“零存整取”等办法广泛开辟存款来源。
为适应当时新兴工商业发展的形势，又倡办货物抵押贷款，并在业务手续上尽量方便顾客。在银行内部，他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作为行训。
这样，上海银行的营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二年资本即增达三十万元。1917年增办国外汇兑。1919年资本增至一百万元，1922年资本达二百五十万元。1923年创办旅行部，后扩充为“中国旅行社”，是我国自办旅行业之始。1925年，陈光甫受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邀请，出席善后会议；同时与国民党方面孔祥熙、宋子文等交往密切。
6、陈光甫和蒋介石的关系
1926年6月，美国垄断企业——金属公司董事长霍却特在上海逗留时，曾向陈刺探南方革命阵营的动向。1927年初，霍却特写信给陈光甫，表示如果蒋介石建立政府，美国是会承认的。于是陈光甫与江浙资产阶级一起，决定以财力支持蒋介石。
3月底，蒋由南昌到达上海与虞洽卿筹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通过他从上海的银行、钱庄两业中，为蒋垫借政变经费。“四一二”政变后，陈又为蒋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效力。从此，他得到蒋的赏识，曾许诺财政部次长等职。他顾虑与政界靠得太紧，会影响银行的信誉，辞未就。
1928年，中央银行建立起，他担任该行理事。11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时，他又分别担任这两行的常务董事。1929年2月，陈光甫赴英国与英资本家商谈合办企业，并顺道在欧洲一些国家考察金融、商业。6月，受国民政府委派，以资方代表身份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0年他回国后，极力宣扬“劳资合作”。这年上海银行增资，他将新增资本股票的一半派给职员认购，“使行员皆成股东”。
1931年前后，水旱灾荒遍于全国，陈光甫在上海银行设农村贷款部，与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合办农村贷款。1932年他就任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帮助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筹措反共内战经费，还顺从政府的意旨，将内债延本减息。这个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上海市临时参议员等职。
他向官僚权贵靠拢，把上海银行的股票送给孔祥熙，让孔担任银行董事。同时，他还极力向国外活动，以“打通欧美各银行与本行发生直接往来”，视为上海银行“新生命的寄托”。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华北，逼迫国民政府恢复北宁路通车。蒋介石通过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陈光甫谋划，由中国旅行社出面，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承办通车事宜。
1936年3月，陈光甫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并被委派为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到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
他以中国货币固定对美元的汇率为条件，换取美国收购中国白银，缓解了中国币制改革初期出现的危机。到1936年底止，上海银行的资本已达五百万元，较开办时增加六十多倍，公积金七百五十多万元，存款总额一亿五千余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十处左右。
这时，上海银行已由原来一家小银行发展为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成为“南四行”之一，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私营银行。
无论怎样，1935年，在进行了一场“国进民退”的掠夺后，国民党以国家的名义将社会经济的主导权掌握在手中，当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宣布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后在1936年增加农民银行）发行货币，其他银行一律不具有货币发行权。
同时，宣布放弃银本位，禁止白银和银元流通；改为汇兑本位，法币与英镑挂钩，汇兑比率为1元法币兑22.5便士。这一改革当然也伴随着一场掠夺，大量民间白银和银元被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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