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航
编辑 | 王珊瑚
当文科女讲脱口秀
“学术圈跟娱乐圈一样。”
对复旦大学中文系研三学生刘晓云来说，脱口秀就是她抵抗现实最好的武器。这天在地铁上，当她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这个开头，最近的压力就成了创作素材。
她正在投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没有回音，她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应该是自己咖位不够，需要找个学术大咖当第一作者才行，“学术圈生态就是这样”。
面对学术期刊编辑，刘晓云回邮件时标点符号都得检查一遍。但打开脱口秀文档，另一个更犀利更自由的刘晓云上线了。一连串对比从她脑海里冒了出来，花了一个小时，她写下八百来字，正好够一次表演。
“导师团队就像经纪公司，大公司拿到好资源。”“发论文和参加学术会议，就像演员们拍戏、参加综艺，都是为了提高曝光度。”“作品有没有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去背靠大树好乘凉。”“一作和二作就像电视剧的一番和二番……”
脱口秀文本技巧里，这叫混合类比。刘晓云擅长这个。前段时间，她的一段脱口秀上了微博热搜，其中一段也跟论文有关：
“每次我导师跟我说，你快发篇C刊（核心期刊）吧，没有一作，二作也行。你们觉不觉得就像皇后在跟安陵容说，快给皇上添个子嗣吧，没有皇子，公主也好。”
一个留给观众笑的停顿——舞台上的刘晓云有一种高冷范，几乎没有肢体动作，连笑容都是收着的——她接着吐槽：
“老师就像老公，虽然他不能帮你生，但是他会告诉你，宝贝，我们争取三年抱俩，要是拼个三胎、四胎的，那就更好了，响应学校政策。”
●刘晓云在比赛现场 讲述者供图
上热搜的这段是刘晓云在“旦口喜剧大赛”复赛上的演出。比赛模仿脱口秀大会，由上海大学生自制，除了复旦学生，也邀请了上海其他高校学生“踢馆”。今年10月，节目片段被一个博主推荐，意外上了热搜。
刘晓云的段子被截屏传播最多。舞台上不到十分钟，她火力全开，从原生家庭到专业再到求职，挨个吐槽了遍。
她在舞台上评价中文专业，“文学跟男人一样，最大的魅力来自于你的想象力”；也吐槽被催婚，“我爸说，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我说，可能是因为我命好？”
“尖锐”“犀利”，其他选手这样评价刘晓云。刘晓云自己不觉得出格，甚至有时候，现实可能比她说的还糟心，比如找工作遇到的种种。
过去一年，她面试了很多企业、事业单位，基本都会问到，有没有男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刘晓云本能地说有，觉得这样显得自己稳定。没想到HR继续追问，谈了几年？有没有生孩子打算？她一下没答上来。
更坦率的HR直接在面试现场说，其实不想招女生，“生孩子之前保胎要保半年，然后生一年，哺乳期半年，相当于这两年工作要空下来”。还有一次，刘晓云远程面试一家国企，面试官问，“你愿意接受加班么？”她回了句，“加班是效率低的体现”，下一秒就直接被闭麦，赶出了会议室。
“这个过程中你的情绪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刘晓云说。脱口秀正是她找到的出口。求职季碰上的糟心事，此刻都化作了舞台上的段子：“我一个文科女、单身、未育，这几个标签加在一起，在HR看来可能跟留过案底差不多。”
45度人生
刘晓云完全是脱口秀的外行，上热搜那次演出，是她人生第二次讲脱口秀，第一次是初赛。在整个大学校园，脱口秀也是新鲜事物，刘晓云加入时，复旦脱口秀社团才走入第二年。
最初，复旦法学生戴桁宇只是想创办一个社团，选择脱口秀是因为“有群众基础”。那是2021年9月，戴桁宇刚上大三，社团正式成立，取名“旦口喜剧”，“单口喜剧”的谐音，他们在食堂门口发传单，花60块钱上表白墙，最终吸引了600多人报名。
看起来人们有很多东西想吐槽。戴桁宇总结：“一是家庭，吐槽爸妈，二是感情，吐槽男女朋友的，三是生活，吐槽室友、课程或者导师的，就是安全而又可以吐槽的那些”。
所有话题里，最热门的是“卷还是躺”，后来，“45度人生”也成了比赛一个主题，“形容一种卷不动又躺不下的状态”。
相比以往，更多人涌入了考（保）研的赛道。三年前，刘晓云还在一所普通211高校，为了保研“卷绩点”，期末她干脆把被子带到自修室，“醒了就学，困了就睡一会儿。”
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2019年，全国考研人数不到300万，而 2021、2022、2023年，分别为377万、457万、474万。
读了研究生也要面临毕业。经历了不顺利的求职季后，最近刘晓云就在准备中学教师编制的考试，好像又回到了本科争取保研时分秒必争的状态。她对抗压力的办法就是“摸鱼”，刷段子或者自己写段子，但其实并没有减压，“一边焦虑一边摸鱼其实很难受”。
和刘晓云所在的文科专业相比，医学专业还要更“卷”。临床医学大四学生吕盛典说，学医本科不够用，所有人都在争夺保研名额。一门课程最多30%的人能拿A或者A-，大家每门课都在争夺成绩。
他对卷的定义是，“多做的那些部分没有意义，对你做医生，对你的学术，都没有意义。”比如实验课，很多同学会求购过往拿A的实验报告，“知道老师喜欢什么样的报告，然后我就照着去写。”
他多少有点清高，没有这样做，“不想干一些很无聊很蠢的事情”。竞争激烈，学习又那么枯燥，有的人已经“躺平”了。吕盛典说，他的一个室友什么课都不去上，考试都不参加，今年留级了。
和很多人一样，吕盛典做不到所有时间花在学习上，但也没躺平，每天在图书馆自习到晚上10点，把成绩维持在一个中间水平。在“分给的好”和“课上的好”的老师之间，他会选择前者。大一他选过一门自己感兴趣的，数学概论，结果只拿了B，“后面我就没有怎么再因为兴趣选过课。”
临床医学本科五年制，明年就面临保研，但至少现在，脱口秀还是他生活的调剂品。
11月一个周六，脱口秀社团在学校工会礼堂办首次公开演出，大概有200个同学申请了票到场。上台两个小时前，吕盛典喷了喷香水，提醒自己进入表演状态。这天，卷实验报告的现实成了他的一个段子：
“大家都知道每门课得A是有上限的，所以你照抄前任的报告是一定拿不到A的。他们就卷出了一个新的流派，叫反思流，是什么意思呢？就故意在实验中出现一些失误，让这个结果出现一些偏差，然后他们的实验反思写出特别多的内容，像一种忏悔录交给老师。”
舞台下很多人都笑出了声。舞台上，吕盛典来回踱步，要抓回台下的注意力，段子就不能停：
“但是你要是能设计出特别精妙的错误，我也就认了。上次我室友做实验，实验中的那只兔子直接给宰了，我说你这样子实验报告分数比我高，都不能叫劣币驱逐良币，应该叫冥币驱逐人民币。”
●2023年11月，旦口喜剧这学期第一次演出，左为吕盛典。周航摄
“禁区”
11月的这场校园演出，除了自己表演，吕盛典还要负责所有内容，主要是修改内容，让它们变得更好笑，另外他要保证，它们都是安全的。“要保证社团能活着。”他说。
脱口秀行业里经常说，这是门“冒犯的艺术”。现实中，这也是门不能脱缰的艺术。大学校园里同样如此。吕盛典事先跟同学们讲了规则，跟市场上的商业演出一样，政治、宗教不能谈论，另外，“批判学校得有一个度，可以吐槽，但是不能特别严肃去批评”。
每个人都很自觉，最终，吕盛典没有因为尺度原因拿掉任何文本。一个大二学生说，大家都知道边界在哪，“多上网就知道了”。稿子也送给过场地方老师过目，没有提出修改意见。
也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2023年的寒假，戴桁宇跟社团元老们决定把校内比赛从复赛开始拍成综艺，一开始，戴桁宇想推动跟学校团委合办比赛型综艺，但发现要求太多了，或许是担心视频上传到网上引起舆情，他说团委一个管理的学生甚至提出，吐槽外校食堂难吃可以，“讲复旦的食堂只能讲好吃”。后来他和伙伴们干脆自己成立公司，在校外独立办了这个比赛型综艺。
自己把握尺度，戴桁宇和团队小心避开所有可能的雷区。刘晓云复赛收尾的一个段子就被学生导演删了，段子里她说生活比一场“SM游戏”还过分，游戏里说了安全词就一定能停下来，生活却不是这样，哪怕要卷死了，“你说我想停，它都会觉得，女人，你又在欲擒故纵”。后来在刘晓云的争取下，这个段子重新剪了进去，但做了小小的修改，“SM游戏”替换成了“五十度灰”。
十多个选手里，刘晓云也许是最犀利的那个。舞台上，刘晓云是给导师编排段子最多的人。其实私底下，她跟导师的关系让其他学生羡慕。另一个专业的同学用惊叹口吻说，她居然可以直接跟导师说，“今天感冒了，不想去上课。”“想吃烤肉”。
刘晓云说，她导师也是个“有梗”的人，上热搜后，他逢人就介绍她是“网红”，还开玩笑让她可别说自己名字，“被我妖魔化了”。当然，这份犀利也是限量的，另一个学生说，知道他讲脱口秀，辅导员善意提醒过，“小心祸从口出”，但他的段子其实都是自嘲。
刘晓云也跟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交流过，他们对导师的依附要强得多，或许也是因此，他们没敢写这方面的段子，又或者，“温水煮青蛙，他们已经习惯了”。
有时候，听起来很清新的段子也可能冒犯到人。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管理学生减减最关注女性权益，她在比赛舞台上讲了一个关于奶茶的段子，说是自己喜欢喝奶茶，但不理解一些奶茶的名字：
想让一杯奶茶料混在一起显得特别好喝，商家会给这杯奶茶起名叫奶茶三兄弟，料再多一点的话可能叫奶茶葫芦娃，“但我们从来不会听到有一款奶茶叫奶茶三闺蜜”，“如果叫奶茶三闺蜜的话，你就感觉珍珠啊椰果啊，在杯子里互撕，在上演《小时代》，椰果对珍珠说，咱们做配料的，最重要的是得到吸管的爱，没有了吸管你什么都不是，怎么，你还想靠着自己往上爬吗？”
第一次在读稿会听到这个段子，大二女生何馨觉得特别妙，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但下一刻何馨就收到了主持人的私信，叮嘱下一个登场的她，关于性别段子收着点，“老板脸都绿了。”
这天读稿会，团队请了一个潜在投资人到场，头发有些白的中年男性，带着夫人，还有另外两个女性朋友，按照主持人说法，中年老板的脸色挂不住了。等自己上台，何馨做了小小的妥协，她的段子讲述的是自己怎么劝导恋爱脑的闺蜜，她临场把“这男人不行”改成了“这人不行”。
如果连性别段子都不能讲，减减觉得那就“太可悲了”。她信奉的观点是，脱口秀就是“要讲自己真正觉得值得讲的东西”。其实，减减也不仅仅关注女性议题，她也很乐意关注其他人群，比如LGBT。但她说，任何一个开放麦场合，它都是不能谈论的禁区，她也没尝试写过段子。
最近一次校外公开演出把她气哭了。因为最新版本的稿子没来得及报批，她觉得没有呈现最好，“对不起观众”。花了很久平复心情后，她也理解，毕竟上半年脱口秀行业有过一些风波，现在整个行业都怕惹事。
这样的遭遇其实并不算什么。复旦大学博一学生邵帅在外面商演时甚至遇到过当场断电要求停止演出的情况。在他看来，校园里环境已经宽松太多，外面商业连很多名字都不能提起，那次就因为提问观众最喜欢的明星，有观众回答说“吴亦凡”，演出直接被叫停了。
“校园里还是自由的”。他说。
●旦口喜剧大赛现场合照 讲述者提供
舞台上下
朱逸骏当然也知道脱口秀行业里面发生了什么。他是复旦大学团委校园文化中心主任，社团活动的管理者。他说，校方会辩证地看待脱口秀。
知道学生们喜欢脱口秀，在脱口秀社团成立之前，朱逸骏就组织过校园脱口秀综艺，后来戴桁宇在校外办比赛，朱逸骏作为评委出现在比赛现场。
读书时，朱逸骏曾经做过复旦剧社的社长，后来留校工作。他非常多次提起“有趣”这个词，表示校方提倡的校园文化口号是“卓越而有趣”，脱口秀现在也成了其中一部分。
与此同时，这份有趣也不能脱轨。“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健康地帮助年轻人交流的方式，不是走到后面变形了，包含了一些我们不能控制的负面情绪和负面能量。”
“我们和市场保持一致，市场有监督机制，我们也有监督机制。”朱逸骏说，“内容审核保证了同学的创作不会产生他们没有考虑到的负面影响。”
在他看来，校园不会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跟社会联通的。在他观察里，现在学生们的主流是“卷”——这也部分来自社会提出的新挑战，“就业情况没有原来想的那么好的时候，会有很多学想要考（保）研。”但同时，学生们其实也羡慕那些不卷的人，“那些不卷的同学，往往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
朱逸骏希望挖掘一些有趣的人，“让大家看到生活不同的可能性”，戴桁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戴桁宇确实认真考虑过把脱口秀当成自己的事业。今年，决定把校园里的脱口秀比赛拍成综艺时，他聚拢了很多上海高校的脱口秀爱好者，注册了公司，成立了厂牌“高笑喜剧”。
●2023年11月，戴桁宇正在上海中心演出。讲述者供图
办节目要花钱，他用“学习开公司”作为理由，说服做法律工作的父亲掏了6万，“如果说要做脱口秀肯定是不同意的”。
但现实比拍一个综艺难得多，节目上线，远远没达到预期。他说，原本还跟B站的人谈了合作，对方说挂生活区头条，“最后也就5000播放”。
这份成绩，难以说服家人继续支持，他自己其实也看不到太多未来。好在他还有保底出国的选择，明年1月，他会启程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管理学硕士。
理想和现实经常是遥远的。如果有可能，计算机学院研三学生妖妖想成为金庸武侠里黄蓉、赵敏那样精灵古怪的女主角，所以给自己取了这个艺名。现实里，她正在江苏南部的家里准备考公。
她报的那个岗位，报名了两三百人。妖妖也没有全心投在备考上，说该刷手机还是刷。舞台上，她有一个段子是“越不努力越幸运”，她确实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付出投入太多心血，我将来工作时候会非常难受，我想我为了找这么个破工作，费劲了这么久。”
同样面临硕士毕业的刘晓云做不到妖妖那么“佛系”，从研二开始，她简直要被焦虑淹没了。
上热搜后，刘晓云涨了一千多粉丝，不少女生给她发私信，“小姐姐很飒”，“讲出了我想说的”。但她自己说，舞台只是一种演绎，或者说，“那是我想成为的样子”，不那么“东亚乖乖女”。
舞台上，她显得很洒脱，其实离开舞台，她也很“卷”。她已经拿到上海一所知名中学的offer，还继续奔波，倒几趟地铁，去面下一个学校，后者年薪高了一两万。
频繁面试，她现在已经可以轻松应对“有没有男朋友”这样的问题了。“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发挥多年写言情小说的本事，她还给虚拟的男朋友写了人物小像，男友学计算机，上海人，刚直博，所以未来三年不考虑结婚生孩子。内心深处，她也不想毕业就跨入体制，最近她染了一头红发，心想也许工作后，就没有机会再染了。
简历里脱口秀的经历也经常被提起，用人单位总委婉地说，本职工作已经很累了。一开始刘晓云会回答，还是希望下班后有一些时间做自己的事情，现在她也放弃这样的回答了，“一步步被容错率极低的社会教做人”。她干脆把这段经历全部删去了——“不是说把它从我的生命中删掉了，只是从一张别人能看到的纸上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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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吕煦宬
编辑 | 陶若谷
每年9月至10月，是刘洋最头疼的日子。身为北方一所二本院校的辅导员，他要在这个时段完成一年一度的助学金评选。班上，每年都有二十多名学生递交申请，角逐六个助学金名额。
助学金落到谁家，关键在民主评议。按照学校下发的助学金评议文件规定，刘洋要在班里挑选学生，组成评议小组，让学生根据申请者递交的材料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定的，最需要助学金的同学。
但文件没有告诉刘洋的是，要怎么组织民主评议，才能尽可能避免人情世故的干扰，保障公平。
2021年，工作第一年的刘洋选定了班干部和各宿舍长，组成评议小组。傍晚，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发评议材料。匿名助学金申请者的家庭年收入、家里是否有重大疾病患者等信息，都在里面。看完资料，大家在纸上写下三位申请者的名字，匿名投票。最后，刘洋统计票数。依照票数排名，决定助学金的归属。
上大学时，刘洋当过班长，自认能客观投票给最需要助学金的学生。换位思考，他相信现在的学生也能。获选学生名单公示后，没人提出异议，他长舒一口气。
第二年，刘洋沿用班委做评议小组成员，情况却发生了改变。评议过程变得草率，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投票。结果令他感到讶异：三个班委占了助学金名额的一半。
追究原因，刘洋想，或许是一年相处下来，同学之间产生了更多联结，很难像第一年那样，刨除私情，根据材料，公正投票。刘洋不是没有想过，人情往来会影响评议，“但没想到会这么夸张”。
设立民主评议之初，是为了保障助学金公平发放。自2007年开始，我国财务部、教育部发布多个助学文件，规定大学生家庭经济是否困难、是否有获得助学金的资格，须经学校成立评议小组评定。一些研究助学金资助流程的论文指出，政策初衷，是希望通过同学日常和申请者的接触，了解其生活、消费的真实情况，也是为了评议在学生监督下推进，避免出现辅导员一言堂。
但在实践中，由于没有清晰的细则，多位大学辅导员称，他们只能在实操中一点点摸索、试错，民主评议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拼人缘”的竞技，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天津助学金事件后，一名河北学生发帖称，判定贫困等级由班长一人说了算，评议小组被架空。在他的班级里，一位出身贫困户家庭的女孩理应拿到一档助学金，班长却因为和女孩的私人恩怨，把她判定为“一般贫困”，女孩只拿到了二档助学金。
在四川，大四女生郑薇薇也在不透明的民主评议中，错失了助学金。公示后，郑薇薇没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她找辅导员提出异议，想补充提交一份家里的低保证明。辅导员嘴上答应了，会再组织一次民主评议。
等了一两天，没有动静。郑薇薇给负责小组评议的生活委员发消息、打电话，没有回音。再找辅导员，辅导员没了耐心，在电话那头直接骂了郑薇薇，说她给自己找麻烦，“老是搞特殊”。
辅导员的态度打消了郑薇薇继续争取的念头。她猜测，大四这一年，班委们都在忙着考研、求职，平时开班级例会都见不着人影，更别谈费心思为一个同学重新组织评议，辅导员手下也有几百号学生要管，不会特意为自己争取。
郑薇薇家在农村，父亲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工资不稳定，常年在讨薪。母亲在超市工作，月入2000元。家里除了她和正在上高中的妹妹，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奶奶，五口人全靠父母打工养活。
身为长女，郑薇薇上大学后，很难开口问家里要生活费。助学金是她的指望：3000元足够覆盖三个多月的生活开销。今年没拿到，她只好在上课之余，在校外辅导机构当美术老师，拿一节课100元的工资，赚生活费。
失去助学金后，郑薇薇才意识到，从大一开始，她从来都不知道班里民主评议是谁在参加，评议流程是什么，评分标准又是什么……这些本该透明的规则成了少数人才掌握的内幕。站在模糊规则的外围，像郑薇薇一样的助学金申请者们处境被动。
而在规则内部，辅导员刘洋在尝试做出改变，把民主评议的细则描摹得尽量清晰一些。
担心班委占一半名额会招来不满，刘洋撤销了那次评议结果。他不再任用班委，而是随机抽10位同学重新评议。
再次投票前，刘洋嘱咐，要降低人情因素，尽量基于平时对申请者的消费和生活了解投票。最后，一名经济情况更窘迫的学生代替了最初入选的班委，得到助学金。在那之后，刘洋沿用了随机抽选的方法，也会公示小组成员名单，以便监督。评议结束后，刘洋会专门拿出票数居高者的助学金申请信，比对评议结果和学生家境是否吻合。
不过，无论如何优化流程，仍会参杂不可控的人情影响。闲谈中，一位同事和刘洋提起，班里有一位家境贫寒的学生，过冬的衣服都买不起，但他性格内向，不太和班里的人来往。或许出于自卑，他也从未向别人吐露过自己遇到的困难。
这样的同学在民主评议中往往不占优势。出身农村，和城市里的孩子没什么共同话题的贫困生不在少数，互联网上不难找到他们的发帖。“况且，交朋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位在辽宁读书的农村学生留言称，出门逛街、吃饭，她的钱包禁不起这样的折腾。
刘洋总结出民主评议的规律：在客观材料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民主评议成员通常会倾向熟悉的同学一边。最后，学校里那位性格内向的贫困生没拿到助学金，他的同事看不下去，自掏腰包给学生买了一件棉衣。
低保证、残疾证等材料在助学金申请中拥有沉甸甸的分量。通常，辅导员们没有机会亲自调查学生的家庭情况，因此，经过认定的客观材料被看作是衡量贫困程度的重要指标。
2021年大学毕业后，刘洋来到这所北方二本院校做辅导员。有不少来自农村的学生，光是在刘洋当班主任的50人班级里，就有13个符合国家七类贫困生标准的学生，有的来自低保家庭，有的是孤儿。
刘洋把这类学生称为“有身份的贫困生”——他们经过相关部门层层审核，确认过家境，学校会保障这类学生只要申请、不必经过民主评议就能获得3300元一年的二等助学金。除了这部分学生，其他人都要通过递交申请信，陈述家庭状况，以此为依据，申请助学金。
刘洋发现，表达能力强的学生，能把申请信写得很动人，“让人看了就觉得可怜”。而那些仅仅在申请信里客观罗列家里几口人、收入有多少的学生，会很吃亏。
学校没有硬性规定，要求学生上交佐证家境的材料。因此，刘洋也没法核实学生们的情况孰真孰假。为了剔除人为因素干扰，他会把申请信里的关键词，“单亲家庭”“家人重病”等信息手动摘出来，汇总在一张纸上，供投票学生参考。
刘洋羡慕南方一些高校有更明确的量化标准和体系。他听说，广东一些高校有评议助学金专用的平台。上传学生资料后，系统能自动评判学生的贫困等级，略过人为评判的过程。
还有一些学校把学生日常的消费习惯也纳入考量标准。《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南京理工大学通过追踪学生在食堂的消费次数，将那些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顿，总消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列为助学金的资助对象。
在西北一所公办院校担任辅导员的郭晓琪，为了“量化贫困”费了不少心思。他在知网浏览有关困难认定的论文，搜集了一些学术上用来评定困难等级的指标，如是否来自农村，是否是独生子女，家里是否遭遇突发困难等。
他把这些指标罗列成一张“贫困量化表”，打印出来，根据情况打分。如果学生来自农村家庭，又有兄弟姐妹，他的得分就会比来自城镇的独生子女要高，拿到助学金机率更大。
但现实远比“量化表”来得复杂。郭晓琪发现，有学生家里虽然没有经历突发事故打击，但家人患慢性病，长期服药，开支积少成多。很难比较他与家里突发变故的学生，谁更需要帮助。
错综复杂的家境，也并非一两张纸质材料能够说明。在江西学生白菁的家庭，做纱窗生意失败后，白菁父亲去工地打工，工资一年才结一次。母亲到附近的服装厂上班，清晨五六点出门，凌晨回到宿舍，周而复始，一个月最多挣3000块。
白菁和弟弟的学费、治疗外婆心脏病的医药费……一笔笔开支让家里陷入经济无法周转的泥沼。大一时，因为一时半会儿掏不出6000元，白菁的学费是父亲借网贷付的。但这一切，白菁都开不出像样的证明。按照老家习俗，为外婆治病的医药费单是要被烧掉的。白菁问班长，能否提交日常的流水账单佐证，班长摆了摆手，说不行。
在白菁的班里，能用来申请助学金的材料都是低保证、残疾证这样具像化的材料。今年9月底，没有任何有效证明的白菁没有拿到助学金，但在公示名单上，她发现了班长的名字。
按白菁的描述，一次晚自习，她翻看自己的微信消费记录，班长在旁边瞥到了，感慨她生活节俭，还打开自己的消费记录，月支出都有四、五千元，“班长还补充说，在支付宝还有流水。”白菁回忆，用着价值上万的苹果笔记本和手机，以班长的情况，怎么能评上助学金呢？
她提出异议。班主任没多说话，拿出了班长提交的申请材料。三张残疾证摆在眼前：他爷爷奶奶、妈妈都是残疾人，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白菁不再申辩，嘴好像被堵住了一样，离开了办公室。
参与助学金评议工作两年，对27岁的年轻老师郭晓琪来说，是一个不断打补丁的过程。他讲述自己所在的学校，管理不规范，纪律松散，班主任对助学金评议并不上心，总敷衍了事。
之前，学校按班级贫困生“入库”比例分配助学金。所谓入库，指的是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递交材料后被纳入到统一的数据库里，库里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入库的学生越多，一个班能分到的助学金数目也就越多。
第一年参与评定，郭晓琪在审核中发现，有一个班几乎全班都申请入库，令他印象深刻。“怎么可能一个班四十多人，都是贫困生呢？”他把申请打回去，让班长重新核查。结果，那位班长跑到办公室质问，为什么没有全体入库？郭晓琪问他，你们一个班的同学都是贫困生吗？男生回答，不是啊，但以前不是都能全班入库，拿到更多助学金吗？
这是郭晓琪第一次意识到，之前助学金评议如此不规范。郭晓琪没有责怪学生，“毕竟他也是在为班级利益着想。”他和男孩讲道理：如果都全班入库，“入库”就失去了筛选的意义。
事后，郭晓琪找到校领导，提议直接按照班级人数比例分配助学金，不要再盲目提高入库人数，挤占助学金份额。意见得到采纳，郭晓琪成了学院里负责助学金评议的辅导员。在他的讲述中，钻空子的学生时不时就会出现。
今年，同事班上一名学生在申请书里称家人有慢性病，还附了一张桌面上堆满药物的照片。同事放大图片，看到药盒上注明的疾病，和学生声称的慢性病根本没有关联。同事找学生谈话，学生才坦言，图片是在网上下载的，家里没有人生病，他只是想试试看，这样能不能申请到助学金。
针对助学金制度做出的改良，令郭晓琪没少听到，学生在背地里埋怨他太严格的话。最初，这样的评价令他难过。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做了这么多努力，保证公平，换来的却是责怪？内耗的情绪影响到了工作。那时，他每做一项决策、每发布一个通知，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会不会有学生骂我？
但他渐渐发现，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出发点去看，很少能做到从事实出发评价他人。去年助学金评议，自己班上的班长也申请了。小组评议，班长参与了全过程，也看到了其他同学比她更困难，但她仍因为没能评上助学金，给郭晓琪打电话，抱怨到半夜。
郭晓琪意识到，就算按规则办事，也总会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的人，自己不可能讨来所有人的认可。
最近，郭晓琪又发现了新漏洞。按规定，只要符合国家七大类评困生类型的学生，就一定能拿到助学金。但在这些学生中，又有成绩不好、品行有问题的学生。郭晓琪班上就有一位，是孤儿，每年都能评上。但这个同学作业完成得糟糕，频繁挂科，在退学边缘徘徊。
“助学金不是烂慈善，钱还是要给到认真学习的。”郭晓琪说，但不把助学金发给这些“有身份的贫困生”，上面就会派人调查，作为辅导员，自己也会经历一个漫长繁琐的、被调查的过程，郭晓琪称之为“劫难”。
为了让助学金落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手里，郭晓琪提出新的规则：如果“有身份的贫困生”日常表现糟糕，班主任提交说明后，可以不把助学金给这些学生。但落实起来，这项工作又存在困难。
提交说明需要班主任收集繁复的证明资料，包括学生成绩单、旷课记录或是处分单。除此之外，班主任还要提交一份申请书。有些老师嫌麻烦，索性还是把名额分给了这些同学。
找到了漏洞，打上补丁，但执行的人不配合，郭晓琪也没有办法。助学金评议的工作复杂，好像有补不完的漏洞，郭晓琪有时会希望，干脆取消助学金，推广勤工俭学制度。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辅导员发出和郭晓琪一样的感慨，每年助学金评议后，自己都会被学生追着问，不断回答一个个“凭什么？为什么？”
做了两年辅导员，刘洋总结的经验是，要制定规则，但不参与其中，做旁观者。他从不在小组评议时投票或发表意见，只在一旁充当主持者的角色。
领导对助学金评议工作抓得紧，如果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对辅导员的职业生涯都可能造成轻则处分，重则开除的影响。学校开会时，领导也会强调，让老师们保护好自己，不要过分干涉，更多的还是交给学生评议。
至于谁来维护真正的公平，刘洋心里没有答案，“这种事肯定保证不了绝对的公平，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们能够最直接参与的反击就是举报。湖北女生何田逸，在去年11月，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按何田逸的说法，当时她评上了二等助学金，一天中午，她突然接到辅导员电话，说要去操场单独聊。何田逸感觉奇怪，告诉了比她大两岁的男友，他嘱咐何田逸，全程录音。
在操场上，辅导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由于操作失误，自己在上报助学金名单时，漏掉了何田逸的名字，只报了班上其他四个人，害她没能拿到助学金。何田逸心里冒出失望，但看着老师愧疚的样子，又心软了。两人分开前，辅导员嘱咐，不要声张此事，“明年我会重点考虑你”。
晚上，何田逸和男友复盘，男友觉察到“操作失误”中的一些不对劲。第二天，他登陆何田逸学校官网，发现已经公布获选名单，显示有5名学生拿到了助学金，不像辅导员说的，漏报了一个名额。原本属于何田逸的位置，被一个姓钟的同学占据。
钟同学是班里的纪律委员，平时和辅导员关系紧密，常帮老师跑腿。申请助学金时，也没有看到钟同学的名字。何田逸和男友哭诉，男友也很不满，他想到了举报。
用了一天时间，他们收集了录音、公示截图等证据，写了实名举报信，分别发到市级、省级教育局和学校的举报邮箱。不久就收到反馈，学院院长告诉何田逸，校方会把助学金名额归还给她，也承诺给辅导员处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何田逸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公示名单上，结束了这场风波。
很多人都知道，举报这条监督通道是好用的。媒体报道，近日，中山大学一名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因使用价值两万的“苹果全家桶”、花上千元买演唱会门票而被举报。调查后学校发声明称，该生助学金认定过程没有问题，但因其过度消费，决定终止其助学金发放。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条通道也会被人恶意挤占。辅导员郭晓琪去年处理过一次，励志奖学金结果公示后，学院邮箱收到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的同学给获选班长扣了许多帽子，最主要的一条，“品行不端”。郭晓琪被委任处理，向当事班的班主任了解情况。与此同时，学院还开展了一次民意调查，让班上除两位当事人以外的人投票表决，举报信中的内容是否属实。
郭晓琪说，调查结果显示，奖学金评议没有问题。班里也没有同学认为，班长的品行如举报信所说。老师们把调查结果整理成册，拿给举报的学生看。但二十多页的反馈报告没有说服这位学生，她在此之后又分别向校方、教育厅举报了两次。
郭晓琪后来从女生的班主任处得知，举报女生和班长有私怨——按照郭晓琪的说法，女孩的男友曾是班长，后来换成了被举报的那位，加上班长有一次给她旷课记过，最后，举报成了她报复的方式。
利益的混战有时会造成误伤。社交平台上，有辅导员发帖称，自己屡次被没有拿到助学金、怀有不满的学生投诉到省教育厅，一轮又一轮经受校方核查，因而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郭晓琪从今年开始，不再担任原先班级的班主任了，原本在路上和自己热情打招呼的学生，再也没有主动打过招呼，“说得不好听的，现在利益不相关了，他没有必要讨好了。”
相较客观指标，郭晓琪觉得，贫困更像是一种内在的感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需要这笔助学金”。去年，班上一位女同学因为没评上助学金，半夜打电话给他，哭诉到凌晨四点。
女生告诉郭晓琪，母亲失业，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赚钱。为什么以自己的情况，评不上助学金。郭晓琪先是一阵安抚，接着又告诉她，拿到助学金的学生，来自西北农牧家庭，家里还有患重病的老人。相比之下，这位家在安徽、家庭年收入有七八万的学生，家境不算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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