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年春节，是在牌桌上见着的展鹏。那天下午，约在伟国办公室打扑克。伟国单位每年春节都安排值班，但值班只是形式，没有待办事项，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倒成了叙旧的好地方。
牌局刚开场，展鹏推门而入，手中提着一小袋板栗，脸上笑容有些大了。论起来，他的加入并不唐突，我们仨是老同学，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邻居——展鹏住我楼上，而伟国在楼下。只是我们太久没见了，伟国笑说，难得展鹏也回来，喊来凑热闹。我赶紧起身，腾出位置。
见到展鹏于我是惊喜。年纪渐长，春节的滋味就变了。小时对春节更多的是期盼，一套新衣服、厚厚的压岁钱，还有没完没了的寒假，鞭炮声里都是新的喜悦。长大之后，过春节则像翻老照片了。青廉巷行人日渐稀疏，房子越来越旧，连同房子里我的奶奶，也老得让人认不得了。我得翻开相册，才能抓回她的旧模样。
春节怀旧还包含见故友。我们是一块土地埋下的种子，我们吹过同样的春风，晒着相同的太阳。但是时光是太过神秘的存在，它把黑压压的种子，养成不同的样子。那些年少时熟悉的面庞，已被时间隔开老远。在短短的春假，我们重新相逢，走马灯似地聊聊结束的一年，更新陈腐的记忆。脑海中，仍是他们少年模样，眼前，却已然是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了。
打扑克只是老友叙旧的掩护。我们仨斗地主，打牌间隙，我的眼风有意无意地在展鹏身上扫。他穿着黑色短夹克，牛仔裤，金属窄边眼镜陈旧磨损，镜片上落着薄薄的灰。
透过闲谈得知，展鹏已经在省城落脚，在郊区一家面包店找到工作。那是家夫妻店，男主人为帮夫人圆梦，从国企辞职下海。好像每个女人都有个开店的梦想，花店、奶茶店或者是面包店，但并非每个男人都愿意舍弃工作让妻子的梦想照进现实。店铺小本经营，开在郊区中学旁边，主要服务学生和附近的小区居民。总共三名员工，店主夫妇加展鹏。展鹏负责烤面包，老板娘负责蛋糕，老板则管经营。
谈到店铺的分工，展鹏面露得意的神色。“店铺里我就负责把面包烤好，蛋糕之类产品全部甩给她，她搞不定了再让我帮忙。老板上次还说呢，但凡他提到市面上最时兴的面包款式，我都能烤。”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他不问，我就啥也不说。”他的笑容变得狡黠，嘴角亮闪闪的。
展鹏在牌桌上边吃板栗边战斗，两根手指像捏围棋子似的夹着板栗，腮帮子有规律地一鼓一鼓，胜券在握似的。我牌艺不精，和展鹏分在一组时，昏招迭出，他也没有怪罪。无论是进攻时我出牌差强人意，还是防守时伟国火力猛烈，他都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有些骄傲了，让我想起坐在街亭城墙上大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
面包店给展鹏开了近五千的工资，他在店铺边租了个三百多的单间，上下班都不出周边一公里。年底那段时间，店铺生意不济，疫情让学校封校，店铺也就连带着断了客源。临近年关，大家又都感染了新冠，老板索性把店铺关了，展鹏很早就回到了老家。
展鹏说，家庭作坊似的面包店并不是他的终点，他想在省城开一家面包店，不过先借着夫妻店探探路。“能干多久，还两说呢。”展鹏眉飞色舞，一幅蓝图在他的神情里铺展开。
眼前的展鹏和记忆里的，有神似有交叠，更多的却是不同。时光呐，你不知道它如何塑造一个人，会把一块泥团揉搓成何种样貌。回溯过往，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展鹏与面包师傅划上关联。
2
老家县城地处闽北山区，江水在山涧拐了一道弯，先人们便在此生了根。县城小小的，城关常住人口不足五万。江水自北峰起往东南方向流，它大多时间是静静的，不疾不徐。初中的操场上筑着半人高的堤坝，爬上去能看见江水东行，穿城而过。
学校有三栋建筑：一栋教学楼，三个年级几十个班级日常在此上课；一栋实验楼，“科学”等所谓的副课放于此处；还有一栋是宿舍楼，不少同学从乡镇而来，聚集于此——他们的父母离开家打工，学校便是家了。
初中时，展鹏是大人眼中的模范、天才，而我不幸与他同班。同龄人还沉迷漫画书、“三国卡”时，展鹏已浸淫文字、熟读三国了。那时，学校周边的零食摊位上售卖三国卡，正面是英明神武的三国英雄，背面则是简单的文字介绍，附带着数字化的武力值、智力值，我们对三国的认知仅限于此。但展鹏强调：“我看的可是原汁原味的《三国演义》，文言文，不是白话文版。”于是，同龄的孩子围着他，听他讲刘关张桃园结义。他两眼放光，脸上挂着成竹在胸的表情，高深显而易见，同伴更多是被他的神情吸引，而不是故事。
我不甘心，也翻出《三国演义》，艰难地在文字中摸索，拼凑他口中群雄混战世界的细节。下一回，他在人前谈起“三英战吕布”，绘声绘色地，我就插嘴质疑，自认为抓住了他的破绽。可他毫不慌张地反驳，眼神带着毋庸置疑的神气，我立刻就退缩了。
展鹏太出挑了。在学校，只有他能和班主任平等对谈。广泛的阅读让他有种不合年龄的成熟，这份成熟夹带着少年锐气，像冬天刮来的北风，带着毛刺。那样的交谈让人羡慕：不是稚嫩学生对老师的报告，而是平等的两个人侃侃而谈。他们交谈的内容，不是扯咸淡，常常是探讨了。
班主任是个挑剔的语文老师，身材微胖，牙齿像是乡间的崎岖小道。他常寡着脸在班级教训我们，唯独提起展鹏时，脸上会堆起笑，惜才的模样。为了制服脱兔般的学生，班主任在班级推行“操行分”制度，每个人的日常表现都与分数挂钩：考试进入前十名，加分；运动会得了奖，加分；上课讲话、作业没有完成，都是要扣分的。班主任在教室中间的墙上挂了张大幅的白色卡纸，全班每个学生的名字都赫然在列。榜单与每个人有关，把人整个摊在阳光下，无遮无挡、众目睽睽。
初中生最争强好胜，我也不例外。对于展鹏，我不服气——谁受得了班主任偏心宠溺，对象还是楼下的邻居呢？
那年县里突发洪灾，政府组织募捐，班主任倡议捐款，并宣布捐款金额与操行分挂钩，捐款多的同学可以多加分。我一股脑把所有零花钱都捐出去——一张绿色的五十元人民币。
之所以对金额记忆犹新，不仅因为那是外婆春节私下塞给我的红包，红包上附带着老人家的嘱咐，还因为它给我招致一顿毒打——期末前，母亲参加完家长会，铁青着脸让我跪下，黑夜都弥漫到她脸上了。她平素虽严厉，但自从我进入初中，体罚是没遇过的。那段时间，她从工厂下岗，家里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却从没亏待过我。
母亲从阳台拿来铁制衣架，抽打我的后背，下狠手了：“五十块你也敢捐出去？你胆子太大了，你看我下次还给不给你零花钱？”
我憋屈得紧了，眼泪瀑布一样流下来。
后来才知道，那次家长会结束，母亲和展鹏母亲一同找班主任，想问问孩子在学校的近况。母亲对我的关注天经地义，但她错在不该和展鹏母亲同去，哪怕是邻居呢？
班主任指着操行分公示栏，展鹏的名字遥遥领先，榜单都快装不下他了。班主任笑着和我母亲说：“孩子有爱心，但捐款的分数都加上去，也比不上展鹏。”我想，当时班主任的笑容一定很刻薄，我理解母亲的屈辱，她的铁衣架不是打在我的背上，而是我的脸上。
我先是好斗的公鸡，随时要上战场比拼一番似的；过了一阵子，我偃旗息鼓，决定放弃了。那口气一放下，我就再也没有提起过。我不再攀高，甘心伏低做小，我匍匐在生活脚下，它给我什么，我就拿着什么了。
3
展鹏母亲是小学数学老师，展鹏成为天才仰赖母亲开蒙。她一早准备好课外读物，有计划地递到儿子面前。她还能辅导数学，那几乎是本职工作了。可以说，展鹏的天才来自她的苦心经营。她还是严厉的，声音尖锐，让人想起粉笔摩擦黑板的尖响。
伟国还记得一个傍晚，他上楼找展鹏玩。展鹏母亲从夹缝里按住往里冲的伟国，把他拦在铁门外。她说，展鹏正在看书，学习任务没完成，不能和你耍。伟国说，他记得展鹏母亲瘦削的脸，不耐烦的，眼神像是在防治病虫害。
也许在她看来，我们注定要困在县城，而展鹏不一样。
谈及儿子，展鹏母亲总洋洋自得，尖锐的声音夹杂着炫耀，一张网似的罩上来。儿子是她最好的作品，还有什么比此更能代表老师的教学成就呢？我母亲几次在家腹诽：“有啥可得意的？”可见，展鹏母亲的骄傲变成了尖刺，也刺痛了其他拥有“普通儿子”的母亲的心。
但我脑海里还有个展翅欲飞的展鹏。
我、伟国和展鹏，年纪一般大，可以说是发小。伟国家住一楼，展鹏夹中间，我家住在三楼。应该是小学时，稚嫩的我推开展鹏家的门，看见他站在小板凳上，腰杆笔直，规律地挥动一根小棒。小棒在半空中恣意舞动，虚画着三角形。展鹏面前放着半人高的角架，上面摆着薄薄的有着奇怪符号的书，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五线谱。
展鹏的爷爷站在他的身侧。他爷爷是音乐老师，花白的胡子，微卷的半长头发，很有艺术家的气派。老人轻声打着拍子，偶尔轻握展鹏的手臂，引导小棒的走向，祖孙俩像是两只交叠在一起的振翅欲飞的苍鹰。我在一旁看呆了，眼前的画面属于另外的世界，太过陌生。
我意识到展鹏与我的不同。我们分属于不同的生产线，我们压根不是同一种产品。展鹏母亲是把儿子当做航天员和科学家来培养的。那条生产线精钢质地，严丝合缝，每道工序都要求精准。展鹏性能的领先是毋庸置疑的。我又想起粗糙的自己，羞赧拉扯我的脚步，蹭蹭地往后缩，不得体被暴露在人前似的。
这种比较的结果，是我和伟国越走越近。平凡的我们更能分享琐碎的生活。初中生拿不上台面的乐趣，可以在私下传播，变成两个人关系的黏合剂。我不愿把真实生活摆在展鹏面前，它们显得低级，我不允许自己有副低贱的嘴脸。
后来我发现，像我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疏远是群体性事件。那些住宿生，他们像小小的石头，还没发育的身体，麦秆似的，脸上却常有倔强的表情。遥远的父母，让他们因为敏感而坚硬。而面对天才，背过身子或许是更好的姿势——如此，也偶有一丝得意从我心底冒出头来：成绩好又怎样？《三国演义》烂熟于心又如何？大家都不和你玩！细想来，排挤大抵都是自卑心作祟罢了。
初三，展鹏做了件“大事”——他离家出走了。
他在班级里独来独往，对于同学的退避三舍，显得云淡风轻，毫不在意，有一股子傲气。我们只知道他和他母亲大吵一架，就背着书包就离开了家。
那天晚上，全家出动，他的父母、爷爷把县城的大街小巷都翻开来，来来回回检查，但天色沉了，他也没回来。第二天，都准备报警了，他父亲才在邻县的网吧找到他。他一个人，步行到那边，夜行了四五十公里。
我是在进入职场以后理解展鹏的，他被绑架了，他母亲用“天才”的标签绑架了他。
在单位，我的顶头上司是个脸上永远挂着笑的中年人。他总在人前夸奖我，说我像老黄牛，说罢还要拍拍我的肩膀。说得多了，“老黄牛”就像紧箍咒了：我不敢请假，担心会玷污了老黄牛，让他失去令人敬仰的光芒；我雕琢自己，尽力让言行规矩。久而久之，老黄牛变成我，而真正的我，烟消云散了。
而年少的展鹏面临同样的困境：大家用“天才”之类的词汇代表他，他必须优秀，而且必须优秀得毫不费力。“天才”的称谓绑架了他，一组好词露出狰狞的牙齿，不怀好意了。人一旦被捧上神坛，曲高必定和寡，而展鹏不过是一名初中生罢了。
4
高中，展鹏从县城消失，他母亲按照计划把他送进省城读书。那时，我的足迹还未抵达过省城，只知道沿着江水一直往东，江水汇入大海的地方，就是省城。那是一个比县城大不知几倍的地方。那条路啊，弯弯曲曲，绵延几百里，但越是山高路远，越是吸引人。
我按部就班进入县城高中，身边大多数同学亦如此，我们沿着很多人走过的路，顺从地往前走。当我母亲还在为我拿到不错的成绩进入高中而高兴时，展鹏则已经被她的母亲送进了省城。
后来关于展鹏的事，我都是听说的。
展鹏的两个姑姑在省城工作，进城读书的计划早已草蛇灰线地布局，绝不是突发奇想。开始展鹏住在姑姑家，之后住校。
进入高中没多久，省城传回的消息就不对味了——姑姑毕竟不是母亲，姑姑对于侄儿是只可以有疼爱的，脱离了母亲的管教，展鹏被电脑游戏夺走了心魄。当时一款三国主题的游戏大热，他熟悉的三国世界被创造性地呈现，可视的刀光剑影令人血脉贲张，展鹏的业余时间就在网吧度过了。
失控有叛逆的成分。过去，因为母亲的眼睛盯得紧，展鹏的世界是“自古华山一条道”，纯净得没有杂质，游戏糟粕无法生存。而现在，母亲远在千里之外了，鞭长莫及，被压抑的欲望便“翻身奴隶把歌唱”了。
展鹏的失控最先体现在成绩上，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失去了往日繁华。伟国曾和我说，展鹏初中漂亮的成绩单是在时间里浸泡出来的，而不是如他表现得那样容易。我们撒欢玩耍的时候，他母亲把他钉在书桌前，奥数题或者课外书霸占了他，天才的背后已经标好了价码。
远离县城，展鹏先是迎来了解放，再是沉溺进游戏，最后失去了光环。省城的高中显然不是县城可比的，这里每一名学生都被当作航天员、科学家培养，每一个放在县城里都是天才。
在省城的高中，再没有同学为他丰富的知识储备而赞叹，每名同学都读原装的《三国演义》。哪怕是成绩，也已经拿不出手了。他失去闪光的标签，没有老师再与他平等交流了。神话破碎，泯然众人。落差必定让他痛苦，否则无法解释他后来的行事乖张。
当然，天才跌落的失落挣扎，都只是我的揣测。我有一个天赋，能嗅出一个人的出生，谁来自城镇，谁来自城市，味道不同。我知道，展鹏和我的根是一样的。
我很早就认清自己不是天才。想在高中为人所知，有两条路：其一是成绩拔群，高中考试频繁，常在排行榜上显露峥嵘，众人便熟悉你的名字；其二是像个战士，高中有名同学，他的课表只有一堂课——体育课，我们埋头语文、数学和英语，在文综里痛不欲生时，他永远飞扬在篮球场，套着宽松的背心或者赤裸上身，他是教育体系的叛军，令高中生敬佩。这两条道路都需要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我的高中安静得像是空气。
展鹏与母亲的关系愈发糟糕。起先，他母亲用电话督促，细细的电话线无法承受那份严厉，倒是把负面的情绪带来了。渐渐地，他不再屈从于冰冷的电话，不再与家里联系。对母亲他定有埋怨，既埋怨母亲毫无人情味的严厉，也埋怨母亲把自己送到人生地不熟的高中。
展鹏慢慢变成了特立独行的怪人：逃课去网吧，沉溺在游戏世界彻夜不归，直到老师把他姑姑喊到学校；在宿舍他一言不发，舍友们他一个也看不上，都是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显然舍友们待他亦如是。展鹏穿着邋遢的校服，在学校里格格不入，这份格格不入已和初中时不一样了。他像是一棵被拔出土壤的盆栽，曾经青翠茂盛，眼下却有些枯黄凋敝了。
展鹏的母亲也曾舟车劳顿前往省城，但除了引爆母子间的几次争吵，改变并不大。青春期的孩子无法理喻，我们都清楚，而展鹏的叛逆尤为猛烈。展鹏母亲想不明白，自己发心赤诚，筹备也不可谓不充分，为何事情的结果却与愿望背道而驰？她发现，儿子翻越掌控，不再沿着她设计的路径往前走了。她不再在人前炫耀儿子，儿子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
还有什么比一个教师教不好自己的孩子，更有讽刺意味呢？
5
再见展鹏，已在高中复读班。六月炎炎，我辗转难眠，高考的折戟沉沙在意料之中。我与母亲几乎没有商量，就达成了复读的合意，我把一张陌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塞进抽屉，一脚迈进复读班的门。
没多久，展鹏也来复读，在隔壁班。
那天，同桌语带神秘，说：“隔壁来了位大神，都进大学了，还回来复读。”同桌的语气是不可置信的，复读于他是第二次下油锅——我们被复读折腾得酥脆，如复炸的鸡翅。高压下的身体，再经受不了更多打击。没人敢设想，如果高考再失败，会有怎样的结果与下场。
我们进入复读班是迫不得已，展鹏的选择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逃脱牢笼的鸟，为什么还要回来？
展鹏的高考成绩不咸不淡，大学也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二本高校。进入大学一个多月，他发现对专业并无兴趣，便毅然退学，随后才告知父母。
高中三年，展鹏与父母大闹过几次，超过普通家庭的亲子争执的程度，在县城颇惹了些风波。之后，他父母只能妥协，对他予取予求。培养天才的想法早已抛诸脑后，能安稳地往下走，已是万幸。对于他退学，他父母毫无办法，只能托关系把他弄回县城复读。离家近或许能顺遂些，他父母这样想。
展鹏在县城变得安静。他像是静默的潮汐，每天依然翻涌，却留不住世人的视线了。他的成绩不复往昔，个性也有些别扭。
我的状况同样不好，紧张的课程让我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我像个辛勤的农夫，把往年耕作过的田地再次细细翻犁。我没有更大的野心，只是希望顺利考入某所一本学校，迎来不算完美但至少顺遂的未来。为此，我把头埋进黄土里。地理、历史、政治，背了又背，笔记本厚得像是一本书。夜晚，我常梦见自己在高考试卷上答错了几道选择题，再带着一头热汗惊坐而起。
几次和展鹏相遇，都在学校长长的走廊上。他极瘦，校服挂在身上几乎要被风吹走。他低着头，疾步而走，像在想什么问题。我喊他，他就抬起头潦草地笑一笑，旋即又低下头，消失在走廊的角落。
高考让我摔倒两次。第二年高考，我的文综再次发挥失常，接连做错几道没道理失分的选择题，噩梦成真。但我没有勇气再复读了。八月底，收到湖南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逃跑似的坐上西去的火车。
展鹏的情况更糟，复读一整年，他的高考成绩甚至不如应届那年。没有道别，他也南下进入一所广州的大专。他的青春叛逆期持续得那样久，广州的学校也没能安放他的躁动，听说是挂了几门专业课，毕业证书就变成到肄业证书了。
其实说叛逆不够准确，我们谁也没有走进展鹏的内心，诚意地与他交流，问一问他究竟为何。我们只是远远旁观，看着他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与预期不相符了，便道是离经叛道，想当然地断言他叛逆了。
同学聚会上偶尔说起展鹏，对话总以他的现状开始，语带惋惜。有人在县城的廊桥见到展鹏，他穿着长长的风衣，鼻尖冻得通红，最惹眼的还是胡须——不知什么时候起，他蓄起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山羊胡须，寸长的胡须挂在下巴上，透着古怪。他出挑的样子谁也忘不了，眼下的闲话就更多了些唏嘘。
我母亲也提起过展鹏，说他与父母相处依旧有失融洽。我母亲的语气都有些同情了，那个瘦削脸庞的老邻居定是操碎了心吧？
6
展鹏后来回县城开面包店，还是我母亲说起的。“兜兜转转十几年，还是回来了。”她感慨。
穿城而过的江水，依旧不疾不徐地往东行。县城的人顺着它往东去，往繁华的省城去，它缓缓送着；失意的人想回来，想安顿，它仍张开怀抱欢迎。这便是我们的母亲河了。
面包店开在县城高中旁边，两间店面拼在一起，是展鹏母亲走了关系从学校承租来的。挨着高中门口，客流稳定，而且谁都知道高中生有个填不满的胃，哪个高中生不会放学时买个刚出烤箱、热腾腾的牛角面包呢？家人料定此处生意好做。
可最令我好奇的是，展鹏为什么会开一家面包店？我的印象里，他与面包毫不相干。
从广州的大专肄业后，展鹏独自到上海闯荡。那段时光是密不透风的，谁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何种因缘际会让他成为面包师傅。展鹏能回县城，他父母理应是高兴的。儿子近在眼前，看得见摸得着，遇见事儿也能帮上手。他母亲兴冲冲地在各家单位拉生意——近几年，工会福利越来越多，只要单位职工每年的生日蛋糕能由展鹏制作，面包店就生计不愁了。她跑得很尽力，在县城当了多年教师，几分人情薄面全都用上了。
201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没能留在湖南，回到省城谋了份工作，日子四平八稳。回想起来，我惯常如此：不出彩，但也不至于拉胯。读书时成绩平平淡淡，现在日子也过得平平淡淡。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到了什么时间就该干什么事。
我每年回县城的时间屈指可数，掐指算来，只有春节和国庆之类的长假了。家乡的消息，多靠母亲传递。县城小小的，事情也是小小的，但这些事却发生在我的老相识身上，惹人在意。
前几年春节返乡，我和伟国约着到展鹏的面包店闲坐。学生都放假了，店铺有些冷清，展鹏曲着手肘给我们开门，满手面粉。他说接了个大单，一户人家结婚，订了一百条吐司，正在赶工。
我和展鹏很久没见了，难免尴尬，好在伟国在场，他们的联系更多些。面包店很宽敞，后厨立着两米高的大烤箱，烤箱旁边是一张两米长的方桌。展鹏挂着围裙站在方桌前，把面包坯放进枕型的模具，烤箱在一旁轰轰作响。
整个空间洋溢着浓郁的鲜奶味道。展鹏眼睛并不看我，指了指旁边，让我们坐下聊，伟国熟悉地从角落端来两杯清水。我心里藏着很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会成为糕点师傅？在上海过得如何？又是怎么想到回县城开店？但这些疑问都不合时宜。太久没见，时间把我们隔得老远，我不能僭越问出无礼的问题。我们的话题只能围绕着面包和县城，围绕近在眼前的高中，以及颇为遥远的学生时代。
展鹏的动作极娴熟，他揉搓面团，切下一块塞进吐司盒子，再放上食物秤。其实他的手已是秤砣了，他摆进容器的面团，重量八九不离十。面包房暖暖的，他挽着袖子，神色认真，下巴上只有青青胡渣，没有见到山羊胡。
我艰难地寻找话题，闻着喷香的麦香，我恭维道：“你做的面包特别香啊。”
“论起来，我用的材料可比‘紫蝶轩’（县城的面包店）好得多了。”展鹏神色一喜，打开话匣子，“我用的都是安佳奶油，他们还在用植物奶油呢！”
展鹏从奶油的种类开始细细介绍。蛋糕的世界如此陌生，他的话让人惊奇，脸上复有了些光芒，依稀有了小时候的模样。言语间，他透露出对“紫蝶轩”的不屑，在他看来，那就是一家偷工减料、用劣质食材骗学生钱的黑心作坊。然而，“紫蝶轩”已在县城开了两三家连锁店，是县城面包行业的霸主。
隔了一阵子，展鹏的父母推门而入。他母亲老得多了，头发花白，消瘦的脸颊略内凹，更显清癯，眼睛倒依旧是凌厉的样子。她推推眼镜，疑惑我们的到访，甚至有些警惕。我则有些惊惶尴尬，就像是小时候找展鹏玩，耽误了展鹏学习，被她抓了现行。
展鹏父亲解释说，临近春节，接到婚庆大单，展鹏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们过来打下手。展鹏母亲的目光透着眼镜射过来，尖声问我近况，我如实应答。她没有循着话题继续问，而是转了话头，说，你们几个工作都稳定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是结婚，父母刚退休，正好有空带孩子，再晚两年就要带不动了。她顿了顿，又说，展鹏也一样。说罢，她看向展鹏，展鹏撇过脸，脸色冷冷的，没有接话应答。
展鹏父亲在我们聊天的间隙已经忙活起来，他熟练地把烤好的吐司塞进包装袋，再用鲜红色的拉花锁扣扎紧，整齐地堆进黑色的塑料箱。我和伟国识趣地告辞。
面包店外是县城清冷的空气。我回头去看，面包店里灯火通明，一家三口埋头工作，沉默无语，像在演一出默剧。
我抬头看了看伟国，伟国的苦笑从嘴角荡漾开。遍经社会打磨，人生逐渐露出暴虐的獠牙，我们已非不经世事的少年郎了。展鹏的近况让我们五味杂陈，但我们不会去探问。人生的坎坷与艰难，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屑为外人道的。于展鹏，更是如此。
7
今年春节假期结束，我装着家乡一整年的变化回到省城。
春节长假伴随着省城失语。拥堵的街道变得宽敞，行人重新成为街道的主人。行人不多，大家早早奔回炊烟袅袅的老家了。行道树被裹上或红或绿的条形灯带，枝丫上还垂着灯笼。春节假期结束，省城则重新站回舞台，热闹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带着满满的能量与记忆涌回来，街道再度被汽车塞得满当。我也遵循人流的潮汐，离开与折返，只是不知道这么多年，我身上的味道有没有改变。
正月的一晚，为给初中的地理老师接风，在省城的初中同学聚会。当年，地理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新鲜欲滴，和我们班关系颇好。老师的父母在省城生活，平日老师在县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年迈的父母，也是趁着寒假，尽一尽子女的责任。
餐桌上，我说起春假时与展鹏打扑克，老师一阵唏嘘。
原来，展鹏在县城经营面包店并不顺利。刚开张时，他没有经验，之后又遇到疫情，高中停课，原本稳定的客源也变得不确定。听说面包店经营结业亏损了十几万，如果叠加人工成本，亏损数额还得往上翻。展鹏为何关闭店铺，重新回到省城，寄生于小小的夫妻店，我在心里明白了大半。
老师对展鹏恨铁不成钢。她说，展鹏太不切实际：
“他家的面包，只有孤零零几款，价格还比‘紫蝶轩’高出一截，说是要做精品，要让学生吃上省城的面包，可是他不看看县城的消费水平？生意没法做嘛。”
“老肖（展鹏的母亲）也苦劝多次，哪里听呢？说得多了，他直接把店铺关了。老肖又有得愁了。”
说罢，老师也皱起眉头。
他们都不理解展鹏。天才的标签早已和他交融，任何面具戴得久了，就会和皮肉长在一起。他习惯了用天才的眼睛看世界，在那双眼睛里，世界遍布理想主义的霞光，做人做事都应该完美无瑕。做面包也好，做学问也罢，他都不肯放低标准，迁就，是对那个世界的侮辱。他当然瞧不上“紫蝶轩”，极有可能也瞧不上我。
时光流淌，我早已不是试图和谁比高的初中生了。生活打磨我，我变得狡狯，平庸是我从生活里汲取的智慧：和人群待在一起最安全，站得太高会被排挤，太矮则难免遭受嗤笑。我努力维持平衡，做人做事皆以中庸论、以稳妥论，就像平稳流淌的母亲河。只是这条河流太过波澜不惊，每当我回头张望，过去的日子都长着一模一样的面孔。
再见展鹏，我的情绪复杂。我想起他说，“夫妻店只是我试试手”“能干多久，还两说呢”，想起他脸上骄傲的表情。起先，我在心底嘲笑他的自大，明明是面包师傅在郊区打工，由内而外的骄傲哪来的根骨？随后，又在自卑里生发一丝羡慕。这种情绪像是初中时就已埋下，展鹏身上的锐气分明没在生活里折损，反倒熠熠生辉了。
我记起展鹏挥舞指挥棒的模样，他在爷爷怀里，就像展翅的雄鹰，那种被天才滋养出来的睥睨眼神，我是一刻也不曾拥有的。
时光呐，真是太过神秘的存在。当初那捧黑压压的种子，到底是藜麦还是玫瑰呢？我迫切地想得到答案。可时光不理不睬，它只是缓缓地浇水和施肥，有条不紊地等着，等着它破土、抽穗，而我也不得不耐下性子，借着春节的长假，返回那片苗圃探看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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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9岁的我与男闺光怿在广州初识。我们都读服装设计系，他坐我后排。
男闺大我7个月，他个头不太高，第一印象是整个人面黄肌瘦的，下巴短而尖，鼻梁不高不矮，嘴唇纤薄，唯独淡色眉毛下一双眸子清澈坚毅。不过，他衣着时尚、品味不俗、出手大方，格外让人眼前一亮，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个富二代。
很快，凭着“社牛”的交际能力，男闺被推选成班长。一次，我俩同车从市区回学校。下车后，我晕车狂吐，他安静等在一旁，看我吐完，邀我一起去小店吃饭。我要“AA”，他推拒了，说第一次知道原来晕车这么难受的。等到上手制图，我才发现自己没啥美术天赋。男闺跟我一样，手残党一个，及至打版裁剪，我俩成绩都凉凉。
因为脾气、秉性合拍，我俩很自然地成为了好友。与他认识几十年下来，我才知道他的人生并没有他绽放出的那样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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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闺出生于潮汕一个小镇，家里是开杂货铺的。他这一辈兄弟姐妹五个，他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还有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只因算命先生说他八字不好，未来没出息，他父母就理所当然地买了两个弟弟，当作养老备胎。
他家是爷爷当家，老人喜怒无常，动不动地就抄起手边的家伙什打孙辈，男闺倔强，是家里唯一敢反抗暴政的，即使被打个半死，也要护住姐妹弟弟，经常引得爷爷发疯拿刀连追几条街。父母是指望不上的，男闺说：“呵呵，他们比我还怕爷爷。爷爷一打我，爸妈要么火上浇油、要么冷眼旁观。”
潮汕自古重商轻文，这一点在男闺家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父母觉得读书没用，从小学开始，就经常喊男闺请假回家帮忙。所以男闺最喜欢雨天，因为一下雨就可以去学校好好读书，没有暴力。家里做生意的方式也让男闺接受无能，他妈妈市侩，缺斤短两是常事，买菜趁人不注意就顺手牵羊，他爸爸唯爷爷马首是瞻，对家里的种种装聋作哑。
从懂事起，男闺再没睡过一个好觉，更别提睡懒觉，每天不是被他爷爷的咆哮声惊醒，就是被他妈妈的呼喝声吼醒。成年后，他确诊了轻度失眠症，睡觉像个婴儿似的轻，一点动静都会让他睁眼到天明。在这泥淖里，唯一的温情是姐姐，爷爷打他时，姐姐会哭着求爷爷别打了，让他快跑，每次遍体鳞伤后，也是姐姐来照顾他。
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好不容易撑到爷爷去世。16岁的男闺，初中都没正经上完，就毅然决然地逃离了家，去了深圳。
到深圳后，男闺先是帮亲戚卖女装。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他就搞清楚了女装店的进货行情，用积蓄加上跟朋友借的钱，开了一家自己的女装店，随后又把姐姐带到深圳一起打拼。女装店开得顺风顺水，男闺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两年后，姐姐回潮汕老家结婚生子，成了家庭主妇，男闺则选择重返校园——到大城市后，男闺渐渐发现自己与同行们在文化及服装专业上的差距，学生时代留下的遗憾，让他极度渴望课堂以及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
这个决定自然遭到了家里所有长辈的反对：“赚了三年钱不继续开店，反而拿钱去读什么破书？”
可那时的男闺已经有底气不在乎他们的意见了，不过他也没有盲目跟风，比较之下，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服装设计专业，报读了广州一家著名的职业培训学校，修读1年的服装设计课程。也因着他的这一决定，让我有幸与他相识。他后来一直说，这段校园生活，是他人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他虽然动手能力不行，但是眼光很准，在学校里，很快就确定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临近毕业，全班同学还在想着毕业以后去哪儿找工作，男闺却提前好几个月利用周末跑到广州当时有名的商业街北京路做市场调研。毕业前两个月，他就找好了店铺开始进行装修。当时，在广州最旺的北京路开店，耽搁一天都要不少租金，男闺一个人硬生生从头撑到尾，为了省钱，装修大多都是自己来；为了赶开业，他通宵加班，累哭在店里，哭完后就擦擦眼泪继续干。
这次，男闺放弃了他业已熟悉的女装，开了一家男装店。为了让我们这些要好的同学有个落脚点，方便找工作，男装店还没盈利，他就租了两室一厅，在客厅放了一张高低床，供我们临时落脚。那时在广州极少有人涉猎男装，他商业触觉敏锐，眼光锐利，男装店开得风生水起，不到半年就回本了，年盈利30万左右。
与苦过来的男闺不同，我是温室里的花朵，当年互联网资讯还没那么发达，毕业后，我一片茫然，完全没有方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当我第一次经历社会重挫后向他求助，他二话不说，把我带到他妹妹的店里“过渡”，包吃包住，直到我找到工作——他妹妹的店，也是他一手开起来的，他妹妹之前在潮汕老家也嫁人做了家庭主妇，生了3个孩子，老公开摩的谋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千禧年初，广州的女装市场已然饱和，半年后，他妹妹的店就关张了。此后，他们一家人全力主攻男装店。我工作后休息时常会去男装店里坐坐，看着男闺和颜悦色地帮顾客搭配，蹲下来帮顾客试鞋，几乎是有求必应，所以回头客非常多。
年纪轻轻的男闺做了多年生意，心思却一如既往的赤诚，他厌恶父母的做派，坚决不愿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挡不住有贼惦记——他店里请了一个女销售，人勤快得很，每次遇到我也很热情。店里忙不过来，想请多一个人，女销售就推荐了她老公。夫妻俩处事圆滑，男闺也不设防，关系好到把那夫妻俩当成自己人，甚至带着他们去拿货。几次拿货回来，那夫妻俩就摸清了货源，立马跟男闺分道扬镳，就在他的店对面，如法炮制开起了一家新的男装店。
自此，男闺店里的生意开始逐渐下滑。我问男闺后悔不，他却说，那夫妻俩当时对他很好，并不怪他们，大家谋生也都不容易，反正他也没亏钱，只是没以前好赚而已。
2001年，男闺判断广州的服装零售业濒于极盛，再恋战下去得不偿失，迅速盘掉了经营了3年的男装店，转战服装批发市场，喊姐夫一起创立个人男装品牌，当年做设计师的梦，终于一朝得偿。他读书时虽然不是功课最优秀的，但服装赛道，销量才是王道，男闺公司旗下的服装很快一炮而红。而那对过河拆桥的夫妻，则销声匿迹了。
22岁时，男闺跟我坦诚了他的性取向，是同性，联想到他在平时表现出的那些细节，我丝毫不惊讶。他说小学五年级时，自己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男学霸，那时他就隐约知道了，但有传统的枷锁禁锢着，他一直不敢正视自己。
2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俩各自忙碌，很少见面。2002年底，因为广州爆发“非典”，我俩才得空联系，互相问候，所幸都平安度过了。“非典”结束后，我们约吃饭，男闺才跟我聊起了跟他姐夫合开公司的历程。
“我姐在潮汕老家过得很憋屈，姐夫对她还可以，但是你想，在那种好几个兄弟妯娌的大家庭里生活，虽然大家表面都装得和和气气，实际婆媳、兄弟、妯娌之间纷争不断。我姐身心俱疲，我姐夫也是左右为难。”他说。
我安慰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传统大家族是以牺牲个人的空间来成就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是的，哪有什么个人空间，所以我才想办法让我姐一家尽快来广州。”男闺说，他开服装公司还有更要紧的一重缘由，“我姐夫对我姐很好，但在老家也就是做做小生意，他没能力独立出去，为了赚大钱，甚至还想过卖白粉。”
我听后都惊讶道：“你姐夫胆子忒大了吧？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我姐夫当时告诉我了，我立马反对，对他说‘抓到就是死刑’，不能为了钱啥都干。我姐夫见所有人都反对，才打消了念头。”
见姐夫有野心，也好面子，在潮汕老家苦于没啥机会，男闺就提议让姐夫来广州跟他合股开服装公司，他管设计打版，姐夫当董事长管业务。
我又问他：“那你姐跟孩子们呢？”
“刚开始创业时，我姐暂时还留在潮汕，等我们赚钱了，再接他们来广州。小时候幸亏有我姐，要不是她，我可能活不到现在。”
隔年，我又约男闺吃饭，他喊我直接去家里吃饭。那时，他租了个三室一厅，把姐夫、大弟、表弟、表妹都拢到了一起住，为了省钱。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家人。一进门，男闺跟家人介绍说我是他同学，他姐夫像一家之主般热情地招呼我。姐夫比男闺高些，相貌堂堂，跟他姐姐很是般配，谈吐间有潮汕人的那股精明气。大弟矮矮胖胖，一脸憨厚的样子，表弟表妹才刚读完初中，一脸青涩。众人不断招呼我吃饭喝水，男闺在其间颇受敬重，或许当时，他也算得到了一些家庭的温暖。
人太多，饭吃得仓促。吃完，男闺送我去公车站，路上他说：“我认识了个做服装跟单的女孩，也是潮汕的，长得一般般，但人不错，对我很好，天天找我。我姐夫就说谈下看看。谈了半年，我实在找不到感觉，就分手了。”
“你是觉得她人不错、对你很好才谈，而不是一开始对她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感觉才谈，对吧？”
“是的，就感觉跟朋友一样，没啥特别。”
“那就只是喜欢而已，没达到‘爱’那种玄妙的感觉。”
“嗯，我没谈过恋爱，所以不懂什么是爱情，但我向往的还是那种两情相悦的爱情。”我笑说，“爱情可遇而不可求，你的缘分还没到呢。”
男闺若有所思：“我现在也没精力去想这些。我把家里人都拉上来帮我创业，我要尽快让公司赚钱，才能养活他们。”
那时，我感觉男闺身上压着一座大山，而他才25岁。
男闺底层出身又在街头打磨数年，他做服装设计完全从市场需求出发，市场流行什么他做什么，几乎不怎么执拗于自己的喜好。他的公司主打中端男装，很多衣服一经推出就爆单。男闺自己倒不怎么穿公司的衣服——他有自己独特的着装风格，有段时间，我俩也常一起去逛高档男装店，一进店，他就专注地翻看每件衣服，跟我念叨哪些是他心爱的设计。
一年后，他的公司终于上了轨道，销量节节攀升，年盈利百万以上。他姐夫的两个兄弟也加入了进来，都是在潮汕老家没挣到什么钱的，想着与其把订单给别的工厂，不如让自家兄弟开厂做货，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男闺的帮助下，姐夫家两兄弟又开厂，又到广州开批发档口，一家人齐心协力，都成了百万富翁。姐夫兜里有钱了，家庭地位自然上升，姐姐的生活就舒心了许多。
2006年，在电话里，男闺兴奋地说自己买了房，邀请我去暖房。他的新房落在XX花园，当时广州很火的楼盘，如今房价也要6万一平。他姐夫也将新家安在这里，两人都买了车，也终于让姐姐脱离了大家族生活的桎梏。
一进门，我就看到了一组红色皮沙发，是男闺很喜欢的颜色设计。他的家和姐姐家在同一栋，姐姐已经有了两儿一女，只要不出去谈生意，男闺一日三餐都在姐姐家吃。跟着他的大弟也被拉拔起来，婚前跟着男闺在公司打杂，婚后男闺给他张罗了一个批发档口，专门做公司男装的批发生意，妹妹也做一样的生意，不过比起他大弟，更吃得开。唯有表弟表妹返回了潮汕。
男闺在新房里给我说起这些，一脸欣慰满足。我也为他高兴：“那不错啊！你们全家都能到广州立足了。”
男闺开心地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0岁前，在广州买房、成为百万富翁。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也把家人都安顿好了。”
男闺白手起家，凭一己之力托起整个家族，实现了从小镇草根到大城市百万富翁的阶级跃迁。讽刺的是，当年男闺父母给他算命时，算命先生还说他没出息难成大器，而被抱来的两个弟弟，一个资质平庸，一个到处惹是生非。
男闺的小弟和父母被他留在了潮汕老家。小弟是五六岁才被收养的，打小叛逆不服管教，要他往东，他偏往西，不学无术，好逸恶劳，沉迷网络，后来还赌博，甚至勾引有夫之妇。男闺一脸厌恶地说：“这都是我爸妈造的孽，小弟也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但我姐心软，说他可怜，不停地劝我帮。”
后来，男闺答应给小弟出钱，在老家盖了三层小楼，一楼开超市，算是解决了生计问题。盖房时，男闺特意要求小弟保证以后不能再去勾搭有夫之妇，破坏他人婚姻。小弟本质不坏，荒唐够了也收了心，跟弟妹结婚后，生了两个小孩。
我颇为无语，说：“这都要你负责啊？”
男闺面无表情：“潮汕就是这样的。大的一定要帮小的，反正我尽力了。”
自从逃离老家小镇后，男闺就不打算再回去了，也根本不在乎很多潮汕人追求的衣锦还乡。在我面前，他从不讳言对父母的恨，我也从未站在道德制高点劝他放下、原谅。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当时，我进入一家网站做票务，有些演唱会或者儿童话剧内部票，我都会送给他或者他姐姐去看。那段时间，他经常想约我出去吃饭感谢，但我忙恋爱、忙工作，就推掉了。
后面，我们之间的联系又稀疏了一阵。
3
2010年，我因为恐婚，结束了一段3年的恋情，又创业失败，从老家海南重返广州。男闺就邀请我去他家暂住，他说自己换了新房，还没收楼，租了个三室两厅过渡，自己一个人住不完。
那天早上，男闺到车站来接我，还开着那辆4年前买的桑塔纳。一从车上下来，他就很高兴地对我说：“你还是没变啊！”我也回他：“你今天穿得很帅啊！”
每次听到我的称赞，男闺都会很高兴。他是我在现实中见过的少有的成了富翁后还保持初心的人，没有丝毫的自我膨胀，更不会炫富、看不起人。他虽极度注重仪表，但最贵的衣饰手表也不过万。我跟他逛街时，他看见乞丐都是50块、100块地给；我创业时，还跟他借了几万块来周转，他一直说不要我还，我坚持要还，但还到一半，他就再不收了。
等到进门，男闺还专门对我说：“欢迎拎包入住！你住客房，我都收拾好了。”说完，他领着我参观他的主卧跟书房。这套房子是精装修，男闺把XX花园房子里的家具都搬了过来，特别是那套红皮沙发。房子离中大布料市场很近，也是方便他的设计工作。
介绍完家里的基本情况后，男闺给我留了一串钥匙，就去工厂了。我看着拖鞋、床品，专用的碗筷，久违地感受到一股暖流，觉得好安心、好安心。
收拾好行李后，我把地板和洗手间清理了一遍，又问男闺晚上回来吃饭不？他说约了朋友去夜店，不回了。等到他深夜归来，我都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睡到自然醒，弄好蒸蛋保温着，出门去买菜。直到11点，男闺才从房间里出来，看到我给他留了早餐，男闺一边吃，一边说从来没有人做好早餐等他睡醒吃。顿时，我一阵心酸。
中午，我照旧做好饭喊他，他自觉地进厨房端菜、摆好碗筷，无论我做啥菜他都说好吃。吃完饭，他自觉洗碗善后，厨房收拾的干净程度跟我不相伯仲。
每个月，男闺还给我买菜钱，又请了阿姨负责家务。要是我不想做饭，他就叫外卖或者请我下馆子。住在男闺家里，比住在那些亲戚家舒服自在得多，完全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我感念他的好，天天变着花样捣鼓，男闺开心得跟个孩子似地到处炫耀说我厨艺怎么怎么好，他天天都有好吃的。
每当我菜谱告急时，就会问男闺想吃啥，他会把自己喜欢的家乡菜告诉我。
一天，他问我：“你吃过一道潮汕菜不？我小时候很喜欢吃。”
“啥菜？食材都有些啥？”
“叫苦瓜黄豆排骨煲，食材就是苦瓜、黄豆、排骨，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虽然没吃过，但喜好烹饪，遇到新菜式都想挑战一把。没想到做出来后，男闺很是惊喜：“就是这个味道。想不到你做的，比我以前吃过的还要好吃，香多了。”
我当然开心：“我只是按我自己的想法调配的味道，想不到歪打正着，好吃以后我们常做哈！”
遇上爱吃的菜，男闺会比平时多添一碗饭。不过，通常我俩就能一起吃个午饭，午饭后他上班，晚上泡夜店——因为只有泡夜店能补偿给他那种童年缺失的疯狂的纵乐感。
及至我找到工作，每天朝9晚6，跟男闺的夜猫作息刚好反过来，我俩只有周末才能坐下来说说话。不过，如果男闺不泡夜店或者服装业淡季清闲不用去工厂时，我们也能见上面。我俩都喜欢煲剧，喜欢MTV和各种艺术时尚体育类赛事。下班后，我俩常瘫在沙发上聊家常，特别累时，就默契地不说话，静静地看电视，等到真的想倾诉的时候，再互相接住对方的苦闷。
男闺喜欢女排，有决赛都会拉我一起看，若看到女排夺冠，他会激动地跟我拥抱庆贺。等到女排来广州比赛，他就买票去看现场，回来后总会激动地跟我说：“看现场比赛太刺激了，很好看。”
男闺也会自嘲，一次，他跟着姐夫去4S店买车，店员看他一身休闲装背个书包就不搭理他，转而对他姐夫殷勤备至，他说：“哈哈，姐夫很有派头，一看就是有钱人，我就是一个没钱的小助理。姐夫让我买宝马，我觉得俗气，就选了奥迪。”
同住后，我才深刻明白男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自律非常，虽然也会为了打赢游戏放纵两天两夜，但两天还不赢的话，他就会克制不再玩了；他注重生活品质，喜欢花花草草，他的衣柜、床铺收拾得让我自愧不如，简直是收纳师级别的水平；他责任感超强，每当要出新版，就会在工厂盯到半夜，三不五时就去香港采集时尚讯息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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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时在“人生大事”上，男闺的困境似乎与我半斤八两。
过了30岁后，他的父母开始通过他姐来催婚，他姐夫甚至送了他一堆A片，随后更是变着花样地催婚。家族中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那边的，即便是同辈中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也自欺欺人地认为可以掰正过来。
他的一个高富帅朋友也是同性恋，事业有成，恋情稳定，人也不错，但被家里逼着结婚了。我听他说完后气愤不已：“不是吧？那他老婆知道他是同性恋吗？”
“这些同妻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能接受名存实亡的婚姻，只要生出个仔就行。你都不知道，几乎八成的‘男同志’都抵抗不住世俗的压力，结婚生子。我永远不会为了传宗接代去欺骗、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女人。那些男人完成任务后，都不会再跟妻子同床共枕。女人又没有做错什么，这对女人不公平。”
我鼓励他去寻觅合适的同性伴侣，可他被强烈的自卑感深深困锁(他唯一自信的只有赚钱能力)，郁闷地说：“你知道不？我不开心时照镜子，会觉得自己很丑，很讨厌自己的脸，讨厌到自扇耳光，甚至自卑到想自杀，还想过去整容。”
“你的自卑是童年创伤造成的，这不是你的错。你长得并不丑，会跳舞，就算不会画效果图，却能通过口头描述让打版师把创意做出来。你拥有的财富是很多同龄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你人缘好，那么多人都喜欢你，你还带家族致富。这些都是你的闪光点，你已经很出色、很优秀了。”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轻度抑郁，劝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他却说早已找过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周六，他照常大中午起床，醒后有点不开心地对我说：“昨天去工厂，那个女的又来纠缠我，还说想来我家坐坐。我说不方便，有女同学住在我家。她才没跟来。”
我问：“她是不是喜欢你，想追你啊？”
“别提了。她是另一家工厂的跟单，我们在工作中认识的，她说要跟我做朋友。但有次她喝醉了，要跟我回家。没想到她进房间就脱了个精光，吓得我眼睛都不敢睁开，跑到另一间房反锁上门，她才没法了。”
我毫不客气地哈哈大笑：“怎么跟电视剧演的一样啊，太搞笑了，那女的岂不是无地自容了？”
他气闷：“当时，我吓得一晚上没睡着，哪有空管她咋想的。早上，我跟她说我是同性恋，她不相信，说不喜欢她也没必要拿这个理由来拒绝她。到现在她都还不死心，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没哪个男人不好色。只要她坚持追，我就会爱上她。”
我笑得肚子都痛了，继续开涮：“你艳福不浅啊，桃花运那么旺，我好羡慕你啊。”
他苦笑：“都是烂桃花。她要是个帅哥的话，我就开心了。”
“是啊，你的帅哥啥时出现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当然是比我高、比我帅、比我有学识的啦，每次看到优秀的男人时，我都会很紧张、很自卑。”
“这是爱情萌芽的阶段。人看到爱慕的对象时，是会紧张的，爱得比对方多的话，就会有点自卑，患得患失。”
“所以我都是暗恋的多。”
“那就证明你的缘分还没到。”
男闺是我见过的男人中少有的有性洁癖的人。公司事务稳定后，工作没那么忙了，他就到处旅游看世界。一次，他去泰国玩，回来后跟我说：“我跟的团有个付费项目——看人妖——太下流了，搞得我恶心了好久。不知道怎么那么多男人爱看这些淫秽的东西，还随便摸。”
“不是吧，这么夸张？那我去泰国的话，打死也不看这种东西了。”
“千万别去看，我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别说你了。”
有时，我也会逗他：“你说，要是我们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的，怎么办啊？”
“不可能，我跟你的侧重点不同。我喜欢的男人肯定也是同性恋，同性恋就不会对女人放电啦。”
我恍然大悟：“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啊！”
他无奈地说：“很多人，一旦想跟我进一步建立关系，我就会立马退缩，很害怕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我懂，这是婴幼儿时缺乏父母爱抚，以及成长期父母冷漠造成的忽略性创伤，你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无法跟谁确定亲密关系。”
他听完，欣慰地说：“谢谢你，没人这么跟我说过。”
后来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会不会喜欢上我，按我这样的标准去找男朋友？”
我心想他是不是误会我爱上他了，但他又不是双性恋，我只是欣赏他的人品，从没想过要占有他，便赶紧解释：“没有啊。我对你就是男闺的那种喜欢，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爱慕啦。”
他听后，很失望地说：“这样啊，原来你对我是哥们的喜欢。”
当时我想不通他为何突然这样问，我一直很尊重他的性取向，不会像他身边的人那样只想着纠正他的性取向。我觉得那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
平时多出来的时间，除了健身，男闺就是去夜店蹦迪，但他只跳舞、喝酒，烟、黄、赌、毒从来不沾。不过，夜夜笙歌也没真正让他开心，他跟我说：“夜店那帮朋友经常开我玩笑，要么说我不帅不高，要么说我哪件衣服不够潮，很难堪。有时，真的很讨厌跟他们玩。”
“他们有没有搞错？有啥资格嘲笑你？这种人是朋友吗？朋友分利益之交跟初心之交，两种都不是，就没必要浪费时间。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种猪朋狗友，不要也罢。”我说。
男闺听后，倒是认真地说：“嗯，他们对我越来越过分了，就知道让我花钱而已。”
到了33岁，男闺似乎是厌倦醉生梦死的夜店生活，跟那群只会嘲笑他的猪朋狗友们断交了。他开始涉猎同志酒吧，认识了不少帅哥，也跟我说过，挺多同志滥交，甚至就在厕所里发生关系。但面对排山倒海的世俗的压力，他还是真正认可了自己的性取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爱人，真正体会过了性爱。
某次一起爬白云山，他害羞地跟我说：“我有男朋友了，是个90后。”
“真为你高兴，你喜欢他吗？”我说。
“他又高又帅，挺喜欢的。”
但是后来，他们分手了——那个男友生活习惯不好，没工作，靠他养，男闺不喜欢不上进的男人。
5
因为我拒绝婚姻，那两年不想回老家过年，男闺就邀请我去他姐姐家过春节。我对跟家人一起过节没啥执念，觉得自己一个人反而轻松惬意。但男闺对家的执念很深，他用心扶持家族，让兄弟姐妹们个个都成家立业，以此来打造他想要的家。
第一次去他姐姐家吃年夜饭时，我精心打扮了一番。他一看到，立马双眼发亮，赞赏道：“你今天很漂亮。”到了姐姐家楼下，见我穿着高跟鞋，男闺就让我挽着他走。一进门，我打完招呼，他立马跟外甥们说：“这是我同学，叫姐姐！”
在他姐姐家，男闺从来不让我动手干活，说我是客人，只管吃饱喝足。他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这在潮汕男人身上是很少有的。三个小外甥会缠着他聊时尚、聊游戏，但他们有时会说潮州话，我就听不懂了。年夜饭是龙虾海鲜宴，一上桌，他姐夫就不断地说龙虾跟虾蟹在过年时多贵多贵，男闺啥都不说，一个劲儿给我夹菜。
吃完，男闺怕我尴尬，带我去珠江边散步，临走时，他姐姐叮嘱：“怿仔，明天初一，你们记得过来吃龙虾粥啊！”
去过节的次数多了，男闺整个家族的人都认识了我，但都不敢直接问我是不是他的女朋友。有时房东来收租，称呼我“令太太”，我俩都很有默契地不解释。我成了男闺的绯闻女友，但也不想跟他家人解释什么，想着以此来保护男闺的同性恋秘密也不错。只是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传到了他父母那里。
一天，男闺回来说：“我爸妈来广州了，我不给他们来这住，说有同学在，他们就去了我弟家。”
我知道他厌恶他父母，所以没说什么。但一天我休息独自在家时，门铃突然就响了，一开门，我就愣住了——他爸妈、姐姐、弟媳一起不请自来了。男闺爸爸个矮，极瘦，妈妈师奶身材，脸圆圆下巴短，却很精明。进门后，他爸沉默寡言，他妈笑盈盈地问我是否住得还好。随后他俩就到处参观，其间不停地打量我，但也不敢乱问什么。他姐姐、弟媳来打圆场，喝茶寒暄了半个小时才离开。
知道爸妈突袭了家里后，当晚男闺很不开心，连续郁闷了好几天，连他姐喊他去家里跟父母吃饭，他也没搭理。
与男闺同住两年后，他搬进新房，我也搬走了。他说给我配新家钥匙，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后面，我们各自忙于工作，圈层不同见面更少，只保持着每年两三次的见面。
2013年，35岁的男闺，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决定——退休。
我们在花城广场约见，一见面，照旧称赞对方保养得好，不得不说，男闺人到中年，身材真的不错。
“告诉你件事，我退休了。家里人都不理解，说我有千万不继续干到上亿，年纪轻轻就不工作会被人笑的。可我从小工作到现在那么多年，太累了。”他说。
我特别心疼他：“很理解你的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别人没有资格来干涉你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上千万躺在银行吃利息，你一辈子都花不完。”
“是的。我还有4套房子跟1间商铺，就算我后半生不干活，也饿不死。”
“这就是财富自由。躺平也赚，而且你‘财商’那么高，赚钱对你来说不是啥难事。只要你开心，想怎么活我都支持你。”他这么多年以来听我倾诉种种生活工作的烦扰，我自然也无条件支持他的决定。
接着，男闺提到决定退休的另一重原因：“我姐跟姐夫一直把我当小孩似的。因为他们对我很好，所以我一直没计较公司的钱由姐姐管。这么多年，我都没说过要平分。但今年，他们竟然拿着1000万在老家买了一大块地，还要分成7份给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我辛辛苦苦赚钱，却只能占1/7吗？父母、弟弟、妹妹给过一分钱投资吗？我给他们租档口、做生意、买房买车还不够吗？我一直没跟姐夫分家，不代表公司的钱都是他们的，凭什么拿我的钱平分给他们？我反对后，他们才没买那块地。”
“天啊！凭什么拿你的钱去平分？没你，他们能有今天吗？你的决定太理智、太正确了。你不只是为家人而活，他们在乎过你是否真正过得幸福吗？我完全支持你退休后只为自己活！”
不久，我们再一次约吃饭看电影，男闺提到了他新的爱好：“朋友介绍我灵修，里面的大师都好厉害，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没听过，也不贵，几万块学费。在里面，我很开心。”
我工作时接触过类似的课程，看男闺很痴迷，也不好泼冷水——这些打着“精神疗愈，解放天性”幌子、号称“心灵捕手”商业灵修，堪比邪教，要捕获的猎物，就是男闺这样内心空虚、自我认同感低的有钱人。
退休前，男闺朋友圈里都是正常的社交生活。退休后，他一边云游四海，一边参加各种灵修组织，朋友圈里全都是灵修课上的群魔乱舞以及复制粘贴的灵修文章。但相对来说，那段时间的他，心态倒是稳定，看着蛮悠哉，好似活得真比以前开心了。
他每年都花30万去上灵修课，还发“奥修”的书给我看。我感觉不太对，查到“奥修教”是上世纪90年代风靡美国的邪教，好不容易翻到一部关于“奥修教”的纪录片发给了他。
男闺看完，确实有所改观：“这几年被灵修课骗了几十万，那些灵修的‘家人’们，有的是特地来认识有钱人的，好拓宽人脉。”
“就当交学费吧，自古以来真正的高僧大德不会以敛财为目的传道。你见过释迦牟尼给民众传道时收学费吗？”我说。
可男闺终究是被影响了，大师为他的“心魔”提供的解法是：放下即解脱，原谅即放过，只有原谅父母，才能原谅自己，才能真正获得幸福。他也真的按照这些去执行了，本来16岁离开老家之后，除非他愿意，否则他父母是见不着他的。现在，他把父母接到家里，日日相对，还把商铺的租金交给他们来尽赡养义务。父母对他殷勤备至，男闺逼着自己忘记过去，开解自己：这不是曾经梦寐以求的吗？可我去过他家里几次，经常是他黑着脸，对父母呼来喝去，极其不耐烦的样子。
但他父母以为他服软了，很快打回原形，发动整个家族再次催婚。
一次我们见面，男闺说：“现在我爸妈好过分，整天催婚。我都快崩溃了。一说结婚，我就歇斯底地骂：‘你们收养的两个儿子不都生孙子了？现在你们才想到我是亲生的吗？一定要我给你们传宗接代吗？我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我宁可把我所有的钱、我的命都给你们，我都不会结婚！我最想要的不是什么老婆，我只想要老天能给一个真正爱我的爸妈。你们能给我吗？就算你们现在想弥补我也太晚了，我的童年，你们永远都给不了我。’”
男闺不打算结婚生子，除了不能见光的同性恋身份，更重要的是想斩断爷爷暴力、父母冷漠的自私基因连锁。这是他对这些毒亲的报复——断了他们的香火。
6
2016年，男闺患上了重度肺炎，住了两个多月院。那段时间我恰好在外地，等我回广州去到他的新家，看到他骨瘦如柴、虚弱不已的模样，顿时心疼得眼眶都红了，抱了他好久才放开：“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病得那么重？”
男闺一脸憔悴，还安慰我：“没啥事啊！我不喜欢让人看到我难看的一面。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确实，以前他生病，都不让我去探望的。
接着，他又平静地向我扔出了另一颗炸弹：“我也不知道，这次能病那么重，也没啥预兆。治疗期间痛不欲生，走路没力气，吃啥吐啥，说话都难，真不想活了。能下床后，我自杀了三次，可都被家人发现了。”
我再次抱抱了他：“我明白那种缺氧的痛苦，我在西藏第一次高反，就是有种生无可恋的绝望。”
那天，男闺爸妈也在，他妈招呼我说：“在家里吃晚饭吧？”男闺立马很大声地怼：“搞那么多干嘛？我们出去吃。”
一如既往的，无论他爸妈说啥，男闺都不耐烦地唱反调，丝毫不会顾忌。我看着他爸妈一脸的无奈。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祸得福，因为男闺的自杀行为，他爸妈暂停了逼婚攻势。男闺从家里搬了出去，在望江豪宅社区租了一间民宿长住——民宿老板是个离了婚又患癌的单亲妈妈，老公出轨，没分得多少财产，身心都遭受重创，男闺跟着她又入了茶道灵修的圈子，还跟我说：“这次没有花钱，是真正的灵修。”
接下来的几年，男闺就泡在茶道灵修里。
2020年，我跟着他去他大弟家吃年夜饭——比起他姐姐家的龙虾海鲜宴，大弟家的年夜饭就简朴许多。吃完饭喝完茶，我说要赶地铁，男闺很有默契地不挽留，送我到地铁。
那晚，我感觉他好像有心事，但默契地没问。临别时，我抱了抱他，却没想到，那是我俩今生最后一起吃的年夜饭。
新冠疫情开始后，人到中年的我失业在家啃老本，很是迷茫。男闺约我去民宿参加灵修茶会散散心，还给我演绎了一套喝茶的流程——除了基本的冲茶，还要唱茶歌，念一些虚无的诗，再是身体随性舞动。我从头到尾无动于衷，男闺的脸色不太好看。
离开民宿后，我俩去珠江边散步，男闺先是说了一堆茶会里的人身上的糟心事，才又讲到他之前的公司——自从他撤股退休后，公司由姐夫继续经营，但设计师是服装公司的灵魂，姐夫请了不少设计师，都达不到男闺的水平，生意没以前好了；在电商冲击下，弟弟妹妹的批发档口生意也连带着亏损；姐夫眼红做地下钱庄的朋友短短两年赚了上亿，起了歪心思，抵押房子押注全部身家投资地下钱庄，结果全赔光了，还欠了债。
如今，他姐夫一朝打回解放前，只能给哥哥的工厂打工，勉强挣几千月薪糊口。他弟媳跟妹妹见档口光景一日不如一日，家里又都有孩子要养，就打起了他那套四室两厅的房子的主意，妯娌为住进去，差点没打起来。最终，妹妹因为是嫁出去的，败下阵来，大弟一家四口就搬了进来，跟他父母同住。虽然这些年来男闺的千万财富有增无减，但囿于潮汕人的父权枷锁和亲情绑架，他无法拒绝家人的需求，只能无奈接受鸠占鹊巢。
分别前，男闺再次邀请我加入茶会，我再次婉拒了。我虽然不欣赏他加入的各种灵修组织，但7年来，也尽量尊重他的选择。那天是我们相交22年来第一次不欢而散，也是彼此见的最后一面。
2021年，我照旧给男闺发新春祝福，他的回复很客套，再没问我在哪儿过年。我心里一时有种说不清的感觉，但又暗想，他有那么多好朋友、钱，应该不差我一个。
因为疫情，广州的茶会受阻，男闺开始辗转全国各地发展茶会。家族责任逼得他别无选择——家人整天跟他哭穷，男闺不想再待在广州，卖了两套房子，在江西买了套别墅做茶会所，又在大理租了套民宿。他似乎把茶道灵修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想要以此东山再起。
疫情三年，我俩渐行渐远，我只能通过朋友圈了解他的近况，偶尔没话找话给他发些信息，他一开始回些官方套话，后来直接复制他们的灵修语录，我自然没办法接下去了。我们好似成了陌路人，我只能自我安慰，可能做传销的人都这样，特别是被精神传销的人。
我多年的职场生活，习惯了打字沟通，非急事不打电话，忽略了男闺不擅长文字表达这一点，所以没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而且前几次他的拒绝，也让我觉得他肯定不想跟我聊天。这点，我至今都有些后悔。
去年下半年，我再次辞职流浪，走到昆明，看他在大理，就发信息问他在开茶会吗？男闺又没说人话。最后，我干脆地说想见他，他直接发了民宿地址给我，其他啥都没说。我感觉被泼了冷水，后面看他朋友圈美美的生活视频，自觉还是不要去扫他的兴，去打扰人家的悠哉了。
离开大理后，我先去了西安，后在银川滞留到12月，曾打算干脆到大理过年并见他，但终究是放弃了，回了广州。我以为他会照常过年回来跟家人团聚，哪承想，一念之差，我们就生死永隔。
7
临近过年，我忙着置办年货。大年三十，男闺更新了一条广告，元宵节，又发了一条。当时我觉得这个15天的间隔期有点反常，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后续，我天天盯着朋友圈看，到第14天，见他没有更新动态，立马给他发了条信息，可直到深夜都没得到回复。
我执拗地不想给他打电话，我觉得一生好强的他，不喜欢让朋友看到他的状态不好。而且，自打知道他自杀过，这几年，我早已做好了一万种心理准备，去接受他的自我解脱。
一周后，我再次给他发了信息，没回，那时我已经百分百确定他走了。一个月后，我还是发了条信息，收到了意料之中的回复：我是令光怿的姐夫，很不幸地告诉你一件事，光怿已经在2023年3月X日逝世了，是得新冠白肺过世的，我在处理他的后事。我平静地回：辛苦姐夫了，不知方便通话吗？
电话中，我说自己是光怿那些年带回家过年的同学。姐夫说：“哦，是你啊。”
随即，我问光怿是怎么走的。
姐夫的讲述是，光怿因为他爸妈逼婚，大吵一架后就没回广州过年，而茶友们都各自回家了，民宿里就剩他一个人。光怿是个很在乎家庭、亲情的人，这是他第一次没跟家人一起过年，可想而知是怎样的绝望。
后面的电话中，他姐夫对他尽是数落埋怨之辞：
“有病不回广州、不去医院，搞到病死他乡。”
“年纪那么大了还不结婚生子，让父母操心。”
“天天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像个浮萍一样漂泊不定。”
“搞这个茶道传销，不停地让亲朋好友买茶叶，说几百年的茶叶多神奇。还把我三个孩子带去茶会，孩子们都知道是传销，他还执迷不悟。早知道，以前就不让他撤股了。”
好面子的姐夫丝毫不提自己走邪路干地下钱庄的事，我也无意纠缠，又问：“是谁发现了光怿？”
姐夫答，是快递小哥报的警，警察查看光怿手机的最近联系人，就找到了他，他赶去大理，尸检证明是新冠白肺后才火化——估计光怿是算好了时间的，爱美如他，肯定不想腐烂后才被发现。姐夫继续抱怨，说还要处理光怿囤积的一堆茶，足足几十万的货款，而那个茶道为了避免负面新闻，同意了回收全部货物。
后续处理遗产的事跟我无关，直到他姐夫说要在潮汕老家给他建个墓，要花上百万，我终是无法再平静，哭出声来：“麻烦姐夫弄好他的墓后，发个地址给我，我要去见他。”
姐夫答应了，还叮嘱我：“光怿带你去我家，就是把你当家人看了，我才跟你说那么多。他其他朋友，我都只是通知而已，你不要把这些事跟他朋友说啊！”
我说：“姐夫放心，我跟光怿是单线关系，我不认识他的朋友。”
半小时通话里，男闺姐夫一直强调他是病死，又说他不负责任留下父母，也没立下遗嘱，现下千万遗产，死后家族里势必掀起争产风波……十句话有八句都在说钱，好像要把他的死撇得一干二净。
新冠白肺又不是绝症，光怿也不是没钱医治，他以前得过重度肺炎，肺部很容易感染，他肯定上网查过自己的症状，但宁可承受发烧呼吸衰竭的痛苦也不去医院，除了想自杀，还有啥原因？救治无效才叫病死，重病后不去医院是毫无求生欲望了——这无疑就是自杀。
之后的两天里，我动不动就流泪不止、痛哭失声，哪怕我从来没真正拥有过这个人。回看男闺的美景美食和开心大笑的视频，我才明白那是表演，是用力过猛的幸福——跟一群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的人生活，长期跟社会脱节，能“负负得正”吗？
男闺用了10年时间试图自我救赎，但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毒亲。他想用无私付出换来家庭温暖，却只是迎来索求无度，每个人口口声声说为他好，实则为自己好。从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也没人愿意尊重他的性取向。
两个月后，我去了男闺至死都不愿回去的潮汕老家，参加了他的葬礼。那是潮汕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家家户户都已经盖起了楼房，看起来并不贫穷，但整个村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守旧气息。光怿出钱修起来的小楼门口停着5辆车，其中2辆是他买的，大弟媳说他的奥迪好开，他就给了，自己重新买了辆特斯拉。看到熟悉的奥迪，我想起自己坐他车的时候，他开车特别稳，很有安全感。
整个葬礼没有我想象中的宾客盈门，除了众亲戚们，只有两个外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他的闺蜜阿芳，她跟光怿有着23年的友情，从光怿开服装公司起就跟着他，一直到公司结业才离开。
男闺妈妈一看到我，立马从屋里走出来拉着我的手，说：“还以为你不来了，太谢谢你了。”
“我怎么会不来。”说完，眼泪止不住掉，他妈妈、他姐姐看到我哭，也流起泪。
后来，他妈妈去哪里都拉着我，说当年就想让我当她儿媳妇，给我剥糖吃，还将长辈亲戚逐一介绍给我，我估计他妈妈是想让这些人知道儿子有个“女朋友”。亲戚们口中满是溢美跟惋惜之词，唯一面无表情的只有他爸。
5辆车依次开到山上，没有和尚道士做法，没有传统的挽联，没有浩浩荡荡的抬棺送葬，反而像是组团郊游般，悄无声息。光怿的墓蛮气派光鲜，四周种了小树苗，铺了草坪，呈半圆形，各种祭祀用品摆满了墓碑前。男女老少亲戚们排着队上香跪拜，需要循环上3次香，非亲属的话，只需跪拜2次。
走到墓前，我心情异常平静，没有看到他去世时的样子，也没有吹吹打打的仪式，冷不丁看到冷冰冰的墓碑，只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他的墓碑上，竟然只有他自己的名字，不像其它墓碑上会附注直系亲属的名字，这是让我最诧异跟愤然的。
葬礼结束后，我坐男闺外甥的车回广州，同行的还有他妹妹跟阿芳。
路上，阿芳讲了他姐夫的一些事——她当年因为崇拜光怿，跟他创业，所以跟他姐夫一家也熟络，她说，姐夫其实人很好，很有能力，公司能成功的确有他一半功劳，姐夫一直把光怿当亲弟弟，光怿后来被灵修误导后，两人分歧才越来越大。公司赚钱后，光怿跟姐夫给她买了房，所以阿芳一直很感恩光怿一家人。
妹妹则给我讲起光怿的过往——他在爷爷、父母以及别的欺负人的大孩子手下庇护着兄弟姐妹，早早出去卖冰棍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跟卖菜小贩据理力争，偷偷把肉平分给弟弟妹妹……
一时间，整辆车都弥漫着伤感。
我知道，与家里博弈了45年后，男闺绝望投降了。这一遭来人世间报恩的苦旅，也算是终了了。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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