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以卵击石的职称申诉风波
卡尔维诺经典短篇小说《黑羊》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一个诚实的人到了该国定居。
他不想去偷东西也从不去偷东西，从而打破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保持偷盗的习惯以及社会的平衡。很快，社会规则随之改变，人们还是依然偷盗，只是变了方式，这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唯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我觉得我就是那只黑羊。”在经历了一次漫长而又艰辛的职称评审风波后，朋友辰白对我说。
以下出自辰白的自述。
1
2021年9月30日早上，经历了最后一轮高级职称答辩后，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前后两个多月的职称拉锯战，终于要落下帷幕了。这一年，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各方面，自己都比其他参评者略胜一筹，长达10年来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了。
回到家，我跟先生愉快地汇报了今早的答辩，信心满满地告诉他：“今年肯定能上副高了，赶快给我准备庆功宴吧。”
下午5点，职称申报群里发出了一条信息：“职称评审结果已经出来，请大家前往公示栏查看。”我心快跳出嗓子眼，急匆匆骑上电动车，风驰电掣赶往学校，一路上觉得周围的树木都仿佛在为我跳舞欢呼。可是，当我站在公示栏下时，在那张红通通的纸上竟然没找到我的名字。
这是我第五次参评职称，第五次落选。本来我踌躇满志，以为在单位有4个名额的前提下，自己定然能胜出，可面对结果，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伴随而来的还有疑问、伤心和愤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又没有我的名字？
通知单下面简单地写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如有对职称评审有异议的老师，可向学术委员会申诉。”然而，却没有留申诉电话，也没有联系人，只写了一个办公邮箱。
临下班还有5分钟，我马上给平时负责职称评审工作的李X老师发了一条信息，问她我为什么没有被选出来。过了几分钟，她回了一条：“老师，您好！这是学术委员集体决议。”
我一看“集体决议”这几个字，更加火了，就直接对她说：“我要申诉。”
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全面崩溃，站在单位楼下泣不成声。所有的人都下班放假回家，欢度十一国庆节，唯有我，堕入无边的深渊。
2
没有人知道我为了职称评审付出了多少努力。
十几年前，我研究生毕业入职C大，按规定只能留任行政岗。做了几年行政工作，我渐渐对每天被琐事环绕、机械地完成任务的工作环境感到厌倦。幸亏学校给了行政人员转为教师岗的机会，我立刻毫不犹豫地转成了教师。
转为教师岗后，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由于我所学专业与所在学院专业不太符合，所以我只能教一些公共课程，根本无法融入“主流”。我的研究生学历也渐渐显得捉襟见肘，只能在迈入30岁大关时，奋力考博。
考上后，我停薪留职。由于功课落下很多，再加之中间结婚生子，杂事颇多，所以读博颇为费力。读博期间，继续留任行政岗位的同事，已经升任科级、副处级别；做专职教师的，也已评上副高、正高职称。相形见绌，我内心没有失落感是假的——人生只要一步落后，后面便会步步落后。
当然，我也总结过自己存在的问题：比如自己从小因家庭变故导致内心自卑，性格内向孤僻，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也不懂人情世故，就连领导来了也不知道去倒杯水，更不懂经营关系，搞管理更是一窍不通。
所以，做行政对我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看不到出路。读完博士，去当教师，搞科研，环境相对简单，这才是我喜欢的。
2016年，35岁的我博士毕业，重返单位。
回来后，我找到了片刻的成就感，经常听到单位里很多没有读博的同事的羡慕之声。可很快，这种感觉就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打破了——随着学校在全国排名的晋升，开始转为以科研、人才为导向的发展方向，大量引进高学历人才，博士已经成为进入学校的最低标准。一些做行政的老同事，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考博或者没有考上的，目测只能在行政岗位上做一辈子了，没有晋升上处级的，可预见的是退休至多只能是科长了。
而对于我来说，评职称逐渐成了我工作、生活的全部重心。一来，年纪也到这里了，再不往前走一步，自己说出去都尴尬；二来，读博以来，自己也积攒了不少科研成果，条件已经远远超过最低要求，属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
在此之前，我很少对评职称上心，总觉得自己条件够不上，从来不敢去尝试，也没有认真研究过相关政策，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七八年前，评职称相对容易，只要有几篇论文就可以，有的老师甚至仅凭发表在报纸上的几篇“豆腐块”就评上了教授。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等到我开始认真对待职称，并且把它列为人生头等大事时，评职称的标准已经水涨船高，从一开始至少要有4篇“C刊”或是“SCI论文”的硬指标，变成要有“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数量越多越好，等级越高越好，一到两本专著是必须的，还要有咨询报告，最好要有省部级以上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其余什么教学比赛奖、带学生参加大创项目奖、学生优秀毕业论文奖，最好也要有一堆，且级别最好是省级以上。
所以，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难题是：究竟去哪个组参评？
在我们学校，评职称被分为几个大组，每个组又由学科相近的几个专业组成，而我所在学院的学科，并不在我要参评的小组之列，也就是说，我要想参评职称，只能到别的学院组建的小组去。评职称本来就竞争激烈，组里再没有熟人，那么结果大概率是会失败的。进一步说，如果继续在目前的学院工作，对我未来的科研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没有相应的科研氛围，也没有团队，得不到任何支持，孤掌难鸣。
与我有同样境况的老师也有几个，他们最后选择了转专业继续留在这个学院。可我还是喜欢自己的本专业，因此摆在面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调到其他学院去。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回校一年后，遇到了贵人，帮助我调离了原学院，进了与我专业相符的A学院。A学院的学术地位在全国都是顶呱呱的，像鱼儿来到了大海一样，我喜极而泣，觉得人生终于出现了转机。
3
然而没多久，我的乐观和开心又遭遇到了现实的一万点暴击。
A学院人才济济，北、清、交、复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生、博士后比比皆是，更有像哈佛、哥大等国外名校的博士，各类学科带头人、引进人才更是如星云般繁多。我在其中瞬间失去所有的光芒，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足挂齿。
来之前也有前辈曾告诫过我说，A学院人际关系过于复杂，连他这种八面玲珑的人都混不下去。但我却无知者无畏，不管不顾还是选择来到这里。虽然我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险象环生的现实，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派别林立的学术圈层，无情地打压至十八层地狱。
说是地狱，毫不夸张。我在这里的4年，走在路上无人理睬，被别人视为空气；充满谦卑与热情地去加一位前辈的微信，转眼间就被拉入黑名单；前一秒过来对我示好的同事，下一秒在利益面前能立刻翻脸不认人；认认真真工作，换来的是别人找茬的入口；去开会，主持人介绍了一圈教授、副教授，唯独跳过我；对学生认真负责，关心他们，却被他们诋毁为不怀好意，在群里通知事情都被他们群起而攻之；连夜帮学生修改论文，改报告，第二天他们拿着论文便投奔其他老师门下去了。
没有课上，没有课题做，没有学生带，我完完全全是A学院的“三无人员”。那些坐办公室里的中年女人，眼睛斜愣着，通常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告诉我一个似是而非或错误的答案，然后你要绕一大圈，才能弄清楚这件小事的真伪。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日常工作环节，总会有人莫名其妙使绊子，在某个暗处杀你一个措手不及。真是应了那句话——人在弱小的时候周围都是恶人。
在这个看重名头、以结果为导向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高级职称就相当于没有武器，没有护身符，没有遮羞布，任何人都可以看不起你欺负你。当他们探听到你没有什么背景时，更会变本加厉地为难你。所以，评职称几乎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信仰和念想。
随着我坚持不懈的努力，科研成果也逐年增多，抱着学习与碰运气的态度，从2017年开始，我参加了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审。每年都进入决赛，每年都以极小的差距落选。
我站在台上紧张至极地陈述，台下的评委趾高气扬地看着我。有一年，当我陈述了之前所做的行政工作时，一位评委甚至直接打断了我的话：“不要讲这些了，谁没有为学校做过贡献？”但轮到另一位参评者讲他在转业到学校之前在部队做了哪些事情时，这位评委却给他竖起了大拇指，连连夸赞。另一回，当我讲到在前面的学院工作时上过哪些课程，一位评委同样也是很不屑地对我说：“你之前的课程跟现在毫无关系，你应该讲你现在的所上的课程。”而轮到下一位参评者，就连那人在社区做过义工的事情，也被评审拿出来大书特书。
我感觉在职称评审环节得到更多的是羞辱而不是尊重，不过这样的不适感很快就会过去，最后的评判结果，我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毕竟和已经评选上的同事相比，我自认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我想不到的是，年复一年，评职称竟成了我人生迈不过去的一道坎。每一年都我会以不同的理由落选，而我也天真地以为是自己不够优秀。
有过来人看不下去，便悄悄指点道：“别傻了，没有关系，不去找人，怎么可能评得上？”听到这话我还有点不屑，我看到的都是凭实力评上的人，所以坚信一定有公平存在，也相信等自己实力足够强大的那一天，一定可以评上。
4
万万没想到，第五次评职称，瓦解了我之前所有的信念。
本来以为，这一次我无论是“单项”还是“综合”都绝对靠前，资历也是最老，丝毫不落后于谁。熟悉的同事也都说，“今年你一定能评上”。可是结果一出来，让人大跌眼镜。
我记得自己站在名单公示栏下泪如泉涌的样子，委屈、失落、无助、想不通、愤怒，五味杂陈。为之奋斗了几年的目标，没日没夜起早贪黑的努力，换来的结果就是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我第一反应便是要提出申诉。工作十余年来，不要说申诉，就连一句重话、伤和气的话，我都从没未和任何人说过，在工作中就算受再大的委屈也都自己忍着。但这次，我真是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当夜，我给学院领导和职称评审负责人挨个打电话，他们无一不对我的遭遇感到遗憾，也都连连安慰我。但廉价的话语我已经不想再听，我只想知道真相，为什么？什么原因？
当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明确答案，也不会有答案，因为我的成绩明摆着放在那里，大家都不敢轻易否定。只是究竟要怎么解释这个结果，领导在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给我的回复都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
国庆节那几天，我几乎每晚都睁着眼睛流泪到天亮，满脑子都在想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老天要这么对我？是不是职称永远都评不上了？我今年40岁了，前途在哪里？别人会怎么看我？一闭上眼睛就是无尽的黑暗。我甚至想一了百了，不想活下去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唯一的救命稻草就只有申诉。
学院领导在知晓了我的申诉意图后，不仅没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反而像论文答辩一样，准备了很多说辞来应对我。我知道这是行政人员的常态反应，在他们那里，面对有人提出疑问，第一时间并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相关部门对我提出的问题统统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搪塞，那一本厚厚的、只用来针对老实人的评审规则，此刻变得形如虚设、无足轻重。
在原来分毫必争的评审标准下，一篇论文、一个奖都有可能是输赢的关键，可现却美其名曰要“破五唯”（指在高等学校评职称时，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桎梏，主张教育评价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初心，立德树人成为高校首要任务），不再以论文、科研成果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而是看“综合实力”。而当我继续追问，说我综合实力也是名列前茅时，他们就笑笑告诉我：谁给你排的名次？评职称从来不排名。
“不排名怎么评？”我又问。
“主要看评审的无记名投票。”
“评审基于什么做判断？”
“主观判断。”
说到主观判断，那可真是文科学科特有的权重因子，“我认为、我以为、我觉得”，都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对这样的说辞，我当然是极为不满的——为什么前几年参评时都是按排名进行取舍，怎么今年就全变样了？
我先生一语点醒梦中人：“真实的原因是你没有找关系，而别人都找了。在你一次次突围到最后评审阶段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其他人都在‘努力’，只有你天真地以为会获得一个公正的评判。”
我怒骂：“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先生摊摊手，一脸无辜，其实他哪里会知道这些弯弯绕绕，充其量是马后炮罢了。
重点是现在该怎么办？忍气吞声，向现实投降？还是奋起反抗？这仿佛天问，没有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家里的老一辈人告诉我，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古民告官，哪有成功的？”周围的同辈人也都劝我想开点，说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就是不敢去说，别人是傻吗？当然不是，是大家都知道即便去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惹得一身骚。唯一的办法只能委曲求全，等待机会。
对于这些答案，我都不满意，也都不认同。我已经当了十多年老实人老好人，人们不会因为我的好而对我有半点尊重和礼让，只会变本加厉地欺负我。记得才工作时，领导安排我去下乡，去离主城区很远的新校区工作，我毫无怨言地去了，一干就是好几年，熬到够资格返回市里的校区工作时，领导又对我说，另一位同事要结婚，希望我再发扬下牺牲精神。这么多年来，单位安排的事情我全都任劳任怨去做，从不敢说不，换来的结果却是评优秀、先进从来也没有我的份，好事也从不跟我沾边。
这些我都没有怨言，然而评职称，关乎我的前途、尊严以及对我个人能力的肯定，是可忍孰不可忍。连续五年参评都落选，明年难道会因为我的继续隐忍而获得机会吗？不可能的，每年都会有源源不断的关系户，会有各种层出不穷的“特殊情况”，我还要等多久？这口气不出，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我自己。
一个朋友知道情况后，给我发来了河南焦作17中姚燕燕老师的视频——姚老师是中国第一个敢于同不公平的职称评审作斗争的人，道路坎坷曲折，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她的事迹激励了我，她的经历也让我感同身受。是她让我明白，当别人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一定要勇于发声，为自己而战。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了艰辛的申诉之路。
5
在准备材料上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此次职称评选中很多不符合规范，甚至违纪违规的事项，证据确凿。
职称评审的每一个环节我都很重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每位参评人员的成果我都一一拍照留存，好方便比对。幸亏有了这些照片，让我很快发现职称评审过程中的猫腻。
职称申报材料每年都是按规定在一定时间内上交，然后单位审核、盖章，上报学校人事处。但实际上，在材料公示阶段结束、进入正式评审阶段前，仍有参评者不断更改材料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监督。有的参评者拿着一个莫须有的奖励作为制胜法宝，当我提出要核查这个奖励的来源和证明时，对方却迟迟拿不出来。评审却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能证明这个奖励是真的，你实在需要证明的话，随时可以去开。”
另外，这一年评审，还玩出一个新花样，某人参与了某个大佬的一个省级或国家级教学项目获奖了，他（她）虽然只是排名第10，但这个奖项的重量远远比我自己主持辛苦做出来的项目含金量高几倍——美其名曰，现在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要讲究团队合作，而所谓的“团队”，无非是某个大佬带着一群小的们的游戏。大佬依靠名声、人脉获取项目与奖项，再把任务分配下去，小的们有的负责码字，有的需要跑腿，有的是后面有资源，被拉拢过来当靠山，最后，大佬们得名得利，小的们也跟着分得一杯羹，各取所需。这些隐性的规则，文件上都没有，但也都算数，就看评审怎么说。
随着我进一步梳理各阶段事项，看到了更多掩人耳目、鱼龙混杂的操作。我把这些疑问整理出来，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好几页的申诉材料。然后，再把这些问题一一对应国家、省里的职称评审条例、规则，结果触目惊心——大部分操作都不符合规范，甚至有的是严重违纪行为。
我以为，如果严格遵守国家、省级职称评定法规，那么这些证据足以推翻此次评选结果。然而，我又一次想多了。
我先是在学院反映了这些问题，学院领导一一否认，避重就轻。无奈之下，我只能把材料报到学校纪委，纪委工作人员很耐心接待了我，倾听了我的诉求，并保证会把情况如实汇报领导。我同时又将材料递交给了分管这块工作的副校长办公室。
回来等待消息，就再也没有等到下文。纪委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终于有领导同意接见我。在我有理有据陈述了半个小时以后，领导平静地告诉我，这件事不归纪委管，他们只负责贪污受贿，“除非你拿到证据，否则建议转到人事部门进行处理”。随后，分管该项工作的副校长办公室也回复说不受理此事，需要转给人事部门。
不要想着一个搞人事的部门会有正义感，他们本来就是评职称的主管部门，难道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果不其然，当我把材料交给人事科的一个科长时，对方一脸见怪不怪地说：“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学校历来都是这么做的。”我质问他：“难道学校可以无视国家法规吗？”他没有搭理我，只说会把材料转交给领导，让我回去等消息。
当然，同样也是没有任何回复。
申诉期马上就要到了，眼看着在学校各部门投诉无门，我只能继续到省教育厅、人社厅上访。
我第一次到教育厅信访，保安把我拦到了办公楼大门外。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进去？”
他说：“谁来了都不能进去，只能告诉我要找哪个部门，由我进去通报。”
我气愤地对他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单位吗？人民进去要办事，要先通报领导，领导让进了才能进对吗？”
保安看见我态度有点凶，只能指着旁边的一道门对我说：“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可以找信访办的。”
信访处位于一楼犄角旮旯处，一位画着精致妆容的中年女性正在那优哉游哉地喝茶。我隔着玻璃对她说明来意，她很平静地让我填表，交材料，然后也是让我回去等。有了那么多次“回去等”、然后就没下文的前车之鉴，我不想再上当，坚决要求见相关负责人员，她也只好上楼去找人。过了片刻，一位很年轻的工作人员下来了，拿着笔记本把我的诉求，认真地记录在笔记本上。
我问她：“你们会管吗？”
她很官方地回复道：“我们会把你的问题转发到学校，等他们回复。”
我又问：“你们会回复我吗？”
她说不会，但可以来这里查询。
在这次申诉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深刻了解了中国的官场制度，以前我连学校哪个部门归哪管都不清楚，这次短短几天，我就长了很多知识——虽然教育厅是我们学校的上级单位，但从级别上来说，都属于厅级部门。同级管同级，有可能吗？我也不敢抱太大希望了。
我又到了管职称的专属部门——省人社厅专技处，找到了分管的副处长。副处长确实很专业，一听我反映的问题，立刻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学校还没有把评审结果报到他们这里来，“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撤销既定结果”。
他的话又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正义凛然的模样，说话铿锵有力的语调，让我甚至都觉得他就是那个拯救我于水火之中的大英雄。
省纪委我也跑了一趟。排在我前面的一个老人家，80岁了，之前是一名律师。他很激动地拄着拐杖对着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我上访了20年，你们每次都是让我回去等消息。每次都是回复说转到哪个部门办理，没有一次给过我一个明确的说法。我是个老百姓，要不是这次二十大提出要坚持贯彻依法治国，我都不想来了。我告的是一个厅长，是不是因为他是厅长，所以所有的法院、检察院都要包庇他？”
我在他身后听得胆战心惊、心灰意冷。交完材料，依然是熟悉的那句话：“我们会转发到你们单位。”
6
各个相关省级部门的“转发”虽然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对于学校来说，无疑还是当头一棒。我能想象到，领导们一星期收到来自不同部门的文件会是怎样的心情。
果然，学校有了反馈。
先是学院领导再次找我谈话，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无非就是劝我想开点，一顿心灵鸡汤。这些话也许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还有点用，但对我这种经历诸多社会毒打的中年人来说，就像是讽刺。
我还是坚持质问为什么，领导不再是模棱两可了，而是对我的各项成果均予以一一否定。谎话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还是一所追求真理的学校，这还是那些令人尊敬的教授吗？
我从一开始想为自己找回公平，到现在只单纯想要讨到一句公道，我就像秋菊一样，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我坚持不懈地往上反映问题，学校领导也开始找我。
人事处领导约我面谈，Z处长一上来就正襟危坐，板着脸故作关心地问我：“XX老师，你身体还好吗？待会儿能坚持住吗？我们这边有很多办公人员，希望你不要吵闹。”
她把我正常的反映问题看成无理取闹。听到这样的话，我大概知道她要做出怎样的结论。果然，接下来就是代表学校宣布正式回复：“本次职称评审没有任何问题，维持原有的结论。”
我据理力争，从包里拿出职称评审中存在的虚假材料，程序有误、评审规则不公开不透明的证据。Z处长没想到我会拿出证据——其实这些材料我早就已经上报给他们了——马上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他们不太了解情况，等回去研究后再找我面谈。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我预料接下来人事处肯定也不会再回复我的问题。
我又想从法律层面有所突破，但研究了一圈法律法规后发现，职称评审并未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中，说白了，就是虽然有明确的成文法，但却没有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是高校灯下黑的地带。
在高校里，除了行政领导以外，最大的权力来自学术权威，在关键时刻，权威人士的一句话就可以断人生死。所以，在我申诉的整个阶段，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声支持我，既得利益者没有必要，跟我一样处境的则敢怒不敢言。那段时间，仿佛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拿着长矛冲向巨大的风车。
申诉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了省里一个信访部门给我的回信：“你所反映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经认真核查，程序没问题，结果无异议。故不作受理。”
我哭笑不得，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电话，也没有任何部门过问过，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核查的？连学校的相关部门还在说要回去核查我说的问题，他们怎么就能得出没有问题的结论？
电影中，秋菊打官司最后赢了，现实中可就没有秋菊了。
教育厅跑了不下十几趟，第四次见到工作人员时，我所有的负面情绪喷薄而发，冲着那个年轻的小姑娘质问：“请问你们是转发单位还是上级主管单位？为什么每次都只会转发，你们难道不能去查一下吗？这么简单的事情，查一下就知道，非要每次转来转去的干嘛？你们再这样，我就要去法院告你们不作为，到网上去曝光你们！”
小姑娘也只能无奈又忍耐地对我重复那几条机械性的答复：“您有权利继续申诉，我们这边会向领导汇报，及时处理。”
可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相关工作人员了，每次去，那位妆容精致的女性都会对我说：
“领导去开会了。”
“不巧，他们早上刚去开会了。”
“开会还没回来。”
……
不管早上、下午去还是整天杵在那里，我都被信访窗口一句话回复——他们开会去了。
人社厅那边也再没有任何回复，我又去了趟办公室，找到那位分管副处长，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对我义正词严地说：“你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不能乱说。”我再多问几句，他就面露不悦地反问我：“你要求什么我们就要照办吗？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不要着急嘛。”
他的回复让人感觉，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我想，也许是有人找过他了。
学校这边看见省级部门没有什么实质性动作，更加有恃无恐。我也坚持不要脸了，每天给人事处和纪委各打一个申诉电话。
其实，那时我已经对改变结果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是单纯觉得这股气咽不下去。在我的坚持投诉下，人事处没有办法，又再一次约谈我。但这次我一点不想去，想着他们信口开河，黑的说成白的，一点不脸红的做派，我只觉自愧不如。
7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人事处Z处长亲自打来的电话，她一改第一次见面时凶神恶煞的模样，非常亲切地跟我拉家常，邀请我再去座谈一回。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谢谢处长的好意，但如果还是直接宣布结果，没有什么解决态度和办法，还是不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但她一再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这次是带着十二分诚意来的，这样僵持下去对大家都不好，一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案的。
既然领导这么说了，再不去显得不识抬举，我也好奇她说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先生却警告我说，可能是个鸿门宴。
次日去面谈时，果然被先生说中了。人事处加学校各级领导，一共有7个人，气势如虹地并排坐在我对面，就好像我是一个待审的犯人。Z处长又恢复了趾高气扬、皮笑肉不笑的领导做派。我的心往下一沉，后悔自己又受骗了。
坐定之后，她还是像上一次一样代表学校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告诉我：“结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改的，你只能明年再来参评。”
我还是继续坚持指出评审中出现的错误，但这次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反驳，当然，这些说法也都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我好似诸葛亮舌战群儒，半个小时过去了，丝毫没有进展。Z处长见我如此固执就是不肯低头，只得又一次气急败坏地对我说：“就算你是第一名又怎样？就算材料全是错的又怎样？结果早就在开会前就定了！”
“原来如此啊，早就内定了吗？难怪我年年都是陪跑。”我迅速抓住她的话语漏洞唏嘘道。
旁边的副处长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把话题扯到了另外一边。Z处长气得全身发抖，对我嘶声竭力地吼叫：“XX老师，你有完没完？难不成你要我们每天都为这个事情围着你转吗？你要告谁，处理谁？是不是要把我这个处长拿掉，要把你们院长撤职才罢休？”
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驳她：“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撒谎、无理取闹、无中生有，你们完全可以告我诽谤罪、污蔑罪，你们可以把我开除。”
她见我冥顽不化，便怒气冲冲丢下一句：“我可不敢开除你。”然后拂袖而去。
我也站起来，没再理会其他人，径直走出会议室。我看见旁边的那些科员，此刻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他们大概没料到我一个弱女子会敢如此顶撞领导，拼命相搏。
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没有胜利感，亦不觉得自己失败，只是觉得荒谬，明明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自己才是受害人，却要与全世界为敌。这个世界怎么了？
出门时遇到单位即将调离的一个前领导，我的眼泪才止不住唰唰往下掉。虽然我之前和他不熟，但他也知晓我的事情。我们在休息区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讲了他此前经历过的一些评职称时不公平的事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申诉这件事情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庞大的机构，难度非常大，几乎没有胜算：“所以，解决办法只有‘反求诸己’。等到有一天，当你超过别人不是一点半点时，自然没人敢再拦你。”
我虽然认同他所讲的，但一想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充当炮灰，就五内俱崩、气愤难耐。这样的结果，对于那些旁观者，那些劝我想开点的人来说，不过就是“人生处处是挫折，明年再来，大不了每年都去参评，总会评上的，不要不开心，身体最重要”的一套劝说辞。可是只有深陷其中、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个过程有多么煎熬多么惨烈。有谁经历过十年如一日没日没夜搞科研，眼睛快瞎了，头发大把掉，没有时间陪家人，没有时间管孩子？好不容易出了点成果，抬头一看评审规则又变了，搞完科研还要忙教学。教学不能出一点错，要保持评教名次排前，要保证每年都有教学成果、带学生获奖，近年来又冒出来各种课程评比等层出不穷的名目。
也许在很久以前，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还可以产出一些成果，在处处看名头、背景的当下，没有任何资源的人想要出一点成果，比登天还难。
反正再怎么努力，我都像是那头被蒙着眼睛的蠢驴被耍得团团转。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嘴动一动就能随意改动规则，就能摧毁我多年的努力。而规则的改动并不是经过客观、审慎的考虑，而是基于某一个或某一批人的需要。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会是一个混学术圈的时代，掌握资源的大佬带着圈内的人搞圈地运动，然后自行瓜分利益，根本不给非圈内人任何一点机会。作为大学老师，不需要有多强的能力，只需要巴结好大佬就行……
既然无路可走，唯有勇敢发声。我的意志坚定，反抗之决绝，恐怕是学校这么多年来少有的一个。不得已，连校长都亲自约谈我。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只当是在学校内的最后一次陈述。
校长很耐心地听完了我长达半个小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申诉，一直面带微笑，从不反驳，也不指责。在最后，他举重若轻地把问题归结于专业能力不强的下属身上，说出现这些问题都是能力问题，而不是主观所属，并告诉我：“职称评审如果只是遵从简单排名，那么还要评审有什么用？所以，结果肯定是不能改变的。”
最后，校长还善意地劝我，不如躺平算了。说来说去，他还是在为此次评审做辩护。
我没再继续争论和质疑。事到如今，我将所有路都走了一遍，证明都走不通，我也不后悔了。反正，在职称评审中，一个专家教授的意见等同于权威，一旦做出了决定，即便错了也不可更改。至于说专家怎么评判，都纯属“主观判断”。
那专家究竟是依据什么来进行判断？这当中便存在着无形的人际关系和利益权衡因素。这个道理，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参评职称这么多年，其实此前已经目睹一些人刚刚才工作一两年，明明没有什么突出的科研成果，却能顺利评上，有的人明明还没有自己的成果多，却早已上岸，只是当时没有落在自己头上，所以没想太多。
可知道了又能怎样？现状是无法改变的。没有背景、不会搞关系的人就活该被牺牲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你就是个蠢蛋、笨驴，活该。”我在心里骂自己。
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了一个同在高校的朋友，她居然天真地惊呼道：“天啊，怎么可能？你们学校那么黑吗？我们这边很公平的……”我从她嘴里听到了对我的不屑，也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我不想点醒她，你以为的公平，只是还没亲身经历罢了。
人类的欢喜从来都不会相通。在至暗时刻，人还是只能靠自己。
8
2021年年底，学校网站上公布了最后的职称评定结果，这件事尘埃落定。在此之前，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部门给予我的任何回复和解释。校长所说的回去研究研究，也只不过是一句搪塞。
我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找律师去法院起诉，但问了好几个律师，都说不接这个案子。好不容易有一家律所有意向，但一上来便狮子大开口，收费十几万，并且告诉我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时间长、周期长，还不一定能赢，要赢只能冲出省门，到中央。”对方还说，姚燕燕的事情为什么引起关注，让国家教委都来核查？是因为她把这个事情捅到网上去了，而且她的学校是中学，没有大学那么大的势力。
过了几天，连这家律所都打了退堂鼓，说是无能为力。
我也曾想过要不要把这件事放到网络上，让舆论力量来监督，就算自己毁灭了，至少也能让那些昧着良心的人能扪心自问一下。但网络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我也没有把自己伤口赤裸裸示众的勇气，最终还是放弃了。
翻过年，到了第二年的1月，我决定彻底放下这件事。
身体接到放下的指令，瞬间获得了解放，却也轰然倒塌。春节前夕，我毫无征兆地病倒了，也许是感冒，也许是阳了，我也不想去检测。甚至想，如果就这样死去也挺好，就不用再面对人世间这些糟心事了。
生病再加上心情极度郁闷，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浑浑噩噩躺在床上，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致，心里总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你这么失败，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期间，收到为数不多几位同事的安慰电话。
同事A跟我说：“千万不要被别人所谓的游戏规则所定义，如果你在乎，那么你终将被控制得死死的。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何必呢？”
同事B说：“如果想要评职称，就要懂得游戏规则。因为只有你站在圈子里才能分得一分羹，评职称不是看你究竟做出多少贡献，而是你有没有为某些人作出贡献，否则别人为什么平白无故投票给你？”
同事C感叹道：“你看学校里那些多少年都上不去的老师，我认识的一个老师，评了15年才评上，难道是因为成果不多吗？慢慢熬吧，没必要意气用事，别急，总有一天会轮到的。”
想想周围的同事，有的混得风生水起，各个圈子都有一席之地，好处占尽，风光无限；有的早已看透真相，隐退于江湖，躺平度日；有的还在苦海中苦苦挣扎，没有能力改变却又不甘于现状。
我就属于最后一种人吧。
2022年，我放弃了参评职称，准备休整一年。
年底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一通来自省教育厅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曾经接待过我的工作人员的声音，她问道：“XX老师，你对之前提出职称申诉一事的处理结果满意吗？”
我大声地告诉她：“不满意，我不认同。但你们不都判定了吗？还来问我干什么？”
接下来她就用坚定的声音说道：“经核实，去年您反映的评职称事项程序无问题，结果无异议。这是我们给您的最后回复。”
听了这样的回复后，我真觉是个天大的讽刺，就平和问她：“既然你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能否给我一个书面答复？”
“不好意思，给不了书面答复，只能口头。”
“那为什么现在才来通知我，要知道国家规定申诉的回复期是一个月，现在都过去快一年了，你们是才想起来吗？”
但无论我怎么追问，那人都仿佛机器人一样，毫不理会我说什么，就一直在重复：“XX老师，经核查这件事并无问题，我们已经按要求答复您了，事实就是这样。祝您晚安！”
我挂断了电话，看着这苍茫的夜色，想起鲁迅的一段话：“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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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个拥有庞大文化艺术和信仰力的集合体，永远包容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上到弘一法师，下到作奸犯科者，宗教是他们的启蒙地，也是他们最后的收留地。顺理成章地，作为宗教的载体之一，寺院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清静地方，这里真佛有，假菩萨也多，容纳得了莲花，也容纳得了淤泥。
在淮水当地，张伯阳，就是一位公认的“合成型”假大师。
1
去年夏天，我在温大夫的诊所里小住。
温大夫是淮水当地一位比较知名的中医师，他的人生经历也算是另一个传奇。他亲近宗教学问，但并不迂腐，道学的中正平和、佛学的宏深究竟，他一概不拒。得益于他，我对于修行的世界有了更广阔的认识。
一次，我们聊到一些中医学习的趣事，话题跑偏拐到了张伯阳身上。温大夫频频摇头，哭笑不得地说：“这个人，我现在已经不和他来往了。这小子，不是正经的修行人，是个搞江湖套路的生意家，打着中医和修行人的名号，搞一些骗人的东西。”
“怎么说？”我问。
“你知道‘火居道士’吗？”
我点点头——《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里提到过“火居道士”，就是指尚未出家、在家修行的道士。他们可以娶妻生子，不受宗教门派的戒律限制，我熟稔的师友中大多都是此类，司机、医生、小生意人、金融民工，不一而足。佛是觉者，并非穿黄褂的光头就是和尚；道士呢，则是“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这世上所有的限定都是自我相加，就像名字一样，张三什么时候不是张三，要他觉悟那一刻。
温大夫是2012年来的淮水。彼时他刚刚辞掉工作，想在淮水当地开一个中医诊所。初来乍到，在这边没有熟悉的病患群，他想着先积累一些经验，于是搭上朋友的关系，去到一个中医馆坐诊。
当时，温大夫和几个中医师想办一个中医培训交流会，馆长大力支持，活动场地和设施人手都是现成的。温大夫单纯，以为只是聊聊天，认认人。那个交流会上半场倒也正常，来了很多淮水当地的年轻医师，大家互换了一下联系方式和行医环境的情报，可没想到，下半场就出了怪事。
“我和一个大夫被馆长单独叫过去，让我们给一些热爱中医的年轻人露两手——馆长让我给他们讲讲课，也不用讲经络脏腑、阴阳五行、《内经》《伤寒》这些太专业的东西，主要讲解一下操作技法上的一些东西，也不用很长时间，连讲带示范，二十分钟完事。” 温大夫说，“我当时年轻气盛，也有些底子，更加听不得别人吹捧，别人一吹，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立马就答应了下来，没想到，这就上了大当。”
我不解，问他：“什么大当？”
温大夫唏嘘一声，羞涩道：
“我上了讲台才知道，讲台底下坐着的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热爱中医的年轻学子，而是隔壁洗浴店的足疗技师！都是些三十岁左右的女人，靠背后仰，高翘二郎腿，东倒西歪的。一个个神态疲倦，大黑眼袋，没有生气。”
“满教室的香精味，我的心凉了半截。学中医的讲究‘望闻问切’，功夫到家的大夫，打眼一瞧就知道来人有没有病，知道病灶部位。中医上讲，人的相貌七年一变、气色七天一变、神韵七分钟一变。他们是真听课学习，还是来走过场应付差事的，都能感觉出来。”
温大夫心里不乐意，但是人都站在讲台上了，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些技法知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忍不住了，冲着温大夫不客气地说：“老师，你给我们教些重点吧，别整虚的。”
“什么重点？”温大夫疑惑道。
女人回道：“你就给俺们讲讲，按脚的时候按什么穴位管什么用就行，尤其多讲讲哪些能治男人肾虚腰酸、女人宫寒松垮，这方面的按摩手法啥的，得劲猛管用的。你讲的什么阴阳相生相克的，俺们都听不懂，听得大伙眼睛都快粘一块了。”
我朝温大夫抿嘴，他苦笑道：“你说说，这不是折磨人嘛？”
“那你和张伯阳怎么认识的？”
“他当时就坐在一堆女学员中间，是唯一的一个男技师，你说，我能记不住他？”
听到这话，我不由笑出泪来。
温大夫接着说：“我当时只想早点结束课堂，没想到那张伯阳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没辙，我碍于脸皮就一个接一个地讲。好家伙，原本以为二十分钟就能完事，结果整整拖了两个钟头。”
末了，温大夫勤勤恳恳地给台下的足疗技师们讲了气血和足部的经络，张伯阳独树一帜，拿了个小本子边听边记，又向温大夫请教，说他喜欢中医很多年了，没机会读中医学校，能不能自己学呢？
温大夫当时鼓励他说：“那你得先坐稳屁股扎下心看书。中医门槛不高，但越往里走越深，就像坐一列火车，从哪里上站都行，可能不能走到关键处，就得靠自己了。社会上一些出了名的中医大夫，也没读过科班院校，就是能治得了教授主任治不了的病，所以中医不难，难的是狠下心学的勇气和坚持。”
“那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的，这种情境下也能沉得住气钻研。”我说。
“所以，一个人能出头，即使是个癞子，那也肯定是有过人之处。”
我戏谑道：“看来你还和他挺有缘分。”
温大夫听了这话，连忙低头喝茶水，脸上显出一抹苦笑，好似喝了一大口黄连。
2
社会上为什么总会出现一些反对中医，“废医存药”，甚至直接喊“中医是巫医”、是伪科学的声音？甚至连儒释道各家经典现在也直接成了腐朽文化的代表词？就是因为张伯阳这种混子都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
温大夫感慨：“这能归罪于群众的愚顽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人搞坏了环境，任何问题先内省才能看得清楚。真修居山林，小丑坐殿堂，破衣存分骨，败絮裹冠裳。”
我觉得挺奇怪：“现在大家受教育程度都很高了，为什么张伯阳这样的还能立得住脚跟、还能有市场？总不能有人乐意当冤大头吧？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锤假？”
温大夫挠挠头，关上院门才给我细细道来：一是因为国家这些年来对于发展中医药的大力支持，二是张伯阳善于混圈，借着修行的外衣包装自己。
现行医疗制度下，其实无论是中医大夫还是临床西医，想给别人治病开方子，都得正儿八经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的考试难度，我相信每个医学生都有很深的体会。但凡进过全国各省市地区的执业医师考试现场，就能看见很独特的一幕——同一个考场里的考生，既有刚毕业一两年的年轻医学生，也有三四十岁的乡镇卫生院老医生。
但国家关于中医的政策有些不同，有一些不需要通过考证也能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途径，比如“中医师承”、“中医特长”——当然，这也需要考试，只是是另外一种方式罢了，真正有能力的人，老百姓会检验出来的。
就这样，张伯阳这位足疗店出身的技师，也真的能去坐诊治病了。他究竟有没有证，或者他的证件里有多少水分，谁也不知道。他自知没有摸脉开方的本事，不敢给病人抓药，搞的都是些推拿按摩的外治法。
再有，他的第二面大旗——宗教背景。张伯阳平日里有接触一些神职人员，不乏淮水一些知名的道长和寺院师父，他有意无意地与师父们套近乎，久了，就开始宣称自己是某某师父的关门弟子，尤其是他与静安道长之间，真有一些瓜葛。
静安道长精通医道，有一手真本事，但脾气古怪，不喜人烟，常年一个人住在深山里。他在山上的寓所是一座小小的、由黄土坯砖垒筑的老土房子，房梁年深日久地遭雨淋鼠啃，早已弯曲变形，外墙几次三番地剥落，他补苴罅漏数次，到如今竟还能在山梁上挺立，堪称奇迹。
因为离山下的村庄路途远，除了一两个长期做供养的居士外，没人会上山打扰，静安道长也乐得清静。张伯阳会来事，经常买一些生活用品跑到淮水各山看望一些住山的修行人。一个实修，一个傍名，谁都想不通他是怎么搭上老道长的，也还真的学到了三板斧的针灸功夫。
虽然张伯阳的中医学得像草上雪，禁不起太阳照，但不得不说，这个人真执着，不达目的不罢休。
“别看他是个浪荡子，可他居然敢下跪——天呐，想想，你遇上一个一言不合给你下跪，给你表决心、表忠心，能够指天赌咒发誓的人，给你磕头拜师，这一般人谁招架得住？”温大夫吐槽道，“张伯阳吃准了住山的出家人心思简单，不喜与人接触，有什么事也不好意思开口。去老道长那拜访了几次后，就出钱张罗着找匠人为老道长修房子。你想想，平常人都不能白受别人的好，更何况是出家人。”
出师后，虽然张伯阳常常以静安道长的“关门大弟子”自居，但只要是熟悉静安道长的人，对此都不大相信。静安道长在淮水相当有些影响力，即使收弟子，也一定规规矩矩地举行一个收徒仪式，就凭张伯阳一张嘴，谁信？
3
这一番神操作完毕，张伯阳就开始他的坑蒙拐骗生涯。
一次，朋友转发来一条链接，点开后是“淮水市XX医馆”的公众号，文章内容是对张伯阳的介绍，其中一段自序，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张伯阳，淮水知名中医正骨推拿师，禅宗皈依弟子，上清派内传道士。岐黄家传，幼承庭序，先后求道于九华山和终南山，并于秦岭山脉七十二峪中几近求索，发大宏愿，历经艰险，终寻得张良洞遗址，遂入洞苦修三年，参悟玄门，现已有小成。苦修期间精研儒、释、道三家经典，尤其对于《周易》《黄帝内经》颇有感悟。现坐诊于淮水市XX堂国医馆，主行内经推拿、艾灸砭石法。另收心向中医禅道学子，传授中医正骨技法，及鬼门十三针，有意者可添加文末微信，私聊。”
入伙该国医馆之后，凭借着从静安道长那里学的针灸术，张伯阳确实为一些患有风湿关节痛的老年病号缓解了痛苦。这些疾病本来谁也不敢打包票说能根治，张伯阳灸完了，相比以前疗效巨大，所以他得以迅速在淮水当地打开局面，在病友圈也积累了相当的名气。接着，张伯阳开办了一些养生类的课，一期七天，售价非常有阶级感，课程内容基本围绕着国学和养生经，譬如什么天人饮食、呼吸吐纳、经典读书、针灸调理之类的，“全课程内，张伯阳老师带您一起做《易筋经》，调理身体脊柱，为身体排毒”。
其中的“天人饮食”，名字叫得蛮文雅，说白了就是借素食理念的热风，在农家乐附近包上一块地，再雇个农民种点菜（也会直接领着那些报了课的学员们下地种菜），然后自产自销，本质上就是个高配版的农家乐。不过，张伯阳的“农家乐”能够被买账且收益不菲，妙在他通过一番感人的表演，请了两位出家师父来站台——起初，那两位被蒙骗来的师父，真以为张伯阳要做惠及大众的福事，但很快就明白过来，自己是掉进坑里了。
一次课程，张伯阳招徕的客户们上午还端坐在蒲团上听师父们讲解存正念、行正路、亲近善的福法，下午就原形毕露，一个个地谈风论水，有的甚至要求师父们看相解卦占卜人生。可佛家弟子哪有命理风水之说，这不是胡闹？师父们又惊又怒，再定睛细看，面前这些人，哪是需要摆渡引导的大众？只是在五蕴里扑腾久了，又嫌安乐不能满足更深层次的私欲的一群妖怪罢了。两个师父立马连夜收拾行囊跑路——这种丢脸丧门的事回去也不敢大声嚷嚷，佛门忌讳口舌是非，为了保全清白，最后只能吃下这个亏。张伯阳脸皮厚，才不管这些，也不怕被揭穿，反而继续热热闹闹地为自己宣传造势。
私下里，张伯阳又做了一些瑜伽养生课和拼接包装的禅修课程，目标瞄定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亲近佛道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年女性。人过中年，钱包渐渐充盈，身体亮起红灯，趟过职场上的明争暗斗，在生活的沼泽跋涉，疲惫不堪的人们开始关注起身心疗愈。恰逢其时，张伯阳大师的“儒释道卤煮中医禅修课”就贴心出现在了这群人身边。
对于一些懂行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稀松平常，可对这些大半生忙于生计、挣钱后受困于城市的中产群体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新鲜和向往。而早年的足疗生涯中，张伯阳捏过了大量的脚丫子，积累下丰富的临床经验，形形色色的人都在他面前卸下伪装坦诚相见。脚绝对算得上人最隐私的部位之一，手足通心灵，长此以往，张伯阳对人性一定有异于常人的理解。
抛开为中年人解答人生终极问题的禅修课程，张大师也为那些退休后有钱有闲的老头老太太准备了中医养生保健课。无论接受过何种教育，人步入老年后，在某些方面就会跨层次达成一致，比如广场舞、养生。
4
“行医不应该有侥幸心理。骗人可以骗一时，但终究会有原形毕露的一天。喏，你看张伯阳，他后来不就出事了。”温大夫对我说。
“他怎么出的事？”
“他呀，出名在针灸，出事也在这根针上。”
出事的那个女患者是淮水当地一个车厂的工人，辗转多家医院治腰，均无果，经人介绍才找到张伯阳。当时，女患者已经无法下地走路，想请张伯阳上门施针，他大概觉得上门医病有损他“大师”的威严，没答应。女患者一家都是农村人，心眼直，在电话里直接问了张伯阳要多少诊费，张大师沉吟一番后，漫天要价：治疗一次要两千元，最低购买三个疗程，并且要先付钱再治病。
女患者家里病急乱投医，因着对介绍人的信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和张伯阳约好就诊时间，随后去了国医馆。没想到，针扎到第二次，女患者腰疼得直接起不来身了。打电话询问张伯阳，他要不推说是治疗时间短，疗效没出来，要不辩解说自己的扎针手法是这样的，要先引出病气，再集中火力消灭，总之一句话，是针扎得还不够，得坚持扎。
听了这样一番解释，女患者家里万万不敢继续了，转头另找了大夫，新大夫说女患者是遇上了“蒙古大夫”，乱扎针，把人扎成了偏瘫。女患者家里当即火冒三丈，他们立马找人围了国医馆，张大师挨没挨打不得而知，反正这事最后闹到了派出所。
张伯阳也是个奇葩，进了派出所还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不仅拒不承认是自己的技术有问题，还坚持认为是患者及其家属对他不信任，并要求再扎一次，扎够疗程后再看效果。
女患者家里一听这话还得了？坚决不允，当着民警开始问候张大师祖宗：“耗子精穿白大褂装白求恩呢你，警察同志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家娃娃都被这个假大夫祸害成什么样了，别说上班，现在连走路也得靠拐杖。我家娃娃还没嫁人成家呢，这是谋财害命啊，警察同志，这个狗屁医生还不知道害死过多少人？你们可不能放过他！”
最后，女患者家要求张伯阳必须为此负责，除了退回六千元诊费，还要求他承担起女患者后续一切治疗费用，否则，就告他非法行医。这下，张伯阳再也淡定不起来了。但他只答应退诊费，依旧不赔钱，说除非让他再扎一次。
我觉得很奇怪，问温大夫：“为啥张大师这么执着，这看病又不是儿戏，他先前扎了两次，都没扎好还加重了病情，难道他就不怕出事？”
“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他怕砸了吃饭的招牌，就用了这么一出戏。这里面水混着呢，这些人个个都是人精，他不懂看病，但他不傻，知道怎么和家属捉迷藏。”
“那后来这事怎么处理了？”
温大夫提高音量，一脸埋汰地说：“还能怎么处理？这小子可给我坑惨了，最后这锅居然传到我头上来了。”
5
原来，诊费退回后，张大师依旧固执宣称他的治疗方法没错，甚至还抬出两个人压阵，一个是静安老道长，另一个就是温大夫。
温大夫怒骂：“那张伯阳厚颜无耻，说他针灸的本事都是从我俩身上学的。我算他哪门子的老师？除了被骗着给他上过一次课，我后来跟他哪有什么交集？这小子出事后，居然还给那个女患者家属说什么‘徒弟的病人，师父帮忙看’，打发人家来找我。你说说，这不是坑人嘛！中医队伍里有这样一号人，简直是糟践祖师爷。”
静安道长早在2020年就被其他地方的庙宇请过去住寺了，温大夫就被女患者家属找上了门。他好说歹说，一番劝慰，答应给女患者上门看诊后，这才把怒气未消的患者家属给送走。温大夫本是懒散性子，平日无事就独自打坐，被甩锅也是哭笑不得，第二天就上门给女患者看病去了。
到了患者家里，女患者的母亲捏着一根长棍笤帚站在门口，说：“你们这些假大夫，看看把我家娃娃害成什么样了？我家姑娘才二十六岁，治瘫了，你们这辈子也别想好过。抵上我们娘俩两条命，也要叫你们把造下的孽偿了！”
被威胁一通，温大夫也不恼，任由她劈头盖脸骂，等她骂累了、气消了，才不紧不慢地说：“阿姨，让我先进去看看你女儿吧，再怎么说，她这病不能耽搁，你搁这堵着门，这受罪的是患者。咱们先看看再说。”
里屋，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妈，让人家进来吧。”
听到女儿的呼喊，母亲只得黑着脸扔了扫帚，将温大夫带了进去。掀开门帘，温大夫就看见女患者直直地躺在床上，腰下和后背垫了四五个颜色不一的枕头。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能下床吗？”
“不中、不中，没找那个姓张的医生看病前，我虽然腰疼，但还能拄着拐走路，这两天别说下床了，就连侧着弯腰，都疼得我身上冒汗。”
“你自己感受一下，看看身上疼的地方到底是酸、是麻、是痛，还是没感觉？”
“木木的。躺着不动的时候，腰上腿上都感觉木木的。”
“木多长时间了？”
“自从在张伯阳那扎完针，当天晚上就这样了。当时麻得厉害，现在都是木了。”
温大夫转过头，给女孩母亲说：“之前感觉麻，情况还好，说明这孩子病痛处虽然血过不去，但还能走气。麻的时间久了就是木，血气就不能循环了，不好治。”
说得母女俩脸色都变得愁苦了些。
温大夫便动手治疗，他请女孩母亲帮他把女儿身体稳固住，然后在患者的八邪处先推后按，接着又在几处大关腧穴循着脉络一点点找，找准位置后提拿导引帮助行气。如此两个小时后，温大夫擦了擦汗，请女孩再感受试试。
“腰上有点力了，没有刚才木得厉害了，就是感觉两个胯骨还是有点紧，像大腿根上压了石头一样，尾巴根儿也能扭转了，就是一扭动就痛。”
“我待会给你开个方子，你先吃三副，吃完你给我打电话看看效果，然后我过来再给你看看。放宽心，你这个不是偏瘫，只要你好好康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也不会有后遗症。”温大夫缓了口气，对着患者母亲说，“这个枕头得去了，太软了不行，要是坐累了，可以用麻袋装干稻草，装实，靠着稻草对她舒服点。”
说完，温大夫找出纸和笔写下药方，向患者母亲叮嘱了一番煎煮方法，才放心离开。
温大夫给我解释说，那女患者得的不算真正的偏瘫，只是被张大师一针扎偏，堵塞了气脉，气凝滞在体内走不出去，正好淤积在环跳、承山、阴阳陵等几处关键腧穴。温大夫也没有再行针，就是用推拿的方法拍了几下，抖了几下，吃药疗养即可。
治完后，女患者当天就能坐着了，一个礼拜后，下床走路已经与常人无异。因为女儿的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家属们的怒气自然而然就消了。温大夫也跟他们再三解释过自己和张大师没什么瓜葛，所以后来家属还提了两袋玉米和西瓜来酬谢。
“很多时候，病人和家属们的心思都是很简单的。看病时，情绪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医生身上，这也无可厚非。”温大夫坦诚道，“医生也不是圣人，也会生老病死，他们其实比病人更脆弱。做医生的本分就是看好病，能看好病就是一个医生最大的功绩。”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中国社会对医生的评判标准始终就两个：一是技术，二是医德。张伯阳确实从静安道长那学了点针灸术，但我和温大夫始终不认为他能够被称作医生，只能称为“大师”，一个混江湖的大师，连赤脚医生都不够格。
6
之后，张伯阳消停了一段时间。原本一些与他相熟的人也纷纷开始躲他，他挂名坐诊的国医馆也迅速将他的宣传海报撤下，对外宣称与张伯阳从不相识。
很长一段时间，市面上都再听不到张大师的消息。直到我们从另一位居士那里听到了一些内情——张伯阳这次之所以“熄火”得这么快，是因为女患者家属得知他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抓住这个点问他要赔偿，威胁说如果不赔偿误工费和营养费，就去卫健委和工商局告他。
这下，张伯阳彻底慌了——其实他这些年也确实在本地混出了些名堂，官场上也有熟人，但他主要怕这么一闹，不仅要花钱打点关系，而且影响以后的生意。尽管他的一些养生课程正卖得火爆，财源广进，但在患者家属步步紧逼下，张大师竟然——跑路了。他跑路跑得满体面，对外宣称是要外出学习，实际上根本没有离开淮水。他从国医馆撤出来后，国医馆也一口咬定从没见过这个人。女患者家属直接懵了圈，他们原本只是想要些赔偿金，毕竟，张大师平日里都是一副家大业大、视金钱如粪土的气派。
当然，这还没完，女患者家属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知道张伯阳是修行人，于是请了佛道体系内的一个话事人，想请对方从中牵线搭桥，和张伯阳好好谈谈。这下，张伯阳没办法再当缩头乌龟了，他未来还得在这个地界上混。说到底，他的生意就是打着某某门派的旗号招摇撞骗，跟一些寺院庙宇拉关系。他也结缘了不少出家师父，这些师父们的能量不小，有些兼任着一定的社会职务，有的有一定的政治身份，颇受信徒和在家居士们的爱戴，一些师父在当地宗教体系中还蛮有号召力。当然，很多师父的学问能力都是实打实的，寺庙并非绝对的清净地，很多事只能靠自己眼观心察。
话事人出面后，张伯阳逃无可逃，他的事在淮水当地圈子内迅速传播开来。
“针灸一道，需要非常深厚、系统的知识来做支撑，同时还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很多具体的病并不是单靠理论就能治好，医道鸿深，弄不好就给自己搭进去了。别看小小一根针，是死是活，全在方寸之间，危险着呢。”我知道温大夫这话别有深意，也是在提醒我。
虽然张伯阳从静安道长那学了一些针灸术，但是对针灸背后的道并没有什么了解。现代中医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将针灸、脉学、中药三者分离，只求扎针的技术，不求托载技术的医理。张伯阳显然就是将中医看病当成搞维修，只认扎针，下针当作点电焊，拿人当铁棍治。
某种意义上讲，张大师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横行无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去寺庙烧香拜佛的都是善男信女吗？每个人都怀着各类小心思进到佛门，有人求姻缘、有人求高中、有人想发财、甚至有人想逃避“双规”。中国人最务实不过，他们不拜不管事的神，在我们的神话体系里，每个神都有他的属地，每个神都得保佑点凡人，不然就没香火吃。
张伯阳靠着静安道长教给他针灸技法，曾经确确实实为一些病人解决了问题，缓解了痛苦，但他也靠着几枚小小银针敛财，借道学和中医之名欺世盗名、招摇过市。很多事情很难一言概之，行业里有人唾弃他，说他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也有人巴结他，求问发财之道；更多的人作壁上观，任他在泥池里扑腾。
十年前，社会上流行“假大师”；十年后，网络上流行“寺庙热”。如果有心寻找，我们很容易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发现一些年龄不大、打着传播传统文化幌子的“道长”。他们的视频背景大多是山清水秀的寺庙，搭配一些宗教器具或道具，文案似是而非、玄之又玄，摘两句佛道经文，点缀上一些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文字，迅速就能吸引来一大批关注。
包装到位后，他们就开始在网上钓鱼卖货，掐日子开直播，一边做些免费看八字、看星盘、看手相等鬼扯淡节目，一边兜售从义乌批发来的“五十年雷击木”、开光命牌、手串，或是靠点赞、评论、收藏，引导用户关注后私聊，当一些用户收到包邮直送的护身符后，他们就吓唬用户，诸如，“命格小，你背不住”“护身符得请神，不然就是烂木头”……然后就是，“+V”转账，“道长”们网络做法，翻黄历算日子，看看天上哪位神仙今日在家，在线指导请神入符。当然，这也分段位高低，好点的是做内容输出，大多数都是风水、小六壬、紫微斗数这些，吃准观众的猎奇心理和风水文化的独特引力。
当然，流量、带货，都是台面上可见的，某些不为人知的线下业务才是红头重利。
骗和被骗都是双向筛选，任何行业的任何骗术，最终指向无非钱和色，行骗方法也都缠着人心里面的围城转圈。没有人的心是坚不可摧的，围城的缺口不是恐惧就是欲望。抽签抽的不是运气，是做事的底气；求保佑求的，是未来的期许。在观音大士面前跪得再久，给庙里的石砖都描上金粉，犯下的错、造过的孽、贪污的公款、伤害过的他命、背叛了的人，都不会在一句句“阿弥陀佛”中轻易消解，也不会随三清殿上的袅袅香烟飘散。
7
医疗事故发生后的第三个月，张伯阳又出来蹦跶了——并没有我们期待的洗心革面、金盆洗手，他换了个壳子，生意依旧做得四平八稳。
他在城里另外租了一间铺面，挂上新招牌，穿上一身藏青色唐装，头顶长发盘簪，重新做回了“大师”，此前经营的养生保健产品和瑜伽禅修课程继续大卖特卖，买单的信众络绎不绝。前不久的丑事仿佛成了老黄历，和神龛前敬献财神的香火一样，成为过往云烟。
不过，开业不久后，他冒名的道派找上门来，具体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谈话之后某一天，张伯阳彻底消失了，铺面拉上卷帘门贴上了新的出租告示，手机号成了空号。有人说，张伯阳卷着钱跑了；也有人说，张伯阳去了离淮水不远的另外一座城市。
之前对他前呼后拥的那批人自此闭口不谈，茶桌上问起也只是连连摇头摆手，低下头应承两句“不清楚”“不认识”“关系不深”……时间一长，再好事的人也不会提起这茬，大家不约而同地对他选择性失忆，仿佛查无此人。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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