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业年轻人挤满青旅：备考、求职，60%是女性
就是他们全部的居住空间。
变成了容纳疲惫与落魄的“避风港”。
责编：刘亚萌
小娄，男，89年，住青旅6个月
今年6月，我在网上发布的“北京青旅拒接35岁以上人群”的帖子意外上了热搜。
小娄在重庆、云南住过的青旅
我是89年的，其实不满35岁，但这句年龄限制让我特别不舒服，我追问原因，老板说“年龄大的人睡上下床容易出事”。
35岁，人的体能正值巅峰，睡上铺怎么就危险了？我把这个遭遇发到了网上，很快就获得海量的讨论。
小娄在大理旅行时拍摄的照片
在辞职的头两个月里，我一直都在穷游，在几乎没有积蓄的情况下，我先后去了6个省份，十几座城市。在青旅里，我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来自内蒙古赤峰的大哥骑共享单车骑到了西藏。
玩了两个月后，我给自己报名了一家北京的编程课，学习前端开发。我的预算有限，在平台上比价之后，我选择了一家离地铁口比较近的青旅，十人间，一晚上60多块。而附近最便宜的酒店一晚上也要200多块，连锁酒店的价格更是高达500元一晚。
小娄在北京住的青旅，矿泉水需要吊挂在墙上
我能感觉这家青旅的住客鱼龙混杂，有打零工的，有找工作的，也有来玩的学生。有人会在打游戏的时候外放音，有人会囤积多天不洗的袜子，臭气熏天。
房间内空间狭小，矿泉水只能吊在天花板上；没有保险柜，我只能把贵重物品藏在行李箱里，我有一个1万多的无人机，所以每天出门都提心吊胆；客厅里，没有人聊天，只有人沉默地抽烟。
这家青旅位于街边的写字楼里，环境比北京的青旅稍好，床也更加舒适，8人间，每天60块钱。
每天，我都会坐在青旅的大厅里投递简历，在4个招聘软件上来回切换。由于投的太多，有时候平台会提示我，今日投递的简历数量已经达到上限，建议明日再来。然而，回复者寥寥。
住青旅的大半年，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下降了，房间里只要有扇窗户就好。一开始，我会觉得有的人素质不行，不讲卫生，但后来慢慢就麻木了，苛求环境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
青旅的生活有很多不确定性，节假日涨价、被迫换床位时常发生。在上海住青旅的途中，我的整个房间被附近的一家酒店包下，作为他们的员工宿舍，我就得按要求打包好自己的东西，转移房间。
此外，青旅洗衣服都是要收费的，一次5到10元，所以这大半年，我没用过洗衣机，衣服都是自己手洗的。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房间，没有噪音，没人打扰。2019年，我曾在郑州郊区买了一套期房，但是房子后来“烂尾”了，经常停工，交房时间遥遥无期。而我每个月还要还4000元的房贷。去年，因为经济状况吃紧，我申请暂停还贷一年。
过去几个月里，我的生活都是靠借贷度过的。我有几张信用卡，来回倒，手机的备忘录里写着我的各项还款提醒。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在3000元左右，只吃最便宜的快餐店，店里吃饭的基本都是外卖骑手、建筑工人。
橙子，女，97年，住青旅1个多月
学生时代，我最怕在青旅遇到长住的人，想不到现在自己竟成了青旅的“钉子户”。
我研究生是在日本读的，专业是平面设计。经过认真的权衡，我决定毕业后回国，但当时已是3月份，我已经错过了两轮校招，虽然手里还攥着一个应届生的身份，但能找的只有一些小公司，一直没有心仪的offer。
今年9月初，一家位于上海的知名公司联系到我，希望能有一个简单的面试，所以我就预定了上海静安寺附近的一家青旅，一开始只订了几天，因为觉得拿到offer后就可以租房了。但没想到，我遭遇了求职陷阱。
不同的订票软件价格差异很大，最高可以差40块钱。每次，我都会延订一周，这也是我给自己设定的找工作的小周期。
这次住青旅的体验和我想象中的还是挺不一样的。以前我在日本住青旅，经常有人主动跟我聊天，和我在社交媒体上互关，虽然我日语没有那么好，但还是会交到朋友。
但来上海以后，我发现大家的边界感都很强，几乎是把青旅住成了胶囊房。住了一个多月了，我只交到了一个朋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青旅没有地方储存贵重物品。我的床下只有一个很小的带锁的柜子，有点像鞋柜，没办法把行李箱和书包整个塞进去，所以刚来上海的前10天，我每天都背着一个很重的书包走来走去，里面装着我值钱的家当。
有人说，青旅里的每一张床都有它自己的生物钟，大家入睡、起床、起夜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我对这一点反而没有太大意见，我是一个心比较大的人，既然只花这么点钱住青旅，我也不奢求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
其实，我也考虑过多花点钱去住酒店，但想了想，酒店反而更容易让人抑郁。
石头在西藏自驾
石头，男，80后，自由设计师，住青旅4年
2019年，我辞去了工作，成为了一名数字游民。过去4年里，我住的青旅不下20家，住过嘈杂的十几人间，也住过相对舒适的4人间，但总体上我都挺满意。
想起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也就是05、06年，国内大部分的青旅还是大学宿舍的样子，高低床，男女混住，十几个人共用一个厕所。对比下来，如今的青旅真是好太多了，洗手间会干湿分离，甚至有很大的晾晒台，还有台球、酒吧、桌游活动，有的晚上还有乐队表演。
上海青旅的酒吧
有人觉得青旅不够私密，空间太小，也许是我流浪习惯了，我总觉得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能住。
今年5月，我自驾经过西藏的一个无人区，当时住的驿站是个部队驻扎地，房子是工棚改造的，房间里的门不能上锁，也没有洗手间，被子很脏，我都没敢脱衣服，盖着被子凑合了一夜。
在我看来，住青旅是一种生活态度，让我心境上更开放、更包容。青旅就像一个小小的社会，能够看到人间百态，有旅行的，有求职的，有自律上进的，也有混吃等死的，但每个人都能在青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一条曾经报道的住青旅的女孩月亮
小黄，青旅店长
我从事青旅行业两年时间，因为是店长，平时需要在前台服务客人的需求。
今年起，我明显感觉到青旅的长住客人多了起来，也许是就业环境更难了，大家在青旅过渡中转的时间也拉长了。在非节假日，求职备考和旅行的客人比例差不多能达到1：1。其中，有60%以上的客人都是女性。
我所在的青旅位于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圈，附近有上千家金融公司，是一个很适合上班的地方。
这位客人是一位自由职业者，平时会接各种各样的零工，疫情期间还做过直播。他说比起租房，自己更喜欢青旅的氛围，包容、开放，日常能认识形形色色，甚至是卧虎藏龙的人。大厅里，他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他经常会坐在那里打电话、聊工作。
长住客的行李通常很多，但房间内，每个人的柜子能放下两件20寸的行李，这个空间肯定是不够的。我们有专门的仓库，可以寄存大件行李，这位住了6年的客人就有6个30寸的箱子。
青旅的公共空间
青旅的氛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说起青旅，想到的是旅行、背包客，是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客人来到青旅求职、考编、考研，又或是出于经济原因节省房租，现实的压力改变了他们的心态，大家普遍更加社恐和封闭了。
===============================================================
困在时间里的「刑二代」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刘青水闷头往家走。这儿是天津近郊，城市改造后建起回迁房，路上有些荒凉。从山西老家到天津后，他在这里待了十多年，一直和小区的居民没多少交往。他说，这儿的邻居都是一个村子出来的，会抱团，瞧不上外地人。
只有到家后，聊起案子，他的表情生动起来——足够久的时间和财富积累可能将人生一些不如意消磨干净，但按刘青水的说法，即便是在人生最顶峰的时期，他开厂、买房买车，家庭和睦，心里那根刺也仍然没有拔除。
将近半人高，摞得整整齐齐的申诉材料浓缩出故事的原貌：1960年，他的父亲因犯投毒罪入狱，被判枪决。18年后，他开始尝试为父亲申冤，又花了9年时间，在1987年成功为父亲拿到了一纸无罪判决书。而如今他还在申诉，是想为当年的错判要一个道歉和国家赔偿。
过去一个多月，好几家媒体报道了他的案子。有老家的人看到新闻夸他坚持，赞同他该争取国家赔偿，和他一起讨论案件里可能存在的问题。刘青水挺高兴，将那些语音一条又一条地重播出来。
刘青水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微微驼背，法令纹撇下来，显得愁苦，但精神很好，看不出今年67岁的样子。只是一米七的身高，体重不足120斤，他说都是这两年跑案子累的。
2021年，刘青水找到当年作出父亲死亡判决的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地方法院，正式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又上诉到中级法院，也被驳回。他继续向山西省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诉，诉求再次被驳回。
讲到这，刘青水声音突然拔高，脸上皱纹因激动挤作一团。“我心里放不过它，你错判了就得赔偿对吧？”他反复强调，“我心里放不下。”
在他看来，这是一家人命运改变的开端。一纸薄脆泛黄的判决书记载着缘由：1960年，刘青水的父亲31岁，万荣县当地法院调查，刘青水父亲任职公社大队食堂事务长期间，经济手续混乱、账目不清。因为在整风运动期间被举报撤职，而心怀不满，在当年3月往生产队食堂水缸里投毒，导致5名社员中毒，幸亏抢救及时，无人伤亡。
父亲被捕后12天，刘青水的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去世了。4个月后，法院以反革命投毒罪判处刘青水父亲死刑。那时，刘青水4岁，家里最大的姐姐不过10岁。一家人到公社食堂吃饭，还没走到门口就会被人指点呵斥，疑心他们是否要往食物里投毒。村里待不下去，母亲和奶奶一度只能带着刘青水四姐弟暂别故乡。没有食物时，还曾沿街乞讨。
刘青水从小就知道，父亲的案子对于家庭来说是个“耻辱”。他至今记得，父亲被执行枪决后，按照当地习俗，棺材不能进家门。他被舅舅抱着，看到母亲和奶奶哭作一团，父亲的遗体被匆匆抬走，埋在离村子几十公里远的荒地。
两个姐姐到了说亲的年纪，先后订了三次婚，又被退了三次婚，都是对方听到父亲的案子，转头就反悔了。
后来，刘青水就再也没哭过了。初中毕业后，因为政审不过关，他成绩优异却也没法上高中，只能到生产队干活挣钱，“我妈妈挣的工分太少了，弟弟还要上学，以后还要结婚。”某种意义上，他需要担起这个家庭里“父亲”的角色。
十六七岁开始，他在农业社种地，成天拉土拉粪。双脚陷在泥地里时，他想，“我这辈子完了，将来没有前途了。”但他一直还记得母亲时不时告诉他，父亲是被冤枉的，“长大后要替父亲申冤。”
转机出现在1978年，环境松动，他还能想起在报纸上看到的那句话，“重在看个人表现。”那年他22岁，已经是村里一名熟练的木匠，人人都夸他手巧。他有点遗憾，离开校园太久，他没动过参加高考的念头。而弟弟初中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参加了中专考试。弟弟考的分数挺高，却迟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
刘青水决定上县里教育局问问。正是这一举动，敲开了命运的一丝缝隙。当时，刘青水所在的村子已经划归到山西临猗县，教育局接待了他，派人到村里审查情况，并到万荣县人民法院抄写了一份判决书。
这些经历他已经讲过一遍又一遍，时间让他麻木，语气平静，但在讲到那封判决书时，他第一次提高了音量。他说，看着工作人员将判决书放进弟弟的档案袋，他心脏剧烈跳动得仿佛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之前一家人从没看过父亲的判决书，过程怎样，牵涉人员有多少，一概不知，“想找证据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他抱着档案袋出门，骑着自行车狂奔了十几公里，小心翼翼地找了个僻静地方，仔细揭开档案袋封口，第一次完整了解到18年前，那桩旧案的来龙去脉。
两个月后，弟弟被补录进一所卫校。他和母亲也正式提出申诉。他在申诉书里一一分析了毒药、案发时间、中毒人员等证人证据上存在的疑点，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大页。
1981年，父亲去世21年后，山西临猗县法院出具了复查改判报告，提到经实地复查核实，刘青水父亲一案证据不力，定案依据缺乏说服力，“拟撤销原判，对被告宣告无罪。”改判报告转到运城市中级法院等待批示，又卡住不动了。
刘青水能做的就是不断写信，1987年，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临猗县人民法院出具批复文件，对被告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撤销山西省高院1960年度的执行令。父亲去世27年后，一家人最终收到了无罪判决书。
但刘青水觉得，“人都死了，只给一份改判的判决书，就什么都没发生过了吗？”他要求有个道歉，起码得在全村人面前宣告父亲无罪，“我总不能天天带着判决书，见一个人给他看一遍。”
他自己拿了主意，在1988年2月，过春节那会儿，掏钱请了当地最有名的剧团，让演员在台上唱《窦娥冤》之类的曲目，将全村人都引到台下。村干部在台上拿着判决书，一字一句地当众读出来。
拿到无罪判决书后，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一家人应得到一份赔偿，“自古以来说人命关天，不可能一份判决书就把错误消了。”但法院对赔偿一事始终没有明确回复。在这期间，有同乡拉他去天津做买卖。刘青水说，他没有一刻忘了父亲的案子，改判后也一直希望上诉要求正式赔偿。只是在法院陆续碰壁，找了几个律师都说没办法赔偿，他无计可施，“确实泄气了一段时间。”
日渐顺遂的生活也将心里的刺磨得圆钝。他在天津干得不错，开了个食品厂，最巅峰时期，厂里雇了100多名工人。1991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旧照片里，他穿着时髦的呢子大衣，头发用发蜡梳得整整齐齐，眼睛神采奕奕。
挣了钱后，他在村里给学校捐课桌，捐钱修路。一年干旱无水，他出钱给村里打了一口水井，村里特地给他造了一块牌匾，黑色底上描着，“赠给刘青水同志”，中间是四个方方正正的金字，“兴水利民”。牌匾至今保存在家里阁楼上。他不再是那个被取笑的，认为自己没有未来的孩子。父亲案子的阴影似乎一度消失在他的生活里。
但这都是过去的辉煌了。村子正日渐衰落，青壮年纷纷离家。知道当年案子的人也老的老，死的死，当初举报父亲的妇女主任半年后因为难产去世了，母亲在1997年也去世了，法院调查的工作人员要么早已经调走退休，要么已经八九十岁，话都说不利索。
刘青水也老了，和照片里意气风发的青年相比，整个人缩水了一大圈。他的事业在1997年前后也走起了下坡路，勉强又撑了十来年，到后来挣的不如赔的多，最终彻底关掉了食品厂。
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但厂子关闭后，刘青水的时间多了起来，更能集中处理父亲案子的赔偿问题。两个姐姐支持他，但她们已经有自己的家庭，没法做更多事。弟弟从卫校毕业后在医院工作，会给他经费支持，和他一块讨论找律师、案例等问题，但对外代言，奔波申诉，几乎都由刘青水一人包办，“他要忙工作，不像我。”
他说心里的刺没有拔出来，“脑子一闲下来就想这个事。”
五年前，他在老家碰到自己过去的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后来去了县里纪委监察委员会工作。他又提起赔偿的问题，张老师很支持他，动笔替他写了一份申诉信。信件寄往各个法院，没有回应。一直到2019年，他去上访，一位接待人员告诉他：你可以上诉，先准备好案件材料去立案。刘青水很懊悔，“我们一直不知道要立案，我一普通老百姓谁经过这事儿。”
立案必须有1960年最初的判决书原件或复印件。刘青水所在的村子经历了行政区域划分的改变，有两年时间，刘青水就在两个村里不断奔波，“找这个法院调档案，又被踢到另一个法院。”
到了2021年初，在当年复查案件的法官的帮助下，刘青水才在临猗县人民法院拿到相关卷宗，随后向当年作出判决的万荣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但一路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上诉皆被驳回。法院驳回的理由是一样的：经审查，《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不溯及既往。本案中，侵权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故不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刘青水不能接受，“我们一家过去受的伤害不算了吗？”
刘青水的代理律师曾鸣介绍，“1954年宪法，包括民法通则对类似案件有一个宏观上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当中，给公民造成损害的，应当进行赔偿。但1995年之前，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比如被关押了三年五年是怎么赔偿，被判了死刑又该怎么赔偿？”
曾鸣表示，“该不该赔偿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争议，如何赔偿是不是能有更好的方式，比如参照当年的人均工资等等。”
刘青水至今遗憾，因为父亲案子的影响，当年他只能到农业社干活，而不能上高中。他的同学里，许多人后来考了大学，有人去了医院工作，有人在学校当上了校长，混得最好的一个，成了市级干部。
过去还在做买卖时，他觉得自己也不差，“他们不小看我。”这些事业有成的老同学们拉了个微信群，把他也拉进去了。可现在呢，老同学们也退休了，还能被人尊敬地喊着这总那总，退休工资每月能领一万多元。免不了产生对比，如今，他只是一个在家带孩子的老头，每月退休金只有一百来块。“但我当时成绩比他们都好。”他很久不在微信群里说话了。
妻子一直不太支持他。从2018年重新开始申诉后，他前前后后在案子上也花了十几万，其中有被骗的，他找“媒体”报道，对方告诉他得先交钱。还有各种人情来往，刘青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托人办事，得请吃个饭啊。”妻子认为，官司打来打去，只会是同一个被驳回的结果，根本不会有回报。刘青水也不辩驳，只是不怎么和妻子说申诉的事了。
三个孩子倒是不阻止他申诉，他们从小就听父亲讲过爷爷的案子。但刘青水也不敢和孩子们要钱打官司，“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他只能偶尔打零工，或者靠弟弟借些钱，一年一年地坚持着提出申诉，要求赔偿和道歉。
他对父亲其实没有更多记忆了，“他去世的时候我才4岁。”家里也没有遗物，父亲死前只留下一张照片，是和大姐的合影，文革时期，唯一的照片也被烧了，“我和弟弟就不记得父亲的模样。”刘青水对父亲的印象只有那桩“冤案”，他听老人说父亲当年被绑在广场的柱子上，公开枪决；他听母亲反复诉说父亲的冤屈；2011年他为父亲重新立墓碑，写在碑上的也只有那桩案子。
有人跟他说过，算了吧。他头一扭，嘴巴抿起，“我放不下。”他曾经以为，过去的人老的老，死的死，父亲的案子似乎也会被慢慢淡忘。但前几年回到老家，村里一个青年人和他闲聊，随口提了父亲的案子。他不能接受，“年轻人怎么会知道，肯定是他家里人跟他说的。”没人在他面前说过不是，但背地里呢？他不敢想象。他认为，只有成功获得国家赔偿，再次替父亲证明无罪，事情才能最终被解决。
他还在准备继续上诉。刘青水没有什么爱好，同一个小区的老头常会聚在一起唠嗑、下象棋，他不想融入，也觉得没意思。他把为父亲追讨赔偿当作自己晚年最大的目标和事业，“我这一辈子就为这个家庭奉献，以前忙着挣钱，不能闲下来，我没有父亲，闲下来就没钱了。现在这事就是最大的事。”
他想过，如果上诉成功，拿到了赔偿，就在村里搭个舞台，把当年为父亲唱《窦娥冤》的剧团请回来。他会请他们重新编写一个剧目，将他这40多年为父申冤的经历全写进去，“就为唱声势嘛，让大家都知道，你看我父亲确实是冤枉了，国家还给我赔偿道歉了。”他微微眯起眼睛想象，顿了片刻，客厅的时钟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