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701）

被分成两半的女孩

Original 人物作者 人物 2023-08-26 20:04 Posted on 北京

 

在剧本《我可怜的马拉特》中，剧作家在结尾写道，马拉特梦见自己站在一座未完工的大桥上，左边是上世纪50年代，他和父亲坐在劳动广场上看阅兵；右边是80年代——一个战后的新世界，但作为一名架桥工程师的马拉特却无法通过桥梁把这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

 

远隔重洋，在电话中，张子一讲述了这个故事，借此表达她长久以来内心割裂的感受。

 

她是一名编剧，也做过话剧导演，曾因为一次采访和我们结识。今年6月8日，《人物》发表了《大理创新教育十年，第一代孩子怎么样了？》探讨创新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文中的孩子在大理山野中度过童年，却往往在回到城市的教育系统后感到失落。张子一转发了这篇文章，并写道，「这简直就是我人生的写照……我觉得我的一生都在处理两个世界的撕裂，处理两种秩序的落差，而且到今天，我也并没有成功适应离开『伊甸园』之后的生活……」

 

1993年，张子一6岁，被父亲送往沈阳一所森林里的寄宿小学，接受创新教育，森林带给她的启蒙是，人可以自由地在自然里探索，和世界的关系是彼此连接，规则能由自己创造。但到了9岁，伴随家庭变故而来的经济问题，使得她被迫离开森林，回到公立小学，在新的标准体系里，原来的认知全部被打破，她感到个体无法融入集体。

 

此后多年，张子一一直忍受着这样的阵痛，「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所有的东西，在小学前三年和之后经历的两个世界之间断裂了。」她的一位朋友曾总结：张子一内心里有一个「她的国」，在这个国里，每个人都不是nobody，不是随便漂浮在空中的破烂，而是能够彼此连接。但在公立学校的漫长时间里，张子一面对的现实是，「我的国里空无一人。」这也让她陷入极度的孤独。

 

为了寻求两个割裂世界的连接，张子一曾试图用一种叛逆的校园生活表达反抗，也曾经历休学，脱离主流教育的轨道，但这都不是可行的路径。直到大学，她才找到用艺术的方式，在两个割裂的国之间搭建起一座桥，让破碎的自我逐渐得到修复。

 

和《人物》的视频电话接通时，张子一特地戴上了一对珍珠耳环，希望用一种庄重的姿态去讲述这一段过去，也是重新回顾接受新教育30年以来的自我变化。她坦诚地向我们解答了一些共通的问题，在1990年代，教育家提供的是一种怎样的创新教育？回到公立学校后，孩子要如何面对两种教育、两种秩序的落差？以及，即便距离那段经历过去了30年，教育会在一个人身上留下怎样持久的影响？

 

以下根据张子一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1








 

 

 

 

这是一段我很难跟其他人共情的经历，也是一段我从未完整讲述过的经历。

 

那是1993年，我6岁，父亲决定去南方做生意，离开东北之前，计划为我在当地找一所合适的学校，考察过程中，他发现一个名叫宋凤兰的教育者，在沈阳的天柱山脚下，一片森林里头，开设了一所奉行新式教育的特殊小学，学杂费每学年大概4万元。当时还没有国际学校的概念，只能说它相当于是一所私立的贵族学校。

 

父母决定带我去学校看看。坐汽车穿出城区，走到郊区，上坡又下坡，再到林路，就到了眼前的这所学校。它处于一片低地，背靠一片苍翠的森林，到处是松树和柏树，凛冽的空气里散发出浓郁的松油香，有一种粗粝又清新的美。进门往坡上走，里面有一片湖泊，会有小松鼠突然窜出来。学校周边的环境也很幽静，除了一所师范院校，就剩下一个小小的火车站跟外面的世界连接，绿皮火车呜呜的声音时不时穿过小山岭，你就会觉得那真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地方。

 

学校吸引我父母的还有三个因素，一是计算机教室装的全是台式苹果电脑，二是有大教室专门练习舞蹈，三是英语学习配置了两名外教，这都是在其他学校没有见过的，父母当即就决定，支持我去走一条新教育的路。

 

之所以叫「新教育」，是因为这里跟传统教学完全不同。学校一共六个班级，包括教职工300多人，采取全封闭式管理。早晨起床，小朋友首先要在操场上集合，去森林里跑三公里，一直跑到湖泊前，用手指点一下湖水再折返，徒步下山时，就可以沿途摘路边的野菜，还能看到山坡下食堂白色的炊烟正在升起，炸鱼、油条、鸡蛋将会作为我们的早餐。

 

儿时的张子一

 

吃完早饭后，一天的课程正式开始，上午是语数英，下午是音体美。但和公立学校不同的是，老师没有教学任务，用的都是自由的教法。比如语文课，记得有一篇选读课文叫《小狮子爱尔莎》，讲的是美国人乔伊救了母狮死后留下的幼仔，他们一同吃住、一同玩耍，乔伊喜欢带爱尔莎去旅行，后来他和小狮子建立了很好的友情……讲到兴头上，大家开始分角色表演课文，一般学校45分钟下课，但我们可太随意了，一节课就上了两小时那么长，这个过程中，就感觉人和动物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作文课，记得有道作文题叫「秋天的田野」，秋天的时候，老师真就把我们带到田野上，他会在田野里发问，「你们都看到什么了？」小朋友就说，「麦子黄了」，「田野很香」，「闻到炊烟的味道」。老师会不停让你在这个场景里做描述，回去写作文的时候，把说到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

 

还有「记一件家务劳动」，老师就说，今天自己在盆里倒上水，好好洗袜子。洗完了，我就写，「这个袜子本来挺干净，但是老有一个点洗不掉，我今天就集中在这个地方搓，洗完之后，袜子像新的一样，挂起来，风吹得我的袜子飘。」老师把这句话画了浪线。

 

在那里，语文首先教给我们的是诚实。在前三年的语文教育中，我没有在纸上写过任何一句言不由衷的话。

 

数学课也特别有意思，老师教加减乘除，从来不用做练习册，而是把全班分成小组，拿来20个苹果，平均要怎么分，假如拿走一半苹果，又要怎么分，大家就玩起来了，不停在游戏中建立起数感。

 

英语更是没有教材的，外教老师用的是一本汉英词典，先教大量的词汇，再用词说简单的句型，还教小朋友唱歌，虽然当时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在长大之后，我还能唱出二三十首，甚至会唱「我兜里一个penny都没有」这样的卖报歌。后来，我跟一个在英国出生长大的弟弟聊天，阴差阳错就开始跟他唱这些歌，他很惊讶，这些都是他小时候会的，为什么我也会？

 

因为在森林里，体育课有时候是割草，美术课则是捡木棍做小手工。学校的玩具也全部取自于自然，每天从黄昏到天全黑这段时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往大自然里去，夏天在松树林里抓蟋蟀，去池子里捞蝌蚪，或者在天台上喂鸽子。冬天更随性，拿水往斜坡上一浇，就成了一个冰滑梯，没有任何人会限制你说「不可以」或者「不安全」，总之，什么都可以探索，什么都可以创造。

 

森林学校不仅让我体会到什么是人的自由，更核心的一点是，它带给我一种认知——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互相连接的，规则能由自己创造。

 

要制定一项规则，老师首先会跟学生商量，确定一版方案，之后再根据问题调整。交流也是随时随地的，班会课上，课间十分钟，或者在校园散步的时候，老师都会问学生的意见和感受。比如说，走廊不许追跑打闹，原本这是一条为了保障学生安全的规则，但违背了孩子爱玩闹的天性，孩子偷摸着跑得更快了，后来规则就退了一步，改成不许滑扶梯，之后又退一步，给楼梯划分单行道，一侧下行，一侧上行，让大家能更好地追跑打闹。最终，规则就变成了大家愿意遵守的一项制度。

 

类似地，只要发现制度不合理，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改进，去建设。也因此，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给人感觉特别人性化。记得学校开夏季运动会，学生在大操场上坐着，天气特别热，老师绝对不会说硬挺着，就像没感觉到热一样，而是会哒哒哒抬着小桌子，把主席台搬到阴凉的地方。更可爱的是，为了让学生凉快点，学校会给每一位老师发滋水枪，给大家喷水。还有一次，因为气温过高，担心运动员中暑晕过去，运动会暂停了20分钟，老师说，大家吃一下西瓜再继续吧。

 

这些小事同时指向的是，人的感受能够在这个模式里被看到，而不是被淹没在集体里。这对我的影响是不可比拟的，但也成为我从学校出来之后失落的一个来源。

 

长大后的张子一，依然喜欢小动物。

 

 

 

 

2








 

 

 

 

一个事物的正面和背面总是连在一起。森林学校试图提供一个理想的世界，但缺点在于，理想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它构造的是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

 

因为采取封闭式管理，我在森林里只学会了自由，但除了这些，真实世界还会有很多其他参数，对于正常成长的孩子来说，生活经验会告诉他真实是怎么一回事，但在私立学校，我和其他孩子像活在真空的培养皿里，不知道世界的另一面长什么样。

 

在培养皿里待了三年，到了9岁那年，因为时代变故，父亲不得不变卖南方的厂子，家里没那么有钱了，只好重新安排我去一所公立学校。还来不及反应，我就被迫从森林里走了出来，进到新学校，那种感觉就像从一片旷野，突然被抛进一个狭小的笼子里，或者说一个人从原来的土壤被连根拔起，被抛到一个有文化差异的地方。

 

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应试。虽然没刷过题，刚开始做卷子的时候，我确实上手很慢，但知道题是怎么回事儿之后，有私立学校里接受的综合训练基础，做题对我来说太轻松了。

 

不适感反映在其他方面。最明显的是语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作文题目又出现「秋天的田野」，我们班有篇作文大概这样写道，「星期六，奶奶带我去城外看外乡的姑奶奶，田野黄澄澄的一片……」事实是，他奶奶都去世了，也没看过田野，写下的景色都是假的。

 

但没有人在意你在作文里写假话。印象最深的是回公立学校第二年，赶上香港回归，老师让我们参加一个征文比赛，我写了紫金花合唱团、香港明星开演唱会，但老师握着我的笔杆子，改成国家领导人如何跟撒切尔夫人谈话。后来，文章获了奖，登在报纸上，别人说，你可以拿去跟朋友显摆，爸妈也会很荣耀。但我觉得非常困惑，非常不高兴，但这种不高兴似乎是不合法的，因为其他人都高兴。

 

情绪的错位体现在许多方面。记得当时，妈妈给我选了成绩排名最高的一个班，班主任是一位省级优秀教师，管理很严。几乎是每一天，我都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以后要捡破烂吗？」「你爸妈炒瓜子，你以后也想炒瓜子吗？」但那时候，好像只有我觉得这些话刺耳，别的同学都没什么反应，这就让我怀疑，是不是老师说得都对，只有我产生的情绪不对。

 

这个新世界和森林完全割裂了。同样是开运动会，学校要求所有人穿红色，一位同学没有穿，老师把他羞辱了一顿，他在人群里哭了。那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我未曾经历过的被对待方式，那种「天气太热了，大家吃个西瓜吧」的温柔，再也没有了。

 

更大的冲击还在于，人在里面不再被看到，你今天过得好不好，没有人关心。大扫除变成一个任务，运动会变成谁得第一，那些支撑我最核心的关键词——自由、规则、人和世界的关系，根本无从谈起，当这些理念不停被撼动，我就隐隐感到一种绝望。

 

但生存的恐惧总是第一性的。我想要在新环境里存活下来，那些痛苦、失落的感受就被压制住了。我迅速学会了规则，没过多久，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也打赢了，不仅是三好学生，还当了大队长，主持过升旗仪式。

 

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是，离开私立学校之后，原来的老师经常打电话，关心我在一个新的标准体系里有没有被善待，是否能融入集体，课业是不是跟得上。电话里的交流很短暂，当他发现我又成为班级里的佼佼者时，很快就放下心来，而我真正面临的困境就被掩盖了。

 

那种感觉是无奈的。虽然找到了生存方式，但问题随之而来，我变得非常自我厌恶，一方面不认同这套规则，一方面又拼命地想赢，当了班干部还要干值日，把表现不好的同学登记在值日表上交给老师，你说拧不拧？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忧郁，又找不到人说，就开始写日记，写了厚厚一本，那些粗糙又真挚的文字里，全是困惑，全是不明白为什么。

 

 张子一的高中学校。

 

 

 

 

3








 

 

 

 

 

如果说在高中之前，我处于一种不自知，但在之后，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阵痛，来自于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所有的东西，在小学前三年和之后经历的两个世界之间断裂了。长大之后，一位朋友曾精准地总结：张子一内心里有一个「她的国」，在这个国里，每个人都不是nobody，不是随便漂浮在空中的破烂，而是能够彼此连接，被当作一个「人」而存在，而她为什么对很多事情这么愤怒，是因为走进现实世界这么多年之后，「她的国」迟迟降临不了。

 

听完之后，我一边笑，一边觉得很伤感。很长时间里，我确实都在面对「我的国里空无一人」这个问题。

 

当年纪渐长，有了更多思考力，那种撕裂感愈发强烈。我开始试着反抗。记得初中第一年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四名，又当了班长，老师有一天说，班长要起带头作用，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积压的情绪突然就在这句话上爆发。那天回家，我把头发全推了，第二天变成一个秃子去上学，什么带头作用，什么班干部，我不玩了行不行？

 

之后，我过上了一种叛逆的生活，迟到早退，翻墙出校园，骑自行车去街头吃羊肉串，在图书城里买书看音像，晚自习课去学游泳。我还变得非常恶毒，不仅要让学校的规则在我身上全部瓦解，而且还要用老师最看不惯的方式，维持他们最在意的好成绩。在老师看来，我变成一个难管理的刺头，在同学眼里，我也显得骄傲不近人情，就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很强烈、不那么nice的女孩。

 

虽然不在规则里玩了，但我仍然是痛苦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国里空无一人」，我失去了一个人成长时需要的正反馈机制，也没法遇到真挚的友情，这让我陷入更强烈的孤独。

 

高中，我终于结交到一位可以深度交流的朋友，两人还约定在一个笔记本上轮流写日记，交换彼此的认知和感受。但因为这段关系来得太过珍贵，我变得患得患失，交换日记到高二结束，我很害怕备战高考没时间写了，对方会把日记本拿走，有一天就故意跟他吵架，说把日记扔了，其实是偷偷藏起来了。

 

在高中后期，想要赢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我更加找不到应试教育的意义。我觉得坚持不下去了，高三一开学，我就提出了休学。父母觉得管不住了，我妈之前一直被找家长，也感到很痛苦，到了那个阶段，他们极大地降低了对我的预期，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违法乱纪，能活着就行。

 

那时，我的情绪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我总会听一首歌，有句歌词是，「如果我现在死去，明天世界是否会在意？」我开始思考我这个人存在的必要性，被一些自我与存在的问题困扰着，连着两个月睡不好觉。我就去买了一个非处方的安眠药，吃了两片，根本没用，后来索性就把一小瓶吃了，当时只是觉得内心太辛苦了，很想休息，想从不安宁中解脱出来。还好那个药对身体伤害不大，就是胃感到很刺激，吃了就开始吐，之后的影响是，一个礼拜内的反应有点慢，听到名字要过一会儿才回应对方。

 

停下来的那一年里，是文学和电影让我获得了呼吸。记得当时有一本订阅的杂志叫《译林》，里面一个版块专门刊登外国的当代小说，讲的故事非常现代，比如一个职业律师怎么影响美国选举，一个家庭主妇怎么从家庭里出走，这些东西带来了一些自由的气息，让我看到了弥合「两个世界」的一种可能——在文学艺术里，人可以正视那些长久被忽视、被消磨的感受。

 

对我影响特别大的还有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放大》，看完电影的那个下午，我不知道怎么就出门在街上狂走。如果说之前的文化艺术只是带给我一些滋养，这部电影则让我学会把自我抽离出来，用镜头式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而且它让我确定了一点，即便脱离集体，个体的感受和表述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具有合法性。当我意识到电影可以传递这些，就不只想做一个艺术的欣赏者，还想成为一个创造者。

 

有了这个新目标之后，我立即就回学校去了。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到主流轨道，把学上了，把大学考了，才能走上艺术道路，拥有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4








 

 

 

 

或许你还想问，除了我之外，接受新教育的其他孩子都怎么样了？

 

在私立学校那个阶段，流动发生得特别频繁，每一个同学都可能这学期来，下学期走，有的回了公立学校，也有的直接出国了。那三年，我整个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人员流动过大，我们班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但到六年级毕业时只剩下6个，等把完整的一届学生送走，学校就把所有人遣散，停办了。

 

一直到高中，我才跟原来的同学重新建联，大家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不同的问题，但大多都过得不好，不知道应该如何自处。我知道有的同学出校门没多久就进了监狱，有的一直迷失，也有的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但面对亲密关系却存在问题。

 

我大学读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编剧专业，就感觉空间又变大了，不再是40多个人整齐划一坐在教室里，接受模式化的教育，我又回到旷野，可以任由自己去生长。200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进入到一家剧场做兼职工作。那时候接触到很多艺术家，不停地听他们在一起谈戏剧，谈契诃夫，那些交谈构建的是一个个体能被看见的世界，一个人能够影响另一个人的世界。我发现， 「我的国」里终于有人了。

 

后来，我成了剧场的一个策划人，做了很多戏。剧场是一种当下的交流，是人和人相遇的地方，它的反馈特别及时，在现场，你能感觉到人的呼吸，看完一场戏，立即就可以跟人交谈。在这些交互中，我就感到两个割裂的国之间有了一座桥，那个破碎的我也逐渐得到了修复。

 

 

 张子一在剧场。

 

修复的另一个层面还来自于，我开始谈恋爱，进入了家庭，也生了孩子。这原本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遇到丈夫之前，我面对亲密关系采取的方式是躲开，是逃避。大学时，我曾交往过一个男朋友，他请我去家里做客，他的父母给我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这让我突然感到进入了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结果那顿饭没吃完，我就逃走了，买了一张机票飞去大连，回来我就提了分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破碎的人，不适合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

 

认识现在的丈夫之后，我也一直告诉他，跟我交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他说， 「我不以爱你为耻。」听到这句话，我突然就哭了。他愿意跟我探索一种合适的亲密关系。我们不需要做法律上的认定（有了孩子之后，为了上户口，才去领的结婚证），也不需要强硬地跟家里长辈经营情感。比起传统的夫妻，我们更像是一对伴侣，在相处中让彼此形成一个更完整的自我。

 

儿子上幼儿园时，我又重新面对教育的问题，对我来说，养育孩子，也是一个回看教育对自我影响的过程。

 

最初，我特别害怕他人际关系不好，经常去学校观察他怎么跟朋友相处。有一次，儿子最好的朋友偷了他的东西，对方父母又是我的朋友，我就想办法告诉儿子怎么去原谅朋友。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教错了，因为孩子最先想的是，把被拿走的东西要回来，憋了两天，他自己就去要回来了，游泳的时候，俩小孩又在一起玩，矛盾就化解了。

 

我就发现，交往不是孩子的恐惧，而是我内心的恐惧，孩子是有主动性的，很多事情没必要去干预，他自己就能处理得挺好。

 

当孩子开始上小学，当年困扰我的一些问题又开始困扰他，老师依然很难看到个体的感受。比如说，孩子学校有一条要求，课间十分钟只能在课桌上休息一会儿，不能去学校操场上打闹。他是个挺闹的孩子，就觉得非常痛苦，来问我为什么，我认真跟他解释说，这是老师出于一种对危险的恐惧，他说，妈妈，你觉得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我回答，当然可以。他就提出想下楼去操场，那我也鼓励他去玩，还给他下任务，画一画学校的地图，结果他就把这个当成游戏，真的画了张小地图。

 

尽管努力为他挑选好学校，但课堂里仍然有很多不合理。比如语文试卷上，有一道看图说话的题，儿子写的是，「这有一棵树，树底下有两个鸭子。」但标准答案是，「树底下有俩小鸭子，妈妈带着小鸭子游水。」仔细想一下，图不是孩子画的，他哪里知道想让他说什么？

 

我还曾经去旁听儿子的语文课，进了教室，我又开始愤怒，对待那些精巧又充满感情的文字，语文的教育依然是那么粗暴。

 

我问过儿子，喜不喜欢现在的学校，他说不喜欢；再问他喜不喜欢一个下课可以出去玩、下午2:30就放学的学校，他可太喜欢了。就这样，教育变成一个改变的契机。最近，我们一家来到了加拿大，把家安置在了一片宽阔的社区。就像我刚到森林里的学校一样，我依然有自信能在这一片天地set up，生活的新阶段将会在这里开始。

 

特别奇妙的是，每当我抵达一个新地方，就会想起最初的那片森林。那是一片秋冬的森林，有霜，也有雾，它并不郁郁葱葱，而是带着北方有点凉、有点冷的粗粝感觉。如果要总结它对我的影响，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从那片森林一个小小的房子里走出来的人，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它都让我感到混乱和失落，但我还是很感谢那三年，让我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为什么活着，是我生命动力的来源。森林里的我是诚实的，憨厚的，温柔的，从现在来讲，这些东西也依然留在我身上。

 

 

早晨大雾迷茫，张子一想起儿时的森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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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孤注一掷》：枪顶在头上，用四根手指换一条命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3-08-21 00:54 Posted on 北京

 

 

卷入缅北诈骗工厂，想逃跑的人必须付出代价

 

 

最近，电影《孤注一掷》将电信诈骗的真相，曝光在了大荧幕上。影片中，软禁、恐吓、虐待等血淋淋场面，仅仅是这项罪恶产业的冰山一角。

 

年轻人“马达”的经历是这部电影的参考来源之一。两年前，他在这场骗局里充当迫不得已的受害者，最终，他以四根指头换取了回国之身。

 

故事的另一面，中国警方加大对电信诈骗案的打击力度。马达嗅觉灵敏，明白自己可疑，更明白闯荡江湖自保为大——哪怕以不那么正当的方式。

 

毕竟，身陷诈骗工厂的枪械、刀具威胁下，生与死都是不自由的。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于欺骗的故事。骗子被骗，被骗者参与骗局，真相扑朔迷离，谎言缠绕成一团。

 

而唯一明确的是，国境线以南，罪恶仍在蔓延。 

 

 

一

 

电信诈骗案

 

2021年4月，贵州毕节人马达收到辖区派出所的通知，要求他交代一个情况。当他来到所里，等待他的却是两名来自湖南的警官。当天下午，马达被押送至湖南，当晚，他被刑事拘留。 

 

马达被捕，与一场发生在湖南的诈骗案有关。

 

2020年11月，李阳被人拉进一个投资群，群里有人提到一个活动：只需往XM外汇平台充值一万元，一天就能盈利500元，这个活动每年只做两个月。 

 

XM外汇平台页面

 

2021年1月31日，李阳充值4.5万，平台账户显示利息2250元。2月1日和2月2日，他又分别投入4.1万和0.7万。在共计投入9.3万后，李阳决定提现，操作却始终失败。联系客服，没有人理他，XM平台也已无法再进入。 

 

当地公安局通过信息研判，查找到了被骗钱款的去向：钱被转入同一张银行卡中，而这张银行卡的所有者正是马达。

 

今年23岁的马达皮肤黑黄，个子不高但敦实，塌鼻梁上的一对圆眼睛时而露出斗狠的神色。2021年伊始，他坐上一辆面包车，车子径直驶入缅甸境内。

 

在铺天盖地的网络电信诈骗新闻中，“缅甸”二字的出镜率极高。据一位熟悉公安办案的人士说法称，目前缅北地区约有10万人在从事电信诈骗，国内居民是他们最主要的诈骗对象。诈骗人员之密集，已然呈现产业化之势。

 

在铺天盖地的网络电信诈骗案中，缅甸成为了犯罪重镇 / 视觉中国

 

但在警察局，马达声泪俱下地否认了参与电信诈骗的指控。他陈述自己在缅甸的遭遇：被欺骗，遭到囚禁、恐吓，手枪顶住脑袋，武士刀从半空劈下。当他终于站在姐告口岸得以回国时，他失去了随行的背包，也失去了从广州起飞时穿在身上的衣服。此外，他还失去了左手的四根手指。 

 

离开那天是2021年1月21日，他在缅甸境内的第19天。口岸反复播放着广播，大意是缅甸新冠疫情严峻，劝在缅华人尽快回国。之后，他被带到瑞丽的一家酒店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隔离结束，他在当地公安部门缴纳了一笔200元的偷渡罚款，辗转回到了贵州毕节老家。 

 

1月31日、2月1日、2月2日，当李阳向平台充值共计9.3万时，马达正在瑞丽隔离。没有证人，他失去的四根手指成了他抵抗的最有力证据。最终，警方根据他的不在场证明和“疑罪从无”原则，排除了马达参与电信诈骗的嫌疑。 

 

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依然不知所踪，马达的生活似乎暂时恢复了平静。  

 

 

二

 

“又是一个”

 

马达的故事线，需要再往前拉一点。

 

2020年12月31日，距离马达上一次拥有工作已经大约两个月。晚上11点，他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目的地为昆明长水机场。新年就要来到，他在北上的飞机里期盼着一份被许诺的新工作。 

 

机票是石雷买的，工作也是石雷给予的。

 

2018年，他通过YY语音平台找人打游戏时认识了石雷。在游戏世界里，石雷出手阔绰，据马达回忆：“逆水寒开服不到一个月扣了14万多”，YY包月“黄马甲”更是没断过，光这一项每月花费就要数千元。石雷对马达也舍得花钱，曾在英雄联盟中送给过他100多个皮肤，最贵的一件礼物是逆水寒中的稀有道具，价值4万元左右。在游戏世界里，俩人越来越亲密，关系好到能互相交换账号玩。 

 

游戏之外，马达对石雷了解有限。他知道石雷也是贵州人，在广东惠州工作。至于具体做什么的，马达不清楚：“也没问过他做啥的，就只知道他在惠州那边开了一家公司”。但不管怎么说，石雷是一个老板，况且认识了那么久，因此当他主动向陷入窘境的马达抛来工作橄榄枝时——石雷在云南芒市新开的网络科技公司需要一名网管，马达没有怀疑。 

 

2020年的最后一天，马达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广州起飞。不久之后，因为天气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吴圩机场。“他妈在南宁过了一夜”，马达愤慨地说。回头再看，不太顺利的开场就像他这趟漫长旅程的伏笔，隐隐暗示着未曾预料的多舛与变故。 

 

2021年元旦，马达到达昆明机场，下午4点多，他从昆明西站坐上大巴前往云南瑞丽。在大巴度过一夜后，1月2日，马达根据石雷的指示入住了瑞丽方泉温达酒店。四五个小时后，石雷拨来QQ视频电话。 

 

2017年03月08日，云南瑞丽，河对面就是缅甸 / 视觉中国

 

尽管相识已经两年，这还是马达第一次见到石雷真面目。在以往打游戏的过程中，马达对石雷最深的印象除了有钱，就是有教养。据马达所说，石雷在打游戏时从来不骂人、不飙脏话，被人喷时也不会对喷，而是选择直接屏蔽。那天接起视频电话，他隔着屏幕见到了声音的主人，“稍微比较白”，马达如此形容。 

 

石雷告诉他，个把小时后会有人来接他，暗号为“猛龙过江”。下午五点左右，两个开着金杯面包车的中国人在酒店楼下等待马达。一个身材偏瘦，是司机，另一个矮胖的则是马仔，他们称石雷为雷哥。 

 

马达坐上了他们的面包车，车窗贴了膜，外面看不清里面，里面也看不清外面。他给石雷发消息说上车了，车子一路走走停停，中途接了大约七八个人。 

 

乘客们开始闲聊。有人问，一会儿怎么过去？有人答，从畹町镇过去。畹町是中缅边境小镇，马达心里一惊，“我就他妈想想不对了”。 

 

畹町是中缅边境小镇，马达乘坐的面包车就将从这里出境

 

马达问，要去哪里？去木姐啊。木姐在哪里？在缅甸啊。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这辆车将载着他们出境，而车上的其他乘客也才知道这张新面孔是什么情况，“又是一个”，一个女乘客冷冷地说。  

 

 

三

 

虚实好友

 

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子穿过畹町直接出了境，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之后，马达两次换坐越野车，车上有的缅甸人背着枪。这是马达第二次见到真枪，上一次是在社区俱乐部，心境完全不同。 

 

缅甸时间晚上9点多，马达到达缅甸木姐，石雷在当地等待着马达。两个虚拟世界中的亲密玩伴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相见。 

 

石雷一米八几的个子，走路有点跛脚，在他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穿迷彩服军装的缅甸人。马达已经记不清这次初见俩人的对话了，记忆中石雷喊了他一声“小颜”——这是他在游戏中的名字，两年来，他们从未曾知晓对方的真名。 

 

在那两年一起打游戏的日子里，他们偶尔也会说起自己的事。但就像他们只用网名称呼一样，那些“自己的事”亦真亦假，诚恳里裹挟着虚伪。 

 

初一辍学闯江湖以来，马达做过七八份不同工作，在三个不同城市生活过。他说起自己做房地产销售的经历，“反正当时也快坐上老大的位置了”，后来总经理小姨子空降，他想不通，一气之下就辞了职。 

 

而马达会从事销售的职业，某种程度上其实受到了石雷的影响。和很多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石雷曾一个人在北京打拼过，最初正是以销售起步，但在北京的两三年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之后，石雷去了广州，又做了一段时间的销售以后，在惠州开了公司，慢慢地发起家来。 

 

“他说他刚开始做销售的时候也蛮苦的”，马达回忆石雷对自己的鼓励，“他也跟我说过，销售是最容易成功的，做销售起家要比普通人的起点高”。虽然两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深入交流感情的时候，但马达相信石雷“也是比较有感情的人”。 

 

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共同坐进了一辆丰田老皇冠。窗外是缅甸破败的街道和房屋，马达开始打听工作的事。什么时候带我看场地？我好知道服务器怎么架构。再给我准备一台电脑，我要把CAD图画出来。石雷当下答应，明天就带他去看场地。双方都没提起身处缅甸这件事，然而在佯装一切正常的对话中，暗流正在涌动。 

 

在缅甸破败的街道和房屋之间，马达第一次见到了石雷 / 视觉中国

 

马达并非没有接触过偏门。做电脑维修业务期间，他和很多同行一样，靠着虚报配件价格、夸大电脑毛病来敲顾客竹杠。有一次，他吓唬一位公务员硬盘坏了，建议购买数据恢复服务。过程中，他几度抬价，最后挣走了2万余元。这一单生意成为他的得意之作。他还曾跟着澳门赌场的马仔来内地收赌债，跟着朋友到会所里“坐台”，有时一晚能挣几千元。 

 

但在他心中也有一条凭社会经验画割的底线，“擦边球的可以做，过了这个线就不行”。“你搞太大了，你上到国家利益了，别人肯定查”，他认为这一类行为就属于过了底线。当他向石雷询问工作内容时，表面的平静之下恰恰是底线雷达在嗡嗡作响。 

 

而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他的疑心。丰田车开了十几分钟后，停在一家酒店门口。马达被带进三楼某间房内，石雷没收了他随行的背包。除了衣服口袋里的一些现金，马达一无所有。  

 

 

四

 

囚禁与逃跑

 

酒店归属于石雷一伙人，尽管外观豪华富丽，房内设施却像县城宾馆。一张铁架床，一只茶几，一台老式的有线电视。窗户被钉上了木条，窗外是一幅萧条景象，没有商店，只能看见成片的平房民居，有些房子顶上铺了一层铁皮，连瓦片都没有。 

 

马达的房间门从外面被锁上了，房门外驻守着警卫，每天固定时间会有人来送饭，三素一荤。被囚禁三天后，石雷才重新出现在马达面前。这一次，他向马达挑明：公司干的是犯法业务，包括博彩、小贷、外汇、资金盘。他还重新开了条件：只要愿意干，一年工资不低于7位数，但留下来工作得办缅甸国籍。 

 

在马达的理解里，这意味着即使自己偷逃回国，也会被遣返缅甸。故乡从此成了他乡，他在情感上无法接受。马达让石雷给自己一点考虑的时间，“我想到朋友，包括我喜欢的人也在国内，我他妈出去国外了，那么以后怎么办？”。 

 

然而，当他提出回国时，石雷立即翻了脸。不仅如此，石雷还命令他报出银行卡和手机支付密码。马达被惹恼了，反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话一出口，跟在石雷身后的缅甸人冲上前来，将手里的枪管对准马达的太阳穴。缅甸人扳开了枪支的保险，只需要拇指轻轻一按就将脑浆飞溅，他感到一股强烈的尿意马上就要从下体飙出。颤颤巍巍地，他从牙缝中挤出一个一个数字，报完密码，缅甸人收回枪支，他一瞬间瘫倒在地。 

 

在马达的陈述中，枪管对准他的太阳穴，他才不得已报出了银行卡和手机支付密码 / 视觉中国

 

但马达仍然不愿意留在缅甸参与石雷的业务。在后来对警方的口供中，他将自己刻画成了一个奋力反抗、坚决不从、誓死回国的铁骨形象。详尽的逃跑计划是另一个有力旁证。 

 

酒店房间的窗户是横移式的，封住窗户的几根木条之间大约有两个拳头的空隙。每到凌晨三四点，警卫打瞌睡以后，他便拆下床架的铁条，用来撬窗外的木板，时长在15分钟左右。为防止木条撬断被发现，他还将一把塑料柄的一次性牙刷从中掰断，并用玻璃碎片切割成小段，随后他用打火机把这些小塑料棒的两端烧化，再沾到木板的断裂处，起到黏合的作用。 

 

1月18日凌晨3时，他一口气撬开所有已经断掉的木板，逃跑开始了。扒窗，放手，落地，“咚”的一声，动静不小，一束手电光照了过来，来自值守西侧入口的警卫。马达背部紧靠墙壁，他的眼前是一堵2米高的院墙，墙外就是阔别十多天的自由空气。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手电光熄灭了，他定定神，向院墙跑去。然而，他刚纵身一跃，身后就有人操着缅甸语大喊。紧接着，一声枪响在天边裂开，马达双脚一软，跌坐在院子里。  

 

 

五

 

四根手指换一条命

 

第二天，当石雷带着两个随从出现的时候，马达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石雷却给了他两个选择：留下来工作，或者交12万放他回国。 

 

尽管经历了咫尺的枪支，留下来工作仍然不在马达的考虑范围之内。他拿回手机，拨通了远在毕节老家的父亲的电话 。自从初一辍学以后，他和家人经常三四个月才通一次电话，而这一次却可能是永别。 

 

他告诉父亲，自己遇到了点事，对方要求12万才肯放人。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显得有些激动，但对12万巨款表现出了犹豫。马达后来解释道，父亲不是不肯出钱，而是担忧给了钱仍然不放人，“比如说我给了你钱，你不把人放怎么办？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马达也清楚家里的处境，父亲常年在一家牛仔裤工厂打工，母亲今年又生了病，一下子拿出12万很难。 

 

在明确不会有12万以后，马达开始向父亲交代后事：“我说你们该干嘛干嘛，不要管我了。我还说我可能死了，你也看不到尸体，反正就跟爷爷奶奶说，等于说出车祸死了。” 

 

父亲简单地回了四个字：“生死由命。”电话挂断，俩人都没有说更多道别的话语。 

 

转机却又一次出现，石雷告诉他还有第三个选项：想回国就留下一只手。没有犹豫，马达坚定地选择用一只手换回国的命。 

 

下午1点，艳阳高照，石雷从屋里拿出了一把长约1米的黑色武士刀。相识两年的游戏拍档、印象中很有教养的老板石雷挥刀斩了下去。这是他们在现实中相见的第17天。马达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最末关节处被齐齐砍断，小指则断了半截，还悬挂在手掌上。 

 

为了回国，马达失去了四根手指

 

看着血从关节处汨汨涌出，他一时间遗忘了疼痛，内心反而涌起久违的轻松感。他被送去当地医院，二次截肢后，左手孤零零剩余一个大拇指。砍断的四根手指如今不知被丢弃在何处，“相当于一根三万”。但是，他自由了，“解脱了”。 

 

接着，他被送至警察局，又被送至姐告口岸。在囚禁的日子里，通过被木条遮挡的酒店窗口，他能依稀看到一个蓝色球型雕塑——那是姐告金龙国际大酒店的楼顶，毗邻姐告口岸的国门。 

 

此刻，马达穿过口岸，心里异乎寻常的平静。  

 

 

六

 

真假莫辨

 

今年五月，经过隔离、回家、抓捕、审讯、释放后，马达前往不同城市旅行散心。我们相约在珠海金湾机场相见，他耸立的爆炸头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剃成了短寸，断指的左手有些不自然地插在裤兜里。 

 

在饭桌那一头，他讲述了上面这个惊险刺激的故事，那也是他向警方陈述的版本：直到入住酒店前完全不知晓公司业务、被枪顶住脑袋才被迫交出银行卡密码、坚决不参与违法诈骗行径、宁愿牺牲一只手以换取回国的机会。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姐告口岸 / 视觉中国

 

可是细究起来，故事里的某些细节显得可疑且矛盾。金杯面包车一路开出境，马达说自己要求过下车，却轻易被马仔的一句“你要不怕被查你就下去”唬住了；马达上车时坐在中间一排靠窗位，却在口供里说曾偷偷拉过车门企图逃跑；明明表现出了这些不安的举动，却始终强调一路上对公司违法业务毫不知情。还有，早早踏入社会闯荡的马达，为什么不愿意将留下来工作作为权宜之计，反而选择了如此尖锐的对抗方式？ 

 

于是，在机场分别一个月后，我带着这些疑问再次询问马达。这一次，隔着电话，马达告诉了我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 

 

还是缅甸木姐，酒店变成了一栋三层别墅，马达知道这里正在从事以电信诈骗为主的违法业务。别墅一楼驻守着缅甸警卫，二楼是业务核心区域，大多数时间他只能待在三楼，偶尔闷得慌时，他可以下到一楼抽几根烟，但没有在二楼游荡的权限。 

 

马达工作的区域是别墅三层的客厅，通过测量网线的长度，他估算客厅有100多平的面积。未来这里会放22台电脑，马达的任务是铺设网线，进行网站的搭建和维护。没有反抗，在进入这栋别墅的第六天，马达安装好了网线接口和卡位。他还见证过一次发工资，钱全装在一只行李箱里，据他估计每人可以分到约二三十万。 

 

可是他干不下去了。无法自由出入，也没有人可以交谈，“太压抑了”。他对石雷提出要走，“我工资也不要了，你送我回国吧”，石雷表示要向老板汇报一下。老板被称作“黄总”，40多岁，身材微胖，留着光头，穿着白衬衫黑西裤，一根动物牙齿项链坠在脖子上。 

 

后面的故事与前述版本相似。先是两个选择：留下工作，或是交付12万赎身费。在他父亲说“生死由命”后，石雷又给出了替代方案：“要不就这样搞，1根手指1万”。马达选择了第三条路，最终失去了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 

 

“我在隔离酒店的21天，我就在想这个口供该怎么录。”他编织了一个故事，故事帮他回到了故乡。

 

 

七

 

尾声

 

根据马达的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有多笔数万元的款项从他名下的银行卡转至微信零钱，然后又立刻转给了其他微信好友。这三个微信好友已经被删除。除此以外，他的微信账号还于1月12日给一个山东日照的手机号码充值过200元的话费，如今这个电话无人接听。 

 

2021年1月12日，马达曾给一个山东日照的手机号码充值过200元的话费

 

在隔离点，马达托父亲寄来了一部新手机。拿到新手机后，他登陆QQ，发现石雷已经将他删除，而这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1月3日，一个184开头的支付宝账户向马达转账100元，除了残缺的左手之外，这是石雷留在马达生活中的最后痕迹。 

 

石雷留在马达生活中的最后痕迹，是100元的支付宝转账记录

 

时至今日，马达依旧认为，石雷与自己的友情并不是虚假的。他用健全的右手数着称得上自己好友的人：几个同学，一个女孩，还有石雷。但是失去左手的仇必须记在石雷头上，“我绝对不会放过他。”马达压低声音说道，仿佛下了坚定的决心，然后又缓和语气补充了一句，“我不会主动去找他。只是，别让我遇见他……”  

 

然而，真相依旧扑朔迷离。马达究竟是被骗去缅甸，还是敌不住诱惑主动前往？他在公司中究竟参与了多少业务？他坚持回到国内，是因为压抑的环境还是另有隐情？ 

 

辍学、闯荡江湖、为了生存辗转不同行业，言谈中真假参半，这个二十多岁男人身上携带着社会青年的典型气质。枪支、武士刀，或父亲终究没有给予的12万，说起这些，马达几乎没什么情绪波动。 

 

只有在某些时刻，他的声音难以抑制地些微哽咽。在缅甸时，他时不时想起自己喜欢的女孩，然而回国后，他一次也没联系对方。失去四根手指的马达在贵州毕节领到一本四级残疾证，“我觉得我自卑了，我配不上你”，他解释道。 

 

缅甸的日子暂时结束了，真相藏在他的记忆里，而他只想尽快开始新生活。 

 

他动过念头去当短视频博主，也想过筹点钱在老家搞养殖业，养黑山羊还是黑豚鼠，他还没有确定，也迟迟没有起步。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和朋友玩王者荣耀——那是缺少四根手指的他为数不多能玩的游戏。 

 

但在一个又一个角落，电信诈骗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运转着。被骗钱款汇至马达名下的银行卡，最终消失在数据的洪流中。国境以南，一张暗网仍在等待下一个猎物。

 

 

 

作者  水耳  |  内容编辑  沈一只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李晨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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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底層崛起：逆襲人生的6000字密碼 -FormatRun58- ♂ (214 bytes) () 09/04/2023 postreply 08:3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