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680)

来源: FormatRun58 2023-07-14 19:54:27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09465 bytes)

5年打了20份零工,我不再追问工作的意义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3-07-03 01:10 Posted on 北京
 
 

毕业5年,经历20场求职噩梦

 

 

又一批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

 

去年七月有一项数据,两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浦西是这两亿分之一。毕业五年,她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培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一年多,最短的一份连一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

 

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她本意。20份工作中,她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性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她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她离开。

 

你可以说浦西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她有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买好了木炭。她的学历不高,三本。读的是最没用的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

 

但更多时候,浦西是一个如你我一般普通的年轻人:她养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她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她“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她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

 

浦西的困惑,或许也是这个时代年轻人们普遍的困惑,如果能有稳定的工作,谁愿意做零工呢?可是,从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想要找到一份合理、合法、有尊严的工作,原来这么难。

 

 

 

“正常”的工作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

 

性骚扰绝对不正常。浦西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她们只能辞职。

 

她幸运地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但仍然恶心到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她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力,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

 

那时她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捱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

 

从公司离职的那天,是个好天气

 

欺骗也是不正常的。她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

 

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

 

货架上的药品,她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她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她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

 

春节快到了,有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她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贵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老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

 

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她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

 

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她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

 

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浦西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呆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浦西日常学习的书桌,也是她的工作台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浦西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

 

她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她天真地以为自己真的是去学做咖啡的。实际上她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

 

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三百平米,她一个人拖,起码要花两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她不慎打碎一只,因此赔了钱。

 

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浦西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许多规则让她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挺直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地训斥。比如,她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她是收银员,那本不是她的分内事,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她帮忙。

 

“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地骂?一点尊严都没有。”她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说事,“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

 

她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被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臭打工的”。

 

她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她更多地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地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她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她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她们也不会听。”

 

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浦西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

 

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她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她小五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

 

浦西同他实话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她。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

 

浦西穿着华莱士的工服

 

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浦西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她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她只用这个词:正常。

 

她想如今想要遇到一个“正常”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

 

浦西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她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一个月8千,最少的一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她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被迫的自由

 

刚看到鼓励年轻人们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浦西觉得非常困惑。

 

在她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关系,她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

 

起初,她确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她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她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她感到温馨。她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

 

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她无法忍受,她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

 

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她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

 

她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她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支魔性tvc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

 

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她从中挑了心怡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她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傍晚时遛狗,夕阳和小狗的毛发一样是金灿灿的

 

因为性骚扰辞职后,她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她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地倒闭。

 

等到她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她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

 

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hr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她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三千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十小时地上了两天课,她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六折。她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噢,忘记和你说了。”

 

她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她交了一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她还想,要不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她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她说的风轻云淡。

 

她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呆一天我就要死掉了。”

 

最穷的一段时间,浦西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

 

可是回望五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只好沉默地注视这裂缝。

 

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作出的。往往,上午她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工作有意义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浦西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

 

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说完她又补充道,“我觉得生活也没有意义,人生也没有意义。”

 

或许她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她评价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她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她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

 

打零工的间歇,浦西一直在看视频课备考考编

 

她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影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

 

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动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志业,一种神圣的感召。

 

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

 

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浦西不再找了。

 

 

 

最小单位的反抗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浦西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小姨指责她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她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她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

 

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她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副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她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她的手。

 

2022年的春节,浦西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她家族聚餐时的场景

 

似乎没有人关心她为什么辞职,那些她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侄女、女儿的她,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她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

 

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

 

前者浦西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她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浦西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我车到了我还不走。”

 

而后者,浦西咬牙干了几个月,对它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她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

 

在农村工作的冬天,看到稻草上结了厚厚一层霜

 

她猜测人们一定觉得她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她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

 

可公正地说,浦西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她的活力,使她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她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她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

 

她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

 

在某境外电商做外语客服时,她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六点,她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她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浦西没等领导找她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

 

她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付工资。浦西急得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

 

她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十天,辱骂她的老板,只付给她300元,约等于三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她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她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节单位,离她不远。她立刻步行过去,交代情况、填表,半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三天后有人给她打电话,喊她,把工资领回去吧。

 

那是她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

 

浦西在苏州西园寺求了支签,解签的签文是,“天生君材必有用”

 

浦西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她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地尝试、不断地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她最小单位的反抗。

 

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她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

 

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浦西说她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她一定会去。

 

她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四百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浦西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

 

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浦西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作者  铃铛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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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做3亿人的陪诊师,我每天都在直面生死

唐梦婷 在人间living 2023-07-03 04:32 Posted on 北京
 
 
撰文|唐梦婷  编辑|张茜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那一瞬间,她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在电话那头哭得很厉害,医生没有打断她。我在一旁听得眼泪打转,好在这么一来,她至少把心中的疙瘩解开了。
近两年,陪伴患者就医,代为取报告、问诊的新兴职业“陪诊师”,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各大城市应运而生。据淘宝数据显示,去年有近2.6万人检索“陪诊”关键词。而据《Vista看天下》表示,有从业者认为,我国约3亿人需要陪诊。
他们陪伴着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患者、异地求医的群体去到医院,面对那些浩瀚的诊室和繁琐的流程。
在不少媒体报道中,陪诊师能轻松“月入过万” ,其收费一般按半天或一天来结算,以北京地区为例,陪诊半天(四个小时)在200-300元之间。那真实的陪诊师体验又是怎么样的呢?
马建就是这样一位陪诊师。85后,人称“小马哥”,生于江苏北部农村,2005年上北京读完大学开启了北漂生涯。十年前,在一次裸辞迷茫期,小马哥创业干起跑腿代办的活计,误打误撞进入当下正火的陪诊行业。
以下是小马哥的自述。

 

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工程机械行业,每天坐在格子间改PPT、写文档,心里很压抑。总想要自由、想要创业,又没有清晰的目标。
2013年,老板和总部闹掰辞职走人,我当时年轻气盛,和他说:“你不干,我也不干了!”相当于给了自己一个裸辞的理由。
待业期间,碰上一个外地朋友要过来看病,问我能不能在他们到京之前先帮忙挂个号?那时还没有线上预约,需要头天晚上去医院排队,才能保证一大早放号时挂上号。我就去排了一整晚。
当时是深秋,晚上大概只有一两度。在门诊楼前露天的挂号厅里,大家拿个马甲、水瓶放在地上占位。基本上全是外地赶来的,有人在地上铺好报纸,盖个被子直接睡下来。我第一次去没经验,幸好因为平时喜欢跟人东聊聊西聊聊的性格,碰上排我后面的一个热心的北京大哥,他说:“你要是冷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我开车来。”于是就和他结伴在车里挨过了一晚。
走在回家路上我就想,其实外地人来北京办事各方面的需求挺多的,我能不能往这个方向上创业?去淘宝上一搜,有个类目叫“跑腿代办”。我当时也没有太多钱投资干其他行当,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花了不到2000元注册了家店铺,把“跑腿”一类的关键词放进去,第二天就有客户找到我。于是我开始代人去学校打印成绩单,去使馆、商标局交材料,去医院跑腿只是其中一个版块。疫情暴发后,很多事都改为线上操作,而医院相关的业务量却直线上升。
2022年三月份,一个记者在淘宝店铺上联系到我,说我做的这个事儿叫作“陪诊师”,并且已经有很多人在抖音上发相关内容把“陪诊师”的热度带起来了,我才知道有这个专门的词儿。
不久后我也注册了抖音,两个账号现在加起来有5000多个粉丝。淘宝店的客户是通过精准搜索找来的,而抖音会给你推流,平均一周有六七十人来咨询。我曾经发视频爆过三四次,一天就收到几百条咨询回都回不过来。去年底疫情感染高峰期,我最高在一天内接过19单。
我的工作日常:每天5、6点出门,掐着医生的上班时间,一天跑3、4家医院,每天要走一万五到两万步路。家人知道我白天忙着工作,像我媳妇一般都是晚上6点之后才跟我联系。
我曾经挑战过一天接8个任务,从早上5点起床马不停蹄忙到晚上10点,一直处于奔跑状态。2022年暑假高峰时,我10天内都排满了行程。
作为新兴职业,陪诊师经常被误认为是“黄牛”。这两者我认为完全没有交集。黄牛就是通过一些手段抢占医院号源,再加价卖给患者;而我们的客户都是自己去挂号的。
陪诊是纯粹的服务行业,我自己把业务分成三大板块:陪人看病、跑腿陪诊和代问诊。第一块业务就是陪同有需要的患者去医院就医,这在三四线城市比较常见。
跑腿陪诊在北京需求量很大,因为异地求医的人多,他们可能治疗完就回老家了,那么复印病例、取报告、出院结算这些还没办完的事,就可以由熟悉医院流程的人代为操办。
代问诊也是在大城市比较多见。比如有直肠癌患者在当地医院说是必须切除肛门,他想找找更好的治疗方案,就可以先在线上挂好号,把做好的检查结果快递过来,我们拿着这些去找医生问诊。如果说可以做保肛手术,那患者再来北京治疗;如果是相同结果,也免去白跑一趟。
对于初次代问诊的客户,我们得将他的病情从头梳理一遍:他的第一次发病,已经做过的治疗,可能还要查资料,提前设想医生要问的问题等。
有些癌症患者,要做抽血、CT、核磁共振、PET四项检查。他们可能并不清楚,CT跟核磁共振不能同一天做,而做完PET三天内不能做任何检查——那么如何把这些检查尽快安排在两天内做完,帮患者节省时间和来京的住宿、路费成本,就体现了陪诊师工作的价值所在。

 

我很少跟患者讨论病情,除了帮助他/她高效就医,更多还是情感上的一种交流。
大部分患者在就诊过程中感到焦虑、担心自己病情恶化之类的,我们通过聊天转移他/她的注意力。我跟团队的人说,不是喊口号说要把患者当成家人,而是真的做一些实事让对方感受到。 
我接过一个突发脑溢血的老人。女儿由于疫情封控和他分隔两地,而他急需转诊来京做手术。了解到患者当时处于行动受限的状态,为了规避风险我们一般是不接的。
那天他女儿一直给我打电话,因为患者在农村,身边没有年轻人护送他到北京;而他们家在北京又没一个认识的人。她在电话那头哭着用祈求的语气说,要给我写份血书免责、去做公证之类的。
一瞬间我忽然想到,如果换作是自己父母发生这样的状况呢?
于是我只对她提了一个要求:必须家属陪同。
等老爷子上了火车,我和他们家里几个人拉了群,老爷子在车上是什么状态,什么时候到哪里都实时跟进。我找人开车去北京西站接,推着轮椅陪老爷子过来的是他们家大姨,也是60多岁了,眼神看起来很迷茫。老人陪老人,刚到北京来什么都不懂。
我给他们尽速送到医院急诊。手术很成功,老爷子住了20多天医院,为了节省成本,我又在医院附近给他们租房子。出院那天,我送他们回北京西站,大包小包的行李统统帮他们搬上火车。
相比刚来时,大姨推着轮椅的脚步明显轻快了许多,还谢绝了我们帮她拎包。看到她的转变,我心里跟着高兴。事后他女儿给到的报酬比我们报价要多,还打电话谢谢我救了她父亲一命。
要说是“成就感”这个词儿可能有点夸大,但我心里第一次感到被人需要,感觉特别暖。
其实坦然接受陪诊服务的老年人并不常见,毕竟他们还是会有不想多花钱,或是怕我们不靠谱之类的顾虑。更多客户还是倾向于跟长辈说找了个北京的“朋友”陪着看病。有些人即使在北京有亲戚、朋友也不愿去麻烦,因为“人情很难还”,宁愿选择花钱找陪诊师,“简单,事儿办得也好”。
不过有回碰上一对北京老两口,儿子在外工作。那天他俩都要去看病,老爷子还需要坐轮椅。有意思的是,我开车送他们回家的时候,老爷子特别高兴地向老邻居们炫耀说:“你看这是我儿子请的陪诊师,对我特别好。”一个邻居直接让我把联系方式给他,说下次去医院也来找我陪。
我的客户绝大多数属于异地来京看肿瘤类疑难杂症的。看到不少媒体报道说,大城市的独居青年为了避免孤独感成为体验陪诊服务的主要客群,但现实中我很少碰到年轻人找陪诊师去医院的。除非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做增强CT必须有家属陪同,或是骨折了出行不便。有时接到年轻人的单子,我衡量情况后会直接告诉他:你那么年轻,不需要陪诊。
如果是陪孩子,我会提前做点功课,和他/她聊一聊这个年龄段的动画片、暗号口语。把对方当自己孩子一样关心,是不是渴了、热了;以各种方式鼓励他/她:你今天表现特别好,想吃什么,我给你妈妈发微信告诉她。同时为了让家长放心,我在每个节点都会给他们发孩子的照片,告诉他们孩子在做什么。
我接触过许多儿童癫痫患者家庭,这是最让人纠心的。
有次帮浙江的一位母亲代问诊,跟她事先沟通时得知,他们家孩子在7岁前琴棋书画样样学得好,身边人都夸孩子优秀,她也特别骄傲。
突然之间孩子癫痫发作,在当地医院ICU里住了20多天才转到普通病房。
这位母亲托我向医生转交她写的日常记录,里面记着孩子一天抽多少次、是大抽还是小抽、间隔多长时间,连每次发作时孩子的眼神往哪个方向瞥的,全都记了下来。可想而知,对于一位母来说,这是件多么煎熬的事。
我当场请医生和她直接通话,聊着聊着她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家孩子以前可优秀了,是不是因为我让他学了太多东西才导致如今的状况?医生问她为什么这么问?她开始倾诉——家里所有人都把责任推到她头上,说是她把孩子逼成了这样。这位在该领域的权威医生给了她确切的答案:不是的,你家孩子得癫痫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那一瞬间,她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在电话那头哭得很厉害,医生没有打断她。我在一旁听得眼泪打转,好在这么一来,她至少把心中的疙瘩解开了。

 

2020年疫情暴发后,陪诊业务激增的一段时间里,我天天失眠,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各种疑难杂症的信息。有些患者会给我发很多问题,关于自己的病情、心理压力、那些不愿跟家里人说的事。
一位脑干长瘤40多岁的姐姐,和我说自己背负的东西太多,要不是为了孩子早不想活了,都是比较丧的话。她连续好几天晚上给我发长串的语音,一发都是二三十秒、六十秒的,我一个个去听,听完了再一个个回复;也有人抱怨另一半,觉得得病之后没有人能理解自己。
我知道对方能分享这些苦闷是出于信任,说白了,他们需要情绪的发泄口。病情方面以医生说的为准,政策上的事情也不是我能把控的,只能尽力做到情感上的抚慰。
我通常会举一个同病相怜的案例来安慰对方,比如:我之前碰到过一个患者跟您情况差不多,甚至比您还严重,但是他心态特别好,后来治疗效果也很好。
患者身边的人可能不会跟他这样讲,这时以我们的立场去鼓励反而更奏效。当然,对于陪诊师来说,安慰客户并不是个硬性指标。
干这一行多少有点疑心病,把患者的病情拿来跟自己作对照,想象要是自己或身边人得了这个病会怎么样?只是想一下,那一瞬间也很难受。比方说我下肢关节疼,有些人可能只会想走路走多了,但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会不会是强直性脊柱炎造成的?我会精准地往最坏的地方想。好在经历得多了,这种感觉越来越淡了。
现在每次结束任务从医院出来,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我已经学会“屏蔽”,不再去想任何当天服务过的患者了。另外,我每周也会安排两三件跟医院无关的跑腿工作来纾解情绪。
我对健康的理解也变得深刻,身体真的太脆弱了。我下意识地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强制自己每天吃早饭,喝两大瓶矿泉水,12点前一定上床睡觉。有时一旦工作起来,条件又不允许我那么做。
每天进医院往挂号机那儿一看,不会操作的老年人挤作一堆。好比我今天去协和,一个老太太进去就直接摔在那儿了。
有一次我提早到医院一个多小时,正是午休时间。我呆在大厅里,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机器那儿取号,给女儿打电话直发脾气:“你为什么不来?我也不会弄!”我听着糟心,就直接上去帮她:“阿姨,我来。”给她操作完后,排后面的一个大爷也对我说:“小伙子,能帮我弄一下吗?”
我就站在那儿一直给他们点,点完一个又来一个,一个小时里陆陆续续来了有三十多个人。从事陪诊师久了,我感觉得了一种“职业病”,平时见到任何陌生人,都会想要上去帮一把。
陪诊师这个行业越来越火。很多医药代表和医托儿,以陪诊的名义打擦边球;一些人开始做付费课程,把陪诊这件事讲得简单又吸金,实际上讲师可能连一天的陪诊工作都没做过。
之前有培训机构来找我,想借我的名义开课赚快钱,我说“对不起我不做”。因为干这行光听课是学不会的,重要的是落地实操。看到这些现象我有一段时间心理上会有点不平衡,后来想通了:也许会有更多的人通过他们来了解到陪诊这件事。
还是期望未来有关部门能建立陪诊师的职业考试制度,规范这个行业。
去年我开始收徒弟、带团队了。他们有的是因为家人生病在医院陪护过很长时间,知道陪诊师的存在,想边陪家人边接单;有的是想重回社会的宝妈,看重做陪诊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还有一些人被裁员了,大环境不好找工作,他们把陪诊当做创业机会。
平时带徒弟完成实操学习后,我有时在医院忙完空下来,也会继续在学员群和他们交流:今天我在哪家医院,大家谁想学习可以随时来找。
我希望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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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逛街時神秘失蹤,25年後一位單身媽媽竟收到了她发出的信息! -FormatRun58- 给 FormatRun58 发送悄悄话 (194 bytes) () 07/14/2023 postreply 20: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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