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彭海提接触前，就有人提醒我，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一提起从前的事便很容易落泪。果然，2013年年底，我在东莞泗安麻风院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说起自己的母亲，不过讲了几句，脸上就有了泪痕。后来，他跟我讲麻风病院里的往事，说到那些昔日出院的或是去世的好友，眼底忧深：“走一个就伤心一次，走一个就难过一次。”
那种动情忘我，那种深不见底的忧愁让我震撼。那时我心里暗暗稀罕：世间竟然还有如此敏感多情的男子。我们同为潮汕老乡，我从小所见的潮汕男子，特别是有一把年纪的，大多言谈粗鲁，三句不离脏话，他们在那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环境中成长，一般是不会轻易在人前流露脆弱的。但这位伯伯长势竟十分不同，他的枝桠早已伸出了那片旧土地的边界。已到暮年的他，情感仍充沛而热烈，待人温和有礼貌，也不惮于流露柔弱。
我后来才知道，他的一生如海浪起伏翻滚——从战乱的“旧时代”走来，赶上两次大饥荒、两场大瘟疫，又因麻风大半生漂泊他乡——却始终保存着一种做人的天真和信仰，他的爱和痛都似海深。
我要把他这一生长长的故事，慢慢说与你听。
1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同年，在粤东潮阳县一个冠庄姓的村落里，小海提降生了。因为家乡水网密布，南边又连着浩瀚的太平洋，父亲便在他的名字中加了个“海”字。
一年后的六月，日军占领汕头东边的南澳岛，以此为基地调动万余士兵，出动四十艘舰艇、二十余架飞机，从海陆空侵犯潮汕地区，汕头、潮安、潮阳等地相继沦陷。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关系却愈加紧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小海提的母亲收到了丈夫朋友带回来的消息——她那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丈夫，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被捕了。她一下子瘫软在地，又努力站了起来，迈开几步又摔倒，如此反复几次，摔到膝盖都淤青了，才终于踉踉跄跄地到了事发地。她拨开观望的人群拼命往里挤，看到的却是丈夫的尸首。旁人说，杀害他的人是国民党的军官黄少初。
那时的小海提不过是个四岁小孩，不知自己失去了父亲，更不知死亡意味着什么。此后，母亲一人拖拉着他们五个孩子，村里人看她辛苦，劝她把两个女儿送人，她却始终不舍。
捱到1943年三月，从冬天到春天，连着五个月没有下过雨，韩江、练江、榕江，潮汕三大江江水枯竭，海水倒灌，很多地方的春苗被咸水浸烂了。加上日军掠粮、奸商囤货，米价飞涨，大饥荒在潮汕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在饥荒和战乱的双重夹击之下，很多民众只能靠野草、树叶果腹，大量人口涌外逃难。恰在这年炎夏，霍乱爆发，流民进一步加剧了瘟疫的传播蔓延，小海提一家所在的小村自然不能幸免。村中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于饥疫，祠堂里停满了尸体。
小海提家里的米缸就要见底了，就在他母亲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媒人婆（人贩子）上门来，跟她说可以帮她把两个女儿带去给富人家养。她思来想去，认为这样下去，一家六口人横竖都是死，把两个女儿送出去，可能大家还能各得活路。她最终同意送走女儿。又因为要外出做工，她把年幼的小儿子也送人了，最后只留下小海提和他哥哥——据《潮阳县志》的记载，在1943年这一年，战乱、饥饿加上致命瘟疫，本地的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一，非正常死亡者竟有二十万之多。因为家里吃饭的嘴巴少了，小海提兄弟俩和母亲才勉强度过了这多灾多难的一年。
母亲外出打工，帮富人煮食，只能把两个儿子送到自己的弟弟家中寄住，遇上年节她会带着鸡鸭鱼肉和菜汤回来。难得见到母亲一面，小海提自然十分欢喜，又见肉菜如此丰富，不禁问：“哇，怎么有得食？”在他的记忆里，以前他们过年过节时也常吃稀粥水和青菜。母亲这才告诉他，那些东西是富人吃不完的，她就拿回来吃。
平时，小海提的母舅家教十分严厉，遇到两个女儿不听话，他拿起藤条便抽打。于是，七八岁的小海提学得敏感乖觉，每日自觉跟在哥哥屁股后面去放牛。到了田里，他和村里小孩们赤条条在田里滚来滚去，滚得浑身是泥巴，便去村里的河里洗澡，玩水嬉戏。他早早就学会了游泳，像水鸭子一样，水性十分好。
那时外嫲也跟母舅一家住一起。外嫲面慈心善，脚像三角形的小粽子，常戴着草帽在太阳底下帮儿子晒稻谷。每逢初一十五，她都要一个人食斋（吃素）。小海提感到新奇，便问母亲：“为什么阿外嫲不食肉？”
“她念佛，初一十五食斋是做好事，是行善积德。”母亲答。
小海提听了，似懂非懂，但从此知道了行善积德是好的。他又问母亲，为什么常常有人喊他“长科仔”？母亲告诉他，“长科”是他父亲的名字。他又问，“那他哪里去了？”母亲便慢慢地将往事讲给他听。说起小海提的两个姐姐时，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说饥荒那年，家里一大锅稀粥水端出来，两个懂事的姐姐常常舀了上面的粥水喝，把下面的米粒留给他和哥哥，“你两个姐姐是为了救你，才送人的”。
小海提看出了母亲眼底的悲伤，不自觉地挨近了母亲——如果不是母亲主动提起这两个姐姐，他已不记得了。他同样也想不起父亲的模样，却逐渐记起了在天井回荡的枪声——有一回，父亲回了家，哥哥偷偷拿了父亲的驳壳手枪在天井玩，在学步的小海提也上去抢，就在这时，哥哥不小心扣到了扳机，枪突然“呯”的一声响了起来。
小海提在母舅家住了大约三年，长到九岁时，他母亲经人介绍改嫁给了彭厝村的一个男人。在彭厝又有了一个小女儿后，母亲便寻思要把两个儿子也接过去。就在小海提要跟着母亲回新家时，膝下无子的母舅提出请求，希望她能留一个孩子给他做儿子，长大后跟他的女儿成亲。
小海提的母亲犹豫了——她的五个孩子已送走了三个，如今还要再舍下一个吗？可是她又是理解弟弟的——潮汕家庭里要没个男丁，是要被人瞧不起的。当初她把两个儿子留在弟弟家，不也是为着延续家族香火？念及困境中弟弟对自己的接济，再想想自己改嫁后再带着两个儿子过去不免被人诟病，她最终答应了。可要带走哪个孩子呢？这又让她犯难了。大儿子年纪大些，按理来说更省心，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带走小海提——她大概还是偏爱这个二儿子多一些，他年纪虽小，却心思细腻，爱与人亲近。
小海提就这样跟着母亲到彭厝住下了。堪堪十岁的年纪，他却已如江上浮木东飘西移，住过了三条村子。不过对于年少的他来说，住哪儿似乎不甚打紧，只要他在母亲也在，就知足了。
2
“彭厝村”正经名字的是“仙彭村”，后来被追认为是中共革命的根据地之一。到了这里，他随继父改姓了彭——这边的奶奶本来还给他起了个新名字叫“楚提”，但他觉得别扭，不愿改，母亲也仍唤他原来的名字，最后名字就没改成。
新家有了，新父亲却仍不在身边，家里还是孤儿寡母的状态——继父在香港，靠做苦力、拉人力车赚食。除了母亲抱在怀里的小妹妹，新家还有一个哥哥，是继父和他的前妻生的。村里的大人看着小海提，笑他是“跟母仔”。这些话母亲不理睬，也不去和人理论，彭海提看到母亲的表现，也就不太在意了。
在彭厝住下不久，彭海提就被送去读书了，可他却不知那书读来有何用，还是像之前一样调皮好玩。从未读过书的母亲对此也并不在意，只盼着他健康长大就好。母舅住的那条村叫华里西村，与彭厝不过一水之隔。逢年过节，母亲叫彭海提拿东西去母舅家给外嫲，来回的路，彭海提走得十分熟悉，几乎闭着眼也能走到——他日日在这条河里游水玩耍，要不是手上拿着食物，一个猛子扎进去，不出半分钟就能游过河对岸去了。
每次见小海提拿了东西来，外嫲总是拉着他的手说：“阿孥（孩子）啊，你以后要行孝你母啊，你母是非常凄惨的啊。”更多的话，她也不说，想是海提长大了会慢慢懂得的。
这些话真是镌刻到小海提心里去了。
随着年岁渐长，母亲的形象在彭海提眼中愈加凸显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头顶草帽，肩挑两担粟（未脱壳的米），挺直腰杆赤脚走在田埂上，嘴里还叼着一支烟，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而视。人们纷纷赞叹：“真好看，有气派。”在田里玩耍的彭海提也看得咋舌——本来担粟这样的重活都是男人做的，但继父不在家，母亲一人也照样做了。在小海提的眼里，母亲能干，仿佛永远不知疲惫，她白天去田里挥汗干活，晚上得空了就在煤油灯下绣花、织渔网。这个改嫁过来的女人把家里里外外照料得服服帖帖，用自己的行为慢慢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再无人敢小觑，无人敢欺负，那些流言蜚语也渐渐消褪了。
彭海提来彭厝两年后，潮汕地区解放了。又过了两年，开始分田分地了。继父此时从香港回来了，想着回家后学着邻居们去挑水种田浇菜，但从小就在香港长大的他没下过田，很快就发现做不来，还是更习惯每日拉车穿街走巷，于是就又折回香港去了。临走前，他留给了小海提一句话，说等他以后长大了，就带他过那边去。
十三四岁的彭海提像吃了发酵粉一样，比多数同龄的孩子长得都高大。有时他去外嫲家，邻居看到了都禁不住夸他，说一段时间不见，他模形已经大不相同。他学会了抽烟，看来，他真像母亲期望的那样，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但还没出半年时间，他就像遇到了虫害的农作物一样，不怎么继续发育了——因为期末成绩不合格，他没有顺利升上四年级。重读三年级时，有一日他去上学，同学发现他眼角下有一小块红斑，便对他说“你生藓了”。他不以为意，心想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几日后，他的脚上手上也开始长红斑。母亲开始着急了，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不过是普通的皮肤癣病，便给了他药水回去涂。他在脸上的斑点处涂了下去，感到辣痛得不得了，但想着病能快点好，也就忍忍过去了。可后来患处脱了皮，掉了痂，红斑却又重新浮出来了。这时有村人给了个土办法，说可以用蒜头磨刀锈来擦，他真的试了，疗效是一点没有，却让他有点破相了。
那时的农村连个正经诊所都没有，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得了怪病的消息开始在村里四散传开，有老人见他的症状，便说那是“癞哥（潮汕话，麻风病）”。民国以前，麻风病被称作“癞病”，清代曾设有收容病人的“癞民所”。到了潮汕地方，对这个病的描述更加了戏码，当地人把麻风病人唤做“癞哥”——疾病都加了性别，可以窥见这片土地是怎样的男权至上。潮汕男人一旦患了麻风，那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因为他已被看作是无用的、无法担承责任的人，延续后代、振兴家族的希望在他身上已然破灭。“癞哥”到后来，便成当地人骂人的话，用来形容那些让人嫌弃、不愿接近的人。
那时农村人多以为麻风病是遗传病，甚至还传言这是风流病，搞得彭海提的家人困惑不已。母舅说：“孥仔怎么会有癞哥？我们家族多少代人都没有这个病。”
很快，学校不肯让彭海提去了，他自己也不敢去。他在各样的流言蜚语中，感到自己和正常人不一样了。
3
1953年，彭海提十六岁了。一日，几个人进了彭海提家里，不久便走了。他们走后，彭海提不解地问一个村干部邻居，这些人是来干嘛的？对方说他们是广州档案组的调查员，“他们有你父亲早年参加革命的档案，可来了这里得知你母亲已经改嫁，你家‘革命烈属’的称号便没有了。”
那时，彭海提的注意力还在自己身上，也就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患病二年，他看过了很多医生，也试过不少土方子，可脸上和手臂的红斑始终不见消褪。可他的亲哥哥不一样，他得知此事之后，便有些责怨母亲，说如果她当年没有改嫁，一家人还能有个好名声。但彭海提始终是理解母亲的，他明白她的苦衷和不易，也清楚在那个乱世年月，如果没有母亲的挣扎求生，他们两兄弟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只是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时，他才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有些后悔，说要是当时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站出来说是烈士父亲的儿子——但事已了了，没有荣耀，没有纪念，最后连承认也没有。父亲的勇敢和对信仰的坚持，留给母亲留给海提的，只有家散人亡的痛苦和记忆。
十六岁的半大小子在农村已经算是个成人了，他开始跟着母亲一起下地干活。到了1954年秋天，农村开始搞生产合作社了，两年前分给各家的土地如今又要收归集体了，收成的稻谷也由集体分配了。于是就有了生产队，大家集体劳作。彭海提作为一个青壮年，便被分配去做最辛苦的体力活，那时他一心想着要通过努力干活来报答父母，每天和其他青壮年一样担粟、挑水、插秧、除草……只要是队长分配他去做的，他都尽力做好。
村里有人看到彭海提干这些重活，就在一旁悄声议论：“这个病以后要残废的。”
他听到了，抬起头来生气地质问他们：“你们担抬起一百斤，我就担抬起一百斤，我怎么会残废？”
虽然嘴硬，可他心里是有惧怕的——他们村有个老人，也是他这样的病，手脚都残废了。想到这些，他便更加拼命地干活，他要向人证明，他和他们一样，什么活都能做好。
又到一年三月初春，彭海提被分配去田里插秧，他看着别的青年人“唰唰唰”很快就能插好一排秧苗，自己却做得好辛苦——插着插着，拳头就握不紧了，苗也插不下去了。但他又不愿停工，不希望让人看出来自己的失常，只能咬紧牙继续干。一个月后，田间杂草开始肆意生长，和青禾争夺阳光和肥料。拔杂草时，彭海提发现自己的双脚有些麻木。他跪在地上，一边拔草一边挪动膝盖，等到站起来，他发现膝盖磨出了血，自己竟还没有知觉——他的身体还在继续坏下去。
几个月前，曾有人告诉他，有一种叫“606（洒尔佛散）”的药能治麻风病。他听了很高兴，以为自己的病有了转机，便叫母亲托人写信叫“阿叔”（继父）寄一些回来。有个曾在部队当过卫生兵的，转业回来在村里开了个私人门诊，彭海提拿到药后便去他那里打，“兵仔医生”看了，摇摇头说：“‘606’是打梅毒的。”
后来，乡里又有个年轻人也得了这样的病，听说用了大风子油（中药，疗效未被证实）后效果不错。村里有个好心肠的让他去叫“阿叔”从香港买，怕这个药又不对症，彭海提就先去问了“兵仔医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寄信去了香港。
海提母子在家里焦灼地等，却始终没有等到药油。又去信问，继父说已经托邻乡一个从香港回来探亲的朋友顺路捎回来了。彭海提跑去那人家里问，才知道那人在半路不小心把药油摔碎了，因为药油一瓶要几百块钱，他故而一直瞒着不敢说。
继父只好通过邮件，重新寄了一瓶药油回来。终于盼来了大风子油，母子二人都很欢喜，彭海提把药油小心揣在手里，拿到了“兵仔医生”的诊所。一瓶药油要分多次才能打完，还得用12号的大针头，比抽血用的针还粗。那支针是专门给彭海提用的，要分开单独消毒，所以收费也比一般打针要贵许多，但为了治病，彭家也只能接受。
大针头在皮肤上扎下去，彭海提感到异常的刺痛，一个劲地咳嗽——后来等他入了麻风院治病，护士给他打针时，针头插下去竟能弄弯了，护士感到很惊讶：“你的皮肤怎么硬过石板？” 彭海提回答：“以前打针打太多，打到皮肤（肌肉）都变硬了。”
“兵仔医生”见彭海提咳个不停，说这样不行，刺激到肺了。他想了一会儿，说还有一个办法，你回去把药油加糯米粉和蜜糖，炒熟做成药丸吃。彭海提的母亲便将剩下的大风子油制成了一整瓶的药丸。可没想到一颗药丸刚落肚，彭海提就吐出来了，等到下顿吃药，他一看到药丸就先干呕了。如此试了几次，都是不行，母亲在一旁看了，只能叹息。
彭海提家对门的女人知道了，便问他：“这个药你食唔落，给我阿嫂食好不？”彭海提知道她嫂子也有这病，只说：“这个药很难食的哦。”女人说：“我阿嫂说只要医得好，屎都愿食。”彭海提心想这个药这么贵，自己没有缘分吃，能给别人吃不浪费也是好的。他又去问了他母亲，母亲也同意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彭海提变得敏感多愁。如今，病医不好，干活也比不得同龄的青壮年，他心里就对父母感到愧疚。他想起之前“阿叔”还说以后要带他去香港的，如今知道已是没得想了。
潮汕人最是爱拜老爷（潮汕话，神明）的，每个村寨里，庙宇少则一二个，多则十余个。潮汕人想要财、想得子、想合家平安、延绵益寿，便去求老爷。彭海提的母亲早就去那个小小的老爷宫烧过很多次香了，后来又听人说贵屿附近一个大乡里有大老爷宫，便带着彭海提去——总之，只要听说哪里有神明显灵，她就一定会不辞辛苦地带着他去拜。
有一次，彭海提跟着母亲又去了一间庙，庙外面有人看到他的样子后说，“得去看医生啊”。这话正应了他心中所想，于是他站住拉扯着母亲的衣角：“母呀，我们去看医生吧，拜这个没用的。”母亲听到这话，一下慌了神，一巴掌在他脸上打将下去：“不要四散说（潮汕话，乱说）！”又匆忙跪落在地：“老爷啊，孥仔不懂事，你不要怪责他！”
一骂一求，一打一跪，母亲的焦躁慌张，彭海提都看在眼里了。一瞬间，他突然理解母亲了——自己从小时便是她的希望，这么多年来，她无论经历多少的难言的辛苦，也一直留自己在她身边，即便自己患上如此难治又惹人嫌的病，她也一点没有放弃，甚至比以前更疼惜自己。如今母亲去寻找一点微弱的光亮和盼望，他又如何忍心去浇灭它呢？再者，拜神真的全个无用吗？如果这样，那他又还能相信什么呢？彭海提这么想着，既自责又愧疚，眼泪就淌出来了。
从那以后，无论母亲要去哪里求神拜佛，他便自觉跟着去了，不再说什么。
4
出了家门，彭海提并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身体变差了。他照样在生产队干活，有一回他负责去踩水车抽水灌田，双脚用力蹬踏板时，就能感到脚底莫名地刺痛——痛得他闭上了双眼，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为了减少疼痛，他想象自己在梦境里，想象那双脚不是自己的。他强忍着干完了活，心底盼着，“休息一下就好了”，哪知此后一直也不见好转。
其实他的状况生产队队长早就看出来了——他在插秧、拔草时速度比一般人慢，还有他脸上流露出的痛苦神情、膝盖上的血迹，都是遮掩不了的。这时彭海提已经十九岁了，农户的牲畜也已经归公了，队长便主动问他：“你去看牛好不好？时间长，但是轻点，不用担担抬抬。”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病早瞒不过队长了，既然如此，就去看牛好了。
彭海提负责看的是一头黄色的山牛，原来是一户富农家的，公社化后归了公。他想，既然走路脚痛，不如干脆骑到牛身上去好了。谁知那牛跟他不熟，不肯让他骑——这可真叫彭海提受苦了，每日从家到放牧的地方有七里路，路上有碎石子和沙子，他常常脚底痛到耸起双肩，连一对耳朵都竖起来了。那时农村人平时多是赤脚行路，最多也就穿一双草鞋，可即便走路辛苦，彭海提也不愿穿鞋，生怕招人耳目，让村人已知他与常人不同，制造出不可知的传言轶闻来。
幸而那头牛看彭海提待它不错，每日把它喂得饱饱的，还常带它去溪里洗澡，很快变得温顺依人，让他骑到身上去了。
彭海提的画作《牧牛图》(作者供图）
一般来说，在生产队“牵牛”的不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十来岁还没有成长为“全劳力”的娃娃。牵牛娃们常常玩在一堆，彭海提主动去跟他们搭话，很快融入进去了。当他知道孩子们常常大清早就牵着牛去田里，中午还要走长路回家吃饭时，觉得这样很是麻烦，便提议早上出门时就带上午饭，放在田间的小草寮，这样免得来来去去，将中午的时间用来去捡牛粪，卖给生产队沤肥，等年底结算，一起分钱。若时间还富裕，可以去田沟里捞鱼，晚上带回家“加餐”。彭海提又对这些牵牛娃说：“我们要齐心，如果有谁的牛不小心吃了隔壁生产队的草，有人问起，要一起说‘没有’。”
有了这个大哥哥的加入，放牛娃们多了一些玩乐的时间，自然很愿意听他的话。生产队的大人们看到了，便给彭海提起了个外号——“牵牛头”。
放牛没多久，彭海提的手也开始像脚一样，一碰到坚硬的东西便开始刺痛了。有时牛不听话，他发力拉牛绳时，觉得就像有密密的针刺在戳自己的手。他不觉“哎呀”一声，旋即又担心被牵牛娃们发现，赶紧收声，装作无事人一样，依旧和他们说说笑笑。
彭海提常常右手捡牛粪，左手拾柴草，傍晚放完牛回家，还要去给自家那点自留地浇菜。他像母亲一样甚少休息，一心搏命干活——他唯有通过此种方式来报答父母了。又过了几个月，白天牵牛时，他用力拉牛绳时手竟然不觉得痛了。但这并非身体在好转，而是他的神经末梢已被麻风杆菌破坏了。没有了知觉的双手，也开始变得越来没力气，有的手指渐渐蜷缩没法再伸直了。
彭海提身子越来越瘦，他看的那头黄山牛却越来越肥。他的勤勉努力，众人都看在眼里，隔壁生产队的人甚至对他说：“你要是能来我们生产队养牛就好了。”村里跟他家相熟的人，清楚彭家母子的做事为人，大多数人并不害怕歧视他，反是怜悯惋惜的居多。
5
在生产队牵了两三年牛后，彭海提被评上了“五好社员”，公社奖励了他一件白衬衫。他和母亲很欢喜，认为这是来自集体的肯定。也是在这一时期，潮阳县皮防站开始落乡普查麻风病，彭海提终于确诊了。汕头礐石有个麻风村，防疫人员问他要不要去，他坚决地拒绝了。母亲知道去那里名声不好，也不同意让他去。
彭海提是在和人吵架中知道有麻风村的。有一回，村里有个小孩笑他是“癞哥仔”，他听了非常生气，要跑去打他，没想到那小孩一溜烟钻到大人身后，那个家长竟也帮着自家小孩说话：“把他关到‘癞哥寮’去！”他听了，心里难过极了，眼泪只是往口里咽，心里却下了决心：“癞哥寮”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死也不去。
自从确诊之后，皮防站的工作人员便每月来发放氨苯砜，他们告诉彭海提，每天吃一粒。他看着这些白色药片，不过只有尾指指甲的三分之一大，想，以前吃中药都要熬一大包呢，要是自己每天吃多一粒，岂不是可以更快治好病？这样就能不再被人笑话了。
可他实在是小瞧这小小的药片了，每日多加的一粒，就像往肚里日积月累地添加炸药，不过几个月时间，他开始浑身难受，脸像充了气一样红肿起来，耳朵像刚被烧过的猪耳朵一样。医生来派药时看到了，十分讶异，排查之后得出结论，吃药过量了。此后，医生便叮嘱他母亲要每天监督他吃药。
彭海提感到身体比之前更糟糕了：哪怕手脚不触碰任何东西，也会突然出现猛烈的抽痛，像有小锯子在一遍遍地锯他的骨头一样——后来到了医院，他才知道这是神经痛。疼痛常常发生在夜里，一遍遍地来袭，扰得他在床上痛苦地翻来覆去，坐起又躺下，躺下又起来，整夜无法安眠。
当时，“阿叔”的儿子不顾彭海提母亲的反对，已经跟本村的女孩结婚，分家出去住了，母亲则带着妹妹在村里另外租房住。彭海提一个人住在土改时分的小破厝里，每晚疼痛来袭时，蜷缩到床角，不知该往何处躲，常常一个人在夜里放声哭。
邻居听得心里也凉飕飕的，不免低声咕哝：一个男孩子，怎么跟女孩子一样整日哭呢？
虽然夜里不得安眠，白天他仍旧坚持着早起去看牛。有时去母亲那边吃早饭，说起前一晚手脚抽痛太难受了，说着说着，便在母亲面前哭起来。母亲听着听着，也心酸落泪。自彭海提生病这么多年来，母亲从未在他面前抱怨过。只有一次，他听到母亲和别人诉苦：“为什么别人生的孥仔好好的，我生的就这样？”
“是做坏事做太多了。”一个老人回答她。
“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不是（此生），是前世。”
彭海提不禁想：自己这一身的病痛，真个是前世作孽太多吗？不然这病痛为何无止休地折磨自己呢。神经抽痛仍隔三岔五地在夜里造访，好不容易睡着了，他又常常做梦，梦见自己赤脚走在田间的小土沙路上，好像走在尖锥地上，刺痛难耐，只能踮起脚尖慢慢地走。然而这条路看起来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他不由得一边走一边感叹：“为什么这条路这么长，怎么路上的沙母这么大颗？”
当他被消磨得不成人样时，只好让还在读书的妹妹去顶替他看牛一周。但这么做，他心里是有愧疚的，妹妹还在读书，不该耽误她学习。听说他痛得太厉害了，“兵仔医生”便告诉他，有一种叫“何济公”的止痛散，是治牙痛的，可以买来吃。这药隔壁村的诊所才有得卖，彭海提自己不敢去，便叫妹妹去帮自己买。买了一包，吃了，竟然很灵验，那夜他终于能舒舒服服睡上一觉了。
彭海提着实很欢喜，“何济公”真是救星啊。但这边厢，那间卖药的诊所医生见他妹妹常常来买药，感到很奇怪——一般人牙痛的话，吃一两包就好了。医生有些担忧地问她：“妹啊，这些是止痛药，你怎么一直买？”
“有人需要。”妹妹不敢跟医生说哥哥的病。
“不能经常吃啊。”医生只好叮嘱她。
妹妹回家把医生的担心告诉了哥哥，彭海提听了，只是说：“你别管他，没办法，不吃不行啊。”
“何济公”吃多了，止痛效果也日渐减弱，慢慢地也不太管用了。买药也是要钱的，彭海提想，一直吃也不是办法，就逐渐停药了。但神经痛却仍然没有停下来。一天放牛回来，他在生产队的储物间偷了一条牛绳，拿回来在自己房间床后藏好，心里想着，要是哪天真的觉得太辛苦了，就自己了结。
6
天气开始有些异常，已经连续好几日没有下雨了，土地开始干裂，禾田开始垂头，再之后，竟都枯萎死了。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彭海提经常去游泳的那条溪也干了，这是他长这么来以来从未见过的。
大饥荒来了。
1943年那次饥荒时，他没有留下多少记忆，但这十七年后的满目疮痍，却是后来怎么都忘不了的——那年厝边（潮汕话，邻居）恰好有个男婴出世，父母便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大旱”。
人民公社，一切物质归公，农民家也没存粮。开始自留地里还有一点菜可吃，一天吃一点，没多久就摘尽了，连用来熬给猪吃的糠也已被人吃得精光。彭海提和母亲一起去挖野菜，村里人也都出来挖。哪里有那么多野菜，于是香蕉皮、树根、树叶子，一切可以吃的，也都熬来填肚子了。几乎人人都得了一种叫“大脚筒”的怪病，手脚肿得跟水桶一样粗大，用手指一按就塌陷下去一个坑——其实这就是长期挨饿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病。
彭海提也饿得面容惨白，手脚肿胀。为了换点吃的，他母亲把自己的一对耳环当掉了，但市面上食物价格飞涨，换回来的口粮也不过勉强吃个三两天。正值青年的彭海提已是饿得虚形，本来他因为自己的麻风病行事一直慎重，不愿再招非议，但无边消磨的饥饿还是迫使他去偷了一回人家的树薯——树薯吃多了会中毒，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熬熟了就填肚子。
路上的流浪乞食者也多了起来。村里有个麻风病人去乞食，被人拿扫帚头赶了出来。这人回来后跑去彭海提面前哀叹：“那些健康人去乞人家还（才）有可怜。”彭海提听了也觉可悲，他坚定地说：“我宁愿饿死，我不去做乞丐，我宁愿受死不能够受辱。”
很多人活活饿死了，幸而彭海提的继父每月还能从香港定期寄钱回家，也不时会寄米面油盐和肉等过来救济，虽然远远不够吃，但日子终归还能捱下去。到了老年时，他也依然感念“阿叔”的仁义——自他患病，“阿叔”一直配合他母亲尽力去医治这个跟自己没血缘的儿子，始终没有怨言，如今遇上这饥荒灾年，“阿叔”也始终对老家的妻儿不离不弃。彭海提知道继父赚钱不易，不管风吹雨淋，日日穿梭于香港的大街小巷，后来年纪大些了，积存有一点钱，才自己购来几辆车子出租给别人用。或许换作别的男人，早就对在大陆的家不管不顾，一个人在香港潇洒，再另娶个老婆搭灶过日子了。
母亲每次收到那些微薄的救命食粮后，照样要先拿出一些分给一样挨饥受饿的亲戚和邻居，这些彭海提都是见惯了的。想土改那时，地主富人都遭了殃，财产充公，还日日挨批受斗，一些地主仔落得流浪行乞的地步。有一次，一个地主仔来讨钱，他母亲便偷偷塞了一些钱和米。他母亲本来也是跟人轮流看守村寨门的，后来这件事被村人知道了，村干部就不再让她去，还批评她“阶级路线不分明”。但这些并没有改变彭海提母亲的心肠，之后只要有人来行乞讨食，她仍不管是谁，定要给些零钱或是吃的，有时粥锅刚揭开盖，米汤滚滚，白烟升腾，她便会先舀上热腾腾的一碗端给那人。
母亲把继父从香港寄来面粉变着花样做成各样的面食给一家人吃，后来面粉袋堆得多了，母亲就用它们给彭海提做了一件衬衫，也算是有件新衣服穿。
生产队很多的猪、鸡、鸭、牛，也都饿死了。人都没得吃，谁还管得牲畜的死活？但彭海提没有忘记他的牛，他自己饿得辛苦，不能叫牛也受饿。牛吃的草是最耐旱的，他每日照样牵着它往长杂草的荒地去找吃的，剩下一点湿润的河泥上野草丛生，裸露的死鱼骨成了滋养草的肥料，最后便宜了彭海提的那头牛。
一年多后，漫长的饥荒终于熬过去了，田地上漫生的杂草被连根铲除，村民们洒下从其他地方抽调来的稻谷种子。春天来临，地里终于冒出了青青翠翠的苗头来，又能听到四处的虫鸣鸟叫了，大地开始复苏。
彭海提和他母亲，还有他的牛，都活了下来。他的身体比之前更差了。几年的发育停滞，让他比同龄人都要矮小。作为一个病人，他原本应该多休息，多加强营养，但他劳心费力，几乎没有一日停过工，加上饥荒的摧残，神经痛变得更加频繁了。他的手指愈加走样变形，那些肉仿佛被抽干了，双手变得像鸟爪子一样。
原来别人说的是真的，这个病真是要残废的。那些在田埂上空飘荡开的预言，像一把巨形大伞一样在彭海提头上盖将下来。他感到羞耻，为这“癞哥”的名号，为日夜不停的神经痛，为这逐渐变形的手脚……他牵着牛走在这片祠堂香火旺盛的土地上，觉得很多东西对他来说已是无分。自己这样子，在这个地方，还要怎么做人呢？
他想起了那条藏了有一两年的牛绳——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杀死自己，拒绝这命运的宰治，拒绝预言成真。
7
别人都是对辛苦的事情一笔带过，或者干脆闭口不说，但彭海提不是，他会一直背负着它们活下去。对于自己青年时自杀未遂的那段经历，他没有一点避忌，向我清楚地讲了。这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日，在离他当下的生命很近的地方，他伸手就触及它。
那夜，神经痛又发作了，彭海提终于决定要结束这一切。他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作为一个潮汕孩子，他原本要在十五岁（虚岁）那年“出花园”的。那是潮汕人隆重的成人礼，孩子要在浸有不同鲜花的水中沐浴，穿上外婆送的新衣裳和红木屐，拜别床脚下的公婆神，扔掉香炉碗，吃下甜菜汤圆和象征长寿的面条，表示长大成人，神明保佑，一生平安。但因为这身病，家里并没有给他办，那一晚他给自己做了这个重要的决定，想将这个选择作为自己成人的标记。
他从床后拿出了那条牛绳，站上了衣柜，房梁有点高，他踮起脚尖才勉强把牛绳穿了过去。他冷静地将绳结打紧，把头放进去，闭上双眼，便双脚蹬开柜子。然而就在这时，绳子“嘣”的一声突然就断了，他猝不及防，重重摔在地上，“哎呀”一声惨叫出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彭海提的腰还有点痛，走起路来有点瘸。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又注意到他脖子上有一道乌青，便问他：“你条脖子怎么那样？”
“我老实跟你说，我不想做人了。”自知捂不住，彭海提终于说了出来，却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我受不住了，我不要做人了，我不想拖累你。”
母亲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从那以后，母亲就不肯让彭海提一个人在小厝间睡了，要他在自己租来的房子外面的厅搭个床铺。以前他一个人住，神经痛时可以自己一个人哭，现在他夜里哭，母亲便能听到了。看到他抱着双手哭，母亲便来给他按摩。
彭海愧疚不安，劝母亲先去睡：“你猛猛去睡觉，不用理我，不然我没死你倒先死了。”
母亲不解地问：“怎么这么讲？”
“你一个健康人，该休息就要好好休息，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要是连累你也生病了，我怎么受得起？”
可是母亲仍执拗地守着彭海提，有时妹妹半夜醒过来，会被这番景象吓哭，最后便是三人一起痛哭。夜里的哭声飘出门外，厝边前后都听到了。有时邻居听到他神经痛发作，就在外面悄声议论：“不行了，抽筋了抽筋了。”
在一次神经痛发作后，彭海提就暗中备下了一瓶老鼠药，藏在房子的墙缝里。
又过了一两年，妹妹出嫁了。有一日母亲出门去看望妹妹，只有彭海提一个人在家，他想，这下机会来了。
看到母亲走远，他便去找之前藏好的老鼠药，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他想起在巷口卖农药的人那里看到过一种叫“特百虫”的农药，乳白色的，他心想应该不难吃，便买了回来。回到家里，他先抓了一大把糯米洗净下锅——之所以煮糯米饭，是因为他想起厝边有个老人看孙子顾着玩不吃饭，便骂他“做鬼要做饱死鬼”。他听了觉得有理，在生死的关口，还得最后好好款待一下自己。
一碗香喷喷的糯米饭下肚，心满意足，他便吞下了“特百虫”。喝完，他便马上把沾有农药的碗筷全部扔掉，想着断断不能让母亲碰到这些毒药。之后他又想，不能倒掉在家里，不要叫母亲回来了吓到，于是赶紧出了家门往屋后的竹场方向跑去——死在竹林深处无人知道，等晚点有人发现，再给他收尸就好了。
匆忙走在路上，阳光明晃晃地照在眼里，他想，这大约是此生最后一次见到光了。他突然感到眼前发黑，一头栽在地上。可没过多久，他的牵牛朋友刚好经过，看到他口吐白沫，赶紧把他送去了诊所。他醒来时，得知自己被救活了，不解地问医生：“为什么我食了那么多药还是死不去？”
医生告诉他，幸好是他先吃饱了。他只是叹息，后悔不该先吃饭。
等他逐渐恢复过来，母亲叫来了母舅。母舅一到便指着他骂：“你这个不孝子，你母辛苦一世人，饲你到这么大，你死了一了百了，留下你母怎么办？你要她难过一辈子吗？”
母舅的话像是把他在迷梦中猛然摇醒，他暂时卸下了自己的苦痛和迷惘，回头看见了母亲眼里的痛苦和泪痕，自己也不禁落泪——他怎可能是那样决绝无情的人呢？他想起了从前，想到了外嫲的嘱咐，想到从出生到现在，经历生父去世、战乱、饥荒、霍乱……母亲把她的那些孩子一个个忍痛放下，却独独留他自己一人在身边。即使现在他一身的病痛，母亲也始终给他依傍。
想到这些，他便无法再舍心而去了。他跟母舅承诺，自己不会再寻死，就算是为了母亲，他也愿意去寻觅活着的希望。
8
一晃又五年过去了，到了1970年，彭海提已在生产队看了十五年的牛，那头黄山牛看老了，队里又给他换一头水牛，他一样细心照料，把它养得肥肥壮壮。
这年间有一日，村里的大队干部跑来问彭海提，说省里办的麻风院新洲医院在“招人”，问他要不要去。一听到说是个省办的医院，又不在家乡，彭海提便心动了——反正自己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来日就算客死他乡，耳边也听不到那些不干不净的话了。
他想去新洲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母亲的心理负担减轻了许多——在他四年前那次喝农药自杀未遂之后不久，母亲便把二十多年前被迫送人的那个小儿子找回来了，想是晚年能多个依傍。那时母亲也曾想再去找回他的两个姐姐，但打听一番后，才知道她当年是被骗了，那个媒人婆说是将她两个女儿带去富人家，实则是要把她们带到外地卖掉，结果那人在半路上病死了，彭海提的两个姐姐也不知所踪。
有弟弟在母亲身边，彭海提也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了。母亲虽是不舍，终究不愿见他一直受苦，想着或许去大医院能治好他的病，便同意他去。在彭海提动身的前一夜，母亲一直哭。已过而立之年的彭海提，在几个孩子中，是陪在母亲身边时间最长的，母亲又怎能不肝肠寸断？心绪不定、忧愁重重的彭海提看到母亲落泪，不禁眉目紧蹙，急躁起来：“不能哭，又不是去当兵！”“明早出门你一定不能哭啊。”
第二天分别之际，母亲果然依了他的要求，强忍着没有流下眼泪。她明白儿子的倔强和自尊。细心的彭海提看出母亲很是难过，便细语安慰她：“我去了那边，每年都回来寻你。”说这话时，他心里是发颤的，也是强忍着泪水和悲伤——此去路途殊远，其实并不知会去到怎样的环境，能否活着回来。
彭海提先被送到了潮阳当地的竹棚麻风村暂住，病人要在这里集中，等凑够了人数再一起包车去新洲医院。真到了竹棚，彭海提才知道，原来这里也是个治病的医院，建在了荒无人烟的山边，病人在里边隔离治疗边劳动——只是外头的农村人把它说得太可怖了，“癞哥寮”，多难听的名字啊。
他在竹棚住了三个月左右，也是看牛，等凑齐了约有六十人，便有人安排了一辆大客车，把他们送去了位于东莞县的新洲医院。大清早出发，到目的地时已是晚上，食堂煮好了粥等他们来，露天处在放映电影。
这是彭海提第一次出远门，他晕车晕得厉害，什么也没吃就去休息了。第二日醒来，已是身处异乡。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宿舍两排平行的床铺排开，满满当当住了三十多个病人。听说整个医院的病人数超过千人，这让彭海提有些意外——原来还有这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
新洲医院建在了东江支流的江畔，和彭海提的家乡一样，也是近水。医院比农村条件要好，他在家里晚上只能点煤油灯，这里不管是宿舍还是外边行人道上，都是一路灯火，像白昼一样光亮。他在家每日都要打井水或溪水抬着回家用，这边却已经有水龙头了。医院里还建了个大砖厂，轮流烧砖的轮窑有二十四个窑门，可以日夜二十四小时不熄火，不停生产。彭海提第一次见识到这么大的砖厂，不禁啧啧称奇。
彭海提手绘的1970年的新洲医院的地图（作者供图）
事实上，彭海提他们这批病人正是因着这个砖厂才有机会来新洲的。砖入窑出窑、制作煤饼、烧火、挑砖落船等等都需要用到人，砖厂最多可以容纳四五百个粗壮劳力，那段时期医院多番到潮汕各县市乡下去“招人”，主要就是为扩充劳力。新病人一进院，便要过来砖厂这边接受挑拣。进砖厂是有门槛的，一只手必须要能抓起两块砖头才行——彭海提蜷缩的双手好不容易抓起了两块砖头，却无法抓牢抓稳，很快就放下了，自然被淘汰了。
他只能成为一名杂工——这是医院里一个特殊的工种，任何时候、哪里有需要，就把他喊去。他做过很多样工作，砖厂铲煤渣，拆窑门，去水下挖泥……和在老家的生产队时一样，每样事情，他都是勤勤勉勉。
每日做到傍晚收工，浑身落满灰、邋邋遢遢的彭海提便去江边游水。新洲是沙洲，江滩上满是沙子，江水清澈见底，这让他十分欢喜。黄昏时分，红霞漫天，这是一天中彭海提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刻了，他像水鸭子一样一头扎进水里，许久才浮出头来，然后再一次扎进去，又浮上来，如此反复，直至浑身筋骨舒展了，才抖落头上身上的水珠，走上岸来。
来得久了，杂工头也知道了彭海提水性极好，便让他去做一些跟水打交道的工作——或者在水上扒船，渡病友们去对面的小沙洲上种菜种甘蔗，那里是专门搞农业的；或者去水下挖泥，把江边拐弯处浅水滩下的软泥捞出来，和上煤炭，制作烧砖用的煤饼。
有一次他去了砖窑帮忙，杂工头就叫了两个不识水性的病人去挖泥。他们站在江边干活时，刚好有一艘大火船疾驶而过，带起的浪将两人卷到了船下，最后都浸死了。消息很快在医院里传开，彭海提很是惊诧，没想到自己只一次没去挖泥，就没了两个病友。从那之后，凡是要挖泥，杂工头便把他叫去。当年家乡生产队的那个“牵牛头”，如今在这东江畔麻风院里也找着自己的位置了。
9
因为每天早晚要用力扒渡，又常常要去水下挖泥，彭海提的手总是受伤，可他即便给手贴上胶布，也不会停工。这样努力劳作，主要是生活所迫——他得自己养活自己，此外，也想着要积存一点钱，好做回家看母亲的路费。
彭海提刚来新洲不久，医院便办了夜校，一个潮汕的老病友教病人们学当地的方言白话（粤语）。白日工作，晚上学习，彭海提三个月就学会了，比病友们快些。会了当地话，他就能跟老病友聊天了。老病人管这里叫“约瑟洲”，是麻风病院的旧称，说解放前是神父修女们在这里服务的，解放后政府便把医院接管了。洲边堤坝旁那些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榕树，还是建院之初种下的。
不过，初来乍到，彭海提还是跟潮汕的同乡走得更近些。那时医院潮汕的病人有三四百人之多，熟悉的乡音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相处得投机一些的，在彼此心里就是家己人（潮汕话，自己人）。彭海提觉得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飘落在此处，就要互相怜惜，互相帮助。
有个潮汕的老病友，是专门负责撑医生每天来回渡江的——那时医生们晚上都住在江对面的梁家村，早上才过来医院这边上班。在水上撑船是很使力气的，老伯年纪大了，知道彭海提水性好又年轻，气力不足时便叫他来帮忙。彭海提只要有空，便和这位老伯一起撑医生过渡。
彭海提有次和一位潮汕病友被安排去砖厂帮工，他们一个负责拆开窑门，另一个负责铲煤渣，轮换着做。彭海提的双手已经麻痹到不知冷热，拆窑门时常常烫伤。病友看到了，便主动对他说：“你来铲煤渣好了，拆窑门的事我来做。”
这些潮汕病友在异乡互相帮来帮去，是常有的事。这样的环境容易让人忘记他们还是病人。公允地说，新洲的医疗条件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了，药房、医疗室、检查设备、手术室一应俱全，几十名医生仁心尽责，每日都会到病房给病人看病开药，并不歧视和嫌弃他们。入院体检，彭海提便查出了有肝病，一个姓肖的女医生总是过来跟进他的病情状况。肝病病人需要多吃糖，但在计划经济的年月，糖靠票证限量供应，肖医生看到有一些注射用的葡萄糖沉淀了，不能再直接注射了，就拿来给彭海提吃。
一次台风天，江面大水汹涌，那个潮汕老伯一人撑渡应付不来，便叫了彭海提来帮忙。彭海提站在船尾，由于双手不能正常卷握，撑渡时手中的竹竿不知被水底的什么东西缠到了，被顺水卷走，他便一个猛子扎进江水里，又把竹竿捞了起来。船上的医生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潮汕老伯吓得大喊：“这样的大水以后不能跳下去啊，竹竿没了后面再去砍一支就好，这样很危险的。”
也有人开口说：“彭海提，如果有天我落水了，你可一定要救我啊！”彭海提抬头一看，说这话的正是肖医生。原来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天气，也是病人撑医生过渡，船被大浪打翻，病人却不敢去救医生，最后便有医生溺死了。肖医生担心彭海提在救人时会多一层避忌，所以特地告诉他。
敏感的彭海提猜到了这点——医生能这样对他说话，这样相信他，他心里是欢喜的，就呵呵笑了起来，回答道：“哎呀，利是大吉（潮汕话，祈祷平安之意）。”
白天有事可忙，有人可说笑，过得很快，但夜里静下来时，彭海提仍会想家。他总是梦见在家乡，梦见在田里牵牛，去溪里捞鱼，梦见一起牵牛的朋友，梦见自己担一桶水在乡路上跑，梦见提了沟水去浇菜……许多梦里，他都是在拼命劳作。
“最多是梦见我母，我神经痛拼命哭，在梦中我的眼泪总是一直流一直流，梦到我母在帮我按摩……梦着梦着，突然哭得很大声，然后就醒了，眼泪流到枕头都流湿了。”
在离家四百多公里的麻风病院，他与母亲已经有数年没有见面了，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母亲在寄来的每封信中几乎都这样写道：“孥啊，你什么时候医好病？医好了早点回来，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母子千里两相思望，怎奈儿子有病在身，路途殊远，归期始终未知。
心焦之下，彭海提就去偷药——每个病人宿舍配备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每天早上来巡房时，护士的小推车上就放着当天要发放的药物。那时在医院里，没有医学常识的病人偷药见怪不怪，人人都巴望像感冒一样，十天八日就能把这一身病医好了。他的病友猴仔，十来岁的一个孩子，也跟人去偷，拿过药瓶一下子就把药片全倒进肚子里，最后被医生拉去洗肠。
宿舍中央一张乒乓球桌大小的桌子，是平日医生给病人看病的地方，有一日彭海提看到上面放有氨苯砜，便趁医生不注意偷偷拿了一些。他很小心地把药藏了起来，平时吃药时自己小心翼翼加量。可不按医嘱吃药终究还是不行，他脸上浮起红斑，手脚肿痛，还是当年在家时就做过的失败的试验。
医生来查房时看到了他的症状，说：“你是不是吃药吃太多了？”
他马上掩盖：“不是，是身体（麻风）反应了。”
知道着急也无用，他便只好安慰自己：这里医疗条件好，医生仁心，病友都是一样的，自己要耐心地等下去。
10
谁知，彭海提在新洲住下五年，病还没医好，这个医院便突然散了。
那么好的一个医院，怎么说停就停了？有人说，医院里领导关系不睦，院长意气用事，就把医院关了；又有老病人说，也可能跟砖厂收入锐减有关，以前砖厂是医院收入的大头，后来医院的土用完了，只能去外面买，扣除成本，就很难赚到什么钱了。
新洲医院解散的具体原由，现在已难以考究。总之，从1971年开始，平洲医院和接收军干的稍潭医院这两大省级麻风院先陆续解散，最后也轮到了新洲。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麻风病院，在短短一两个月内悄然宣告消失，如突来的大风浪打在上千名病人身上，他们像洲边的茅草花一样，被四散吹走。彭海提和尚未治愈的几百名病人，收拾了行囊，分批上船，船沿着东江支流一路向东，驶开十多公里，一直驶向一座叫泗安的孤岛。
这里便是彭海提命运飘向终点，他之后余生生活的地方——泗安医院。
突然被推到这里，病人们都迷迷徨徨的，生性敏感的彭海提更是如此。他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喝水时都觉得有股土腥味——新洲那边是沙洲，江水澄澈，水是清甜可口的。这让他好长时间都不太适应，胃口一直不好。
与新洲不同，泗安医院的运营以农业生产为主。这里盛产香蕉，阳光下一眼望去，是大片大片明晃晃的香蕉林，稻谷和蔬菜也是岛上的主要作物。彭海提擅长的事情在这里派不上用场了——病人们种作就在岛上，医生们也住在岛上码头附近，不需要他撑渡了，他“失业”了。
泗安跟农村老家一样，也是分生产队的。彭海提心想：绕了一圈，又从“城市”回到“农村”了。他只能做锄草一类较轻的农活，可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工资相比在新洲时自然少了不少，生活不好过了。实在没钱了，他便给“阿叔”写信，叫他寄一点钱来接济自己，继父便从寄来了港币——这么多年过去了，“阿叔”还是那个“阿叔”。
病人宿舍是一间四人，倒是比新洲的大宿舍要好些，只是他住的二楼，虽然有水龙头，却常常没水。有个从部队患病送来的，在水龙头接不到一滴水，一气之下便从楼上跳了下去，当场摔死了。
宿舍楼上楼下各有一间诊室和药房，照样是每天有医生来看病。一日彭海提去看病时瞧见有张空椅子，便顺手拉来要坐下，没想到值班医生看到了连忙摆手：“不行不行，这张椅子不是你坐的，你坐那一张。”他抬头一看，那个医生的帽子和口罩将脸上包裹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出模样来，立刻意识到，这里的医生对麻风病怕得要紧。
刚到泗安时，彭海提仍像在新洲一样，傍晚收完工便去江边码头游泳、洗澡。后来住在附近的职工看见了他，说“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他游水的乐趣也被剥夺了。
回想在新洲时，医生和病人互相尊重，说说笑笑是常有的事。医生每天就在宿舍中间的桌子旁给他们看病，彭海提和舍友们常把那里当饭桌，端着饭碗在上面吃饭，医生看到了也不曾说什么。有些病人症状轻微，手脚完好，健壮如牛，闲下来了便去篮球场打球，医生看到了就去和他们一起打——几年下来，也没有一个医生传染上麻风病。
两个医院同在东莞，同属省卫生厅管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大概是因为泗安医院最初只是县级麻风院，直到1963年才“升级”，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自然远不及历史久远的新洲，如今又突然涌入几百名病人，它一下子如何消受得了？
彭海提手绘的1970年代的地图（作者供图）
新洲一散，彭海提在那里交的很多朋友也都离散了，之前一起在砖厂做杂工的病友已出院回家了，常叫他一起帮忙摆渡的潮汕老伯则去了一个海浪险恶的海岛麻风院。也有好几个潮汕病友一起过来了——大只佬，林楠，黄德平、猴仔——经过了一场风浪，大家还能在泗安相聚，彭海提和他的朋友们更加倍珍惜这段缘分，比之前更显亲密了。
到泗安两三年后，彭海提开始自己养鸡养兔，中秋过年，他便叫了手脚好的黄德平帮忙宰杀鸡兔，唤上大只佬等几个好友，摘了地里的青菜，凑了几盘菜肴，围坐一起，边吃餐饭边说说笑笑。彭海提越来越感到“远亲不如近邻”，这些聊得来的朋友就像自家兄弟一样，泗安也是他的家了。
那时他与大只佬同个宿舍——大只佬真名郑育强，生得人高马大，身体肥壮，所以彭海提他们便给他起了个这个外号。有一次，大只佬的弟弟来医院探望，要来宿舍，彭海提自知手脚不太好，模样又吓人，心想，当年家里的亲弟弟吃饭时要求自己单独用一双筷子，何况别人呢？他不愿彼此尴尬，也不想影响舍友兄弟相聚，便自觉走开了。大只佬知道后，特地把他找了回来，对他说：“不怕的，我弟弟不怕。”搞得彭海提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就这样，彼此消了芥蒂，大家围坐一起吃了顿饭。
如此跟朋友们相互扶持着在泗安住了四年，彭海提收到了一封家书——不是母亲寄来的，而是当年过继给母舅的哥哥写的亲笔信。彭海提颇感意外，离家近十年，这个亲阿兄从未和自己联系过的。待拆开信，看到的却是触目惊心的消息：弟弟自杀了。
改革开放了，弟弟有闯劲，想要赚大钱，跟着人家承包山头打石，没想到缺乏经验，石头销路不好，最后钱没赚到还欠了一身债。他想不开，便直接在山头上吊了。彭海提拿着信看了又看，手直抖，似乎不敢相信。眼泪早已溢满了他的眼眶，他喃喃自语：“他是个健康人，怎么就这样死掉了？”
那一刻，他真希望死的是自己。
11
弟弟死后不久，彭海提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母亲寄来的了，希望他能回家，见一面。彭海提想，跟母亲一别已十载，确实应该回家一趟了。
泗安医院仍是隔离治疗，想出岛，必须得以重要事由向医院请假，获得批准才行。因为请假制度严苛，常有病人半夜偷偷划了小舟偷渡出去。但彭海提想光明正大地走，他回信让母亲跟村里大队打张证明，说明家中有急事。这张证明最后通过电报发到了泗安医院，彭海提被批准请假回家探亲。终于可以回去见母亲了，可他却连一双正经鞋子都没有。有个当过兵的舍友知道了，便拿了一双解放鞋给他。
彭海提要先从东莞坐船去到广州，再在那里坐车回家。上了渡船，那个摆渡的一见他的手脚模样，知他是泗安来的，就要他买五张船票。
“这是谁人规定的？”彭海提理直气壮地反问。那摆渡的便说，这个座位你坐了，前后左右都没人敢坐了，所以要收五张票的钱。彭海提却不同意，一直要他给出合理依据，那人自知是在欺负人，再纠缠下去会影响行船，便只好只收一张票，不情愿地让他上船了。
到了广州大沙头码头，上了岸，已是下午四点多，彭海提只能在附近过夜，第二天再乘车回家。看到路边有家旅店，他便走了进去跟服务员说要住宿。服务员看到他的手脚模样，便不想让他住，还调侃他：“这里住满了，你可以去找外侨宾馆。”
彭海提是第一次住旅店，也就真信了。人生地不熟，他只好又上了公交车，问别人，外侨宾馆在哪里？车上的乘客听了，都笑了起来。他听着不对劲，又去问售票员。售票员看着他，冷冷地说，外侨宾馆我不知道，这里下去就有宾馆。他赶忙下了车，果然看到有家旅店，便走了进去——没想到那家旅店也说“住满人了”。
从第二家宾馆出来，他恍然大悟，决定坐公交车回去，去找第一家旅店理论。到了那里，他看到有个人正好在办理入住，耐着性子等那人登记完了，便上前去问：“你不是说已经住满了？”
“刚刚那个人是提前预约的。”那个服务员敷衍他道。
“我还比他先预约呢。”他知道了对方是看他手脚不太好，心里怕他，便昂起了脖颈说，“你要不给我住，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那服务员则听得怔住了，半晌没出声。彭海提见他有点不知所措，便见势晓之以情：“我一个出门人，出门在外，你不给我住，我去哪里过夜呢？”
那服务员就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何况那时是旺季，旅店也是要想尽了办法赚钱的，于是便改口说：“现在真是没房间了，你要不介意的话，可以在走廊处安个床位。”
“好好，有个地方落脚就行。”彭海提此时已经乏了，不愿再折腾，便应承了下来。
“（旅店的）饭堂要关门了，你赶快去吃吧。”办好了入住手续后，那服务员又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好好，多谢。”彭海提就把早前的不快丢掉了。
来回折腾一番，已是掌灯时分。吃完饭回来，彭海提便扯着被子躺下了。回想起这一天经历的种种，不禁叹息了一声——没想到这么久出一次门，在社会上就被如此歧视，心中的酸楚只有自己知道。但想到明早还要赶路，只好先不去想那么多，闭眼歇息了。
到了，那个他午夜梦回许多次的彭厝村终于到了。这是他曾经住了廿五载的地方，是他的故乡。
就在踏入村寨门一刻，彭海提迎面撞见一位相熟的老人，老人一眼便认出了他，欢喜地说道：“孥啊（孩子啊），你回来啦？”她亲昵自然地拉起彭海提的手，注意到了那只手已经变形——有的手指已经没有了，剩下的手指也都蜷缩着无法自然伸直。
老人眼里的光泽消失了，露出讶异的神情。她用自己布满老年斑的粗糙的双手慢慢地轻轻地在彭海提的手上摩挲着，晶莹的液体充盈了她的眼睛，又顺着眼沟垂落下来：“孥啊，你的手怎么变成这样了？”
母亲一个人住在他过去住的那间小破厝里，听说这个小屋是曾经的富人家建来放棺材的，彭海提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吊自杀就在这里，真是半只脚踏入棺材又出来了。还没进家门，母亲的眼泪已像雨水般往下落。她拉着已经四十三岁的彭海提从头到脚打量了许多遍。彭海提注意到，以前身材高大的母亲，如今腰已经有点弯了，头发也开始泛白了。
“你怎么这样了？”母亲心疼地问道。
“我们在农村不懂，治得太慢太迟了。”彭海提流着泪答。
得知彭海提回来了，同村的那个嫂子也过来礼貌性地问，要不要过去吃饭？彭海提自觉，说不用了，在母亲家里吃就好。哥嫂便送了一些菜过来。这时生产队已经没了，当年跟彭海提一起牵牛的朋友们有的去当了兵，有的外出打工，大多不在家。说起时代的变化，提起吊脖子自杀的弟弟，母亲便不停地抹泪，问：“为何命运对我如此不公？”彭海提听得心里凄然，想着自己也是一样的，但他不能说出口来，还要引开话宽慰母亲。
他拿出过去十年里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几十块钱，递给了母亲。母亲始终不收，说他还在医病，让他带回去买点东西吃。彭海提最后说：“这是我做工的一点辛苦钱，是做儿子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母亲便只好收了。
闲话间，母亲说起了村里以前一个喜欢过彭海提的女孩，说人家等了他好多年，等到三十岁了才出嫁，跟着丈夫一起去了海南岛。彭海提听了不住叹息：“哎呀，怎么那么傻，我一直叫她不要等。”
那个女孩彭海提自然是忘不了的——当年他在家时，女孩看他勤勉真诚，喜欢上了他，甚至跟他明说想要嫁给他。那时他已经有病了，她是知道的，却一点没有嫌弃，只叫他好好去医治。后来女孩得知他要去大医院治病，还悄悄找了他，说要等他回来。彭海提急了，郑重地对她说：“你不要等我，不会有幸福的。你去找别人。”
彭海提就这样推开了那女孩，心里却像被刀剜了一下——眼前这个好姑娘，他难道不爱吗？是他不能爱。如果他能像“阿叔”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肩负起家庭的责任来，他一定是会答应的。但他不能给她留下虚假的希望。说出那话时，他心里充满了悲哀。
母亲又在唏嘘感叹——彭海提刚开始患病时，她还叫他去相过一次亲，后来看着他的身体逐渐变差，成家的事才不再提了。
住了十日，假期尽了，彭海提便要动身回泗安医院了。母亲的那句话终于还是问出了口：“你能不能不要回去？留下来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得到儿子否定的回答后，这个老妇人似乎感到命运的一切都涌来了——在革命中牺牲的前夫，不知所踪的两个女儿，远在香港不知归期的丈夫，自杀的小儿子，还有海提——她心头最大的疼痛和困惑。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怕耽搁下去母亲会更难过，也怕自己会大哭，彭海提狠下心走了。他心里清楚，就自己的身体情况，就这外面人待他的情形，这一走，恐怕是回不来了——虽然，这里有母亲在，可有了这个病，很多东西已经无法两全，只顾得了自己了。
他只希望，母亲能明白他，原谅他。
12
到了1983年，彭海提的麻风病被治愈了。但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身体已经坏得差不多了，这病医没医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医院政策也变了，允许治愈的病人继续留院，但要家里给生活费。这个转变源自一起砍人事件。大约一年前，有个叫望岛的病人治愈后，认为外面的社会很难接纳自己，不愿意出院。医院告诉他，如果实在不想回家，就得搬去台山那边海岛上的麻风院。望岛实在不想去那个风浪险恶的海岛，心中就燃起了仇恨。他先用平素叉鱼用的鱼叉伤了一个与自己不睦的病友，又用砍香蕉的砍刀砍死了两个与自己有过节的队长，之后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尽了。出事后，人们发现他在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留下四个字——“逼上梁山”。
“怪不得他昨晚问庾宏那几个字怎么写，原来他早暗中做好准备了。”彭海提想到事发前一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在大食堂旁的服务部看电视，病友庾宏就坐在他旁边。望岛突然走到庾宏身旁，问他“逼上梁山”怎么写。庾宏当时正好拿出烟纸准备卷烟，便在烟纸上给他写了。
三条人命惊动了广东省卫生厅，新政策就下来了。这是用鲜血换来的一点改变，一点对愈后麻风病人的理解。
彭海提也不想回家，他想：肯定不能要母亲的钱，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同胞阿兄早给了母舅做儿子，妹妹已经出嫁，弟弟又自杀了，或许有能力给自己生活费的，便是那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哥哥了。他写了信，寄去大队和哥哥侄子一家，说了自己不想回老家的情况。大队中有老人还记得这个患病的苦孩子，怕他侄子不答应他回来，便对他侄子说：“你阿叔虽然患病，他当时在生产队干活是非常落力（尽力）的，是非常勤劳个人。”
侄子虽然对这个叔叔没有什么印象，却是个明事理的人，听完老人这番话，爽直地应承了下来，每月都给彭海提汇款。不过彭海提知道这背后的经过，纯属偶然——一个从他们乡里出来收破烂的人，一路收到了泗安医院，偶然相遇时，竟认出了彭海提，告诉了他这件事。
彭海提就这样在泗安医院继续住了下去。他的手指已经残缺，一只脚也有了伤口，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干活，平日里就养上十多只兔子，自己种点菜，够吃就好。他空闲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没事时就跟人搓牌打麻将，或是找庾宏下棋，或是到林楠那里喝两杯茶。
时间久了，他究觉这样是蹉跎光阴，没太大意思。再看看那些医好病的病友们，手脚好的，自己承包了大片蕉地，每天忙碌而充实。这么想着，他心中烦闷，不免又想起过往那些悲伤的事来——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有朋友听他言语间常常流露出悲观情绪来，便提议他去图书室找些书消磨时间，这样就不会胡思乱想了。他觉得有道理，第二日一早便出现在了图书室。在琳琅的图画中，《广州画报》上各样特别的图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惊喜地睁大眼睛，一页页地翻，一本本地看，仿佛发现了宝藏一样。
翻画报时，他想起了以前读书时，同班的一个“天才画童”。那画童在地上随意拿一块尖石块或碎瓦片，就能在墙上画龙画马，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阳光一照，龙马仿佛就要破壁腾飞一样。他曾心里暗暗赞叹，想要是自己以后能像这画童一样就好了，但没过多久，他就患了病，被学校退学了。
不如就学画画好了——这个逐渐明朗起来的想法让彭海提感到振奋，心头的乌云终于逐渐散开了。
医院会定期订阅《健康时报》《东莞日报》一类的报纸，看报纸的人不多，烧报纸的倒不少。岛上的生产队散了之后，饭堂也就随着散了，病人们变成了村民，各人只能自己烧柴煮饭，就去拿了图书室的旧报纸来引火。彭海提就去找他们要，说自己要练习画画写字，练完了再还给他们，朋友们也都应允了。
他先是临摹“人仔册（小人书）”上的那些人物，看到《三国演义》上关公在看书，就依样画葫芦，又见到《西游记》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哇，看起来非常威猛”，又学着描这一张。画了一张又一张，用掉了很多张纸，拿起来看，还是不满意，就揉成纸团丢掉了。
画了没多久，他右手拿笔的那只手指就肿痛得厉害，医生给他拍了片，发现从拇指开始，连着三只手指的骨头都已腐坏，对他说：“这些手指必须剁掉才行了。”
彭海提右手原本也就剩下这三只完好的手指了，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流着泪哀嚎：“这样我还怎么画画啊？”
“如果握不了笔，那就在拇指和食指间再开一刀，开一个口子就好。”医生安慰他。
手术后，彭海提的拇指和食指只留下了半节。他用仅有的那点指节夹住笔，画画写字。笔会经常夹不住，掉落在画纸上，把画了一半的画乱涂上一笔，实在让他懊恼。他就用缠脚伤的白胶布，在笔上缠上几圈。
彭海提画画的毛笔（作者供图）
有个做护理员的病友是广州人，看到彭海提整天在埋头画画，却只有一支笔，就在一次请假回家探亲时，给他买了两支新笔回来。“我们这些大乡里出城的，靠朋友的。”回想起这些时，彭海提笑着自嘲——他很庆幸还有这些好朋友帮忙。再往后，他用画纸和毛笔画画了，画纸是托开船运货的大只佬帮忙买的。一个有文化的朋友见他这么喜欢画画，便说画画写字是一体的，学画时候还要多练字。他听了觉得有理，便又去找了字帖来勤奋临摹学习。
岛上也有着意刻薄、歧视他人手脚不太好的人存在。同宿舍的几人共享一个小火灶煮饭，有人煮食后火槌仍放在炉上，彭海提不知道炉是刚烧过的，伸手去拿火槌，一下便被烫到了。他看着撕开了皮的手，生气地去问那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支火槌放在这里烧，我的手麻木都不知道！”
没想到那人讥讽彭海提：“你这个人，要文无墨，要武无力。”
彭海提被这话刺激到了，心想：干活干到双手都没了，现在自己确实是“要武无力”了，哎呀，激气啊，现在武的没有，就学点文的吧。
他更加每日埋头苦练，整个人都被字画吸附进去了，经常不知不觉中屋里光线就暗了，抬头来，窗外已然红霞染天，归巢鸟雀的声音重迭起伏，一日就这么过去了。渐渐地，他看着画的东西终于有几分像了，心里便十分欢喜，干脆把画贴在墙上。
有人看到了就问他：“这是你画的？你很厉害，双手这样还能画画。”
彭海提的画作《风和日暖》（作者供图）
13
有了治疗麻风的特效药，新患病者再也不用隔离治疗了，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泗安医院的人便渐渐稀疏了。彭海提的好几个好朋友也相继出了院，到了1988年，连大只佬也走了。
这年，医院里来了一个叫连青的年轻人，不过三十岁左右，听说是部队的连长，比文工团来的瘐宏待遇还好，直接住到干部区那边去了。干部区那边的墙门内有食堂，护理、医生，一应俱全，本来这样的公家人跟彭海提他们这些普通病人是不大接触的，但医院领导大约是看连青年轻，人来了没多久，便叫他帮忙管整个院区的治安。
从干部区走出来的连青身上没有官架子，喜欢和彭海提他们聊天说笑，大家渐渐便彼此熟悉起来。彭海提他们都唤他“兵仔”。兵仔脸上皮肤好，手脚也好，一点看不出有麻风病。彭海提知道他也是潮汕老乡后，对他更是感到亲切。客家此处，如今又遇了一个“家己人”，看他平日做事率直，对人真诚，待他就像弟弟一般亲近。
很快，连青和医院里另外一个女病人看对了眼，恋爱了。连青把彭海提当作哥哥一样，有什么快乐忧伤的事都愿意说与他听。看着“弟弟”在医院找到了未来做伴之人，彭海提也着实替他高兴——新的药物管用，治疗又及时，相信连青不久就能出院了，出去就又有大把世界。
只是有时，看到连青，彭海提就不免也想到自己——干部区里那些人不都是这样的，一个个医好了便溜走了，可叹自己就是出生在农村人家啊。但对于连青，彭海提并没有不满或者妒忌，倒是会怜惜——好好一个青年，即便手脚是好，世人要有知道他来过这里，看他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了吧？
果然，连青满面忧愁地告诉彭海提，父母不同意他跟医院里的女朋友在一起，还骂他：“你自己都这样了，还找多一个？”不久，他请假回了一趟家，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投钱去承包蕉地鱼塘，又买了一批鸭乸回来养，整日埋头在工作里，脸上却始终闷闷不乐，一点没有了先前的活力。一年后，他跑来找彭海提，神色慌张地说：“我被封锁了！我无法跟家人通信！”
彭海提听了觉得着实蹊跷，忙跑去问领导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连青疯了。
原来，前一阵连青回家后，屈从了父母的意志，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结了婚。结婚时，他隐瞒了自己在麻风病院的实情，只是说自己在单位工作，婚后还得一个人回来。没想到岳父岳母一心想要抱孙子，催他带自家女儿一起回去。
他好不容易找了理由回了泗安，想尽办法在医院赚钱，以后回家好有本钱做生意。可越是着急越是踩了一身泥水，一年过去，养鸭蚀本了。偏偏此时，家中的妻子生病了，在深圳打工的姨囝（小姨子）竟说要过来看他。
彭海提明白，把连青逼到尽头的，应该就是他姨囝提出要来泗安的事。他想起有次，有个潮汕同乡的亲戚前来探望，连青远远见了，怕被认出，慌忙躲到了彭海提住的楼上。
连青的境况一日日差下去，他像个浪荡子一样在岛上游荡，鱼塘和香蕉地早已被丢在了一边。村民们看到连青疯疯癫癫的，大多只当作寻常事一桩，仍是过好自己的生活。但彭海提无法坐视不理，他养兔的地方，后面刚好是连青的香蕉地，再不远处就是连青承包的鱼塘。他每日去喂兔时便去给连青的香蕉地除草，残指握着镰刀慢慢割着草，哭着感慨：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同乡的兄弟，被麻风病逼成这番田地。他哭连青，也哭自己，哭这一群人可叹的命运。
有伤口的脚不能负重走远，割好了满满一箩筐的草，他便拜托手脚好的村民帮忙把草拿走，倒入连青的鱼塘。他希望鱼塘里的鱼能养得肥一点，希望连青能赚多一点，早日好起来，不要过像自己一样的苦日子。
连青不见好转，医院给他开了药吃，也不见效。彭海提想，医病还要医心，还得是他的家人来帮他解开心结。他找连青要了他家人的联系方式，写了信过去说明情况，叮嘱他们不要再刺激连青，希望他们能写信来好生安慰他。
没过多久，那边便回信了。信中，连青的弟弟对哥哥生病的事情感到遗憾，表示他哥哥应该乐观一点，眼光看远一些，并拜托彭海提帮忙鼓励劝导。
彭海提只能自己劝慰和疏解，1990年，连青的状态有了点起色，就出院回家了。一年后，有个出院的同乡病友回来探望彭海提，几个朋友坐在一起闲聊，彭海提就问起连青的情况。
“不太好，说话都不太对。”同乡说。
“哎呀，那就败啦。”彭海提哀叹道。
不出一年，又有一个叫来来的潮汕病友和一个老乡起了争执，被对方三番四次威胁说要拿刀砍他的家人。一个落在遥远异乡的人，最怕的莫过于获悉家里有了变故，来来也精神失常了。
还是彭海提不离弃地陪着——他疯疯癫癫跳下池去，彭海提便把他捞起来；他每晚要多摆副空碗筷，说是跟妹妹一起吃饭，夜里在身后藏一把刀，说要砍人，同宿舍的人被扰得只好搬去彭海提房间睡了。来来只对彭海提服帖和信任，他担心被人偷的东西，会放在彭海提那里，彭海提给他“借力（安慰他）”：“东西放我这里，没人敢动你的！”来来听了，便好似服下了一剂安神药。
彭海提写了信给来来家里，他的家人来看望他，一起好声安慰，来来就逐渐好起来了。这样的事足够令彭海提心情好上几日——当朋友的痛苦少一些，他的痛苦仿佛也减轻了，当朋友好起来的时候，他心里便开始像雀儿一样欢跃起来。
14
来来好了后，香港教会的义工就来泗安岛探访了。她们提出在岛上建个教堂，可以常驻岛上为村民们服务。这个提议被当时的医院领导否决了，一时间，村民们怨言四起——麻风隔离政策已经取消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逐渐缩减，连彭海提他们需要的棉花胶布也开始匮乏了。医院不能满足的需要，很多时候都是义工在提供，如果建了教堂，他们就能常驻岛上，村民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们也能帮忙解决。
彭海提十分生气，他跑去质问医生：“这里叫什么？”
“卫生院。”医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这里是卫生院，我现在不卫生，有伤口，我每天要干活，晚上回来却没办法换药，弄成这样，蚊帐被席都弄脏了。”他怒气冲冲，“别的东西我不敢抢，现在我声明，你们要是有棉花胶布过来，给我知道的话，我要抢的！”
护士在一旁劝他：“不要吵，冷静一下。”
“我现在斩（杀）人都要啊！”他瞪大了眼睛，故意吓唬她。
后来教会送来了一批棉花胶布，彭海提得知了，真的直接就去抢。他脸色凶狠，没人敢劝阻。有护士提醒他说，那些棉花胶布还没剪好。“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回头径直走了。
跟医院置气时，彭海提收到妹妹的来信，说母亲在屋顶晒谷时不小心摔了，之后便起不了床。他读罢，眼泪滚落下来了。他想回去看望母亲，想在她床旁尽孝，可要回去，却是顾虑重重：一来脚已经不方便走远路，二来这么久没回去，担心亲友看了会害怕。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暂且不回去了。有潮阳的朋友请假回家探亲，他便托那人带了六十块钱给他母亲。朋友到了他家，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妹妹没有收下他的钱，反而添了四十块，凑了个整儿，又让他的朋友带了回来。
彭海既悔恨又难过。他提笔写信问妹妹：为何母亲去世了不告诉他？母亲临终前是否有什么遗言？
一个月后，妹妹的信来了，彭海提颤抖地从信封里取出信纸，慢慢展开，一字一字慢慢地看，生怕漏过任何一点与母亲有关的信息：
“亲爱的胞兄，你好，很久没有寄信给你问候，很是想念，念得你近来身体安康为好，我阖家也平安。正月初九，你的朋友到我家来，哥你托他带来的六十元，妹托他带回给你，又托他再加四十元，不知道哥你有没有收到？
母亲过世的事情，你不用难过，哥你没有在家，同样，我是妈的亲生女儿，母亲过世，为妹也很伤心。母亲生病一年多，妹也有请来医生治疗。治疗四个多月，医生说，母亲年岁大，治不好。一年多来，我是在母亲她老人家身边。但她老人家没有什么遗言。
母亲过世时，妹没有通知哥你，是怕你伤心，这是妹的不是，请你原谅。另者，哥你在外生活，各方面有什么困难，也该寄信让妹知道，妹已寄去五十元。妹有很多话要跟哥你说，可是，写不出来，为妹把字全部忘忘了。祝福你快乐。妹。”
彭海提嚎啕大哭起来，眼泪把信纸沾得一片湿。这一年是1993年，年近六旬的彭海提，失去了他的母亲，失去了这世上最在意他、最爱他的人——这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欧玉珍。
一想到没能在母亲病危的时候在床前尽孝，他便垂泪叹息，茶饭不思，夜夜难眠。细小时外嫲要他以后好好行孝母亲，可是因为麻风病，他却没能做到。撕心的痛苦和悔恨折磨着他——回想自己这大半生，待人接物，对朋友处处尽心尽力，是问心无愧的，独独对母亲，彭海提感到亏欠太多。可叹啊，此生此情是无法还回去了，每每追思，悔恨不迭。
有时哭得疲惫不堪，彭海提沉沉睡去，梦里却是另外一番情景：他医好出院了，母亲特别欢喜，二人走在路上，她逢人便说：“我孥医好了！我孥出院了！”
后来，他画了一幅画，画上一个男孩在一个年长的女人面前下跪。左上角写着三个字：跪母恩。
三个月后，彭海提渐渐从哀痛中缓过神来。
一日，病友庾宏过来他屋里闲坐，看见他在画画，便告诉他，自己学过画画，也跟他要了纸笔回去画。但庾宏画了几张，把画给人看，有人就一张裸体女子的画提出了疑问，庾宏觉得这里的人多是农民，过于粗鄙，无法理解自己，索性把画直接塞到柜子里，从此很少再画了。他性格本身孤僻，此后更加格格不入，似乎成了岛上的局外人。
但彭海提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因着画画，他身旁聚集起了更多的朋友，大家有空了就去他房里看他作画，和他说笑。有个东莞本地人，以前是岛上的生产队长，回家前请彭海提画两张给他。彭海提欣然答应。之后也陆续有村民也找他要画，他都很大方送人。
就这样又悄然过了几年，岛上的人走的走死的死，越发稀落了。彭海提住的四区，有大半的房间已经空置出来，干部区那边则是人去楼空。
15
到了2000年，为了让村民集中居住，方便管理，四区的病人集中搬迁到了干部区新大楼。彭海提和老友黄德平住进了一套二房一厅，二人的房间对着，中间是一个小客厅。
彭海提把隔壁一个空置的小房间当作他的画室，找来一张闲置的旧床，在上面放张木板，就是画台。画室里挂着很多型号、大小不同的毛笔，每支毛笔都缠了很多层白色的胶布。
这个坐南朝北的房间是独属于彭海提的一片小天地，是他的精神世界，也是会客厅和疗愈所。天气晴好时，阳光照在二层楼外龙眼树繁密的叶子上，画室里也是一片金灿灿。彭海提以前一直期盼着能有这样的一个阳光充足的房间，他终于等到了。
泗安医院昔日军干区的门(作者供图）
他已不再养兔了——他的残指已快消磨完了，脚上的伤口也变成了溃疡。医院会给他们一点生活费，侄子仍旧每月会寄一些钱来，够用了。画画之余，他经常到几个相好的朋友那里坐坐，开小卖部的林楠是他常往来的一个——他也是个潮汕人，茶炉几乎是没有停过，一日都可喝茶待客。
林楠算是个“富人”。他文化高，以前在生产队做会计，搞活了，他便将医院里的小卖部承包下来。因为麻风病，林楠妻离子散，好在在香港的儿子虽不认他，却会定期给他寄钱，加上小卖部的收入，他的生活比这里一般人要好。他每年都会回家乡的麻风村，去看望一个早年在那边相好的女病人，顺便带些钱过去给她生活。
林楠的这些事，都说给了彭海提。最后一件事，让彭海提想起了自己的“阿叔”，所以跟林楠便显得比一般人亲近。当年连帮连青和来来写信时遇到不会写的字了，也会跑来问林楠。
林楠对彭海提信任有加，则是因为开小卖部带出的事。
开小卖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货，同乡大只佬没出院前，每次出船就带林楠一起。大只佬出院后，掌船的换成了一个叫王超的村民。有一次，林楠和王超起了争执。王超觉得林楠要求太多，林楠则嫌王超不好说话。一气之下，王超撂下狠话，说以后不陪林楠出去进货了，自己少赚点外快也无妨。但林楠却不能没有王超帮忙——那时泗安和外界的通道就只有这一条水路。林楠有点后悔，又偏拉不下面子来，最后还是彭海提出面，说和了他们。
2003年，林楠的一只脚查出了皮肤癌，不方便走路了，便提出让彭海提来帮忙照顾小卖部。彭海提坦诚地说自己手脚也不太好，怕是会照顾不周。林楠说不用担心，我是信得过你的。几个潮汕病友一起闲坐时，林楠跟众人说了一声，大家也都齐声赞同彭海提过来照顾。这些多年老友，虽无生死契约，但在远离亲人的异乡，互相照顾也是很自然的事。
彭海提只好先把画画搁置一边，白天里过去小卖部，看有什么要帮忙卖的就帮忙卖，晚上在那里另搭了个小床铺过夜。
一日林楠和彭海提对坐着喝工夫茶，那套茶壶工具是林楠入院时特意从家乡带来的，大概是祖上留下的。林楠指着那个紫砂壶说：“这是老古董，要是哪天我死了，你就拿去用。”
“哎呀，说这样的话！”彭海提马上止住他。
可一语成谶，不过一个多月，林楠身体便每况愈下，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只能让彭海提帮忙清点铺头的东西，准备要把小卖部盘出去。按照林楠的交代，彭海提把油盐酱醋这些普通的东西分发给了相熟的朋友，像烟酒这些较贵重的，则单列一张清单，便宜一些转卖给接手的下家。
大小事宜，林楠都全权委托彭海提去做，还把存钱的保险柜钥匙也交给了他。清点转卖完货物后，彭海提特地叫来了另一个潮汕好友郭予正，当面开了保险柜，把里面的钱拿出来点，总共还有几万块，点清楚了，便把钥匙交还给了林楠。
等林楠的侄子来了，彭海提便将那些清单拿给了他看。这之前，侄子已来过一次，亲自清点过了一遍，看到金额，有些惊讶地说：“真没想到有这么多钱！”彭海提便笑着说，有些货物放在隐蔽处了，他上次应该没有清点到。
小卖部盘出去后，林楠便搬到了彭海提宿舍的对面的二楼。林楠睡在卧室，彭海提就在外面的小厅搭了床铺。林楠已经说不出话，也起不了床，彭海提每日每夜陪伴左右。他的手无法帮林楠洗脚包扎，便特意请做护理的病友过来帮忙，自己偷偷付了钱。
知道林楠病重的好友都来看望，有人来探视，彭海提便在本子上将人名记下来。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彭海提见林楠躺在床上只是“哼哼”地叫，呼吸微弱而艰难，估摸是大限已到，便打电话给林楠的侄子，让他尽快赶过来。
侄子第二日赶来时，林楠刚好过世。彭海提已叫人帮他齐整穿好了寿衣。他将探访者的名单交给了林楠侄子，告诉他：“这些人来看过你叔叔，都是有心的。可以每个人给个红包，也不用多，二三十块就好，算是礼貌。”侄子听了，满心赞叹，便按彭海提所说，又添了一点，给每人包了五十块的红包。
要将林楠的遗体送去火葬场了，彭海提又提醒林楠的侄子，到时要上船过渡，不能跟平时一样只给一块钱，最好能给一百块。以前附近的麻涌人，特别是撑渡的，是很怕“麻风佬”的，泗安岛上运出的尸体是更是忌讳，常常要连夜把尸首送走。现在虽然已经开通了许多，但终究是托人办事，林楠生前留下不少钱，何妨散发一些出去，换得后事处置妥当，就是最好的。
那个侄子连连称好，听从了彭海提的建议，又顺利带着林楠的骨灰回到泗安。他感激彭海提在办叔叔后事过程中的细心体贴，要塞钱给彭海提，彭海提却执意不肯收。一旁的好友见了，便说：“要收一些，多少是人家的心意。”彭海提这才收下了五百块钱。
侄子清点好林楠的遗物，想将电视机和电话机都给彭海提。彭海提说自己已拿了林楠留给他的那套工夫茶具和紫砂壶，不便再拿其它的了，但见对方诚意要他收下，便拿了个电话机。这时侄子又恭敬地提出，希望彭海提能跟自己一起把叔叔的骨灰送回潮汕老家。彭海提想到自己已是多年没出岛，到时在人家家里过夜，究竟不太方便，便叫上来来一起，想着到时晚上在来来家歇夜。
送了老友林楠最后一程，再回泗安，事情总算有了头尾。彭海提心里虽为老友的离世难过不舍，但一想到林楠不用再躺床上受苦，自己也算凡事尽心尽力，心里便感到宽慰了一些。
林楠留下的电话机，在当时的麻风村仍然算稀罕物，以前村民们都是在小卖部付钱打电话，如今就径直到彭海提宿舍里来打电话来了。彭海提从来不肯收人一分钱，谁想来打就来，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大家高兴来用就好了，到了月底，几十块的话费就自己去交。
16
即使麻风病已经治愈十多年，但神经痛仍十天半月便造访一次。有许多个夜晚，彭海提都痛得睡不着，嚷出来又怕影响到舍友，便干脆走到江边吹风。在那里，他时常看见有人在来回踱步，不用问，就知道八成也是相同的缘由。
他坐在江边吹着冷风，天气晴好时，月光落在江边，偶尔能见到江面浮着一两艘渔船。他直等到头发和衣襟沾上了露珠，实在倦了疲了，才回到宿舍沉沉睡去。
他已吃过许多种不同的止痛药，吃得多了就会产生耐药性，一听到病友说有什么好的药，便又换了一种新药来吃。几十年来，药一瓶瓶地吃下肚，要称重的话，可能论百斤不止。
教会的义工来探访时，会跟他们讲《圣经》上的道理，还对他们说，遇到困难可以祷告。有时夜里神经痛发作时，彭海提便开始祈祷：求天地，求上帝，你可不可以给我歇一段时间不让我神经痛？你如果可以两年不（让）神经痛，你就是让我死我就死掉——让我两年不要神经痛好不好？天地呀，给我试一下一个人两年不会神经痛的生活是怎样的，好不好？就一两年……
他在床头祈祷，在江边许愿，甚至梦里也在说这些话，不管是天地神明还是上帝，他都真诚地祈求，但也不见有什么效果。最后，得知有个病友吞了氨苯砜自杀了，他又想年轻时那样，自己也去偷了一瓶回来藏好。
2007年有段时间，彭海提的脚底发炎发痛，走路时一瘸一拐。从厕所出来时，他单脚跳了一下，没想到地面太滑，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脑袋磕在门槛上，直接晕倒过去了。醒来时，他心想，“哇，我怎么躺在这里，不行不行”，想要站起来，才感觉到腰痛得厉害，起不了身。他喊救命，有村民听到了，赶紧把他扶回宿舍去了。
虽然摔得厉害，但也无法送到外面医院去治疗，只能由这里的医生给他开药吃。腰每日每夜地痛，忍不了了，他就叫医生给他开杜冷丁。医生告诉他没有，他知道是医生没这个心，不想给他去找。
他想起之前自己藏的那瓶氨苯砜，自杀的念头再一次浮现。他马上七十岁了，生活上能少病痛、能自理是最要紧的。他怕哪日痛得起不来床，无法自己做主，活着的尊严，始终是他最看重的。
他把药拿了出来，打开瓶盖，才发现放得太久，有些药片都化作粉末了。整整一瓶，都吞了下去，那些粉末也倒进嘴里。之后，他将自己穿戴整齐，躺在床上等待长眠。
然而，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凌晨两点多，他还活着——不仅活着，他还感到痛苦异常，五脏六腑都在撕扯。他哭了出来，对着对面几米远的房间喊：“德平！德平！”
熟睡中的黄德平听到了哭喊声，马上起身赶了过来。黄德平是护理员，脚好手好，常年在药房里给人打针发药，有药房的钥匙。彭海提哭着求他：“德平啊，汝可不可以做好心帮我去药房拿一瓶安眠药过来？”
黄德平摇了摇头，赶紧打电话把医生喊了过来。他们把彭海提送去洗肠急救，又把他送回了自己的房间。彭海提又一次没死成，却吃什么吐什么，连灌水都能吐出来。想要大小便也爬不起来，只能放尿桶在旁边。每天早上黄德平起来，自觉过来帮他把排泄物倒了。
想死死不了的滋味，彭海提年轻时就尝过了，不仅自己辛苦，还要拖累别人。医生过来时，他便请求道：“求你做好心，给我安乐死，拿支针给我死。”见医生不为所动，他又以几近哀求的口吻说：“你是做好事，你看我现在这么痛苦。”
“现在国家没有这个政策。”医生说。
在床上躺了四个月，彭海提又能勉强能下床走路了。他的命实在太硬了，似乎在冥冥之中，总有一些暗暗积蓄的能量在抵挡着他走向死亡。他得出结论：阎罗王总是不收我，既然这样，便好好活下去吧。
17
彭海提画室正面和侧面的墙上有很多不同的画，有他自己的字画，也有别人的，有精心装裱好嵌在玻璃里的，也有直接贴在墙上的“裸”画纸——那是一些学生志愿者画的，有个女生画了一张自画像，有点稚嫩却不失天真，彭海提照旧把它贴在墙上，和自己那些色彩缤纷的山鸟人物画放置在了一起。整个画室就像个小展览厅，容纳着稚嫩、调皮、天真，容纳着稀奇古怪的想法，容纳着来自天南地北的个性各异的人。
彭海提的房间（作者供图）
学生志愿者是从2009年开始陆续来到泗安岛的。第一次见到大学生来，彭海提感到稀奇：“你们敢来？”学生们对他说他们都不怕的。
慢慢地，他们知道了这个老人喜欢画画。他待人体贴温柔，又愁绪多多，有满箩筐的故事，年轻的学生都很喜欢跟他待在一起，有的干脆拿着画纸画起了画。彭海提看着也高兴，便将它们贴在墙上。彭海提也很喜欢这些有活力的年轻人，有他们在时，这里热热闹闹的。
又过了两年，开始有教会的义工姑娘长驻岛上服务。她们在这里照顾不能自理的村民，帮他们喂饭、洗澡，打扫卫生，每日给那些脚上有溃疡的村民清洁，包扎伤口。
有个上海来的姑娘，来到了彭海提房间，要帮他护理伤口。彭海提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怎么可以让你们做这些事。好邋遢的，不行。”其实他心里是担心：我的脚那样难看，她看到了也会嫌弃的。
上海姑娘便对他说：“你就当我是你义女就好，义女帮老爸洗脚，这很正常嘛。”
听到姑娘这么说，彭海提几乎就要掉泪了，他同意了，不要辜负他人一片真心意。
没想到，姑娘看到他的脚，眼泪先落下来了：“你的伤口怎么这么严重？”彭海提便也顺势哭了出来，很快泪痕满面。姑娘的话牵动了自己的旧日的隐痛，另一方面，这样的爱也让他深受感动——这样非亲非故的人，竟然对自己这样的好，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
又有姑娘去他房间找他聊天，见到他在吸烟，便轻声对他说“这对身体不好”，轻轻拿走他手中的烟。另一个姑娘来了，也是好意劝他不要再吸烟。如此三次，他心想：这些姑娘来这里服务，没有工资，对我们又这么好，如果我继续抽烟，是很没礼貌的，就算是还她们这份情，也要下决心把烟戒了。
事实上，他老早就试过戒烟了，但一直也没能成功。戒烟的原因很简单——他的手夹不住烟，烟头总是把衣服烧出洞来。林楠留给他的茶具，手也总拿不住，喝茶也是常烫到手，便干脆不喝了。有一回，换下被烫坏的新裤子，他盯着上面的破洞呆望了许久，猛地一甩手，将裤子从窗口扔了出去。他生了自己的气，决定戒烟。可戒了一段时间后，烟瘾上来，忍不住点了一根，就又重新抽起来了——他的烟瘾实在是太重了，有时一天要抽掉两包便宜货。
可这一回，面对这些好心的姑娘，他是真下了决心。听说嚼口香糖戒烟效果不错，他便去外面商场买了，每次犯烟瘾时便嚼一片。嚼了几个月后，真的就把五十多年的烟瘾戒掉了。
岛上的村民受到义工们的感化，陆续有人信了教。大家信教的原因各异，有人是为了留住姑娘们，有人是为了寻得一点寄托。有一次在朋友闲聊时，彭海提笑着说：“如果他（耶稣）能让我的手变好，我就相信。”但他随即又告诉自己：“我这样说是很叛逆的。”他只敢和朋友聊天时这样自我调侃，他知道到自己如果在姑娘们面前这么说，会被怎样“教育”。
彭海提最终选择跟姑娘们信了教，但他自己也承认：“说实话，我信教是出于礼貌。”他跟上帝的关系或许还比较远，但他和义工姑娘们走得近，他相信她们，也愿意尝试去相信她们所相信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信仰，她们又怎么会跑到这孤岛上来长驻，陪伴他们，为他们服务，为他们祝福呢？
2012年年底，彭海提那只久治不愈的脚被查出了皮肤癌，必须截肢才行。这让彭海提想起很久之前在新洲医院时和一个病友的对话。那时彭海提的手不太好，脚还是好的，那病友则相反。病友说：“如果我的脚能像你的一样就好了。”
彭海提也叹息：“我也希望自己的手能像你的一样。”
说着，两人都大笑起来。
下一年年2月，彭海提在义工组织的资助下，去江门免费做了截肢手术。随后，去了跟义工组织合作的佛山红卫麻风院休养。他在红卫歇了不过几日，又有一个新截肢的病友来了。彭海提看着他面熟，看了几眼，认出了是当年在新洲医院做护理员的罗汉松。此番景况下与昔日病友重逢，彭海提既悲又喜，询问之下，他才知道，1975年新洲医院解散后，罗汉松便回了家乡普宁的麻风村当上了村长。此次再见，已经是四十载后。
两人同为潮汕男性，年少时都曾在家中备受宠爱，被寄寓了太多的期许。可麻风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18
我就是在2013年去红卫探望罗汉松时，第一次见到彭海提的。在那之前我就听说他是个喜欢画画的阿伯，还是我的潮汕老乡，早就想认识他了。但跟他真正熟络起来，还是在我去泗安找他之后。
朋友都说彭海提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一提起往事便很容易落泪。这让我很好奇，这个在异乡的阿伯经历了什么？他愿意跟我讲他的故事吗？
2014年春天，我在泗安住了十多日，在彭海提的画室里与他促膝长谈。我常常听他讲得忘了时间，直到光影从墙上的画移到了地上，又从窗台漏了出去。天地混沌不明，夜幕拉下来了，他口中的故事暂告一段落，我却掉入时间的漩涡里。
彭海提和我印象里的潮汕男人是如此不同，他情感丰富炙热，总能在说起往事时很自然地落下泪来。他是个悲观伤感的人，可他又如此热爱这个不曾厚待过他的世界，总是满怀深情地讲起他的母亲和朋友。
麻风病院里几十载，聚散生死的事，许多的病友早已习以为常，不再过多伤感。可彭海提真是没法子做到，每走一个人，他总不免要郁郁寡欢几日：“我这不是坏心肠，站在朋友的角度来说，这（死）是好的，为他们开心。只是，走了一个，我自己又孤独了一些，不免会伤心。”
我常去的那三四年里，泗安总是热热闹闹的，大学生志愿者和义工团体你来我往，络绎不绝。跟外面的人接触多了，彭海提也变得开朗许多，有时也会呈现自己幽默的一面来：“我是外星人，不是地球人，人家看着很出奇。”“我虽然面容不好，但我是个善良的人。”
他的画也如其人，它们不是精美的、精雕细琢的、过分修饰的，却是自然的、天真的、质朴的，他画花鸟、画人都是如此。很多的志愿者和义工喜欢他的画，愿意买下来，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当然，我们喜欢他，胜过于他的画。
十几年前，便有义工跟他买过画，但每年不过一二人。那时他生活不好过，钱便自己留着补贴生活。后来跟他买画的人多了起来，他把钱抓在手里，虽暗心欢喜这样被人喜欢和看重，但也总想起这么多年自己困难的时候，病友、义工和公益组织是怎么帮助自己的——2012年泗安来了个姓易的院长后，麻风院景象一新，大家有些什么这里医院无法应付的病，就会被送到外面医院去医治，也不用自己出钱。这么一想，他便觉得这些卖画的钱是“额外”的了，他自己怎好一个人独占呢？怎能只是想着自己的好处呢？他最终决定，把这些钱捐出去，捐给服务麻风病康复者的公益组织“汉达”。
他从没想过这些照顾是他应得的，他甚至没有想到用这些钱去买一件好看的衣服，或者自己出去吃一顿好的——看看他的朋友庾宏，每月领着文工团两千多块的工资，心安理得给自己买一大堆好吃的，猛抽好烟，大清早一个人去高级茶楼饮早茶，也能花得差不多。
但他不能，他无法一个人去享受这些。即使有时卖了画，一时有了兴头，想着奖赏一下自己，出去外面吃顿好的，也定是要叫上好朋友和相熟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的。他会欢欢喜喜地说：“我最近卖了一张画，有个两百块钱，请大家食饭。”大家也高兴，便欣然答应，坐上他和村民们的“坐骑”，一起出去。
每次我去泗安，只要彭海提知道了，就一定要请我去外面吃饭。我们常去一家潮汕餐馆，因为双手不便，他总是会随身带一把叉子，吃饭时，会笑着自我调侃：“我这是在吃西餐。”相比早前，他在外面吃饭已经自在了许多。吃完饭，一定要是他买单才行，他会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你们后生要用钱的地方有很多，我老人家留着钱没用的。”众人知道他的脾性，都会顺着他来，只要他开心就好。
他依旧相信因果循环报应，七八十年过去了，他仍不时会记起他刚患病那几年，村里的老人对母亲说的那句“可能是以前做坏事做太多了”，现在他能行善积德，就要去做。他也会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有下世，要做健康人，不要做残疾人。
那时有个收集麻风村旧物的退休记者黄焱红也在泗安长住，常往各地麻风村跑。彭海提便告诉他，如果去了那些村里，哪里有需要的就告诉他，他要捐钱。有时他也跟着黄焱红去，在一个偏僻山区的麻风村，出入不便，许多老人都出不来，彭海提便把画画义卖的钱拿出来，给他们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2015年，彭海提准备陪黄焱红等人一起回家乡的竹棚麻风村看看，临出发前想起大只佬如今还在老家，便想跟他约在竹棚会一面。好不容易找来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后来，他才得知大只佬已去世了。
去了竹棚，也只有十来个病人了，有两人还是1975年新洲解散时回来的。外面都5G了，这里却刚刚通电不久。看到那些病友有几个也是手脚不好的，彭海提和黄焱红他们商量后，从自己卖画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给他们买了一台洗衣机。
19
2016年夏天来了。彭海提因为以前患麻风，身上闭汗，比常人要怕热，上身常穿一件无袖的球衣，露出肌肉紧实的手臂来。他宿舍的窗外多草木，滴水观音、龙眼树、榕树随处可见，还有几棵香蕉树。风景好，也容易滋生蚊虫。夜里蚊子飞入窗内，他的手又不方便点蚊香，所以被叮咬得睡不好觉。
不巧，他又得了重感冒，吃饭也没什么胃口，心情又开始低落下去，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记忆就像在江上撑渡，不自觉便往记忆深处漫朔。他想起了家里人——他有多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1999年，母亲去世六年后，外甥女第一次来医院看他。在隔离的年月里，据说为了保护高级干部的隐私，这个小岛的具体地址被隐匿起来，直接用“21号信箱”来指代，神秘而难觅踪迹。外甥女当时来东莞打工，知道舅舅在这里的麻风院，却不知到底在哪里，最后去了邮电局问，才寻到了目的地。许多年后，外甥女才告诉彭海提，外嫲生前曾嘱托她，要她来日有机会来探望母舅——彭海提这才知道，原来他母亲生前最牵挂的，仍是他这个在远方的儿子。
妹妹和妹夫也来这里探望过他一次。2015年，在“汉达”的帮助下，他也回去老家看过妹妹一家——总之，这几十年来客居他乡，跟家人的联系就是这样断断续续、稀稀落落的。
他的同胞哥哥呢？那个留在母舅家做了儿子的亲阿兄呢？他还活着吗？将近四十年前，他收到阿兄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是弟弟自杀的噩耗，自那时以后，又音讯全无了。彭海提想，如今这重感冒不知还好不好得了，如果说，自己余生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再跟亲阿兄见上一面吧？如果能见上哥哥一面，我死后也会庇佑他一家，祝他“合家大细平安”。这是一个潮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祝福了。
一桩深埋于心底几十年的心事突然抖了出来，却忧思无解。接下来几天，他便茶饭不思，整日端坐在画台旁，把头埋在双肘里，什么也不做。
“阿伯，你最近怎么这么瘦？”前来探访的学生志愿者觉察出了异常，问他。
彭海提是不会藏心思的人，心情不好时，一切都显在脸上了，既然有人问，他就说出了缘由。
彭海提的愿望很快便在志愿者中传起来了。最后，来自潮阳的志愿者达达，循着彭海提提供的信息，直接到他哥哥的乡里去藉问，竟顺利寻到了人。哥哥还健在，给彭海提拨来了电话：“海提，是我，我是海春啊。”
那是一口有着浓重潮阳口音的潮汕话，低沉混浊，拖着长长的岁月的尾巴。是他，他的亲阿兄，他还活着——但彭海提的确信，却不是因为那苍老的声音，而是因为对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阿兄。”彭海提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点颤抖，他的眼眶已经红了。
一阵沉默。
“阿兄，我们可以见一面吗？”彭海提终于问出了口，像是向着遥远的岁月发问，向着还是少年时的那个哥哥发问。
“不用约地方，你直接回来家里就好了。”哥哥爽快地回答。
“不行啊，那些侄子侄女都没见过……”彭海提连忙说道。
“没关系，现在不怕的，他们也想见你。”哥哥觉察出了弟弟的顾虑，这么回答他。
彭海提为了哥哥这句话，好像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彭海提将回家见哥哥的事告诉了易院长，易院长便安排了黄焱红和职工谢翠屏带他回去，达达和另外一个志愿者小寒得知事情已经敲定，便提出要一起回去——这样的人生场景难得，她们也想去凑个热闹，做个见证人。
回想当年独自回家看母亲时的一路曲折，这一次，却有一群朋友陪着他回去了。彭海提开心地一口应承下来：“你们愿意一起去最好了，给足我面子。”他心想：有他们一起去，就算那些年轻后辈们看到自己会怕，也会不看僧面看佛面，不敢表现出来。
一想到要跟哥哥见面了，彭海提心里就复杂地翻腾起来。他准备了几幅自己画的画，又想，还能给哥哥带些什么特别的礼物呢？他想起了林楠留给他的紫砂壶——哥哥在老家那边肯定是要喝茶的，于是便把紫砂壶带上了。
一别五十年后，彭海提又回到了华里西村这个母亲出生的地方、母舅长居之所。一切已经面目全非，除了几座祠堂旧建筑依稀可辨，其它的，他几乎快认不出来了。半个世纪里，兄弟二人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再相见时，二人都已是满头银丝。彭海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哥哥，哥哥长得高大魁梧，几乎比他要高出一个头。而站在哥哥身边的嫂子，正是自己母舅家的大表妹。
岁月重重叠叠，光影交错，一齐涌上来了，彭海提感到有些恍惚。他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七十年前，而眼前的表妹，已经一下从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个和记忆里外嫲年纪相仿的老太太了——她真像外嫲，虽然老了，还是好看。
彭海提突然有些为难：“我是叫你阿嫂，还是叫你表妹就好？”
她回答：“叫我表妹就好。”
在哥哥家里坐定后，彭海提把自己的画给了他，告诉他是自己画的。谢翠屏便在一旁说，彭海提如今会写书法和作画，还义卖帮助别人。哥哥听了，很为弟弟高兴。彭海提又小心地把紫砂壶拿出来，跟哥哥说，这是以前老友留下的古董，特意带来给他。
夜里，表妹主动把床让了出来，彭海提和哥哥像幼时一样同床而眠。想到还能活着见到自己的亲阿兄，彭海提思绪汹涌，难抑激动，在床上翻来翻去也睡不着。他注意到阿兄也一样醒着，于是问：“阿兄，你也还没睡着吗？要不我们来聊天。”
于是兄弟二人便躺在床上聊了起了来。阿兄谈了自己解放后去海南做民兵的经历，谈他的苦情，彭海提则聊他在医院几十年生活的悲喜。不知不觉中，一直聊到了天光大亮。
彭海提看到了墙上挂着的母舅画相片，便站在那里端详——潮汕人家大多都会摆着自家先父和先母的相，多是在父母年迈之时提前画好，多用炭笔画成，多求神似，好在父母年百年之后年节家祭时用。彭海提站在那里看得出了神，思绪又飘出很远。一切来都不及哀悼，家里的先人——外嫲、母亲、母舅、舅母——都已不在了。
“可真像啊。”他最终强露微笑，感叹了一句。在一旁的侄子提议让阿叔画一张他父母的肖像画，又叫他画一些好彩头的画，下次再见面时带来。彭海提欣然应允。
彭海提的画作在广州国际学校义卖（作者供图）
家里的后辈们大多都外出打工了，很多侄子侄女都没见着。临别时，哥哥让他过年再回来一趟，大家再热热闹闹团聚一次。彭海提同意了——他们谁的心里都明白，人生此时已近尾声，能见上一面是一面了。
到了大年初三，按照约定，黄焱红和谢翠屏又送彭海提回了哥哥家里。这次侄子侄女们都回来过年了，真是子孙成群，一大家子加起来有二十多人。后辈们欢欢喜喜地迎接这个远道而来、素未谋面的阿叔。彭海提之前带来的画，被挂在了客厅显眼的位置上。
哥哥和侄子还特地邀请了族人一起过来吃餐饭，加上一起去的志愿者，屋里一共围坐了三桌，场面热闹非常。黄焱红跟彭海提的哥哥说，来年开年，彭海提将作为康复者，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国际麻风遗产研讨会，家里人听了，都很高兴。
这便是彭海提和哥哥的最后一次见面。
20
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后，彭海提开始为四月份的国际麻风遗产研讨会忙碌，他画着何仙姑、关公、武松等中国神话或者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准备到时送给参会的十三个国家代表。这时彭海提八十岁了，再过一年，申请护照会更加困难，所以在考虑参加会议的人选时，大家都一致推荐了他，觉得应该让国际友人们认识这样一位特别的老人。
画作完成大半时，彭海提隐约感到有点腰痛，后来便愈来愈严重，但还是强撑着完成了所有的作品。来巡房的医生听说他腰痛，便给他开了一些止痛药，但并不起作用，他夜里又开始痛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便像青年神经痛发作时，一个人放声哭。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活这么久。死何足惧？可这次本来难得有机会出去见见世面，却遇上这样的事，心里实在气恼不过。他衰老、痛苦又脆弱，在无法安眠的夜里，潜藏心底的那个念头又一次浮起来了，他决定再次将匕首伸向自己年老受困的身体。唯有这样，他才不用受它牵制，被它激恼，为它忧愁，因它受伤了。
三月的一天，他在那张洒满阳光的画桌上写好了遗嘱，写明自己剩下的一点钱都留给最好的朋友黄德平，然后准备等晚上隔壁房的黄德平睡着了就吞药。到了黄昏时分，他拿出了那瓶存放了多年的安眠药，还把尼龙绳绑在画室的窗上——以前吃药都死不了，这次吃完药再上吊，一定就稳妥了。
他想着，还得等德平睡了再行动，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但等到晚上七点多，隔壁房间的灯仍然亮着。他望着那边一直亮着的灯干着急：“德平怎么今天还没睡？”
不等了。他拧开了药瓶盖，把药倒了出来，跟上次一样，把那些粉末也吞下去了。他搬了椅子，靠着绑绳子的那个窗台，想着等黄德平睡着了就上吊。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一头栽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等他再次醒来时，已是三日之后，躺在外头洪梅医院的病床上——那晚黄德平要睡觉时，望见他画室的灯还亮着，感到有些蹊跷，便走过来看，发现了晕倒在地的彭海提。
再一次自杀未遂，彭海提感到头又晕又胀又痛，夜里频频做噩梦，梦见自己从楼顶、从山上滚落下来。惊醒后，他下意识按住了扑通直跳的心脏——他有心脏病。
得知他自杀未遂住院的消息，次日一早我便决定去医院看他。彭海提穿着病服躺在病床上，见到我来，很开心。他告诉我，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了，也不知怎么来的医院。我注意到他的眼神有点离恍惚，眼底平素的忧郁深邃竟消失了。
我相信他没在说谎，他是真的失忆了。我心下想：都忘了吧，都忘了吧，暂且做一个丢失了记忆的“无情人”吧，这样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因为摔倒，他的腰椎部分断裂，在洪梅住了两周才出院。后来我们在泗安的画室闲聊时，他的记忆已经慢慢恢复了过来。他告诉了我之前自杀的事，还给我看了他写的遗嘱。我想努力说点什么，却似有棉花塞住了喉咙：“伯啊，你要好好活下去，有什么事就告诉我们……”
我感到每个字都吐得异常艰难，我用尽胸腔的力量把它们推了出去。我哭了出来，我不敢想象他的离去，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我知道，如果不是那么痛苦，在今天这么好的社会，我也愿意接受大家的爱，我也舍不得这个世界。”彭海提眼神忧郁深深，泪水顺着那浅浅的眼底又流了出来。
他告诉我，他去问了长驻服务的义工姑娘：“为什么阎罗王老是不愿意收我，是觉得我受苦还没够，罪孽深重，不肯收留我？”
姑娘想了一下，认真地回答他：“上帝要留下你做见证。”
几个月后的盛夏，彭海提被评选上了“东莞好人”。早前有人告诉他有这个评选活动，评上了有两千块奖金，他没有多想便答应了，说评上了就把钱都捐出去。许多认识他的志愿者和义工都主动为他拉票，最后，他顺利评上了。他很欢喜，他知道这个“称呼”，是社会好心人，是学生志愿们为他争取到的，是对他的一种认可，他因为这样的原因珍惜它。
彭海提荣获“东莞好人”时的合影（作者供图）
21
2019年秋天，彭海提收到侄子的电话——他哥哥生病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去见最后一面，哥哥便去世了。
紧接着，新冠来了。泗安既是医院又属于养老院，大门一拉，村民出不去，志愿者也进不来。时隔三十年后，已到暮年的彭海提，和几十名村民又一次隔离在了这美丽的孤岛上。
在四方寂寥中，彭海提仍在努力把日子过下去。每日清晨起来，他开着小电动绕岛闲逛，看白鹭湿地飞，江上日出红，芦苇随风拂。就这样看到了2021年年初，一日早上他兜风回来，踏楼梯台阶准备回房歇息时，左脚踏空，失足摔了下来。没摔伤骨头，但大腿淤青一片。不得已，他只好搬下楼来住，黄德平仍是留在楼上。
那年六月，疫情后医院包车外出买东西的日子，彭海提没有出去，他以为黄德平去了，可到了中午十一点，买东西的人都回来了，却没有见到黄德平。彭海提感到不对劲，赶紧走回宿舍，就听到有人在楼上喊他：“快来，德平起不来了！”
他的心几乎就要跳出来了，拼了命想一口气冲上楼去，却好几次爬不上台阶，差点就跌倒在地——还是那只受伤的左脚，二十多年前，因为它，他无法回乡在病危的母亲床前尽孝，如今不过楼上楼下的距离，又因为它，跟老友的距离被拉得那样远。
终于爬到了楼上，他看到德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早已盛满的眼泪一下子就飙了出来：“德平！德平！”德平听到了，一只手无力地摆动着，眼泪也顺着眼角垂了下来——他中风了，说不出话来，身子也动不了了。
德平被送去了外头的水乡医院，十多天后出院，仍然是被抬着回来的。他瘫痪了，被安排到了一区有护工照护的房间住，刚回来那天深夜，便从床上摔了下来，第二日早上才被发现。彭海提知道后，又是难过又是自责，从那之后，晚上便收拾床铺过去那边睡，好照看他。彭海提一直记得黄德平的好——2013年他截肢后，穿着假肢上下楼不便，德平每日去楼下冲热水时总会帮他冲上一壶。年节时候，也是德平炒了菜二人一起吃。
彭海提和他的电动车（作者供图）
彭海提仍旧每日清早六点多开着电动车在岛上闲逛，人间再孤寂无奈，也不可辜负了这美景风光。他沿着四区旁的小径一路往北，左边是绿油油的香蕉地，地里曾满是劳作的人，如今却一个人影也没有。过去的河涌里已长满了水草，河道堵塞，不像以前小船可以直接开到里面来了，也没有了运香蕉的船。偶尔才能在半路撞见一两个身体较好的村民，骑着单车，也正闲逛。到了码头边上，太阳已经升起，江面波光粼粼，彭海提便开着车，迎着风，沿着堤边慢慢地走。
回去路上，彭海提看见一串香蕉坠在枝头，想到那些护工平日照顾德平很辛苦，就想摘了去给她们尝尝鲜。他自己走上前去，没注意到杂草下有个小土坑，又是一脚踩空，失去平衡，把大腿摔断了。
被封控的我，第二日一早得知了他摔伤的消息，只能打电话过去。我听到他在电话里哭了，他告诉我，他很痛苦，晚上又睡不好。我劝他动手术——我想起自己的一个亲人，也是年老摔断腿，因为采取了保守治疗，最后的日子十分痛苦，不出半年便去世了——想到这些，我也哭了起来。
我意识到彭海提的状况很差，决定每日给他打电话，陪他渡过这难熬的时期。开头那几日，他的情绪起起伏伏。他说，有个护士一直鼓励他，跟他说现在医疗很好，劝他要动手术，有个老人九十多岁了，做了手术，已经快恢复过来了，还推着他到那病房去看。我也趁势鼓励他，说，听护士医生的建议没错的。
他最终答应了做手术。我得知那个医院可以探访，便决定等他做完手术后去看他。动身前一晚，我想起了许多跟彭海提过去相处的点滴——2016年临近年关，钱囊空空又未来不定的我跑到了泗安岛上过年，他见我没回家，问我：“你没回家，你妈妈会不会想你？”我告诉他，等元宵再回去，他便对我说：“我这里有一包腊肠，东莞当地的特产来的，你到时带回家好不好？”我当时几乎就要哭出来了——在这异乡的土地上，眼前这位潮汕阿伯温柔的话语抚慰了我。
因为疫情，我们已经一年多没见，我本来想买些他给我买过的潮汕绿豆饼去，却听说那家绿豆饼在疫情期间倒闭了。我又想起五年前他在洪梅住院时，曾买过一束花去给他，这番又在医院相见，还是带一束花去吧。
按照防控规定，我们只能在电梯口见面。知道我回去路途远，聊了不过一个小时多，彭海提就催我回去了。临别前，他说：“等我出院了，你再来探我咯。”我愉快地答应了。
十多天后，彭海提出院了。我向泗安医院递交了探访申请，虽然按照防疫规定，过去只能探访一个小时，但为了见到他，我还是去了。我们在楼下的房间里见面，聊了一会儿后，出乎意料地，他拿出了红包，要我收下。我受宠若惊，不知他竟做了这样的准备，告诉他，实在不能要。我口气坚决，心想，这份坚决，敏感的他必定接收到了。
“你一定要收下，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他口气比我更坚决，说着，已经泪流满面。
我惊讶又心疼，突然意识到，经过疫情这三年封控的生活，他更显孤独衰老了。
“一定要收下吗？”我问。
“是，你要收下，这样我才安乐。”
我知道我非得收下不可了。可是我得承认，当时有一点我自己也觉察出来了窃喜——因为我终于知道了，我在他心中是占有一个位置的。我想，这个红包，是他在还过去半个月每日电话问候的相伴之情，别人对他好，他定要加倍地还回去的。
“阿伯，你可以送我一幅画吗？”我突然想起他的画来。几年前，我认识的另一位麻风村里的画家陈安华，他在世时我从未跟他要过画，在他2017年突然离世后，我才从他弟弟那里拿了一幅画。我不想再有这样的遗憾。
彭海提爽快地答应了。我挑中了一幅花鸟画，画上是两只可爱的胖嘟嘟的小鸟，并立在枝头，一只紧贴着另一只，眼神温柔地望向对方。画面的右上角，是《圣经》的一句经文：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泗安回来后，我开始整理笔记，准备动笔写彭海提的故事。我生出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我要他活着看到自己的故事。
22
彭海提在轮椅上了坐了这将近两百天，左脚才真正快好了，但还是有点肿。他可以穿上假肢，但力气仍不够，也不能走远，要在前面推一张轮椅，慢慢学步。
黄德平经过将近一年的康复，有一边的手和脚终于能动了。护工把他扶上轮椅，让他在外面广场上自己慢慢挪动。彭海提便在一旁陪着他，看着他。
有一日，彭海提突然在电话里告诉我：“实话告诉你，我本来是不想活了，但你们一直劝我，安慰我，还有德平，他现在需要我，我不能这个时候离开他。”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心里仍是想着我们，念着大家的好，不愿见众人伤心。他放不下患难之交德平，仍是要把情义还回去的。正因为他爱我们，他终于没有放弃生命，他用勇敢和坚韧，用对我们的爱，去克服和忍受，熬过了那些困难的日子。他真是了不起。
临近过年时候，我给他寄了一箱坚果。他年纪虽大，但牙口仍是很好。春节时候，他给我发来了语音，祝我新年快乐，又告诉我，不用花钱给他买这些东西：“你还来日方长啊。”
又过了十多天，他发来语音告诉我，他元宵那天又摔了，已经在外面住院一周。这一次，他语气平静，似乎学会了克制，不愿叫我担心。我打了电话回去，才知道元宵前一日，他在推黄德平上坡时被轮椅撞到了腰，第二天去捡掉地上的手机时又摔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腰部有根肋骨开裂了，但这次还好，不用动手术，只是遭罪。
那时我正在写他的故事，知道他这次状况比较稳定，便跟他说等他出院了再去看他。可是他的经历太丰富，他的爱和痛都太深了，我写得十分艰辛。
彭海提出院了，我又给他打了电话，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来探我？”
我告诉他：“我正写你的故事，就快写好了，写好了就去探你。”
又一年春天来了，泗安那里一定又是百花争艳、鸟雀斗鸣，路旁那些榕树一定仍是那样茂盛葱郁。是的，我要到那里去看彭海提了。
彭海提收录进《美丽心灵》的画作（作者供图）
（为保护文中人物隐私，望岛、连青、王超和来来均为化名）
妹妹的女儿小雅自北京返回我们小城上学，欲寻一位京剧老师继续学习京剧。很巧，通过两个人，就找到了年逾古稀的李老师。
妹妹说李老师一生唱戏，功力深厚，唱法正宗。在公园看了一次李老师教戏后，我女儿吵着也要跟着学。我带着女儿登门拜访，聊天时，李老师说，曾经人们都叫她“五岁红”——这个名字让我一怔，它仿佛是驾时光机，跟随它，能够轻松地将时空推到遥远的过去。
李老师的人生经历让我万分感慨，一直想动笔记录下来。
1
那一年，五岁红还不满五岁。土垒的戏台上铺着芦席，四周一圈布帷帐。台下，木板钉的大长凳上，坐满了热切的河工们。
这天要演的戏是京剧《张四姐》。刚上台，五岁红就有不祥的预兆，只觉脚在芦席上一踩一个坑——糟了，戏台垒得太松了。她有些慌张，因为演打“小快枪”（京剧演员表演基本功之一，用刀、枪、剑等各种器械训练武打技术的基本功也都叫把子功。每套把子均有专名，如小快枪、大快枪、小五套等）时，需要在快速旋转的同时，不断出枪和对面的父亲李兰对打。在快速旋转中，五岁红不断拔出深陷泥芦席中的脚，努力寻找平衡，四圈五圈……人小力弱，还是没有支撑住，跪倒在台上，手里的枪摔在了地上，台下一片哄笑。
恍惚中，她觉得对面的父亲操起地上的枪，“啪”的一声，狠狠地抽打在她的后腰上，她“啊”的一声，爬起来逃到后台，钻进化妆桌下面的土坑里躲起来——戏没散场，这个倒洗脸水的坑里没有水。
父亲拿着枪追了过来，气愤地说：“不能用技巧处理好吗？”
行政团长拦住了他：“您别这样，台下观众都等着呢！先让她把戏演完，该怎么罚由您做主。”
父亲无奈地朝行政团长点了点头：“好吧好吧。”
五岁红听了，乖乖地爬了出来，擦干泪痕，上台继续演出。演出结束后，父亲不许她吃饭，罚跪一夜。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又踢着跪在地上的五岁红，让她去练功，喊嗓子、拿大顶。
在戏班，每天练功是雷打不动的，哪怕是辗转跑场子的时节，白天卖戏，早晚也得抽空练功。雨天在屋檐或棚户下练功，雪天扫出一块空地练功。在路途中，五岁红常常骑坐在父亲的肩上，风雪吹红了她的小脸，忍受寒冷的同时，她渐渐能够体悟父亲说的“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的深刻含义——唱功是他们吃饭的手艺，是一家人活下去的依靠，是生死大事。
这些幼年的往事，五岁红记忆尤为深刻，也成为她生命的底色。
过去，在戏班唱戏的都是苦命孩子——没爹没娘的，家里穷得吃不上饭的，街头流浪的，受苦受难的，走投无路的。唱戏很苦，要下苦功夫，戏才能出彩。而除了唱戏，还得什么活都干，才能在戏班里站得住脚。当然，能站得住脚，唱好戏，也是给有钱人娱乐，地位还是卑微。
五岁红的父亲李兰就是这样的苦命孩子。他小的时候，爹被日本鬼子扔到水牢里淹死，紧接着娘又生病去世，成了没爹没娘的小叫花子，流落街头。最后，李兰被山东戏班班主李兆玉收留，在京剧科班里学戏。李兆玉的戏班当年在民间小有名气，活跃在鲁南苏北一带。李兰学武旦，聪明勤奋，很快就有模有样，开始上台演戏了。
戏班里，忙的时候演戏，闲的时候学戏，四海为家，哪里有人请戏，就去哪里演出。天当房，地当床，饱一顿，饥一顿。年景好的时候，能苦到粮也能苦到钱，年景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手里没钱，就拿粮食换戏看。碰到打仗的时候，没有戏演，艺人变战士，上战场打鬼子。
李兰戏学得好，仗也打得“妙”。日本鬼子的碉堡里机枪“突突突”不停地扫射，人一片片地被打死。李兰抱起炸药包，小心翼翼地爬向碉堡，在机枪扫射的间隙敏捷地将炸药包扔进碉堡，然后一个“抢背”翻了下来——李兰在戏台上可是能翻三张桌子的高度——碉堡被炸了，他则毫发无伤。
战事消停后，戏班继续给人唱戏，苦点粮食糊口。在学戏、演戏、打仗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李兰逐渐长大，到了该成家的年纪，可是一个穷唱戏的孤儿，拿什么讨老婆呢？
老天垂怜，姻缘命定。有一天，李兰随戏班到地主家演戏，与地主家的一位姑娘看对了眼。后来，姑娘在兄弟的帮助下，顺着梯子爬出了高高的院墙，跟着李兰私奔了。这位姑娘叫林芳——也就是五岁红的母亲——是个可怜人，十多岁就在地主家当童养媳。起初，她在戏班里打杂，后来，夫妻俩从师爷的戏班出来，拉起了自己的戏班，成了家，立了业。
2
五岁红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干活的时候总是把她背在身上，在后台的嘈杂忙乱和抑扬顿挫的戏腔中，她一天天长大了，咿咿呀呀开口说的话，就是各种唱词。蹒跚走路时，父亲就开始带着她练功，拿大顶、摆身段、学唱腔。
两三岁时，五岁红已经可以客串一些娃娃生的角色，这时，母亲又给她添了一对双胞胎妹妹，其中一个出生就夭折了，只剩一个二妹妹。家里添丁添口，负担更重了，父母不再有什么时间陪伴五岁红，她每天的乐趣就是跟着戏班的演员们练功，站在台口听戏学戏。
二妹妹刚会走路，母亲又怀孕了。日子很艰难，但父母亲对新生命还是充满期待。母亲挺着孕肚包揽所有的家务和杂活，包头（京剧戏班里的行话，就是把头包起来做成不同角色的相应的头发造型）、洗衣服、叠衣服、做饭。小妹妹出生时，正是全面抗战最后关头，中华大地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戏班很久都没戏可演，粮食也见底了。
五岁红记得小妹妹出生那天，一个破败的大通间被布帷帐分隔成几间房，母亲躺在最里面的一间。她偷偷地看到，母亲在一张破芦席上痛苦地呻吟着，从早上一直到傍晚，才听到“哇哇”的婴儿哭声。接生婆说：“嫂子，又是个女的。”母亲看也没看，拿起条破裤子把孩子一裹，扔到了床底，绝望地瘫软在席子上，“哇哇”的哭声戛然而止。
五岁红被这场景吓得怔住了，咬着嘴唇，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她无助地转身，要去找父亲。父亲一早出去找吃的，还没回来，她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就倚在门边，抽泣着，眼盯着门口那条马路的尽头。
天黑了，路上没有人，只有两旁的树在无力地摇摆。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岁红隐约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踉跄着迎了过去，扑在父亲的怀里，只说了声：“俺大，我饿！”眼泪又哗啦啦地流了下来——她看见父亲咯吱窝里夹着几张煎饼。
父亲拉着她匆忙往屋里走，有人说：“兰哥，有好事哦，养了个千金！”
父亲一边“好好”地应着，一边来到母亲的身边，问道：“孩子呢？”
母亲悲伤地说：“我撂床底捂死啦！”
父亲着急地说：“你怎么这么恶毒！？”
赶紧把孩子从床底掏了出来，已经冻青了，父亲心疼地揣在怀里焐着，小妹妹长呼一口气，才又“哇哇”地哭起来。
看到李兰拿回了几张煎饼，大伙很高兴，七手八脚烧了一锅开水，把几张煎饼放了进去，赶紧给母亲盛了一碗，加了点红糖——这是林芳这一天吃的第一口饭。吃完后，她用头巾把头缠着，就起来干活了。
后来再回想这个场景，五岁红慢慢明白了，父母都想生个儿子，为他们承担家业。过去戏班里唱戏的都是男人，女人唱戏是后来的事。
此后，五岁红练起功来不要命，别人能翻两张桌子，她一定要翻两张半，别人能转五圈，她就要转六圈。破皮了，摔伤了，继续练，脚指头摔歪了，掰过来，继续练，从来不吭一声。五岁红的“小翻”一次能翻三十几个。她就是要比大伙强，比男演员强。
小妹妹出生后不久，抗战形势越发紧迫，为了阻断日寇，武工队扒掉了徐州向南的铁路。李兰也跟随武工队一直向南转移，鬼子不断向铁路周边突袭扫射，许多民众也向南逃。
大运河上的铁路桥只剩镂空的钢架，人群在钢架上逃命。惊慌失足的，被挤落的，被击落的，一个个生命从桥架上落入江水中，成了一片片斑驳的浮萍。一个姑娘身子跌落下去，但粗黑的大辫子刮在桥上，她拼命地喊救命，慌乱不息的踩踏解开了姑娘的辫子和桥之间的死结，她惊恐地汇入了那片浮萍。李兰的一只小白鞋遗留在桥上，李兰很爱干净，白净的鞋在血迹斑斑的桥架上分外醒目……许多天后，乡人们转述这些情景的时候，怀抱着小女儿的林芳浑身惊恐地战栗着，也有乡邻安慰：“听说兰哥好像到南京金陵京剧团了，兴许他没死。”
看着三个幼小的女儿，林芳无声地流着泪。
林芳做了一个悲壮的决定：她扯了白布和麻绳，母女四人披麻戴孝，徒步去找她的兰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没有通讯，铁路公路都毁了，林芳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女儿，五岁红一手扯着母亲的衣襟，一手牵着刚会走路的二妹妹。累了，她们就坐路边休息；渴了，就喝大河里的水，饿极了；就到庄稼地里扒点麦粒、玉米、红薯充饥。
走到徐州西的张河村时，林芳害了“汗病”，小女儿“哇哇”地要吃奶，五岁红和二妹妹要吃饭，母女四人实在走不动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户人家好像有动静，林芳示意五岁红去要饭，五岁红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怯生生地站在那户人家的门口。主人问她干什么，她泪眼汪汪地看着对方，然后扭头看了看身后不远处的母亲和妹妹。主人看到母女四人乞求的眼神，不忍地摇了摇头，然后把她们领到马路对面的店里，打开板搭门——店里都空了，货早已转移到南京了。
主人找了一块木板，让林芳躺下休息，然后端来一盆稀饭和几块菜饼，母女四人吃了一顿饱饭，活了下来。
主人询问她们的遭遇，林芳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主人听完便表示，他可以托人到南京打听李兰的下落，“在情况没落实前，你们放心在门店里休养”。林芳千恩万谢。接着，二妹妹和小妹妹也病了，只有五岁红没事，每天从早到晚倚靠在门上，盼着父亲的消息。
终于得到可靠消息，李兰确实在南京金陵京剧团，他听乡人说妻女四人一个月前就去找他，也一直托人四处打听她们的下落。当得知她们在张河村时，立马赶了过来。一家人见面后抱头痛哭，谢了恩人之后，李兰把母女四人接到了南京，安顿在金陵京剧团。
抗战胜利后，李兰带着一家人回到徐州唱戏。徐州是南北通衢，东西要道，许多戏班都在徐州卖戏。李兰经常邀请各地名角来戏班演出，也会应一些师兄弟或朋友引荐，带着五岁红到上海、南京、烟台、淮阴等各地演出。
每次演出，李兰都会安排女儿拜同台演出的名角为师，五岁红不知道自己拜了多少师父，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南京各地的师父都有，比如李菊颍、王香兰、黄曼秋、李云鹏、陶程程、孙玉玲、王蓝田、李钧昉等等，这些师父当时大多年事已高，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师父们演戏时，五岁红会在台口出神地看，一出戏听个一两遍，差不多就会了，再经师父指点，就能很好地把握一出戏了。大家都说：“这哪是学戏，这就是‘吃’戏。”
五岁时，戏班常演的旦角戏，不论哪门哪派的，五岁红都能演，并且已经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她和父亲主演的戏场场爆满，被票友们称为“五岁红”。
3
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剧行业实施剧院团制度，京剧演员纳入体制内，有固定工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由“下九流”“戏子”变成了“演员”“文艺工作者”，受人尊敬。传统京剧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黄金时期，各地纷纷成立剧团。
李兰被师兄弟邀请到邻市筹建市京剧团。他又从老家找了五六个人一起赶了过去，其中有京剧科班兄弟，还有部队文工团复员军人以及五岁红等家人。他四处筹措资金，大家一起动手锯木头、钉板凳、搭舞台，把已成废墟的老剧场重新建了起来。从山东、南京请来几位名角做指导，加上当地的几位演员，市京剧团就正式成立了。
京剧传统剧目在新时期的舞台上重新焕发生机，五岁红在这一时期的演出中快速成长起来。
两年后，李兰老家的领导要求他回去筹建县京剧团。李兰便带着家人还乡，县里实行公私合营，全县上下的戏班、演员、道具、服装等都集中起来，成立了县京剧团。
县京剧团深入城乡演出，五岁红的戏深受百姓喜爱，一票难求，常常是剧场内外挤满了人。有一次，五岁红生病发烧，挂着吊瓶，不能演出。观众纷纷要求退票，五岁红只好拔了针管，忍痛上台演出。
几年的磨砺，五岁红已是县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她的表现引起了县分管文化的王部长的注意，王部长是北京戏曲研究院下放干部，他说：“这么好的苗子，一定要送到北京进修，好好培养。”
那年，五岁红十七岁，在剧团党支部书记的介绍下，火速入了党。一年后，她被派往北京中国京剧院进修。
五岁红被分在中国京剧院四团，有全国各地来京进修的京剧演员，还有中国戏曲学校的演员。
团里一位刘老师问五岁红：“会唱《拾玉镯》吗？”
五岁红心想，自己在娘胎里就唱戏：“这当然会啦。”
刘老师让她唱唱看，五岁红就开始念底儿，打诗白引子。听了听，刘老师笑了笑说：“别念了，别念了，我教不了啦。”
五岁红怯怯地说：“怎么啦？错了吗？先生就是这样教我的。”
刘老师说：“你这是从头到尾传统的教法，我们学的是出国演出的，简易的，你这不用学了。”
后来，一位杨老师问她能唱《穆柯寨》不，五岁红点点头。
杨老师说：“你把‘坐山’（《穆柯寨》里的一场戏）演给我看看。”
五岁红演了三分之一，杨老师便说：“好了，不要做了，你这是地地道道的梅派坐山，一招一式都很好，我也不教了——你的师父是谁啊？”
五岁红说：“教我‘坐山’的是上海的李君宝老师。”
过去民间戏班的演员，各门各派的戏都要会唱，观众喜欢哪出戏你就得唱哪出，戏班养不起那么多的演员。五岁红从小在戏班里长大，得到过许多优秀老艺人的栽培，所以梅派、荀派、程派等各个门派的经典剧目，她唱得都很好。现在老师们都不教自己了，这可怎么办啊？五岁红不知如何是好。
耗了半年之后，推荐她来进修的王部长来看望她，她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处境。王部长马上和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反映了五岁红的情况。随后，五岁红被调到了一团，跟随阎世善老师学习《武松打店》《扈家庄》《挡马》《打焦赞》《虹霓关》《打孟良》等经典剧目，阎老师让五岁红一个一个走给他看，指出问题，五岁红再按要求调整、练习。
一段时间下来，五岁红进步非常快。阎老师也有意将五岁红留下来：“这确实是棵好苗子，很难得！”
五岁红得知后，却犹豫起来。她想到父母，想到小妹妹出生时，母亲的绝望和嫌弃，想到父母没有儿子，两个妹妹还年幼，谁来照顾他们呢？她不能丢下父母不管，她要照顾父母，她要自闯天下，给父母更好的生活。
于是，进修结束后，五岁红毅然地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她想像以前那样到全国各地跑单帮，多演戏多挣钱，孝养父母。
哪知道，她这个想法有点“一厢情愿”——时过境迁，私人剧团不允许进行商业演出。五岁红深受打击，一度郁郁寡欢。后来，在一位师姑的引导下，她天天练功、琢磨戏，逐渐走出阴霾，在县剧团的各种演出中表现突出，戏唱到哪儿就火到哪儿，成了剧团的台柱子。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李兰曾经收养过一位女子做养女，以便跟五岁红搭戏，这时，有风言风语说他和那女子关系不正常，于是李兰被打倒了，下放到乡下一个菜园子里种菜。
当时，少不更事的五岁红一度因此非常憎恶父亲，多年不与父亲讲话，她想：“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别人怎么会冤枉你呢？”
李兰被下放后，五岁红作为台柱子，大大小小的演出需要她支撑，没人敢明面上欺负她，但她的两个小妹妹在剧团饱受排挤。五岁红只能一边认认真真地演出，一边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照顾两个妹妹，同时教四个学生唱戏。
随着京剧传统剧目全面停演，只会演旧戏的五岁红也成了多余的人，差点被扔进河里淹死。幸亏许多群众为她说话，才把命保了下来。
几十年后，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坎坷后，五岁红老泪纵横地说：“我对不起父亲，父亲呕心沥血地培养我，我却不理解他、不信任他……父亲是优秀的演员，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是好父亲！”
4
躲过被淹死的厄运后不久，五岁红被迫改行，到了县商业局人事科。人们以为五岁红在北京进修过，应该能写会画。谁知，五岁红自小学戏，和父母一起讨生活，没有时间学文化。后来，商业局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下乡宣传农副业生产，别人写好稿子，五岁红就照着念，都是些怎么养猪、种植什么好的内容。
这期间，有人给五岁红介绍了个市区的小伙子，大学毕业，会流利的日语，曾是重点中学的老师，因为在黑板上写字时说了句“这粉笔灰就吃饱了”，就被打倒下放到工厂做工人，工资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家里兄弟姊妹八九个，又是前后娘。
起先，五岁红和家人都没有看好这段姻缘。可小伙子喜欢五岁红，铆足了劲儿追求她。过了一阵，五岁红心软，觉得他挺可怜的，懵懵懂懂就同意了。
结婚时，五岁红二十五岁，从县城商业局人事科调到了市糖烟酒公司宣传科。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她，不习惯机关里的清闲，主动要求下基层，到柜台帮忙，做服务工作。柜台工作也不简单，需要算账、打算盘，一两果子几毛钱几两粮票，不能出一点差错。
五岁红看着别人打算盘，认真记着、学着，然后私下里默默练习，硬是学会了打算盘算账。逢年过节，货卖得非常多，一大堆一大堆的毛票、硬币，她一丝差错也不会出。
柜台虽然是个服务窗口，却也是个考验人的地方，时常会有一些服务员不知不觉就被调走了，五岁红很是纳闷。后来山东部队转业的老书记瞪着眼睛跟她说：“手脚不老实，钱出问题，能不调走吗？”
任何事只要干了就必须认真干好，这是五岁红从小学戏演戏时养成的习惯。对于这个服务工作，五岁红也像演戏一样，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热情和精力，她把柜台内外收拾得干净整洁，每天提前到岗准备，下班后盘账、整理妥当后才离开。
听说有个在北京进修过的漂亮女演员站柜台，不少年轻顾客假装买东西，凑过来看五岁红，还有人说要给她介绍对象。五岁红不说话，只是埋头干活，心想：“我都已经是三个女儿的妈了，哪有工夫跟你们拉呱？”
工作加上三个女儿的陆续出生，一度让五岁红心力交瘁。好在两个妹妹成家后，母亲辞去工作从县里来给她照看孩子。即便这样，工作和育儿还是占去了五岁红所有的精力，丈夫对此很不满。
丈夫的脾气越发暴躁，甚至恶语相加，这让要强的五岁红难以接受，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就在他们的婚姻即将满十周年的时候，五岁红不愿再将就，两人离了婚，三个女儿判给了丈夫。五岁红托了很多关系，才把三个女儿的抚养权争了回来。
五岁红离婚后不到半年，十年浩劫结束，古装戏重新放开。市里分管文化的领导知道商业局有个京剧人才，就将五岁红调到了市京剧团。当时，烟台、青岛、温州等地的京剧团都来要五岁红，给房子、给级别，市文化局都不放人。五岁红考虑到父母、孩子、姐妹都在此地，不能扔下他们不管，于是也安心地留了下来。
那时五岁红才三十五岁，风华正茂，领导、同事、朋友、家人都争相给她介绍对象，也有不少追求者，可她选择放弃再婚。她说，自己有三个女儿，再婚对象和她结婚，可能会对她好，但会怎么对待她的三个拖油瓶呢？她常年在外演戏，男方又如何和三个女儿相处呢？如果这次婚姻又出现问题，一定会有风言风语说是她这个演员的不是。剧团确实有一些不检点的人，可她不是，她从小学艺很规矩、很讲究，台上风风火火，台下很保守，从不和乱七八糟的人接触。她有热爱的京剧事业，也能养活三个女儿，她情愿不再婚。
当时，市京剧团人才极度缺乏，乐师只有拉京胡的，没吹笛子唢呐的，没有像样的武生，丑角也不够用，唱一出戏很不容易。剧团外出演戏，由五岁红带队，凭借她个人的唱功和技艺，硬是带领剧团圆满完成两个月的演出任务，否则，最多撑一周就得打道回府。
当年，五岁红还曾应邀在温州演了三个月的戏，温州民间经济发达，戏曲文化土壤丰厚，仍有旧日的习俗，无论是单位还是私人，大事小情，都会“请大戏”。五岁红的戏在当地很受欢迎，人们送她“贤妻良母、艺德高尚、品德优秀”的美誉。
回来后，领导让五岁红当团长，五岁红不愿意。她说：“当团长就没有精力钻研戏了，我是个演员，戏是我的天，我只想为观众演好每一出戏。我不能荒废了自己的艺术。”
五岁红们仍在精益求精地钻研技艺，可是京剧的这次复苏已不复之前几次的强劲势头。
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样板”的十年，演员和观众都出现了断代。改革开放以后，港台和西方流行文化涌入，电视普及，大众文化日趋多元化，看京剧不再是人们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了。80年代短暂的几年表面繁荣后，各地的京剧团纷纷陷入困顿，人才大量流失，最终有的萎缩瘫痪，有的被取消，有的被合并。
五岁红所在的市京剧团，在古装戏重新放开的最初几年进了不少演员。后来随着京剧在当地的式微，大家都各显神通，逃离剧团。年轻演员纷纷转到地方戏剧团或其他演艺团体，而年长的演员则要么提干，要么转行。
五岁红一直坚守在市京剧团，剧团兴盛的时候，让演什么戏就演什么戏，不让演，她就看着别人演，跟着别人学。剧团衰败了，她也不急，她相信国粹艺术还会有辉煌的一天。她依旧坚持练功、学戏，只要需要她上场，她就认真演好戏，直到2000年她五十七岁时，正式退休。
5
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
丽丽漂亮、聪明，但性格内向，80年代末毕业后被分配在食品厂。工作后不久，食品厂就接二连三地有女工变魔怔了。坊间传言，“厂里闹鬼不干净”。五岁红感觉丽丽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似的，想着食品厂整天杀猪宰羊的，于是就不让她去上班了。
那时丽丽也就十八九岁，有时会到家边的文化宫里玩。以前的文化宫是年轻人娱乐的场所，有一次，有个男青年搭讪，说带她去找工作，她就高兴地跟着去了。他们坐火车到徐州，然后又倒了好几次汽车，到了山东一个偏僻的黑兵工厂——男青年把她卖到了厂里。她被强迫在这个封闭的厂里做枪把子，她知道不想办法逃出去，可能就会死在这里了。
厂里有个做饭的司务长，以前当过八路军，平时经常外出采购，人很和善。这天下着大雪，丽丽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写了一封求救信，然后请求司务长帮忙带到外面寄出去。信是写给五岁红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五岁红一直没有收到。
等了很多天，没有音讯，丽丽又设法写了第二封求救信，这次她写给了街道派出所户籍警朱警官。朱警官接到信后，马上通知五岁红。被女儿失踪折磨了近两个月的五岁红，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朱警官的消息让她绝望的心燃起了希望。
朱警官和当地派出所联系，了解情况，确定了解救方案。随后，朱警官带领公安干警、特警开了一辆车，五岁红前夫单位出了一辆车带着五岁红家人和亲友，两车人按照与内线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黑兵工厂门口。
这时，刚好是工厂开门的时间，丽丽已经按照口信悄然来到了厂门口，看到两辆家乡车牌的车停在门口，她发疯一样狂奔着冲出大门，向车跑去。传达室里的门卫见状，一窝蜂地追了出来。眼看着丽丽已经爬上了车，可说时迟那时快，有两个门卫扒住了车门，情急之下，车上的人把两个门卫一起拉上了车，按倒在车上，两辆车就开足马力一路狂奔。
车开了很长一段时间，路过一个乡镇，确定后面的人追不上来后，他们把两个门卫扔下了车，然后才顺利回家。这件事让丽丽的精神备受刺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情绪才逐步稳定。
五岁红刚想松口气，母亲又突然撒手人寰、怆然离世，不久后，父亲也随母亲而去了。父母相继离世的痛楚和悲凉，成了五岁红心中永远的伤痛。
曾几何时，年幼的五岁红就决心要像男子汉一样照顾父母，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可世事岂如人意？从五岁红一出生，父母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培养她，给她创造各种学习提升的机会，虽说五岁红在艺术上一直表现出色，然而生活又不只有艺术。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五岁红对父亲李兰的误解，给父亲造成怎样的打击，无人知晓，而父亲在乡下小菜园走完了怎样孤寂的后半生，五岁红也无法想象。虽然在父亲最后的岁月里，五岁红会带着母亲和孩子去看望他，然而，这样的时光到底还是短暂。
给自己撑着天的人走了，五岁红瞬间感受到了生活更大的压力。好在妹妹常会来帮她照料家事，大女儿和小女儿也相继工作成家了。大女儿夫妇在事业单位工作，小女儿留学回来后，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
6
丽丽精神状态稳定后，五岁红重新全情投入到工作中。此后，有人给丽丽介绍了个对象，两人谈了不久就在一起了，五岁红出差回来后才知道，也就默许了这门婚事。没料到，这个女婿脾气不好，经常家暴。丽丽的孩子出生第一天，婆家几个人空着手来看看就走了。五岁红当即决定：丽丽和外孙她自己养，与这家人一刀两断。
从此，小外孙就在五岁红的怀抱里一天天长大。抚养年幼的外孙，照顾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二女儿，对于已年逾五旬、干了一辈子事业的五岁红来说，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
而经历过各种打击的丽丽，仍然状况不断，灾难像影子一样纠缠着她，也无情地侵蚀着五岁红的生活。有一次，丽丽又被人拐卖到县城，被毒打得遍体鳞伤，半夜被撂到河里，所幸没淹死，她自己爬了上来，打车逃回了家。可到家后，丽丽什么也说不清楚，反倒是精神状态不断恶化，需要持续服药干预和控制。
既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小的，还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大的，有一次，五岁红实在太累了，没有盯着丽丽吃药，没想到，丽丽竟然把一瓶药都吃了下去，然后就昏死过去了。送到医院时，瞳孔已经放大。五岁红找最好的医生抢救，丽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捡回一条命。
从那以后，五岁红不敢有一丝大意，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这一大一小。尽管如此，还是状况百出，丽丽一会儿被车撞断腿了，一会儿又莫名地被人打了……
五岁红没被这些事打败，她说：“哭泣和埋怨赶不走挫折和苦难，只有昂起头，一步步向前，一点点把生活过好。”
为了二女儿母子俩，五岁红退休后那几年完全告别舞台。好在，在她的照拂下，如今，她外孙已经是一米八的帅小伙了，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工作，丽丽也终于精神稳定，能够照顾自己的起居生活了。
只是，五岁红已经满头银丝，年近八旬。
当我们的话题转回到京剧上来时，五岁红凝重的眼神中瞬间升腾起明亮的光芒。
看到我女儿对京剧感兴趣，五岁红非常开心，她让我女儿下腰、压腿，仔细看了看她的身段，欣喜地说：“这孩子看着身子长得结实，可柔韧性又非常好。”又教了我女儿《贵妃醉酒》里的一句唱词，听了听她的声音，五岁红说：“声音也很好，又润又亮，是个大青衣的好料子。”
随后，五岁红着重示范了唱词里的一个转音。我女儿练了好多次，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忍不住感慨道：“好不容易啊！”
五岁红说：“可不是嘛，你看就这个转音，在台上也就几秒钟就唱过去了，台下可要花很多功夫，有的演员要练好几个月才能熟练掌握。”
随后五岁红又对着我女儿说：“你领悟得挺快的，我教你，好好学，以后一定有出息。”
我能感受到，五岁红对年轻人学京剧的热切期望。其实，我女儿只是觉得京剧好听，很好奇，想了解了解，学着玩玩，只要学校课业一紧，随时就学不了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禁有些歉意。
7
五岁红在给徒弟说戏 (作者)
我第二次去五岁红家已是2022年的夏天。外甥女小雅一直在跟随五岁红学京剧。每周六周日的上午，在五岁红家附近的公园里，师徒俩都会好好待上两三个小时。
家里聚会时，小雅有时会给我们唱一段，字正腔圆，招招式式都很有范儿。而我女儿因为中考学业重，没有时间再学习京剧，很是遗憾。妹妹偶尔会讲起五岁红的生活，这让我还想去拜访拜访她。
那天，两位狗将军仍然在楼梯的拐弯处，冲着我敷衍地叫着。敲了门，五岁红还是刚睡醒，听到了“李老师”的叫声后，迎到门口。
我一脚踏进屋时，满屋热烘烘的尿骚味扑面而来，定睛一看才发现，房间里放了七八个大大的宠物笼子，里面是一只只慵懒的猫。看见我尴尬的表情，五岁红说，咱们去厨房吧，那边开着空调。于是我就退了出来，顺手推开右边厨房的门，这时才发现，小厨房长大了，原先的平台不见了。
五岁红说：“你看，变了吧？我把这平台给盖了起来，做了一个新厨房，建了个卫生间，原先的厨房改成了小卧室。”
我仔细打量一下，只见小卧室里单人床顶上的吊柜，和床头的立柜以及厨房的橱柜，都是一样的胡桃木色，配着典雅的古铜色把手。
这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厨房中间的小餐桌上，顿觉很温馨。五岁红一袭红花绿叶重磅真丝连衣裙，染黄的短发烫成了小卷，画着精致的妆容，金丝边眼镜上金色的链子自然垂至肩后，雍容华贵。
她泡了杯茶，慢悠悠地喝着。
我说：“这下宽敞、方便了！这申请盖房很麻烦吧。”
五岁红说：“起先我申请要把平台盖起来，城管、街道三天两头来说不许盖。前段时间，我刚捡的一只受伤的流浪猫，在院子里被人给毒死了，我心疼啊，在楼下院子里哭得昏天黑地的，街道的领导都惊动了。里外的人都以为这老太婆疯了，一个流浪猫至于吗？你说至于吗？那是一条命啊。你看我现在收留了这么多流浪猫流浪狗，我没有地方放了啊。我放外面不安全啊。我这房子原先楼上楼下，现在只有楼上了。”
说这话时，五岁红眼圈红红的：“然后，我就一夜之间把平台盖了起来，我让工人把外墙都蒙上了塑料布，规定说用塑料布搭临时棚子他们不管。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啊，后来也没人管我了。”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五岁红向手里的那杯茶努了努嘴，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外孙在外地工作，丽丽经常不在家吃饭，五岁红的生活回归自我，又能与戏相伴了：“昨天晚上，我在手机上学台湾几位老前辈的戏，一直学到凌晨四点多。手机上有许多京剧名家的戏，我得天天看，天天学。”
随后，她又聊起自己如今的作息，不管几点起床，都是先收拾一下家务，然后喂猫喂狗遛狗浇花，做完这些后，坐下来喝茶，饿的话，最多就吃两块饼干，然后就去公园教徒弟们练功、唱戏，“几十年在剧团养成的习惯，早起练功，不吃饭”。
每次去公园，五岁红都会带些粮食去喂公园的小鸭子小鸟，一般到下午一点多回家做饭吃，然后午休。傍晚，她也会去公园，公园的西北角是她的根据地，上午或傍晚，你会看到一位银发老太和几位女士或小朋友抑扬顿挫地唱着京戏，或一阵舞枪弄棒。
我诧异地问：“您都八十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地唱戏、学戏呢？”
五岁红很认真地说：“人老了，倚老卖老，有国家给的退休工资，就吃喝享受，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学习。我一旦学起戏来，什么都不想，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废寝忘食，学了戏以后，我的肚子是满满的，精神也饱满，心情也愉快，感觉自己又年轻了。谁跟我谈戏，我就开心。我的徒弟跟我拉家常，常会被我批评。”
顿了顿，她又说：“不管什么时候，人都要有价值，为观众唱戏，为京剧发展出力就是我的价值。京剧是艺术，是国粹，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好几次京剧的兴衰，我相信京剧一定还会再兴盛起来的。我愿意为京剧的复兴再献一点力。”
对于现在的生活，五岁红说她很知足，问心无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说在人生的各个关口，她的选择并非都是最好的，比如当时在中国京剧院进修时，如果选择留在北京，事业是否会有更好的发展呢？
“可人生没有如果，好在我的选择都还算稳妥，兜兜转转一直能从事所热爱的京剧事业，始终相信政府，勤恳工作，认真唱戏，在每个岗位上，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服务社会，最终在市京剧团顺利退休……”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可对于五岁红这些老一辈的艺人来说，却是不容易的。
五岁红说：“很多解放前京剧界响当当的角儿，建国后被关在体制外，晚景凄凉。”
比如她师姑的朋友，以前是上海非常出色的大武生，哥哥、老婆都是演员，他演的十八罗汉、猴子戏、花车戏，都是大戏，解放前享誉一方，出门前呼后拥，戏装、道具非常昂贵，家大业大。解放后，国家成立了各级专业剧团，老艺人们有的进入国家的各级剧团，有的出国了，有的就在体制外自谋出路。师姑的朋友是最后一种情况，可是时势已经不同，社会上的各种演出都是由各级专业剧团承担，过去的流动演员、跑单帮、民间剧团都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的家业逐渐衰落了。
“他年老时，在医院里蹬个小三轮车，用小暖瓶给病人送熬好的中药，有一次骑着骑着，一不小心车翻了，一车的中药都打翻……”说到这里，五岁红的眼圈就红了。
如今，已至耄耋的五岁红谈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没有成为享誉全国的“大师”，而是因为一直忙于事业，没有把三个女儿教育好：“没有一个孩子能继承我的京剧事业，没有一个孩子能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我想，从世俗意义上看，她的大女儿、小女儿都过得不错，可能是五岁红一生要强，对此就没那么满意罢了。她说，大女儿和小女儿并不认同她的生活方式，也根本不喜欢京剧，平日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交流。而二女儿丽丽一生坎坷不幸，她只能竭尽全力照顾：“虽然我已经老了，只要我在一天，就会照顾二闺女一天。以后呢，我不知道。有一天，就唱一天的戏……”
（本文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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