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祺忠被捕的消息,在全港引起了轰动,人们对这起案件的关注,不仅因为嫌犯的高知身份和颇高的社会知名度,还在于这起案件,颠覆了公众对杀妻案的典型认知。
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儿女双全的精英家庭,既没有天价的保险金,也没有抓马的婚外情,这起命案似乎发生在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起案子涉及到的金钱方面的疑点主要有两处:一个是五处夫妻共有的物业,张祺忠杀妻后就可以独占五处房产的全部产权,的确获益丰厚。
但张祺忠说,自己虽然知道和妻子的产业是“长命契”的形式,但从未查询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并不清楚自己会获得全部产权)。
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起案子更接近于冲动-失控的杀人案,如果这五处房产真的是张祺忠的动机,那他无疑会策划一个更周密妥当的谋杀计划,不会在妻妹在家时贸然动手。
案发之后,警方在陈慧文的个人物品里,又发现了其他两张张祺忠给妻子开的支票(一张600万,一张670万),和一张欠条。欠条上写着,张祺忠欠妻子660万,如果不能于2018年5月31日还清,则需还770万。
张祺忠说,这些支票都是陈慧文“下令”开的,开票日期是案发前三个月,金额大约是张10年总工资的一半,算是他十年间对妻子欠下的“债务”。之所以会有欠条,则是因为他当时账户里没有那么多钱,无法转给妻子,所以她又叫他打了欠条。
张祺忠称,自己手头可支配的金额其实只有50万左右。但作为管账人的陈慧文,却拿着价值400万的支票去银行存款,也就是说,按照她的计算,丈夫是“应该”拿得出这笔钱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张祺忠果真只有50万的可支配财产,这350万的差额去了哪里?
另外一种可能是,张祺忠的确拿得出这笔钱,但他不想拿出来。也许他对妻子狂热的买楼爱好早已厌倦,不愿再背负另一宗房贷,再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于是拒绝再拿出钱给妻子投资。
所以控方认为,张祺忠是因为“支票衍生的钱财纠纷”,向妻子下了毒手,陈慧贤的证词中也称,陈慧文曾说张祺忠“不是一个好人”,“别以为他是好人”,暗示张祺忠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不过无论张祺忠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秘密需要花钱,警方和控方并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比如包养情人或者私自购置的产业),而张祺忠则坚称杀妻是自己失控的结果,与这些支票无关。
这起案件于2020年11月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张祺忠和陈慧文的性格和夫妻关系,成了这起案件的关键因素,也被普遍认为是主要动机之一。
在大部分的媒体报道和证人的描述里,张祺忠是位隐忍多年的好好先生,陈慧文则是个霸道易怒的蛮横师奶,不但对丈夫极尽贬损凌辱之能事,还多年来对他实施精神折磨。所以在辩方的语境里,这是一起“懦夫被悍妻欺压凌辱多年,最终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杀妻”的故事。
那么,情况是不是真是如此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亲戚、朋友、同事、学生等人的观察和描述,来尽量客观地来分析一下两人的性格和夫妻关系。
几乎从学生时代起,人们对张祺忠的评价,就众口一辞地一致,那就是说他“非常ok”、“很nice”。
张的发小建筑师陈梁材回忆,张祺忠在学生时代随和讨喜,各科成绩都极为出色,而且“不知道如何对别人说不,对同学很有帮助”,总而言之,是个颇会做人、很受欢迎的学霸。
张祺忠的同事们形容他“人好好”,工作有热诚,乐于帮助同事,对学生爱护有加。
学生们则说张是一位心平气和、耐心严谨的“工科大佬”。
张祺忠的儿子张思博则说父亲是一个乐于助人、有礼貌和友好的人,总是给他做早餐,开车送他上班,帮他解决工作问题。
即使那位被拒绝开户的客户经理,也对张祺忠的印象颇佳,觉得他有礼貌而讲理。而陈慧文因为不停地向他要求更多优惠,被这位客户经理认为“咄咄逼人”,对她第一印象很差。
不过,除了“人好脾气好”这样笼统性的称赞,张祺忠似乎并没有其他特别鲜明的个性。
只有一位浸会大学王姓助理教授,称张祺忠为人正直有原则,是“高教界中腰板最直的人”,但这种评价,很可能是由于这位王教授和张观点立场相近的缘故。
(2009年,张祺忠带队参加亚太广播联盟机器人大赛)
张祺忠长年担任各种工会和校委职务,对大学里的政事相当热衷,是经常在媒体中露脸的“传媒之友”。从他颇为高调的社会活动来看,张祺忠绝不是一个腼腆内向、埋首书斋型的学者。
相反,这些活动往往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张祺忠仍然保持了近乎奇迹的良好口碑,至少说明他的人际交往技能是绝不欠缺、甚至是相当出色的。
2018年初,张祺忠生过一场大病,病愈出院后,工作效率和耐性变得不如从前,同事称他“有时开会之后会发脾气”。仅仅是“有时”发脾气,就会被认为是“性格大变”,也可见张祺忠之前的情绪掌控能力有多么强。
与张祺忠相比,陈慧文的风评就差了很多,霸道、易怒、不易相处,是对她最普遍的形容词。
伟伦堂的员工蔡荣辉(音译)透露,陈慧文的外号叫“天拿水”(一种由多种有机溶剂配制而成的溶液,易燃,和陈的英文名Tina谐音),意指她“一点即着”,一旦有违意愿就“不会收声(闭嘴)”。
伟伦堂的员工在顶楼(张祺忠家门外)清点床单或者安装太阳能板,都会被她投诉,不过蔡荣辉也说,陈慧文虽然个性好强,但他并不认为她“太强势”。
张祺忠称妻子“对很多事均抱强烈的个人观点,并要求他人赞同自己,否则会生气和指责他人”。陈慧贤也形容姐姐性格火爆,欠缺耐性,爱指责他人。
女儿张思慧觉得母亲说话尖酸,经常会因为小事和父亲争吵,儿子张思博的说辞则有点矛盾,他一边强调母亲为人友善、有礼貌、待人热诚,只是讲话心直口快,容易中伤他人。另一方面又称陈慧文虽然自己经常改变主意,却对他人很苛求,经常挑起争端,吵架时还经常骂脏话。
总结起来,陈慧文似乎是情感专家们描绘的那个反面典型:情商低、不懂得给老公面子、好心做坏事(张思博说,母亲关心外婆健康,却经常爆发口角,甚至被外婆说是“咒我死”),欠缺沟通技巧——不过,虽然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对象,没有人认为陈慧文有严重的品行或者道德问题。
案发之后,曾有350多人上书为张祺忠求情轻判,当中不乏社会贤达和著名学者,而对陈慧文,许多网民则感同身受地表示“恶妻难顶”,对张祺忠纷纷寄予了深切同情,甚至“换成我也未必忍得住”。
不过,如果仔细研究陈慧文的性格,就会发现她与其说是脾性本身的恶劣,不如说是一种严重欠缺社会技巧而表现出的笨拙。
就以她投诉伟伦堂员工们安装太阳能板这件事为例,陈慧文认为,安装太阳能板的噪音,打扰了她家人(丈夫和儿女)的工作,所以义正言辞地跑去投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其实是给丈夫(伟伦堂的舍监)的工作“添堵”。
陈慧文的“霸道”和“强势”,更像是以自己的标准来阐释世界的简单粗暴。虽然有时出发点是为了别人好,但如果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她就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即使是想要他人听从自己的时候,她也只会用最不明智和最笨拙的方式(喋喋不休和发脾气)——这在本质上,和小孩子想要某种东西时的哭闹不休没有什么区别。
陈慧文出身富家,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长大,在两人婚姻的初期,陈慧文很可能的确在性格上会比较自我。
但很多新婚妻子,会在和丈夫/孩子的不断互动中,探索出适合彼此的沟通方式(这大概就是情感专家所谓的“共同成长”或者“驭夫有术”),而陈慧文在结婚30年后,却似乎依旧毫无头绪。
丈夫记忆里那个“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年轻姑娘,也成了难以忍受的“恶妻”——这也就是这起案子的重点:张祺忠和陈慧文,究竟有着怎样的夫妻关系?
张思慧在庭审作证时,形容父母“成日都好开心、好sweet”,张祺忠则自称,自己和妻子的婚姻属于“开心”。
从表面上看,张祺忠也似乎是位“达标”的好丈夫,他会接送妻子去打球,周末和妻子一起去遛狗或看电影,外出旅行时也会拍摄不少夫妇合影,携子女与陈慧文共度母亲节……
不过,在另一个版本里,张祺忠和陈慧文的夫妻关系,则没有丝毫的“sweet”可言。
陈慧贤称姐姐姐夫并不浪漫,在她的记忆里,自从孩子出生以来,就从未见过他们牵手或拥抱。
张思博也称母亲经常对父亲恶言恶语,埋怨他收入差,经常用“废”、“仆街”等字眼指责父亲,但张祺忠很少反击,只是“看起来很生气,怒目而视”。
张祺忠在审判中称,因为妻子将买楼全部归功于她自己,抹杀他的努力,因此觉得很受伤和不开心,但认为“发怒的时候对方应该理解到”,所以从未要求妻子“停止侮辱”。除此之外,张祺忠还称,他认为就是要求,妻子也不会有所改变。
辩方认为,由于陈慧文经常在别人面前侮辱丈夫,形同精神虐待,导致张祺忠情绪控制能力受损,长期压抑自身情绪,经精神医师诊断,张祺忠在案发时已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所以影响了判断力和自制力。
虽然我不认为精神医师们对张祺忠的诊断有误,但辩方的这个论点,即他的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导致的,也有欠妥之处。
案发之时,张祺忠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在学校里也有派系间的不合和争斗,而且张的朋友称,案发之前张祺忠非常担忧自己的舍监地位可能不保(这意味着损失免费的住处和一大笔津贴)——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造成张祺忠抑郁症的压力源。
陈慧文的“指指点点”,对丈夫的伤害究竟有几分深,这个问题也许除了张祺忠本人,无人能够回答。
“巧克力酱”这件小事之下,折射出的其实是一种缺乏边界感和分寸感的家庭关系,在香港这个个体空间被压缩殆尽的环境里,家庭成员间经年累月的高密度相处,也会让所有的怨愤难以宣泄和逃离。
而我想在这段婚姻里,陈慧文一定是孤独的。陈慧贤回忆,得知自己要去香港小住,陈慧文非常高兴,频繁地和她联系,然而陈慧文能和妹妹聊的,却只有育儿和投资——除此之外,陈慧文的生活里,显然没有其他的话题。
大约在案发六七年前,陈慧文曾向张祺忠提出过离婚,但丈夫不同意,陈慧文又提过分居(不涉及财产),张祺忠同样拒绝了。
虽然陈慧文经常在家人面前斥责丈夫不会赚钱和无能,但在银行办理开户时,她却自豪地称丈夫“富有而忙碌”。而陈慧文提出离婚的原因,也和金钱没什么关系,是因为丈夫总是不在家,自己感到“无聊和寂寞”。
陈慧文对自己“炒房成就”的过分强调和对张祺忠收入的攻击,也何尝不是在用一种几乎疯狂、近乎绝望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在这场婚姻中的“价值”,这种价值感,显然是张祺忠没有满足的。
所以陈慧文只能将这种情感上的价值诉求,等同于更容易计算(却也更可悲)的货币价值,那五处房产就成了她在30年婚姻里唯一的成绩。
出身富家而并不聪明的陈慧文,为了教育儿女“阅读育儿书无数”,为了积累家产省吃俭用锱铢必较,虽然她在大部分旁观者眼中,一个情商低下、不明智不懂事的“恶妻”和“泼妇”,但在这30年的婚姻里,陈慧文的的确确一直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无比用力地经营着这段婚姻。
2020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张祺忠谋杀罪成,依例判处终身监禁,主审法官彭宝琴判刑时说,案件对被告及其家人均是悲剧。
在外人看来,张祺忠一家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张祺忠与妻子相伴30载,拥有令人艳羡的财富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两人的儿女也很有出息,学业有成,工作体面。
但关起门来,这个表面美满的家庭背后,却是紧绷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或许都不是那么幸福。
或许,在追求符合社会期待的“理想幸福模板”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所谓的幸福,究竟是什么。
《53歲張祺忠為英伯明翰大學博士 專注智能檢測系統研究》/香港经济日报. 2018-08-29
《被問是否殺害妻子 張祺忠自辯冷靜答:「係」》/星岛日报. 2020-11-12
http://paper.wenweipo.com/2018/08/29/HK1808290004.htm
https://read01.com/0MPePL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