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出轨的女人说话？
先向大家抱歉，最近真的太忙了，在上海跑了两周医院，回到北京马不停蹄加了一周的班，新书正在等序言，序言的主人是出了名的拖延症，让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
当然也是有美好时间的，比如周六加班时在办公室忽然看到的日落，我们把灯关了，所有人在窗前静默着。在那一刻，人在夜幕中显得格外渺小，同样渺小到忽略不计的还有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和遇到的挫折，一瞬间有被治愈到。
然后就痛痛快快加班到了十点（叹气）。
虽然没有写文章，不会停止的是阅读。中年妇女抽离工作和家庭事务的不二法门是读书，越是忙碌，就越珍惜属于阅读的时间。最近想系统地重新研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之前读过常先生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也去巴黎寻找过常书鸿的印迹（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曾住在“十六区的巴丁南”，结果找到吐血也没找到，后来请教了巴黎的朋友才知道，其实是十四区的Bartinet）；在敦煌，因为特意去三危山瞻仰他的墓，差点延误了飞机。
三危山上的敦煌人之墓
但我至今不忘的，是他第一次到敦煌写给妻子陈芝秀的信：
芝秀，亲爱的：
你好！
我伏在莫高窟前的一块大石头上给你写这封信。就在写下这行字时，我还是忍不住抬头看看周围，看了又看我还是不相信：是梦中还是真实？我竟真的来到了敦煌？我竟真的来到了千佛洞？
芝秀，先不说别的，光凭我看到的第一眼我就可以说：这一个多月来，我们所吃过的苦头，全都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真的。
……我们在巴黎时，不是常常惊叹卢浮宫的辉煌和其他种种历史遗迹给我们的那种“何时才能看得尽”的感慨吗？敦煌的这个莫高窟，就历史的悠久和其包含的文献价值，都可以说一点不逊色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艺术宝库，因而，把敦煌壁画称之为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当之无愧！
芝秀，写到这里，我真想站在三危山上，重复一句徐悲鸿先生说过的话：中国的画家们，如果你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那么就绝对成不了一个好画家！
这封信我几乎可以背诵了，等我看过了他信里写的“那些建于五代的窟檐斗拱的鲜艳花纹和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像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极具吴道予画风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我更加能感受到那种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爱人的欣喜若狂。
几年前，我写过常书鸿和陈芝秀的故事，当然是站在常书鸿的立场上。把一辈子献给敦煌的艺术家，却失去了挚爱的妻子，这样的故事，无论讲述多少次，都令人唏嘘。
几年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样是不公平的。
我们总是扼腕叹息于陈芝秀离开敦煌这个结果，我们却从来没有问过，导致这个结果的理由。我们一直没有站在她的立场，重新审视这个故事。
不是审视作为常书鸿妻子的陈芝秀，不是审视作为常沙娜母亲的陈芝秀，而是作为陈芝秀的陈芝秀，一个独立的女人。
去年暮春，我去了一趟诸暨，那是西施的故乡，也是陈芝秀的。但我是去寻访一家开在次坞老街里的打面店。因为疫情，整条街都空荡荡的，只有巷子深处的打面店轻摇炊烟，远远看到，有安全感。那家店的老板娘刚刚退休，把店交给侄子夫妇打理，朋友有点可惜地说“老太太烧的更好吃。”话音刚落，通往二楼的楼梯吱吱呀呀一阵响，一个老妇人立着，鹤发鸡皮，梳得光溜溜的髻，一双眼却是明亮的，毫无浊气。她有些慵懒的略点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正扭头回去，我上前一步怯问，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烧碗面？
她不响，侄子在旁边帮腔，他们北京来的。楼梯上传来一句，香港来的也不烧。我赶紧接一句，在北京苦煞，没什么好吃的，咸菜肉丝面都吃不到。
太阳透过天窗照过来，髻上的银簪亮闪闪的，伴着楼梯的吱吱呀呀，老太太下了楼，冲我笑笑，走向灶台。她下起面来动作奇快，也不说话，一手炒浇头一手烧面，猪油下的快准狠。上桌时，首先感受到的是烫。吹了又吹，咸菜的鲜，肉丝的嫩，混合着打面的筋道一齐涌进口腔，那一刻，我领教了诸暨的打面，连带着略略领教了诸暨的女人。
一百年前的陈芝秀讲的是否也是这样一口如打面般挺括的诸暨话呢？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她和那打面店老板娘一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和怜悯，也有着我们所不知晓的才华。
在一本名为《野火》的民国杭州期刊里，我找到了陈芝秀发表于1927年的一篇小说《颠沛》。因为是连载的，我只看了三期，但只需要看一看其中的文字，我们便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的女子——
故事其实很简单，大约讲的是家乡遭了兵匪，主人公“我”和祖母一起逃难，寄住在一个破旧的佛寺里。小说里，一位“张先生”把女主安顿在寺庙里，环境十分恶劣，“灰白的床帐，破旧的两张桌椅”，“床前铺着些许稻草”，我读到此处，以为这篇小说创作于陈芝秀到达敦煌期间，没想到，却是1927年。那一年，他们结婚才两年，常书鸿还有一年才会前往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1928年6月2日《时报》刊登了常书鸿赴法留学的消息
一语成谶啊！！
常书鸿和陈芝秀算是表兄妹，但并没有血缘关系，陈芝秀是常书鸿小姑妈的继女，据说，他们在1922年相识，陈芝秀家境不错，她的父亲本来并没有看上常书鸿，最终，还是拗不过一双小儿女的一见钟情，答应了这件婚事，当然也是亲上加亲的意思。以文字的气质来看，陈芝秀和常书鸿一样都是敏感的性情中人。
陈芝秀并不是诸暨城里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她也有属于自己的追求。1931年，里昂中法大学有一名官费生回国，张道藩推荐已经是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织物图案科的二年级学生（自费）的陈芝秀成为候补，拿到了留法的奖学金。
陈芝秀当时已和常书鸿结婚，在留法学生当中，他们算不上“境遇困苦”，张道藩一直对常书鸿颇为照顾，陈芝秀拿到替补奖学金，应该也来自张道藩的帮忙。
我们很难查到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雕塑，常书鸿因为《梳妆少女》获奖之后，顺利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陈芝秀不久也带着女儿迁居巴黎，考进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1934年，她的雕塑作品流传到了国内，这便是“吕斯百像”和“我的女孩”。
常沙娜先生在口述中说，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唯二陈芝秀的作品——
但我在翻阅故纸堆时，又找到了两件，这两件作品都发表在1934年的《艺风》第2卷第八期上——
她也是常书鸿的艺术缪斯，常书鸿的获奖作品《病妇》画的就是陈芝秀：
常书鸿，《病妇》，1931年法国里昂美术馆收藏
在常沙娜的记忆里，母亲法语讲得很好，打扮入时，会织好看的毛衣，她穿的所有衣服都出自母亲之手。有一次，常沙娜去雕塑教室找妈妈，大家正对着一个裸体女模特做人体雕塑，常沙娜问母亲那女人为什么不穿衣服，妈妈对她说：“因为她的身体好看，我们要塑她的像，就要知道她全身的样子。”
1933年在巴黎的常书鸿一家合影
陈芝秀还撮合了王临乙与王合内的中法情缘——
1937年，陈芝秀开始收拾行囊，她买了许多窗帘和床单，不断和女儿常沙娜讲述着他们的未来生活，她说北平艺专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四合院，王合内王临乙将成为他们的邻居，她会把那里布置得比巴黎的家更美，那是陈芝秀的一个梦，这个梦很美，但永远没有实现。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创作的《画家家庭》
1937年夏天，陈芝秀带着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箱子，装着常书鸿的画作和自己的一些小型雕塑作品，带着女儿回国了。即使在现在，一个女人带着女儿和一家三口所有的行李回国，都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重担，但陈芝秀做到了。先行离开的常书鸿为什么没有像陈梦家一样，主动承担携带粗笨行李的任务呢？我们只能理解，他们尚未接受生活的磨砺，常书鸿在夫妻相处时的大男子主义，在这时也许已经初露端倪。
但陈芝秀仍旧是意气风发的，因为她不仅是常书鸿的妻子，更是女雕塑家陈芝秀。
1937年7月27日的《新闻报》刊登了陈芝秀归国的消息。
他们没能前往北平，因为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很快沦陷了。一家三口在上海见了面，常书鸿对陈芝秀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逃难了。”
他们真的开始逃难，辗转到沅陵，再辗转到贵阳。我采访厐薰琹和丘堤先生的女儿厐壔时，她讲述了自己和常沙娜的第一次见面：“她一句中文也不会讲，我一句法语不会讲，我们在庐山的雪地里呆呆站了半小时，我妈叫我们两只‘小戆笃’。”我问她对于陈芝秀的印象，她说：“很时髦，也很温柔，比我妈妈温柔。”
沙娜（左）与厐壔、厐均
在贵阳，他们遭遇了日军的空袭，陈芝秀抱着女儿钻到餐桌底下，那是她们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那天天刚晴，过了一会就听到飞机拉警报，轰轰轰，他们好多人说这是演习，这是演习，刚说了这个，啪嗒啪嗒啪嗒，一下子整个一片黑，我妈妈拽着我就躲在桌子底下保护我。等到飞机过去了，炸弹炸完了，出来一看，全是黑的了，烟，然后叫，完了一看，地上好多人都断胳膊断腿了，吓死了。——常沙娜
他们的艺术作品和陈芝秀从巴黎购置的窗帘床单都化作灰烬，但常书鸿在法国获奖的奖牌居然奇迹般的完好无损。
陈芝秀在这次轰炸后受到了巨大刺激，她常常木呆呆的跪在那里，看见火就害怕。朋友推荐她去了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她和闺密王合内一起在那里受洗入教，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了信仰，她又渐渐地恢复了，女儿常沙娜说，她用云南的蓝印花布做了一套别致的旗袍，母亲又漂亮了起来。
今天一说抗战时期的大学，第一个想起的是西南联大。但国立艺专可以看做艺术院校的西南联大，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一路从长沙迁往昆明。国立艺专内部矛盾重重，“杭州艺专”派的林风眠半夜出走，学生们认为，这是“北平艺专”派的厐薰琹和常书鸿等教授联名要求林风眠辞职造成的。常书鸿在学生当中的口碑不算好，在丁天缺的回忆里，吴大羽曾经称赞过常书鸿的画作，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偷偷说常书鸿的画“令人作呕”。我猜测这也许是因为他刚刚回国，和学生接触不多，性格又不算亲切和蔼。他甚至曾经被学生推搡推下楼梯：
住在隔壁的常书鸿不知头里，出门想看个究竟，正好被某同学揪住，猛力一推，竟从楼梯口直滚去，幸亏楼梯上多是同学，挡住，没跌到底。尤其常书鸿好像老于此道，当同学揪住他时，先把他那副眼镜捏在手上，免得一起遭殃。——丁天缺，顾镜遗梦
为了解决国立艺专的矛盾，教育部派“柏林三杰”之一的滕固担任校长。滕固上任担任国立艺专校长之后，宣布夫妻不能同时在学校任教，陈芝秀被解聘。
滕固的故事相当唏嘘，开除掉陈芝秀的他也许想不到，自己的英年早逝和太太毒打大有关系（见吴宓日记）。
西南联大驻扎在了昆明，国立艺专则因为滕固校长的去世而再次迁移，这次的地点是重庆。到达重庆后，新任校长吕凤子解聘了常书鸿。此时，教育部成立了艺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去担任秘书，这也成为他日后的一大“罪状”。他们在凤凰山安了家，1941年7月，他们的儿子常嘉陵出生，这是他们难得的平静时光，也仅仅持续了两年。
我仿佛曾在浙博看到常书鸿的题为《重庆凤凰山即景》的作品，旁边一个大叔不解说，这明明是农家生活，怎么农妇还穿旗袍？
1942年常书鸿创作的《重庆凤凰山即景》，画面中，陈芝秀抱着嘉陵看兔子、王合内养兔子、沙娜喂鸡、公用的厨房、李家珍带着子女上山、王合内养的宠物狗Loly。
穿旗袍的女人，是陈芝秀。这个习惯，她一直保持到了敦煌。
1935年的常书鸿一家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43年，常书鸿并不是最初的人选。于右任一开始想到的人选是在敦煌的张大千，李廷华的《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里记述，张以“自由惯了”婉谢。比常书鸿更为合适的人选是当时和张大千同时到达敦煌、也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过雕塑的王子云，王子云所在的考察团在敦煌活动期间，曾经给教育部写过要求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报告，报告书由艺术教育委员会处理，此时的艺术教育委员会秘书是常书鸿：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由常书鸿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子云任副主任。王子云认为常书鸿是个专业油画家，让他来主持敦煌研究不甚合理，于是不肯居常之下，没有参加敦煌研究所的工作。——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
常书鸿和王子云没有私人矛盾，他们在法国早已相识，在国立艺专，常书鸿任大专部主任，王子云任中专部主任。王子云反对常书鸿任主任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专业搞油画的，对敦煌的雕塑艺术还是外行。
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常书鸿坚持要让妻子陈芝秀带着孩子一起去那么艰苦的敦煌，他明明可以像之前那样，自己先去那里筹备，等情况安稳之后再接妻女（就像他之前在法国和回国后做的那样）。因为他知道，虽然自己热爱敦煌，但学习油画的自己，确实在业务专业上非常需要一个雕塑家，王子云的离开，使得陈芝秀的加入更为迫切了。
陈芝秀
陈芝秀对于前往敦煌毫无概念，在巴黎时，她听常书鸿讲过敦煌的雕塑，但觉得这离自己太远了，她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梦，“想想而已”。
她对于丈夫的决定非常不解，常沙娜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凤凰山的生活刚刚稳定，千辛万苦才过了两天安生日子，现在为什么要去甘肃。
妈妈也对我说：“你爸爸疯了，要去甘肃！你知道在甘肃住的是什么吗？都是住窑洞！”我听了很奇怪：“什么？住窑洞？什么叫窑洞？人就住在洞里？”为这事我还去问过我的小学老师：“老师，听说甘肃人住窑洞？”老师的回答很肯定：“对啊，在西北都是住窑洞的。”我就回来向妈妈证实：“是这样，西北都住窑洞。”妈妈问：“住窑洞你去吗？”我说：“我不去。”爸爸解释说敦煌那里不住窑洞，可是我更相信老师的说法。——常沙娜
她对闺蜜王合内说了另一个理由，她的信仰问题——
那里是佛教的石窟啊，我们信的是天主教，怎么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
如果我们考虑到信仰在大轰炸之后给予陈芝秀的抚慰，她的这种痛苦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是矫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
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1943年深秋，她抱着两岁的儿子坐在卡车的副驾驶座，常沙娜则和父亲坐在卡车后面的箱子上，一家四口从重庆前往敦煌。
作为母亲，作为妻子，她妥协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巨大的牺牲，在这之前，她一次次抛弃了自己的事业，一次次为家庭默默做着贡献，常书鸿大约以为，这一次也不例外。
但凡事总有例外。
在敦煌，陈芝秀始终是格格不入的。
常书鸿不让她穿棉旗袍，说“这样上车下车不方便，你看人家都没有这样的”。取而代之的是老羊皮大衣，陈芝秀表示太难看，但因为太冷，只好穿上。
一到兰州，她就跑去教堂找神父忏悔，坦言自己不愿意去敦煌。兰州的神父是法国人，劝慰她让她做出牺牲。这给了她短暂的安慰，然而，敦煌没有天主教堂。
第一顿饭，是一碗面一碗盐一碗醋，常书鸿兴奋地问陈芝秀，你看到了吗，那是九层楼，那是千佛洞。陈芝秀没有说话，只是抱紧儿子，不让他受到寒风刺骨的侵蚀。
房子虽小，但妈妈爱清洁，很会收拾，什么都很有序，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分隔内外的隔断，帘子下部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妈妈追求的就是舒适的环境，再简陋也是整整齐齐的，很温馨。——常沙娜
她最后的倔强，是抹口红，因为这，敦煌当地人管这个女人叫“妖精”。
幸好还有艺术，作为一个雕塑家，她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天和研究所的年轻人一起进洞临摹，她的脸色渐渐好看了一些。
她在墙边五斗橱上面摆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每日早晚在圣母像前做祷告。常书鸿和她吵了架，她就跪着两手交叉捶胸说：“我罪，我罪，是我的大罪！”常书鸿的脾气很大，这当然是因为作为艺术家要做许多事务性的工作，这种重压之下，有情绪可以理解，但把情绪带回家庭，使得这对夫妇的感情岌岌可危：
他回到家常常把在外面工作压抑下来的种种不快发泄到妈妈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跟妈妈吵，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爸爸只顾发泄，妈妈也不让步，那段时间我对家里生活的印象就是他们不停地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妈妈受不了了，说：“那就离！”爸爸也说：“你走吧，你滚蛋吧！”“那好，我们离婚，你写！”这种话都说出来了，爸爸在气头上可能也写过离婚书之类的字据，为以后的事埋下了伏笔。——常沙娜
所以，我认为赵忠清的到来，不过是压垮陈芝秀和常书鸿婚姻的最后一根羽毛。和常书鸿相比，赵忠清显然更为在乎陈芝秀的感受，他和她是诸暨老乡，她发愁于儿子体弱多病，他就去打黄羊，他倾听她的一切抱怨。
出轨当然不对，但我要说，即便没有出轨，陈芝秀注定是要出走的。
因为她并不是朱安，她虽然一直以温柔和能干示人，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自我。
一个女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哪怕她成了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就活该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吗？我想，陈芝秀的心里，不止一次这样呐喊着，她不是西施，她是塞纳河畔的女儿。
1945年4月，乍暖还寒。陈芝秀对丈夫说，自己有妇科病，想要去兰州检查身体。常书鸿不以为意，还问她，需要沙娜陪你吗？
她回答：不用了，我去一下就回来。
临走时，大家还宰了一头羊欢送她。走了数日，有人给常书鸿看一封情书，才知道，并不是看病。
而是私奔。
赵忠清和她私奔了。
常书鸿疯了。他骑着一匹枣红马连夜飞驰，马不停蹄赶到安西。找遍了所有的车站旅馆，见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漂亮女人？”
有人说，看见过，但早就走掉了。
他继续往玉门追去，最终，从马上摔下来。被戈壁滩上找石油的专家和敦煌的老工人窦占彪发现，这才救了回来，昏迷了三天三夜。
常书鸿说，他后来听人讲，兰州报纸上，陈芝秀刊登了宣布和常书鸿脱离关系的声明。
在这场婚姻悲剧里，两个人都是失败者，也都是肇事者。人人都责备陈芝秀丢下丈夫，丢下一双儿女。但常书鸿忽略了妻子的感受，在遇到困难时，甚至拿妻子做出气筒，这些都是陈芝秀出走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敦煌的守护者，常书鸿是称职的；作为丈夫，他却是不合格的。如果当年在回国之前，夫妇俩能够做更多的沟通；在敦煌的岁月里，夫妇之间能够多多互相体谅，这场出走的悲剧，还会发生吗？
没有如果。
1946年回到重庆后沙娜和爸爸常书鸿、弟弟嘉陵合影
常书鸿不再提陈芝秀的名字。儿子常嘉陵天天哭着喊着，到处找妈妈。14岁的少女常沙娜，默默承担肩负起了照顾爸爸和弟弟的重任。厐壔先生和我说，在重庆，丘堤曾经让厐壔帮着照看过常书鸿的儿子常嘉陵，“他特别皮，一来就打碎了我的一个镇纸，天天又要爬窗户去看汽车，简直就是野人。” 厐壔心里气呼呼的，给常沙娜写信说：“快来把你的弟弟带走吧，这是你的弟弟，又不是我的。”
常书鸿（左），常嘉陵（右）；常嘉陵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卡车司机
在重庆，常沙娜在干妈王合内面前提起陈芝秀的时候，用的称呼是“贱女人”，这是跟她的父亲学的。王合内抱着沙娜哭起来，说：
你不要骂，你妈妈很苦。
丘堤曾经和丈夫厐薰琹说，书鸿太过分了，敦煌那样的环境，小孩子不能出去读书，出路在哪里？
后来他们和爸爸说话时我听见几句，他们埋怨爸爸：“书鸿你做得太绝了！”爸爸说：“不是这样，走的是她呀!我没有办法，是她对不起我，对不起沙娜和嘉陵!你们太不理解我了，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敦煌，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他们又说：“你对她关照得太少了！”爸爸听了这话，没有吭声。——常沙娜
既然常书鸿也认为敦煌的生活“你们一天都过不下去”，他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一下陈芝秀在敦煌的生活呢？更何况，她不仅要每天进洞临摹，还要照顾一双儿女，既然如此，何必苛求！
陈芝秀就这样消失了，无论是在历史里，还是在艺术家们的讲述里。
这种消失，可以理解成是她的主动切割，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们都不来往了。
直到1964年，赴美留学归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常沙娜带着学生到杭州写生。大伯问她：“你要不要见一下妈妈？”
这一年，常沙娜33岁。她和妈妈，已经整整分别了19年。
眼前是一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女人，实在无法与当年谈笑风生的巴黎时髦女性联系在一起。
陈芝秀和赵忠清从兰州辗转回到了杭州，在此定居。很奇怪，赵忠清作为国民党军官，却没有在1949年带陈芝秀去台湾，是什么让他做了这样的选择？解放之后，赵忠清被判入狱，很快在监狱里病殁。成为反革命家属的陈芝秀改嫁给一个工人，生下一子，为了生活，她当起了佣人（有一位读者曾经给我留言，她看了陈芝秀的照片，非常怀疑自己家里的老保姆就是陈芝秀，但她只知道她姓陈，是诸暨人）。
母女俩的见面，没有拥抱，没有眼泪，陈芝秀只是反复说：
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常沙娜瞒着父亲每个月给母亲寄钱，母亲写的回信是：“沙娜，钱收到了，谢谢你。”信里没有别的话，只反复絮叨，汇报这些钱的用途，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
信上的字写得很差很差，常沙娜说，她记忆中妈妈的字是很好看的。
为了保持自我而出走的这个女人，却从此失去了自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彻彻底底的悲剧。
她终于成为自己少女时代的小说里写的那个女主人公，哀怜而自伤，而渐渐的，连哀怜也没有了，麻木地沉浸在痛苦的大海里，再也感受不到任何幸福。
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变。“文革”期间，常书鸿成为敦煌第一反革命。他和李承仙所生的儿子常嘉煌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我曾经看到过敦煌研究所一份外调材料，“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曾跑到杭州，逼迫和诱使陈芝秀揭发父亲当年的“罪行”，但陈芝秀一句有损于父亲的话都没讲。——常嘉煌，父亲的敦煌悲欢梦
1979年，常沙娜把母亲的事情告诉了住在南京的干妈马光璇，她的丈夫吕斯百在浩劫中服毒自尽。马光璇直接要了陈芝秀的地址，给她写信，约定要去杭州见她。
1950年的吕斯百和马光璇
是陈芝秀答应了马光璇的这次会面？还是马光璇单方面执意为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马光璇兴冲冲赶到杭州时，得知了一个消息，就在前一天，陈芝秀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干妈沮丧得不得了，记不清她是打电话还是写信告诉我：“沙娜，我没见到你妈妈，太遗憾了，真没想到她突然间就走了，还没看见我就走了！她的儿子和她后来的丈夫说，她太激动了，突然间猝死！”——常沙娜
我理解她的死亡，命运已经给了这个女人太多太多太多的重负，她要如何回望？她怎么敢？怎么能？怎么可以？她曾经那样切断了过往，在杭州，她明明有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在国立艺专一起被滕固开除的刘开渠的妻子），她却从来没有去找过她，因为她决意切断的，是和常书鸿一起的所有细节。
但她不知道，她切断不了，因为她最美好的时光，也是和常书鸿在一起的，那些巴黎的照片可以证明，她的雕塑作品可以证明，她曾经有多幸福，现在就有多痛苦。
死亡，是她最后一次抗争。也许，对于陈芝秀来说，只有死亡，才能脱离所有的苦难。
陈芝秀去世之后一两个月，常沙娜和父亲以及继母李承仙一起应井上靖的邀请去日本访问，她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常书鸿，常书鸿小声地问，“什么时候走的？什么病走的？”然后，他便陷入了沉默当中。
常书鸿与第二任妻子李承仙的婚纱照
在《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录》一书中，池田大作曾经这样问常书鸿：
池田问：“如果您能转世，您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常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假如真能转世，我还做常书鸿，还去敦煌！”
如果真能转世，陈芝秀还选择做陈芝秀吗？她还会在去杭州相亲时，爱上那个继母娘家的小哥哥吗？她还会选择离开敦煌吗？
她也许会说，我是天主教徒，我不相信转世。
但我们永远听不到她的回答了，我们只知道，在一百年前，一个叫陈芝秀的女雕塑家，曾经真切地活过，快乐过，痛苦过，而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为一个妻子，她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勇敢的。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
1、常书鸿，九十春秋: 敦煌五十年: 常书鸿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1
2、常书鸿、池田大作，敦煌的光彩 : 常书鸿、池田大作对谈录，人民日报 2011-3
3、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 常沙娜人生回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9-25
4、高尔泰，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11-03
5、丁天缺，顾镜遗梦: 丁天缺自传，天马出版公司2005
6、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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