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难得君
鲁迅自然不必多说，我们几乎都是从小读他的文章长大。
今天提到的另外一位大师，大家可能很少读到他的文章，因为他主要的成就在史学、哲学、语言学、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他在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沉后两周年写的纪念碑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却是众人皆知。
他和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被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称为清华大学百年史中四大哲人；他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等人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他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1890年7月4日出身于湖南长沙，系名门之后。他的祖父陈宝箴，是少见的实干型政治家，眼界开阔，敢于变革，未出道时就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官拜湖南巡抚，是维新变法时，唯一响应中央的地方巡抚。
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称之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
名门公子，家学渊源，却丝毫没有纨绔之气，埋首书斋做学问，自甘寂寞，学问功底在整个民国学术界无人出其右。
就连梁启超都说：“我梁某著作等身，不及陈寅恪寥寥数百字”，北大校长傅斯年称他“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吴宓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这位名满天下的年轻大师，与我们熟知的鲁迅，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1902年，陈寅恪三兄弟剪去辫子，留着短发，负笈东瀛求学，入日本弘文学院，这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而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这一年，陈寅恪年仅12岁。
留日期间的陈隆恪（左）、陈寅恪（中）、陈衡恪（右）三兄弟
这一年，21岁的鲁迅以矿路学堂毕业生的身份考上官费留学生，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登上日轮大贞丸号，由南京出发去日本。而同行的就有陈寅恪兄弟。
俞明震是鲁迅的老师，又是陈寅恪兄弟的亲舅舅。他虽是晚清官员，却积极支持康梁变法，也参与过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倾向于变法维新，主张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先进经验，曾两次亲自带领官费留学生赴日，还尽力让家中子弟出国读书，他的侄子俞大纯和外甥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都因此成为日本留学生。
鲁迅对开明的老师俞明震和陈家兄弟的印象都很好，他在《朝花夕拾·琐记》曾提起对“俞明震”的印象：
“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在日记也多次称俞明震为“俞师”或“恪士先生”以示尊崇。
鲁迅与陈家兄弟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住一舍，同学两载。
当时鲁迅已经已经21岁，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26岁，字师曾，著名美术家、全才艺术家）交往甚密，终身是好友。
而陈寅恪当时年仅12岁，在鲁迅眼里就是一个小弟弟，尽管小弟天资过人，但毕竟年幼，很多观念、想法和鲁迅还存在着年龄的代沟。
鲁迅取得了弘文学院的毕业文凭之后，于1904年9月8日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鲁迅后来弃医学文，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弃学，在东京寄寓，自学德语、俄语，靠翻译外国小说谋生。
当时，日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东京成为革命者的天堂，许多留日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后来很多成为民国的高官。
但是，陈寅恪对于政治并不感兴趣，学日语对具有语言天赋的他来说，不过是一件小事，他更多的精力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
他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他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后来的弘一大师），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才华横溢的李叔同此时还没有对革命心灰意冷，是同盟会的骨干。
陈寅恪与李叔同常常一起参加一些艺术活动，他全力支持李叔同编辑《音乐小杂志》，并为杂志撰稿，两人还经常在一起探讨书画和音乐。
1904年，陈寅恪趁暑假返回南京考取了官费留日，然后再次到弘文学院学习。
陈寅恪是特立独行的，他自称：“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
不久陈寅恪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直到1910年才再次出国，游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学过22种外语、精通8国文字，尤擅梵文和巴利文，他本来就国学基础深厚，兼之游学西方15年，后遂成为中古史、宗教史专家。
数年之后，三位当年的同窗后来各自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鲁迅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将，李叔同皈依佛门成为一代佛学宗师，而陈寅恪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独领风骚。
“绍兴府中学堂春季旅行于禹陵之纪念”，1911年春摄于绍兴
1912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出任教育部佥事，1913年，陈衡恪任教育部编审，两位老同学在北平相见，格外亲热，过从密切，鲁迅当时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就是陈衡恪题写。
1914年，因一战爆发，在欧洲游学的陈寅恪归国，来到北平投奔大哥，被聘为蔡锷秘书，经常与鲁迅见面。鲁迅1915年4月6日的日记里还记着：“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对陈氏兄弟，鲁迅颇为推重，曾对陈寅恪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而陈寅恪答：“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
此时陈寅恪已成年，但志趣与鲁迅并不相同，他性格孤僻，常与李叔同等人一起讨论、研习古诗画和音乐，远离政治运动和革命浪潮，沉浸在中古史的学术研究中。
没过多久，陈寅恪再次出国，前往美国留学，从此中断了与鲁迅的联系。
民国的名人圈很小。1926年，36岁的陈寅恪经人介绍认识了唐筼，两年后结婚，唐筼是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当时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鲁迅妻子许广平的老师。后来陈寅恪夫妻南下，许广平还曾特地前去探望老师。
对与鲁迅的交往经历，陈寅恪不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私下与友人的交谈中，都只字不提，对鲁迅从无任何评价，而鲁迅对陈家兄弟则颇为推重，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与大哥“陈师曾”（陈衡恪）的日常往还，也有一些与陈寅恪的来往。
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因此，很少有人知道陈寅恪和鲁迅曾经是同窗好友，而且，对于留学期间的一些往事，也极少对人提起。
陈寅恪本人虽然出身世家，学养深厚、名满中外，但他的性格孤僻清高，命运十分坎坷，十几岁就有腿疾，后来一足跛行。
此时，陈寅恪正奔波于父亲的丧事之中，国恨、家愁交叠而来。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导致视网膜剥离，必须及时手术，不可延误。
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待“七七”守孝期满，便拖家带口，离开北平。
最后还是友人帮忙，将陈氏一家从火车的窗户口拖将上去，才有幸赶上南下的火车。
到达西南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而托运的书籍也在长沙悉数毁于战火。
即便如此，陈寅恪依旧通宵达旦、备课写作。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陈寅恪在一间透风的茅草屋里，就着小板凳，对着一口大箱子，写下了著名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字字珠玑，足以藏之于深山。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牛津大学亦聘请其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并为其配好副手，虚席以待。
陈寅恪两度辞谢，但考虑到英国先进的医疗技术或许能为其眼睛提供一丝希望，陈寅恪才答应就聘。
这年暑假，陈寅恪携家人前往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却不料欧洲战火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同日，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失守。
被困香港的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食粥不饱，卧床难起”，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
陈璧君之流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伪港督还拿出20万的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刊物，陈寅恪再次拒绝。
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便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
最后多亏了刘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为陈寅恪筹集经费，又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终于返回大陆。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睁开双眼，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1948年冬，陈寅恪拒绝飞去台湾。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邀请，到了南国任教。
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历史研究所，包括上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的所长。
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带着满腔的热情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喜悦，南下劝说陈寅恪重返北京就职。
汪篯用“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老师，引起陈寅恪勃然大怒，对着汪吼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但到了六十年代，风声渐紧，陈寅恪被学生指为反动派的祖师爷。学生们说: “鉴于他已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动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因为“工宣队”看中了这座楼房，要用来作指挥部。
陈氏夫妇被迫搬到了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此时陈氏已病得连吃一点儿汤水类的“流食”都已困难，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11月21日晚，妻子唐筼也追随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大陆学术界的一代大师，不阿谀政权的，寥寥无几，唯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三先生而已。再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禁令人涕泪交零。
作者简介：难得君，一个三观比五官正的温情大叔，985硕士，曾任企业高管，大学教师。为防走散，关注微博@我是难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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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大学校长，11月24日，是他88岁生日。
我非常尊敬的易中天老师写了篇怀念老校长的文章，四十年前“只看了我一眼”的老校长，改变了易老的命运。
在大家的记忆中，张伯苓、蔡元培、梅贻琦、胡适...这些大师都堪称好校长。
比如，梅贻琦，他在清华大学历史上的作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时国M党试图将党义写入清华教科书，对学校进行军事化管理，希望将学生培养成为D国后备军，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但学生们不干了。
你让骄傲的清华人走正步，敬军礼，没事就搞誓死效忠，这不开玩笑么！于是，学生们罢课、游行、坚决抵制！
清华早年的精神可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十六个字。
罗家伦灰溜溜的逃跑后，Z府派来了乔万选，一个政客，带着部队来上任。结果一样被清华学生给收拾了，留下一张“将永不任清华校长！”的纸条溜走了。
然后，吴南轩被驱逐....校名三更，校长十易，这就是清华！
赶走校长、狂怼政府、硬扛军队，这就是清华学子！当然，反过来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具有的博大胸怀。
校长之位空悬11个月后，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梅先生显然达到了学生提出的5个要求，在他的十七年治理下，清华成为国之栋梁。
而他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成了世纪绝响！
2005年，温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有一位大学校长，他一生致力于回答“钱学森之问”，他的名字叫做：刘 道 玉
1933年，他生于湖北枣阳一个典型的农家，排行老三。他6岁放牛，8岁念私塾，他原名道雨，先生为他改名“道玉”。他后来的笔名是“路石”，这种自谦恰正如一则奇妙的人生预言——当一块美玉甘做铺路石，必有无数人通过它走向真理。③
1953~1958年他就读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后留校任教。1959年，作为优秀毕业生的他被选派留学苏联。出国前的新年，他与妻子新婚，恰逢“三年困难”，招待宾客的喜宴，是从“特殊渠道”买来的一锅糖水萝卜汤。③
1962年，他在苏联攻读化学副博士，各科成绩全优。但因为代表留学生发言时触怒苏联当局，第二年就被点名遣返。
1966年，32岁的他跻身武汉校委，却无法生出兴奋和作为。目睹悲剧与荒唐，坚守善良的他迷茫了，也成了挨整对象，无数次非人折磨、命悬一线，他不得已留下遗言。幸有妻儿相爱扶持，才熬过艰难岁月。
1977年，他被借调到教育部，出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参与冤假错案平反、高考制度重建。
在邓公召开科教座谈会期间，刘老是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他的建言献策为恢复高考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持续两年的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导致他重病住院。大病初愈，他拒绝了高教司司长的职位，回到与他一样饱受摧残的武大，誓要重铸母校的辉煌。③
1981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年仅48岁。《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说“刘道玉，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刘老破天荒的废除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这在当时的政Z环境中，是骇人听闻的！
当时的大学生都是按计划、名额培养的，刘老多次进京找相关领导、克服重重困难，率先摸索出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以学生为本”的制度。
他还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著名作家野夫就是第二届作家班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你可能想象不到，当时的武大学生居然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5年内若有大的成就，或自愿奔赴边远的，由学校还贷......
野莽先生提到过一个故事，大概是说一位现在的副省级官员，当年的武大学生，因为无钱购书而尝试盗窃被抓。刘老顶着全校领导一致的勒令退学的决议把那名学生留了下来。
而他的这些改革措施，就算是放到当下，也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但刘老做到了！
作为一名校长，刘老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爱惜，同时代无人能及。
邓晓芒（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没念过大学就直接考取了研究生，毕业后被刘老破格留校，后担任武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德培，法学泰斗，50年代起就被压低工资，刘老为他争取到全国唯一的教授工资上调。
易中天，武大毕业后本来必须回新疆，但他是胡国瑞教授的唯一嫡传，于是刘老找到教育部长，动员五个本科生去新疆，才换来易中天留校……
杨小凯，华人中，最接近诺奖的经济学家，我之前专门写过关于他的文章：被遗忘和严重低估的伟大学者（点击链接可阅）。杨小凯是刘老一生最得意的成就之一。
杨小凯18岁被判刑10年，在狱中自学经济学。1980年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没被录用，沦落到印刷厂当工人。
刘老顶着巨大的风险，将这个昔日的反GM聘为讲师，并帮助他平反和落实户口。
正是在武大的宽松环境中，杨小凯完成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重要专著。而这两本书，是那个时期国内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权威著作。
后来，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访问武大时，被杨小凯的天才所震撼，推荐他到普林斯顿读博，却因政审无法成行。于是刘老与邹至庄写信给国家领导人，最后才让杨小凯得以顺利赴美。
刘老在武汉大学大刀阔斧的进行教育改革，倡导自油明珠的校园文化，无论哪一样，都堪称领高校风气之先，因而，他被称为：
1986年8月，刘老带4名教授，前往北京公干。一行人买了软卧车票，正准备休息，乘务员却跑过来，请求他们调换位置。
接着，两名穿公安制服的人要求刘老把位置让出来，压根就不跟你讲理，“换也得换，不换也得换”。然后，刘老被赶了出去，一位大领导被恭请进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刚上任的湖北省长XX。
刘老一行只好忍气吞声，下车后，同行的人将火车“霸座”一事讲给了朋友。没想到，两个月后，香港的《民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官贵民贱》，讲的就是霸座一事。
尽管内地是看不到这报纸的，但是消息还是被传递到了上面，于是上面震怒，责令调查清楚。
搞笑的是，来调查的还是省W的人。有人带话给刘老，意思就是说，省长是上任不久，要维护他的光辉形象......希望你发表申明，就说香港的报道纯属造谣。
省W调查组还搞不定一个校长，这让某些人很生气，于是就造谣说刘老是在香港召开记者招待会将这事捅出去的。这叫做泄露G家J密，要追究他的责任。
刘老坚决回击，没错，他是7月份受邀去过香港中文大学，但“霸座”发生在8月。而且，被霸座算哪门子的机密？
这件事，记录在刘老的回忆录《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
刘老的这种性格和作风，放到梅贻琦的时代，没问题。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1988年，刘老忽然被免去了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刘老说：“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
有个人还指使刘老的学生去北京告状，并对人说：“我把刘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刘老在自传中写道，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
刘老被免，其实并不是他得罪了某个人，而是得罪了整个体Z。
他说：“我理想中的大学是，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明珠学风，创造不止。”
刘老在被免职后，多次被邀请去担任厦大、暨南、华侨等大学的校长，甚至还有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等职务，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说：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尽管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宣传片只字未提刘老，尽管武汉大学至今没有刘老的一个题字、一座命名的建筑和道路。
但当易中天回到母校演讲时，当讲到“刘 道 玉”三个字时，本来想做个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掌声雷鸣。
他不禁感慨：一个人的名字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记得，难道刘老真的是人们所说的“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吗？
感谢并致敬每一位像刘老一样致力于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人!
作者简介：难得君，一个三观比五官正的温情大叔，985硕士，曾任企业高管，大学教师。为防走散，关注微博@我是难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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