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有几种办法？

吴晓波：共同富裕有几种办法？

2021年08月26日 09:49 分类：民生 阅读：713 评论：0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公平富裕”。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道路。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一个理想，反对的人没有良心。问题是，怎么才能共同富裕？办法有很多种。

 

在中国，最早想出的一个办法是井田制。

 

井田制，顾名思义就是一方田地分成井字型的九块，八户人家分种自己的那一块，中间那块是公田。大家在忙完自己的地后，顺便把中间的农活一起干了。等到收割的时候，再把公田的粮食平均分了。

 

井田制最大优点就是，有了集体的再分配，哪怕能力最弱的那户人家也有一口饭吃。《诗经》赞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但是，这个制度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八户人家生育能力不同，劳动积极性不同，过了若干年，有的人家就会兼并其他的农户，而被兼并者，要么被赶出井田成了流民，要么就成了雇农，天下就不公平了。

所以孔子说，周礼的崩坏，就是从废井田开始的。他一直呼吁要恢复井田制，但是，他老人家不懂经济，到死也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大儒董仲舒提出了“限田”，每户人家的田地有一定的上限，“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不过问题还是老问题，名义上限制住了，大户人家用其他办法仍然能绕过去。到了西汉末的王莽时期，索性宣布“王田法”，所有土地都公有了，一律不得买卖，十多年后，王先生的脑袋就被割掉了。

 

2

 

二十多年前，我写《温州悬念》，去乐清农村调研，发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把它归整一下，在这里再讲一遍。

 

当地的大山里，有一个十分贫穷的村子。80年代初，有三兄弟跑出去做生意，靠贩卖纽扣赚了钱，成了“先富起来的人”。有一年，他们回到村里“先富带后富”。不过，三兄弟的办法各不一样。

 

老大最爽快，全村一百户人家，每户分一万元。

 

老二觉得“要致富，先修路”，就投资一百万修了一条机耕路，从此乡亲们出村就容易多了，他们种的粮食和养的鸡鸭就能贩卖到山外的镇子上。

 

老三的办法最复杂。他也拿出了一百万元，不过要在村里选出十个年轻人，跟他一起出去做纽扣生意。那十万元本钱，亏了算他的，赚了，要连本带利还给他。

 

我们今天用经济学名词来说，老大的办法就是普惠救济，老二是改造公共设施，老三是创造就业和扶持创业者。

这三个办法公布后，在村里得到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老大成了“活菩萨”，他的办法既简单又公平，没有人有争议。老二也得到一堆的大拇指，虽然大家没有分到现金，不过路修好了，人人有好处。

 

只有老三，全村一百户人家只有十分之一念他一声好，其余的人家都觉得他太鬼精了，居然把生意经念到了老乡们的头上。

 

这里做个问卷调查，如果你是三兄弟之一，你会用哪种办法“先富带后富”：

 

 

3

 

当年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三兄弟分钱的事情已经过了七八年。那个村子成了一个纽扣专业村。老三的一百万元不但带出了几个“农村能人”，还把一个产业引入到了村子里。

 

三个先富起来的兄弟，都用一百万元进行了“第三次分配”，只是他们因办法的不同，最终得到的效果也完全不同。如果你是在一个经济学的课堂里，把三兄弟的三种帮扶模式结合起来看，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要素关系。

 

拿到老大的一万元，有人请客吃饭，几个月就花完了，也有人拿它去买几个仔猪，成了生产资料的第一笔投资款，再或者添置了几台缝纫机，成了一个小作坊。

 

村里的路修通了，对有的人来说，更容易到外面的镇上去打台球和看黄色小电影了，而对另外的人来说，他们做生意的效率明显提高了。

 

而那十个跟老三出去跑江湖的人，也未必个个都在后来发了财，仍然是少数人成了“先富起来的人”。而整个村子的整体面貌的改变，则是商业小生态被改造后的结果。

从井田制的不可复活及三兄弟的故事，我们对共同富裕的思考，大概有这么几个：

 

◎ 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公平富裕”，在相同的生产资料和资源配置之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是富裕的第一个前提。对公平的过度追求，只可能导致均贫和自由追求财富的权利的让渡；

 

◎ 先富带后富，面临一个效率选择的课题，它既与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设施建设有关，更是一次资源优化配置和新的生产力引发的过程；

 

◎ 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道路，只有创造更广泛的就业和发展更先进的产业，才能让后富者具备自我造血能力，从而通过自己的劳动，进入富裕者的阶层。在这一进程中，资本扮演了比慈善更为重要的角色。

 

不过有一件挺悲哀的事情，当年我在那个村子里调研，说起那同样拿出了一百万元的三兄弟，村民们普遍觉得，最有情有义的是老大，而不是那个鬼精鬼精的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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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凌：共同富裕如何实现？

2021年08月26日 07:46 分类：经济 阅读：491 评论：0

从2013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6467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9430元，是城镇居民的35.6%。到了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6%，达到43834元，而农村增长得更快，超过80%，达到了17131元，因此，农村人均收入占城镇的比例增加了3.5个百分点，达到39.1%，显示出了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的良好趋势。

在2013年前的数据中，因为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不能直接比较，但大致上，我们可以在类似的数据中看到不一样的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十年间，中国经济整体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占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是在逐步下降的。因此可以说，以此为代表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是越来越体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在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政策设计者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执政者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在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之后，注意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需求，把政策重心做了重要的调整。

当然，这个共同富裕的目标还需要很多具体政策配套措施加以细化，否则就容易南辕北辙。因为中国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获得了GDP总量全球第二的经济地位，但是从人均来讲，仅仅突破了一万美元的大关，还没有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和OECD国家的人均水平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德国日本都有四万多美元的人均水平，而美国更加高，超过了六万美元。所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需求还相当迫切。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应该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的共同富裕，否则很容易就成为“共同贫穷”，重复改革开放前的沉痛历史。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收入分配逐步缩小呢？

从一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地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重要。相较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实物资本的重要性在下降。因此，只要持续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给与国民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可及的教育供给，那么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并不是不能兼得的鱼和熊掌。从这个角度讲，虽然最近一个阶段，中国政府推出了很多整治互联网企业的措施，但是它并非想抑制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相反，通过反垄断，会创造出一个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给更多的初创企业以机会。这对整体的高科技行业发展是有利的。

从二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主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再强调盈利性，而是从保障基本社会需求的角度加大投入。比如，医疗体制改革，不再把公立医院简单地自负盈亏，推给社会，乃至于私有化；而是加大医保覆盖，推动药品集中采购，理顺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而教育改革则更加注重公平性，不把基础教育产业化，杜绝资本市场介入基础教育。这些改革措施和改革开放早期的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的措施都是为了减少财政负担，而现在的措施因为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实际上都增加了财政负担。财政重心的转移，财政负担的加大，都在宏观上推动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减小。

这次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了三次分配，算是比较新鲜的政策导向。它涵盖的社会捐助和慈善行为，在成熟的经济体中都有一个稳固的制度配套，在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起了一个补充和多元化的作用。它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自我管理的原则。各种名目繁多的公益基金和NGO组织，不光是拉低了收入两极分化，更多的是提供了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不是准备好了接受这样一种社会管理制度，还是仅仅出于单纯的均贫富的目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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