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一波三折，日本人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办？
明天，也就是2021年7月23日，，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
这届奥运会可谓一波三折，虽然不知道最终能办成什么样，但起码是办了。
实际上，在疫情突袭之前，东京奥运会就已经“槽点”不断。准备期间，有筑底鱼市搬迁事件、日本奥委会会长竹田恒和因丑闻辞职、奥运场地水质的大肠杆菌不达标等问题；疫情期间，奥运圣火传递多次中断，日本奥委会又一任会长、前首相森喜郎因不尊重女性的发言而辞职，紧接着日本奥委会会计部长因为人工费用太高被舆论质疑而卧轨自杀。
纵观下来，反对奥运会召开的民众一直包围着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下榻的酒店。即便如此，为什么日本还要硬着头皮办下去呢？或许，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一组数据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1964奥运：从不理解到支持
1964年6月，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4个月，日本NHK电视台做了民调，询问大家是否支持东京奥运会。现在我们知道，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日本战后崛起的象征。然而，当时的民调显示，60.6%的人认为“奥运会耗费太多费用，会在很多方面给国民造成负担与牺牲”，49%认为“准备奥运会耽误了一般市民的重要事项”，58.9%认为“有办奥运会的钱，不如去做其他必须要做的事”，47.1%认为“奥运会这件事本身跟我无关”。
本次也差不多。同样是NHK电视台民调，2021年7月，“是否接受东京奥运会开幕意义的说明”民调中，表示“无法接受”或“完全无法接受”受访者总计65%。换言之，无论是1964年还是2021年，日本都没有期盼奥运的舆论气氛。
日本民众之所以反感奥运会，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中止有很大关系。日本虽然在1936年获得“1940奥运”举办权，但由于日本政府随即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4月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要求国家全部战略资源向战争方向聚集，东京没有足够的钢铁修建新的体育场，只得由国家宣布停办奥运会。不少日本人一听到“五輪”（奥运）二字，就会立刻想到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战争。
不过，“1964奥运”的开幕式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日本国民的印象。点燃奥运圣火的是早稻田大学一年级的学生——19岁的坂井义则。坂井义则的生日非常特殊，他是广岛核爆之日（1945年8月6日）在广岛出生的幸存者。当时，坂井义则手持火炬，奔入刚刚竣工的国立竞技场，亲手点燃了象征和平与友谊的奥运圣火。熊熊圣火燃烧在这个曾经满目疮痍的国家，为日本国民注入一剂强心针，战争时期关于“奥运”的苦涩回忆变成了愉快回忆，关于战争的记忆也被战后东京日新月异的发展所代替，成为日本正式走“战后”的象征。
坂井义则点燃奥运圣火。来源/网络
举办过程中，日本电视收视率稳步提升。在日本获得16金、5银、8铜的优异成绩后，NHK电视台又一次发布民调：“奥运会是否为日本加分？”这一次，89.8%的回答是“YES”。换言之，虽然老百姓非常讨厌奥运会准备期间的各种不便，但奥运会真开了起来，体育比赛的魅力与国家荣誉还是让更多人愿意观看奥运会。
日本基础设施的一次大提升
1964年，日本人能直观感受奥运会，与电视机的逐渐普及有很大关系；而电视机能够普及，关键要素就是电视信号基础设施的建设。
二战后，电视媒体逐步崛起，各大电视台纷纷建立150米高的小型电视信号发射塔，为了节省东京本就紧张的土地，增强电波发射塔的覆盖面。1958年12月，耗资30亿日元、高达333米的东京塔竣工，将原本分散的电视信号集中发射，覆盖整个关东平原，极大提升电视转播的能力与效率，顺利保障1959年4月皇太子大婚的全程直播。
日本皇太子明仁（现为日本上皇）迎娶平民女性正田美智子（现为日本上皇后）的年份，许多电视厂商都打出广告：“买台电视看皇太子结婚吧！”1959年至1964年短短5年间，日本的黑白电视机普及率从23.6%升至87.8%。
日本皇太子明仁迎娶平民女性正田美智子。来源/网络
瞄准奥运会的契机，日本商家进一步推销当时还是高价货的彩色电视。“买台彩电看奥运会吧！”简单的推销用语极为有力，“奥运景气”让许多日本厂商都吃到一大波红利。
同时，红白相间的东京塔一览众山小，成为东京地标性建筑，两侧观望台更成为东京市民观赏全城景色的重要游览地点。80年代以后，东京塔开始成为青年人恋爱约会的首选地之一，诞生许许多多的浪漫故事。
MV中的东京塔。来源/周杰伦《说好不哭》mv截图
基础设施建设也对东京城市景观产生巨大影响。“1964奥运”主要会场设在“神宫外苑”与“驹泽”奥林匹克公园两个地点，连接两片区域的道路正是如今“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所在地——涩谷。“1964奥运”前，东京的主要繁华地带位于银座、日本桥、上野等东侧地区，虽然这片传统的商业沃土在1945年美军空袭中几乎化为灰烬，但依然是传统意义上东京的发达地区，相比之下，涩谷附近只有寥寥两三家百货店，道路也不甚畅通。
凭借“1964奥运”前后的大开发，原本宽7-10米的小路迅速被30-50米的国道干线所代替，政府以每平方米40万日元的补偿款加速开拓了涩谷地区。靠着“奥运景气”，东急、西武两家私有铁路公司迅速抢占涩谷车站有利位置，开设百货店吸引客流。反复的商业竞争提升了整个涩谷的文化品位，大量年轻人涌入，楼盘拔地而起，这里成为东京的新文化核心地区。如今，东京的生活重心早已不在东侧，而是转移到以涩谷为中心的原宿、青山一带。
东京涩谷的著名路口，人流密集。摄影/陈小羊，来源/图虫创意
更重要的基础设施当然是新干线。1964年10月1日，奥运会开幕前9天，东海道新干线正式开通运营，时速200公里的列车穿梭于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地，将日本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联通起来。这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人第一次有了“领先世界”的感觉。
除了一般的城市建设，1964年的奥运场馆，日本人是下足了功夫。实际上，1940年奥运会之所以取消，最实际的原因是钢铁资源用于军事、导致主体育场——神宫外苑体育场无法重建。二战后，为了表明申奥决心，日本从1957年开始拆除神宫外苑体育场的原有设施，耗资13亿日元在原址重建“国立霞之丘陆上竞技场”，作为崭新的日本国家体育场（国立竞技场）。国立竞技场气势宏大，可以容纳5万多观众。
由于花费巨资，日本政府从1959年起开放国立竞技场，设置高尔夫球台，允许一般市民付费进入场地练习高尔夫，每年为日本增加5000万日元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财政亏空。另外，奥运会举办完毕，国立竞技场成为日本国民非常熟知的体育场，多次举办各类体育比赛、演唱会、大型展会。
再度获得2020年奥运会举办权后，日本从2015年开始又一次将国家体育场原址重修，工程费用超过1500亿日元，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开幕式也将在这个具有历史传承的地点举办。这座名为“新国立竞技场”的第三代国家体育场采用原木、钢筋结合的屋顶象征日本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成为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的“森林体育场”。
天皇与奥运总是“犯冲”
1940年奥运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坚持，结果被日本人看作遗憾与失望的象征；1964年奥运会虽然也备受反对，但最终办了下来，还成了日本复兴与崛起的象征。那么2020年奥运会主办方自然觉得：只要硬着头皮开起来、只要熬到闭幕，大家自然还会觉得不错；如果因为舆论不满草草停办，且不论要给赞助商天价赔偿，事后舆论恐怕也不会饶过他们。
奥运五环。来源/纪录片《出征》截图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天皇似乎也有不同的想法。
2021年6月24日，日本宫内厅（主管皇室事务）长官西村泰典，在出席例行记者会时，爆出一则重大消息：“我（拜察）到：（东京奥委会）名誉总裁天皇陛下非常担心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举办造成新冠疫情扩大。”
这则消息瞬间引爆媒体。按照现行日本宪法的规定，天皇不能针对任何政治事务（包括自己是否参加仪式典礼）发表言论，一般来说，天皇发言只能表达心情，说些“今天天气真好”“我很高兴”之类的客套话。所以这次，宫内厅长官说出天皇“担心”奥运会引爆新冠疫情，自然成为街头巷尾的议论重点。
实际上，日本天皇与奥运会之间一直有着剪不断的勾连。早在1936年，当时东京正在与赫尔辛基竞争1940年奥运会举办权，国际奥委会主席拉祖尔到日本实地调查情况，当时在任的裕仁天皇就专门出面接待。东京刚刚经历“二二六事件”，军人政变的恐惧仍历历在目，裕仁天皇明显想借用奥运会冲淡阴霾，提升国民士气。
虽然申奥成功，但裕仁却与奥运会存在一个天然矛盾。按照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历届奥运会必须由举办国的国家元首宣布开幕；但在当时日本人的观念中，日本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人神”，怎能在一般民众面前用麦克风发表演讲？这对矛盾在战时日本无法解决，成为日本放弃举办1940年奥运会的关键原因之一。
二战结束后，这件事当然算不得问题了。毕竟裕仁已经在1945年8月15日通过录音发布战败诏书，全国国民都听到他所谓的“鹤音”，随后1947年宪法，又将天皇从“国家元首”转型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那么宣布奥运开幕自然不是什么难事。1958年，国际奥委会首次在日本东京召开，裕仁出面发表开幕演讲，随后日本奥运会正式向国际奥运会递交1964年奥运会的申请。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当天，裕仁代表日本国宣布奥运会开幕，当时，年仅4岁的皇孙德仁就在台下坐着。
日本裕仁天皇旧照。来源/网络
转眼57年过去，当年幼小的德仁已经继任天皇，日本也又一次迎来奥运会。本以为他能顺利重复爷爷做过的事，再度宣布东京奥运会开幕，但新冠疫情让这件事拖后一年，也让大家对奥运会有着许多担忧。
围绕奥运：天皇和内阁有分歧
正在日本国内对奥运会是否能顺利表示担忧时，天皇陛下明确表示了“忧虑”，这件事几乎又成了一桩罗生门。
事情是这样的，2021年6月22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向天皇进行“内奏”，详细汇报近期日本发生的重要事件。按照日本官方要求，“内奏”内容是绝对保密的，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很容易推测“内奏”内容是关于奥运会和新冠疫情的事项。所以两天之后的6月24日，传出“德仁天皇担心奥运会扩大疫情”的消息也就顺理成章。
消息传出后几个小时，日本内阁立即发表官方回应，提到“担心奥运会扩大疫情”并不是天皇本人的言论，而是宫内厅长官与天皇交谈后，自己“拜察”出来的。所谓“拜察”，是日语敬语词汇，表达“听到”“感觉”的意思，日本内阁抓住这个用辞，强调这句话不是天皇所说，而是宫内厅长官的主观臆断。
那到底是不是主观臆断呢？从字面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天皇说过这话。但不要忘了，日本宪法禁止天皇干政，奥运会自然也属于政治事务的一部分，天皇不可能冒着“干政”风险直接说出“担心奥运会扩大疫情”这句话。这个时候，让身边主管皇室事务的最高官员——宫内厅长官“拜察”自己的想法，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这也是自古以来天皇的表态模式。日本中世纪，天皇发号施令的主要方式，是直接发布口头命令，由身边服务人员（藏人）“拜察”下来再去发布，这种命令形式叫“纶旨”。“纶旨”既可以绕开繁琐的命令发布程序，又可以躲开不一定服从自己的官员，直接传达天皇本人的想法。
宫内厅长官“拜察”天皇的想法，本质上与中世纪的“纶旨”如出一辙。既然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不能发表政治见解，那就找一个可以发表的人，通过“拜察”方式把天皇的想法发出去。
日本德仁天皇。来源/网络
天皇的操作让日本内阁最终动了杀招。日本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责。”既然一切行为都由内阁决定，那天皇说没说过这句话，最终决定权自然不在天皇本人手里，而在内阁。宫内厅长官是内阁管辖的官僚，所以内阁如果说这是主观臆断，那无论事实上是不是主观臆断，在法律上内阁都是对的。
很奇怪的是，内阁一般会尊重天皇的意见。比如2016年明仁天皇想退位，虽然多少也有影响政治事务之嫌，但内阁最终还是提出一部退位法案帮助明仁天皇退位。总体来说，内阁与天皇之间保持着较为畅通的沟通渠道，但为什么到了奥运会，内阁不惜动用法定权力，在媒体面前否定天皇意见的存在呢？
因为，日本举行上一次众议院大选是在2017年10月，这就意味着本届众议院的任期极限就是2021年10月。任期一到，众议院必须解散，日本也要进入下一个选举循环之中。
历史上看，绝大多数日本内阁都不会等到众议院任期结束才进行下一次大选，而是在任期结束前选择一个于己有利的时点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最大程度保证选举利益。按照一般理解，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国民经历奥运盛典，社会一般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情绪，这时候解散议会，自然能保证大选取得更多席位。
如今，奥运会未按原计划举办，日本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也反复遭到质疑，日本NHK电视台统计的内阁支持率从2020年9月的62%一路下滑到2021年7月的33%，这一年当中，任何时候解散议会，都不一定能保证自民党在大选获得更多席位。由此看来，更好的方式，或许就是硬着头皮把奥运办完，看看能不能通过奥运庆典安抚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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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东京，跟奥运会一点关系也没有
俯瞰日本东京新宿区
摄影：ANDY MANN
东京奥运会今晚开幕，回望进入21世纪后历届奥运会开幕式：里约的现场观众约7.8万，伦敦约8万，北京约10万，雅典约5万，悉尼约11万；由于疫情原因，东京奥运会或将成为21世纪以来，甚至奥运会有史以来最“冷清”的一次开幕。即便如此，今晚的东京，依然会在线上成为全世界数十亿人共同注目的城市。
双重曝光下的日本东京新宿车站
摄影：Masayuki Yamashita
然而除了奥运的“装扮”，“卸下妆容”的东京到底是什么样子？老龄化才是东京遇到的难以规避的问题（到2035年，东京地区将有超1/4人口65岁以上）今天我们就带你走过这座正在“老去”的城市，触摸“日本之心”渐入暮年时的跳动。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本文编选自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华夏地理》2019年4月刊）
撰文：Neil Shea
作家Jane Jacobs是城市规划界的领军者，她认为，要想了解一座城市，全方位感知它的影响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走走。于是我和摄影师David Guttenfelder照她的话做了。几周以来，我们不停地、反复地穿越东京，有时结伴同行，多数时候则是各走各的，在社区和工业区、校园、火车站、市场、墓地、寺庙以及神社中慢慢行走。
东京，反复地破碎与重建、消失的老集市、扑面而来的老龄化气息，饱受日本传统观念“鞭策”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不是真的老了？
筑地市场
筑地市场清晨拍卖开始前，冷冻金枪鱼鱼尾被横向切开，便于买家评估每条鱼的质量。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2018年10月，筑地市场关闭并且迁移，以便为东京奥运会的场地建设“腾地方”。曾经，每天约有1500吨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鲜进入筑地市场；总价值达1500万美元左右的海产品都在这里被分门别类。
筑地市场的金枪鱼拍卖转移到了丰州
本图摄影：JAMES WHITLOW DELANO
大多数游客都是冲着这里著名的金枪鱼拍卖而来的，巨大的金枪鱼从美国缅因州海岸千里迢迢被运送到这里，有时能卖出数十万美元高价。
在筑地市场，东京作为一座迷人都市，非常罕见地抛开自己光鲜而现代的外表，展露出的却是人性中贪婪的一面。
本组筑地市场选题图片曾刊载于1995年11月刊
筑地市场是在关东大地震的余震中修建起来的，用以代替市中心附近原先那个已有300年历史的市场。这座城市的创造力部分源自过去100年间经历过的两次毁灭，第一次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另一次是20多年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轰炸。两次灾难都迫使日本人告别历史，重建家园，重新规划社区、交通系统、基础设施，甚至社会面貌。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东京，令人瞠目的大都市，人口超过3700万，拥有世界上最富有、最安全、 最具创造力的城市中心之一。
巢鸭——老年人的活力社区
周末，代代木公园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家庭前来游玩，这种景象掩盖了日本迫在眉睫的问题——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迅速老龄化，到2035年，东京超过1/4的人口将达到65岁以上。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在一个晴朗的周六上午，我步行穿过钵山町、莺谷町和恵比寿西，然后在涩谷坐山手线列车，到达池袋后下车继续步行。在巢鸭北部的社区，往来的行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女性。
葛饰的一个居民区内，一尊儿童的保护神——地藏王菩萨塑像周围摆满了贡品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Ted Bestor曾指点我去巢鸭看一看，因为在这里，死亡几乎已经公开化了。该社区展现了东京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老年人口快速增加，日本已然老龄化。
东京多摩川（Tama River）河岸，向晚时分悠闲骑着自行车的妇人
摄影：Danilo Dungo
大多数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出生率都有所下降，而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是其中最高的。在日本的1.26亿人口中，近30%的人都在65岁以上，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东京人口的老龄化速度略低于日本的其他地区，因此它将承受极大的养老负担。
一名佛教僧侣在幸国寺祈祷，该寺是一个骨灰安置所，里面供奉有2000多尊装有LED照明设备的佛像。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老龄化会给日本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而在精神层面也要付出代价，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kodokushi，这种现象常被译为“孤独死”，指的是人死后数日乃至数周都未被发现。到2035年，仅就东京地区而言，将有超过1/4的人口在65岁以上（东京的老龄化程度略低于日本其他地区），其中有很多人则是独居。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由于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正投资研发机器人护理员。
千驮谷——东京的一片硅谷
森下正则是一家串行技术企业的老板。我在位于千驮谷中西部的社区遇到他那天，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做着另一件事：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30多岁CEO，他要为全公司举办一次烧烤聚餐。
?在繁华的有乐町社区的铁路下，挤满了日式烤鸡肉串店和名为居酒屋的酒馆。东京许多娱乐区依赖日本办公室文化的传统生存，在这种文化中，下班之后饮酒聚会的现象很常见。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森下在屋顶上燃起煤火，烤制鸡肉。他简要地说了说自己的计划，他想要以技术驱动的价值观来取代日本传统的价值观。
“我喜欢硅谷的文化，”森下说，“我正努力在这里实践它，但是很难。”
这座城市逐渐变成了效率与秩序的典范，哪怕是三之轮地区的一处建筑工地都会有保安员监管，礼貌地引导行人和自行车绕道而行。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日本的文化极其严格、有序、整肃。人们喜欢被告知该做什么，”他说，“这里任何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对人们来说都是革命性的。”
说到此处，他朝这座城市的东边挥了挥烤肉钳，东边的天际线，那里是霞丘町附近的社区，起重机高高耸立在日本的新国立竞技场建筑工地上。这座体育场是东京为奥运会兴建的，能容纳68000名观众。
摄影：Alan Wong
很多“日本传统”维系着东京的协调统一，包括拥挤的火车和公路、下班后必须参加的酒会，还有严格的传统，在他看来,这些传统阻碍了日本真正建设成自己的硅谷。
“我真正想要的是自由。”森下说。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浅草——新型的城市设计风格
2020东京奥运会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
（该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在浅草社区，我遇到了隈研吾，东京奥运会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的设计者。后世的日本人，很可能会通过那座用大量日本当地木材制造的体育场而了解他。这座体育场的样子不再那么突兀，而是以木质的亲和力、遍布的绿色植物，与周围诸如明治神宫等建筑融为一体。
一个大型的公共住房项目（日语为“団地”）在板桥兴建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我们确实存在拥挤的问题，”隈说，“直至今日，我们的城市设计思路仍旧是寻找空地，然后在上面盖一座大楼......毁掉一切，给摩天大楼和购物中心腾地方，这已成为亚洲的理念。”
站在东京晴空塔上俯瞰密集的都市
摄影：JAMES WHITLOW DELANO
东京市郊的“団地”，特点就是线条单一
摄影：Peter Stewart
他解释说，关东大地震之后，拥挤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坏后，这个问题再次加剧。
我们看着街对面的人流穿过Kaminarimon（即“雷门”）涌入浅草寺。东边，墨田河对岸矗立着一座黑乎乎的矮小建筑，那是朝日啤酒公司全球总部的一部分,它的顶部有一个硕大的金色羽毛状雕塑，据说象征着火焰，不过很多人戏称它为“金色粪便”。隈说，每座建筑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应该尽力与之和谐相处。
中央区——地处东京中心，渴望多样性
小池百合子是东京都知事，也是东京的第一位女性知事。
东京的第一位女性知事小池百合子
（该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东京现在缺乏的是多样性，”她说，“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应具备的要素之一，就是要有更多的女性参与进来。”
东京的服务人员和工人短缺，在涩谷的建筑工地，他们每天都要先做一套健身操再开始一天的工作。日本曾一直拒绝移民，但在去年，日本的立法机构放宽了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工人。
摄影：David Guttenfelder??
东京居住着大量的韩国人和中国人，其中有很多人家已在此生活了好几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居民”的数量也在增加——2018年，20岁至29岁的东京人中，有十分之一不是日本人。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城市中，这群人的影响力很快就被淹没了。
日本人认为，一些日本传统行为规范神圣甚至脆弱，若有大批外国人涌入，就会被淡化甚至被破坏。
东京的夏夜，一辆载着乘客的出租车驶过
摄影：Akinori Koseki
小池百合子本人曾因空谈多样化却未采取落实行动而遭受批评，所以她在知事选举中获胜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许还会成为日本更广泛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小池说：“奥运会为东京注入动力，推动它更快地向多样性方面转变。毕竟，奥运会期间预计会有数万名外国人来到东京（编者注：现在看来，她有些失算了）；无论怎样，东京的社会构成很快就会发生变化。”此外，率先促成东京社会构成发生变化的，也可能是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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