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辜鸿铭的白月光？
热烈祝贺高考结束的同学们！
昨天半夜收到好几条私信，都是今年听阿舒年初写的《觉醒年代》安利文好好看剧备考的小可爱，早就告诉你们了吧，里面的知识点绝对是今年高考必考！！！欢迎call me神算子阿舒。
《觉醒年代》这部宝藏剧，不仅提供高考知识点，也教给我许多新知识，比如今天的标题就来自读者的提问，我审题审不懂，于是发了一条朋友圈来提问——
在朋友们的解惑之下，我终于明白，所谓“毒唯”，就是“除了你以外，讨厌一切人”。
辜鸿铭是一个有趣的人，但这个角度更有趣，让我们来探究一下，辜鸿铭究竟算不算蔡元培的“毒唯”呢？
让我们分两步走。
先看看是不是够“毒”，再看是不是够“唯”。
毒肯定是毒的，且不用说其他，我曾经买过一本岳麓书社1988年出版的小册子《文坛怪杰辜鸿铭》，里面搜集了大量和辜鸿铭同时代人所写的辜鸿铭印象。然后发现，辜鸿铭先生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了。
胡适肯定是看不起的，《觉醒年代》里说胡适说的是下等英语是真事。
胡适推崇白话文改良，辜鸿铭就揶揄：
现在的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教授，用词作文都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字典里也只有“从良”这个字词，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没有说“改良”的。“改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把“良”改回去退而从“娼”吗？
骂骂胡适完全是小儿科，骂唐绍仪是“土芥尚书”，骂张謇是“犬马状元”。
张謇
最狠还是骂袁世凯。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办实事的。辜鸿铭听到了就讲：“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到了最高等级，辜鸿铭连老佛爷都骂过。慈禧太后过生日，辜鸿铭在公开场合写了一首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面如土色，只有他毫不在意。
中国的看不起，外国的也看不起。辜鸿铭见伊藤博文，伊藤说：“久闻阁下精通西洋之学，难道还不知道，孔子的学说能够施行于数千年之前，却不能施行于当今的二十世纪么？”辜鸿铭回应道：“数千年前的法则是三三得九，到了今天二十世纪，其法则仍然是三三得九。”
在公共汽车上倒着读《泰晤士报》，旁边英国人笑话，老头就用一口流利英语反杀曰，《泰晤士报》这么简单的报纸，只配倒着看。
但这并不妨碍西方人对辜鸿铭的趋之若鹜。1920年，毛姆一到中国，也迫不及待想要拜访辜鸿铭，“去拜会这位哲学家是我这次可算是艰苦跋涉的旅途的目的之一。他是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
最终答应见毛姆的辜鸿铭说：“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的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从这个角度来看，辜鸿铭对于蔡元培确实是不同寻常的敬重了。
第一证据便是辜鸿铭最讨厌的学生罗家伦的回忆，罗家伦说，辜鸿铭上课时经常说：
“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第二证据来自周作人：
“有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想要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
——周作人，《雨天的书·红楼名人》
眼高于顶如辜鸿铭，为什么独独看得上蔡元培？
有人说，这是因为蔡元培聘请辜鸿铭获得了北大教习。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要知道，早在1903年京师大学堂刚刚成立，便已经邀请辜鸿铭执教，有电文为证：
“武昌端制台，大学堂奏派辜员外汤生为副总教习，祈来京，盼切。熙、庆。”
“南京张宫保鉴，辜君鸿铭精通西学，早蒙识拔，钦仰尤深。刻学务需才，已奏派副总教习。请趣早临，无任叩祷。熙、庆、艳。”
这里的“熙”是张百熙，时为负责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端制台”和“张宫保”是辜鸿铭当时的直属上司湖广总督端方和两江总督张之洞。不过，当时辜鸿铭当着公务员，并没有赴任，《皇朝续文献通考》上有答案：“后补员外郎辜汤生同张鹤龄为副总教习，汤固辞不就。”
辜鸿铭正式进入北大是在1915年，此时蔡元培还没有担任北大校长，所以，把辜鸿铭高看蔡元培的原因归于“知遇之恩”，恐怕不能算是全部理由。
另有人认为，蔡元培本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就当了翰林，比起先学英文后学中文的辜鸿铭来说，确实属于优秀学生。辜鸿铭向来对于国学成绩优秀的人是比较尊重的。不过，他大约不知道，翰林蔡元培年轻时候最擅长的乃是制作炸弹和炼毒，他制作的毒药，猫舔几滴立刻毒发身亡。而毒药和炸弹的对象，则是辜鸿铭要保卫的大清国家长慈禧太后。
不过，要真的讲起辜鸿铭的“唯粉”，我的答案却不是蔡元培。
论辜鸿铭的“真爱”，我认为蔡元培比不上另一个人——
张之洞。
张之洞
辜鸿铭结识张之洞，是在1885年。
那一年，张之洞刚刚在中法战争中获得一场难得的胜利，这大约是这位探花人生中意气风发的起点。
那一年，辜鸿铭在新加坡遇到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这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青年牢牢记着父亲临终前对他的教诲：
当他听说张之洞正在四处延揽人才的时候，“年三十”的辜鸿铭决心回国。张之洞聘用辜鸿铭为“洋文案，主办秘书、翻译及礼宾诸务”。
那时候的辜鸿铭英文虽好，中文却不怎么通。于是，张之洞亲自教授他“读《论语》，查字典”。
张之洞过生日，沈曾植来拜寿。张之洞赶紧对辜鸿铭说，沈曾植学问好啊，你去跟他请教请教。结果，沈曾植见了辜鸿铭，居然一言不发。辜鸿铭请教原因，沈回答：
你说的话，我都懂。我说的话，你要懂，需要再读二十年书。
年轻的辜鸿铭深受刺激，于是奋发图强好好读书，“穷‘四书’‘五经’”。
被沈曾植嫌弃的辜鸿铭，张探花却亲自教授《论语》，还教他查阅《康熙字典》，这是什么神仙情谊！！！
在张之洞的幕府之中，辜鸿铭见证了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设立自强学堂。他完全理解了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在晚清政坛中的沉浮、痛苦与坚持。
《走向共和》里的辜汤生X张香帅非常值得一看
张之洞一生，强调“通经致用”，学儒是为了干什么——为了学以致用。他说，“读书趋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
辜鸿铭对此评价，张之洞为了国家富强，舍“理”而言“势”，为了君子人格又要舍“势”而言“理”，一言以蔽之，张之洞在宗教上像一个耶稣，但是政治上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这是张之洞的痛苦。
但辜鸿铭未必领会。年轻气盛的辜鸿铭曾经给张之洞提了很多建议，都没有被采纳。他的一位幕僚同事就说：“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香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这件事被人告发到张之洞耳朵里，张大怒说：“是何人言馀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馀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辜鸿铭回答：“《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
虽然生气，最终，张之洞还是“默然让茶，即退出”。
他对辜鸿铭，是宽容而爱护的。
所以，即便他在自己举办的为太后祝寿的宴会上当众念出了“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张之洞仍旧保护了他。
对此，辜鸿铭是知道的，所以他曾经这样说：
屡得罪权要，惟文襄（张之洞）爱护之。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
张之洞知道辜鸿铭的博学，也知道辜鸿铭的鲁莽，他一直把辜鸿铭留在自己身边，直到晚年才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省心的肥缺：黄浦江浚治局督办。
1909年，北京。生了重病的张之洞迎来了摄政王载沣。面对危难的国家局面，年轻的摄政王自信满满，宽慰张之洞说：“怕什么，有兵在！”张之洞立刻吐血，叹气道：“不意闻亡国之言也！”这是这位晚清名臣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则名言。
一语成谶。
列强侵略，内忧外患，究竟什么才能救中国？
康有为的答案是“维新变法”。
孙中山的答案是“革命救国”。
张之洞的答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的答案，许多人是指责他的保守的。《时报》上曾经有这样一段张之洞的评论：
“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但张之洞的答案，有一个人默默记录了下来，并且在他的余生，在那样多的怪诞行径下，在那样多的毁谤评价下，这个人一直默默坚持，默默践行。
这个人，便是辜鸿铭。
所以我理解他全部的怪诞，包括他的辫子。他是用他的方式，怀念着张之洞。他是用他的方法，继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他翻译出版了《论语》《中庸》等中国传统经典，不遗余力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所以他撰写了《中国人的精神》，在序言里，他这样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deep, broad, simple）。在此，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淳朴，但不深沉。”
他留着辫子，当大家嘲笑他时，他却说：
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在张之洞去世之后，撰写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这部著作最早出版于1910年，主要从思想的深度评价了张之洞作为清流党人的贡献及局限。朱维铮先生曾经专门撰写了论文予以评价，我也是在看过朱先生的文章之后才开始查找这本书来阅读，在这本书里，辜鸿铭说：“我要讲述我们为中国文明事业而背水一战的故事。”
浅薄如我，却被他的结语深深感动：
在这本书的扉页，辜鸿铭题写着五个字：
“献给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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