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飞/口述
柳三七 /撰文
我叫云飞，1991年出生，家在黑龙江东宁市。我从小到大就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大学就去俄罗斯留学了，还和我的乌克兰同学结婚，有了一个孩子。正好赶上圣彼得堡旅游业火爆，我留在这边干导游，经历过暴富后失业，还得了新冠又痊愈。我的2020年太惨了，没有收入，回国回不去，感染了新冠，这一年我都能写本小说。
小学时期拍的，在东宁水库。
东宁市是中俄边境上的一个小城，四周都是山，没有火车，交通很不方便。我大学时去俄罗斯上学，要先坐汽车到附近的城市绥芬河，从绥芬河坐绿皮火车，坐一宿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机场飞到北京，最后从北京飞到圣彼得堡，路上要花掉至少两天时间。
2000年的时候，在东宁市区过新年的留影。
东宁是对俄罗斯的陆路口岸，我小时候经常能看到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人高马大，很彪悍，不怎么笑，特别严肃，身上香水味特别浓。那个时候卢布还很值钱，俄罗斯人来东宁就是购物的，他们到处买东西，拎着大包小包，搬着婴儿车赶国际客运。现在正好反了，卢布不值钱，人民币值钱了。
我从小到大没怎么出过门。在去俄罗斯上学之前，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大连，跟我妈一起去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东宁以外的世界，感觉城市真好，大海真美，从此我暗自发誓，一定要离开小城，去大城市生活。
初中毕业后和妈妈去大连。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东宁，第一次看到大海，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我父母都是体制内的，铁饭碗。每天早晨八点上班，晚上五点回家。按部就班地存钱、生活、照顾孩子，一直都是这样，不断循环。这种稳定的生活让人感到恐惧——结婚、生孩子、攒钱买房、监督孩子上学、上补习班。不就是这样么，我都能想象出来。
我是个中等生，高考分不太高，选不到一个理想的大学，但只要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去哪都行。我不想复制他们的人生。
我高中毕业后在学校门口拍的照，这次毕业后我就很少再回到东宁。
2010年我离开东宁，到黑龙江的另一个地方上大学。父母觉得学俄语将来可能好找工作，就给我选了这个专业。学制是一年多在国内，两年多在俄罗斯。
2012年夏天，我出发去圣彼得堡，带了两个行李箱，一个双肩包。在我离家之前，我爸怕国外什么都没有，就塞了很多咸菜到行李里。那些咸菜一年都没吃完。
我爸妈送我到了火车站，舅舅在机场接的我。我舅舅在俄罗斯做生意，而且定居了。我那时候岁数太小了，没太出过门，害怕跟别人交流，要不是有亲戚在这，我胆儿再大也不敢来。
2015年冬天，我和舅舅的合影。
留学挺痛苦的。在国内学了一年多俄语，刚来俄罗斯的时候，却基本不敢跟别人交流。作业对我来说特别困难，学到下一课我就必须要预习，不然一点听不懂。这要花费很多时间，也很枯燥。
班上二十多个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上课我一般都坐在最后一排，干自己的事。考试之前，我就找能说上几句话的，把笔记借来抄一下。能毕业都是费了很大的劲。我纯靠自学，基本没什么参与感，这也是我后来放弃硕士学业的原因之一。
冬天的圣彼得堡，白天的天就是灰色的。
我最开始住在舅舅家。他家里有两个小孩，我感觉不太方便，住了一两个月就搬出去了。舅妈给我找了一个房子，一个细长的房间，不到十平米。
那是我最孤独的时候。圣彼得堡纬度高，北纬59度57分，接近北极圈了，冬天特别冷，几乎见不着太阳。白天是灰色的，晚上是黑色的。我的课要不在早上，要不就很晚，所以我上课基本上是黑天。
我每天下课就回到那个小房间里，听音乐、玩手机，最大的活动就是上离家两百多米的小超市，买一些日常用品。为了缓解尴尬，我每次回家会把电视打开，让家里有点动静。
我从小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他们对我还是有点溺爱的，突然被放在国外的陌生环境，我要独立生活还是得适应一段时间。
我2岁时，爸妈抱着我在姥姥家门口拍的。
另一个要适应的是圣彼得堡的气候。冬天见不着太阳，人容易得皮肤病。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我荨麻疹犯得特别严重，晚上会起疹子，身上一片片的，特别痒，早上起来又自己好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生病的时候自己偷偷哭过，但别人不知道，也不跟妈妈说。
我会跟同校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坐地铁去市中心买东西。俄罗斯这边化妆品卖得比较便宜，我们还会买化妆品邮到国内，赚一点差价，凑一点生活费，算是不太正规的代购。
大学毕业后，我回国了，没有什么好工作，考虑了一下又回到俄罗斯，想刷一下硕士学历。我选的经济学专业，这专业好拿毕业证，但也没有想好毕业后要做什么，结果那年就赶上了圣彼得堡旅游业突然火爆。
2014年开始，中国游客井喷似地往俄罗斯来，任何一个景点都得排队两三个小时，酒店全部爆满，中文导游完全不够用。这边会汉语的俄罗斯人少得可怜。正好舅妈朋友开了一个地接社，缺导游，有一个培训的机会。我上学已经上够了，觉得去接受培训也没什么坏处，就去了。
班上二十几个中国人，老板亲自培训。培训的内容就是导游工作模式、景点讲解词，很多东西要背的。还有遇上突发情况之后，游客生病了，要如何处理？票在哪订？饭店订在哪？怎么跟大巴车司机交流？这是个很繁琐的一个过程，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就算这样，也比上学舒服，最起码我知道我背的东西是什么，我能听懂老师讲的是什么。
一次我带完团在车里的自拍，当时人都累傻了。
我带第一个团是一个北欧过路团，他们主要目的地是北欧，俄罗斯相当于赠送的。因为旅游重点不在俄罗斯，这种团带起来没什么难度，都让新导游来练手的。
导游词我准备了三个月。我每天对着镜子，反复背诵，错了一个字就从头再来，就是要把这个导游词背到不出任何错误。对着镜子还能看见表情，我会让自己表情自然一些，看起来不像是在背东西。
我原来是个挺腼腆的人，不太喜欢跟人交流，也从来没在很多人面前公开讲过话。带团的第一天，拿起麦克风的，我的手还微微有点发抖。十几分钟过去后，我就渐渐熟悉了，因为导游词我背了好多遍，跟我身体一部分似的，就顺理成章地说出去了。
那次出现了一个失误。我第一次带团，没有经验，跟司机沟通不太顺畅，耽误了一些时间。我当时心里特别忐忑，万一司机不能来，这二十多人的团下午行程要耽误，游览票要是作废了，我就要赔很多很多钱。担心等待的时间太长，游客们会对我有不好的印象。我见过有导游被三十多个中国大妈围在中间骂的。幸好最后这个行程还是顺利结束了。
一个团二十多个人都听我指挥，所有行程，车、餐、票、店，在我的安排下紧锣密鼓顺利完成，一步一步衔接得十分润滑，我特别有成就感。
跟国内导游一样，游客购物，商店给导游是有提成的。前脚从商店里出来，后脚商店就会把提成给你。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笔提成，五万卢布（约合人民币六千元），厚厚一沓，兜里都装不下了。等我回到家，把钱放到床上，人都恍惚了：这个钱是我的么？是不是得交给公司啊？后来问来问去，才确定这个钱是我的。
2017年在机场拍的。有两个团时间隔得太近，我就直接在机场里了睡俩小时，接下一个团。
不过我根本没时间花这个钱。夏天旅游太火爆了，我的工作状态是今晚把一个团送走了，隔三个小时，就要去接下一个团。
有时候公司看我太累，会给一天休息，这一天我就躺在家里睡觉，但根本睡不踏实，还要想明天的行程。旺季时很多景点要提前订票，否则团就进不去，但景点是旅游行程里含的，如果进不去，就是旅游失误，工资还不够赔旅游合同的损失。所以在带这个团的时候，我就得想着下个团的票、车、酒店，睡觉的功夫都不够。
我后来拿到钱都麻木了，挣的钱没有时间去花，到了冬天，旅游进入淡季，就发现自己有一柜子钱。那年冬天，去了土耳其和泰国旅游，全程住五星级酒店，买东西都不看价的，有点报复性消费，不过也就那一年。
2017年，我在土耳其旅游时拍的。
到了2017年，圣彼得堡旅游业开始走下坡路了，游客变得非常理性。每接一个团，我们都要先给公司交每个人一二十美金的人头税，有时候团费不高，游客在商店一分钱没买，就得自己拿钱补，赚的还不够这个税。挣得没有以前多，压力也变大了。
我跟我媳妇热尼娅是大学同班同学。我上学的时对她没什么印象。毕业之后，2015年，我们才重逢的，她是乌克兰人，出生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小城市，是她主动追的我。
热尼娅10岁时的照片，手里拿的是她妈妈做的蛋糕。
我当时在做导游，她在旅游商店工作，工作上有交集，见到之后，就打了个招呼。商店吧台都有导游的联系方式，她就找吧台要了我的联系方式，我们俩就聊了起来。
热尼娅在她原先工作的旅游商店。
那会是夏天，正好在旺季，我在带团。忙里偷闲，跟她一起看了个电影，一起出去逛公园，空闲的时候一起去酒吧喝个酒，大概两三个月，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没什么特别的仪式感。
2016年，我俩第一次在圣彼得堡郊区约会时候拍的。
她是个很传统的东欧女孩，不像很多她这个年纪的俄罗斯女孩那样喜欢玩，喜欢疯。现在很多东欧人都美国化了，但她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家里信奉东正教，过一些俄罗斯传统节日。她不爱玩，不抽烟，喝酒就只喝一点啤酒，连红酒都不喝。
2017年，我们结婚了。我跟她在俄罗斯都没有多少朋友和亲戚，就简单领了证。
热尼娅让我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以前我也没想着在俄罗斯一直生活，总是租房子。她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我们买了房，搬进了新家。买完房子，没有特别多钱装修。头两个月，家里都没有厨房，有个电磁炉就能随便做点东西。我们是一点一点把房子装起来的。今天添置个床，明天添置个橱柜。后来我带了几个团，把钱挣出来了，才把厨房安上。
我们买的现在住的房子，当时给拆成毛坯房了，重新装修的。这是我俩买的最贵的东西了。
2019年8月，我的孩子出生了。我原来不是很喜欢孩子。热尼娅不断给我做思想工作，她特别想要一个孩子，说有个小孩多可爱，就天天跟我磨。我就说，想要就要吧。
在俄罗斯生孩子，体检、住院等等是免费的，但医院不允许陪护，生完也不能立刻去看，要到了第二天才能去探视。热尼娅前后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我就见了她两三面。
生产当天，我跟我妈就在家等着，热尼娅自己在医院生。她也挺神奇，一边生孩子还能一边玩手机，跟我聊天，一会说，哎呀生不出来，又一会说，没感觉，我得休息一会。
2019年8月10号，热尼娅在医院生产。我打字问她生了没，她说还没，躺着呢。
我到第二天才被允许探视。在这里，男人不能进产房，我就等在走廊里，她把孩子抱出来。其实刚知道自己要当爸爸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多的感觉。当热尼娅把孩子抱出来，我用手指头戳了一下他的脸。他睡着了，没有哭。我心都在融化，好可爱，小小的一只，那个时候就有感觉了，这是我的孩子啊。
在俄罗斯，母亲生产都是没有家属陪伴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完成的，从生产到出院要1-2周，所以这边很重视接孩子出院这一天，有很隆重的仪式。
热尼娅刚生完孩子，我、我妈妈、热尼娅妈妈接她出院时拍的。
我妈代表全家，从东北老家拎了一堆东西，过来看望热尼娅。当时是夏天，旅游行业最忙的时候，我很少回家，基本上是她们俩天天在一起。热尼娅会说一点点汉语，但说得很慢；我妈一句俄语都不会说，一口东北话，但她俩关系处得特别好。我们仨一块逛商场，热尼娅会牵着我妈的手，感觉我妈跟她比跟我还亲。
她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她们俩解释不明白，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个未解之谜。自这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高智商动物，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是不需要语言的。
后来我妈回国，临上飞机之前，我还没咋地，热尼娅看着我妈一顿哭，那个眼泪儿啊，啪啪往下掉。我妈也挺舍不得的。去机场之前，还在家的时候，热尼娅跟我妈说我舍不得你，我妈就也开始掉眼泪了，还跟我爸说，你看我这外国媳妇，我走她还哭。
送完我妈妈后，热尼娅还在哭，觉得好玩我就拍了这张照片。
我们原来计划2020年1月回国，给热尼娅补办一个正式的婚礼，去三亚拍婚纱照。热尼娅特别想去三亚，她从小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就很向往温暖的南方和大海。我机票买好，宾馆也订好了，因为疫情，就全给取消了。
2020年2月3日，我送走了最后一个旅游团。那个团走后，圣彼得堡突然一下就安静了。突然从高强度的工作中停下来，我还觉得很庆幸：公司终于不会强迫我带团了，我可以休息了。
休息了两个月之后，我开始慌了。生意变成了零，我的收入也变成了零。我以前是挣了很多，但买房买车、装修，钱都花出去了，我们手里大概就剩四五万块人民币。圣彼得堡物价挺贵，家里孩子还小，一家人要吃穿，就算再怎么节约，每个月也得四五千块。
每天看着俄罗斯新冠一天天增长，根本看不到头；存款越来越少，收入完全是零，入不敷出。当钱花完了，就只能找父母要，可谁愿意这么大了还找父母要钱？而且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想工作，想挣钱，却无能为力，抗拒不了大环境，就感觉整个人特别渺小，什么都做不了。
2020年，因为疫情，我们俩被迫一直待在家里。
每天在家就是干待着，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玩手机，睡觉、做饭、看孩子。吃饭也是，什么时候饿，就什么时候吃。饮食没有规律，睡眠没有规律，没有运动，我一下比原来胖了二十斤，生物钟全乱了。
热尼娅知道没钱了，就跟我说，我跟你一起承担，我们一起把这段时间挺过去。在超市里买东西，她都要比较一下价格，精打细算过日子。去年一年，我们家最大的开销就是给孩子买东西，她给自己什么都没买。也就双十一的时候，我在网上给她买了点东西，一双鞋，一件毛衣，不是特别贵，就一两百块。
热尼娅穿着我从网上买的新衣服。
我们后来也计划过回国。八月份买过一次机票，俄航的，取消了。十月，我们材料都已经递交到领事馆，机票都买完了，结果领事馆说因为欧洲疫情第二次爆发，国家又收紧对外国人的签证政策了，让我上领馆把热尼娅的护照取回来。我们心情特别不好，热尼娅在家哭了好几回。你懂这种心情吗？想回去，总是不成功，就一直卡在这了。
那次还是我们组织的，结果几个中国朋友都回去了，我们却没有。他们出发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去机场送他们。热尼娅挺感慨的，觉得是她的原因才导致我没回去，挺愧疚的。我说，没事，只要咱们三个在一起，在哪不是家？
我们仨一块郊游时拍的。
我们仨就这么一直挺到了年底，结果等来了地狱一般的十四天。
先是12月21号早上，热尼娅一觉醒来，就突然失去味觉和嗅觉了，吃柠檬片，没有任何味道。我们电话预约了核酸检测，第二天做的，过了几天出了结果，阳性。
2020年12月27日，我们收到了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的报告。
等她快恢复了，我就开始有症状了。我们俩都是轻症，但症状不一样，她只是失去了味觉和嗅觉，其他一切正常；我是发低烧，头晕，浑身肌肉疼，特别难受。1月1号到1月3号，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一动没动。我记得我跟热尼娅说，我要是不行了，你就给我送医院去。
我们俩算挺有社会责任感的，不想传染给别人，那段时间就超市订菜，他们给送货上门。直到后来核酸检测阴性，身体有抗体了，我们才出的门。1月4号做的抗体检测，7号我们第一次出门，自由的感觉真好。
2020年圣诞节我们全家合照，那时我和热尼娅感染了新冠，都在生病。
这边疫情很严重，得新冠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惊小怪的事了。你说完全不怕吧，也不可能，毕竟重症容易出人命。
我们的2020年够曲折的。现在我们就想回国，但一直遥遥无期。要是现在政策允许了，机票我连价格都不看，最贵的都买，立刻回去。热尼娅特别想去中国，跟了我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去过。她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也挺期待的。
李红/口述
叶心/撰文
我叫李红，今年50岁，在德国生活了27年。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生活也非常眷顾我。我和德国人彼得的爱情打破了地域、民族和年龄的限制。
2019年7月，我在波恩的慈善晚会上。
1971年我出生在上海郊区，准确地说是上海县的一个农村里。小时候的我和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一样，和奶奶妈妈一起种田和干各种农活，包括喂猪、养鸡等。13岁那年上海闵行区变成了经济开发区，我们的农田被征走了，妈妈进了工厂，而我则到了上海市上中学。
16岁我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市徐汇区旅游职业学院培训。三年培训结束时，正赶上上海紫藤宾馆开张，我就成为了第一批员工，负责管理一个12人的团队。后来领导班子改组，我降为普通工作人员，负责打扫整理客户的房间，还需要做两班倒的工作。
有点不开心，但因为是涉外酒店，我可以直接接触外国客人。而我的英语很好，客人们对我经手的事情和服务感到满意，经常会留下10到20美元的小费。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纽约来的美国客人，他一次就给我留了100美元的小费。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工作，我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1989年，我18岁，姐姐结婚，我们的全家照，左一是我。
那时有一位德国客人对我一见钟情，对我展开了热烈地追求。他比我大八岁，我对他的感觉也不错，感觉他是个守时、自律、严谨、可靠、规矩的实在人。他不会花言巧语，不乱来，让我觉得安全和放心，于是我们相恋了。
在他的邀请下，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我决定随他到德国看看，我想这说不定是一个改变我在宾馆里被“打入冷宫”局面的好机会呢。1994年，我随他前往德国伍珀塔儿，拜访他父母和他生长的地方。
1994年我满怀憧憬，在出国前留念。
离家的时候我父母都不同意，都担心这个德国人会不会是个骗子。我妈妈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眼泪哗哗地流出来。我对妈妈说：“让我走吧，妈妈。不要担心，有一天我会好好回来的。”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一年后妈妈就因癌症去世，这成了我心中很大的遗憾。
1994年出国前，我（右一）和姐姐、妹妹合影。
原本只是计划在德国做三个月的短期旅游。结果三个月过去，我的德国男朋友向我求婚了。像每一个憧憬浪漫爱情的姑娘一样，我高兴地答应了他的求婚。就这样，1995年我们结婚了，我也留在了德国。
新婚激情还没过，生活就开始显出它残酷现实的一面。我的丈夫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工作要求他经常全世界去出差，一走就是三个月。可我的中国护照去哪里都得办签证，这样就跟不上他的步伐，大多数时候都得留在德国。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我利用丈夫不在的时间去成人大学学习德语。
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我是个爱说爱笑爱热闹的人，习惯了上海这个繁华大城市的生活，而伍珀塔儿却是一个人口才三十多万的小城市，生活冷清寂寞，让我非常难适应这个落差。我在德国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工作，先生又常年不在家。虽然可以往国内打电话，可每分钟3.5马克（大约15元人民币）的价钱让电话也变得奢侈。
过了半年这种孤寂落寞的日子后，我便操着磕磕巴巴的德语去找工作，在一个高档时装店里找到了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卖高档品牌服装。很快我就能和德国人自由地用德语交流了，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我感到稍微有点开心了。
婚后两年我怀孕了。我27岁，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健康小子。那时候德国的法律是三岁以下的孩子不许上幼儿园，必须自己带。好在公婆每周三帮我带孩子，我可以一周出去上几个小时的班。我本来想等孩子三岁上幼儿园时再去找个更好的工作，可是我没有在德国上学的经历和证书，所以几乎找不到自己期待的好工作。
儿子2岁半。
我一向喜欢健身，就去健身房训练，想改变一下因为生产而变了形的体型。
老板娘见我有板有眼的动作做得不错，就走过来问我是不是有健身的基础，愿不愿意做一个健身教练？于是我就参加了为时一年半的健身教练培训，成为了健身教练。这一干，就做了八年。
我在健身房里教杠铃操。
丈夫仍然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他永远是出差三个月，回家休息两周，然后又是下一次的出差。好容易有老公在家，我满心欢喜，憧憬着全家人一起团聚，想和儿子和老公一起乐融融地散步或者郊游，可老公根本就没这个意愿。
他保持着单身男人的习惯，一边是来去自由，一边把所有闲暇时间都投入到他的个人爱好中去。在家里总是一个人听音乐，听到半夜才肯上床，不到中午12点又绝不起床，完全和我们没有交流。而我则继续一个人带孩子，上健身房教课挣生活费，累得半死半活。别说散步、撒娇，或者希望他帮忙带孩子都不可能，充其量就是又多了一个要伺候的人。
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我发现自己都没有笑容了。生活没有着落，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我的心情忧郁得要死。我扪心自问：我本是个开心的女孩子，在上海的生活有滋有味，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这种没有希望的单身妈妈的日子，难道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不行，我还年轻，与其这样，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我要赌一把！
1999年在德国，心中觉得孤独、失落、压抑、迷茫。剪去长发，想以此改变自己的生活。
2003年，32岁，在分居一年后，我和他离了婚。为了不给他增加负担，我净身出户，不要赡养费，也不要他一分钱，只要儿子。骄傲又固执的我只带着公公送的一辆欧宝车、一箱子衣服和一台电脑，就和儿子离开了这个男人和我们曾经的家。我相信我一个人仍然可以过得很好，而且可以把儿子养好。
2003年离婚前，觉得生活有希望了，抱着儿子我们笑得阳光灿烂。
在那之后我又认识了一个比我大6岁的德国男人。不像我那大手大脚的前夫，他为人节约，会投资，也会生活。认识半年后他对我说，我可以带着儿子搬到他那里去住，于是我们就去了。然后问题也来了。他对我是不错，但是他把我当作笼中的金丝雀来养。
他说：“好女人要像日本女人那样安静的、轻言细语地跟在男人身后，不会想着去出风头什么的。”其实他就是不想让我和为数不多的女友聚会，甚至不让我回上海看望亲人。总之就是除了去健身房和买菜就不让我出门，我感觉到完全没有了自由。
两年半以后，我悄悄地问7岁的儿子，“儿子，咱们离开这里，去租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我们两人一起过，好吗? ”儿子同意了，于是我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勃然大怒，说：“我很爱你！只要你说声对不起，给我道歉，那么你们母子俩就可以在这里一直住到你租到新的地方。否则你就马上给我滚出去！”他这番话让我彻底心凉，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个男人，虽然仍然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女友薇薇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让我在她家里住了三天，直到我后来租到一个55平米的小套间，母子两人在那里一起住了五年。因为这两次经历我痛下定决心，以后绝不再找德国男人！薇薇的雪中送炭也让我非常感动，一直铭记在心。
我的女友薇薇（右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回国重新开始。但是那时候妈妈已经去世，爸爸找了个新的老伴，姐姐和妹妹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回去已经不尴不尬。更何况当年是风光出的国，现在混得这么惨才回去，我实在丢不起这个脸。
为了让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回国学了最受德国人喜欢的精油香薰放松，然后在德国的地方小报上登了一则广告：“中国精油香薰放松，只接待女性”。
我的第一批客户是健身房的学生，学生们又带来了自己的老公。这样子我就能够勉强挣足我和儿子两人生活了。但是那五年我心力交瘁，算是我人生的低谷。不过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生活的希望，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前我都会给自己打气。
我带着10岁的儿子在海南岛度假。
我有一个女朋友珍妮，是当年我在服装店做第一份工作认识的，慢慢地我们就成了好朋友。珍妮是一个中餐馆的老板娘，餐馆里经常有德国客人吃饭。见我这些年一个人过得辛苦，她挺同情我的不幸遭遇的。
珍妮的中餐馆。
珍妮的餐馆有一位常客，叫彼得。彼得的妻子得癌症去世了。一天他闷闷不乐地去她的中餐馆。看见他伤心的样子，珍妮就问：“你怎么了？是不是鸭子不好吃？”彼得灰心地说：“别理我！我留不住女人！”
因为他想交女朋友，却没找到合适的，好容易遇上一个想约会，还失败了。珍妮笑了，说她有个很漂亮的中国女友，正好没有男朋友。彼得赶紧说“那还等什么，赶紧给她打电话，让她过来吧，告诉她我正吃甜点呢。”
珍妮（左一）和我。
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见面。我已经把那辆小欧宝卖了，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于是珍妮给我们约了见面的时间。本来我告诉珍妮，我当时37岁，能够接受的男方最大的年龄是50岁，但是珍妮却只说彼得是一位非常可亲的艺术商，至于年龄嘛，需要我自己去打听，她无可奉告。
后来彼得从珍妮手上拿到我的电话，和我约好2009年1月2日上午9点半见面。那天9点26分铃声大作。我打开门，眼前是一个陌生的德国老人，吓得我恨不得马上就把门关上。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还是请他进来，并给他递上了一杯茶。结果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越聊我越惊讶他神奇的人生经历，也越欣赏他的幽默和广博的见识。
彼得23岁的时候曾背着行囊，骑着单车在世界上周游了三年半。他从进口阿富汗文化纪念品和民族服装起家，渐渐成为德国各大博物馆的艺术品代购。如果只听他讲话，我顶多猜他五十岁。不过我仍然迈不过生理年龄的坎，我想我们不会成为恋人，但会是很好的朋友。而彼得那次则喝了17杯茶。他后来告诉我，这辈子他都没喝过那么多茶。当然彼得还是看出来我嫌他年纪太大。他很失望，不过他并不想放弃。
彼得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居住的农家庄园，向我们展示他自己改建的500多平米的老房子。彼得了解到我儿子是拜仁慕尼黑足球队的粉丝，征得我的同意他多次带我儿子去看球，并送他各种球迷的纪念品，还把自己家的花园改成一个足球场，周末经常陪着我儿子踢足球。几次下来我11岁的儿子就一天到晚念叨：“彼得多好啊！”
儿子是足球迷，彼得投其所好，把自家的花园改成足球场，周末经常陪我儿子踢足球。
彼得还努力投我喜好。他每个周末邀请我去最好的餐馆就餐。因为职业的原因他经常要去美国参加展览，不过都是短期出差，而每次回来他一定会带给我最好的衣服做礼物。
就这样每次见面，我对彼得的好感就增加一分，但那年龄的沟始终就横在那里，毕竟，相差25岁的坎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让我跨过去的。
彼得和我。
2009年2月一个下雪的周末，彼得弄来一辆德国传统的马车，再带上一瓶香槟酒和厚毯子约我去踏雪，一切都那么美丽。彼得给我披上厚毯，从篮子里取出两只刻有心形的香槟酒杯。
我的酒量有限，第一杯香槟酒下肚，用微醺的眼睛看世界觉得美不胜收;第二杯酒斟满的时候，彼得就捧起我的脸一阵热吻，我也并不想抗拒，就此在冰天雪地里一吻定情。
2009年2月，一吻定情，心形的香槟酒杯和雪景助兴，这张照片是马车夫帮我们拍的。
5月的一个周日，彼得用我最爱的红牡丹装点起居室。在他家的桑拿房，在温暖的温泉蒸汽中，彼得手拿红玫瑰向我下跪，诚恳地希望我能嫁给他。面对如此谦虚暖心的男人，那一刻我感动得答应了他的求婚。高兴之余我也特别感谢珍妮为我的姻缘牵线，让我找到了一位暖心的绅士做伴侣。
我们在花园里举行盛大的婚宴。
2009年9月25日，我穿着洁白的婚纱和彼得去市政府登记结婚。第二天是彼得63岁的生日，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宴。彼得花费很多心思，搭起大大的帐篷，装上中国式的大门，点起喜庆的中国红灯笼，外加红地毯及迎客的兵马俑，一顶红轿子将我抬入婚礼现场，而那次婚宴光是宴请的朋友就有120多人。
用彼得自己的话来说，“她不仅是一个中国美女子，还是一个灵魂纯净如水、心灵宽广无边的好女人，更重要的是，她和我一样，是个把和谐放在首位的人。”总之一句话，他就是想把我宠成公主。
2009年9月26日，我们在家里的花园举行盛大婚宴的现场。
其实在刚结婚后的半年里，每次和彼得出门我都会因为年龄差距而觉得抬不起头来，特别害怕别人把我当成那些从泰国买来的女人。所以我总是让彼得一个人先走，我远远地走在后面。
但是后来我突然想通了：“我怕什么？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拐骗，我和彼得彼此真心相爱，我们自己感觉幸福，这就是我的生活，好与不好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别人怎么看和我有什么关系？”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害怕和彼得一起出门，相反我们反而手拉手，该怎么就怎么样，毫不掩饰。
彼得年轻的时候并不富有。他从旧货市场开始淘金，到后来成了很好的古董收藏家和交易师，所以他现在的财富来得其实并不是非常轻松。当我们决定结婚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为了让他的两个儿子放心，我们做了婚前财产公证。
我组织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对彼得的两个儿子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家庭和睦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婚前和你们的爸爸签定了一份放弃财产的协议。他一生辛苦积累的财富是属于他和你们的。我只是希望你们常来看爸爸。我们的大门永远对你们敞开。”
2009年9月26日，我们在婚宴上翩翩起舞。
多年来彼得一直在帮德国收藏家Horst Kienzle打理家族事项。Horst希望有生之年能把自己一生收藏来的亚洲艺术古董常年展出。我们就帮他联系德国各大博物馆，但是没有地方能够持续展览半年以上。
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开一个博物馆，就将彼得55000平米的大庄园改建，一边展览Horst和彼得的古董和亚洲艺术收藏品，一边展览中国文化，并取名为亚洲艺术博物馆（简称为亚博园，德语是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in Radevormwald）。
亚博园佛教展厅。
我运用当年做酒店管理学来的知识，把亚博园逐渐变成一个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
比如每年仲夏夜晚的露天音乐会是当地老百姓欢庆和休闲的大型节日。而中秋古装游园活动自2016年以来每年9月初都会举办，而且规模也办得越来越大，后来成为德国北威州影响很大的亚洲文化艺术节。我做起来得心应手，感觉又像回到当年做酒店管理的老行业了。
亚博园2017年中秋游园节。
因为没有子女，家族后继无人，尽管行动还能自由，87岁的Horst逐渐感到寂寞。他不愿意去养老院生活，我们就把他从慕尼黑接到了自己家里照料。对我而言，这是我对亲人的一种付出。彼得感慨地对我说：“不是每个德国女人都能这样做。你是个有大爱的女人，从内心到外表都那么美。”还说找到我，“自己老了也不会害怕！”而我则很感谢彼得给我这么美好的生活，既然他选择我做为他的终身伴侣，我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望，一定会让他幸福。
我的儿子如今也已成人，也有了自己的女朋友。儿子和我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妈妈，小时候我不太明白你。现在我理解你了，两个人的关系不好时确实是过不下去的。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和儿子。
而我自己的原则始终是怀着一颗慈悲的心，一切顺其自然，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是你的总是你的，该来的总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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