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金枝玉叶

 

 

 

 

上海的金枝玉叶

作者：陈丹燕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目录

1910年，一岁，悉尼，那双白色的软底鞋
1915年，六岁，爹爹带我们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馆
1920年，十一岁，上海的阳光照耀
1928年，十九岁，永远的中国式服装，永远的英文
1931年，二十二岁，利西路上的大房子
1932年，二十三岁，爹爹死了
1933年，二十四岁，燕京骄傲的女生
1934年，二十五岁，分离
1934年4月，二十五岁，美丽的女孩出嫁了，倔强的女孩出嫁了
1934年11月，二十五岁，爱情故事
1935年，二十六岁，富家女子的梦想
1944年，三十五岁，把微笑丢在哪里
1945年，三十六岁，Easy Come Easy Go
1946年，三十七岁，波丽安娜
1948年，三十九岁，美妇人之月的阴面
1951年，四十二岁，尚不知魏晋
1954年，四十五岁，再次成为职业妇女
1955年，四十六岁，戴西穿上了长裤
1955年，四十六岁，双重的生活
1957年，四十八岁，吴家花园湖石边
1958年，四十九岁，最长的一天
1958年，四十九岁，微微肿胀的笑容
1961年，五十二岁，阳台上的风景
1961年平安夜，五十二岁，万暗中，光华升
1962年夏天，五十三岁，煤炉上金黄色的
1962年夏天，五十三岁，让我们也荡起双桨
1964年，五十五岁，沸腾的大锅
1968年，五十九岁，来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
1969年，六十岁，骄傲与坚持
1971年，六十二岁，光荣退休
1974年六十五岁，亲爱的奶奶不同于众
1976年，六十七岁，再婚
1977年六十八岁，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
1982年，七十三岁，英文顾问戴西
1983年，七十四岁，它能证明“我在工作着”
1986年，七十七岁，乔治归来
1989年9月，八十岁，“我今天应该从哪里说起?”
1990年4月，八十一岁，童年时代的咒语
1996年，八十七岁，戴西与松林
1998年，八十九岁，上帝这次看见她了，成全她了
跋

1915　六岁　爹爹带我们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馆

She used to watch her Dad taking her Mom and elder sister to the Opera.They dressed up so beautifully for those occasions and there was always a box of chocolates. At that time, she was a young girl who felt that there would be numerous operas and boxes of chocolates waiting for her in the future.
　　
1989年9月，戴西离开上海，去美国看她的儿子中正一家，同时她也去看了分离了三十多年的兄弟姐妹。
　　
1958年，她的丈夫被捕入狱，被判必须向政府退还六万四千美金。她被迫向所有国外亲人写信，请他们寄钱回来，帮她家还账。她把信写好，交给政府过目。寄出去那么多信，只有她的哥哥沃利一个人寄回了八千美金，那是从前她借给沃利的钱。1962年，戴西去学校教英文，沃利还从美国寄来了许多英文教学方面的资料和最新出版的词典。而"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而在从前，沃利总是戴西的领袖，他总是为戴西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在全家从悉尼迁到上海的日本邮船上，他们玩了六个星期的"跟着领袖走"的游戏，沃利的领袖地位在那时候就确立了。小时候礼拜天去教堂，爹爹分给每个孩子一个便士，让他们自己投到奉献箱里去，沃利教她用半个便士去买一个冰激凌筒吃，把找下来的半个便士给奉献箱。
　　
在全家离开澳大利亚时，爹爹妈妈又带他们一起去照相，那时戴西已经长得高过沃利，所以他一定要戴西坐下来，不让她看上去竟然比自己要高。在兄弟姐妹里，他们是最要好的。甚至戴西十多岁的时候学钢琴，后来学开汽车，也都是沃利的主意，因为这是上海淑女个个都要学的时髦。
　　
乔治1957年从上海经广州偷渡出境，临行前清理永安公司总裁办公室，匆忙之中，突然不知触动了哪里的秘密机关，一只秘密抽屉弹了出来，里面是从前二哥留下来防身的一把枪。1947年在永安公司的一次危机中，宋子文出面帮忙，所以二哥沃利做了总裁；1948年蒋经国要杀他，所以他也是在匆忙中逃往国外，由乔治接了他的班。乔治当晚就要走，他就把那把枪带到戴西家，让她处理。她的丈夫把枪埋在了自家花园的树下。后来，就是这把他们从来没用过的枪，成为她的丈夫吴毓骧判决书上的一条罪行：私藏武器，乔治并不知道后来在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戴西再见到他的时候，他陪着太大在夏威夷开美发厅，穿了当地人爱穿的大花衬衣，他老了以后，鼻子越长越宽大，像一个犹太老人了。要是没人告诉，你不会把他与照片上那个坐着的胖胖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戴西从没有真正具体地告诉过他关于那把枪的事，她说，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戴西的三姐安慈是上海的第一位"上海小姐"，在这张照片上，虽然她还是一个刚刚发育的小姑娘，已经能看出她日后的醒目与美貌。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美国多年，仍旧保持着她的美貌和美女那种安适而活泼的气质。她们姐妹从中西女塾毕业时，她已经是一个会骑马、会跳舞、会射击、会一切新鲜花样的小姐，她带着戴西在去阂行的公路上跟人开钊车，最后发现那辆居然与她们争锋的车里，坐着她们的哥哥沃利。在她参加上海小姐选举的时候，戴西已经去了北京读燕京大学的心理学，她还写信回家劝姐姐不要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而到了姐姐为了自己爱上的人几乎要从家里私奔的时候，戴西又是第一个表示同情的人。安慈已于1980年在美国去世，戴西去美国的时候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见到了照片上那温顺的大姐。
　　
1989年在美国，大家都鼓励戴西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于是戴西去大学的老人写作班上了两期写作课程，规范自己的英文。从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她仍旧上的是英文学校，她这一辈子，说的大多是英文，用的也大多是英文，虽然在中学时代开始，也一点点地接触中文，可总没有真正当成自己的语言用。直到五十年代单位里为老资本家们洗脑，她才被迫认真学习中文。到1971年退休的时候，造反派对老资本家做了最后一次训话，要每个人表态怎么继续改造自己，她对造反派表示一定要更好地掌握中文，学好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得到造反派的表扬。到了1989年，她决定要用英文写她的回忆录。她真的从9月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在她写在电脑里的回忆录里，她回忆到在七十四年前的9月，六岁的时候，她在悉尼上科莱斯泰小学的情形，因为同学乱叫她名字，她逃了学，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校长宣布，要是同学不改正的话，她就永远不去学校了。那时她是个眼睛里看不得一点点不公平的小姑娘。
　　
她回忆了小时候看着爹爹带着妈妈和大姐去看歌剧的情形，他们打扮起来，是那么漂亮，还总有一盒子巧克力。"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早点长大起来，也能和他们一起出去啊。"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写着，那时她是个觉得长大起来会有一路的歌剧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
　　
这是戴西在出生地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917年，她的爹爹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刚回到上海时，就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南京路上这些华人资本家大百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着华人资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这些，她有一天发现在酒店的窗外飘着一些白色的东西，她觉得非常奇怪，于是打开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里，冲到妈妈房间里给她看，可当她张开自己的手，里面除了几滴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雪，在悉尼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雪。那时她是没有一点点阅历的小姑娘。
　　
我们的古科罗克叔叔，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妈妈的妹妹，当时也一起住在酒店里，他是爹爹永安公司的经理。他有一辆福特车，在那时是很豪华的。有时他领着我们大家开车去郊外，当时我们最远也只到过静安寺，所以我们都觉得开到郊外去，是好远的路了。
　　
这时，在她的回忆录里，回忆了一个孩子浑然不觉的安宁心境，而实际上，在生活中，一个人将要遇到些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她当然也不知道在1967年，她和学校里一些"有问题"的老师一起被送到工厂劳动。有一天，他们用英文说了几句话，有人间她在午休的时候干什么。她告诉他们要去国际饭店买一点面包。"你知道那里的面包比解放前做得好。"戴西说。我想，这是她看到自己桌边还坐着两个工厂的工人而特地说的，因为没有必要为买面包加上这样的评价。
　　
等午休结束以后，他们被突然集中到楼下的房间里。开始戴西他们还不明白是否他们这些资本家也有资格去开会，后来，当他们试探着下楼去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居然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他们，工人们要求会说英文的人站到前面去，戴西就站到前面去了。然后她发现和他们中午同桌吃饭的那个工人也在，他把同桌另外两个说英文的老师也带到前面去了。
　　
他走上前来，叫我跪下。我跪下了。他拍打我的头，我很奇怪，就抬起头来看他用什么打我，原来他用了一把扫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要开始痛打我。可是并不是这样。他要我交代我在楼上工作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我用中文告诉了他。
　　
他谴责我在说谎："我懂英文。"他说，"你难道没说什么'公园'？你在中午的时候要到公园去。你要到公园去见谁？见面要干什么？"
　　我告诉他我要去的是公园饭店，就是国际饭店从前的名字。不是什么公园。
　　
"哦，是的。"他说，"你还抱怨面包不如解放前好了。你能否认自己说过公园和面包吗？"
　　
在我的头上又被扫帚打了几下以后，会议结束了，他感到自己已经揭露了一个资本家是多么坏，多么不诚实。
　　
1915年时的戴西怎么会知道，自己有一天竟会面对这样的屈辱？而且她还能从那些屈辱中活下来，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因为心碎而刻毒的老人。

1933　二十四岁　燕京骄傲的女生

Her daughter Jingshu once said that mother's bearing was the result of the education received from Yenching Univertiey. Being together with Daisy, sometimes I felt the urge to plan time for some adult ballet lesson.
　　
那是1998年的9月24日，这一天，也是一个夏天已经接近尾声的凉爽的黄昏，我在戴西家，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第二个黄昏，她与世长辞。这一天她为接待我而化了妆，白发和红唇，她直到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精致的女子，不会把一丝口红涂到牙齿上。从我认识她起，她总是为每一个预约好去拜访她的客人化妆，而我们这一代人，只是为重要的场合与自己以为重要的人而化妆，而这个重要的人，常常是男人。我们更多的是取悦，而她则是礼貌。
　　
那天她的老茶房松林也在，这一段她的身体很弱，松林从家里赶到上海来，住在后面的小房间里，照顾他的少奶。戴西叫松林拿出两样东西来给我看，都是这次松林整理屋子的时候找出来的。一件是一张放大装进镜框的照片，就是这一张，也是毕业回到上海以后照的。
　　
戴西说到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国际饭店边上的一家照相店里照的，过了些日子，戴西路过那里，发现这张照片被店家放大出来，挂在橱窗里。她进去就将橱窗里的照片搬了下来，说："谁允许你们把我的照片放在外面让大家看的？"店家知道理亏，在赔不是以后，顺水推舟，就把照片送给了她。
　　
戴西把照片带回了家。然而不久，戴西就发现再也找不到它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戴西大夫家的亲戚从国外小心翼翼地回国探亲，他们回到已经三十年没有开过门的老房子，用三十年没有用过的钥匙居然打开了门。在从前戴西丈夫住过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这张照片，就给戴西送了过来。它是第一张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回到戴西手中的旧照片。
　　
这时已经七十岁的戴西，才明白过来，当年照片失踪，是因为有人从她家偷了它。那个人将它放在自己房间里。"我真奇怪他的本事，这么大的东西，他是怎么从我家偷出去的呢？我们家的人，包括门房，竟然没人发现！"戴西就着我的手，看着自己奇迹一样在上海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笑着说。她的笑容里还有对那个玩起新花样来聪明透顶的男子的欣赏，当年她就是因为这爱上他，嫁给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1949年整栋房子被锁了起来，这时戴西已经与他有了两个孩子，做了十五年的吴太太。而等她再次看到这张照片，那当年偷照片的男子，已经去世二十年了。
　　
另一件是戴西当年带回上海来的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和理学士学位证书。
　　
这两件东西记录了戴西的燕京时代。把照片的故事和燕京的证书合在一起，经过三十年代大学生活的人就会会意地点头，当时，燕京女生嫁清华男生是一种风气。
　　
戴西一生没有真正从事过与她的专业有关的工作，可四十年代她对自己孩子教育的贴切，别人家孩子对去吴家玩的热衷，九十年代已经也垂老的孩子回忆起童年记忆里天汕一样的安蒂戴西，他们总是说："安蒂戴西是学心理学的啊，她懂得怎样使得我们愉快。"
　　
到五十年代以后，她独自对付各种各样对她和她的家心怀恶意的人，当她的丈夫被关进监狱，警察局两边对口供，她借口听不懂中文，用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那几十秒钟判断；当她去看唯一和她一起留在上海的波丽姐姐，在弄堂里被等着抄波丽家的红卫兵推搡倒地，可她不能让波丽出来，于是她倒在地上用自己的高血压吓唬红卫兵；当她在退休前知道造反派要最后一次训话，她发言的时候就说自己退休后有了时间，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争取可以看懂毛主席的书，改造自己；当她的儿子中正回忆起戴西的这些故事，他从十一岁起，就跟在母亲身后，看她如何惊心动魄地生活。如今回忆起来，他的眼睛里常常充满了泪水，他大张着眼睛，使眼泪慢慢地流进去，把眼白逼得充血，可他的脸上由衷地笑着说："妈妈是学心理学的，她懂得分析和利用人的心理，来保护自己。她一直说我父亲聪明，其实他只是会玩，而她才是真的聪明。"
　　
她的燕京时代还是常常被想起来的。她四十九岁的时候和外贸公司所有资方人员一起被送到外贸农场劳动，当时农场里什么都没有，正在盖房子，他们都被送去参加盖房子。当时，这些四五十岁的人中间，没人敢爬上竹子搭起来的脚手架。在这一队人僵在那里，被人嘲笑和逼迫时，戴西走出来，拎了一铁筒和好的水泥，爬了上去。那天她回家，对中正自得地说起这件事，她说："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我还是可以做到的。我不怕，我的手脚还是很灵活。"在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把这种故事里的"fun"找出来，才告诉独自在家担心的儿子，而中正总是透过那些妈妈骄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过什么。中正庆幸地想到她在燕京时曾经是华北女子网球队的队长，她从来都是喜欢运动的。
　　
戴西一直到去世，都还是一个自理的老太太，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八岁，那时她还是每天去市场为自己买东西，太阳好的时候，我打电话到她家去，她会不在家，她出去散步了。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笔直着背，慢而风雅地走在树影子里，穿着平跟的黑色鹿皮短靴子，她的样子，让我想到了清香的、没有放奶的英国茶。她在燕京的时候，为了用英文演京剧《游龙戏凤》，学过戏，学了京剧的表演，她有一段时间，天天拿硬皮书顶在头上练走路。她的女儿静蛛说过，妈妈的仪态也是燕京的教育之一。和戴西在一起，有时我会计划一下，是不是可以找到时间去学一段成人芭蕾。
　　
路过一家超级市场的时候，戴西告诉我，有一次在这里遇到一个老先生，他叫住戴西，希望和她交一个朋友。戴西说话时的神情有一点点被冒犯的恼怒。她那时的神情，回想起来真的像一个闺中的女孩子。生怕不相识的男人瓜葛了自己。叮我听着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为她骄傲得大笑。要是我到八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在街上散步，还有一个老先生过来和我搭话，我会像得了一个奖章。

1934.4　二十五岁　美丽的女孩出嫁了　倔强的女孩出嫁了

They were those who pursue life, considering happiness as the bottom line. They hold a proud attitude towards life as if playing a game, not willing to compromise, and not willing to bend in front of it.
　　
戴着大大的珍珠耳环，穿着领子上有四只摩钮的长旗袍，戴西在郭家花园里举行盛大的订婚园会，花园里摆了二百多张桌子。她这就要与自己的有情人成眷属。那个曾将她的照片偷偷从郭宅带回家的人，今天抱得美人归。
　　
戴西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到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这好像也是一种规律，祖上发迹的时候，家中常常没有什么文化，于是，家里的孩子就被大人要求一心只读圣贤书去。常常这样长大的孩子，单纯脆弱，成为真正的文人。于是，这显赫的人家到了下一代，就真正如愿脱尽了官宦气，成了起舞弄清影的书香人家。这样人家的子弟，一双手削长白皙，一颗心全是新鲜主张，由于敏感细腻的过敏气质，许多人还有哮喘，他们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那种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娱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日后吴家的人说起来，都觉得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而戴西自己，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他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刚刚好那时候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他跟着清华大学的队伍天天去游行，直到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这一年，戴西十岁，在慕尔堂的美国基督教小学里高高兴兴地读着英文书，因为姐姐强迫她戴西式的帽子懊恼不已。
　　
政府觉得他们这些公费生大忘恩负义，又怕他们在北京学野了，就在1921年提前送这班学生去了美国。吴毓骧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副修工商管理。临行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前照了相，一班年轻的男生，大都穿着北京大学生穿着的那种长棉袍，一身柔软的皱褶，这个年轻的福州青年的国字脸上，还留着"打倒孔家店"的兴奋。
　　
而到美国东部不久，他已经成为西装笔挺的华人青年。学习之余，他迷上美式运动，对美式棒球的喜爱从那时养成，一直保持了终生，到了五十年代，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偷听美国广播是可以被捕的大罪，他还是忍不住调低声音，高大的身体蜷曲着，把整个脸贴在收音机的喇叭上，透过国家大功率的干扰波，收听棒球比赛的实况。
　　
他真的像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在美国忘记了政治，也许他去游行根本是为了新鲜有趣，而不是政治觉悟。他在MIT毕业时，成了一个不但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而且可以玩得锦上添花的大师，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极其有趣的风流惆悦的人，就像能让许多有闲有趣的女子喜欢把玩的情淡娱人的香烟。
　　这时候，戴西在中西女塾有着褐色护壁板的礼堂里排练莎士比亚的戏。六十年以后，她到了美国，她在臼天安静的家里写回忆录，在说到自己学习表演的时候，她说："Itwas fun，"
　　
然后他回到中国，先在清华大学教书，可是他不久就觉得清华的教授太请苦，于是辞职回到上海虹口的家，想要经商致富。他成为一家外国牛奶厂的行政人员，一个一年四季穿笔挺西装、非常洋派的人，不到三更半夜，不会回家睡觉。这时，家里为他找了一门亲事，他拿出三百块钱给来相亲的女子，让她随便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女子买回来一堆花布和胭脂粉盒，于是，他回断这门亲事，他说："我怎么能讨这样的女人。"
　　
差不多同样的时候，戴西在北京因为艾尔伯德说到美国结实的玻璃丝袜的事，而取消了婚约，因为没有fun。
　　
在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这个婚姻的基础：他们两个人都是不把婚姻看成过饮食男女日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深深的期望，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所以，到1958年3月15日，吴毓骧最后一个自由的早晨，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夹起尾巴来做人，把私家汽车停在家里，改坐三轮车上下班，而吴毓骧还开自家的福特车去上班，在办公室被捕以后，是戴西带着儿子去把车开回家。
　　
1962年9月，戴西在劳改地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要她独自回家等待通知，她的难友害怕她会失踪，再三警告她要及时把自己的行踪通知家里人，她独自上了小船，沿着乡下绿色的小河道回上海。多年以后，她回忆起那个前途叵测的航行时，她说那河道两边真的充满了浓浓的绿色，乡下野地里才有的宁和与自在的绿色，也是夏天热烈的阳光留给植物的强壮的绿色，是那么漂亮。
　　
你仔细地看他们在1934年的这张订婚照，看他们在1934年的天光下出自内心的笑容。
　　
到1980年，戴西一个人重新站在当年订婚照的露台边的台阶上，五十多年过去，台阶已经随着上海地面下沉，第一级台阶不复存在，身边人的骨灰都已经在1967年失踪，戴西仍旧是一头卷发和一身旗袍，只是头发的颜色变得雪白。细细地用放大镜来看她的脸，看到她笑容中间的沧桑了吗？
　　
在戴西年老的时候，她曾说："年轻的时候真的欠考虑。我现在意识到自己当时多重地伤害了艾尔伯德和他的父母，他们曾邀请我去同住了差不多一年。要是他们觉得我很坏，我不会怪罪他们。"

1951　四十二岁　尚不知魏晋

They often traveled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Kong, and never felt the necessity to leave forever. At the time they really believed, as all Chinese people, that the Fifties were the Golden Age.
　　
兴华科学仪器行的生意做起来了，戴西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吴毓骧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戴西他们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留在上海的朋友像从前一样，又恢复了周未聚会。那些当年躲日本人后来躲国民党的朋友，都从藏身的地方回来，重拾过去的日子。这个1951年的午后，他们吃了家里大厨做的饭，谈了天，大太们说到跟着晚报上的插花专栏学习插花的心得，小孩们在外面疯过了，被大人招呼来在一起照相。
　　
日后，要是让戴西拿放大镜看照片里儿子那时有多高，女儿的辫子那时有多长，她一时还不能确定这张照片的年代。她常常分不清这是解放前还是五十年代初的照片。在她的记忆里，那些年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变成了共产党的五星红旗，而他们从来就不那么注意旗帜的不同。
　　
那一年他们在上海与香港之间来来往往，从来没觉得有什么必要要一去不回来。这时，他们真的与全国人民一起认同，五十年代是金色的年代。
　　直到有一天，他们去香港的申请不再被批准，他们还是想，不去就不去，没什么要紧，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生意。

1958　五十岁　最长的一天

They never discussed his feelings towards the plight he was in. Maybe Daisy was not as strong as she became later, and neither of them wanted to face the grave shadow that was reaching out for them at any moment. Maybe they wanted to pretend that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这一年，戴西的丈夫吴毓骧被划为右派。戴西从此开始她炼狱的生活。
　　
在1956年，兴华科学仪器行与政府正式合营，并入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吴毓骧从资方成为机械进出口公司的业务科长，被派到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一边被洗脑，一边参加了对共产党的大鸣大放，当时，他大概以为积极参加各种共产党鼓励的活动，是正确的表现，或者他的生性就是不能好好设防的，容易激动的，没有更多目的就像他年轻时代跟着清华同学去参加"五四"游行一样，这一切，就像他当时冒着当反革命的危险收听美国广播。不是要知道反华宣传，也不是要知道被封锁的世界新闻，而是忍不住要听美国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在这同时，他认识了更多的工商界前任的资方，他们在一起郊游和聚餐，互相以"老"相尊，吴毓骧开始被人称为"毓老"，甚为得意忘形。
　　
但是现在不能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了，甚至在当时，连戴西和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确定。他们在一起旅游，在一起吃饭，在自家花园里照相，熟悉在季节转换时的那些清晨，他因为支气管敏感而爆发出的一连串咳嗽和喷嚏声，就像德国木钟里的小木头鸟按时出来叫时一样。可他们从来不谈论他对于自己处境的感受。也许戴西还不像后来那样坚强，她和他都不想面对越来越近、伸手可及的巨大阴影。也许他们都想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也许他们认为说了也没用，反而是徒增烦恼。他们就这样在阴影逼近的时候紧紧关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嘴，像鸵鸟。
　　
当1957年到来，吴毓骧在一张《解放日报》上，看到自己上了右派的名单。可是他不知道在他的档案里，从来就没有右派的材料，到1980年全国右派甄别平反时，已经在提篮桥监狱病逝二十年的吴毓骧，因为档案里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记录，而被无法平反。谁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解放日报》的右派名单上。
　　
很快，他被通知不再担任业务科长的工作，改做清洁工，他回家来，向佣人学怎么将拖把拧干，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到了这一天，戴西夫妇才真正明白过来，他们发家致富的时代没有到，根本没有到。而他们慢慢失去一切的日子，倒是不由分说来到了。
　　
戴西也离开外滩的办公室，被送到资本家学习班去学习。在学习班上，她也第一次学习怎么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子，送去修路用，支援国家建设。开始她不懂，后来，她知道在砸石头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厚手套。
　　
1958年3月15日，戴西在学习班上被通知说，公安局在家里等她，要她马上回家。
　　
果然有两个警察在家里等她。自从家里的保姆偷了美金那次，家里来过警察，这是戴西家中第二次有警察进入。这一次，他们是来通知她，吴毓骧已经被捕，要她将入狱要用的行李送到思南路的看守所，那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那些可以送去的东西，包括衣服、被子、毛巾和草纸，但不可以送牙膏牙刷，怕牙膏里藏着毒药，牙刷的硬柄会用于自杀。
　　
戴西说："我听到警察对我说这些话，几乎惊倒。"
　　
这时，她听到楼下的客厅里传来了琴声，有人在弹琴，她听出来那个人在弹中正这个星期正在练习的曲子。然后，她意识到，是十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了。他从来不热衷弹钢琴，他们也从没有想过要让他当一个音乐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拖拉着学琴。她一开始在心里奇怪，怎么中正今天这么起劲，然后，琴声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知道自己的亲人回来了，虽然只是一个上初三的儿子，可他是自己的亲人，这种安慰让她清醒过来。
　　
过了三十七年，中正从美国回来看戴西，他回忆了那一年三月十五日的情形，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一天，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那个下午长大的。在这一天以前，他还是一个贪玩的男孩，每个学期开始的第一天，要戴西将他一大早叫到自己卧室里，训一次话，重申戒条。到第二个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情晨，再把他叫到卧室里，将上学期的话说一遍。
　　
那一天，中正放学回家，一进门，大厨子就把他拖住，告诉他家里出了大事，现在警察和妈妈就在楼上。中正希望妈妈知道自己已经回家，但他觉得不能上楼去，他觉得楼上有巨大的危险，于是，他到客厅里去弹琴。琴声一响，吓得大厨摇着双手飞跑过来，要将他往琴凳下拉。中正对厨子说："这样，妈咪就知道我回家来了。"
　　
戴西日后说，是中正的琴声把灵魂重新带回来给她。
　　
他们一起为吴毓骧收拾了一个包裹，准备送到第一看守所去。
　　
在他们就要离开家以前，电话突然响了，是一个戴西非常陌生的男人的声音。他告诉她吴毓骧开去上班的黑色福特车，就停在离单位不远的九江路上。他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中正和戴西一起去送了包裹。按照地址，他们来到一处非常热闹的街市中，沿着阴沉的灰墙一直走，走到开在边上的铁门边上，就能进出一处平房。里面有一长排木头柜台，后面坐着没有戴帽子的警察。他们给了戴西和中正一个号码，一夕之中，现在它代表着她的丈夫，他的爹爹，他成了一个号码，直到他去世，他一直叫一六七五号。
　　
在警察检查东西的时候，中正透过通向里面大院的门，看到了一棵矮小的塔松，还有空无一人的院子。它看上去甚至可以说是宁静的，令十四岁的中正非常惊异。中正就这样记住了这个门框里的院子，那是他爹爹住的地方。以后，是他代替无法出来送东西的妈妈，为关在这里的爹爹送了整整三年的东西，他每次都耐心地等着将家里的东西送进木门去的警察回来，他会带回一张小小的纸，上面有爹爹写的自己的号码，表示东西已经收到，也表示自己还活着。对中正来说，它是表示着自己还能与爹爹有某种联系的证明。那对十多岁时突然失去父亲的男孩子来说，是重要的安慰。
　　
当时吴硫骧每次都要家里带棉线去，中正对此十分不解。直到吴毓骧去世，中正陪戴西从监狱里将他的遗物取回来，才发现他所有衣服上的扣子都被剪去了，为了要让衣服能包住身体，吴毓骧将棉线搓成了小绳子，代替扣子。这是后话了。
　　
谁也没有看见高大风流、一表人才的吴毓骧穿棉线当扣子的衣服，是什么样子，最后一次，看着他出门，他还是整整齐齐的，用穿西服的样子异常端正地穿着布做的人民装。
　　
这一天，一定是中正和戴西的生活中最长的一天。
　　
送完东西出来，他们一起去外滩的九江路，把家里的车开回来。那辆黑色的福特车，已经用了许多年。公私合营以后，在外滩上班的资本家们，大部自己收敛了平时的气焰，开始雇三轮车，或者和职员们一样，乘公共汽车上班。只有吴毓骧，每天开着自家的汽车去，就是直接去厕所，取了拖把做清洁，他也要开了福特车去。
　　
因为多年没有维修福特车，而且自己开车在当时已经太过招摇，戴西警告过丈夫几次，希望他不要再开车了，可他从来不听她的。只是他不再让戴西坐自己的车上班，让她改乘公共汽车。
　　
在没有一棵街树、两侧高楼林立、黑黝黝像山谷一样的九江路上，他们找到了孤独地停在夜色里的黑色的车，他们坐了进去。当发动后，戴西发现车况非常糟糕，几乎不能再开。这回家的一路上，它时而失去控制，时而突然媳火，在繁忙的大街上险象坏生。戴西必须集中全部精力。
　　
他们拐上南京路。相去不远，就是永安公司了，那时商厦里灯火通明。它曾是戴西家的产业，它使戴西离开了和平的澳大利亚来到中国，给了戴西一份富有健康的生活，她那样生活了五十年，可是从这天晚上起，不再这样生活了。他们的车背着这个大商厦，越开越远了。
　　
他们经过国际饭店，那是戴西二十年代冲进照相店去，把自己的照片从橱窗里摘下来的地方，可那照片又被当时追求她的吴敏骧偷去挂在自己房间里了；也是1936年组织上海第一场锦霓时装秀的地方；是每年圣诞全家团聚吃饭的地方；也是与那个神秘的犹太人8碰头拿装着钱的纸袋的地方；它带着三十年代曼哈顿的气味。可戴西在那一夜，什么也不能想地经过它的身边。要是车况尚好的话，我想也许戴西会想起当年记者紫燕的那篇感慨的报道，当年这个记者感慨富家小姐们与穷人的理想之间的差距之大，现在是不是戴西也可以感慨自己的生活中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他们经过延安路，很靠近那个有大花园的郭家老宅。从前戴西有了什么难处，她就回家去，那里有成群的兄弟姐妹，有强势的父母，他们家的孩子大都以率性的态度处世，因为他们从前不大知道，在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自己不能掌握的。现在，他们已经四散在美国各地，父母已经过世，老宅已经是国家财产。戴西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去杭州玩时摔伤了腿，就开车回家让哥哥帮忙包好。也许她根本没有时间多愁善感，她怕出了车祸。她从那里拐了开去，回到自己的家。
　　
在戴西后来的回忆录里，只写了一句话，表达当时在车上自己的思想。
　　
我驾着根本不能开的车回家，我想YH早已经知道这车是不能开的，我猜也许他就是希望开车时能出意外。
　　
我想，要是我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车里曾掩盖着这样的绝望，会五内俱焚。我不知道戴西会不会这样。因为她没有多说，对一直跟着她的中正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回到家以后，她默默地把车泊进车库，熄了火，再没有去碰它，直到它被政府没收。
　　
吴家的宅子和一天以前一样宁静，站在埋枪的小上堆边上的那棵棕搁树，和一天以前一样在开始暖和起来的夜风里沙沙地响，甚至在甬道上，和一天以前吴毓骧下班回家来的时候一样，泊了车后，留着劣质汽油微微的臭气。而生活从此变了，对吴家花园的每个人来说。
　　
临进家门的时候，中正在后面叫住戴西，说："妈眯，今天我长大了。"
　　
我猜想这张照片是1958年晚些时候拍摄的。那时，戴西一家开始习惯家中的亲人变成一个号码的事实，他们与留在上海没有离开的唯一一家至亲--波丽一家去了公园散心。照片上的戴西，还是笑着的，可那笑容里已经没有了神采，而且还看不出后来眼睛里无邪而且无畏的坚定，她的笑容里有一种楞怔，一种恍惚，一种惊惧，她还没有真正适应1958年的新生活，她还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在这张照片里，她开始穿起了长裤，而波丽仍旧穿着大衣和长裙。五卜岁的她，开始了第二次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像浅剧里一样充满了对比与反差的生活。要是戴西一生中，曾有过被击倒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时候。
　　
这是她一生的照片中，最不好看的一张，她的脖子突然缩进衣领，笑容中有种悻然，从前的精致全无，而以后的晶莹也没有。她第一、次在照片中将手没有仪式感地平摊在膝盖上，因为在学习班上，她开始和全国人民一起大炼钢铁，她们在常熟路的一家院子里盖起了土砖灶，在里面黑烟滚滚地，将从私家花园拆下来的铁栅栏，铁门，甚至老式大门上的大铁钥匙，在锅里烧化。日复一日，她的双手已经粗糙不堪，散布着细小的伤口。在这张照片上，戴西像一个正在病苦脱壳的蚕宝宝一样，默默地仰着头。
　　
波丽温文尔雅地笑着，紧紧挨着她著名小几科大夫的丈夫。她和戴西，是郭家留下来的唯一一对姐妹，她自己的处境也在明显地恶化，可她仍旧可以从妹妹的不幸里，被生活警示了自己的幸福，她是因为在对比中发现了自己更多的幸福而紧紧地靠着自己丈夫的吗？要是把左边的戴西和右边的中正遮掉，这就是一张波丽夫妇温情脉脉的合影，带着壮年夫妇合影中不常见的相依之情，还能看到一种柔怀以待的宽厚。在亲近的人的不幸里，人们常常得到了对自己的安全与幸福的证明。它使人们知道感恩和怜悯。
　　
中正严肃认真地直视镜头。他一定是以为一个成熟的男子应该不再对着镜头傻笑吧？甚至也不能像父亲那样在照片里随便和放松。他又瘦又高，完全不是1946年的照片上，那胖而柔和的小男孩子了。从他宣布自己已经长大的那天起，他就真的已经与戴西分担家庭中所有的事，甚至所有的秘密。
　　
波丽的丈夫温柔敦厚地微笑着，将自己的脸关切地伸向镜头。他一手护着自己的妻子，一手护着自己的侄子。那是因为他当年清华留美预备部的同学，自己的姻亲被捕，他感到应该代行照顾和抚恤的责任吧，他伸出了自己的一只手护着没有爸爸的男孩。这个样子，一方面是温暖人的，一方面也是优越的。可是对波丽的丈夫，现在郭家留下来的唯一一个男人来说，要是他不这样，又能怎么做呢？
　　
因此，这是一张微妙的混合着哀痛和幸福、不甘与庆幸的合影。
　　
当我将它选择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它大真实了。而对戴西的骄傲，戴西的自尊，它又太残酷了。
　　
要是你长时间地看着这张照片，在心里就好像能听见胡桃夹子正在夹碎坚果的碎裂声，清脆的碎裂声，听进去就能感到它的病苦，然后，你才能闻到里面淡黄色果仁的芳香。

1968　五十九岁　来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

She tried her best to keep calm, to avoid using language with emotion, but she could no longer be at ease. She was like a kid who fell and cut her knee, although in great pain, she would only dear to peek at the bleeding with a quick glance, not having the courage to look into it directly.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时我感觉到气氛不同了。当我走到南京路上的时候，发现人们从这里冲到那里。靠近河南路的地方，我看到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招牌被拉了下来，他们在街的当中烧了一把火，把招牌放在火上烧着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围在一起叫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怎么对付"四旧"的，马上我就会学到怎么对付资本家的了。我被认为是一个资本家。虽然我在公司里从一开始就是英文秘书。
　　
这一年，戴西的工资从一百四十八元被减为二十四元。其中十二元是戴西的生活费，另外十二元是中正的生活费，那时他还在同济大学读书，学校规定每个月必须要交十五元生活费，所以，戴西从自己的十二元生活费里拿出三元给他。
　　
我必须要付三元一个月的交通月票，用于上下班。剩下的六元钱，就是我一个月的实际生活费了。这仅仅够我吃东西。我不吃早餐，在学校食堂里吃最便宜的午餐，可我实在不能忍受再在红卫兵的叫喊声中吃食堂的晚餐，所以我去波丽家吃晚餐。可红卫兵发现以后，说我们是在地下串联，不再允许我去波丽家。我只能去找最便宜的小吃店。我找到了一家，那是在从前的中国城墙边上，一家面条店，它的墙上写着菜单。菜单上写着：
　　
肉丝面：2角5分
咸菜面：1角3分
阳春面：8分
　　
我想吃第一项，可太贵了。第二项也不坏，也更便宜。不过我知道我不够钱吃它，所以我要了第三项，8分钱一碗的光面条。
　　
到1996年，戴西对我提起八分钱的阳春面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都吃光了，再坐一会，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这时，戴西已经遣散了家中所有的仆人。为了付给佣人足够的遣散费，她卖掉了中正的照相机。
　　
12月，戴西和中正被扫地出门，连冬天的衣服都未能如数带出。这时，中正告别了1945年时父亲从敌产管理局带回来的那套小兵玩具，它们被留在他的房间里没有能带出来。他们被允许带几件必须要用的家具。从实用考虑，戴西带出来了一只餐具橱，因为她想餐具总是最有用的。那里面从前放了整套的银餐具，在抄家的时候被没收。而等到中正回家来，才发现戴西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对以后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她无意中带出来的餐具橱里，有两个扁扁的抽屉，原来是放刀叉的。因为银制的刀叉已经被拿走，中正就用来放自己的底片。在最后一次红卫兵来烧东西时，他们把餐具橱上的盖板翻下来，检查里面的东西，翻下的盖板正好遮住两个抽屉。那满满一抽屉底片因此得以保存，1984年中正去美国时，随身将它们带到美国，当我决定要为戴西写一本书的时候，中正从美国带回了复制的照片，它们是这本书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的新居是一间3调2.4平方的亭子间，朝北。学建筑的中正用一个建筑师的精确设计了这间亭子间，搭出了一个阁楼，这样可以让母子有自己的空间，使戴西可以在房间里洗身，而不需要用公用的厕所。这是戴西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自己已经长大的儿子同住一间屋，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习怎么和人共有卫生间。在屋顶上有漏洞的房间里，戴西度过了1966年的冬天，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
　　
1967年1月，郭家在上海郊区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郭标夫妇的铜棺被撬开。等中正得到消息赶去时，墓碑，包括那些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了，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人葬郭家墓地的吴毓骧的骨灰盒。从此，再也没有找到。1985年戴西决定向上海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并不留骨灰时，静姝和中正马上就想到，她是不愿意自己的骨灰有一天会被人胡乱挖起来，而且，在她心里，要是不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归去。
　　
7月，戴西被派到法国公园外面外贸公司下属的小水果店里，卖西瓜、桃子和鸡蛋。
　　
当我在卖桃子的时候，顾客总是问我，哪一种桃子最甜，可我不知道。一天，关店以后，我每样桃子买了一只，尝了它们。因为每天在水果店关门的时候，大概等不到明天开门就会坏的水果，就要很便宜地处理掉。我买了处理的桃子。第二天，我就告诉顾客什么样的桃子最甜，他们都很高兴。
　　
到了卖蛋的时候，她请教店里的老职工，然后懂得要是把蛋放在灯光下，用手拢着照一照，就能发现这是不是一只蛋黄完整的好蛋。当时大多数鸡蛋没法冷藏，在夏天坏得很快。常常有顾客拿了打开的坏鸡蛋来店里要求换新鲜的。戴西学会了对鸡蛋的识别。总是帮顾客先选好，顾客开始信任她，认住她的摊位来买鸡蛋。
　　
从戴西卖鸡蛋的小店一直向北走，经过淮海路到南京西路，就能看到一栋老式的大楼。在那一年，常常有人不能忍受生活中的巨变来这里跳楼自杀，因为那里自杀事件多了，人们把那栋楼叫作"自杀大楼"。我以为，在1958年就开始经历重大不幸的戴西，到十年以后的1967年，发现自己不光没有否极泰来，反而更加险恶，她没有自杀，已经很不平常。而她尽量与命运合作，调和尖锐的冲突，让自己和孩子都看到生活并没有完全失控，则是一个奇迹。二十年代出门需要防弹汽车和保镖的郭家小姐，在1967年时懂得，怎么在恶意滔天的时候，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了。
　　
这一年，波丽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一次，戴西去看波丽，发现她独自坐在卧室的暗处，她的脸和手上到处都是乌青的淤血。另外一次，她发现红卫兵从开着的窗子里爬进波丽的家里，他们总是随时进出波丽的家，将她大骂一顿。
　　
戴西留下的，是一份回忆录的草稿，就是在她的最后一天，我见到她，她为我签署了同意我使用回忆录和照片的授权书，她还计划等身体恢复了以后，要修改回忆录，但她说明，她的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让后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在这份文件里，她写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她的叙述开始慢慢变得跳跃和潦草。写到"四清"时，虽然已经日见昏暗，但她还有条理，保持着平静。可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她竭力保持平静，保持不用带有情感的词语，可已经不能从容。她像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痛得要命，但自己只敢一眼一眼地瞥着流血的地方，不敢认真去看。
　　
在那些段落里，常常会突然加进对童年往事大段的回忆，开始，看上去觉得乱，然后，慢慢地，想起了戴西的话。戴西的确很少说起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她说过，她要是回忆一次，就像是重新再经历一次一样，非常痛苦。即使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远在美国，一个人对着打字机和纸，她还是做不到。她不得不像浮上水面来呼吸的蛙泳者一样，埋头游一段，就不得不挣脱出来，回到她的童年往事里，在她对童年的回忆里，也没有用任何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只是她的叙述突然单纯，她的回忆突然明晰，可以看到一颗小姑娘积极的，向往的，爱父亲也爱家里的马的心在那里有力地跳动。她在回忆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向童年逃去，而且是向在澳大利亚爽朗的蓝天下度过的童年逃过去，后来在上海经历过的那些奢华岁月，包括在"中西"时代的自如和在燕京时代的骄傲，竟都不是她想要逃去的方向。
　　
1968年，戴西接到通知，在同济大学的中正被认定是反动学生，已经被学校隔离。戴西又一次为自己的儿子送去了变相关押需要用的衣物。然后，每到一个月，她像从前去第一看守所一样，去同济大学为儿子送日常用品。从前，中正常常代替戴西去第一看守所，现在，没人能代替戴西了。没人知道在从她的家到同济大学的路上，她心里怎么想，会有什么体会，她从来都没有说到这些事，她只是从来没有逾期不去。
　　
不过，她常常用的是晚上的时间。在白天，她总是尽量不回家，或者不出门，避免路过弄口，因为那里有红卫兵把守，看到了她，他们总是像看到了兔子的猛兽一样兴奋起来。在被逼到角落再无路可退以后，她也会挺起胸来。
　　
每次戴西离开弄堂，就必须先在那里竖着的毛泽东像前站十五分钟。那时她已经没有手表了，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站了多久。总要等到红卫兵放她走，她才能走。后来戴西有了一个主意，她带着闹钟出门，那天，当红卫兵对她叫："时间已经到了，你还站在这里想干什么？"戴西摸出钟来拿给他看，然后说："你错了，还差三分钟才到时间。"
　　
但是，在戴西的回忆录对这一年纷乱的描述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个影响了她的人。
　　
他让我体会到了在这时想要与任何人论理都是不明智的。他是个医院里的主治医生，他乘公共汽车去上班。每天早上他妻子都给他五分钱买车票，她把钱装在他的衣袋里。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拥挤的，医生只能站着。他想要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那五分钱，可因为太挤了，他不小心把手伸到了贴在他边上的乘客衣袋里。那个人立刻叫了起来，他说医生是小偷。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医生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立刻通知了医院的党组织，党组织来了人，想要弄明白他们医院最高的医生到底怎么了。这时，医生说出了真相。"为什么你当时不对公共汽车上的人说呢？"他们问。"因为我想要对他们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反而会打我。我想就当我是错的，我才会安全。"
　　
这是戴西的1968年。
　　
这一年，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为断了音讯的波丽和戴西留下了照片，那是他们的家庭聚会上的合影。沃利晒得很黑，好像是刚刚从海边度假回来，大嫂嫂没有什么见老。安慈还有着惊人的秀丽，保留着第一届上海小姐的风范。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在美国长大，不怎么愿意多说中文了。
　　
后来，波丽和戴西先后在上海去世，家中的八个孩子，只有她们俩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也只有她们俩先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的红十字会，不求任何报偿，她们都在志愿书上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中国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没有人真正相信她们在这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真正认同那上面表达的意思。有人说，她们一生被别人说成是寄生的，最后想要表明自己不是寄生的，而能做到大多数人不能做出的贡献。
　　
也有人说，她们没有了自己家的墓地，觉得没有地方安息。

1977  六十八岁　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

They suddenly woke up something in my heart, just like those worn out buildings of the colonial age, which stand along the streets in Shanghai. These buildings would wake up the history of a city.
　　
在十年中随处可见的大字报，让街道充满不安，人心浮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管是当时打倒刘少奇的，还是后来打倒"四人帮"的，这时都已经在江南潮湿多雨雾的湿润空气里褪色，变旧，像破棉絮一样一丝一缕地挂在墙上。用油漆画在墙上和广告板上的毛泽东肖像，那红光四溢，下巴带有一粒痣的脸，这时也已经渐渐露出了从前覆盖了的墙面的底色，那是一"些灰色的水泥墙面，是上海城市惯常的颜色。
　　
这一年，国家当真动用了印"毛选"的纸，印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全国的大学在停止了十年考试以后，又要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决定谁可以上大学了。
　　
整个中国立刻被席卷在一股像陈景润那样忘情学习的潮流里。而上海的鲜明特点，就是青年对英文马上表现出来了热情，不少单位也马上觉悟到英文的重要，在单位里开设英文补习班。这时的英文，不再是从前上海学生开玩笑说的"English，阴沟里去"，而成为热门学科。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低潮，直到现在。
　　
弄堂口的墙上，小街拐角的树杆上，还有电线杆上，六十年代常常贴着揭露别人隐私的小字报的地方，九十年代初贴老军医包治花柳病广告的地方，在1977年时常常能看到私人老师补习英文的广告纸，那时没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写，只是老老实实地用娟秀的小楷写着地址和老师的名字，那时也没有老师敢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写在上面，常常只是写一个姓而已。当时甚至没有一本英文教材可以用，有的老师用的是自己在老式的手动打字机上打下的文章，常常是《Match Girl》，那时上海的文具店里没有改正液卖。老师打错了，就把纸再卷过来，用调键一个一个复打过去，就把错的那个单词覆盖掉。
　　
有的老师则是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课本。常常是许国漳英语，还有老师偷偷使用夹带来中国的《英语900句》。很快的，最时髦的青年嘴里腼腆而欢快地出现了简单的英文句子，像"How do you do"。
　　
戴西在这一年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这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公家单位恭敬地邀请去做老师，她第一次受到了在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外的尊敬，对一个好的英文老师的尊敬。这也是她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她的学生们，日后她回忆起来时，总是说，他们是最好的学生，那么聪明，那么勤奋，那么恭敬，对英文和用英文的世界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从这一年，戴西像许多她这个年龄的上海英文老师那样，开始了学校外教授英文课的生涯，她除了去研究所以外，还在家里收了一些学生，开始他们大都为了考大学，后来，他们为了出国留学。在家里靠窗的小圆桌上教英文的生活，戴西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从未停止过。她教过几十个学生，有医生，学生，职员，无业青年，包括邻居家的孩子，甚至还有从前郭家司机的后代，陆陆续续地，他们都出国去了。当戴西八十九岁的时候，她还计划过，想要找到一个传说中已经九十岁还在教英文的老先生，也是燕京毕业的，向他讨教。
　　
在这张最初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因为胶片和药水的不匹配而色彩失真的彩色照片上，记录了英文复兴时代的戴西，她脸上终于出现了真正的笑容。这笑容，让我依稀想到在锦霓沙龙时代，她的笑容。只是那时，她的脸上没有眼镜，她的头发没有白，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狡黠的神色。四十多年过去以后，才又看到了她由衷的微笑。在戴西家里，到现在还留着一只有两个大黑喇叭的老式笨重的三洋录音机，它让我想到了老师家冬天用来暖手的玻璃茶杯，老师家陌生的烹饪气味，还有老师老式的英国口音和句型，中规中矩的"Yes"，而不是后来我们习惯的美式的一声大大咧咧的"Yea"。
　　
那个时代的年老的英文老师的脸上，有种表情很奇怪，不同于语文老师的举子气，也不同于数学老师的严肃，不同于政治老师的报纸头版气，也不同于音乐老师的浪漫。戴西的笑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里面，你看到了谦恭收敛的同时，也看见古典欧洲般的精美，那是只有那个时代的老年英文老师才有的神情。
　　
那时候，一个年老的英文老师真正受到许多青年的尊敬，英文老师向我们展开的是另一个世界。他们从来不是只教课本上的英文句子和单词。我想那时的戴西，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老师。
　　
这样的老师，通常他们会在12月的课上，用刚刚进口的三洋大喇叭录音机，给学生听自己录的圣诞颂歌，然后做一个关于圣诞的口语对话。他们会在11月的课上谈到火鸡。也许还会带着好学的学生一起AA 制去淮海路上仅存的西餐社吃一一次饭，告诉学生吃西餐时，不能像吃中餐那样分享，而要自己吃自己盘子里的一份。他们就这样渐渐地，不由自主地把一个用英文的世界，尽量完整地交到了学生的心里。因此，在以后，她最好的学生会在她生日的那天，带着一个小蛋糕和一小盒蜡烛来上课，他们在一起吃她的生日蛋糕，帮她一起吹灭蜡烛。她会告诉他们，怎样可以做一只最好吃的，带着俄罗斯点心风味的蛋糕。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英文老师也这样教学生，回想起来，在我的1978年，我在英文老师的课上，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的踢踏舞到底是怎么跳的，我的英文老师，当时是七十多岁的燕京毕业生，算起来，他还是戴西的校友。
　　
那个时代突然迷上英文的青年，除了很少的人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大多数人同时是被自己的好奇心和自己遇到的英文老师迷住了，他们突然唤醒了我们心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上海街上的那些风尘仆仆的殖民时期的老房子，会唤醒一个城市的历史一样。有一次。我的英文老师从他的字典里找出一张过去的圣诞卡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的圣诞卡，告诉我"merry"这个词的解释，和圣诞节的意思，当然，他说是为了教《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是要让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穷孩子的生活。当他说到圣诞歌和圣诞树上的大星星时，他的眼睛里发出了明亮的光，照亮了他的整张线条谦卑的脸。
　　
等学完了英语语法部分以后，老师会找更复杂一些的课文来上课。会在课文里学到一些英语的俗语。我记得老师在一个下午教了《New Comcapt English》里的一课，在1980年，这是中国青年可以买到的第一套从外国进口的英文教科书，在戴西家我也曾看到，她用牛皮纸包了书，里面的书页已经完全黄了。一个已经忘了季节的下午，老师在课文里教到一句话"就是乌云，也有它的金边"，老师说，这是非常美丽的天象，也是一个人美丽的生活，虽然这个人的生活像乌云一样，可他还是能拥有一条太阳照耀的金边。那一天，老师握着书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是导师，而不仅仅是英文老师。
　　
戴西说，总有许多人来找她，只要学口语，有人是出国在即，有人是找到了急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还有人是觉得用多少就学多少。戴西从来不收这样的学生，她会马上拒绝说："我不会教口语，我不知道只学口语应该怎么教，学英文是接受一种教育，不光是学会用一只工具。"
　　
还有一个圣约翰大学的英文老师，到英文课结束以后，学生问到他的学校生活，圣约翰的学生，在学英文的上海青年心目中，是中国人说比英国人还要文雅的英文的神秘典范。老先生马上换了英文说："要是你还当是在跟我学英文的话，我就用英文告诉你。我们学英文，总是要找一些话题来说，你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的话题。要是你这算是问我问题，我是不回答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句著名的话，用来形容老的英文教师这样的人："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在我们充当请教徒的小时候，看到他们怎么看也不合适地穿着人民装，说着怎么听也拗口的革命语言，小心翼翼生活，像紧关着大门的教堂一样。而一旦可以说英文了，英文教学就像一双最有力的手，帮他们剥去了罩在外面的烂叶子。
　　
他们在一代七十年代末学习英文的上海青年心里，有着不能代替的连接者的影响。我想，除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人，还没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那些突然在青年面前大放光芒的英文老师本人。应该说，是他们，将已经消失了的对西方世界的联系与亲切的感情，重新种回到我们心里。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后的十年中，上海青年出国的人大大多于其他中国城市的原因吧。这也许是为什么又过了十年，旧上海的生活方式能被新一代人逼真地模仿，上海变成了中国对自己的异种文化最念念不忘的都市的原因。

1998　九十岁　上帝这次看见她了，成全她了

I talked about the analogy to the cracked walnut, mentioned the aesthetic life, which was painful for a gentle female. She looked into my eyes and said:"If life really wanted to bestow something upon me. I would just accept it."
　　
9月24日下午，为了归还戴西传记所用的最后二十六张照片，也为了祝贺戴西从医院康复，更是为了在写作之前最后向戴西问一些细节，我带着玫瑰来到戴西的家。那条湖南路上长长的，绿树覆盖着的弄堂。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寂静无声，我看见一只瘦小的麻雀在地上跳着走路。漫长而酷热的夏天终于过去，从绿叶的缝隙里望过去，三楼上，戴西房间的窗子大开着，她没有用空调，这会给她那已经用了九十年的肺带去更多的氧气，当时我以为她的肺和心脏真的洽好了。
　　
她在等我，新烫了整齐的头发，雪白的卷发轻轻环绕着她的脸，她化了妆，这是她对客人的礼貌。她夏天生病以后，我第二次看到她。第一次我贸然去医院，她并不喜欢人看到她躺在床上的样子，所以我静候她回家的那一天。她的病房杂乱老旧，绿色的墙壁上好像有许多陈年污渍，上海有些老人熬不住酷暑，纷纷住进医院。她病房外面的走廊上，就有一个老妇人的加床，那老妇人满面可怕的病容，让我不敢看她。而她生怕别人看到她躺下的样子。
　　
看到我去了，她做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摸了摸脸，说："我多难看啊。"其实她并没有让人觉得可怕，只是看上去虚弱了，在窄小的病床上，也只有小小的一团。
　　
那是间公共病房，所以她一直盼着回家，她可以有私人空间。
　　
屋里非常凉爽，她坐在原来的位置上，靠近大红卧榻。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曾来看她，她就是坐在这里，告诉我最冷的时候她抱着家里的取暖器取暖，直到晚上脱衣上床，才发现身上的毛衣毛裤都被取暖器上的石英管烤焦了。那是对老人非常危险的事，我那时劝她开空调，可她说，热空气总是向上的，所以就是开了热风，它们也会集中到天花板上去，没有用处，只有浪费电。
　　
我说："你快不要省电了，你的孩子听到你在上海这样过冬，心里一定会难过的。"
　　
她没听清我说的话，很严肃地接口说："不，我不要我的孩子来照顾我。是有人说，我的孩子在美国，一定要养我，照顾我，我说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孩子和我之间，没有一定要什么什么的。他们并不应该要照顾我，我从来不这么认为。要是他们想来照顾我，这是因为他们的爱，而不是他们的责任。我从来不要我孩子的钱。"
　　
这是真的，我知道。
　　
所以我看到她穿着薄薄的衣服，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为她高兴起来。我说："你看上去真好。"
　　
她也笑了，笑着说："就是我一点东西也不要吃，没有胃口。"
　　
我以为她是大病初愈的虚弱，所以说，下次等她恢复了一些，我陪她去红房子吃牛尾汤，那是会长力气的食物，还可以陪她去一个同性恋者的酒吧。那是夏天时我准备去的地方，她知道了，也要跟着去。当时我很惊奇，惊奇得大笑起来，我说："你一进去，大家都会很奇怪的，你去这样的地方！"
　　
她也笑起来，但是反驳我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我连Hard Rock都去过，我就是对没去过的地方有好奇心。"
　　
这是真的，我知道。我还知道她在路上走，不让人扶，上车下车，也不让人抉，她讨厌别人照顾自己。自助才能让她真正高兴。她的脾气四周的人都知道，有新认识她的人和戴西一起出去吃饭，就会有熟悉她的人在上台阶的时候先告诫："不要扶老太太，不要扶，让她自己来。"
　　
后来静姝在葬礼上哭了，我才知道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她自己上楼梯，走上三楼，连静姝想要扶一扶她，她都不要，几天以后，她就因为衰竭而去世。
　　
这一天我们工作的主题，是要请她解释这二十六张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照片。在漫长的艰作日子里，她在照片上仍旧高高扬着下巴，直视的眼睛里总是可以看到仁爱和勇敢。
　　
她坐在靠窗她的老位置上，那天她说的话，像平时一样多，说到她的回忆录，说到她想要继续写下去的故事，说到她的计划，等传记的清样出来以后，我将请她看清样，说到她到北京过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联系。她说她喜欢上海，觉得这里有她的生活。翻看照片的时候，她点着一张正在为学生录音的照片说，这是她最喜欢的照片，要是她去世，她愿意用这张照片做她的遗像，因为这张照片证明了她在工作。
　　
是的，直到这个夏天开始时，她还送走了一个去英国留学的学生，是她家司机的后代。
　　
她到24日那一天，还对我说准备通知学生她回家来了。她可以说是真正工作到去世，而且以自己还在工作自豪的老人。所以，在三天以后，她的这张照片被放大，成为葬礼上的照片。
　　
那天，我们谈到我要写的故事。我一直想问她面对自己生活中如此多的坎坷，心里是否有怨慰。我在1996年认识她，开始采访，从没听到过她的抱怨，静姝和中正也没有听到过。她周围的人，其实没人真正知道她内心到底藏着对自己一生怎样的评价。有一天我们几乎已经接近了，我说到那个关于敲开的胡桃的比喻，被强力敲开时的惨烈，和敲开以后可以散发出来的芳香，说到审美的人生，对一个温良女子来说的痛苦。她望着我，然后说："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什么，我就收下它们。"她从不用"是"和"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
　　
到9月24日这一天，我还是想问。
　　
时间很快地过去，两个小时以后，我想要结束谈话，可最后的问题仍旧没有问。我说："下一次，我只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你的生活是否真的没有怨言。"
　　
她站在椅子前，她说："在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有学校请我去做英文的演讲，南洋中学有一个女学生问我为什么还要回到中国。我回答她说：'我是中国人。'"
　　
在黄昏中，她的白发在房间四周的暮色中闪着光，我看不清她的眼睛，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在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我问中正，也问了静姝，他们想了想，回答我说："要是她这样说，就是她在回答你。"
　　
与静姝姐弟分手，我没有回家，而和我丈夫去拜访我们从前大学时代的同学，他从美国回来，从前在纽约的大部会博物馆研究中国金石。他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我们希望能给戴西的葬礼写一副挽联。我们三个人围着微微发臭的中国墨汁而坐，坐了很久，最后决定了挽联：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
　　
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在那一刻，我确认了关于戴西故事的新书的名字。
　　
在最后一天，我们说了再见，她送我到楼梯口，一切都像从前一样。在她轻轻向我摆手的时候，我再一次想到第一次我看见她，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她走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几个年轻的女子觉得自己是几个鲁莽的男人。直到最后一天，她仍旧很优雅，这是她真正至死不肯丢弃的。
　　
过了一整天，第二个黄昏，就是她辞世的时刻。她到底没有说出对自己一生的怨言，也许这是她想要保持的精神。
　　
最后的黄昏，戴西自己去上了厕所，自己走回到床边，躺下，几分钟以后，她开始呼吸困难，然后，很快地离开。戴西实现了自己一生独立，不要别人照顾的理想，得以安详、干净、体面地谢世。在这个平常的初秋黄昏，上帝终于看见她了，听到她了，成全她了。
　　
在躺到自己的小床上去以后，戴西轻声说："我怎么这么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