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逃的女人

出逃的女人——纪念张爱玲诞辰100周年

 

－－作者：三少爷的剑

 

逛商场，顺道去了趟西西弗书店。看到张爱玲的《对照记》，尽管以前看过，还是忍不住翻了翻。

 

不感兴趣的人说《对照记》是一本“死人照相薄”，这种说法未免刻薄，透着不屑，也透着漫不经心的小恶意。它是张爱玲去世前一年，利用老照片的保存和阐释，对生命中有所交集的故人最后的念想与回顾，也是对自己人生最后的回望和归结，更是对喜欢她作品的读者最后的私语和告别。

 

《对照记》书影

 

一个古稀老人翻看旧照相薄时，肯定也会在心里感叹时光的流逝，这种感叹化作照片背面的文字，变成对往日缅怀和祭奠的碎碎念，适可而止，恰到好处，不矫揉，不做作，简洁明快的风格，令人读之或莞尔，或沉思。

 

《对照记》出版44年之前的1950年7月，张爱玲受邀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会场几百人都穿着灰色中山装，唯有张爱玲穿了一件旗袍坐在后面角落里，显得格外扎眼。会议间隙，丁玲走到张爱玲身边，问她怎么这么大胆，并善意提醒她应与大家保持一致。张爱玲闻之错愕，却保持镇定，以微笑回应。她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叛逆者，感到自己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她预感到一个可怕的时代即将到来。

 

我一直猜测，剩下的会议内容，张爱玲一定没有听进去。当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激情澎湃地领会会议精神时，她平静的外表下，却深藏着复杂的情绪：尴尬、惶惑、迷茫，以及不寒而栗的恐惧。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虽然不太关心政治，却始终对政治保持着极为敏锐的嗅觉和洞察力。

 

图片来源网络

 

此后不久，张爱玲被安排跟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环境的转变和统一的安排，并没有让深入底层、深入生活的张爱玲感到释然和别开生面，她感到深深的苦恼。因为她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又因为“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曾经，在上海滩，她随心所欲的写作，因为自由，所以纯粹的文字闪耀着天才的光芒。现在被要求，被指导，被规定，被统一，她隐隐感到自己被控制，她书写不出违心的文字，也抒发不出虚伪的情感。这种现实与理想、自身与时代不可调和的矛盾，令她尴尬和苦恼。

 

她的家庭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她曾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往事……

 

都使她感到了将被清算的威胁，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但是环境逼人，人言可畏，欲加之罪和小报八卦让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于是萌生去意。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决定离开“新中国”。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张爱玲还曾写过去香港前在罗湖过境时的情形：“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能够想象她等待过关时的焦灼和漫长，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节外生枝，更恐惧的是假如突然关闭海关而走不了。放行后仍然快速奔向港区，直到脚下“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才停下步子松口气。

 

想起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1949年她选择留在上海，周恩来指示让她担任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蒋留在大陆的黄埔学生和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关押、处决。陈洁如感到惊恐万分，旋即给周写信，希望能去香港定居，便于对台统战工作。周恩来批准了她的请求。当陈洁如拿到赴港通行证时，连行李都不要，当即搭机赴港。那种急切和匆忙，折射出个人命运面对大江大海时的弱小和无能为力，无法对抗现实时，逃离反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图片陈洁如 来源网络

 

陈洁如很幸运，她躲过了随后而来的十年浩劫，晚年生活悠闲，最终病故于香港。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出逃的女人陈子美。

 

张爱玲是在风暴来临之前及时抽身，全身而退；陈洁如是在风雨乍起之时慌忙离开，有惊无险；而陈子美却是在暴风骤雨中孤注一掷，九死一生，才重获新生和自由。

 

十年浩劫来势凶猛，进行地如火如荼，陈子美因为父亲的原因，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被关进牛棚、游街批斗，遭受了种种非人的磨难......

 

当一个人被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那种不顾一切以求解脱的渴望及本能，会驱使他铤而走险，与命运博弈。

 

图片陈子美 来源网络

 

1970年，正值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时，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年近六旬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老妪陈子美，用尽自己所有的积蓄和首饰，在广东珠江口，秘密请人将自己捆绑在一只汽油桶上，然后扔进茫茫大海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在海上漂泊了10个小时，才冒死“泅海”终于成功偷渡到香港，之后辗转加拿大远走美国……很多人并不知道陈子美是谁，但她父亲陈独秀的大名却家喻户晓。

 

政治就是这样诡异和残酷，并不会因为你有个曾经声名显赫的父亲而同情你照顾你，更何况是个犯过“错误”的父亲。陈子美老人一定是被逼的走投无路，才在生死存亡之际作出这个相当危险的选择。万幸的是上天眷顾她，她的破釜沉舟，她的义无反顾，她的勇敢无畏都是艰难绝境激发催生的元素，而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存的渴望，是她与生俱来的动力。所以，“不自由毋宁死”，所以，渴望自由，必须好好活着，所以，渴望活着，前提是自由。

 

对自由的认知，张爱玲亦是如此。她本能地反感左翼文学，对那种命题和制式地写作抱有排斥。她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上。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喻：“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五四”运动结束二十多年后，张爱玲对其能有如此与众不同的认识殊为难得。而对政治及运动的敏锐，却是她作为女作家非常令人拍案叫绝的一点。后来解释离开大陆的原因，张爱玲说：一个连衣服都要统一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文学和艺术生存的。

 

所以，尚在大陆时，刚刚进入新时代，她不得不写无产阶级文学《十八春》的时候，小说光明的尾巴和温和的结局与她之前的苍凉风格有所不同，令读者感到陌生。很显然她在有意迎合新时代，这种迎合里掺杂着不情愿，也伴随着无奈。小说里世钧说：“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的。我总想政治这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能合理想。”可慕瑾接着说：“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政治疯狂起来，连至亲都会被出卖，六亲都可以不认，更遑论其他。初中时代读《十八春》，对这段对话不以为然，后来重温，深以为然。

 

图片由作者提供

 

那时候，张爱玲不过三十岁，当这种不可抗的时代因素压过来的时候，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但“惘惘的威胁”如影随形，让她感到恐惧。她未必没有想过妥协，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但她是张爱玲，是不愿意随波逐流的张爱玲。所以聪明绝顶如她，预感到无法摆脱的灾难即将到来时，干脆一走了之。

 

张爱玲说：“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她认为衣服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更是一种个性、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当她看到文代会上满座都是中山装后，她很是担心：“我害怕失去自己。”如果个性要被管理，思想要被改造，风格要被统一，活不出自我，还有什么意义？更何况，如果一个作家失去了个性，没有了独立的思想，失去了独特的风格，被要求写出来的文字还有什么生命力？

 

当她辗转香港，远走美国，后半生岁月里，不断创作的同时，也在反复修改自己的旧作。她有很高的艺术追求，尽可能地减少自己作品的瑕疵。所以将《十八春》修改成《半生缘》，将“光明的尾巴”砍掉，结局重回苍凉格调，变成彻头彻尾的悲剧，重回她熟稔的悲剧美学。

 

修改后的《半生缘》弱化了政治色彩，因为时隔多年，旅居美国的张爱玲早已远离大陆的政治环境，没有了外界环境的制约和束缚，在自由的土地上，她可以随心所欲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对曾经那些言不由衷的文字大刀阔斧地砍掉，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张爱玲曾表示自己没有美国梦，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好恶！她试图远离政治，政治却不曾放过她。所以各种运动卷土而来时，她的书，她的名声，尽遭诋毁。万幸的是她及时脱身离开，如果不及时离开，疯狂“运动”的年代，势必难免折磨。

 

书被禁、名被污留待岁月隐忍，终有平反的一天。而身心一旦被折磨被摧残，纵然来日被平反，却是一生难以弥合的剧痛和创伤。她曾经的好友苏青和曾经喜爱的作家丁玲在大陆惨遭残害，即是佐证。她由旗袍而知其他，窥一斑而知全貌。心思敏锐，目光如炬，绝不媚俗，拂袖而去，不得不佩服她的清醒和远见。

 

多年以后，当中国开放，诸多张爱玲的拥趸及学人邀请她回访大陆，均被她婉拒。她未必不思念上海，未必不思念姑姑，她最好的作品都和上海有关，而最亲的人也是姑姑。但去国多年，上海早已不是当年的上海，而和姑姑的感情在她看来也不囿于见面这种世俗的形式。当年的经历令她思之心有余悸，晚年她未必不会对大陆政治仍然抱有警惕之心，但更重要的是她记忆中的上海已经远去，新的上海已然和她没有关系。

 

图片来源网络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张爱玲、陈洁如、陈子美为什么都想方设法、义无反顾地远离大陆，选择出逃？

因为她们感到极度恐惧。当社会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有口号上的梦幻和幸福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一个人可以不谈政治，但应该对其保持清醒独立的认识。

 

 

张爱玲有绝世超人的才华，也有异于常人的智慧，其人其文早已化为不可复制的传奇。

有心人会在她的才华和智慧中受到启迪，来面对纷繁庞杂的滚滚俗尘。

她的传奇还没有完，当然，也完不了。

 

 

转自《二湘的七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