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博士毕业进了高校发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二本青椒：博士毕业进了高校发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内卷”。所谓内卷，举个简单的例子，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因为资源有限无法向外扩张，而只能靠相互竞争去拼抢有限的资源，此为“内卷”。说得直白点，就是僧多粥少。
比如，以前火热的土木工程行业，因为开设此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而工程建设行业却不再像以前那么火热 ，导致一些本科毕业的土木学子，都要去工地放线打灰，导致一些土木学子怨声载道，不是在提桶跑路，就是在准备提桶跑路。
又比如，现在火热的计算机互联网行业，也有人预测会逐渐内卷化。现在已然有了这样的趋势，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通过996甚至更狠的加班方式，来突出自己的竞争能力，导致整个互联网行业似乎成为了“加班”的代名词。一些互联网行业的老板们，也因此窃窃自喜。
不需要付加班工资，靠几句正能量鸡汤或者PUA手段，就能让那这帮人自愿996，而且还觉得理所当然。
在大学里当老师，也有内卷的苗头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大学老师这个职业也逐渐开始内卷化。一些985大学毕业的博士，大概率是没法留在本校或者其它名校当老师的，因为这些学校的位置基本都已经满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少部分能够去211高校当老师，而绝大部分只能去普通的二本学校，甚至三本大专去当老师。无它，供大于求，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是自由市场的选择，怨不得别人。这些新毕业的985博士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青教，也被戏称为“青椒”。而这些青教的生存现状，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优雅与高大上，与其他许多在企业打拼的毕业生一样，也有很多的苦恼与难言之隐。
比如下面这名二本高校的青年讲师就直言：进了高校才发现，这是噩梦的开始，每个月不足六千的工资，却干着六万的活。
一名二本高校青年教师的吐槽
我19年博士毕业后进了一家二本学院，当初去是因为对象在该城市工作，为了爱情义无反顾的就去了，被导师嘲笑没出息。去之前幻想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结果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入职不仅不给讲师职称，还需要签订8年的服务合同，如果中途离职，除了按比例返还安家费外，还得赔偿未服务年限每个月的基本工资，算下来今年是第二年，要走的话也得赔个十来万。第二年上了讲师后，还要再签一个3年首聘期的合同，如果离职还要再额外赔付3年的所有工资，包括绩效课时基本工资等等。
这不是让人心累的事儿让人真正心累的是：除了一学年500课时的工作量、科研考核外，还得应付各种各样没完没了的任务，今天来个专业考核，明天来个教研室工作检查，心太累了。最近的一件事，让我彻底寒心了。
刚来的时候，当年的招聘启事明确写着：安排配偶工作，如不安排就一次性发放10万补助。我今年和对象领了证后，就去申请这十万块钱，结果被人事处告知，领证时间跨度太大，不符合规定不予发放。
可问题的关键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告知我领证时间有限制，并且很多老师也是在入职后几个月半年才领的证。
诉说无门，想走法律途径维权，可一旦这样就彻底和用人单位翻脸了，现在好累，好想离开这地方。
我月工资不到六千，却天天干着6万的活，真的是卑微至极！
一些大学同行的评论
面对这名大学老师的吐槽，一些同行也有一些感受与看法，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知道，大学其实也是一个职场社会，人情社会，所谓的“象牙塔”，是对涉世未深的学生而言。
选择了二本，就要适应二本的游戏规则。在二本，科研没有那么重要，教学才是面子，这一切，在关系面前，都是浮云。奉劝各位同行，千万别在985读了博，就怀揣一颗忧国忧民，解放世界的心去二本，这样大概率会遭到现实血淋淋的毒打，直到你低头为止。
我一直以为高校里的行政人员，再不济也是被人称之为老师的人，但就是这样一群人，披着老师的外衣，干着一些龌龊的勾当。
知足吧，等你评副高的时候你会发现，眼前这些，根本就不是事。一群没有青基，没有省基金，没有SCI，没有专利，没有卓越期刊，没有教研项目的一众人，都可以轻松碾压你。
我仿佛看到2年后的自己了。如果能去更好的学校，谁又会委身于二本三本呢？
现在内卷化越来越严重，我们根本没有话语权，如案板鱼肉。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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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急速变化之下，庞大而沉默的“二本生”
14年来，黄灯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
这些学生跨越80后、90后两代人
在黄灯眼中，他们大多来自不知名的
乡村和不起眼的城镇，出身平凡
所持念想，无非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这几乎是数量庞大但又沉默的“二本学生”的现实样本
“二本”人生
广州龙洞地区，群山环绕，植被茂密，这里聚集着多所高校，大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由于年轻人众多，催生出诸多生意，周围遍布各类小型餐馆、超市、学生公寓，充满活力，却也显得简陋。在这里依然能见到很多握手楼，站在楼宇之间，会看到天空被分割成一条曲折的线。
9月13日，这里的几所大学基本已经开学，只是由于疫情原因，校园大都封闭管理。黄灯从2005年7月至2019年年底，一直任教于这里的一所金融类二本院校，最近，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二本学生》的非虚构著作，讲述了她所接触的二本学生们的处境与命运。在书中，她将该学校化名为F学院。
“二本”是一个模糊的定义，通常指在大学招生考试中，在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学生的学校。总体而言，一本大学大都是部委直属大学或“211工程”大学，而二本大学大多是省属大学和非“211工程”大学，师资、硬件等方面都与一本有一定差距。
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2017年，该省一本录取人数是8.4万人，录取率11％，二本录取人数是20.7万人，录取率27％。也就是说，每年走进大学的学生中，一本学生只是少数，二本学生是更为庞大的群体。只不过，在舆论场上，与“211”“985”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广泛讨论相比，二本学生则普遍显得沉默。
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之前，黄灯曾因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进入公众视野。她乐于观察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人群，以见证更广阔的时代变迁。今年，她调往了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工作，此前，她在广东F学院任教超过14年。
14年来，她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跨越80后、90后两代人，接近一半来自于广东的粤北、粤西等经济落后地区。在黄灯眼中，“他们大多来自不知名的乡村和不起眼的城镇，出身平凡。进入大学之后，没有太多野心，也未将自己归为精英，所持念想，无非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毕业之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单位，从事普通的工作。”黄灯这样总结自己的观察。
有趣的是，黄灯自己当年读大学时，最初考上的还是专科，日后那所学校才升为二本。而她当年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期许，与当今的二本学生几乎不可比较。她得以见证着二十年内，中国急速变化之下，中国高校学生最庞大也最沉默的一群人的真实变化。
“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
黄灯成为90后学生的班主任是在2016年。她与这些学生初次相遇，就能感受到很深的代际差异，“师生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渊’是‘海’”。她说。这些学生均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此前，她教过80后的学生，那时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讨论人生意义、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那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改变学习态度。但是，当黄灯面对2015级的学生时，却大多收获一张张淡然、无所谓表情的脸。
与90后的学生熟识之后，黄灯发现，相比80后学生，90后学生对未来有更多的迷茫。每当毕业季，都会有很多学生向她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聊到最后，往往会回到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此外，90后学生也对房价更敏感。彼时的广州房价，历经数轮暴涨，已经远远高于80后学生毕业时的价格。她所任教的2015级，没有一个外地的孩子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留在大城市，也没有同学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在大城市买下房子。这与她教过的80后班级中，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完全不同。
与此相伴的是“屌丝文化”与“丧文化”的先后流行。2011年，“屌丝”作为流行语出现在互联网上。“屌丝文化”出现五年之后，以“葛优瘫”表情包、日剧《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中的大量台词为素材的“丧文化”开始流行网络。两者折射了相似的时代潜意识：随着阶层固化与表达空间的紧缩，已无多少奋斗、反抗成功的可能，要想生活过得去，唯有用调侃戏谑和自我矮化的方式消解愁苦。
也有人选择创业。姚大顺是F学院2010级的学生。他毕业的2014年，正是互联网创业潮，无论政策和资本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梳理那些当年大学生的创业明星，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名校，比如“炮否”的马佳佳就读中国传媒大学，“饿了么”的张旭豪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ofo单车”的戴威则就读于北京大学。
相比这些自带名校光环的创业者，姚大顺显得默默无闻。他毕业之后，先是参与创办了一家做自行车骑行业务的公司，最终由于与资方的矛盾，选择退出。后又与学弟一起做了一个校园版的跑腿App，最终由于盈利困难而离开。这两次创业，未能给他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回报。
如今，姚大顺已经回到家乡，在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有时，他会和F学院的学弟学妹们交流，发现近几年，这所二本学校的毕业生创业者少了很多。这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潮宣告结束有关，也与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有关。
根据独立第三方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5~2019届本科生，每年创业的比例约为1％，其中约55％的人三年后会放弃创业。创业的大学生中，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收入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817元。而毕业五年后，创业人群的平均薪资进一步扩大，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薪资6487元。
另一种突围方式是考研。与F学院的80后一代鲜有考研的情况不同，90后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4至2018年，硕士生招生人数逐年上升，从2004年的27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76万人，增近3倍。
颜芳坤是F学院2014级的本科生，如今在辽宁大学读研。毕业前，她曾尝试找工作，但发现以自己的学历背景，能找到的多是一些小公司，周围同学找到的工作也都不太满意。后来，她两度考研，被辽大录取。
如今，颜芳坤与大学同学聚会聊天，大家都挺感慨，觉得大学虽然跟风考了各种各样的证，但没真正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依然很多困惑。“我决定以后做教师，目标还是比较明确，心里踏实很多，但工作以后可能也会比较迷茫，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颜芳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二本学生来说，考研进入名校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各大名校每年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推免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北京大学2019年的推免率为53.4％。留给非名校生的机会并不多。另外，在调剂环节，一些名校接受调剂的专业，会提出对考生本科院校的层次要求，这又是横亘在二本学生与名校间的另一个门槛，比如：2018年，山西大学共有109个专业接收调剂，其中对考生本科院校有层次要求的有34个，占比达31.19％。
读研对毕业后的收入提升确有帮助。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通过对2014届本科生读研与未读研的学生对比分析发现，本科毕业五年之后，读研的人群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725元。而对于那些读了“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学生，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1144元。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报告，近五年，无论是“双一流”还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就业率均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此外，以2016届毕业生为例，地方本科院校毕业半年后的月均收入为4211元，“双一流”高校毕业半年后月均收入为5201元。毕业三年之后，地方本科院校的月均收入为7562元，双一流高校的月均收入为9477元。
从精英到大众
黄灯出生于1974年，“我们没有饿饭的经历，整个社会平稳发展，受到的教育也比较完整，文凭性价比高，非常值钱，工作又赶上经济腾飞。”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无论是自我期许还是社会评判，黄灯当年的大学生与如今的大学生，都有着巨大差异。
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黄灯走进岳阳大学读书。岳阳大学多年前被别的学校合并，顺理成章升格为一所二本院校，黄灯读书时，这所大学还是专科。即便是专科院校，那时黄灯走在岳阳的大街上依然很骄傲，“别人问你是干吗的？我说我是岳大读书的，普通老百姓就会把你看得很重，因为大学生太稀少了。”
彼时大学还是精英化教育的时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2年，全国高考考生仅有303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5万人，录取率为25％。2018年，全国高考考生人数为975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91万人，录取率达81％。也就是说，那时每年考入大学、中专的人数，不足如今的十分之一。
黄灯考取的是岳阳大学文秘专业。她本来想要再复读一年，争取考上向往的武汉大学。高中的教导主任来家里劝，说曾经有个女孩复读没考上大学，疯了，劝黄灯不要复读，直接上大学。黄灯听从了建议。那时，一纸大学文凭有改变命运的能力，考上却选择复读，承担的风险和压力都远大于现在。
日后黄灯成为大学教师，她时常会觉得如今的学生太过辛苦，一上大学就要为就业做打算，考各种她“听都没听说过”的证件。而她的大学生活，“不用担心找工作，毕业包分配。不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几十元生活补贴。不用费尽心思去争排名和奖学金，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
当然，即便当年，黄灯也能感到自己所在的普通高校与名校间的差距。黄灯的一位闺蜜在北大读书，她经常对黄灯说起北大的生活，“她说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商务印书馆有一套理论书籍，高中的时候就读完了。老实说，那套书籍我读完博士都没读完。”相比岳阳大学，北大有更多的学术活动，闺蜜能轻易见到像金庸等“那时想都不敢想”的名人。
黄灯毕业之后，去了湖南一家纺织印染厂工作，第一个月工资208元。工厂有免费的职工医院。工人的子女上厂办幼儿园，每个月只要几块钱。如果职工结婚，单位会分房。
2005年，黄灯的大学同学10周年聚会，有36人参加。其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其中80％的同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不少同学已是单位骨干，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状况，在当地均属上等水平。离开铁饭碗的那20％的人，一些去了沿海城市发展，其中一位同学自学计算机，如今在中山一家电梯公司担任高管。
1995年，也正是黄灯毕业那一年，《“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出台，“211工程”正式启动，获得“211”身份的高校将获得财政和人才支持。四年后，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985工程”也开始实施。从此，高校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那时，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大学生找工作，会因为是否是“985”“211”大学，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
与此同时，随着《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的出台，大学连续三年大扩招。1999年，由原定130万人扩招30万人。2000年，招生220.6万人。2001年招生250万人以上。连续3年的扩招后，教育部于2001年又放宽了高考的报名条件，取消了原来对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考察，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就由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
“对现状满意的一半，不满意的一半”
1999年，黄灯考入曾经梦想的武汉大学读文学硕士，后又去往中山大学读文学博士。2005年，她博士毕业，留在广东任教。
此前，黄灯对广东的印象，停留在“开放”“发达”，想象中F学院的学生家境应该大都很不错。直到她批改一篇名为《风》的作文，文中一位未成功申请助学贷款的女学生，对黄灯倾诉了家境的贫苦，以及自己打工赚学费的经历。黄灯深受震撼，通过校内邮箱发起募捐，也为女同学找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
黄灯（前中）和她的学生。图/受访者提供
这篇批改作文的经历，成为黄灯教师生涯的转折点，她开始有意识与学生多交流。2006年，黄灯在F学院财经传媒系一个班担任班主任，她开始梳理学生的家庭背景。这些同学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仅为6人，其他大多来自于韶关、化州、新兴等非珠三角地区。
黄灯的班级每年会选举一任班长。王国伟是其中一任，如今在老家四会的一家监狱担任狱警。
无论是在大学期间，还是工作后，王国伟对二本学生与“985”“211”学生的差异，均有切身体会。大学期间，他在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他记得，北京奥运会那一年，广州当地招募火炬传递活动的志愿者，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名校的学生都有机会，但F学院的同学则不在招募范围之内。
毕业后，经过艰难的择业，他还是回到老家，去了四会的一家信用社工作。F学院是一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银行是主流去向。但王国伟说，F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去的单位以信用社为主，如果想去四大行，则很难竞争过211、985的学生。即便去了四大行，从事的也是等级相对较低的工作。
企业招聘中，“非211、985”不招的现象并不鲜见。2012年，“深圳大学校长抗议银行只招211大学学生，撤回学校存款”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事情的结果是涉事银行修改了招聘要求。此外，官方也曾出台政策应对这一现象。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文件《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称，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王国伟在四会那家信用社工作一年之后，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原因之一是，相比很多招聘，公务员考试几乎是唯一没有学历歧视的地方，对非985、211的学生更为公平。
今年王国伟已经毕业整整10年，本来打算约上同学回学校逛逛，但由于疫情期间校园封校，尚未能成行。回望这10年同班同学的命运，“如果我去做一个统计，同学是不是对毕业之后的生活满意，我估计是‘一半一半’，满意的占一半，不满意的占一半。”王国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黄灯也离开了这所工作了14年的学校，去往深圳的一所职业学院，在那里，她期待通过与职业院校孩子的交往，对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和感知。
（实习生朱恩民、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姚大顺、王国伟、颜芳坤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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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寒门难出头，中产也焦虑
寒门难出头，中产也焦虑：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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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学习和家庭的关系突然紧密了起来。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学习必须在家庭中进行；更是社会阶层意义上的：有没有登陆网课学习的设备，有没有稳定学习的网络条件，有没有安心学习、不会被其他事物或嘈杂打扰的独立空间……
人们意识到，原来课堂里端坐的几十名学生，有着统一制式的服装、发型、课本的学生，他们表现出来的“学习能力”的差异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个体差异，而这些个体差异，很大一部分是靠自身努力所不能决定的结构性因素。
在社会学家眼中，每一阶段的升学都是一次受教育机会的分配，而在“学习能力”之外，家庭、地区、城乡、性别等各方面因素一起扰动着分配的权重，造就了社会学家分析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不平等：转型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差距快速拉大，新晋优势阶层希望在下一代身上维持目前的阶层地位，利用优势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投资下一代的教育，使得优势阶层的孩子与劣势阶层的孩子的竞争“从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
另外，教育即使影响到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但也依然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如果没有教育提供的社会流动渠道，社会阶层结构将更加固化、僵化。
李春玲最新的实证研究发现，劣势阶层的孩子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种种不利条件的制约，一旦能够进入精英大学，他们在校园学业与成就竞争中的表现并不弱于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从而确保他们毕业离校后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强劲竞争力而跨越“拼爹”陷阱，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换言之，“寒门子弟”可以通过教育的渠道，凭借精英大学文凭，“冲破家庭背景的阻碍”。
当然，李春玲强调，实现“鲤鱼跃龙门”梦想的“寒门子弟”仍是少数，多数的“寒门子弟”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这些少量跨越阶层的“寒门子弟”，虽然不能改变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但让来自中下阶层的“寒门子弟”及其家长保有一线希望，不放弃努力争取，寻求梦想。
在慢慢走向正常秩序的新学期，《知识分子》与李春玲就“教育不平等”的话题，做了一次访谈。
访谈 | 张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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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扩招、义务教育与教育市场化：
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三个变化
《知识分子》：这些年来，你觉得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件、变化或政策影响到教育的机会？
李春玲：我主要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研究教育不平等问题。
从我这几年的研究来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是大学扩招。它把高等教育从只有少数人能够享有的精英教育（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青年人有机会迈入大学校园）发展为多数人可及的大众教育（略超过半数的青年人有机会上大学）。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前，我国大学毛入学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发达国家适龄人口上大学的比例在50%~70%之间。
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弟和较低阶层家庭子女考入大学，成为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不过，高等教育机会增长过快，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压力加大，又反过来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促使优势地位阶层不断加大子女教育投资，而这又可能强化了教育不平等。
第二是政府推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提出，但在相当长时期，中小学教育不是免费的，这给许多农村贫困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些农村儿童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007年和2008年政府分别免除了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至2011年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随后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这项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基本消除了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现象。
最后是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教育产业发展迅速，学校教育之外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教育产业。课外辅导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但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激化了教育竞争，加剧了教育不平等。一些实证研究显示，上世纪80和90年代，家庭的经济资本对学生学习成绩和教育机会没有显著影响，但近十几年，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的作用不断增强，这使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青年研究，著有《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等，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四届 “社会学优秀成果奖” 获得者。
《知识分子》：说到大学扩招给不同世代带来的变化，你此前的研究显示，大学扩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阶层、性别、民族上的受教育机会差异，而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却产生了变化。
李春玲：这也是这些年国内社会学界研究教育问题时比较关注的。教育发展那么快，教育机会也越来越多，为什么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明显缩小？为什么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孩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反而是扩大的？这跟大家原来预计的，包括政府原来的期望都有些差距，也就是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从政府和学者的角度，都觉得原来农村孩子上学机会比较少，那么扩大教育机会供给，在教育上投入更多，建更多的学校，提供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这不是解决了吗？实际上现在发现不光是让教育机会快速增长就行了，还应该有一些政策去调节教育机会的分配。否则不断地增加教育机会，提供更好、更多的优质教育机会，反而是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获益更多，而农民子弟、劣势阶层家庭的孩子落后更多了。
《知识分子》：学界有一个“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就是说教育机会的供给首先会汇集到优势的阶层，只有当他们教育机会饱和了之后，才可能往下渗透到其他的阶层。
李春玲：“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说的是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第一个阶段。这个假设的含义是，教育扩张带来的教育机会增加，更多的被优势阶层所获取，而较低阶层机会获得较少，这种情况下教育机会增加不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以不平等还会持续。只有把教育机会增加到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都能够享受了，此时继续增加供给，那么低阶层、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就可以分享教育机会，大家都能上学了。
但问题在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农民孩子、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了，但大学跟大学之间还有差距。优势家庭的孩子去竞争名牌大学、精英大学的机会，劣势阶层的孩子大部分都去上高职院校了。这就在高等教育内部又出现分化，出现了新的不平等。
这就是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第二阶段，学者们对此提出了 “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即使中上阶层子女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而较低阶层子女可以分享越来越多的上大学机会，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似乎更加平等了，但实际上不平等还以另一种方式维持着，出现了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继而，优势阶层子女凭借精英大学文凭获取高收入、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从而维持他们较高阶层位置；而较低阶层子女更多在三本大学或高职院校获得文凭，这些文凭却在劳动力市场中贬值，并不能保证他们未来发展前景。
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理念需要转变，即从推进数量上的公平，转向推进质量上的公平，但提升质量公平比提升数量公平难度大得多。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指出，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问题不仅是受教育年限问题，更根本的是主质量问题，即学生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发展问题。图源：http://gsbchina.stanford.edu/
《知识分子》：我想到你刚刚提到的第二个变化，如果说我们使教育机会增加到义务教育的程度，教育不平等是否会得到改善？
李春玲：应该来说九年义务制教育普及后，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阶层、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已经大大下降，基本上不明显了。完成初中教育前就出去打工的现象已经成为极个别现象。
不过，义务教育的机会是普及了，大家都能上学，但并不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平等完全消除了，义务教育阶段也存在着 “有效维持不平等” 的现象。重点中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家庭条件好的都去上重点学校了，确保他们以后能考上好大学。家庭背景差的那些孩子就比较困难，上不了重点中小学，考上好大学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关于高中阶段的教育，现在也趋于普及了，2019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9.5%，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适龄青少年都可以获得高中阶段教育。
高中阶段的不平等则在于它是教育分流的开始。在高中阶段，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非常明显。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进入普通高中，基本上就是要考大学的。大量的农村孩子和城市贫困者的孩子，去了中职和技校，未来可能往下走了，因为中职和技校毕业之后基本上就是成为收入较低的工人。
下一阶段到高等教育又出现分化。上了普通高中的学生，一批人去上本科大学，一批人去上高等职业院校，比例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本科院校再进一步分化，就是985、211和其他本科院校的区别了。如果到高职院校里去看看学生的家庭背景，80%以上都是农村和小城镇阶层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孩子。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升学的指标来看，是学生自身的成绩起决定性作用，但为什么最后观察到的结果却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这么大？
李春玲：国外的教育社会学家，像布尔迪厄和科尔曼的解释是，现有的教育制度、教育选拔的过程、学校里的教育规则，比较有利于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有利于文化资本比较多，也就是父母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家庭。这些孩子会被培养得比较懂人情往来的规矩，比较懂学校里面竞争的规则。进入学校后，老师会觉得他们是符合标准的孩子，对他们更关注，他们从而获得老师更多的帮助和更高的评价。这些文化也有利于他们更快地学懂老师教的东西，在学校既定赛道中，成绩就会比较突出。
另一方面是经济资本的作用。从教育产业化来说，家庭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有更多的资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从小就让孩子上各种课外培训班，让他们有多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适应学校教育规则的能力。家庭的经济资本作用越来越强，这是最近比较明显的趋势。
不过，教育不平等的根源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不平等状况。
国际比较显示，收入差距较小、阶层地位差异不太突出的社会（比如北欧国家），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而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又有利于社会公平；反之，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教育机会竞争更加激烈，教育机会分配更加不均衡。由于这些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人们的地位差异凸显，人们会有很强烈的地位焦虑，所谓 “中产阶级的焦虑”：觉得我本人或者我的孩子都不能落到社会底层上去，我得让我的孩子永远往上走，起码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或者进一步加入精英层。
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投资孩子的教育。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的不平等比较严重，就会导致有资源的家庭拼命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而他们投入越多，就会导致他们的孩子跟贫困家庭的孩子的差距拉得越大。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收入的差异、社会地位的差异，但是如果这样的差异是公平竞争的结果，那就没问题。虽然结果是不平等的，但是过程是公平的，相对来说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在社会学的分析中，成功的因素在个人层面上分为两种，一种叫先赋因素，不以个人能力转移的；一种叫自致因素，是自己能决定的，能够通过努力去争取的。如果都是由自致因素来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这样的竞争就是绝对公平的。但如果是用先赋因素来决定，只是因为出生比较差的家庭，再怎么努力也成功不了，那这就是不公平了。
现在我们说教育的竞争过程不公平，主要是这个问题，家庭背景作用太强了，导致了不公平。
《知识分子》：中产如此焦虑，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现阶段，他们所处的阶层随时都有可能往下跌落吗？
李春玲：我们国家中产的地位状况，相对来说并不是非常不稳定。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中产是一个新现象，现在中产父母许多人都是第一代中产，是他们努力竞争、拼命工作获得了中产地位。他们的孩子是（第一批）中产二代，于是中产一代对于他们的孩子未来阶层地位的维持就很焦虑，他们认为，必须培养孩子很有竞争力，才能使他们的第二代保持中产或者更上一层楼。这是我们国家现阶段性的特征。
如果社会的贫富差距不那么大，大部分人都在社会中间层，富人跟穷人都很少，这种情况下，父母就不会有那么强的 “地位焦虑”，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拼命投资子女教育。比如在上面提到的北欧国家，大家都去上公立学校，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差不多，毕业后该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收入差距也不大，教育的不平等就不那么明显了。
家庭背景的影响，
甚至可以延伸至职业初期
《知识分子》：你在2014年一篇关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中提到，每一阶段的就读学生升学进入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分别是是4.9倍、3.6和1.9倍，进入大学的机会反而没有显著差异。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觉得最后能够进入大学这道窄门的农村学生，底下可能是无数个没有能上小学、没能上初中、没能上高中的农村学生，把他们托举上去的。
李春玲：这里的倍数差异不应该用“机会”，而应该是统计学上的 “机率”，或者叫 “比率比”。它的计算方法是：将升学的和未升学的相比，得到升学的 “比率”，再将城乡之间的 “比率” 进行比较。可以通俗理解为城乡之间的差异程度。不过，这个数据反映的是 “40后” 到 “80后” 这几代人的整体情况，最近十年因为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小学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已经大幅下降了。
进入大学之后，985、211高校的毕业生和高职院校的毕业生，都很容易预测到未来大概的前途。对于前者，大学阶段的竞争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基本上不明显了，比如能不能拿到各种奖项和奖学金，能不能当学生干部，能不能考试排名在前，主要取决于个人努力。这些竞争的结果会影响到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即使是从穷人家庭出来的孩子，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可能是因为他们智商比较高、学习比较勤奋、成绩比较好，更能冲破家庭背景的阻碍。在高职院校，家庭背景的作用也不明显，因为家庭背景好的都不会在这，在高职院校里大家家庭背景都差不多，本身已经是家庭背景导致的一个结果。
而处于“夹心层”的普通大学毕业生，可上可下，他们未来的前途跟家庭背景的联系就更密切。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可以帮助他们，比如说在校期间就拿到各种奖项和好成绩，当学生干部、入党之类的，文化再生产效应非常强。毕业找工作，家庭有资源的，也可以帮助找到好工作。
也就是说，家庭背景的影响从教育机会竞争，延伸到了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
《知识分子》：户籍制度在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作为外地人，我在北京缴税、缴社保，提供了北京发展社会福利所需要的资本，但我的孩子因为户口限制无法享受北京在教育方面的社会福利，这会不会使地区间的教育不平等变得更大？
李春玲：这个说得挺对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它已经日益宽松、开放了，但是对于教育而言更加重要了。主要体现在，优质教育机会越多的地方，户口对于子女教育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现有高考政策下，例如，很多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上学的孩子，大概到初二、初三就必须回户口所在地上学。对于高收费的私立学校，有些家庭比较富裕的话，可以克服户口的障碍。但始终绕不开高考这一关，富人的孩子要么就出国留学，不参加高考；如果要进入高考系统来竞争，就绕不开户籍制度的因素。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子女的教育，北京户口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影响都不大了。
改善社会不平等，
可以从缩小教育不平等入手吗？
《知识分子》：在社会其他方面存在不平等时，教育分流的结果肯定也不会是合理的。那能否先从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下手，去促进、实现社会其他方面的平等？
李春玲：是可以的。现在教育的自然竞争过程当中，因为教育制度的特性、人才选拔过程的特性等等，必然是家庭背景好的、资源多的孩子竞争力更强。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做到教育的平等，但不平等是可以缩小的，各个国家也都在努力缩小。缩小了教育的不平等，不是说就能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让大家都处于平等地位，这也是不可能的；它只不过让出身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能够实现上升流动，不是祖祖辈辈都在社会底层，还有希望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促进教育平等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大家看到努力的价值，让他们有个追求的方向，有一点上升流动的希望。尽管努力之后没有获得最好的结果，但应该也不会太差，总能找到一份工作。
国家政策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以前说到高等教育不平等，媒体关注比较多的一点，是985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教育部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采用了一些政策提升农村生源比例，比如，教育部门规定重点高校招生，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生源必须达到相应比例。像北大清华，每年都会有特定的招生计划，专门针对边远地区、落后地区、贫困地区最穷家庭的孩子，降低分数线招入大学。这个政策从2012年开始，实施了几年，现在可以看到985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在上升。另外，对西部地区高考成绩比较差的省份，国家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西部定向招生，扩大西部省份招生名额。
当然，这些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增加了西部省份的招生名额，另外一些省份招生名额相对比例下降了，考生家长会有意见。但从国家层面来说，它必须采取这些调节政策，要不然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学校里，一些老师们也有意见，说这类学生考分低、能力差，让985高校的学生质量下降。实际上这些学生的比例很小，对学校教学质量的影响应该不大。
但是，对于这些学生个人来说，影响却很大，他们的命运可能由此改变。而他们的成功会产生社会效应，给与他们同样背景的孩子带来希望，激励他们努力奋斗。
《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上大学的孩子，尤其是985高校的学生，最后还是留在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村的这一部分孩子被拉了出来，但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会产生变化。
李春玲：当然，光通过这样一个政策，要完全消除城乡之间差距是达不到的，只不过政策有助于缩小差异。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是全方位的不平等，而且是几十年制度安排导致的结果。
消除城乡差距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比如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比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扶贫减贫等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应该有十几年了，这也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的作用。教育政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要真正有效地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需要教育政策配套其他社会政策共同发挥作用。
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在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至少在地区内部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它针对的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学校间的差异，尤其是教育设施和师资水平的差异。在这个政策下，所有的小学和初中，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全部用统一的标准。
改革其实有很大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仅 “十三五” 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经费7495亿元，投入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中小学教育设施改善，至2020年全国95%的县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这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不过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师生比可以达标，但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是会有差异。这个就不是国家财政投入钱能解决的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最近正在推行的新政策是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社会本身缺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很紧缺，找工作很好找。但目前职业教育的质量总体不高，培养不出市场需要的技术工人，所以从职业学校毕业还是找不到好工作，许多毕业生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就业缺乏稳定性，社会地位不高，上升社会流动机会很少。
现在政府想改变这种状况，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让接受职业教育的这些人，拿到的文凭也很硬，也能找到好工作。他们就业稳定了，收入高了，社会地位也会提高，而不是上了职业学校就落入社会底层。
这个政策还在推进中，目前还没有见到明显成效，但我觉得这个发展方向还是正确的，是有利于缩小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
教育再生产不平等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知识分子》：教育本身是使社会阶层差异合理化的一个工具，还是说作为阶层流动的一个渠道存在？
李春玲：教育本身有多方面功能，既有正向功能：选拔培养人才，提供社会流动机会；又可能产生负向作用：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维持甚至强化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每个社会都需要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功能主义理论家强调教育的正向功能：通过教育进行筛选，把有才能的人、勤奋的人，分配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社会位置上，同时，教育也向低阶层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
通过教育的选择过程，人们被分配到高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分层。如果这个分配过程比较公平，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对各自的地位比较安心、满意。社会的上层、中层、下层都各安其位，这个社会才会比较稳定，大家的认同度也比较高。
但问题在于，由于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家庭资源比较多的孩子更顺利地在教育竞争中胜出，走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一些有能力的孩子，因为家庭背景而在教育竞争中被淘汰，最后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产生不满情绪，导致社会问题。比如，现在社会上盛行各种各样的诈骗犯罪行为，许多骗子智商并不低，甚至掌握一些新的互联网技术，他们多数是农二代或贫二代，但找不到与其能力匹配、收入较高的工作，转而通过违法渠道去赚钱。
《知识分子》：这两种功能在特定社会里，发挥作用如何呢？是促进平等、促进流动的作用发挥得更好，还是导致了更严重的不平等？
李春玲：这取决于社会特定的大环境，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怎样，教育系统、教育体制是什么状况，教育政策如何。前面我提到过，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会影响教育不平等的状况。同时，不同的教育体制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也发挥重要作用。教育本身是中立的，可以发挥双面性作用，但是它怎么发挥作用，发挥哪方面作用，要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
就我们国家来说，这两个作用都存在。比如高考，虽然常被批评唯分数论，但目前来看，高考还是低阶层家庭的孩子上升流动的重要渠道。但是，最近这十几年的发展趋势显示出，教育的阶层再生产作用越来越突出。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差距在拉大，这是我们现阶段性的特征。要真正要缓解教育的不平等，最根本上还是要缩小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另外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也在造成不平等。比如择校现象、学区房现象，就是因为我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中区分了等级：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还进一步区分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和县重点，这种等级制度比如会强化教育的不平等。现在教育部门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买了学区房未必100%就能上好学校，例如北京地区从今年开始就改为多校划片和抽签了。但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局部的招生政策调整无法根除这一现象。
教育产业化迅猛发展的趋势，使阶层再生产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原来的分化是在公立学校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现在又在公立学校之外出现了私立学校。在有些地区，通过公立的重点学校办私立的分校，把一些优质公立教育资源转移到了私立学校。
最典型的是上海。原来上海最好的中小学都是国家投入的公立学校，但是公立学校也想产业化，学校要创收，学校老师要提高收入，于是这些最好的公立学校就去办私立学校分部，把最优质的师资资源转移到弄到自办的私立学校里去，收很高的学费。这就导致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近年来的一些教育改革政策，使原有的课堂教学内容移出到课外，刺激了课外辅导产业的迅猛发展，这也强化了家庭背景在教育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教育社会学中，一般用职业和收入来作为教育结果的衡量指标，这是否会忽视掉教育的其他功能？
李春玲：我们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角度来考察，即教育对于获得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发挥了什么作用，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对收入的影响）和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以及职业流动的正向作用，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当然，这类研究确实并较少考虑教育对一个人的全面影响，比如说对幸福感、满足感等主观感受的影响。可能一个人考进了985高校学了一个热门的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但其实他/她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未来收入高而选择它，幸福感不强，反而影响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主题。
应该说教育社会学涉及的主题还是很广泛的，包括学校的课程教育、教育的过程等。但国内社会学研究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不平等，因为这些年教育不平等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知识分子》：教育还可能带来哪些其他的结果？比如说我读人口学的文献会提到，生育率的下降可能是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结果，性别观念上更加平等，也是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结果。
李春玲：如果这样来说，教育的影响就太多了。对生育率的影响，很明显的就是女性文化水平越高，生孩子越少，教育跟生育率是负相关的。一般来说教育水平高的女性，因为受教育时间长，生育的时间就会晚。并且教育水平越高，事业心越强，越关注从工作方面获得的满足感，就可能不要孩子，或者说少要孩子，以免影响她的工作和事业追求。
另外，教育对价值观念影响很大。在我们的研究中，解释人们价值观念的差异，教育水平是很重要的变量。教育伴随人成长，人最主要的的思想、观念、行为等等，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知识分子》：说到性别，我所看到的文献里，大部分在衡量家庭背景时，似乎都会选择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作为变量，为什么很少考虑母亲的因素？
李春玲：其实现在的研究一般不会只考虑父亲的影响作用，而是越来越重视母亲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以前的传统家庭里，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都比母亲高，因此在实证研究中，一般是用父亲的文化水平来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源，父亲的职业地位代表家庭的阶层地位。但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女性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很快，夫妻教育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现在的研究基本上都会综合考虑，比如用父亲和母亲受教育年数总和代表家庭文化资本。
如果把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分为两个变量来考察，那么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一般大于父亲教育水平的作用。因为现在的中国家庭里，孩子的培养教育主要由母亲来承担，母亲教育水平高低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教育体制对于教育不平等有何影响？
《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中，学校、老师和教育系统本身，能否发挥弱化不平等的作用？还是说完全是受到国家的影响？
李春玲：社会大环境和国家政策导向是决定教育不平等上升还是下降的关键，教育体制也很重要，而具体到每一个学校的招生规则、教学安排，老师的教学方式，等等，主要还是由前面几个宏观因素所决定。比如，学校等级分层（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区分以及985、211与非985、211高校区分），中考和高考制度等，决定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必定把考试分数放在第一位。
特别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有比较突出的中央集权化特征，强调全国统一规划，学校的自主性较少。比如，每年的大学招生名额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各个地区、各个大学的招生人数不是大学自己决定，而是由教育部统一分配。教育部还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以及教学标准（比如师生比、生均经费、各种教学设备标准等等）。这是我们国家教育体制的特色，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加中央集权化。
这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国家本身人口比较多，教育规模庞大，同时地区差异很大，国家需要通过统一管理分配教育资源去平衡全国各地的需求状况。但是原来这个系统运作下来，给一些大城市的名额特别多，比如说北京、上海，国家暗含的想法是，因为这些大城市本身好学校多，好学生也比较多，所以应该多给一些名额。这是长期导致的，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对社会公众来说，他们很关注的是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这确实涉及到各个地方的利益，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国家在中间只能慢慢地协调，比如增加了西部省份的名额，但就引起了其他省份的不满。
高度中央计划性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资源分配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这一点在较为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发展教育十分关键，过去几十年我国教育发展能取得巨大成就，比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提升我国精英大学和高科技研究的国际竞争力等，充分体现了这种体制的优势。但缺点也很明显，资源浪费和资源分配不公，边缘地区和边缘弱势人群往往受到忽视，从而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突出。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完全不能采取行动改善教育公平状况。现在有一些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尝试多种教育改革实践，比如帮助建设边缘山区小微学校，为那些国家教育体系所忽视的孩子提供更高的教育环境。
《知识分子》：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教育是不是非常重要、乃至唯一的社会流动渠道？
李春玲：它是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比如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创业成功的人。
只要是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教育都是主要的社会流动渠道。教育的选拔机制是体现能力的一个方式。另一方面，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机制，可以提高人的能力。
一般来说，要在教育上获得成功，个人努力的成分还是很重要。要能力比较突出，要比较勤奋。这决定了教育竞争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公平的，给底层民众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渠道。相较于前工业社会里传统的贵族身份或者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可以通过政策、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去改进的。虽然没办法做到完全消除不平等，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种不平等，让教育能够更多发挥的正功能，让大家看到努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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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内卷”下的独居青年
2020年的高频热词“内卷”，已经蔓延到教育、职场、经济等多个领域。一篇《幼儿园已经开始内卷了》，更是把中产人群的普遍焦虑写的淋漓尽致。
“内卷化”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人类学领域，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的，用来描述一种文化模式。
也就是说，当一种文化模式，到达了某种最终形态之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为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
在职场竞争中，“内卷”基本可以定义为——无实质意义的消耗。
针对很多一二线城市的职场人士来说，他们分明已经靠近边界，到达了个人能力的天花板，却不惜牺牲自我健康，继续做个“奋斗逼”，在痛苦、无力、焦虑乃至长期失眠中，将自己变得更为沉重而繁复。
我国独居青年人数已达2000万，多是一线城市的职场白领人群。他们平时工作繁忙，不仅深陷职场“内卷”的竞争机制中，下了班，又将自己“卷”在出租屋里。
由于长期独居，孤独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宿命。在“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的生活环境中，手机APP成为最了解他们的东西。冬季，刷抖音能看到推送的秋裤；想换手机，在朋友圈立马看到了广告；一天突发奇想，想自己做顿饭，就在某软件上看到炊具广告的推送。
“内卷”是一个没有退出的竞争机制，没人愿意因失败而承受道德压力，于是，大家只能在孤独中干耗。实际上，这又陷入了另一种“内卷”。
“内卷”也并非全无优点，回顾人类历史上经历的几次“内卷”，每一次都让人类社会迈向更高一层台阶。而在这背后，是科技的进步。
独居青年，孤独“内卷”据民政部统计，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其中包括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另有数据显示，20岁到39岁的独居青年数量接近2000万。
再聚焦一些，一项研究了584名上海地区青年的调查显示，独居青年群体具备统一的共性。他们收入中等，受教育程度高，平均年龄大约是30岁，男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单身且以外地人居多，工作压力普遍较大。
“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四季网购，五谷不分，而孤独的十级是一个人做手术。”对于独居青年现实生活的描述，很难有如此精准又不乏自嘲意味的了。
美国作家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说到，寻找终生伴侣或者找一个人同住，并不是解救孤独感的灵丹妙药，毕竟，孤独这一心灵创伤，是人类生命体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孤独是当前独居青年群体普遍摆脱不了的精神困境，由其驱动着的行为也透露着荒诞不经。他们会给橘子“接生”；把沐浴露倒在地板上，假装是在跑步机上锻炼；面对镜子，搭配了一套又一套的衣服。而一旦立下flag，强制自己每天看书，很多人却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独居青年式的孤独，背后不仅是焦虑的驱使，也折射出“内卷”化的职场竞争机制。
比如说，原本公司同事都按时下班，结果出现了个加班的“奋斗逼”，衬托出了其他员工的懒惰，于是他们也不得不跟着加班。最后一个接着一个都加班了，甚至形成了996的上班机制。但相对来说，公司效益并未提升，员工工资也没涨多少。
知乎上有个更形象的比喻，看电影的时候，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一个人先站了起来，被他挡住的人不得不也站起来，最后大家都不得不站起来看电影，结果只有第一排的人坐着。可谓一语道破了内卷的本质。
近期，著名人类学家项飙近期接受采访时，对“内卷”一词做出了学者式的定义：“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不断自己动员自己，它是一个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
退出意味着要背负道德的压力，承认失败，必然会受到各方指责。于是，长期高强度工作将人逐渐压缩进出租屋这方天地，不愿出门，回家就想摊在床上，更无暇应付各类社交。
当然，尽管是独居，也有另一种释放压力的情况。他们在现实中可能沉默寡言，多一个字都不想说，但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却极其活跃。朋友圈里抒发心情，明媚而忧伤词句信手拈来，一开口就是老“网抑云”了；微博上的自拍，兼具杂志滤镜和神仙颜值。
而这一切，都可以“卷”在一间屋子里实现。
是科技进步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独居人”吗客观来说，“内卷”不是独居青年群体形成的必要原因，仅仅是作为一种外部因素，促成青年选择独居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内卷”是由于社会发展进入瓶颈期而形成的（无法在外部取得进步，只能内斗），那么，独居青年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发展速度过快。
毫无疑问，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让生活更具有效率，人们在追求感情时也更注重效率问题。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渗透，独居生活从未像今天一样便捷。只需要一个网络信号和一部设备，就掌握了新世界的生存密码。
科技让独居生活成为了更大的可能，甚至最佳选择。想吃什么，不必像父母那样去菜市场挑选，在手机上动动手指菜品就会自动上门；对别人的思念，不必漂洋过海去看你，打开手机摄像头就能面对面聊天；甚至宠物也可以放在网络云端。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独居青年”在业余生活排在前两位的活动分别为“看电视、电影，上网，听歌”（51.2%）、“玩网络游戏”（37.8%）。而非“独居青年”业余活动形式前两位分别为“看电视，电影，上网，听歌”（65.2%）、“和家人一起度过”（39.2%）。
当网络游戏代替了家人陪伴时，也许意味着独居青年在有意回避家人，更是回避“家人”普遍都会施加于他们的恋爱、婚姻、生子等问题。相比于非独居青年，他们不会过分服从父母的意愿，对爱情和婚姻的选择也更为自主。
独居无关对错，在这个多元化和开放的时代，人们有权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人觉得一个人吃饭、逛超市、喝咖啡会孤单无趣。有人却非常享受这份独处，自得其乐，一个人也灿烂。
而且，一人经济创造了许多产业，如一个食品、一个出租、一个旅游、小公寓等等。这也意味着，即使是独身者，只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选择独居就并非一定是违背人性的生活方式。
如果独居生活是一种再好不过的选择，衡量这个结果的一大重要标准，应该是在独居生活中所取得的个人进步，因为只有进步才有可能走出“内卷”。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陷入内卷再走出内卷。第一次大内卷，促使了原始人类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建起起了灿烂的文明。第二次大内卷，掀起了三次工业革命的狂潮，让人类创造了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物质财富。
也许我们真处于历史中的第三次内卷，当前也正是人工智能、5G等科技兴起之时，人类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知远方，还尚未可知。
但值得警醒的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哪怕我们被“卷”入独居的一片小天地，也不要过分颓废，不能沉浸于个人的小伤感中。唯有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紧跟时代发展，才能在工作中摆脱“内卷”，发挥出自己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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