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刺杀李鸿章的日本愤青最终结局如何

[转帖]马关刺杀李鸿章的日本愤青最终结局如何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败于新兴的日本之手：不仅丢失了藩属国朝鲜，连辽东、山东等地也饱受日军荼毒。被日军兵锋吓坏了的清政府委派时任天津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然而日本方面拒绝与德璀琳谈判并要求清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清政府以为日本方面是因为德璀琳的德国人身份而拒绝与之谈判，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又委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

    

    然而此时日军正猛攻威海卫，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日本认为此时尚不是和谈的最佳时机，于是以质疑使节不具备全权委任的资格为由而加以拒绝。1895年二月清廷派重臣李鸿章从天津启程，坐船抵达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人进行谈判。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抵达马关，直到24日他在这里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人在春帆楼先后举行了三次会谈。此时李鸿章还不知道早在1886年的长崎事件中北洋海军就丢失了密电码。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汉文照会，第二天汪凤藻就向总理衙门发送了一份电报。日本方面成功截获了这份电报，此后直到宣战前日方至少破译了中方58份密电，从而得以对中方在军事及外交上的一系列布局提前了解。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时清政府依然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时给国内发回的电报仍用的是日方已破译的密码，因此日方对中方的谈判底线其实一清二楚。

    

    外交谈判在相当程度上打的就是一场信息战。这时日本已在军事上占据了主动权，又对中方的谈判底线一清二楚，所以马关谈判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可谈的。这时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就是一个个的戏精：白天和李鸿章坐在谈判桌上装模作样谈一谈，可实际上他们早在前一晚就对中方的所有应对方案了如指掌，说白了就是假模假式演出戏而已。尽管李鸿章在赴日谈判前已料到日方的谈判条件必是苛刻的，然而真当他看到日方的谈判条件后还是被其苛刻程度所震惊。

    

    日方所开出的条件如下：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中国须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辽东半岛等地给日本；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中国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将获得在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中国内河的通航权利；在和约正式签订之前中方需将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交予日方占领，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线也交由日军管辖，日方在上述地区的驻军费用由中方承担。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朝鲜引发的。事实上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已彻底打破了历史上所形成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已只剩朝鲜这个唯一的藩属国，不过这更多只是为了维持面子的需要而已。李鸿章在赴日谈判前就已料到日方必会要求中方放弃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对此清政府方面实际上已准备接受。真正令清政府方面难以接受的主要还是割地、赔款、驻军这三项条件，尤其是允许日本在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驻军这条最为敏感。

    

    一旦日军在这些地方驻军就意味着京师将直接置于日军兵锋的威胁之下，皇室宗亲、达官显贵、八旗子弟们的身家性命将就此操之于他人手中。李鸿章面对这样的条件以要向北京朝廷请示为由要求延期谈判。从李鸿章一贯的外交手段来看：一向缺乏独立自主的反抗精神，更多的时候采取的是利用列强彼此之间的矛盾以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从而争取少割点地、少赔点款。这次马关谈判中李鸿章故技重施——他没明确拒绝日方的条件，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

    

    中国在列强眼中就像是一块肥肉，而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野心不可避免将造成与其他列强的矛盾。事实上李鸿章就是希望利用拖延的这段时间将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野心公之于众。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李鸿章这点小心思看得很清楚，于是在24日的第三轮会谈中他要求李鸿章就日方的条件给出明确答复，李鸿章则表示自己已得到北京方面明确拒绝日方要求的指示。当天下午4点15分会谈结束之后李鸿章从举行会谈的春帆楼坐着轿子返回住处。

    

    4点30分左右李鸿章一行途经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向江村杂货店走去，由此向北拐后前行约50公尺就到了李鸿章在日本的住处引接寺。当他们行至街道拐角处时在争看中国全权大臣的围观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人向轿子内开了一枪，李鸿章左眼下方中弹，子弹嵌入颊骨。一时间围观人群顿时大乱，随从们匆忙将李鸿章送往医院救治，行刺者被日本警察当场逮捕。获知消息的伊藤博文气得破口大骂：”我宁愿挨枪子的人是我“，随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日本政府要人纷纷前往医院探视李鸿章。

    

    本来在此之前日本一边谈判，但另一边并没停下军事行动，如今却同意在后续谈判期间暂停军事行动。不过在暂停军事行动一事上日本政客再次展现了他们的狡黠：停战范围只涉及辽东和山东，而不包括台湾、澎湖等地，因为这时日本已将这些地区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4月1日李鸿章看到了陆奥宗光提供的新的谈判方案：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辽东半岛等地；赔款3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

    

    除了删去原方案中关于日军驻兵的条款和在通商口岸的数量上有所减少之外几乎一成不变，后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日方同意将赔款数额由3亿两减为2亿两。李鸿章遇刺一事对《马关条约》的影响其实主要就两条：日本放弃在中国驻军的特权；日本减少了1亿两白银的赔款。那么为什么一开始态度强硬的日本方面会在李鸿章遇刺后放弃这两条呢？日本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害怕李鸿章，也不是畏惧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事实上日本是另有担心。

    

    事实上类似的案件在此之前已有先例：1891年5月出访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竟被日方安排负责他的安保工作的警察津田三藏刺伤。事后大量日本民众到神社和寺院和教会祈祷皇太子痊愈，来自日本各地的慰问电报超过1万封，明治天皇亲自登上神户港停泊的俄罗斯军舰探望尼古拉皇太子。为了表示歉意山形县金山村禁止以“津田”为姓和以“三藏”命名。5月20日一位名叫“畑山勇子”的女孩甚至在京都府厅面前用剃刀刺喉咙自杀表示道歉，被日本社会称为“穗州的烈女”。

    

    当时的日本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俄国强大军力的恐惧，那么当面对李鸿章遇刺案时日本人会对他们眼中羸弱的中国有恐惧心理吗？答案是有的——尽管在甲午战争中具体的任何一次战斗几乎都是以日军的胜利告终，但以日本的国力要征服偌大的中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后来已身为世界列强之一的日本发动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也没能迫使中国人民屈服，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并不像后来十四年抗战中那样大，甚至在战前日本自身对也没必胜的把握。

    

    日本当然不会畏惧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但这时的日本还不至于嚣张到像后来一样认为自己有吞并整个中国的实力，况且如果日本在中国攫取的利益过多势必会导致与其他列强的冲突。世界各国在参与国际政治时尽管都遵循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但大国、强国打着扶助弱小的正义旗号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一直是屡试不爽的外交手段。李鸿章遇刺使日本在国际外交上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因为这时列强都已对日本的野心有所警惕，这也就意味着列强完全可以打着维护中国主权的旗号干涉中日战争。

    

    况且李鸿章处理洋务多年，和西方列强各国的高层政要多有私交，本来外交谈判是两国之间的事，这些西方政要本不便插嘴，可如今连谈判使节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这就给西方列强提供了一个干涉的绝佳口实。尤其是同样对中国东北怀有野心的沙俄早就有通过调停中日战争而趁机在中国东北扩张势力的企图，于是当沙俄得知李鸿章遇刺后立即将此事同尼古拉皇太子遇刺的大津事件联系起来在国际上抨击日本，使日本面对严峻的外交压力。

    

    伊藤博文等人最怕的就是：李鸿章借故回国，列强趁机插手其中。如果事态一旦朝这样的形势演变下去将影响到日本在战争中已取得的胜果。伊藤博文等日本政府的决策层人物对此看得很明白，然而当时日本民间却涌现出的诸多希望趁胜吞并中国的激进组织。这实际上已超出了日本国力所能承担的范围，对此日本高层不能不担心一旦马关谈判因李鸿章遇刺而中断将会使其本来眼看唾手可得的利益转瞬失去。日本方面为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展开了以治疗、慰问、惩凶为主要内容的外交公关。

    

    陆奥宗光请来了陆军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直以及广岛陆军预备病院院长佐藤进派为李鸿章治伤。这两人都是当时日本治疗外科枪伤方面的名医：其中佐藤进派曾经在大隈重信遇刺后为其实施截肢手术。两人到来之后甚至恭敬地表示：“定将如同我等父亲受枪伤一般加以认真对待”。李鸿章赴日谈判的使团中当然也安排有医生，这倒不是事先预知到会发生刺杀事件，而是为了让使团成员患病时能及时得到医治。石黑和佐藤以中方使团的随行医生不是专门治疗外科枪伤为由要求全面接管治疗工作。

    

    这个理由看起来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然而在这个理由背后其实隐藏着日方不足为外人道的小心思。事后石黑在回忆录中明确写道：日方认为绝不能让李鸿章使团的大夫有露脸的机会。因为日本迫切需要通过对李鸿章的治疗向国际社会传达一种友善信号。石黑和佐藤从一开始就被受命务必将中方医生排除在治疗工作中。治疗期间日本天皇特意派出特使进行慰问，日本皇后也亲手为李鸿章制作绷带，还派来两名护士贴身服侍，日本各界人士也纷纷发来慰问函电。

    

    刺杀李鸿章的凶手小山丰太郎当场就被警察抓住。当时27岁的小山丰太郎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只上过几个月中学就辍学了的小山丰太郎后来曾进入庆应义塾就读，但没过多久之后也中途退出了。之后自诩为“壮士”的他曾为自由党的选举活动卖力奔走，但其实只是被当做某些政治团体的马仔打手，还有两次因为斗殴而被捕入狱的经历。甲午战争打响之时小山丰太郎兴奋得难以入眠，而随着战事不断朝向日本有利的形势顺利推进也使他愈加兴奋起来。

    

    然而作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很清醒地意识到日本并没完全吞并中国的，所以他极力主张趁胜停战议和。伊藤博文试图通过议和谈判要求中方割地赔款、 开通口岸，小山丰太郎却对此不以为然。小山丰太郎认为：既然战局对日本有利，那么就应当趁胜一鼓作气彻底占领中国。小山丰太郎因此对主张停战议和的伊藤博文深恶痛绝，还因此给伊藤博文起了一个绰号“好色的老狒狒”。日本政府的决策权毕竟掌握在小山丰太郎口中所说的这位”老狒狒“的手中，所以日本政府最终还是与清政府展开了马关谈判。

    

    小山丰太郎无力阻止议和谈判的展开，但他还是下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搅黄这次谈判。小山丰太郎所选择的搅黄谈判的方式就是刺杀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他在横滨买了一把五连发手枪，怀里揣了一本诗歌集和一张李鸿章的照片。他认为此去很可能“无回”，所以在行动之前特意回了一趟自己的家乡。他在家乡对自己亡母进行祭拜，又与父亲和妹妹道别。妹妹送他离开时下起了大雪，小山丰太郎心中升起的不是悲凉，而是一位“刺客”的悲壮。这个好战恶魔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英雄。

    

    小山丰太郎面对未知的结果也多少感到一些恐惧。这时他用来鼓励自己的却是中国孟子所说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侵占他国领土、刺杀他国使节的行为与仁义联系起来的。颇为讽刺的是：那个年代的日本有很多像小山丰太郎这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激进主义者在做着吞并中国的美梦。为了冲淡心中的恐惧，也为了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所以小山丰太郎在行动之前还特意去风云场所找姑娘享受了一回。

    

    小山丰太郎的刺杀行动没任何人指使，完全是他自己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绪使然。小山丰太郎被捕后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毙奸书”。这份“毙奸书”中阐明了小山丰太郎的行刺动机：他认为只要击毙李鸿章就能破坏马关谈判，然后日本军队就可以一路势如破竹打进北京城。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军国主义气息浓厚的日本社会一种普遍意识。小山丰太郎为破坏谈判甚至还动过刺杀伊藤博文的念头。一直为日本殚精竭虑的伊藤博文就因为没满足激进主义者的要求而上了刺杀名单。

    

    事实上伊藤博文同样是一个有野心的军国主义者，只不过他比小山丰太郎这种狂热的愤青有着更为清醒的战略意识而已。伊藤博文在得知小山丰太郎曾试图刺杀自己时甚至叹息：“刺客还不如杀了我”。这句话传到小山丰太郎耳朵中之后竟还心有戚戚焉。这样两个同样怀有侵略野心的军国主义者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惺惺相惜”之感，然而伊藤始终是以帝国的利益为最高目标的。不管他对小山怎样“惺惺相惜”，然而刺杀外国使节的确对日本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伊藤博文多次要求法院判处小山丰太郎死刑。当时日本的法律规定杀人致死判死刑、杀人未遂判无期徒刑，所以如果照当时日本的法律规定是无法判处小山死刑的。然而伊藤认为刺杀外国使节已对日本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所以伊藤的着眼点其实是出于政治原因，可审理此案的法院以司法独立为由顶住了伊藤施加的压力。最终小山丰太郎被判处无期徒刑，随后被送往北海道服刑。然而仅仅两年后小山丰太郎就因为大赦被减刑为15年有期徒刑。1907年小山丰太郎假释出狱。

    

    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只是日本近代迈向军国主义道路的一个缩影。小山丰太郎尽管被捕入狱，然而日本社会却涌现出一大批追捧他的粉丝。出狱后的小山丰太郎将狱中经历写成《活地狱》一书。该书的序言写道：“我之罪乃因思国家之真心深切也！”由此可见即使在经过一番牢狱之灾后小山丰太郎依然没丝毫的悔改之意。事实上不仅他本人没悔改，整个日本也完全没任何反思。在此之后日本在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这时小山丰太郎再次因为战争而狂喜。他认为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有吞并中国的机会，如今这个被推迟了几十年的目标就要实现了，因此他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得到发扬而感到兴奋。战争期间小山丰太郎一直在为日本膨胀的野心摇旗呐喊，然而他最终所见证到的却是1945年美军投下的原子弹和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这一切对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无异于晴天霹雳，两年后这个狂热分子终于在78岁时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