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散人
我曾被剥夺读高中的资格
七十年代初，文革进入尾声，林彪坠机。国内生产、生活基本步入常轨，但政治氛围，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没有改变，万岁模式没有变。
我初中毕业于这个年代，当时本公社只有三个初中学校，没有高中，读高中只能到本县的另一个公社棠张公社，棠张高中就在该公社所在地，离我家十五公里。
那时升学的依据不是考试的分数，依据是本人的出身和家庭状况。
农村学生初中以下的班级可以随便读，每学期也考试，考试是开卷考试，分数只做为参考，不作为升学的依据。
在农村，本人如果出身于“五类分子”家庭，别说读高中，读到初中的都极少，我的同学中出身不好的读到五年级就回家务农了，他们觉得再读下去没有什么用，在学校期间还受歧视，自觉低人一等。
我所在的初中毕业班30个人，读高中有五个名额，这五个名额的人选由大队推荐决定。
结果被推荐上高中的学生，一个是大队书记的儿子，一个是大队“贫农协会”主席的儿子，其余几个被推荐的，其家庭出身，按照当时习惯的说法“祖宗三代是贫农”。
我当时曾内心抱怨过父亲，当时为何加入国民党，虽然是起义，但当时的说法是政治上不可靠。
父母的职业出身决定后代，“血统论”大行其道，当时有个人叫遇罗克，写了篇反“血统论”的文章，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
没有书读，我成了失学少年，二叔家两箱子书伴我度过一段孤独苦闷的时光。
后来来到兵团工作，这是一个山上终年积雪，交通偏僻，人烟稀少，基本与世隔绝的地方。
在这里的五年中，我曾经两次报名上大学，上大学而不是考大学，因为决定你能否上大学的依据是组织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模式。推荐的依据仍是家庭出身和本人的政治表现。
当时有两个反潮流英雄，一个是“白卷大王张铁生”，另一个是北京的女学生“黄帅”，都反对以分数作为上大学的依据，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束缚革命青年。该两人一度作为英雄被宣传。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知识没有用，考试更不看分数。当时有个电影《决裂》里面，说到上大学的资格，一青年说“什么资格？这满手的老茧就是资格”。
在这种氛围下，“读书无用论”自然蔓延至全国，受害最深的是青年。
两次我都努力争取，还是出身问题，被排除在外。
看到那些兵团同事被推荐上大学，心中真乃五味杂陈，真有“冠华满京城，此人独憔悴”的感觉。
直到七七年恢复高考，我才如愿上了大学，人生从此改变了方向。
故乡的剃头匠
儿时在故乡把理发叫剃头，管剃头的师傅叫剃头匠。
我村的剃头匠是附近一个公社的人，40多岁，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就在我们家乡给人剃头，一直到我离开家乡，前后大约有十几年光景。
他基本是每月来一次，挑着一个担子，一头是炉子脸盆，另一头是理发的梳子剪刀和推子等工具。他挑着的担子一头随时都冒着烟 或热气，一个人颤巍巍的走着。
大人把他叫书治，是哪两个字并不知道，音是这样，大人能叫他的名字，我们小孩子不敢叫，不管辈份只叫他大爷。现在的人四十多岁还算青年，那时在农村接近五十岁就归入老头系列了。
记得我爷爷那时五十多岁，他满口的牙齿基本全部脱落，他常念叨，“人活七十古来稀”，还经常给我讲故事，说历史上有个朝代，人过六十就要活埋。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个朝代不得而知，但爷爷讲这个故事，现在看来反映他内心的感受，就是感到自己生命已近终点，由此带来的不安情绪。
剃头匠负责为周围三个村庄的人理发，几个村挨个生产队轮流转，转上一圈基本就是一个月，恰好与理发的周期相吻合。
那时理发不收钱，他理发的报酬就是，每个有男丁的家庭轮流管饭吃，到哪个生产队，由哪个生产队的家庭管，每家一天。
一个生产队几十家，几天就理完了，下个周期来，接着上次的人家继续轮着管饭吃。
除了吃饭，每年按照人头每人每年给他几斤粮食，年终由生产队代交，最终从个人的粮食分配中扣除。
他服务范围是三个村，三个村的男人加起来可能还是有千人左右，这样他一年的收入就是几千斤粮食，外加吃饭。
按人头给他粮食作为报酬，人头只计男人，不计女性。那时农村女性是不理发的，如果需要剪头发，女性之间互相剪，那是相互帮忙。
60年代，即使是城市的理发馆也很少有女性理发，更没见过有烫发的，烫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那个电影到现在我还记得叫“英雄虎胆”。里面看到有烫发的女性。或者偶尔听大人说过，走在大街上从没见过有烫发的女性。
文革时期，更看不到有烫发的，也没有人敢烫发，女性穿的花梢一点，稍微多用点化妆品，都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思想不健康。轻则受批评影响政治进步，重则会被批判处分。
那时商店里也没有什么化妆品卖，就是雪花膏，有些买不起雪花膏的就买蛤蚌油。那个时代追求美是有罪的。
这种对人性的压抑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七十年代末。农村里爱美的女孩子仍然不敢去烫发，在家里用铁丝烧热卷头发，前面的刘海是卷曲的。随着喇叭裤的流行，生活禁区才慢慢被冲破。
那时男性理发也简单就那么几种发型，未成年人剃平头，成年男性五十岁以下分头，五十岁以上，清一色光头。那时没有摩丝，没有发胶，听都没听说过，没有电更没有吹风。
要理发就坐在挑子附近的凳子上，胸前围上一块发黑的粗布，我们理平头，只用推子一种工具就够了，推完了稍等，他拿着空脸盆倒点冷水，再从冒烟的炉子里倒点热水出来，用肥皂洗一遍，再用清水洗一遍就好了。
理分头的最麻烦，先用推子推周围，最后还要用剪子，有些还要刮胡子，遇到一些喜欢聊天的边剃头边聊天，有时刀在空中停留半天都不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去理发，他会主动说，你们先去玩，等会再来。
书治对几个村的人都异常熟悉，每个家庭的祖宗三代他都清楚，有些人要说媒牵线都会找他打探消息，了解对方家庭的名声、贫穷程度、人品等。有些男方家庭找媳妇，很看重对方家庭名声，如果女方母亲有作风方面的传言，男方会慎重考虑这门亲事。
他是百事通，他随时掌握这几个村的舆论、人情、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夫妻反目等，各种动向他都了如指掌。他利用这个优势，撮合了很多对婚姻。所以他每到一处都会受到欢迎和尊重。
文革中最疯狂的时候，两派武斗，两股势力势同水火，但每一方都不会伤害他，依然受到双方尊重。他很理智，从不谈论政治，只谈人情世故，家长里短。
在我开离开故乡的时候，一次去理发，他说听说你要走了，我说是的，他说走了好，将来发了财不要忘了我。
以前多年给我剃头我坐着总会看到他的腿，这次我注意他的腿很多血管突出，像蚯蚓一样，难道经常站立会造成这种结果吗，这是静脉曲张。给我理完发，我抬头看他时，发现他头上很多白发。他给我理发的过程中几次拿毛巾擦鼻涕，动作也不是象前几年那么利索了，感觉他有点老态了。
八十年代我回故乡，那时故乡已经有了理发馆，本家族的侄子开了一家，我问他书治老剃头匠的去向。侄儿告诉我，我走了两年左右他就离开了，再没来过，他家离我老家十多里路，一个县不同的公社。
老了干不动了，很多人也不找他理发了，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要求高，需要的头型他不会理。
他儿子有出息，在一家大集团的摩托车在本地的分厂做总经理，他老伴去世了，儿子收入高，给他专门请了保姆。生活的满幸福。
好人还是有好报，我说。
有次我儿子说起某个人患上了“单相思”，我接了一句“剃头挑子一头热”，他愣了一下问我“啥意思”，我知道他不懂，“白头老妪在，闲坐说玄宗”，已是前朝旧事了。
当地上岁数的人还是想念他，希望继续让他剃头，我也是这样希望，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悠悠思绪总是挥之不去。
故乡的茅草屋
六十年代的农村老家，农民终年劳碌勉强能吃饱饭，主食不足，大半年都是靠红薯、南瓜填补。谈不上营养，只能是充饥。
我南京的外甥女在银行上班，听我这样说，答曰：那太好了，全是绿色食品。听她的回答，我想起了晋惠帝说的“何不食肉糜？”。
那时农村住的房屋清一色的是茅草房，全村只有两个地方例外，一个是大队部，另一处是医院，这两处是青色砖瓦房。
八零后的人很多都没见过茅草房，农村的草房构造很简单，和地面接触的部分是块石，块石上面是土墙，土墙上面就是房梁支架，其形状为斜坡形，便于雨水下排。房梁上面覆盖芦苇席或者箔（芦苇用细绳连接起来），最上面就是一层压一层铺一定厚度的麦草。房内没有装修，地面平整，墙上刷上一层石灰即可，新房就告成功。
在农村盖房子是件大事，虽不像现在当几十年的房奴，但也要举全家之力才可以。
一般都是全家一起先给大儿子修，其次老二、老三依次推进。
修好房子一旦结婚就分开过，自立门户。最终就剩一对老人。
也有不少老人和最小的儿子一起过生活不分开的家庭。
在农村儿子娶媳妇前提条件要有一套房子，有几个儿子就要盖几套房子。六十年代没有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农民也不知避孕为何物，都是自然生育，有五六个、七八个子女的家庭很普遍。
我本家族的大伯，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按规矩就要盖六套房子，大伯终日沉默寡言，一天到晚手里握着旱烟袋，五十多岁就去世了，估计和压力太大不无关系。
那时子女多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多分一个人的自留地，分自留地按人头分。
当时没有节育政策，也没有节育手段，农民也没有节育的概念。小时候奶奶常带着我去生孩子的家族或者亲戚家“吃喜面”，奶奶说女的：都五个了还生吗？回答：不想生，有什么办法？
一个大家庭盖房子的位置是有讲究的，父母住坐北朝南的屋，称堂屋，位置最尊。长子是东屋坐东朝西；次子是西屋；再下排就是南屋了。一家人在一个大院里生活，但生活各自独立。遇红白喜事就在一起吃饭。农村几千年乡村文化，庭院文化是其重要内容。
草房看似简陋，但那时农村的生活水平仅仅是不饿肚子，盖房子总要买材料，最花钱的就是木梁和檩条，其次就是石头，石头山上虽然很多，但要开挖，要请石匠手工打磨成方形，必须花钱才可办到。
很多家庭光是备料就要准备几年，边存钱边置办，有的无论如何也存不够，儿子急着结婚，就找亲戚、邻里借。
房子的墙体有两种构造，一种是用土加上草搅拌和匀，一层一层垒上去，垒到一定的高度停下来，干了再接上垒，一直达到计划的高度。另一种墙体就是土坯构造，自己平时把土坯打好，盖房子时直接用土坯垒上去一气呵成。
墙体和麦草基本都不用花钱，盖房子时的人工也不花钱，都是亲戚、邻居帮忙，这个帮忙都是相互的，因为谁家都要盖房，都不收钱，其实就是一种劳动力的交换。但是这种交换中就产生了浓浓的乡村情感，这种情感滋生了农村的道德规范。
那时的农村，游手好闲者很难生存，因为家里的任何事基本没有人给帮忙，没有人帮忙很多事情做不成。不像现在有钱就有专业公司来做。
那时的农村，一个人一旦名声不好，红白喜事、盖房子都没有人帮忙，摆上酒席也没有人吃。
农村特有的道德规范教人知道敬畏。
我从开始记事时起，爷爷盖的房子就和祖宅不在一起，这是因为爷爷的父亲去世得早，爷爷弟兄五个陆续成家祖宅就住不下了，只有自己想办法盖房子，最后只有爷爷的五弟和老太太住在一起。现在这个百年祖宅还在，历经沧桑，经过几次翻修，只有风烛残年的五奶奶一个人住了。
爷爷凭自己的力量盖了两套房子，一套堂屋一套东屋，同时供养三子一女生活，三个儿子均读书至初中。用今天的眼光看爷爷也算是个人才。
两套房子均修于解放前后，买了一台手摇织袜机器，带着各色棉线，走乡串户为人织袜子赚钱。同时挖日军丢下的炮弹壳，卖废铁慢慢积累盖了两套房子。房子高大，材料上好。
这两套房子是爷爷一生的杰作，凡有亲朋来总会炫耀，说这个房子没靠父母，是“自打自创”，这是原话，我记忆深刻。
九十年代我回故乡，爷爷盖的的老房子叔叔全家在住，但房子已全部变成青砖瓦房。从村东到村西，没有看见一间草房，草房从历史上永远消失了，只是尚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忘不掉堂屋内房梁上，飞燕每年都来栖息的燕子窝，燕子窝周围的房梁上斑驳的燕子屎。还有冬天挂在房檐下长长的冰溜子，我们小伙伴拿着冰溜子吃，手冻的象红萝卜。
最不能忘的是草房子侧面很多麻雀窝，春夏季晚上我们会搬着梯子去掏鸟窝，掏很多麻雀蛋和没长毛的麻雀。现在看起来真是暴殄天物，那时只是童心、童趣而已。
这一切都看不到了，永远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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