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散人
没经历过饥饿者不足以谈人生
柴静有篇文章《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读之很震撼。我想说没挨过饿的人也不足以谈人生。
靠心灵鸡汤类文章去了解人生是可以，但只是了解，只是知道。没有感受过绝望，没有经历过饥饿、频临死亡的体验，对人生的理解只能限于表面，毕竟肤浅。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一个年轻女性带着两个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男孩子，讨饭到我家。当时我家在苏北农村，和全国一样同样经历着饥饿的折磨。当时奶奶、爷爷看他们三个可怜，尤其是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动了恻隐之心，收留了他们。这就是我记事后经常往来的亲戚，我称他为姑姑，她称呼我奶奶为妈。按照当地风俗她是奶奶的干女儿。
这段历史时段，官方媒体习惯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这个后来被我称为姑姑的人，当时来自于安徽宿县褚北公社，现在是褚兰乡，该地毗邻江苏苏北，两家相距20公里。当时全国都在闹饥荒，安徽更甚，姑姑的丈夫就死于这次饥荒。她当时二十多岁还带着两个几岁的孩子，直接每天面对就是饥饿和死亡，只好出门讨饭，当时苏北的情况略好于安徽。
我家的情况有点特殊，爸爸和叔叔在城里上班，对家里略有资助，勉强吃饱不至于挨饿。
姑姑带着两个孩子，在我家呆了半年左右，这半年时间，姑姑每天到地里挖野菜，采树叶，一起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最终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此后情况慢慢好转了，她们三个就回了老家。
这几年安徽的省委书记是曾希圣。当时有些资料记载，安徽饿死的人五百万左右，全国多少至今没有一个权威准确的数字。
我儿时经常见到姑姑到我家里来，基本每月来一次。帮我家里干农活。后来她两个儿子大了，家里有什么需要劳力的事，他们都会常来帮忙。我一直认为是我的亲姑姑，后来奶奶告诉我，我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几十年来从没中断过往来，感觉比有血缘的亲戚还要亲。
九十年代奶奶去世我从兰州回老家，姑姑的两个儿子和孙子都来了，姑姑没有来，她儿子说，听说奶奶去世她哭了很久，她一直身体不好，路都不能走，没有办法来。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最困难的时候，地里的野菜、树上的树叶都被采光了。那时我已经有有记忆，吃的窝窝头都是很少的面粉裹上野菜做的。其次一年到头吃的最多就是红薯和南瓜。
有些家庭连上面说的这些都没有吃的，很多人饿的浮肿，经常听说有人死去。
我和姐姐经常叫饿，但不到吃饭的时间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家里的馍馍被大人挂在房梁上，怕我们偷吃，只有到吃饭的时间大家一起吃。
那时爷爷经常去到集体的地里偷来红薯、毛豆、玉米煮上吃，晚上煮，吃时不敢开灯，那时是六十年代了。
我妻子是单亲家庭，婚后她告诉我父亲死于六零年，饿死的。岳父解放前是乡绅，家中有作坊，家道小康。解放后被管制，死于贫病交加之中。岳父死后岳母也不久死去，妻子说，岳母当时只是气管不好，没有吃的，每天睡在床上，在昏睡中死去。
也许是童年时饥饿深入灵魂，多年来一直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剩饭剩菜只要不变质，绝不倒掉。吃剩的菜汤不倒，用于煮面拌面吃。子女就是看不惯这些，讥笑我们太寒酸，他们哪里懂我们的心思。
我业余时间喜欢读史书，知道历史上很多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修史的基本原则就是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者居多。很多历史真实面目从正史上是看不到的，了解历史真相，野史往往更真实可信。
普通人一生都会经历过很多事件，但不会写或不想写，如果每个人能把自己的经历真实原貌记录下来，这就是历史。
盛世修史，使善、恶不至被时间长河湮灭。
故，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针对我前日发的一篇《没经历过饥饿者不足以谈人生》一文，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反应很激烈。有些不相信，说我夸大其词，或者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忽悠人。其中一个朋友说，本人在深圳曾经挨饿两三天。
生活在现代的人相信都体验过挨饿的滋味，如出差，比如加班来不及吃饭，这种挨饿是可以有饭吃，但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不被允许，是一种暂时现象。而不是那种常年挨饿没有可吃的东西，人一直处在一种极度的恐慌和绝望之中。
比如深圳那位朋友说暂时没找到工作几天吃不饱饭，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存在，如果你能放下身段，找到餐馆老板说，我帮你洗碗、打扫卫生，你给我解决吃住，老板会不答应？起码不会饿肚子吧。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有吃的，树叶、野菜都被挖光，都没有吃的，去讨饭都讨不到，有些就饿死在讨饭的路上。
我在题目中强调经历，没有经历过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知青作家杨显惠写过两本最著名的小说《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那里面的事情，没经历过肯定很难想象出来。单说定西孤儿院中的孤儿，他们是怎么成为孤儿的？没经历过的能想象得出吗？
没经历过长征的人会相信长征中饿的吃皮带吗？这件事我看到后真不相信，我曾经做过实验，把家中的旧皮带放锅里煮，怎么煮都是硬的，不能吃。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出于宣传的需要，人为编造的。
去年我到附近一个博物馆咨询一位亲历者，他说现在的皮带不能吃，经过脱硝处理了，以前的皮带没经过这道工序处理，可以煮软吃。我才明白，我其实当了一回孔夫子所说的“三季人”。
读史书中可知，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饿殍遍地，贫穷到人相食，曹操《蒿里行》诗中说：“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人食人只是听说，没有见过，古文献多有记载，如：
秦中吟十首
之七.轻肥（唐·白居易）
题注：一作江南旱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本人虽没经历过人相食，我还是选择相信史实，明白极度饥饿可使人变态到动物的境界。
六十年代初，我去兰州爸爸处，那时我大约四五岁，本家族五爷爷送我去。在徐州火车站候车时五爷爷给我买了个白馒头，我坐在台阶上吃，过来一个讨饭的男孩，看起来十岁左右，从我手里夺过去就拼命往嘴里塞，五爷爷过去抢，他趴在地上双手抓住馒头往上吐唾沫，看到这种情形只好作罢。
大人看到未成年的孩子饿的哭，没有办法就到集体地里面去偷。
当时本村一个曹姓村民到集体地里偷了几个玉米，被大队民兵五花大绑吊在大队部房梁上打，吊了一天一夜，绳子捆得太紧，半夜都在嚎叫。
三年最困难时期过去了，但农村还是穷，所有的农民就靠土地上的产出养活，没有商业，没有工业实体。地里的产出大部分交了公粮，剩余部分留下种子，按照人口和工分分配。绝大部分家庭分配的粮食吃不到一年，每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家有个救济政策，过不下去的家庭会得到一部分救济粮。
还有一点可以弥补生活不足的就是每个家庭自留地的产出。自留地多以种菜为主。
那时农村青壮年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参军，起码参军可以吃饱肚子，家里面是军属，还可以受到地方政府的照顾。
还有一条非公开的、不被官方认可的出路就是去新疆兵团，那时新疆兵团招收青壮年务农，千里戈壁滩，茫茫边境线需要大量的青壮年。那时没有身份证，生产队、大队也不会给提供证明。只要有人介绍就行，一个人在兵团，可以陆续带去很多人。
兵团虽是务农，但属于国家农工编制，发工资，每月供应粮食四十斤，足够吃。
五十年代国家的政策失误，是造成农民贫困饥饿的主要原因。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央调整了政策，才没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五十年代彭德怀曾就当时的农村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议整改，调整，但他本人付出了被罢官的代价。
几十年来农村一直交公粮，剩下的自己吃，不准经商，不准办企业，极少有外出务工的机会，一纸户口把农民捆绑在在土地上，贫穷就一直伴随着农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八年才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胡、温时代免除了农业税，农民可以不交公粮了，几千年来农民必交的皇粮国税被终结了。
现在部分边远的农村仍然贫困，这个贫困是个综合指标，只能说挨饿的人基本不存在了。用官方的话说，基本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人们的贫困问题。
解放几十年了，解决贫困问题仍在努力探索之中。
其路漫漫也。
六十年代的粮票和布票
粮票和布票这两样东西打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除这两样票之外，还有很多种牵涉到衣食住行诸多方面的票证，难以一一尽述，这两样是主要的，和人们的衣食密切相关。
记事的时候在农村只知道有布票，布票的作用就是规定人们对棉质类产品的购买数量，比如家庭中不分长幼，一个人头一年只有三尺布票，那么就只能买三尺布，想多买买不到，有钱也不能买。
布票不光买布用，买袜子、帽子所有的棉织品都要票。
特殊的情况也有不要票的时候，一匹布卖剩到最后的布头可以不要票。买货商铺当时叫合作社，后来叫供销社。合作社在大队部附近，奶奶爷爷总会设法和合作社工作人员搞好关系，套近乎的目的在于剩下的布头给我们留着。
还有一种情况换季的时候，有些布需要处理，购买也需要布票，但额度减少很多，这时村民就抢着购买，买回家，用于做过冬的棉被或褥子。
那时候织物全是纯棉的，没有化纤织物。化纤织物的出现于七十年代。
化纤织物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人们以能穿上化纤为荣，记的七十年代最早的化纤织物叫“的确良”，只有城里人才穿得起。
当时那种消费凭票的现象，遍布衣食住行诸多领域，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单说计划经济太空泛，了解那时的衣食住行，有助于深化对计划经济的理解。
那时农村种地、交公粮都是按上级下达的计划执行。城市工厂每年的产供销都按国家下达的计划执行。原料、资金、销售都按国家计划执行，生产出产品不用自己销售，国家安排调拨，让你发哪里就发哪里，那时的厂长基本不用管事，很少操心。工人有上级统一招工安排，厂长没有权利开除职工。
城市工人或居民粮油定量凭粮本购买，除此之外还有副食本，鱼肉类、糖烟酒类凭副食本购买。
如果出差需要粮票，可以在自己定量的粮食指标内领取粮票。粮票的作用就是代替粮本，可以流动。在饭馆就餐购买主食必须有粮票才能购买。否则在外地出差就要饿肚子。
我在老家农村跟爷爷进城，都是从家里带馍馍和咸菜，然后花2分钱买上一碗茶。如果爷爷开心或带我去买一碗胡辣汤或者羊肉汤代替大碗茶。饭馆里卖的白馒头和烧饼虽诱人，但没有粮票无法购买。
那时粮票作用几乎等同于人民币，城市很多家庭定量太少也不够吃，如果有粮票就可以买粮补贴不足。
七十年代我在兵团的时候，定量是每月四十斤，吃不完就换成粮票。我去报名参加高考，去晚了且没有照片，去照相馆照要一周才能取，如果这样我就错过了高考机会。于是我给照相馆师傅送了十斤粮票，他说你明天来取照片。那时如果有粮票到粮站买粮。每斤面粉只要.015元左右。问题是没有粮票就没有资格购买。
农村买卖粮食不要粮票，就到农村传统的集市直接购买，我那时记得很清楚，每斤麦子（不是面粉）0.33元左右。很多人卖粮食不是多的吃不完，而是换钱买油、盐酱、醋、布、衣服还有交学费。
我那时经常和爷爷一起去集市买粮食，爷爷拉着平板车，一次买几十斤。我家只有爷爷一个劳动力，他年龄大日工分分值仅6分，壮劳动力日值10分，分值低，年终分粮就少，靠父亲定期寄点钱回来，到集市购买粮食，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吃不满一年。
布票每人一年三尺，用现在的标准看怎么能够用，最多做一套衣服，一个人不可能一年只穿一套衣服吧，有冬夏之分，再不要算春秋季了。但有些家庭的布票每年还用不完，送给有需要的亲戚用，如结婚或办丧事都要超额用布。
那时以我本家族堂叔为例，他六个儿子，老大不能穿的衣服给老二穿，老二的给老三穿，以此类推。冬天的棉衣很少有穿新的，棉衣大都挂满补丁，面子破了改作里子。实在不能缝补，农村的说法叫挂不住针线了，还不会丢，当作婴儿的尿布用。
那时我在农村跟奶奶爷爷生活，单衣和棉衣包括鞋子，都是奶奶缝制的。单衣棉衣都是一个样式，现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中式，上衣是褡袢扣子，裤子是大腰直筒，就像武术爱好者穿的衣服。裤子前后都能穿，裤带就是布条，冬天穿上厚棉裤，肚子像孕妇。家庭条件稍好的有内衣，大部分都是没有内衣穿，棉衣棉裤贴肉穿。
这种衣服样式所有人都是一样，一直到我离开老家都没有任何改变。
样式看起来单一，但奶奶亲手一针一线缝制的衣服，穿起来还是异常温暖。
现在还记得奶奶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为我补袜子的情景，回想起来又感动又心酸。
那时的农村人，包括城里人。很少有人没穿过补丁衣服，很多城市工厂上班的工人穿的工作服，都是补了又补，还在穿。
贫穷物质短缺的年代，商业系统的职工、还有汽车司机最受人们的崇拜。他们靠山吃山，有一定的特权。家里遇到红白喜事，买烟酒食品都要求助他们。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民政干部、营业员。
那时没有劳动局，招工调动由民政局办理，找工作、调动工作不容易，会求他们帮忙。
当一个国家日常运行的方方面面都靠计划指导的时候，这种体制注定是僵化的，束缚人性的，贫穷和落后就是必然的。
其实计划是个工具，或者叫手段，不是不可用，如果把它用到极致，所有生产和生活方式都用它，把其作为唯一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手段，无疑会事与愿违。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才慢慢改变。
逐步改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有和人们生活相关的票证也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今，计划和市场共存的经济模式仍在探讨和摸索之中，该话题较大，此属庙堂之事，庶人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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