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的权斗、危机和希望
那道地狱之门，从来没拦住中国。
壹·迷茫的中国
具体来说就是，围绕着拥蒋和反蒋，中国诸候分裂成两大阵营，各种手段一起上阵，一边想把蒋介石拉下马夺取统治权，一边想保护蒋介石稳住统治权。
而我党为了给中国找出路，正在江西闹革命，时刻面临蒋介石的围剿。
三方势力纠结在一起，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怎一个乱字了得。
拥蒋阵营主要是东北和东南。
东南不必多说，属于英美势力的大本营，蒋介石和江浙财阀都要靠英美赏饭吃，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在这里，除了强大的外国军队，以及18年后的解放军，没人能让蒋介石挪窝。
蒋介石的小兄弟是东北张学良。
我们都知道，东北军的前身是奉系军阀，奉系军阀又是北洋的旁支，在北伐的时候，属于蒋介石要打倒的敌人之一。
历史证明，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张作霖在北京做了一年陆海军大元帅，发现只有枪炮没有信仰的旧军队，根本打不过有主义的革命青年，便决定放弃北京，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不过张作霖是日本扶持起来的代理人，日本花了海量的资源，不就是想等张作霖坐大了，顺利割韭菜嘛。
所以张作霖主政北京的时候，日本政府向张作霖提要求，希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铁路权。
我们现在觉得铁路没什么，太平常了，可是在20世纪初期，铁路可是国之重器，分毫不能予人的。
因为只要铁路修到哪里，军队和后勤物资就能运到哪里，然后就能沿着铁路进行统治，可谓是真理只在铁路线到达的地方。
张作霖不傻，明白一旦扩大日本的铁路权力，东北就完犊子了，万一在华北混不下去，连个退路都找不到。
他死撑着不给，日本在东北开矿、办工厂等要求也只是部分满足，日本恨得要死，花了十几年时间扶持起你来，还真当自己是东北王啊。
于是，关东军的几个参谋在皇姑屯搞了个大新闻，把张作霖炸死了。
这和张作霖爱不爱国没关系，而是他要争夺生存权。
他完全顺着日本，脑子没问题的人都知道迟早得死，要是和日本陪笑耍赖，说不定还能多撑几年，万一能撑过去也说不定。
可是在日本人眼里，张作霖就是个要饭的，还死撑，撑你老妹。
张学良继承父业，蓦然发现一个问题，合作多年的日本金主爸爸闹掰了，北方的苏联也不是一路人，东北夹在两大强国之间，实在太尴尬了。
而且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张学良都找不到能拉一把的大哥。
于是张学良便把目光投向南京，发现有英美背景的蒋介石，通过金主爸爸的关系，能和苏联日本在谈判桌上对话。
既然如此，那就改旗易帜喽。
张学良迅速抛弃旧日恩怨，带着东北军站在蒋介石的麾下，希望能借助蒋介石和英美的势力，在东北夹缝中求生存。所以他后来说，在东北执政的三年时间，总是拥护中央依赖中央。
不过教科书也说明白了，蒋介石完成的只是形式统一，也就是说，表面上东北军和蒋介石在一口锅里吃饭了，但实际上张学良还是独立诸侯。
张学良基本是整体依赖、局部独立的状态。
随着北伐结束，国府到了战后整顿的时候。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战争已经结束，留着几百万军队干嘛，不如大幅裁军，让士兵们卸甲归田回家务农，还能给政府节省开支。历朝历代包括新中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件事肯定是裁军。
问题就出在国府的派系林立上面。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全国共有220万军队，每年要花8亿军费，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才4.5亿，便准备把军队缩编为50个师、80万人，军费是财政预算的40%。
具体怎么整编呢？
蒋介石的嫡系第一集团军占20个师的名额，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军队各占10个师的名额，除此之外还有20万人的宪兵部队。
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很满意，有了20个师和20万宪兵，明显是实力最强大的扛把子。可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很生气，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凭什么蒋介石分最大的蛋糕？
你丫是不是借整顿军队的名义削山头呢？
要是军队被削弱了，那各地诸候就是拔了牙的老虎，随蒋介石怎么欺负都可以，找个理由赏颗花生米也很正常。
再加上汪精卫等人也对蒋介石不满意，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反蒋阵营推举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为副司令，终于在1930年和蒋介石爆发中原大战。
这也是民国最大规模的夺权战争。
冯玉祥 蒋介石 阎锡山
等到9月份战况稍微明朗，蒋介石逐渐显露出胜利的姿态，不过两个阵营都处于强弩之末，就看谁能撑的时间久一点。
这种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就很重要了，他帮谁，谁就能赢。
蒋介石许诺，只要东北军入关相助，华北地盘就是张学良的，还有1500万的财政补贴。
利益诱惑足够大，而且没有任何风险，张学良当然要。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几天后带兵入关收拾战局，顺便瓜分冯玉祥的军队。
张学良和蒋介石平分天下。
此后东北军陆续调入关内11万人，留在东北的将近19万，分散在山海关到沈阳的大片土地上。
拥蒋派大获全胜，反蒋派一败涂地，可他们真的甘心失败了吗？
怎么可能。
也只有在中原大战之后，我们才能看出当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输的一无所有，通电下野到山东隐居，恰好1931年3月，土肥原贤二在天津建立特务机关，目的就是策反割据势力，把中国政局搅的更浑浊一些，为日本侵略中国铺路。
土肥原贤二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他挑拨石友三造反，想把华北彻底搅乱，顺便削弱张学良的势力。
这件事冯玉祥也参与了，你说，冯玉祥和土肥原贤二之间，有没有什么秘密联系？
为了配合石友三的造反事业，土肥原贤二把隐居在大连的阎锡山动员起来，用日本飞机送回山西，和其他反蒋势力继续奋斗，并且由日本供应武器。
同样是1931年5月，国民党内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李宗仁的桂系、孙科等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
他们也在找日本合作。
汪精卫和孙科请日本驻广州总领事传话：“我们要反蒋，求日本援助。”
日本同意外交部长陈友仁赴日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广州国府真的反蒋成功，可以和日本结成同盟，并且把东北的各种特权赋予日本。
陈友仁表示可以。
虽然石友三造反失败，广州国府也没反蒋成功，却说明一个问题：冯玉祥、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中国诸候，明知道日本不怀好意，为了重振旗鼓，依然要和日本合作。
这就是1930年代一盘散沙的中国。
这就是日本认为可以吞并中国野心来源。
日本认定中国没有太激烈的反抗能力，尤其是日本军部，恨不得立刻扛枪到中国作战。
日本纠结的是用什么方式动手。
权力斗争六人组
贰·陷入危机的日本
那时的日本很苦逼。
因为工业国家最需要的是原料产地和市场，一个负责挖矿种田，一个负责消费工业品，而日本除了机器、技术和资金以外，啥都没有。
区区38万平方公里的岛国，能产出什么原材料来，又能有多少消费能力。
没有原料和市场，做个发达国家的代加工也行，可日本做为东亚最强大的工业国，有一个做大哥的野心，养了几十万陆军，以及东亚最大的海军，偶尔还要出门打一仗。
可想而知，日本财政有多拮据。
为了用有限的资源博最大的利益，政府、军队和财阀把运作成本压缩到最低，榨干日本底层人民的最后一滴血。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论是想改善生活或者实现野心，日本都必须走出去。
向东是太平洋，向北是惹不起的苏联，西边是分裂散乱的中国，以及自古以来都没雄起过的东南亚国家。
向哪里发展，日本不难做出选择。
“明治维新”以后不久，日本便吞并台湾和琉球，随后在“甲午战争”中夺走朝鲜，本来辽东也在日本囊中，结果俄国也看中东北，不想让日本独占。
英法等欧洲列强也不愿意日本太过分，扶持日本起来是制衡俄国的，不是发扬雷锋精神，让日本成为强国影响列强利益。
1904年，日本再次出手挑战俄国，准备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没想到还真打赢了，从此把东北纳入势力范围之内。
几十年来，日本通过几次赌国运的战争，拿下远大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这也大大刺激了日本的野心，既然能打下朝鲜东北和台湾，那占领全中国又有何不可？
于是有了以侵略满蒙为核心的田中奏折，岸信介的一个兄弟叫松冈洋右，也发表了一个“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言论，极受日本人欢迎。
所以日本总体方略是侵略中国，无非是各派势力主张的手段不同而已。
有人说培植代理人经济殖民就行，有人说还是占一点吧，军部的人最野，主张全面占领中国和东南亚。
跟彪子似的。
而且日本国内的毛病特别多，老百姓有很强的动力支持军队。
我们之前说，日本的财政很紧张，政府和财阀基本把老百姓当牲口对待，有一口吃的饿不死就行，剥夺全部剩余价值。
在社会财富不充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公平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嘛，你要是公平分配了，老百姓也能忍耐。
要是让老百姓吃糠咽菜，权贵们却天天啃猪肘子，必然会激发严重的社会矛盾。
引爆日本社会矛盾的导火索是政治斗争，以及经济危机。
1918年，日本开始搞议会政治，政友会总裁原敬出任第一任政党内阁首相，此后的日本政坛，一直是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轮流执政。
日本人民喜大普奔，我们小鬼子也成为民主国家了，欧美列强再也不会看不起我们了吧。
嗯，日本也经历过向欧美求认同的时期。
但是慢慢的，日本人民发现议会政治没什么卵用，因为政客和财阀经常利益互换，不是财阀出钱帮政客选举，就是政客上台帮财阀赚钱。
而政党内阁可以分配财政经费，哪个地方或行业想争取经费，比如修建公路、维护水利、开通火车之类的，就要看选举中的投票率如何。
你这个地方给政党上台做贡献了，那就多拨点经费，你这个地方没什么人支持政党上台，那就不好意思了。
而且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执政党会通过媒体曝光在野党的各种黑料，什么养小三、不孝顺、贪污受贿都来了。在野党上台之后，也会挖掘前执政党的黑历史，通过媒体公之于众。
政党撕逼，让日本人民伤透了心，他们发现议会政治没有带来民主，更不可能富国强兵，而是成为政客和财阀瓜分利益的工具。
反正没一个好东西。
这种事情在太平年景没什么，但凡有口饭吃，日本人民也能忍下去，毕竟没人吃饱了撑的，跑去和政府作对。
但是20年代后期，美国大萧条引起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也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矛盾激化了。
据统计，日本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率达到15%。
无数企业破产停工，近百万日本工人失去工作，有的农民只能啃树皮充饥，有女儿的人家，便把女儿卖到妓院做妓女。
城市和农村，一片末日景象。
这种遍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习惯了太平日子的政客根本无法应付，美国的胡佛搞不定，日本的政党也不行。
日本底层人民失去基本生活条件，废物政府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还忍个屁啊，于是“变革维新”的声音此起彼伏。
不过底层人民的变革意愿强烈，却没法付之于行动。
但是军人可以。
日本军人觉得，日本的污泥浊水太多了，应该用军队的强硬手段，扫除政党、资本和财阀的丑恶行为，带领日本继续向前走。
从哪里开始呢？
军人们选中了东北。
叁·九一八事变
比如喜欢走极端。
早在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刚打完村架，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敢幻想建立亚洲大帝国，先征服朝鲜和中国，再进兵印度。
二战打到一半，脑子一抽，跑去轰炸珍珠港了。
典型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比如喜欢下克上。
这个毛病产生于室町时代，属于日本传统文化之一，具体到二战前后的下克上，则是北一辉留下的隐患，当然，他们不认为是隐患。
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的祖师爷，留下一整套指导法西斯运动的思想理论，在日本影响很大，尤其是军队，简直把北一辉视作神明。
他在1926年写下《维新革命论》，其中有两句话是这么说的：“明治维新的成功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频繁暗杀决定的。”
“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
暗杀和军队是北一辉留下的遗产，可想而知受其熏陶的日本军人，把自己改造成什么样，又想如何改造日本。
1927年，北一辉的理论在日本大行其道，永田铁山、岗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20余人成立“二叶会”，紧接着石原莞尔、铃木贞一等人成立“木曜会。”
这两个都是军人成立的政治组织，整天谋划如何进攻满蒙，还到处宣扬日本必须在满蒙确立政治权力的言论。
他们不光是嘴上说说，说完还动手去做了，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就是“二叶会”的河本大作，关键是他私自搞大新闻，国内还没怎么处理，无非是退出现役而已，没几年就去搞经济工作了。
二战结束后，河本大作加入阎锡山的军队，和国军兄弟一起对解放军作战，最后被解放军俘虏，死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日本军队是失控的，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有效管理他们。
1929年，二叶会和木曜会合并为“一夕会”，主张重点解决满蒙问题，为日本寻找出路。
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之后，被调回国内，推荐石原莞尔出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1929年，板垣征四郎也调到关东军做高级参谋。
哥俩聚在一起，除了所谓“满蒙问题”，恐怕也没什么别的可聊了。
当时日本国内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政治腐败、人心惶惶......政府又给不出明确的方向，这些年轻军人自认为重担在肩，应该义不容辞的引导日本的未来。
他们的手段就是暗杀和下克上。
1931年9月18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军官，在没有天皇诏令的情况下独断专行，策划了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九一八事变。”
28000人的关东军迅速响应，司令官本庄繁下令全力进攻沈阳，8小时内占领沈阳城、军营、兵工厂和飞机场，缴获张学良留下的8万支步枪、4000挺机枪、200架飞机。
此后不到3个月，关东军占领整个东北，19万东北军撤入关内。
那日本国内是什么态度？
这个要分开说。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天皇和内阁的授权，属于关东军的擅自行动。而内阁首相和官僚们，不愿意发生大规模战争，毕竟国内环境都那么差了，扩大战争怎么看都是玩火。
所以9月19日内阁首相开会，命令关东军不要扩大战事，差不多就行了。
关东军根本不理。
对于关东军和军部来说，内阁就是万恶之源，指望他们日本就要完犊子了，现在东北形势大好，干嘛不趁机扩大战果？
于是关东军继续攻城略地，逐渐把整个东北收入囊中，搞的内阁首相非常没面子。
我们可以想一下。
内阁是日本的权力中心，首相是天皇以下的第一号人物，结果连国家的军队都管不住，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坐在台上？
而且首相要求不扩大战争，关东军却战果丰厚，说明在日本的路线之争中，内阁首相输了，输家是没有资格谈条件的。
没多久内阁总辞职。
接任内阁首相的是犬养毅，此人和国府要员的关系很好，也知道日本深陷经济危机，老百姓心里憋着火，首要任务不是发动战争，而是缓解国内矛盾。
他下令禁止黄金输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抗经济危机，并且削减军费，控制军备，然后通过私人关系和国府谈判，条件是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但日本拥有东北的实际权力。
我们再来说军队的态度。
军队总体是仇视政府的。
早在1930年，英美日签定条约，决定限制三个国家的海军军备。日本海军怒了，英美已经很强大了，现在要限制日本海军，绝对是个阴谋，签订这份条约的政府官员是卖国贼。
“九一八事变”后，军部的诉求是占领东北，进一步侵略全中国，而政府的谈判方案太软弱，军部继续骂首相是卖国贼。
因为他们自认为有一套解决日本危机的办法，又有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加持，自信的一塌糊涂，谁要是反对军队，先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再说。
日本老百姓特别支持军队。
占领东北的消息传回日本，老百姓们都炸锅了，纷纷跑到街上喝酒跳舞，庆祝日本取得的胜利。
所以说，军事胜利能够以爱国的名义转移危机，并且重新塑造一种社会风气，达到全国团结的效果。
一边是胜利的军队和狂热的老百姓，一边是失去民望的政府，日本的路线之争基本尘埃落定。
1932年5月15日，几个青年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日本政府彻底失败。
此后13年，日本政党再也没有缓过气来，内阁也是军人的橡皮图章，军部成为主导日本的政治势力。
日本变成一匹脱缰野马，嘶鸣着向前冲去。
犬养毅
肆·为什么不抵抗
他们都不想抵抗。
蒋介石的一贯主张是“攘外必先安内”，毕竟国内遍地诸候，有枪就是草头王，蒋介石能依仗的只有黄埔系，其他诸侯的军队根本指望不上，不在背后打黑枪就烧高香吧。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汪精卫、孙科、李宗仁和胡汉民等人，都是蒋介石想削又削不掉的党内大佬，甚至连何应钦都有过取代蒋介石的念头。
蒋介石相当于总盟主的地位，对于国内诸侯和党内派系，只能以交换利益的方式妥协，又不得不时刻防着。
这种局面，让他下定决心打国战，没信心是很正常的，梁静茹没有给他勇气呀。
退一万步说。
哪怕蒋介石动员全国打国战，总要让嫡系冲上去吧，要是蒋介石的黄埔系都不上去打，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的军队凭什么卖命？
好，蒋介石的黄埔系冲上去了。
打仗总要死人的，万一黄埔系死伤惨重，实力削弱到支撑不起政权，蒋介石在南京也呆不下去了，不知道要虎踞到哪里。
到那个时候，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有军队的诸候，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
在国民党和国府这种黑帮政权里，军队才是实力的根本，这一点蒋介石不会不明白，他就是这样起家的嘛。
6年后的全面抗战，是在日本蚕食中国土地，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大佬们发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才放下成见达成抗日的共识。
而在1931年，危机远远没有达到亡国的程度，于是大佬们也没有全面抗战的共识。
所以蒋介石不愿意抵抗。
早在1931年7月爆发“万宝山事件”的时候，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介石的态度很明确：“日本阴险狡猾，现非抗日之时，希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
到了9月11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石家庄见面，又是一番耳提面命：
“根据可靠情报，日本在东北马上要动手了，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你要严令东北各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时就分辨不清了。”
总之就是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稍微有点军事冲突，给日本送些好处就算了，等我把国内都收拾服帖了，再腾出手来请英美爸爸帮忙，找日本讨点利息。
再说张学良。
蒋介石三番五次的表态，张学良也明白了，即便东北军想保卫家园，和关东军硬干一场，也不会得到国府的支持。
到那个时候，就是东北军独自迎战日本，和几十年前的李鸿章似的。
那张学良就要想了，国府都不愿意打国战，我还费什么劲？只要军队在手，到哪里都是人上人，手里没有军队，副司令的头衔算个屁。
这就是军阀的本质。
而且张学良对局势的判断也有误。
他以为关东军和以往一样，顶多是搞点小摩擦，讹点利益就算了，不太可能敢鲸吞东北吧？那就不要抵抗稍微退让一下，把这事混过去就行。
谁知道关东军真的要东北呢。
等张学良让出沈阳，才发现事情已经闹大，原本关东军只是一次试探性行动，结果捞到一条大鱼，士气高涨向东北进军。而东北军一直没有抵抗，还把沈阳丢了，导致士气特别低靡。
此消彼长之下，张学良再想抵抗也难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一旦失去先机，再想挽回就要花10倍的代价。
张学良合计了一下，判断打不过日本，便命令东北军一路向关内撤退，把整个东北都给让出去了。
而且东北军的战斗力也是个迷，装备很先进，组织很落后，在国内打金钱+外交的政治战争还可以，真要是拉到战场上打生死战，还真不一定行。
几年后东北军到陕北围剿红军，徐海东用装备落后的3000人部队，麻溜收拾掉东北军的2个师。
当然是红军的战斗力强，可这也说明，东北军的战斗力真不怎么样。
接下来就有个问题，蒋介石和张学良如何收场？
他们希望国际联盟调停。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国联行政院在日内瓦开会，中国代表请求列强主持公道，让日本退出占领区域，保证东亚和平。日本代表反对，说现在不应该审议这件事，不然的话会刺激日本舆论。
就这么撕逼几个月，等日本把东北都占领了，国联才扭扭捏捏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亚调查中国和日本的战争。
就在此时，日本紧急成立了伪满洲国，把末代皇帝溥仪拉出来挡枪。
李顿调查团的任务，原本是调查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如何处理，现在工作重心变了：是否承认伪满洲国？
他们在东亚跑了一圈，发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东北再也不可能回到“九一八”前的状态，便写了一篇14万字的报告：
承认中国有东北的主权，但日本也有东北的特殊权益。日本侵略东北是不对的，但伪满洲国也还行。
各打五十大板，此事不了了之。
蒋介石这个人，一辈子都在看外国的态度，从来没有自力更生的勇气。
北伐的时候和上海买办虞洽卿说，洋人怎么打得过，打倒列强除军阀不过是口号而已。
抗日的时候不敢单独宣战，直到抗战进行了1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拉美国下水，才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发布对日宣战声明。
解放战争后期，又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心甘情愿做一个听话的小老弟。
到了台湾更不用说，啥事都得听美国的。
他的本性就这样，对内凶神恶煞，对外喜笑颜开，所以蒋介石觉得打不过日本，就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调停上。
蒋介石也不想想，你要是个谁都能欺负的软蛋，英美为什么要仗义出手帮你呢，和日本合伙欺负你不香嘛？
再说，30年代的英美都处于经济危机中，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哪有功夫管中国的事情。
蒋介石和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国际联盟的调停也没指望上，东北就这么没了。
我错了......向人民谢罪
伍·百炼成钢
东北对中国和日本最直接的影响是财政。
当时中国的财政大头是海关税收，1930的全国海关税收是2亿，其中6个东北海关就占了2400万。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每年进口总值是1.14亿美元，出口总值是1.75亿美元，能赚6100万美元。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最明显的收益就是这8500万美元，再加上日本玩命压榨东北人民，经济收益恐怕要翻几倍。
而且日本还能向外转移经济危机的矛盾，借军事胜利凝聚国内人心，进而以东北为基地，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的耻辱，但是反过来看，其实也是中国走向新生的起点。
因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是一盘散沙，地方上是遍地军阀、土匪、黑帮、宗族，中央政府里有各种政治派系、旧贵族、买办。他们在没有外部危机的时候，除了内斗没有别的事情。
想彻底改造中国，就需要把所有势力都整合起来。
但万事需要一个理由。
总不能说一声我们要团结，大家就真的团结在一起了，根本不可能嘛。除非有一种需要所有人合力才能对抗的危机，才有可能让大家团结起来。
日军侵华就是亡国灭种的外部危机。
原本内斗不休的诸候大佬们发现，单独靠一家之力，根本没办法抵抗日本的侵略，只有全国男女老少抱团取暖，才有可能挽救中国于水火。
到了1937年，国共放下成见，诸候握手罢兵，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国人民为了抗战真正团结在一起。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理念，才真正深入人心。从“九一八”算起，走到这一步整整用了14年。
14年的抗战岁月，犹如把中华民族放在烈火上灼烧，一次又一次除去杂质，留下纯洁无暇的中国魂。
这是古老中国走向现代的原动力。
说这些不是忘记苦难。
我始终觉得，中日爆发大规模战争，是历史车轮碾压到20世纪前半叶，迟早要爆发的一件事情，无非是以什么方式开始，以什么方式结束。
甚至在“九一八事变”中有很多偶然，但更多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说张学良抵抗一下，日本就不来了，更不可能说犬养毅没有死，侵华国策就取消了。
哪怕日本不侵略，美国和苏联也要来瓜分。
穷弱就是原罪。
个人的决定，其实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
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团结起来玩命抵抗，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
所谓危机就是危险中蕴含着机会，机会中也藏着危险，闯过去海阔天空，闯不过去就此止步。
中国付出3000万人牺牲的惨重代价，终究还是闯过来了。
中国的面积大人口多，内部矛盾从来不缺席，但只要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候，中国人民从来都是抱团抵御外辱的。
中国人民永远可以通过牺牲奋斗，把亡国灭种的危险，转变成走向星辰大海的机会。
那道地狱之门，从来没有拦住过中国人民。
参考资料：
国家的歧路 马国川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范丽红
血型昭和：日本军部夺权之路 周渝
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的对华新政策 藏运祜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俞辛焞
关于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不抵抗之再考察 关伟关捷
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 郑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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