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去哪里？
刘 路 新
这次疫情过后，中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内，可能会放弃四十年来的“改革”路线；
对外，因为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脱钩，会变得更加孤立。
中国将会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既不能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老路上去，又不愿意继续“开放”，融入世界。
那些曾经推动改革开放的因素，有的消失了，有的变成了推着中国回头的力量，或是推着中国改变方向。所以，这次疫情过后，中国会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方向。
推动改革开放的助力
四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至少要归因于三个因素：首先，中国迫切需要改革；其次，外部力量希望并且帮助中国改革；第三，有很好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不是党和政府主动选择的。“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吃饱肚子成了很多人的盼望。邓小平曾说，再不改革，社会主义就会被葬送。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才能谈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邓小平等政治家，认定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价格双轨制，企业股份制，“摸着石头过河”，以点带面，逐步放开，稳步推进。即使遇到保守派的反对，即使遭遇种种挫折，在1992年“南巡”时又重提改革，坚信“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港澳台和海外华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助力。改革初期，进入大陆的港资占外资的80%以上，还提供了技术、人才和理念等多方面的支持。在很长一个时期，香港都是内地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11年，外资中仍有66.3%的来自香港。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主要在89年后，西方国家对华禁运期间，邓小平92年“南巡”后，进入大陆的台资增加迅猛。
当世界还在观望时，海外华侨首先进入中国。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第一号证书颁给了泰国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四十年来，中国引进外资的60%以上是侨商投资，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70%以上是侨商企业。海外华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先帮助中国的国家。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诚恳邀请日本企业家帮助中国现代化。共同的文化传统和邻近的地理位置也让日本觉得，应帮助中国走出封闭。日本在历史上给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尤其是多年的侵华战争，而中国放弃索偿战争赔款，让一些日本人士感到内疚。从1979年到2018年，四十年的时间，日本援助中国总额约230亿美元，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援助国，相当于每年贡献0.84%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所援助的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首都机场、北京地铁 一号线、重庆的轻轨、以及中日友好医院等等。
中国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最大的受援国。不过，西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帮助，是拉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比如，主要是在美国的协助下，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从此，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都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世界，很快，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接着，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除此之外，历史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其盟友开始了中东“反恐”战争。布什政府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随之改变了对华政策，由“战略竞争对手”变为“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陷入中东多年，无暇过于关注西太平洋地区，无意中给中国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改变方向的因素
中国的改革，属于经济改革，不是政治改革，更不是社会和文化等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提出过政治改革，那只是要提高行政机关的执政效率，并不是要改革政治的结构或制度。
所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只有“改革”，没有“开放”。或者说，“改革”是脚踏实地的，“开放”是半推半就的。所谓“开放”，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内的开放，增加社会的透明度，提高社会的参与程度，改革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二是对外的开放，加强与世界的交流，接纳不同的东西。
“改革”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进一步“改革”的保证，二者互相促进，互相依存。
只有改革，没有开放，或者，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有麻烦，一遇到困难，就容易回去，回到老路上去。
再说，前面提到的推动中国改革的动因，有的消失了，有的改变了，甚至出现了 一股合力，推着中国朝另外一个方向去。
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有很多的不同。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实行社会或政治的变革，实行现代化，需要有伟大的政治家，从日本的明治天皇到中国的邓小平，从新加坡的李光耀到台湾的蒋经国，都说明这一点。没有政治家的主导，儒家文化的社会不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或经济的。
当然，时势造英雄。无论明治天皇、邓小平，还是李光耀、蒋经国，都是他们时代的产物，都是时势造就的伟大的政治家。1978年，中国被逼着改革，就有了邓小平。邓小平知道，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时势造就了邓小平，邓小平充分利用了历史的机遇。现在，这种时势，这种紧迫性就没有了。
时代不同，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就不同。传统上，儒家社会的政治家都希望社会稳定有序，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失序或者社会动乱的改革，都会被禁止，现在的中国也不例外。
没有文化精英，也是一个因素。这些年，中国不仅没有福泽谕吉、或是胡适那样的人物，即使是轻量级的文化精英或意见领袖也没有。那些一再出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昙花一现，迅即消失，就是没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有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他们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想法，完全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因为与权力结合，才成为中产阶级。他们需要继续与权力结合，维持自己中产阶级的地位。所以，不会与权力发生冲突。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大多只有财富，没有学养、见识、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更无法与西方近代推动社会进步的中产阶级相比。
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让中国更加傲慢，推动中国改弦易辙。整个二十世纪，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流，从世纪初的“义和团”，到“文革”的“红卫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更加膨胀，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阻力之一。这次疫情期间，一再责备西方国家不会“抄中国的作业”，就是一例。
这次疫情，让中国更孤立。一些国家要求调查病毒的起源和中国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措施，遭到中国的强烈抵制。对此，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帮中国说话。过去几周，至少有七位中国驻外大使被住在国召见，原因各种各样，至少说明关系紧张。中国的一些外援，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因为这次疫情，可能会打水漂。
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也因为这次疫情，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和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会如何问责中国；他们将如何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外资撤出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还不明朗。
至于中国要去哪里，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雷珽：瘟疫后的索赔和可能的结果
人命关天。本来，世界各国疲于救命，检测和医治冠状病毒病人，无暇顾及追责和赔偿的问题。然而大国外交的几条战狼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谣惑众，扑风捉影，编造瘟疫起源的离奇故事。一会儿剑指赴武汉参赛的美国大兵，一会儿又说美国的疫情从欧洲传来。企图嫁祸于人，转移视线。不仅如此，战狼们还把大国描绘成引领世界抗疫的天使和师尊。代谢作业，指手画脚，幸灾乐祸。企图强行甩掉传播瘟疫的恶劣形象，找回失去的信誉。
战狼的吼叫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在大国内部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共鸣，让义和团后裔充满对西方的仇恨，对大国外交的种种言行不分皂白，一律肯定；一个就是引起世界人民的反感，因为那里义和团主义没有市场。人民有思考的自由。以至于美国总统川普不得不以牙还牙，戳穿了冠状病毒的本质-中国病毒。
面对世界上近300万人感染和20余万人死亡，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危机，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赔偿和要求。只不过战狼的嚎叫促动了索赔的日程。索赔的细节我们尚未可知。其中的原告可能是受害国、受害地区，或受害民众、民间团体。被告可能是國、政党、地方政府或领导集团。授权审理的是国际法庭，或某国执法检查机构。为了方便，我们暂且把诉讼看作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纠纷。
国与国之间的赔偿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中早已有之，索赔方式有金钱偿还、领土分割，以及暂时的托管。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落得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埋下第二次大战的种子。
当然索赔不是简单的过程，需要一个国际法律程序。索赔的一方或多方需要确凿的证据，证明战争是谁挑起的，需要提供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清单。也许大国事先预料到这场官司，所以从一开始，就对疫情的发生和扩散百般保密，甚至销毁病例。他们借WHO之口减少瘟疫的影响和伤害程度。因此，他们多次拒绝美方提出的合作要求。大国的保密与藏匿加大了调查的难度。但整个国际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完全藏匿并卸掉责任是不可能的。
如果事实证明病毒起源于武汉，还要区分两种可能。一个是因为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病毒的发生；一个是实验室研究泄露造成事故。如果是前者，可以算作因人的行为不轨而引发的一次事故。如果是后者，会进一步追究研究课题的目的。如果目的在于病毒武器，类似日本的731部队，那问题就大了。研究人员和审批该项目的中央领导都会作为战犯处理。
以上只是病原方面的因素。至于隐瞒、拖延、打击吹哨人，以及允许已知或未知的病毒载体飞往世界各国，全面扩散，则是是不打成招的宏观事件。这样的罪责很难推脱，很难辩解。
因此，索赔的程度和份额是真相的函数。函数值大于0 是肯定的。至于数量级，还需量刑而定。
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相当于物理学中的强作用，如果用的是类似电磁的探针，属于深度非弹性散射。战争打破国界，世界分作两个联盟。因此，结局是惨烈的。第一次大战后有了奥匈帝国的重新组合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诞生。第二次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留下了东西德国，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以及不久后分裂出的红色中国。
如果把这次瘟疫看作世界大战，它会不同于前两次。其原因在于，国与国见没有炮火的轰击，没有领土的相互进入。用物理的语言来描绘，他是一次弱作用引发的非弹性散射。第一，各国领土保持完整，接近于类弹性。但造成了人员的死亡和经济损失，我们把这些结果看作激发态，或扰动。激发态不稳定，迟早还要退激回到稳定的基态。当然这种稳态不同于中国政府高昂的维稳。
一旦国际法庭作出判决，要求肇事国对受害国提供赔偿，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一种情况是肇事国认罪，同意全数赔偿。可这是不可能的。瘟疫引发的世界经济损失数目巨大，地球上的任何一国也不能靠举国之力全部买单。认同这样的赔偿无异于越国亡于吴。再说，国际法和国内法不同。在国内，法院宣判后，犯罪人可以被送进进监狱，没收财产。可国际法大概还不具备这样绝对的权力，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派国际刑警接管该国财政部门，逮捕该国领导人。
因此，索赔国和欠债国会有相当一个时期的僵持。解决僵持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发动战争，多国联盟征讨欠债国，制定条约，瓜分领土，让她俯首称臣。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个办法就是索赔国的松动和缓和。进一步谈判，缩小赔偿金额。久而久之，不了了之。这种可能的几率很大。
然而被伤害国也不是一筹莫展，干吃哑巴亏。他们可以拒绝偿还肇事国的债务，也可以冻结肇事国以及肇事国领导人在海外的房产、存款和投资。拒绝颁发这些人及其家属的入境签证。此外，肇事国将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信誉，被排斥于民主之林之外。
这次瘟疫大战会不会引发前两次大战的震动呢？一般不会。前两次大战有两种联盟，两股势力。这次大战责任国没有盟友，是孤立的。 诸国除了就人员死亡和经济损失提出赔偿，一般不会有领土的要求或国家的重新组合。 但中国与俄国相邻，俄国对中国素有吞并之心。这次冲突会不会涉及领土争夺，难说。
自18大以来，新老两届领导达成共识，即不走西方的邪路，注意到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的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煽动使得崛起后的百姓视西方如水火，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瘟疫流行期间，战狼们又手舞足蹈，歪曲事实，造谣惑众，加大了民族仇恨。
面对索赔，国内会有两种看发。一方是民主自由派，受压抑已久，对独裁者恨之痛绝。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承认自己的国家对世界造成的伤害。一种则是毛则冬培育的良民顺民，他们只接受CCTV和党报的思想灌输。其中不乏义和团红灯照之辈。这些人恨不得燃起熊熊大火，烧掉洋人的教堂、使馆和代办处。目前看来，这种人不在少数。加之政府的容忍与策动，索赔会加大他们对洋人的仇恨。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可能退回的不只是50年代，甚至是清末。
从庚子赔款的结果来看，笃信基督的西方反对的是独裁统治者，他们不忍加害于无辜的百姓。有的国家还把赔款回送中国。清华大学就是在美国赞助下建成的。可笑的是，当今清华有不少精英相信形形色色的仇美憎美的谣言，在微信上传播得津津有味。你们可知，没有美国的帮助，哪儿来的清华？
中国制度的根本改变主要考本国百姓的觉醒与斗争。然而外界影响或干预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八国联军的介入和惩罚，满清不会一下子腐朽衰落。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土八路也不会发展壮大。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诱惑，也不会有共产党的做大。
二次大战后，美国培育出西德和日本，化干戈为玉帛，使得这两个战败国经济腾飞，归顺到西方民主阵营。我们希望的是，如果处理得当，西方民主国家会把瘟疫灾难当作契机，在不损害国人的利益和感情的前提下，严惩独裁政权。让百姓亲身体验到自由民主不是他们的敌人。独裁专制才是他们前进的阻力。没有民主共和，所谓2020达到小康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我们希望听到一个自下而上的呼声，促动专制政府的瓦解。从此告别秦制，告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苦难，走上民主共和的康庄大道。
至于中国人民能否抓住契机，完成这次飞跃，那就看我们的勇气和决心，还有民族的福气和命运了。
4/26/2020
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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