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回忆
－－作者：曹宠
到今天为止，我一生曾经经历了四段饥饿的日子。因此养成了我现在的不少“坏脾气”。家中冰箱里，总有隔夜的荤、素冷菜（有的还不只二三天）。外出吃饭都要将剩菜“打包”，不管它是荤的素的，是人家请吃，还是我请人家的，是公家请的，还是私人请的。我知道，这种所谓的“坏脾气”，有时令人尴尬，可我改不了啊！天长日久，我的脑子就这样僵化了。我想不妨来谈谈这个“僵化”的过程吧！这样吐一吐，我心里也许能舒坦些。
一、解放前在上海读书时饥肠辘辘的日子
我年幼丧父，父亲是乡村医生，留下几亩薄田，一伙弟兄一分也就没多少了，我是小儿子，和母亲幼妹一起度日，田只能交给人家种了，所以解放那年，评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我半工半读，变卖仅有的薄田，磕磕绊绊地读上了“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
学校是私立的，规模很小，没有学生宿舍，我和有些外地的穷学生合伙在打浦桥、大木桥路一带租棚户的木板房住，在学生自办的“青年食堂”搭伙吃饭。为了吃饱肚子，我们这些穷学生，真是用尽了千方百计，食堂用的“配给米”，有时配不到米，就得开开停停。我口袋里的钱，最多只能在店里吃碗“阳春面”，或买两个大饼充饥，肚子时常咕咕的叫，在教室里上课时叫出声来，实在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下课开饭，是我最期盼的时间，也是我们学生食堂里热闹的时候。
八人一桌，四菜一汤，一荤三素加葱花汤，而所谓荤菜，也就只有“臭”味的咸白鱼和肥肉片之类，但那臭咸鱼吃在嘴里很香，很下饭，动作快的一顿饭中能夹到两三块。能吃到三块的人，也会卖弄一下自己的经验呢！不开饭的日子，就得设法去亲戚家、同乡家混饭吃。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外出办事，一看已经无法赶回学校食堂吃饭，我心想有个表姐随姐夫在山阴路的一条弄堂里办了所小学，就提出大家随我去拜访表姐，因为我也有很久没去看过她了，虽然这近开饭的时候，这样子去，似乎不妥，但大家也觉得无奈，就硬着头皮随我去了。
表姐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伙“未来的记者”（因为我表姐夫在抗战时曾经也是随“缅甸远征军”采访的知名记者戴广德）。小学校开饭是由“包饭作”送来的，教师加职员，也只十数个人。我们装着要走，对表姐说：“下面我们还有事，是顺便来看看你的。”下课了，马上就开饭了，我表姐那能让我们走，说：“大家一起吃吧，是开饭的时候了！”饭开两桌，我们混坐在教师们一起吃，结果把那只饭桶，刮了个底朝天，我们看着有几个女教师那种偷偷地看我们的眼色，吃完就“告辞”了。这顿饭是我们大家很久都难于忘怀的话题。
1948年秋，我是学生自治会的伙食委员，负责管理食堂。那时自蒋经国来上海“搞限价，打老虎”后，我们食堂一丁点儿可怜巴巴的配给米也给克了。一天在食堂包伙的蔡老板对我说：“曹先生，配给米只够吃四五顿了，怎么办？”穷学生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就都慌了，可不能停伙，散伙呵！
在那时的那种情况下，“停伙”就等于上不成课了。在大家苦思冥想研究的对策下，决定组织“要吃饭”的同学去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排队“轧黄金”。用排队以“平价”买来的黄金，在黑市上倒卖出去再用这赚来的钱去为食堂买来黑市米解决大家吃饭问题。我们组织了人高马大，机智灵活的十三四人的志愿者，为抢排队位置准备打架，但能保证买到几两黄金，大家的“肚子”也就是有救了。行动从深夜至第二天上午，结果银行挂出“今天停售”。我们这帮穷学生散伙后，坐在外滩马路边的阶沿上，饥肠辘辘地叹气而归。
我和两个同住的同学回到大木桥路合租的木板房，一屁股摊坐在板床上唉声叹气时，阁楼上的工人大嫂问我们没吃早饭吧？并说：“下面灶台上还有一些冷泡饭你们吃了吧！”我们三人如猛虎下山风卷残云地吃完了那半小锅冷泡饭，还没等那工人大嫂将灶厨里的一小碗咸菜送到我们面前，这场战斗早结束了。
二、在朝鲜战场上吃炒面
第二段饿饭的日子虽较为短暂，但来势凶猛。一连四五天吃不到东西，近二十多天每天发2.5两生玉米粒或是生大豆，而且没有盐。
那是在1950年12月、1951年6月在入朝参战中的日子里。上海解放，我们这帮穷学生都兴高采烈地奔向革命，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报社当兵，在入朝作战的二次战役中，我因采访战场新兴里、下碣隅里而和部队失去联系。
冰天雪地，-38℃的严寒，我一路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追赶部队。那时，粮袋里的干粮早已吃尽，一条薄棉被和一块雨布（用来打背包的）也因要减轻负担在路上丢了，唯一带着的只是我的“武器”钢笔、本子、照相机。公路两边一片焦土，村庄没有了，朝鲜老乡早逃跑了，也没办法找到什么吃的。一路上肚子咕咕作响，后来连响也响不起来了。唯一的办法，是抓路边的冰冻了的雪粉吃。
我第一天饿的感觉是翻肠倒肚的难过，第二天这种感觉减轻了，只感觉心内火辣辣的，头上直冒冷汗。吃一把雪粉稍许能缓解一些，第三天只是眼发花，腿脚软软的，坐下去了，就不想爬起来。这次我可说是饿了三天多，其间在被敌机炸毁了的一间朝鲜老乡破屋的地窖里，挖到了七八片土豆干，和公路边一间半坍的小屋子里，一个朝鲜“阿妈妮”（老太太）给的两个煮熟了的冻土豆。待我遇上正在追残逃敌的部队时，我热泪盈眶地跟着就跑起来。
人的生命就是这么神奇，我果然在三天多的冻饿中走了过来，也许那时我才21岁。我随部队到达宿营地后，分到了半米袋炒面（一种用玉米、麦子炒熟后磨成的粉），一拿到后，我就抓了把往嘴里塞，炒面是干的，一下子就把喉咙给噎了。因为没有水，只能抓把雪放在嘴里化着吞下去。一旁的老同志教训我说：“不要慌，不要慌，伙房在烧开水呢！”我哪里等得及那开水，只是接着一口一口地吃，不过不是一大把一大把了。干炒面吃了一碗光景，口很渴，那时伙房叫打开水了，我在伙房里就喝了两大碗，觉得口里肚里暖洋洋的，说不完的舒畅。我想，这一下可吃饱了呢！要紧去找个地方休息，因为说不定，命令一到，又要接着走呢！
我和几位战士躺在一个地堡的草堆上，懒洋洋的，觉得肚子有些胀，一个有经验的说：“同志，你这是吃多了水，干炒面遇到热开水能不胀吗？”不一会儿，我肚子实在有些胀得受不了了，想起来伸伸腰，但已经爬不起来了，胃、肚子和腰好像已胀直了，而那炒面也涨到喉咙口了。我哼哼着，炊事员帮我轻轻地按摩肚子，想不到这“饱”比“饿”难熬多了，而后是大便、拉肚子，呕吐一直折腾到天亮才舒服些。
后来听说，部队在二次战役时，有好几个战士就是这样被撑死的。肚子饿得久了，肠子都变薄了，一胀一撑肠子就穿了。这死就死得有些丢人了。五次战役后的雨季，朝鲜大雨，道路桥梁被敌机轰炸，大水冲垮，部队被困在山谷里断粮近20天，每人每天发2.5两玉米粒或大豆，掺和着野菜度日。这次，我是饿惨了。
三、大跃进时期“饿”字找上了我
我自1956年从部队复转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1957年“反右”后，我被下放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理所当然。当过兵，打过仗，并不等于“思想改造”就成功了。1958年初我随复旦大学劳动大队到上海宝山、大场、葑溪乡劳动锻炼，住在老乡家里，也搭伙在老乡家里，更和老乡一起出工下地，这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劳动也不怕，只是不熟练而已，可是我食量大，还是一个肚子问题。我同吃、同住的一家是个中农，主人袁乾生五十不到，人高马大，劳动勤奋，他的老伴和一儿一女，都是村里的强劳力，也有些文化。据当时村里人说，搭伙在他家是一种幸运。我称主人为“乾生伯伯”，和我同在他家搭伙的是同事老李，他是城里人，饭量比我小得多。
在部队当兵时不懂自己该吃多少“定量”，到地方时民政局登记定量的同志，问我意见，我说随便吧！因为我不是体力劳动给我定了每月28斤。不劳动时还凑合着。这一下下地劳动，“挑大粪、割稻子、翻田地、挑河泥”，可不得了了，一个“饿”字立马又找上了我。那时农民家是很少买荤腥炒菜的，天天吃些田里自种的茄子、青菜、豆角、黄瓜，贫困的人家，连这些都吃不到。
有一个贫农家上小学的孩子，因为早上吃泡饭没有菜，偷偷地用了些“酱油”浇饭吃，被父亲打了一顿，骂他是“败家子”。我们下放时搭伙在农民家是这样计算的，每月将自己定量的粮票和规定的搭伙费交给搭伙的人家，他家就一天三餐供应你。他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有些较富裕的人家，关心你，有时也会吃些自家鸡生的蛋，或者上镇割些肉回来炒蔬菜，让你跟着加加油。乾生伯伯家屋檐下挂着几大块过年时杀猪腌制的咸肉，有时他会站到高凳上割一块下来蒸着吃，那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看到他早上割肉了，中午就会有顿美餐了，我上午在地里干活就特别卖力。
一日三餐是由乾生大妈负责做的，基本都是顿顿光。他家四个强劳力饭量都大，女儿还是青年妇女队长，能干更能吃，大妈对她也特别疼爱，六个人中，吃得最少的要算老李，他是每顿半大碗。乾生伯伯一大碗半（我看他并没吃饱）。我吃一大碗再添点。乾生的儿女是看锅吃饭，有就多吃。只是大妈，吃得最少，经常吃一碗，可是装得都不满。我们用的都是农村那种粗大碗，一碗能装半斤米饭，刚上场的新米，装装满也就是一大碗吧！
我知道自己定量才28斤，实在不好意思多吃。其实，干了重活，我三碗也能吃得下。吃饭时，我看着乾生大妈那双带些愁容的瞧着女儿和锅台的眼睛，我的心就软了。有一次我们队里的下放干部“传担”挑大粪（用多对粪桶将粪坑里的大粪，传挑到河中粪船里），我传担的下家是中文系的一个陈姓教师，他是安徽农村人，过去是个干部，个头也大，他被分在一个富农家同吃。那天未挑到晌午，我已累得汗流浃背，两眼发花，饿呀！
但“传担”一传一很难偷懒，在我传担给老陈时，他忽然停下担子，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半块烙饼，塞到我手中，神秘地一笑。我明白，那块烙饼，肯定是他饭东家的那个彩凤小姑娘给他的，我永远难忘老陈这神秘的一笑。愿老天保佑这些好人吧！幸好，这第三次“饥饿”随着下放回城，很快就过去了。
四、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吃7两
20世纪60年代，“天灾人祸”降临了。开始是“敞开肚皮吃饱饭”，人民公社大食堂红红火火，质量虽不高，饭粒可满地抛，没吃多久，原形就毕露了，一天两顿粥，在上面的松动下，食堂也就散了。我在1960年结束下放，回到了复旦。新闻系是回不去了，被分配到校图书馆工作，想不到我也因此“因祸得福”。
图书馆周边有很多荒废的空地，60年代初，图书馆新馆建成后，也未有多少精力去整治这些环境，人们都是投身在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我自己的感受，在1961年期间，又是我身陷“饥饿”的恐慌日子。大儿子出生了，跟着二儿子又来了，要让下一代“茁壮成长”呀！我这个男子汉得负起责任挑起担子来。好在那时还是上下一心，节衣缩食闯过了这个难关。
我本人虽“定量”低，食量大，但劳动强度比在农村低多了，何况在国家处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不说是党员、团员、国家干部，就是作为人民的一员，也该奋力自强，为国分忧。我自动将粮食定量每月减去一斤，上交政府。至于肉票、豆制品票也自动上交二分之一。
我每天给自己规定，吃7两（早上二两，中饭和晚饭各2.5两），星期日加餐四两。这样我每月的27斤定量，就自己吃掉了23斤，余下的四斤作为对家庭及孩子们的补贴。应该说我得感谢“复旦教工食堂”和“幼儿园”对我的拯救，在食堂打饭，多少还能买到一份略有油味的小菜。孩子放在幼儿园，多少还有照顾。
自1962年到1964年期间，我大搞生产自救，白天上班，下班后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周边空地上种上了丝瓜、扁豆、蓖麻、南瓜、山芋，可说是起早摸黑。当时有些同志好心地提醒我说：“你这样干，可当心上面有看法呀！”我总是很坦诚地说：“这是南泥湾精神呀！”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有什么错的？我又没耽误工作。
当时馆内还有两个农村出身的同志，和我也一样大种宅边地，不怕苦，不怕鬼，一个种了大片南瓜，收获颇丰，一个和我同乡，我俩合种了一大片山芋，收获时连山芋带藤，可解决了那一年吃粮的大问题。夏秋天，丝瓜、扁豆丰收，成串、成堆的，我们让大家采些回家，蓖麻子成熟了，可以去政府收购站卖，还发给油票。
同时我在家宅前园子里养鸡、养鹅、养兔子，到食堂饭桌上和泔脚桶内去收泔脚用糠和菜皮拌着喂它们。有些吃饭的人会用好奇的的眼光看我，可这些我都不在乎，我认为我在做的一切，确实是南泥湾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我甚至暗中生出一种讽嘲的心念：“你们这些高贵的懒汉呵！你们喜欢“饿”，就饿去吧！“不劳动者，不得食么！”我每周星期天凌晨，骑自行车走一次大场，去农村市场购买一些米糠、胡萝卜、胡萝卜干、卷心菜皮等人和畜生都可吃的东西。
那时也可买到鸡蛋，是农民家的鸡自己生的蛋，可要五毛钱一只，一只高价的白馒头也是五毛钱。当时，五毛用鱼票买带鱼，可买到一斤半。我实在舍不得买，饿极了，宁可用粮票买大饼吃。我记得有几次我是硬着头皮买了几只鸡蛋回来给孩子吃的。我的这些杂粮瓜豆收获不错，鸡、鸭养得更不差，有两只白毛公鸡，都养到了十斤以上。1962年冬天里全家总算美美地过了个年。
我在图书馆工作，做的虽然是“采编”，但有时也要去出借处“跑库”。那时的所谓“跑库”，就是在大库里为读者找书，拿了一把借书条子进库，捧一堆书出来（那时库房读者不能入内），半天进进出出，要走不少路，肚皮又饿，有时真是跑得虚汗直冒，两眼昏花，大家只好用说笑话来排解这种饥饿感。
在那段时期，我每天七两的吃法是这样的：早晨一大碗泡饭，中午从食堂打回的二两米饭，放上一大碗水，一些切碎的胡萝卜丝子，或是菜皮，放点盐煮上半小锅，热气腾腾的三大碗吃下去，肚子才感到舒服。
因此在大家说笑到“当今”都生些什么病时，我说：“我生的是胃扩大病呢！”我的的这些言行在“四清”时都被“清算”，领导说我是浑身藏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唯利是图”。我说我是在困难时期不找党和政府的麻烦，说说笑话也是画饼充饥，自我解脱吧，何错之有？最后总算没有打成什么份子，但“老落后”，“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帽子，却套了我半生了。
回忆往事往往是苦涩的，但有时又是欢欣的。这苦涩拌和着欢欣，欢欣拌和着苦涩，也就溶合成了人的一生了。
转自《老衲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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