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中国的文明与西方的道路
这次新冠疫情，把中国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疫情过后，中国需要选择，是继续融入世界，和大家一起玩，还是要关起门来，自己玩。
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化，或者叫“西化”，这条路该怎么走？
在过去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徘徊、犹豫、纠结。西方则一直在拉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双方互相适应、提防、试探、努力。可是，进展并不顺利，结果也不理想。
我们从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文化的磨合，到扎根中国，也可以看出，这一次中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必将是漫长而坎坷的。
中国的努力
社会学家费孝通说，现代化就是“西化”。随着中西接触，中国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的变，最初是从技术开始的。鸦片战争失败后，开始学人家的船坚炮利，为了自保，也为了“制夷”。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国本”是不能动摇的。
甲午一战，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成果，随着大清的“定远”战舰，一起沉入了东海。
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于是，就有了立宪与共和，有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独秀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胡适的“改良刍议”。二十世纪初，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潮，在中国都有追随者，从无政府主义，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再到马克思主义。
军阀混战更加刺激了人们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有人要改良，从君主立宪到地方自治，一步一步渐进地来。有人要革命，要激进地“打扫屋子，重新请客”。双方争论不休。
日本侵华终结了所有的争论，“救亡图存”成了大家共同的也是唯一的目标。经过八年的“抗战”，又经过四年的内战，到1949年，中国就有了社会主义。
在数不清的西方思潮中，为什么选了马列主义？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最简单的说法是，从目标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蓝图，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有很多的相似。毛泽东就说过：“《大同书》所写的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从实现的途径来说，列宁主义与我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与水泊梁山的作风，有点吻合。
一个人学习别人，总是从自己的历史和经验出发，有所选择，一个民族也是。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后，我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金融危机刚过，我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我们给自己选择的制度起了个名字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翻开中国近代史，你会发现，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制度形式，中国都变了很多次。可是，“形”变了，“神”却没变。表现形式变了，内涵和本质没变，灵魂更没变！
西方的努力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就一直想把中国拉出封闭的东方，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先是传教士，接着是商人，然后是思想家和政治家。
明神宗时，利玛窦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他的《坤輿万国全图》是中国第一幅完整的经纬世界地图，说明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许多大陆、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地方。
到1900年，仅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士就有2500名。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文明，在许多方面为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促进语言文字的通俗化；兴办医疗和卫生事业；帮助贫困和危弱的群体；提高妇女的地位，传播福音，给中国介绍外面的世界，等等等等。
然后是商人。从广州的十三行到上海的外滩，从十三行的伍秉鉴到外滩的哈同和沙逊，他们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桥梁。一位英国商人曾在《广州纪事报》上发文说，中国需要与欧洲文化交流，才能进步。
赫德担任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长达50年，为中国政府收取关税，建立新式海关制度，提高海关的效率和诚信，将海关的运作制度化。同时，他还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战”爆发后，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莫里循主张中国不应中立，而应该参战。这样，才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才能联合英美法等国，牵制日俄，才能获得盟国协助，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
美国就一直努力，希望拉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保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22年的《九国公约》，重申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的对华政策，再次重申两个原则：商业机会的平等，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以及行政和政治的独立。
1979年初，出访美国的邓小平，在飞机上对李慎之说，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言下之意，中国也要这么干！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就会有法治，就会改善社会和政治环境，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就会更好，这也是他们在2001年接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动机。
佛教东传的借鉴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自己玩。在东亚地区，天朝一直有优越感，还向韩国、日本、越南等地输出文明。
中国有自己的文明路径、传统和价值观念，大多不易改变。再说，长期以来，中国文明与西方几乎是平行的，很少交集，现在，说是要并轨，难度可想而知。
西方在希望中国发展的同时，也担心这头“东方的睡狮”。中国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更是很戒备他们的“阴谋”。双方差异太多，往往沟通困难，误解很多。
中国应如何接受西方的文明？西方要怎样才能影响中国？这一点，我们从佛教的传入，与儒道的融合，以及在中国的扎根，或许能得到启发。
历史上，中国经历过两次大的文明冲击。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以基督教为先导的西方文明的到来。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固有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发生过激烈冲突，命运也是一波三折。最终，佛教非常贴切地契入于中华文化之中，形成儒释道三家并立、各家互补的中华文化。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传统的道德观念，还是政权的组织结构，都没有经历重大的改变。
一开始，公元400年之前，中国的哲学家们想改造佛教，根据自己的传统知识解释佛教，使之符合中国既有的思想类别。后来，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开始翻译佛经，试图从佛教经文本身解释佛教。再后来，从六世纪开始，中国的佛教徒拒绝国外佛教的传统解释，创立了自己的独立于印度佛教的知识体系。以慧远大师建立净土宗为标志，是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佛教与儒道两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整个南北朝时期，都是佛教与中国文化 – 特别是儒道两家 – 磨合的时期。
唐太宗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使佛教这株幼苗，在唐代长成参天大树。
宋代开国不久，儒学开始回流。
不过，宣称自己承继孔孟的理学，既有老庄的思想，又受禅宗的影响，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学说。
宋代的佛教，是由佛而儒，由禅宗而理学。到了南宋，佛学儒化，儒学佛化的情况，野更加明显。
至此，佛教始在中国扎根，成为儒释道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佛教能契入中华文化呢？
首先，从东汉末年开始，是将近四个世纪的社会动荡，人们需要精神寄托。
其次，不少高德大僧，成为链接两个文明的桥梁，为文明的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是政治家的提倡，从虔诚的梁武帝到宽容的唐太宗，政治的宽容是必要条件。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佛教的自我改造。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说，“佛教传入日本，变化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佛教”。
同样，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是这样，变化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佛教。
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剃发遁入空门是否有违孝道？
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理清了王法与佛法的关系，奠定了中国佛教在这些问题上的信仰理论基础。
佛教认为，修行和轮回都是自己的事，个人的事。这对重视血缘和亲族关系的中国人来说，缺乏吸引力。
于是，佛教开始普遍化，认为，做功德既可以为自己的来世，也可以为了祖宗，更可以为子孙积荫福。
这样，佛教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佛教的断续性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就结合了起来。
佛教来到中国后，最大的改变，是建立了丛林制度。
这样，不仅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用为生活担忧，还可以静心修行。
在时常陷入动乱的中国社会，这一点尤为重要。
丛林制度下的集体生活，既有师道可以“授业解惑”，又可与其他僧众互相砥砺。
既有儒家的礼乐教化和天下大同思想，又有道家的回归自然的传统，更保持了佛家专注修行的教规。
可以说，佛教被中华文化吸收了，成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佛教丰富了中华文明。
重要的是，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以及文明的进程都没有发生冲击性的影响。
这一波的西方文明则不同，不仅常与中国文明发生正面冲突，更寻求改变中国的根本。
这个由基督教带来的西方文明，像一场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中，衬托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阴影。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未经历过如此的震荡，从未发生过如此的错乱。
两三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走了很大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时至今日，震荡尚未平息。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还在寻找一个更好地接纳对方的方式。
中国还在蜕变之中，在寻找合适的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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