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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我所在的这个炼油厂突然热闹起来：本市的副市长、市委书记，区长接二连三到厂里来视察、走访；一辆外地警车停在厂门口，就等着货车装满后，以最快的速度护送它抵达北方某市……一时间，可以报道的新闻实在太多了，炼油厂的厂报一改往日的沉寂，变得活跃异常。
“看看，怎么着，还是我们化工工业管用，撑劲儿。”车间休息室里，康班长看完新闻爽快地一拍大腿，国字脸上浮现出久违的自豪，“生产口罩、防护服，我们这次出了大力啊！”
全班组的人都愣了，副班长孙师傅最先反应过来，跟着露出一脸的笑容。我转念一想，也明白了康班长的意思：在这次“战疫”中，炼油厂虽然没有直接生产口罩和防护服，但我们生产了制作口罩的原材料——熔喷布（无纺布）。
黑色粘稠的原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不仅可以用来生产汽油燃料，还可以用来制作很多东西，包括：橡胶、化肥、衣料、化妆品和塑料……
生产车间很空阔，地上铺着绿色的塑胶，工人师傅们戴着口罩，将一包包聚丙烯倒进原料投放口，再仔细地调整对流模头之间的空隙。那些聚丙烯经过吹送、加热后，在数十米的生产线的另一端、两个硕大的熔喷头处，变成源源不断往外喷出的白色纤维。
这种场景有点像纺织厂，只不过那些丝线不用机器纺织，它们会瞬间凝结成雪白柔软的布匹，再经过卷轴、分切，一捆捆合格的熔喷布就做成了。
我们每天加足马力生产，熔喷布日产10余吨，全部供应给下游的口罩加工企业，就可以制成100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虽然加班有些累，但按时完成了任务，大家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017年8月，我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在秃头之前进入这家炼油厂就业，就奔着和自己的专业对口。而此前的7年里，我的人生选择一直围绕着石油行业的起伏而变化。
2010年高考结束，我果断选了某石油大学——因为2008年的原油价格高得出奇，只要从事石油类相关的行业的人都能赚钱；可到了2013年3月，央企石化公司开始有步骤地裁员，要求所有下属单位3年不招人，包括职工子弟在内。对那些已经签订就业合同的应届毕业生，也全部毁约。
当时我还在读大三，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无异于惊天霹雳。“好端端抱在手里香饽饽，怎么突然变成窝窝头了？”我仓促改变计划，只能先读研，度过这可怕的3年再说。
读研期间，我发现自己其实不太喜欢炼化专业。研究生毕业要做出成绩，需要有自己的成果，而展示成果最好的方式就是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我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的成果也不够惊艳。
好在那个“3年不再招收新员工”的规定，在2014年就戛然而止了。之后央企石化的招聘逐步回温，依旧给人四平八稳的感觉。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通过重重竞争，进入炼油厂成了一名工人。
来到一线之后，我发现炼油厂有点像《围城》里讲的婚姻——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回村的时候，街坊邻居都指着我，对我爸妈说：“你家孩子出息了，央企的薪资待遇老好了，听说厂内有幼儿园一直到初中，还有青年公寓住，不着急买房，过年过节发好多东西，找对象也能找好姑娘。”
我的父母跟着点头道谢，完了转头看我，我只能耸了耸肩膀，因为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和我同一批进厂的研究生，仅在培训期间，就有一个辞职回学校读博士去了；3个月后，另一个研究生转行去了保险公司；接着，在这里工作了两年的师兄，因为没有得到满意的升迁，考上事业编制离开了；半年后，又有一位同事考上公务员后回到厂里来辞职。
我所在的这家炼油厂规模比较小，已经连续10年没有招收专科生。每年的本科生的录取名额有限，再加上研究生陆续离职、老员工纷纷退休，人员年龄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上边是45岁以上的老师傅，下边是我们这些新入职的、30多岁的年轻人。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据我所知，仅在2016到2018年入厂的这三批员工里，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教师资格证的学习资料。
炼油厂里年轻的一代都在暗自努力，蠢蠢欲动。不过不是向上爬，而是想往外跑。
2
2018年秋天，我入职一年了，日常工作中有一项是跟着老师傅们巡检催化裂化装置。
内行都说，“催化一响，黄金万两”。催化裂化装置被用于原油的二次加工，能将原油吃干榨净、最大程度利用，还可以把便宜的油变昂贵的油，是我们炼油厂里最赚钱的装置之一。
这套装置由11座塔和10个不锈钢罐子组成，基本都在30米以上，最高的有80米。它们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就像一头头脾气不好的巨型怪兽，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稍有不慎，就非常危险。
我们班组里的12个人分成了若干个小组，每2小时巡检一次，走遍所有的装置，一次要花2小时。只要开工，这些装置就要日夜不停连续工作3年，每天24小时都不能断人。
一天，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康班长和孙师傅的身后去巡检，看到那些又高又重的家伙，心里有些害怕。几年前，有个液化气罐泄漏，一个师傅巡查的时候，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立马被烧着，烧伤面积占到全身50%以上。
这次巡查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事故隐患点——一个油罐有些泄漏。我们要切断油罐的进出，就得手动转动阀门。那个大阀门大概有10年没转动了，早就生了锈。我转了一会儿便气喘吁吁，被两位老师傅叫到一旁休息。
“《大江大河》最近看了没？很好看的！”孙师傅双手拧着生锈的阀门，还不忘抬起来头来跟我讲话，“我们就是那时候的人，真真的写我们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为你而来，像每一粒不为人知河底的细沙，每一次的冲刷都凝聚力量……”孙师傅一边使劲，一边自顾自地哼唱起来。
孙师傅58岁，和康班长一样，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他长着一张国字长脸，短平头，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都很挂相。相处久了，我发现他似乎有点“强迫症”，老是怀疑装置的阀门关不严、漏油。“卡一卡”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次巡检他都一脸的认真，用扳手把那些阀门一卡再卡。
当时，我并不能理解孙师傅身上的那股工作热情。站在巨大的不锈钢装置旁边，机械的震动侵袭我的身体，刺激性气味钻进我的鼻腔，高温炙烤着我的皮肤，还有机泵、风机、汽轮机、压缩机都在发出巨大的轰鸣。我用力地塞住耳朵，但无济于事。
危险在我的身后悄悄临近。就在离我不到3米的地方，一个高温高压的蒸汽罐子突然裂开一道缝。白色的水蒸汽伴随着雷声大的噪音急速往外喷射，附近的一根粗壮的钢管瞬间被撞弯。
不一会儿，周围的温度迅速攀升，热得像个桑拿房。这个罐子泄露出的水蒸气有395℃，而家里电饭煲煮饭喷出的水蒸汽最高温度只有103℃。
我们必须去蒸汽罐的正下方关掉一个阀门——这无异于去老虎爪子底下抢食物。
康班长一个箭步冲过去，拿起早就安置在一旁的工具，紧急处理，孙师傅也跟着冲了过去。一旁的同事说我年轻有力，叫我过去搭把手，但我已经被吓傻了，没有挪动半步。
“康班长，你胳膊灼伤了，休息休息吧，剩下的调试让我们来做就行。”阀门关紧后，孙师傅看着手臂红肿的康班长，关切地说。
“没事儿，等调试好我再走。”
事后，我问康班长，怎么看这些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的催化裂化装置？康班长说，这些装置就像他的孩子——自打1978年他进厂到现在，虽然装置经历了好几次改造、翻新，但一直在这里陪着他。
“我当年用了2个小时趴在地上，就为了听管道中液体变成气体的那股动静。”康班长慈祥地看着我们身后的那套装置，“这个25米高，装380吨催化剂的罐子，我当年拿铁棍一下一下地敲上去，就为了练一双能听声音辨别它内部料位的耳朵。”
我在工作中也亲眼目睹过，只要发现机泵的声音不对，年近花甲的康班长就蹲在那里默默地听；仪表故障灯亮了，他会进现场一遍遍地顺流程；摸到某条管道升温了，他会想着法子给它降温；甚至休假的时候，赶上刮大风、下暴雨、打雷这种恶劣天气，一旦厂里有需要，康班长就会立马奔到现场。
康班长真的把这套装置当成自己的孩子了，我的内心有些感触，但真的面对这些日夜轰鸣的装置，我实在想不出它是我的什么。
如果非要比喻的话，大概只是我养家糊口的饭碗罢了。
“当时进咱厂可不好进哩，要是家里没有身上有‘油味儿’的，挤破头都白搭。”康班长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瞪得很大。
1978年他从部队退伍，分配进了这家炼油厂，引得不少人羡慕。他舅舅家的孩子等了好几年，疏通各方关系，才勉强挤进来做了正式工。
我相信康班长说的话，但到眼下，炼油厂里的情况已经变得有些不同了。
2019年，炼油厂原计划招聘30人，报名的人很多。不仅有一个录取榜单，还有一个替补榜单，防止被录取的30人当中，有人不来报到。
“这么说起来，我们这行还是很抢手的？”我跟同事说。
“非也。”同事拖着调侃的语调说，“我们都替补到第35名了！”
考上炼油厂却不来上班，我觉得原因大概可以分两种：要么原本就不想来；要么就是有其他工作可以选择，炼油厂被果断放弃了。
3
2018年秋，康班长的独子结婚，我们班组里的人都去参加婚礼了。婚礼现场大多数的宾客都是炼油厂里的人，除了康班长这一辈的人，更多的是上一辈的“石化人”。
席间，我听着大家的介绍，发现上一辈的“石化人”，几乎都让自己的孩子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这批“孩子”几乎都是厂里各车间的“顶梁柱”——如今也都快退休了，不过，他们从父辈手里接过的衣钵，并没有传到下一代。
比如今天的新郎，康班长的儿子，他学通信工程，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新娘也是石化大院的姑娘，从小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如今在美国做互联网方面的工作。他们前程光明，这让我们这些“新油儿”羡慕不已，也惹得桌上的各位师傅开始“拼孩子”：李师傅家的一对双胞胎正在挪威上大学，学的是编导专业；王师傅家的姑娘在日本留学后，留下成了职业经理人；刘师傅家的孩子在北京创业，拉起一个团队，做课外辅导机构……
虽然孩子们学的专业大多比较“烧钱”，但师傅们都表现得很满意，纷纷表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顺应时代潮流，那就应该没错了！”
酒过三巡，师傅们开始借着新郎新娘的喜庆劲儿，又将目光转移到我们这几个没有对象的年轻人身上。
“搁以前，你说什么样的姑娘咱找不着吧！谁见了都会问咱们厂还有没有年轻的小伙子。”饭桌上的孙师傅挺着腰杆子，一脸的骄傲，转而又变得愁眉苦脸的，“现在都没人开口了！”
找对象本是私事，但被孙师傅说出了一股失落的味道，好像现在的女孩子都看不起炼油厂了，无形之中也否定了他们过往的辉煌一般。另一个师傅赶紧安慰我们，说这年头对象不好找，想谈对象得自己主动追求。
半年前，石化公司给炼油厂里的年轻人们组织了一场青年联谊会，联谊方是本地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女职员比较多。厂里适龄未婚的男同事都很雀跃，可真到了那一天，我们发现会场上几乎都是我们厂的男生，对方公司只是象征性地来了几个人，还都是活动的负责人。
大家相坐无语，十分尴尬。
我们车间的技术员小李，进厂已经5年了。平日里，他寡言少语，整天忙着搞技术，收入不低，就是没对象。他家里人着急，在一家婚姻介绍所给他报了名，还是VIP会员，小李便从此踏上了相亲之路。
小李说自己眼光不高，要求也不高。他每个月至少见2位姑娘，可半年之后，还是没有成功。那家婚姻介绍所跟着着急，频频使劲儿，愣是没把他“推销”出去。最后，人家都想给小李退款了。
车间的师傅们都给小李加油鼓劲，康班长却泼冷水：“你早干嘛去了，大学毕业之前就没想着谈一个？你等到相亲找对象，那你们都得过天平，两个人你有什么、她有什么，都得放在天平上称一称的。”
孙师傅善意地提醒小李：“你这一天到晚就是闷着头干，衣服上都是油污，跟厂门口那位修车的大爷一样——换了你这身蓝领，穿一件白领，得体，有面儿！”
康班长的业余爱好是炒股，凭着在股市多年摸爬滚打的实战经验，他算是车间里 “股市第一技术顾问”。每到休息间隙，总会有人跑过来问他关于股票的问题。
“这股票炒的就是一种供需关系嘛，就跟你们年轻人找对象一样。要是把对象作为一件商品，就有供需关系，高个儿、帅、有财力的小伙往往是供不应求的。你们找不上对象，就是不适合这市场的导向喽！”
康班长明明说着股票，却拿我们找对象来打比喻，最后他感叹道：“换句话说，除去你们自身的条件，我们厂能够带给你们的微乎其微了。我们没落了！”
大家点点头，只见小李收拾好东西准备出门。
“小李，又去相亲啊？”孙师傅微微一笑。
“嗯，我先回去多洗几遍澡，去去身上的油味儿！”
4
2019年的夏天，我参加过一次大学同学聚会，酒过三巡之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自己毕业之后已经换了不下一份工作了。
大多数同学已经撤离了化工行业，有人去了房地产行业，有人做了线上教育的老师，还有人直接跳入互联网行业……至于离开的理由，就是因为那些行业钱多、干净还体面。
而我依然留在炼油厂里，为自己的去留纠结着。
“你们这些年轻人太浮躁，不肯脚踏实地，我们该怎么把担子交给你们呢？！”还有2年就要退休的孙师傅一脸惆怅地说，“刚来就想走，没走的还有别的想法。”
孙师傅说得没错，厂里年轻人确实个个心猿意马，但一些有资历的师傅又何尝不是呢？
据我所知，好几位师傅在外面开了自己的公司，一个师哥休班的时候还偷偷出去送外卖，他满脸堆笑地跟我们解释，自己还房贷、车贷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在康班长和孙师傅年轻的时候，炼油厂效益好，还会给工人们分福利房。到了2002年，再入职的员工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2005年元月，炼油厂的子弟学校移交给了本地区政府。以前，这所学校能在省会众多学校中排上名次，后来生源扩大、变得混杂，优秀教师纷纷离开，这所学校在本地的名次渐渐靠后。如今，连我们职工的孩子都不去这所学校上学了。
2016年6月，国资委、财政部要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管理分离移交。企业的经济负担减轻，才好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于是，2017年我入厂之后，突然发现那些传说中的福利跟我们新人玩起了“捉迷藏”。如今，已经很难再找到它们的踪影了。
相比之下，民营炼化企业在蓬勃地发展着。2018年，中国首个大型民营炼化项目获得了一年2000万吨的进口原油的使用权。在此之前，这么大的量是绝无可能的。
2020年，辽宁某公司与世界500强的工业公司合作，成立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预示着又一个世界级的石化项目要上马了。
民营炼化企业的发展速度惊人，就需要招纳更多更优秀的石油专业人才。不少石化的老员工在高额年薪的诱惑下，纷纷离开了自己待了大半辈子的央企。
2020年春节，是我在炼油厂度过的第3个春节。
这个春节跟往年不同，因为负责生产口罩的原材料，我们炼油厂备受外界关注，像是再度红火了起来。虽然加班加点有些辛苦，但老师傅们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春天是专属于我们炼油厂的。
我也很兴奋，因为这个春节，我成了一个新生儿的父亲。但由于疫情的影响，我的兴奋迅速变成了焦躁——长辈们被困在村里，不能来我家帮忙照顾，我只好仓促、笨拙地安置了妻子和宝宝，就立即赶回厂里上班。
一心挂两头的我，在大年初六的晚上，还遇到了一个麻烦。
我们车间有一台压缩机，是生产丙烯（生产无纺布的原料）的关键设备，由于加班加点生产，机器满负荷运行，进入压缩机的蒸汽量突然变少，生产动力不足，还发出尖锐的响声。
车间主任把这个问题交给我来解决。我拿到工程师证书没多久，经验不足，根本不敢放松。我一直瞪大眼睛盯着眼前的那台压缩机，在纸上仔细计算着，不吃不喝，直到双眼发黑，差点一个趔趄倒在地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不知所措地回到车间，一屁股坐在操作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孙师傅坐到了我的身边，开始和我唠家常。
一开始，孙师傅问一句我答一句，后来慢慢放松了，我就不再想压缩机的故障了。孙师傅递给我一个新的口罩和一张消毒湿巾，问：“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暂时能掌控了，离不开人。”我摘下安全帽，擦擦满头的汗，戴上新口罩掩饰自己嘴角的苦笑，“小宝宝不会说话，总是哭，一哭我就心慌。”
“都这样，我刚有宝宝的时候，都不敢抱她，身体很软的，我拿枕头练习了一个月的手势抱法。”孙师傅的眼里带着笑意，手上有模有样地比划，“这样一手托着头，一手托着屁股。”
“慢慢来！”孙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问我媳妇怎么样。
我和妻子的结合很迅速，一年之内，我们完成了买房、装修、结婚、生子，一系列的人生大事。结果疫情也跟着凑热闹，妻子刚生产很虚弱，不仅没人照顾她坐月子，她还要自己摸索着照顾宝宝。她和我闹别扭发泄一下心里的压力，我能理解，但我自己也夹在工作的难题和生活的琐事之间，快被烦死了。
孙师傅开导我说，工作和生活其实是一样的，让我不要老是盯着一个点。“像这次的压缩机，虽然是进汽量的问题，但也不要老盯着这一个点，后面的出口压力也是关键啊。把这些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再深入到点上……”
孙师傅并不会计算，但他泡在车间里几十年，实践经验丰富，还从上一任的总工程师那里“捡”了一点知识。
听了孙师傅的话，我茅塞顿开，凌晨3点，我终于得出了计算结果，赶紧和孙师傅一起对机器做了调整。压缩机随即恢复正常，不再尖叫了。
初七的早上，我早早起床，跟着孙师傅再次去确认压缩机的运行情况。看到机器运行良好、生产恢复正常的那一刻，我差点就哭了出来。那些天，我真的快要崩溃了。
孙师傅说我之前心不静，才老钻牛角尖：“其实从工程这个大角度来说，把握整体，跳出局部拿大局才是关键。”
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该如何工作。在这个炼油厂，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名工人，又从工人变成了工程师。如果再回家，我也能变成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爸爸。
这个春天，我们车间的那套装置要进行部分检修。为了保证安全，工人们先要打开蒸汽阀门，用蒸汽把装置内部的油气清洗干净，施工队伍才能逐一进入，展开工作。
检修开始了，钢铁之间的碰撞声传出了很远。我站在80米高的平台上，俯视着整个装置，它们像巨大的钢铁怪物，在若隐若现的阳光下，反射出银灰色的光。空气中飘散着油味儿，到处都冒着白色的蒸汽。往远看，天灰蒙蒙的，天地交汇处一片混沌。
我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最后：那位钢琴师，终于下决心收拾行李去岸上。他提着行李箱跟船上的朋友告别，走上了通往码头的舷梯，那时，他看到了高楼耸立无限蔓延的城市，还有灰蒙蒙的天空。
正如那个彷徨了的钢琴师，此时的我也在犹豫要不要离开这个到处冒蒸汽的炼油厂。不知道什么时候，康班长也站到了我的身边，他看着前方，一脸的愁容。
明年的这个时候，康班长大概已经退休了。不过，他始终不放心把肩上的担子卸下来，转交给我们这些年轻人。
也是在这个春天，石化央企宣布追加3500名高校毕业生引进计划，以实际行动参与“抗疫稳岗就业”的专项行动中。
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新人会不会像远处阴霾里透出来的那一抹光柱，未来，他们又会从谁的肩上接下重担。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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