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我的继父唐海
－－作者：戴晴
我的继父初初看去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里，只有当讯号过分强烈时，他才回到世俗中来。而他一回来，立刻就给出自己的结论。
他是1936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职，只因一个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左等右等不来，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而就在这时，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往下卸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就这么一怒之下，他决定革命了。而那时革命似乎只有一个去处－－延安。
因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沟里为毛泽东作翻译，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斗王实味，不知他是否在场；从已发表的资料看，“坦白”和“抢救”的时候，他已被发到了绥德，就在那里被关进监牢，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后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读到这里都不禁莞尔，但他已经吓疯了。在此后的大约40年，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开始给被“冤屈”的同志甄别。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甄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自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他去了东北，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
他没有离开共产党，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不仅守着梦，还象所有得到了“党的宽大”的人一样，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他是工业部化工局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前线”需要汽油，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
那几年，他的从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议得以充分的发挥；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家直接交谈的主管干部。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住了。看他实在太邋遢，那样风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亲把自己心爱的细亚麻布床单亲自为他铺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没想到再见面时，那床单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
“建国”了，象他这种从延安“炼”出来的技术人才，应该是共产党的宝贝了吧？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竟得罪了不那么懂技术却很懂政治的“泥脚杆子”。
从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运动，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一定是他。到了50年代末，他已被贬到大庆，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任职副院长。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伤自尊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数学和英语，训斥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室。
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每次一样，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精神病从没有过彻底治疗，二十几年来一次次犯。这回，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他正跪在零下30°的雪地里，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认罪词。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没有学可教了，想到大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20％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掉，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计算并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
他致信有关部门，没有人理他，更没有人拨给他一口井作实验。从1966年到1976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铁匠铺里转，交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他们按他的口述给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模型，从此，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洋铁皮盒、洋铁皮管和泡沫塑料块，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庆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家中定量供应的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
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把“场地”草草收拾掉，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英汉词典》。词典背完了，还能做什么呢？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质疑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其郑重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家研究项目。从此，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这种境界中，人会有什么特别需求。他不断向母亲讨酒喝、讨烟抽，而妈妈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样，扣住不给。他于是自己到小铺买，妈妈又扣他的零用钱。他于是以他能得到的一点点钱，买最下等的，身上永远散发出劣烟劣酒的臭气。
一次，我四岁女儿发现她屋形小扑满突然之间空了。问到他头上，当外公的开心大笑起来：“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钱！”
他不象父亲，不象家长，社会上的事他都不甚了然。他只象是家里的一个不挑剔的大孩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有一回，他不无惊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装而是筒装的鞋油问妈妈：
“杨洁，现在的牙膏怎么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论和技术世界里，即使和家里人，好象也没有多少话说。他的伙伴只剩下3岁到6岁的孙辈，1968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把她叫做“鸟儿”，她的牙牙儿语在他听来就是如此，而这对他也就够了。
他的孩子那时是十多岁的少年，他的学问和为人距他们的理解力太远，他的怪诞却已到了他们容忍的极限。弟妹们不但不和他亲热，反而将他们的爱与依恋转向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给他买酒，并且坐下来陪他喝一小杯。这时，即便他没有发病，也会大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小庆，我一定好好学习马列主义，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会象王实味一样去做特务。”这可能正是我写王实味的最初动因－－我想要知道，王实味到底怎么了，能把一个优秀如我的继父的人吓成这样。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高兴地题辞送给母亲，完全忘记了他是母亲的配偶。对此他丝毫不计较，他读完了全书，随即把他最喜欢的《后记》译成英文送给我。1982年，他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在24岁上患绝症离世，我们全家陷在悲恸中无以自拔，身为父亲的他却象是淡淡地没有这回事。不过数月后，他突然一句话没有就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心里的创痛，不会与人分担，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的创痛。
我的继父是一个心思与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亲近的人，都忽略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死讯传到安达，竟有那么多多年以前挨过他的骂的学生为他哭。
我一次次买了送给他的酒，还一瓶瓶地排在柜子里。每忆及拦住不让他喝的情景，妈妈都唏嘘不已。母亲整理他的手稿，数百页精密的计算之后，赫然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结尾：
这篇论文从1966年开始写作，直到1982年，前后写了16年才写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感谢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尤其是《两论》对我的启发；我感谢周恩来总理对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谢叶帅对我的挽救，并且把我调到了北京这一科学中心，并且指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工作；邓帅明确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给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正确性以充分信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万岁！革命先烈万岁！
1983年2月2日早春气息之夜
我们终于知道，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惊吓：他逃进爱因斯坦，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
我们终于知道，延安那一击，给他的戕害之难于复合。
掌权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语，已经融进他的生命，直到死的一刻。
“可怜死了，可怜死了……”妈妈说，哽噎着。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他的对《狭义相对论》的辨诘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
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个因“早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场新的、
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
转自《史学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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