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病毒与启蒙
抗击新冠病毒至3月初，随着武汉确诊病例的大幅度降低和各省零报告的持续，从恐惧、死亡、谎言的缝隙中，总算透出一丝曙光。被僵硬、惊惧统治了数月的国民表情，有了些许松动。看到这一切，感慨之余，不免有得陇望蜀之想：什么时候，那阳光灿烂发自心底的笑容，才能重新镌刻在十四亿人的脸上，成为最普通、最日常的表情？官民两界都盼望着抗疫胜利的那一天。然而，面对3000多同胞的死亡，无数家庭的破碎，国家数月的停摆，以及全体国民心灵的瘢瘢伤痕，还有什么胜利可言？当然，“胜利”由国家定义，我等不必操心。我所忧虑者有二：其一，疫情之后，哀悼逝者、怀念亲人的场景将持续不断。无论是逝者的亲属，还是各级政府，都应以正式的哀悼，还逝者一个离别的尊严。可以预料，恐惧之后，无尽的绝世哀怨将笼罩人民的精神生活；其二，所谓“胜利”之后，势必迎来一个颂歌与赞美诗流行的时代，这几乎无可避免。我的判断是：哀歌的呜咽与赞美诗的浮华，将交织为疫后的主旋律。
但是，无论赞美诗多么地优美煽情，也无论“胜利”的数据多么炫目，都无法阻挡来自于人民的质疑：疫情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其本质与真相又是什么？谁来为抗疫早期的瞒报与混乱担责，并站出来向人民谢罪？真正的抗疫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汲取教训？如此等等，还可以写出很多。这些问题，由谁作答，如何作答，眼下还不得而知，也许一如往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一场新冠病毒的侵袭，何以导致这么多社会问题？我的答案是：蒙昧。不是吗？因为蒙昧，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错位的当代图景：当整个民族置身于后工业社会时，其理念、思想还迟滞在古老的旧秩序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此次抗疫中的种种乱象，皆由此而起。如果做一张关于科学精神、人道主义、生命价值、国民权利、民主、法制等问题的卷子，官民两界，有几人的答案能及格？因而，我坚定地以为，反思与启蒙才是这场抗疫的逻辑结果，而不是什么赞美诗。
武汉中心医院医生、“吹哨人”李文亮
唯如此，我们才有资格告慰那些逝去的同胞，才对得起永载民族灵魂史册的吹哨人，才对得起医护人员、志愿者、解放军官兵的牺牲与奉献，才对得起那个6岁男孩守护爷爷尸体的一夜沧桑，才对得起那个抱着全家福照片，去天国寻找父母3岁女孩的纯洁灵魂……
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就地休息
在家独守猝死爷爷的武汉6岁男孩（左）《家·国悲恸》油画创作稿（右）
所谓病毒，不单单指新冠病毒这类自然病毒，也指人造病毒。什么是人造病毒，我在后面解释。上述反思、启蒙的内容与问题，既是自然病毒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胁迫出来的，也是人造病毒一步步地逼出来的。
现代医学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非常有限，然而，透过这个有限，我却看到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病毒是一个隐形帝国。之所以以“帝国”称呼病毒们，是因为它们拥有帝国般的力量，且版图了无边际，所生产出的恐怖，又无药可医。在它的面前，不管是显形的恐怖主义，还是显形的帝国主义，皆不堪一击。近日，网上发了一组照片，题目是“新冠病毒把全世界清空了”。图片显示，无论是天主教教堂，还是伊斯兰圣地，皆空无一人。看来，连上帝、真主也对新冠病毒束手无策了。历史上看，病毒向来就有征服各种帝国强权，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嗜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公元五世纪欧洲的第三次大瘟疫，成为压垮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西班牙的大流感，则成功地提前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0年冬天的东北大瘟疫，对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而言，几乎是致命的。通读人类的瘟疫史，可以发现病毒的一个特点：它讨厌人类的轻慢与遗忘，因而，它常常在人类得意或折腾的时候，以瘟疫的方式敲打人类的记忆。难怪诺贝尔奖得主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感叹道：“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
空旷的麦加大清真寺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前广场空无一人
我有一个揣测：病毒的强大还源于它的智慧，而非单纯的毒性。这个揣测很大胆，但并非没有依据。美国华裔病毒学家何大一曾作过这样的表述：在显微镜下观察病毒们，日积月累，会感觉它们是有思维、有表情的，它们甚至会向观察者投来讥讽和嘲弄（大意）。这种感觉不免让人汗毛倒竖，但它却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病毒帝国有其超验领域，在那里，科学的触角也伸不进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病毒们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有无喜怒哀乐和共同的意识形态？有无历史传承与谱系？冥冥之中，它们受控于何种力量？为什么它的每次攻击都从人类最愚蠢的地方开始，从而显示出高超的谋略？关于这些问题，只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那就是：它的解释权在上帝那里。
显微镜下的新冠病毒（Covid19 Virus，图中蓝色的点）
对于病毒的隐形帝国，我的看法是：第一，不可知；第二，不可战胜。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战胜病毒和瘟疫的案例。每次所谓战疫的胜利，都是建立在病毒主动撤退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也不会例外。总之，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理念：病毒的隐形帝国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在病毒的隐形帝国面前，虽然科学的力量有限，但并不是无所作为，至少它在预警、防御、疫苗等方面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在当下，除了相信科学、现代医学，你还能相信什么呢？这就是医护人员在抗疫中获得至尊地位，他们的教导成了圣经的原因。所以，科学理性的启蒙仍是我们的主课，虽然这堂课我们从晚清、五四时期就开始上了。
从根本上讲，病毒是一种隐喻：人类与上天、与自然之间的隐喻。在这个隐喻结构中，上天、自然是决定性力量，人类只是一个卑微的存在。人类的主体性一旦膨胀，上天、自然便会以病毒的方式予以警示，直到人类重新臣服。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秩序，是宇宙秩序，老子不过是代天而言。这个秩序告诉我们：人类安居其位，不傲视上天，不伤害自然，不逆天而行，不瞎折腾，不乱搞事，才是生存与自保之道。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种病毒——人造病毒。所谓人造病毒，即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温床上滋生的，以所谓“政治正确”为导向而生成的病毒。从早期的“训诫”“傲慢”“冷漠”“瞒报”“官谣”，到后来的“感恩论”“甩锅”现象，构成了连绵不断的人造病毒系列。人造病毒与自然病毒是什么关系？简单说，就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关系。新冠病毒在自然中的宿主是什么，尚有争议，但在人类社会中的宿主则是明确的，那就是人造病毒。可以说，官僚主义的傲慢、形式主义的摆拍，加上“官谣”的谎言，共同开启了新冠病毒肆虐的序幕。换言之，新冠病毒的通行证是由人造病毒颁发的——这个事实，即便辩护者舌灿莲花，也难以否定。庆幸的是，在抗疫的过程中，依托于吹哨人、医护人员、志愿者、解放军官兵的共同奋斗，整个抗疫战线迅速内生出了以良知、奉献为核心的人工抗体。我们不妨将这些人工抗体与人造病毒作一个对应性的排列，以便大家看得更清楚：科学理性——官僚傲慢、生命价值——政治正确、良知——邪恶、真相——谎言、民主——专制、民谣——官谣、实事求是——形式主义、法治——人治、人性——反人性。让人惊诧，也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抗疫的过程中，后者往往是主导性的，占上风的，甚至，前者是被后者所决定的。
回想起来，如果湖北、武汉两级领导稍微尊重一下科学理性，听懂吹哨人的警示，而不是以所谓的“政治正确”去训诫他们的话，会有今日之祸吗？会导致武汉“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烈局面吗？以往的工作中，我们经常会抱怨官僚主义害死人，未曾想到，这句话在湖北武汉竟一语成纖。复盘疫情早期的种种现象，只能仰天长叹：科学理性的锋芒再锐利，也刺不透官僚主义的重重铁幕。
关于形式主义，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抗疫初期，医护人员冲向一线的紧急时刻，某些行政官员还堵着他们宣读某文件，逼得医护人员不得不反唇相讥：这些文件能杀死病毒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为治理体系的顽疾，能治愈吗？这一问犹如天问，很难有答案。中央党校著名教授韩庆祥近期发文，深刻剖析了官僚主义的本质，并开出了高大上的药方，其中有两味重药：民主与法制。方子、药都很好，但病人未必愿意喝。看了这两味药，我的感慨是，在中国，民主、法治的启蒙，和科学的启蒙差不多同时，时间足够漫长，但今天却还得从蒙学开始。
再聊一下“感恩论”。“感恩论”一经出笼，便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殴，一时间，人神共愤。当然，始作俑者知错即改，隔几日便交口称赞并感谢英雄的武汉人民。虽前倨后恭，倒也值得赞赏，只是反转得快了一点，令人颇为不适。官场多年积弊，出现“感恩论”并不奇怪，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切片：“感恩论”既是媚上索恩封建意识的沉滓泛起，又是官本位意识的作怪，也是视民生如草芥的习惯性思维所致。“感恩论”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所引发的社会深层问题却刚刚浮出水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1，人民与官僚体系之间的主仆关系长期失序；2，人民的权利主张与制度权力的软对抗一直在进行。探讨这些大问题，要花费很多口舌，在此无法做到，只能从启蒙的角度作些微议。
人民与官员的主仆关系之问题，其实不用在理论上大动干戈，只要重温毛泽东主席、习近平主席的相关论述，答案便一目了然。依我的记忆，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的定位，至少有四次。关于人民与官员关系的论述也很多，我只引一小段：“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把谁向谁谢恩，谁向谁跪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
当然，中国老百姓善良、朴实、宽容，承继着中华民族代代沉积下的优秀品质，他们不需要谢恩，更不需要下跪，他们想要的，只是现代公民所应有的权利，比如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要知道，在这次抗疫中，“知情权就是生命权”。我一直有一个话糙理不糙的看法：国民并非国家圈养的猪，吃饱穿暖就完事了。在当代社会，人吃饱穿暖地活着固然是第一要义，但却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作为生存在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每个国民在精神、政治、社会层面上的权利主张，都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褫夺。国民所拥有权利的多寡与真伪，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一旦制度权力压抑、侵蚀甚至试图剥夺国民的基本权利，便会形成软对抗。抗疫中的李文亮现象、艾芬现象，便是这种软对抗的表现。从哀悼李文亮的无边哭泣与呐喊中，从关于艾芬报道不断变身的100多个文本中，即便再木讷的人，也能觉察出，这是当代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一次巨大释放。
医生艾芬日记的变体文本
近些日子，“老子到处说”成了流行语。以此为主题的漫画创作也不少，我的艺术家朋友王艺就画了一幅。画面上，老子骑着青牛，眯眼自醉，大嘴向天，念念有词。后有其它漫画将老子的话语标注了出来，诸如“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真相本身并不造成恐慌，真相缺席才令人恐慌，”等等。实际上，在鲁迅的描述中，老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老子毫无动静地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老子连忙勒住青牛，自己一动不动，好像一段呆木头。”借助于抗疫之力，艾芬的“老子到处说”，成功地把呆木头老子逼成了民间话语的游说者、宣传家。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
王艺 《老子到处说》 水墨画 2020年3月
一场疫情，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民”低定位、国民低权利的状况。问题在于，精神上、权利上侏儒的国民，只能匍匐于地，而无法顶天立地，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支柱。忧虑于此，不禁一问：官民两界难道不应该补一补“人民”观、国民权利观的启蒙课吗？将生命价值置于抗疫价值链的顶端，或许是这次抗疫战争的最大收获，“活着”就是人民在抗疫中的信仰和宗教。不可忘却的是，这一命题的合法性，是用无数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以死亡的方式一次次地证明着这样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高于生命的价值。从本质上讲，生命是超意识形态、超政治、超利益的，任何将生命置于“政治正确”之后的教条与行为，都是罪恶的。在这里，必须设置历史性的一问：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难道不是政治正确吗？还有比这更大的政治正确吗？
令人欣慰的是，穿越谬误的壁垒，在死亡的边缘地带，以生命价值为轴心，那些充满人性光辉的概念，被医护人员、志愿者、解放军官兵一个个地建立起来了：良知、正义、悲悯、牺牲、奉献、诚实、救赎等，它们构成了抗疫战争的完整的价值体系。我私下忖度：在这一体系面前，即便最傲慢的头颅也应该低下，即便最冷漠的脸，也会耸然动容吧？阅读这个体系，我有两个层面的理解：这些伟大的字眼，准确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底色；同时，它们也理应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人性基石。让人不解的是，这一价值体系为何在社会生活中日渐淡薄，甚至趋于消失了呢？这个难题，非我辈所能答，姑且绕过去。但有一点必须意识到：生命价值、良知、正义、诚实等，是一个民族战胜任何灾难的精神依托，也是其道德底线。因而，关于它们的任何启蒙、重建工作都是神圣的。
自然病毒与人造病毒的双剑合一，于2020年的冬春之交，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刺出了历史性的创伤。在这一巨创面前，谁能找到拒绝反思与启蒙的理由呢？我想是没有的，既然如此，我不妨得寸进尺地表达一个奢望：如果反思与启蒙通过抗疫而内化为民族的性格，升华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前提与方法论，由此推动社会进步和国民精神的升级换代，那将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重生的开始。
说到启蒙，忽而想到现代启蒙主义之父严复先生。他所说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至今言犹在耳。前一句，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思维；后一句，则强调以民主精神、法权观念为核心的政教之原理。10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启蒙似乎还要从严复那里开始——这真是一个令人心酸的轮回。所不同的是，当病毒袭来，人们需要严复式的启蒙者时，突然发现，那些所谓的“社会良心”们，竟离奇般地集体失踪了，即便是号称现代启蒙主义发祥地的北大，也是一片死寂。我以为，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2020.3.19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来源：艺术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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