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著名摄影家沙飞传奇又悲剧的人生

用镜头记录民族苦难和辉煌

    ——探寻著名摄影家沙飞传奇又悲剧的人生

 

作者：陈辉

 

摄影中的沙飞

 

沙飞，人民解放军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沙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沙飞，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沙飞以照相机为武器

 

沙飞和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沙飞和战友们拍摄和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照片档案；沙飞和战友们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沙飞创办的晋察冀画报

 

作为新华社驻北京军区军事记者，我是这样认识沙飞的：

 

身着八路军军服的沙飞

 

一次，我在北京军区《战友报》观看社史图版，意外发现沙飞的照片，当时他任《战友报》的前身《抗敌报》编辑部副主任；

 

《华北解放军》报刊登的对沙飞执行极刑的判决书

 

一次，我在北京军区档案馆查资料，意外发现1950年3月8日《华北解放军》报登载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等签署的“沙飞目无法纪杀害人命，军法处判决处以极刑”的华北军区训令和华北军区军法处对沙飞的判决书；

 

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在“八一学校”校友会上发表热情的讲话。陈辉摄

 

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在“八一学校”同学会上签名。陈辉摄

 

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八一中学”校友会上，我与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意外相遇；

 

当年白求恩和平医院日本医生的后代与“八一学校”的中国校友在一起合影。陈辉摄

 

一次，我到北京军区下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采访，听到了许多沙飞当年住院的往事。

 

惊奇的发现，意外的巧合，功与过的强烈反差，使我对沙飞这位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领军人物产生了好奇。于是，开始探寻沙飞那传奇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

 

一、沙飞有一个传奇的人生，从献身北伐到参加八路军，从电台报务员到摄影记者，沙飞的人生历程短暂而辉煌。

 

在中国摄影界沙飞的地位首屈一指；沙飞的才华令人佩服；沙飞的经历曲折传奇。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祖籍广东开平。他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

 

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1926年14岁的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驻扎了3年。

 

5年的军旅生涯，磨练了沙飞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他喜欢看文学作品，最喜爱的鲁迅的书。鲁迅的著作使他对社会、对人生理解越来越深刻。这时他与电台同事王辉相知、相恋，沙飞对她说，

 

【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

 

沙飞使用过的照相机

 

与王辉结婚时，为了蜜月旅行，沙飞买了一台照相机，从此他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摄影技术提高很快，他把镜头投向社会底层，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他拍摄了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码头工人。

 

沙飞拍摄的人力车夫

 

1935年6月，沙飞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反映的是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一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沙飞激动地说：

 

【“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这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人生，他毅然选择将摄影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沙飞和家人在一起

 

1936年9月沙飞离开汕头，来到上海。从此，他开始了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这一年，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并与在上海的左翼木刻家们取得了联系。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举行，沙飞见到敬仰已久的鲁迅先生并为之拍照。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许多报纸还发表了沙飞拍摄的鲁迅照片。

 

沙飞镜头里的鲁迅与青年

 

沙飞拍摄的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一举成名！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作为职业摄影家的基础。

 

1936年10月19日一早，沙飞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3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为发表鲁迅的照片，要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于是，“沙飞”从此诞生！他以沙飞的笔名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的照片26幅。从此，沙飞闻名遐迩。

 

有人形象地说：

 

【“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沙飞于1937年1月初到达广西省会桂林，1月18日《桂林日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共100幅作品，影展产生了轰动效应。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10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记录日寇的残暴，记录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英勇抗战。

 

阻击日寇被收入沙飞镜头

 

1937年8月15日《广西日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日本兵毙命一瞬

 

随即，沙飞奔赴抗日华北前线。1937年8月，沙飞到达山西省太原，在李公朴成立的《全民通讯社》担任摄影记者。

 

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讲话

 

1937年10月，沙飞在河北阜平，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批准，加入八路军，并正式由司徒传改名为沙飞，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12月，在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任副主任。

 

沙飞镜头里的记者节纪念活动

 

参加八路军不久，沙飞就和战友一起创立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成立,沙飞任科长，这是解放区最早的新闻机构。

 

警惕的八路军－－沙飞摄

 

1938年12月，为更好地发挥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沙飞萌发了举办战地影展的想法。于是，他和战友们紧张筹备，把一年多来拍摄的晋察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照片底片印成小样片，贴在马粪纸上，再缝在长条布上，挂在了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的大庙里。1939年元旦，《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正式展出。八路军官兵和周围数十里村庄的百姓前来争相观看，受到极大震撼。聂荣臻司令员观看展览后高兴地说：

 

【“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影展后，聂荣臻还特意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受到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赏。

 

影展取得成功后，沙飞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实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扩大新闻摄影宣传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创办画报的设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于1942年3月20日首试出版了《时事专刊》，喜获成功。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平山县指角沟正式成立，沙飞担任主任，全社一百余人。

 

沙飞拍摄的八路军抗日动员大会

 

建社后，为了出版《晋察冀画报》，沙飞连续昼夜工作累得吐了血，但一直坚持工作，终于在7月1日这一天，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问世了，为党的21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画报内容新颖，图文并茂，共发表新闻照片150幅，其中沙飞一人作品就有82幅。随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了1000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发送到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大后方重庆、边区党政军民各单位，以及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强烈反响，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惊人的奇迹”。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称赞为“文化的鲜花”、“了不起的创举”。

 

沙飞镜头下八路军的战利品

 

截至1948年，画报社在6年时间里，共出版《晋察冀画报》13期，还出版了《解放画刊》、《时事专刊》、《旬刊》等1 7种画报、读物67万余册，面向国内外发行。此外，沙飞还先后派人协助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办了《冀热辽画报》、《冀中画报》、《人民画报》、《山东画报》等。这些画报和读物的出版发行，对鼓舞抗日军民斗志，分化瓦解敌军，争取国际支援，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效果。

 

沙飞镜头下的平型关凯旋

 

在12年枪林弹雨的岁月中，沙飞以相机为武器，视摄影为生命，通过摄入镜头里的一幅幅画面，见证了祖国遭受的苦难；讴歌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凯歌，用数以千计的作品，竖起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沙飞镜头中的女民兵

 

沙飞不仅用影像记录历史，而且还特别注重对摄影底片的保存。自创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之日起，沙飞就要求摄影工作者要把照片底片当作生命一样看待。他经常强调：

 

【“摄影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珍贵资料。”】

 

当时，沙飞还专门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

 

【“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1941年反“扫荡”中，一天深夜，一股日军突然冲进了画报社宿营地，大家紧急突围后，才发现部分照片和底片没有带出来，沙飞等3位战友冒着生命危险立即返回营地，抢回了丢失的照片和底片。

 

1943年12月9日，画报社在冀西阜平柏崖村遭遇日军突袭，沙飞和通讯员赵银德在黑暗中每人摸到两只牛皮箱向外突围，他们不顾生死，赤脚在冰天雪地跑了数十里，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合围。沙飞、赵银德等4位同志身负重伤，有9位同志为掩护大家突围壮烈牺牲，其中7位同志为画报社成员，两箱照片落入日寇之手，两箱底片幸免于难。不久，日寇和伪报纸大肆吹嘘：

 

【“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社”。】

 

然而，仅一个月时间，《晋察冀画报》(实事增刊)就出版发行，用事实揭穿了日寇的谎言。

 

《沙飞和他的战友们》一书封面

 

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原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时称赞说：

 

【“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珍贵的文物资料保存下来，是一大贡献。”】

 

沙飞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

 

1941年5月1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上，沙飞发表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成立，沙飞担任主任。1942年6月3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25日，晋察冀画报社、人民画报社、冀中画报社三社合一，成立华北画报社，沙飞担任主任。

 

在革命队伍中，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二、沙飞的镜头下有鲁迅的身影，有白求恩的镜头，有聂荣臻将军救日本孤女的场景，他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沙飞，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创始人，他的摄影作品可圈可点，其代表作有《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系列作品、《白求恩在八路军》系列作品、《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系列作品等，每一幅作品都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

 

鲁迅生命最后时光的系列作品是沙飞的成名作。沙飞的女儿王雁说：

 

【“母亲说父亲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鲁迅先生，拍摄了《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等珍贵照片。鲁迅病逝后，父亲拍摄了先生从送殡到安葬的全过程，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1936年10月2日，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展出了全国近百名作者600多幅作品。10月8日，新木刻倡导人鲁迅抱病出席了展览会闭幕式。沙飞此前得知鲁迅要出席闭幕式后，激动不已，早早就来到会场等候。当鲁迅与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坐在一起亲切交谈时，沙飞迅速抓拍了这一难忘的场景。当时，快门的响声使鲁迅投来警觉的一瞥，但一看是沙飞，顿时释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鲁迅对沙飞已早有了解。

 

鲁迅关切地问沙飞：

 

【“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

 

并鼓励沙飞：

 

【“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

 

这次见面只不过是几句简单的交谈，沙飞却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一张经典摄影作品－－《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当时，沙飞特别兴奋，连续抓拍了9幅作品，这是鲁迅一生中在同一场合拍照最多的一次，也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组照片。

 

鲁迅遗容

 

1936年10月19日5时20分，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得知噩耗，沙飞立即赶到鲁迅家里，拍摄了传世的唯一一幅鲁迅先生遗容照片。此后，在上海市民和文化界向鲁迅遗体告别并结队游行为鲁迅送葬时，沙飞又是当时最活跃的非职业摄影记者，他拍下了上海各界向鲁迅遗体告别，千万人殡仪送葬，蔡元培、章乃器致悼词和墓前演讲，呼吁举国一致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等历史性的悲壮场面。沙飞拍摄的鲁迅照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历史遗产。

 

沙飞反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八路军救死扶伤的照片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雁说：

 

【“父亲生前还有一位要好的国际朋友，就是白求恩先生。他拍摄了《戴着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军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合影》等照片。

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职后，在遗体告别时，人们无不痛哭失声，就连身经百战，亲眼看过无数亲密战友伤亡，曾经以‘铁石心肠’自称的聂荣臻将军也潸然泪下。父亲一边流泪一边揿动快门，拍下了这些动人的历史镜头。白求恩在遗嘱中要求，将他心爱的柯达相机赠给沙飞同志。后来，白求恩送给父亲的柯达相机和盛放着他所拍摄的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留影底片的小铁盒子，总是随身带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飞结识白求恩实属巧合。1938年5月，沙飞因为身体不好，住进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到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当时，他骑着一匹骏马，身穿夹克衫，足蹬皮靴，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灰白而稀疏。在他身后，几十匹驮马背上的器材箱都插满了树枝用于伪装。正在住院的沙飞得知白求恩来到军区后，便借了一匹马一路扬鞭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在晋察冀军区期间，白求恩致力于改进八路军的医疗和战地救治工作，组织制作多种医疗器械，给部队医务人员传授医疗知识和技术，编写医疗图解手册，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培养卫生干部。在他的推动下，军区后方医院被评为“模范医院”。

 

1938年9月15日，聂荣臻等领导参加了“模范医院”的庆典活动。那天，身着八路军服装的白求恩显得格外精神，沙飞拍摄了不少白求恩的珍贵镜头。沙飞在住院期间，与白求恩有过几次接触，他用并不流畅的英语同白求恩进行交流。白求恩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挚友，结下了深厚友情。沙飞给白求恩讲述的大多是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给予沙飞更多的是精神和艺术的启发。

 

白求恩对沙飞的摄影技术大加赞赏，而沙飞则为其艺术见解深深折服。白求恩常常为康复的日军战俘拍照，并同沙飞一起想方设法将摄影作品向延安、重庆以及国外新闻机构投稿，力图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军队热爱和平，英勇抗敌，优待俘虏，救死扶伤的事实。

 

沙飞拍摄白求恩手术情景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传来，沙飞十分悲痛，他立即前往医院，为白求恩拍摄遗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静静地躺在床上，头发有些凌乱，脸颊显得瘦削，身上盖着一床旧军被。

 

白求恩在去世之前，专门留下遗嘱，将那部柯达照相机送给沙飞。这部柯达照相机是白求恩来中国前购买的。沙飞十分珍爱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一直随身携带，精心保护。他深知，白求恩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想到把相机赠送给他，充分表明了白求恩对中国抗战、对中国摄影事业的支持。

 

在1942年7月7日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选编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专题摄影报道，以表达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和他对异国战友的深切怀念。

 

目前我国保留的白求恩生前在中国参加抗日的照片，都是出自沙飞之手，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是从文字上使中国人民认识白求恩；沙飞是用形象的新闻照片把立体白求恩永驻中国人民的心里。

 

1980年5月在中日之间掀起了一股“中国元帅与日本小姑娘”的热潮，原因是来自沙飞40年前拍摄的照片《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

 

聂荣臻和八路军战士给日本孤女喂饭

 

聂荣臻与日本孤女

 

1940年8月，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21日，八路军在攻打日军占据的河北井陉煤矿战斗中，战士杨仲山等人抢救出两名日本孤女－－美穗子和美子。孩子的父亲加藤清利是井陉煤矿火车站站长助理，被八路军从烈火中救出后不久，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母亲加藤麻津也死于炮火中。

 

美穗子姐妹俩很快被送到了前线司令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闻讯后亲临看望，并马上安排一名战士给五岁的美穗子做“保姆”，给不满周岁的美子找了奶娘。聂荣臻原想收养她们，经再三考虑还是送回日本为好。为安全起见，聂荣臻专门给驻守在石家庄的日军军官写了一封亲笔信，8月25日，派当地老乡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一个村、又一个村，采取接力方式送到石太线微水车站驻守日军，后由微水车站副站长冈部义太郎将姐妹俩送到石家庄。日军收到两个孩子后，给聂荣臻回信表示感谢。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国雄从石家庄将她接回故乡－－日本宫崎县都城市，妹妹美子因病死于石家庄石门医院。

 

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

 

这期间，沙飞一直跟随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聂荣臻担心他在前线有危险，专门去电召回沙飞随司令部行动。他刚刚回到司令部，就亲眼目睹了聂荣臻照顾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便敏锐地拍摄了20多张珍贵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当年沙飞对战友们说：

 

【“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

 

沙飞的预见40年后得到了验证。1980年5月29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刊登了姚远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飞当年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一组图片，将这段往事公之于众。

 

日本一些报纸就报道了这则消息。此事在中日两国引起热烈反响，广大读者对聂荣臻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非常感动，并十分关注美穗子姐妹的命运，纷纷给报社写信或打电话提供线索。在中日两国人民和新闻界热心帮助下，经过多方寻找和详细核实，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终于在日本宫崎县找到了美穗子。当时的美穗子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经营一个五金商店。美穗子自己也看到了日本报纸关于寻找她的报道，心情格外激动，她立即给聂荣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当年救命之恩，并希望能早日到中国，当面向聂元帅致谢。日本宫崎县知事和都城市市长还联合签署了一封给聂荣臻的信件。信上说，这件事在日本国民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并已成为日中友好的佳话而被传颂。谨代表12万市民和广大县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我们敬佩贵国注重人道、爱惜生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方针。愿日中两国相互理解和友好进一步加深。

 

聂荣臻与日本女儿

 

1980年7月10日，恰逢美穗子44岁生日，她带着一家人如愿来到了北京。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穗子一家，他说：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日本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灾难。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后两国人民不仅要友好往来，而且要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保卫自己的国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聂荣臻会见美穗子的新闻报道

 

美穗子就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紧紧地握着聂荣臻的手，两眼流出了喜悦的泪花，她动情地说道：

 

【40年前，充满人类友爱精神的中国人民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次一家人来中国访问，再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情和国际主义精神。】

 

美穗子一家还特意来到河北井陉矿区参观访问，并赠送沙飞家人一张全家福照片，表示对沙飞的感谢之情和深切怀念。1999年11月，聂荣臻的家乡四川江津区与日本都城市缔结为友好交流城市。1937年10月沙飞参加八路军后，随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他拍摄代表作有《八路军骑兵通过平型关》、《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八路军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塞上风云》、《向敌后挺进》、《沙原铁骑》、《长驱出击》、《不到长城非好汉》、《收复紫荆关》、《抗日自卫队成立》、《爱国僧侣组织起来参加抗日》等一大批反映中国抗战的摄影作品，把中国军民不屈不饶抵御外辱的英勇形象留给了历史。

 

三、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沙飞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又一个悲剧发生了：沙飞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1948年5月，《华北画报》社主任沙飞因肺结核住进解放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他治病的是日本医生津泽胜。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这一天，在按照沙飞要求诊病之后，津泽胜给他开了两种药。接着，转身出门，刚走了二三步，沙飞对着他开了一枪，津泽胜顿时横倒在门口。接着，沙飞又从床边走到津泽胜跟前，对着他的头又开了一枪，打中脑门正中。

 

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离休前任解放军269医院政委，当年他在和平医院担任沙飞的护理员。郝老回忆了沙飞住院、误杀津泽胜和被执行极刑的全过程：

 

【认识沙飞是在1949年，那时我还不满13周岁，是当时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年龄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内科)当看护员。这里住的病人都是师团职干部，病人中沙飞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时他带有两名警卫员，一看就是个大干部，还听说他是画报社主任，我们都叫他沙主任。他随身带着照相机，桌子上还摆着一个留声机，当时我对这些东西都很好奇。

 

沙飞非常喜欢我，见了面就笑呵呵的喊我“小鬼”!摸着我的头看着我那身不合体的军装发笑，尤其他看到我的两只鞋后跟、军帽后缝起来的小尾巴和那件快拖到膝盖的军上衣时，更是笑的前仰后合，他边笑边问我：“小鬼，这是谁给你缝的?”我告诉他是我们护士长。他接着说：“你们护士长可真会发明创造!”然后就拿起照相机给我拍照。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我军医院中有不少日籍医护人员，仅和平医院日籍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二百余人，他们分布在医院各个科室，津泽胜就是其中一个日本人。津泽胜时任和平医院一部(内科)主任医师，他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在病人中颇有声望，沙飞当时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这一天，正处农历“大雪”时节，天气阴冷。病人开过午饭后正在午休，突然从对面病房传来两声枪响，正当我惊魂未定时，“啪！”又响了一枪，当时我被这连续的枪声惊呆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稍微镇定后，开门出去了。这时候走廊里已有不少人，医生和护士长他们正在忙着把津泽胜抬上担架紧急送往手术室，机关来的人吩咐要保护好现场，协理员和几个病人正在围着沙飞说些什么。只听沙飞不住的说：“人是我打死的，我负责，他暗杀我，我有证据。”我没敢在走廊里多停留，就急忙朝喊“看护员”的病房走去了。

 

事后我听警卫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午饭后，沙飞显得十分烦躁，在病房里坐卧不宁，警卫员催他午休，沙飞却不耐烦说：“不忙，你去把给我治病的津泽胜喊来，我有事找他。”

 

不一会，门外传来脚步声，沙飞从床上站起来，门开了，进来的是警卫员，他对沙飞说：“津泽胜大夫一会就来查房。”

 

过了一会，门被推开了，这次先进来的是津泽胜主任的女助手张富云医生，然后进门的是津泽胜。进门后，张医生便站在沙飞的右侧，手里拿着病例夹子不时地记录沙飞回答津泽胜查询的病情，两个警卫员侍立两旁，这间摆放着两张病床的狭小病室里，此时更显得十分狭窄和拥挤，沙飞表现的极度狂燥不安，他极不耐烦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津泽胜对于病情的询问。有时答非所问，有时拒不作答，令津泽胜十分尴尬，只好暂时离开病房。

 

不料津泽胜和张富云刚走，沙飞又要警卫员李有志把津泽胜找回来，说有要紧的事。李有志好生奇怪：“津泽胜大夫不是刚走吗？”沙飞突然狂吼：“我让你叫你就去叫！”

 

李有志回来了，津泽胜紧跟其后，进门后回身把门带上，刚转过身来未及说话，只见沙飞的右手飞快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枪朝津泽胜“砰！砰！”连开了两枪，这两枪射出的子弹一发击中津泽胜的前额，一发在他的左边擦肩而过，津泽胜当场“咕咚”倒在地上。此时两个警卫员都惊呆了，一齐前来夺沙飞手中的枪，沙飞猛地转过身来，将枪口对着警卫员，趁其不备，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杀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飞趁警卫员被他撞的后退数步之际，又凑到津泽胜近前，朝津泽胜的额部正中又开了致命的一枪，这时两个警卫员一齐向沙飞扑过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奋力夺下他手里的枪，然后一人留在现场，一人飞快到院部报告。

 

津泽胜遭枪击后，被医护人员迅速送往手术室抢救。消息瞬间传遍了全院，传到北京，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同时也在日籍人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领导迅速抽调人员组成精干的抢救班子，一面争分夺秒抢救津泽胜，一面抽调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员的安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为了抢救津泽胜，军区调派专机从北京送来了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和最好的药品，全院人员都企盼着能从死神手里早日夺回津泽胜的生命，医院播音室不断向全院报告津泽胜的病情。当人们得知打入津泽胜颅骨的子弹翻身时意外掉出时，人们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盼望着奇迹的出现，然而终因津泽胜伤势过重抢救未获成功。】

 

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助手张富云军医多年后，也撰文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948年至1949年期间住院病人有很多结核病，像有名的摄影家沙飞，音乐家贺绿汀，以及部队政委、团长等高级干部。津泽主任对战士干部一样都很关心，细心地检查治疗。因当时缺X光照片，对结核病人不能多用照片复查。每周有一天上午亲自带领医生们进行透视，以判定结核病治疗情况。

沙飞是于1948年5月因肺结核入院，当时诊断“浸润型肺结核”，病情较重，采取卧床休息加药物治疗。那时，因结核病缺乏特效药物，死亡率也比较高，所以不少病人都或多或少的有悲观情绪，心情抑郁。

沙飞入院后经一年多的休养治疗，肺结核病己吸收钙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经津泽主任审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见可以出院。

 

临出院前他要求和主任谈话，有两次我陪主任到病房，沙飞也没谈什么，只是问问病情，说了些今后注意什么事之类的话。

 

1949年12月15日，主任照例查房，到沙飞床前时，他说：明后天就出院走了，想再谈谈。查完房后津泽主任就往沙飞的病房去了，我写了两个医嘱就追去，距病房就两三米处听到枪响，当时也没意识到什么?我推病房门却推不开，往门缝中看见津泽主任横躺在门口，我立即用力推门挤进去，见津泽主任左臂有伤流血。此时，沙飞又走到他身边对头部又开了一枪后，跳窗跑出。我们立即将津泽主任抬到手术室进行紧急抢救。当时，北京还派了著名外科专家来院进行手术抢救，虽经数天全力以赴的抢救，但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

 

郝德贵老人回顾了他与沙飞的最后相处：

 

【沙飞枪击津泽胜的当天，暂时在院里进行看管。下午我去给沙飞送饭送药时，他见到我时没有了平时的说笑，仍是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把饭和药交给看管人员，临走时我对他说：“沙主任，您多保重。”沙飞对我说：“小鬼，谢谢你。”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沙飞。听说他很快被送往临近和平医院的高级步校看押。】

 

转年新年过后，《华北解放军》报刊登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紧接着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下达判决书，判处沙飞死刑。《华北解放军》报还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张南生、张致祥共同签署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令》昭告全军。

 

《华北解放军》报刊登判处沙飞极刑的训令

 

《华北解放军》报刊登的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

 

翌年3月4日，在医院操场，召开了对沙飞的宣判大会，判决书大意是沙飞因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津泽胜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怀疑对他有谋害行为，查无任何根据，纯属臆想，犯下了不可饶怒的罪行，违犯了国家法律，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特别判处沙飞极刑，以严肃法纪而保障人权。

 

沙飞的女儿王雁在《铁血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一书中描述了当年沙飞服刑前后的情景：

 

【1950年3月4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三科科长张鼎中来到石家庄华北军大保卫处办公室，按照上级指示，向一个特殊的人宣读华北军区军法处的极刑判决书。不一会，这个人进来了，他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脸色略显苍白，却颇有精神，一脸的络腮胡子，表明有几个月没刮过了。房子里有十来人，全都是军大警卫部队的年轻战士。他们瞪着年轻而不谙世事的眼睛，注视着这个走进来的人。他们并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只知道他是个师级干部。

 

张鼎中问：你是沙飞同志吗？

 

来者正是沙飞。张鼎中宣读完华北军区军法处的判决书，沙飞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他把胡子刮了，把衣服全穿上。系裤带时，沙飞冲着站在一旁的一个名叫韩彬的同事笑了笑，说：“咱们永不相见了。你最了解我，将来为我说话。”韩彬给沙飞穿上鞋子，说：“慷慨就义去吧！”跟着就哭了。沙飞仰着头笑笑，然后闭上眼睛，从容出去。

 

迎接沙飞的是宣判会，地点就在他杀死日本医生津泽胜的那所和平医院的小广场上。医院的人都来参加了，尤其是在医院工作的全体日本人。

 

和平医院的司机焦恩开着美国军用吉普，把宣判后的沙飞拉去一处荒地。陪同前往的是军法处的两个人，他们同时也是执行枪决的人。汽车开到现场后，车里三人一起下去，然后并排往前走。沙飞走在中间。他昂着头，默不做声。开始时是三人走的，走出二三百米后，一个人站住了，让另外两个人继续往前。又走了百多米时，其中一个人也站住了，只剩下沙飞孤零零一个人往前走去。这时，先停留下来的那个军人向旁边移动几步，回头向站在一旁的持枪者举了举手。这时，持枪者突然立正，向沙飞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然后就朝着他的背影瞄准。沙飞依然如故，只等着那致命的一枪。那一枪响了，沙飞倒了下去，脸朝着他所热爱的土地。

 

中国革命的摄影巨星陨落了，那一年沙飞38岁。】

 

当时沙飞服刑现场有一个年轻的女兵，目睹了行刑的一切。很多年后，她出现在深圳沙飞的摄影展上，当年的场面她永生难忘：

 

【我看得目瞪口呆。我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可眼前的一切却又那样地真实，不容任何怀疑。先是本能地堵住了耳朵，然后用手蒙住双眼。后来，透过指缝看到了历史的一幕。随着响过的枪声，我和身边惊恐的人群一起跑了过去，站在沙飞后面的军人也快步向前。军人把躺在地上的沙飞的遗体轻轻地翻转过来，为他正了正军帽，拉平弄皱了的军服，用纱布轻轻擦去脸上的黄土与血渍。我看着这个年轻的、已经闭上了双眼的人。他多么年轻英俊。我哭了，周围的人们也都哭了。这时，一辆马车走过来，军人和赶车的老人一起把车上的棺木抬了下来。他们拿了张绿色军毯，铺在棺木内，然后把沙飞轻轻地抬进去放好，再把盖子钉上，接着就放进预先挖好的土坑中，掩上黄土。他们的动作迟缓，谁也没有说话。现场除了人们轻微的呼吸声和喘息声外，居然鸦雀无声。】

 

在沙飞人生的最后岁月有一件必须交代的历史往事。在被关押期间，监守人员在搜查时，从沙飞贴身的衬衣上兜中，发现了用蜡纸或者说防潮纸层层包裹的鲁迅遗像底片。监守人员要拿走，沙飞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

 

监守人员当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派来军法处的一位干部与他讲道理，让他自己拿出来查验一下，如确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许他携带在身。沙飞这才拿出来当场查验，确系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后又还给了他。

 

行刑前，沙飞又用手习惯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底片，然后默默地跟随行刑人员走出了看守所。沙飞带着他精神导师鲁迅生前最后遗像的底片去见鲁迅。这大概是沙飞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惟一愿望。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问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

 

【“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别人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数年后，沙飞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飞的墓地，当初埋葬在原石家庄殡仪馆后院的墙角，后经过两次迁移，至今也不知道确切位置。至此，沙飞所挚爱的鲁迅照片底片与沙飞黄泉相伴已经69年了。

 

沙飞事件处理的结果，受到日藉工作人员的拥护，都称赞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处事公平、公正、杀人偿命，不袒护自己的干部、而且是一个有历史功绩的特殊贡献的摄影艺术家。

 

四、被沙飞枪杀的日本医生津泽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行医？他与沙飞有过历史恩怨吗？他是无辜被枪杀的吗？

 

带着诸多的疑问？我来到了北京紫竹院附近的一楼小楼中，拜会了开国少将、总后勤部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希彭之子殷子烈。

 

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开国少将殷希彭

 

殷子烈与池谷田鹤子和其女儿在钓鱼台“八一学校”同学会上。陈辉摄

 

殷老退休前任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总经理、退休后任“晋察冀老区继承先烈遗志协会”秘书长，他与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和沙飞的女儿王雁是“荣臻小学”现在的北京“八一中学”的校友，对津泽胜先生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他一一给我讲述了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发生在华北军区卫生系统的往事：

 

【我父亲殷希彭，1900年出生在普通人家，发奋学习，追求着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梦想，20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大学医科就读。毕业后被送往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任河北省立医学院任病理学主任教授。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3月，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同时兼任由白求恩医校为骨干组建的华北医科大学校长。

日本投降以后，学校进驻张家口，白求恩医科学校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我父亲仍兼任校长。为使学校更快发展，他吸收原张家口伪蒙疆中央医学院的医生、教师及其他卫生人员参加我军并到白校工作，经过多方工作，院长、著名病理学教授稗田宪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师、医生、护士参加八路军，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这其中就有被沙飞误杀的津泽胜。】

 

作者与沙飞女儿王雁合影

 

殷老介绍，津泽胜是稗田宪太郎的学生、好友，也是难得的医学人才，当时在北平和妻子开了一个小诊所，稗田动员他们夫妇到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

 

殷老对我说，

 

【稗田宪太郎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他于1920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在日本、美国、台湾和中国的协和医学院进修九年，34岁获教授职务，在母校任教。日本投降后，他参加八路军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8年，他第一个在我军医大结合临床病人讲授病理学；第一个在教学中讲解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他的“菌座观”、“金属病因论”、“肝硬变可愈说”等，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医学相应领域发展的最新水平；他第一个在医大开展尸体病理解剖和死亡病理讨论会；他第一个在医大应用病理切片技术和施行活体组织检查。

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军区领导人接见了稗田，聘请他为军区的卫生顾问。后来，军委卫生部聘请他担任防治南方血吸虫病工作团团长。在担任这些职务时，稗田教授竭尽心智，努力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胡耀邦患病，找稗田求治，经稗田精心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

稗田参加八路军后，为自己起了中国名字-田人，他的工资是每月1500公斤小米，是其他中国教授的30倍，而部队的指战员是没有工资的。他得知后，坚决要求免去1500公斤小米的待遇。稗田以正直的人格、科学家的良知和对中国人民的奉献精神，以他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一切为了学生”的教学作风，赢得了全校师生的爱戴和尊敬。】

 

殷老最后对我说：

 

【“稗田为人善良，他得知老友津泽胜被误杀后，十分悲痛。当时津泽胜的妻子竹山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十分不易，后来稗田与竹山结为夫妻，负责照顾好友的遗孤。】

 

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后来写文章回忆自己的父母：

 

【我父亲津泽胜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在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内科大夫。父亲是个诚实、认真、对病人不摆架子和无论什么样的病人都一视同仁的人，技术也不错。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开了个诊所，他们两人都是内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朝鲜人。从小我就跟胡同周围的中国孩子们玩，说的也就是当时的北平话，跟着中国雇的佣人到剧场去听剧，到澡堂去洗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10月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由利子从北平来到了张家口，跟随父亲的导师稗田宪太郎一同参加了八路军。在那个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了中国，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张家口刚刚被八路军解放成了边区的根据地。到了张家口，这些日本医疗工作者也就开始在白求恩医大的前身张家口医学校工作、任教。我父亲在白求恩大学附属医院任内科主任。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部长是殷希彭教授，曾留过日的病理学者。这两位教授一见如故。殷部长对日本工作人员关照得很周到。

我父亲对病人很好，所以我记得当时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时候，老乡们常常来找父亲，他们有时手里拿着白菜、有时拿着鸡蛋表示他们的感谢之情。

后来，我们又随着八路军从张家口转移，行军走了3个月来到了河北省唐县葛公村。在这里我们停留了近两年。而我们这些孩子则离开父母被送进荣臻子弟学校学习。1949年，白求恩大学来到石家庄。12月，在医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父亲因此离开了人世，这是我的童年时代受到的最大的打击。

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号召在中日本人回国。我们又跟随稗田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他被介绍到久留米大学任教。虽然我们没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对我们非常的关照。1960年，母亲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养子。】

 

津泽胜生前的女助手张富云军医后来回忆了她心目中津泽胜先生：

 

【我与津泽胜大夫认识于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河北获鹿县杜北村迁入石家庄市现址，当时医院有一百多名日籍医务人员，有医师、护士、技师，包括内科、外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X光科、药材科各科。

内科主任是津泽胜大夫，中等个，微胖，能说汉语。我刚大学毕业，听说主任查房，特别紧张。报告病历后，他领着我们逐个查看病人，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耐心询问病人的症状，认真细致的查体。每次总能发现新体征、新问题，指出诊断和治疗方针，解决疑难问题。那时，肠伤寒、回归热、斑疹伤寒病人较多，他一边检查，一边给我们讲解，如伤寒的蔷薇疹，怎样和其他发疹疾病鉴别。怎样视、触、叩、听等基本功，如肺罗音心脏杂音，触摸肝脾等，手把手的教。

有一次查房，有位女患者，因恶心呕吐以胃病收容入院，津泽主任检查后说：“这是妊娠反应”。我奇怪这是个未婚女子，而且也问过病史说月经正常，怎么会是妊娠呢？他让我们大家都摸摸腹部，大家仍不理解。他指出我们触摸腹部不细致全面，只注意上腹部，未摸下腹部。应该怎样触诊才不会误诊，原来他是摸到子宫底才肯定诊断的。经妇产科会诊肯定他的诊断正确。类似这样的事例很多。

对我们工作中的差错，他从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说：“这样不对或不好”，同时教你如何如何做。抢救病人时，他更是不分昼夜，不顾劳累地在现场指导，直至病人转危为安。他的精湛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受到全体工作人员和病人的称赞，渐渐的我们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师，又像长者，至今仍然念念不忘。】

 

张富云回忆说，

 

【津泽胜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妻子－－竹山大夫，她在医院小儿科上班，医术也是精湛的。他夫妻生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叫田鹤子，在北京“八一子弟学校”上学，一切免费。她长得漂亮，又很聪明，放假回到石家庄医院时，常带着弟弟妹妹在院子里和中国的小朋友玩。个个懂事、有礼貌，尤其小弟弟马其仁特别好玩，讲得流利的汉语，我们常逗他玩，真是人见人爱。他家就住在医院一间日本建的普通平房里，但夫人收拾得非常干净舒适。

津泽主任有时也请我们到他家里玩。夫人总是热情地招待，拿出糖果或亲手做的点心叫我们吃，说说笑笑，这是一个多么和谐幸福的家庭啊!那时物质条仲比较贫乏，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工作之余，津泽主任常和我们共同劳动，从来没有听见他喊苦叫累。

医院为了照顾日本朋友，对日藉友人专门设了一个食堂供餐，当时都是供给制待遇，只是为了照顾多供应一些大米、肉、蛋、油之类。这些日本朋友还是很满意的，总是以饱满的情绪上班工作。

津泽胜先生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对八路军的政策有相当的认识了解。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和平医院，他认为自己能成为这所具有光荣传统医院的一员是他一生的幸运和理想，他的善良和美德、工作极端负责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过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日本医生津泽胜与沙飞非冤非仇，而且为沙飞救死扶伤，为我军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被沙飞枪杀完全是无辜的。

 

五、沙飞为什么要枪杀津泽胜？他是精神失常吗？对沙飞执行极刑有什么曲折吗？历史沉淀之后，沙飞一案有可能平反吗？

 

沙飞是名人，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沙飞有着特殊的感情，聂荣臻就非常器重他，当年沙飞参加八路军是聂荣臻亲自批准，华北军区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出自沙飞之手。对沙飞执行极刑对聂荣臻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

 

沙飞枪杀津泽胜事发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很快送到了聂荣臻的面前，沙飞的生死大权却要由聂荣臻来决定。聂荣臻当时存有疑问，他当即提出：

 

【“沙飞精神是否正常？”】

 

聂荣臻希望能够找到证据。但由于沙飞是间歇性发病，其神经正常时，思维言行与常人无异，书信也字迹清楚、文笔流畅。调查结果终于报了上来，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法处代处长张致祥带来的消息是：

 

【“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

 

最终，聂荣臻考虑到国际影响及中日两国的关系，无奈地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

 

但当判决书最后摆在聂荣臻面前时，他流泪了。

 

而沙飞果真“神经健全吗？”事隔多年后，许多当事人提供了相反的实事和结论。沙飞生前的护理员郝德贵回忆，

 

【沙飞住院后情绪极不稳定，性情变得古怪多疑，有时甚至狂燥不安，这种现象下午为重。

在我的记忆中，沙飞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视，每当谈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时，他恨的咬牙切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和他的愤恨心情，对于没经历那场灾难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为他治病的津泽胜也不例外。

进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卫员陪沙飞在院子里散步，他忽然问我：“小鬼，你说津泽胜是不是好人呢?”我当时想他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于是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是好人。”沙飞听了很不高兴，生气的说：“你这个小鬼太单纯了，看问题太片面，你要学会辩证的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津泽胜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晒太阳，这表面上看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只是想通过散步消耗我的体力，通过晒太阳，利用紫外线杀伤我的细胞，减少我体内的抵抗力，这就好比他平时给我透视照相一样，想利用放射线杀灭我体内的细胞，借此达到他杀人的目的是一样的，你怎么还说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卫员看他越说越离谱，情绪越来越激动，赶紧把话题岔开劝他回病房休息。回来后我把沙飞的情况向医生作了汇报。】

 

2007年1月在和平医院建院79周年时，日本医生津泽胜的助手军医张富云做了这样的回忆和分析，

 

【沙飞有严重失眠，抑郁的心情，津泽主任也常给予耐心解积安抚。沙飞平时对医生护士语言不多，但也平易近人，性情内向，有时他很幽默。沙飞入院后经一年多的休养治疗，肺结核病己吸收钙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经津泽主任审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见可以出院。

事发后，我和同志们也一齐议论过，以沙飞那样的高级干部。怎么会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日藉医务人员参加我院的工作持那么大反感呢?怎么能对他勤勤恳恳地为他医治好了疾病的津泽主任那样怀疑和仇恨呢?竟不顾国法军纪而致人死地呢?

我想我们这些普通医生、护士和伤病员都经历过中日战争的，都亲受侵略战争的伤害，有的亲人死去，有的伤员身上还带有枪伤，留有子弹。通过学习大家都很明白战争是由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的，值得痛恨的是他们。广大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从我们和日藉人员在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从津泽胜大夫、水野护士长等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善良品德，对伤病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深深的友谊，回忆起来，友谊之情仍历历在目。

今天回顾事件发生的原因：一是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缺乏临床实际经验。当时的医学水平对精神病知识了解甚少，经验不足。对沙飞病中的长期失眠，忧郁焦虑症状，认为是与他长期战争紧张过劳造成的，是结核病的一般心态，未能考虑他是精神病病态，应给予必要治疗。经过我几十年临床工作经验，也治过不少精神病人，目前医学对精神病的理论也丰富多了，被人们重视多了。以现在医学分析，沙飞具有典型精神病的表现，如抑郁、焦虑、偏执、多疑等症，这种抑郁症常会导致自杀或伤害他人的行为，过去我们没认识到，对他的某些语言总是向常人方面想，可能是文艺家的语言性情。

其二、原因是医院从战争年代延续过来，没有正规的管理制度，譬如，战争年代，住院的首长都带着警卫员、马夫、手枪，这是造成这一事件的重要条件。这次事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人杀害了一位无辜的医生。

津泽胜走了，沙飞为抵命也走了。一个优秀善良的日本医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思念！另一个是曾拍摄过模范医院，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事迹的摄影家走了。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遗憾！两个幸福的家庭失去了亲人，给他们的妻子儿女造成永远的伤病！每当回忆起这些，内心总有些内疚与遗憾。假如当年我有现在的医学水平与经验，能够早期诊断出沙飞有精神病，并给予及时治疗和保护；假如当时医院执行住院病人不准携带武器，所带枪支统有医院保管，也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无耐历史往事，皆成史话，两位先烈都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历史功臣，在和平医院建院70周年，我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

 

我从和平医院的历史资料中，看到了当事人还有这样的回忆：

 

【“津泽胜是日籍医生。由于他是科班出身，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所以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大起疑心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发电报的手势几乎一样。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发报机的按键了，这难道不是长期的职业习惯造成的下意识动作吗？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之为‘重打诊’，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两人狼狈为奸，更便于进行间谍活动。而且还要暗杀我沙飞。”】

 

当年与沙飞共事的战友还提供了两个沙飞精神受日寇刺激的实事：

 

1943年12月的日寇的扫荡中，他目睹日寇疯狂的屠杀使华北百姓死伤无数，《晋察冀画报》社的战友有9名被日寇枪杀，自己为保护反战照片的底片，险些丧命。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强盗不仅当众奸淫了中国妇女和八路军女战士，还残忍地将她们怀中的婴儿夺下，扔进沸锅里活活煮死；畜生们还强迫人们“父奸女、侄奸婶、兄奸妹”以供他们取乐……回想自己的首长、战友对待日本小女孩的情景，沙飞感慨万分，他心目中艺术的善和美被击得粉碎。

 

另一件是鲁迅的病逝。沙飞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鲁迅。沙飞曾对著名画家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乔也听说过。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后来沙飞在和平医院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

 

亲眼目睹日寇的惨无人道，沙飞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这种病情爆发是瞬即、短暂的，平时与精神正常的人一样，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很难作出准确的诊断。

 

沙飞事件发生近半个世纪后，在其亲属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经由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对沙飞的病案反复论证后，做出“缺席诊断”：“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我在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了解到，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庭为沙飞错案平反，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同年6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沙飞党籍。

 

据说，后来在沙飞平反过程中，曾请示聂帅，聂荣臻批示：

 

【“沙飞已经处刑。当时我不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

 

正确的裁决发生在36年之后，沙飞不在了；聂荣臻元帅也不在了。但沙飞的后人感到欣慰，中国摄影界感到欣慰，沙飞也当九泉瞑目了。

 

六、沙飞枪杀事件发生后，对中日友谊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两个家庭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沙飞中国革命摄影家的地位产生了什么影响？

 

沙飞被处决后，组织上专门作出决定：

 

【1.沙飞不是反革命；2.不牵连妻子；3.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

 

津泽胜遭到不幸后，和平医院里按照日本人的习俗进行火化，那时医院没有火化炉，就在院内空地上架起木柴将津泽胜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全院为津泽胜召开了追悼大会，各科也都悬挂镶有黑边的津泽胜遗像，以示悼念。

 

沙飞的女儿王雁做了这样的回忆：

 

【1950年3月4日，我爸爸沙飞因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先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以极刑。1个月后，父亲的战友石少华派人把4岁的我从怀安县柴沟堡老乡家接到北京，送进了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儿园。

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来接孩子回家的时候，我也总巴望着有人接。可是当时妈妈王辉被派往香港、广州工作，我和从阜平上庄老乡家接来的刚满3岁的弟弟无家可归，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妈妈每次到北京开会时就来学校看望我和弟弟，在东北空军当兵的大哥和正在读中学的大姐来看望我们，爸爸的战友石少华和夫人连飞娥也时常来看望我们。

那时候在八一学校里读书的有开国元勋、高级将领及烈士的后代，有国际友人的子女，还有曾有功劳但犯了错误、甚至非正常死亡人的子女。我就是这样被算作“烈士子女”在这里上学的一个孩子。有人问：你父亲去世后你们是不是过得很惨?

完全不是的。父亲的问题没有影响母亲的政治前途，而八一学校也是没有歧视的，我在校长、老师的关怀和同学们的友爱中身心健康地成长，无忧无虑地度过了12个春秋。初中毕业时因获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大附中上高中。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身边。】

 

两次枪响，两个家庭的孩子相继失去了可敬的父亲。值得庆幸的是，这两家的遗孤都受到八一学校的呵护。

 

在八一学校就读的津泽胜的女儿 池谷田鹤子做了这样的回忆：

 

【从石家庄到了北京后，我就读华北军区八一小学校。不仅华北军区的干部子弟，党中央、国务院、解放军各方面的干部子弟都争取进来学习。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的父亲津泽胜被一个病人在病房用手枪打死，12月17日去世。回家后，看到母亲在还没点灯的黑屋子里，抱着生后刚5个月的妹妹，一句话都不说。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家庭留下了不少的痛苦。

回到八一，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我在学校的功课成绩还可以，不能说是特好，但也没落伍，稍比一般的孩子活泼一些，特别喜欢音乐。当时音乐课主要是唱歌，到了北京后，礼堂有一个大钢琴，麻嘉卉老师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教我们和声是什么，还让我们听贝多芬的《月光》的唱片。麻老师教了我们各种歌曲，有革命歌曲、军歌、陕北民谣、苏联歌曲。她本是位老革命，她教给我们的一些老革命歌曲是一般的人不知道的曲子，并且还积极地带我们到广播电台去唱歌，这些歌词都随着曲子留在我记忆之中。

1952年7月，小学毕业后，八一保送我进了师大女附中。在这儿过了半年紧张有意义的生活后，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号召留中国已8年多的日本技术人员们回国去。我们一家又跟着裨田宪太郎回到了日本。回国后他被介绍到久留米大学任教。虽然我们没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对我们非常的关照。1960年，母亲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养子。

30年来，我在医学领域做了一些交流工作，现在还在继续做着。我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同时也能说明我是个得天独厚的人。】

 

2010年“八一学校”同学会上，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一起。陈辉摄

 

池谷田鹤与毛泽东女儿李敏交谈。陈辉摄

 

池谷田鹤子还谈到了沙飞的平反和和平医院对他父亲作出公正的结论：

 

【1949年12月，当时医院已经搬迁到石家庄。15日那天，父亲被一个病号在病房中，用手枪击中，以身殉职。这个病号沙飞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拍过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照片的摄影家。这个事件有着一些复杂和微妙的问题。而且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各方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那以后我们一家在中国的那些日子里，得到医院和卫生部的很多照顾，在生活上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从那件事开始已经快60年了。母亲和弟弟正志都已去世。我和妹妹们已进入老年。听说在90年代沙飞也恢复了名誉。这几年，日中双方有人开始知道这件事，他们知道我们的心里一直希望给父亲一个公正的评价。幸亏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2007年6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父亲颁发了荣誉证书，至此，这件事才得到圆满解决。】

 

池谷田鹤子和女儿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池谷田鹤子还在《一张旧照片》一文中回忆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她们一家的款待：

 

【1984年9月下旬，中国政府邀请了由来自日本各地3000名成员组成的友好代表团。代表团是分批来到中国后于10月1日到北京集中参加国庆典礼。我母亲和表姐矢吹美代子夫妻、我和我丈夫池田不律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10月1日上午国庆典礼之前，日方代表团的代表以及一些重要人物都被请进中南海。我也陪着母亲一同来到了中南海。我们被带进中南海的一个小亭里。这时的胡耀邦已经早早的守候在那里了，他神情显得稍有些兴奋，目光却非常柔和，和我们一个一个亲切的握手。王震副总理就站在他的旁边微笑着和我们握着手。当我们接近耀邦的时候，听到他低语：“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除了日方人员以外，还有一位相貌端正的青年。当时我们没有料到，这位就是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我们被安排在椅子上同胡耀邦总书记和王震副总理拍照留念。照完像后他们二位便匆匆的离开了。前后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约过了30分钟，我们看到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阅兵式。

而这张照片我一直都在珍藏着。我们一家能够得到这样的接待，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胡耀邦和稗田的那一段友情。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时，通过驻日大使馆寻找稗田宪太郎的遗属。在张家口的时候，稗田先生曾参加胡耀邦总书记的阿米巴性肝疾病的治疗。当时，稗田先生在这种病的研究领域里是属于世界一流的学者之一。与他同专业，时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殷希彭知道这些情况，他还一直存有稗田关于阿米巴研究论文。这也许就是由此让他们二人有缘相识的理由之一吧。胡耀邦总书记在大使馆接见我们时，非常亲切、温和，他谈着自己和稗田的友情，又询问了我们现在的家庭状况，并且说下次让我们以他客人的身份到中国，所以才有了上一幕的1984年10月1日，我们成了胡耀邦总书记的客人，并受到他的亲切接见。】

 

沙飞是神精不正常的情况下，误杀津泽胜；在没有科学确定沙飞是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执行了极刑，这是两个家庭的悲剧，但却不是中日友谊的悲剧，两个家庭相互没有仇恨，正确对待了这一历史悲剧。尤为令人感动的是津泽胜的后人不记杀父之仇，为中日友谊作出了友好的贡献。

 

沙飞没有被历史所忘记。1981年初，《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了中国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的文章《沙飞——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摄影革命家》一文，追忆了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摄影家沙飞。

 

1992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沙飞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 此后，《沙飞摄影展》与观众见面。2004年5月20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的代表，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等人，还有沙飞的5个子女及亲友参加了揭幕仪式。

 

沙飞摄影作品在日本巡展

 

更为可喜的是日本成立中国摄影师沙飞研究团体。据日本《宫崎日新闻》2011年1月5日报道，研究中国新闻摄影师沙飞业绩的“沙飞研究·日本之会”已于近日成立，研究会事务局设在都城市。沙飞在日中战争时期拍摄的照片是宫崎县都城市和中国重庆市江津区开始友好交流的契机。该研究会将于近日访问中国，并计划于明年沙飞诞生100周年之际在日本全国各地举办照片展。研究会把在中国并不广为人知的沙飞定位为“新闻摄影师的先驱者”，计划通过考证其业绩和人物形象，来活跃日中民间层面的交流。

 

沙飞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

 

沙飞离开我们69年了，但他反映中国革命的不朽摄影作品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转自《 察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