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孩子，总得想着给孩打疫苗。侄子、侄女都在我家，加上我女儿，孩子小时候这疫苗就打不过来的打，孩子打了疫苗后总有程度不同的各种反应。后来有一天我说，其实你们不用打那么多疫苗，想想看，如果你们的同学全打疫苗，人人都不发病，谁传染你们？所以，如果是你们同学全都打的疫苗，你们不打也罢。结果就出事了。一次，统一打流脑疫苗，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孩子全打。
打过之后，孩子们爆发式产生不良 反应，住满医院，全城恐慌。我也慌了，一问，我家三个孩子个个有主意竟然全没打，我说：“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传染你们三个，这可如何是好？”火车不通，我用气车把侄子、侄女送走，女儿不走说“要与家乡人民共存亡！”把女儿锁在家里，我参加“工作组”深入到学校协助医生检查孩子病情，忙了两周，总算是平稳过渡。
女儿的堂弟打了乙肝疫苗后反出现乙肝病症，用激素治疗导致肥胖，至今体重超重，多病缠身。
我有个朋友，终生未婚，大家很好奇，怀疑她生理和心理上可能有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向她提出来了。
她很坦率，说她二十岁之前和所有姑娘一样也是春情满怀，春心荡漾的。但下乡期间有一次冬季上山砍柴，
她迷路冻僵了，大家找到她后送到医院，医生给她大量用上激素，此后，她再看异性献殷勤就如看小丑表演。
她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结婚不仅是害别人，也让自己痛苦，所以选择独身实在是别无选择。
朋友生孩子，孩子一出生，医生说有点喘，把孩子放称上一称，说体重够，一针三合一的疫苗就给打上了。
人家的孩子，我也不好阻拦，我想说，孩子既然有些喘能不能先不打疫苗，这疫苗到人体 里是要有所反应的，
岂不加重孩子负担？打完疫苗把孩子放到保温 箱中，挂上一瓶抗生素，同时把氧气输上。
这一系列行为弄得我心脏紧缩。
这么小的身体，刚到这个世界就给强行加入这么多东西，如何容纳呢？
我把手伸进保温 箱，这个新生儿紧紧攥着我一根手指一夜 没有放开。
我问医生，这氧气输得时间长了听说对孩子的眼睛会造成不可逆损伤，是不是得考虑一下？
医生说考虑不了那么远，只能顾眼前。这一夜 ，我老有一种要把孩子抱入怀中保护他的冲动。
早晨我离开时嘱附朋友家人给孩子个手指让他攥着。人家笑我。我走了，孩子很快就死了。
孩子只是气喘，如果用上这么多措施后的结果也是死亡，为什么这个南墙我们要一撞再撞呢？
母亲在时，不赞成给这么小的孩子打吊瓶。
对病人吃东西都提出忌食生冷要求的母亲说打吊瓶是给孩子灌凉水，孩子阳气返不上来命就没了。
好多在医院越治越重的孩子到母亲这母亲只要求停药孩子就一天比一天见好。
不讲阴阳只讲科学当然就可以给孩子大量灌凉水了。
对体质虚弱阳气不旺的老人母亲也反对不停地挂吊瓶，认为这会损伤老年人本已微弱的阳气。
正因为我们把治病理解成不断采取治病措施，所以，不采取行动就不是治病，许多医疗官司就是告医方不作为，
现在又有告医方的抢救是表演。所以，我想西医也不一定认为给新生儿和老年人采取那么多措施是必要的，
之所以做表演就是为了有所作为，为的就是避免遭到不作为的指责。
科学无疑是条捷径，但一味走捷径对人类是不是件好事？
有一个想走私的青年找我说，你是搞法律的，你说真心话，犯罪的成本到底有多大？
比如我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多少？我说你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百分之一。
他听了高兴地说，那太值得干一次了。
我说，可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做叛徒，那么他哪来勇气再回头做义士？
当叛徒受害最大的是人的思维方式，毁灭的是人的精神。而选择错误道路的危险系数就是百分之百。
每当有命案一时破不了时，我总安慰被害人家属说，，案子一定会破，
我的经验是凡负有人命的罪犯象有鬼支着一样一定会浮出水面。
女儿说，你这是用迷信唬弄人。
我说不是，一个人一旦走上一条违反常理的人生道路，他的心理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变化，
很难再回归到正常人生道路上来，所以就会做鬼使神差的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说的就是人要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科学技术使人类从自然中“走私”到大量财富，也毁灭了人类亿万年来在自然生存中形成的勇气。
想让人类再获得这一勇气是太难了。但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认真去想。
如今，想找回人类面对自然，以自然状态生活的勇气已经不可能了。
现代人遇到狼吓得腿软筋麻是正常反应。
我对女儿说，在自然界中兔子遇见狼并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而是沉着应战。
而兔子与狼的斗争也并不是回回以狼的胜利而告终。面对强大对手束手待擒不是动物规则。
而如今人们却一再推行一种向强势投降的“明智”理性。
中医之所以不投降在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是尊重人的个性和个体价值。
认为由于时空位置的唯一性，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唯一性。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存在不能否定另一个人的存在。
说什么现代人比古人聪明，现代科技成果可以取代以往人类的全部成绩，
其实就是把自己所在的这一时空无限扩大了。现代人所在的这一时空的确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有其唯一性。
可人类基因并没有产生突变，说今人比古人聪明的生物证据是什么呢？
从基因角度看，今人不过是古人的再现，所多的可能是历史经验。
可我们人类这几百年走的是“熊瞎子掰苞米”认识道路，手中的苞米只有一个，
怎么就认为自己在认识上很富有呢？
我可以认为我比我奶奶占有的知识多，但我绝不认为我比我奶奶更聪明。
我知道许多现代专家还很困惑的问题我奶奶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随着我奶奶的离去，我知道许多劳动技艺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吃不到唯有我奶奶能盐制的咸菜和酱菜了。
我相信古人能擒狼伏虎，但今人会用今天的现实否认这一点。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会嗑瓜子，可上幼儿园之后她却整个地嚼瓜子吃，并告诉我说：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全这么吃。”如今她在读古书时会时常感叹中国古人会嗑瓜子而今人却学人家嚼瓜子。
我陪得白血病同事到北京复查，向其它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增强了他们做干细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这个手术效果就不一定会这么好。
当我们拿到诊断书，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严重的一种，就没抱丝毫侥幸心理，仅仅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
就进入干细胞移植阶段，捐款和移植手术同步进行，持续整个医疗过程。
这与其他病人反复做化疗，在体能几乎消耗殆尽时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样呢？
所以医生称我们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为自己谈中医就自认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个保守派还是一个激进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决定，
还要由我的社会存在决定。如果早生一百年，我也会象胡 适他们一样为西医鼓与呼。
当事物偏差到某个临界点时，总会有人适时地挺身而出发出呐喊，我称这为人类的自我纠偏能力。
每当我不得不把自己交 给西医朋友时，我也能做到象梁启超那样即便出了医疗事故也无怨无悔。
我的西医朋友对我用他们不疑的态度大为赞赏。
因为我知道，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谈不上什么对错；
治标也好，治本也好，哪头急就先治那，中医也不排斥治标，锅要是沸溢了，先点凉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
既然我选用西医就是去治标的，怎可以指责人家不治本？
有人嘲笑中医也上西医院看病，却不知在医闹和打医疗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医人。
母亲到西医院看病也是一个好病人。在瘫痪的三年中，她采用的就是标本兼治的方法。
母亲订有中西医杂志，有西医朋友，她和西医朋友商量治疗办法，也听任他们用西医方法医治。
母亲吃着中药，静脉注射着“葡萄糖酸钙”等西药，还曾经和我研究怎么能补点铁，
我说铁的成分象熬药那样肯定是熬不出来的。
自始自终我对科学技术象我父亲一样热衷，态度比西方人还激进。
比如，对许多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赞成，科学发展是谁能阻挡得了的么？
限制克隆人研究对生命科学的整体发展都有影响，在与社会发展和谐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学发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儿子描述我少年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时说：“那是一块真矿石啊！”
朋友是教语文的，说我有语病：“你前面已经说是矿石收音机，再说有真矿石就多余了。”
我说我想强调科学发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见惯了集成块，怎么能想象电子“产品”里会有诺大一块矿石呢？
看着现在的孩子组装电脑只需把插件象积木似的一顿插就成，羡慕得我什么似的。
想当年在组装了五管、七管收音机后，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装电视，腋下夹一块“万能表”去找物理老师，
请他帮我测试挑选一个显象管。老师跳着脚说手工缠绕的偏转线圈根本不能用。
我说，我可以缠得和机器缠的一样好；老师说手工进行电视微调是不可想象的，几个月也调不下来。
我说我已做好了调一年的准备……老师看劝阻不了我，干脆半路逃跑了。
我想，科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为早年象我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全偏到科学一边去了吗？
通过奶奶和母亲的描述，我知道中国早期的西医是一批品学兼优的人。
西医对中医造成冲击的不仅仅是医术，更是充满朝气具有热情的人。
正是青年人矫枉过正的热情投入形成了历史摇摆式前进。
按中医的观点这药有偏性，人有偏性，社会发展也有偏性。
“五运六气”所展现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过之间偏摆的。
如果说五四时期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向西方文明偏摆的话，那么现在恰恰需要向东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发展。
科学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学家那里表现得很典型，他给中西医打分，西医打九十分，中医打十分。
这种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愿望。可当我试着把这种分组打分的方法扩展开来，
给牛刀和鸡刀打分，给飞机和火车打分，给美国和中国打分，给科学家和我打分时，
“分”的明晰性不仅消失了，还引发了我思维上的混乱和情绪上的不满。
试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车，我会不会提出让飞机运载煤炭和钢铁的要求？
我会不会产生恨火车无翅，看飞机眼红，不安心工作，消极怠工等不良 情绪？
本来我可以做个快乐火车，只因这一评分方式就把我的积极性全弄没了。
认为可以象打分那样对事物进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严格确认，不承认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不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有余地，一旦形成这样的“科学态度”后，
拿到癌症诊断书时就会问医生还剩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相信科学的准确性。
可量子力学发现：由于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言事件。
这就是说，科学也如算命先生一样不可能料事如神。
就象看上去败局已定的一局围棋，，在靠一小块不确定苟延残喘；
就象红军被赶进草地，革命进入死亡倒计时；
就象中医被一再宣布灭亡，排除在主流医学之外。
而人们所说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这一点点不确定，而这也正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
对这百分之一的不确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动性价值所在。
一旦我们能用好这一点点不确定，就如同红军走出草地，死棋变活，扭转乾坤的情况也就出现了。
如果抱定确定的科学态度，放弃对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还有什么色彩，这样的人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
在有不确定情况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确认怎么会是科学态度呢？
没有西医的冲击我们不会深入思考中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个问题。
而对西医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学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
中西医相互为试金石，中西医都不可能绕过自己的“劫数”。
“劫数”在中国思维中不一定是走向灭亡，多是取真经时必须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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