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名行为视觉艺术家。
她的父亲是泰国人尽皆知的电影业大亨，
家庭成员里大多是律师、法官，
Kawita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富家女生活。
但她的作品却满是苦涩和折磨，像一颗糖衣炮弹！
在色彩缤纷的背景前，
她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又一个劳动工具，扫把、扁担、秤……，
用自虐般扭曲的姿势，不断地在镜头前重复劳动工作，
并且让母亲为她拍摄记录全过程。
Kawita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
大学毕业之后她回到泰国，
发现在亚洲国家，女性的地位仍然如此低下——
她们被强迫去做很多社会认为女性应该承担的工作，
比如洗衣服、买菜做饭、照顾男性等。
从2012年开始，
她花了6年时间用这种方式
质疑这个依然把女性当做廉价劳动力的社会，
并引发我们思考，
凡是女性，就必须逆来顺受吗？
Kawita小时候在曼谷长大，但青少年时期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
18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
那时候的她正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学习艺术。
于是Kawita决定大学一毕业就回到泰国，陪伴我的母亲和家人。
2011年Kawita回到泰国，
没想到受到了很强烈的文化冲击，她感觉到竟然无法作为一名泰国女性融入社会。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并没有能让女性从家庭关系中的从属地位中解脱出一丝一毫，
有很多条条框框在定义着泰国女人，
家务活就是其一，在无尽地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很多劳动是社会认为必须由女性来做的——
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男性等等。我们被当做工具一样，使唤来使唤去。
于是从2011年起，Kawita开始了《工具》系列的创作。
她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工具，一遍遍重复劳动，并请母亲用摄影机记录下来。
我可以是一只扫把、一块湿抹布、一个簸箕，任何你能想到的家务活里的工具。
在《洗衣筐》里，我是“脏衣服”，
不停地往筐子里掉，这种黑色幽默是我的表现性质。
在《正义之秤》里，Kawita用单杠支撑着腹部，
脖子和脚踝各吊着一个菜篮，不停地被投入蔬菜，
而我要努力保持平衡，双脚被勒得生疼。
而在这期间，母亲其实是Kawita的助手，她负责所有视频和平面的拍摄。
每次拍摄过程中，Kawita都希望能够突破自己的生理极限，
但她母亲眼睁睁看着Kawita受苦，有时候也不得不叫停。
在《削冰器》里，Kawita需要把整张脸嵌入冰块里，刀片离Kawita的脸很近，恐惧感是直面而来的。
十秒钟后，Kawita的嘴唇和下巴已经开始麻木了，
妈妈说：“可以了，我拍到画面了，停止吧！”
但Kawita没听她的，我开始说服自己真正地成为一件物品、一个工具，
有趣的是，痛苦只在第一分钟内，四五分钟过去了，
Kawita的恐惧感和生理疼痛逐渐消失：”我不再是我自己，我变成了作品里的工具。“
这是一个冥想的过程，我通过挑战身体的忍耐极限来放空头脑。
还有一次Kawita在身上悬挂的东西太重了，一没控制好平衡，
Kawita从二楼平台摔了下去，自那以后我袋就时常会晕眩。
至于拍摄这些东西，
Kawita认为这反应了女性在泰国的地位——
作为一个女人，在作品里完全被物化了，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变成了冷冰冰的工具。我的曾祖父是个有权有势的人，有四位太太，每一位太太都为他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和任务。
虽然泰国早已不是一夫多妻制，但这种“物化女性”的思想仍然在社会每一个角落蔓延。
她还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们对于劳动的态度。
”我的父亲是位德高望重的电影产业工作者，举办了多次曼谷电影节。
他对家人疼爱有加，对自己却无比严苛。
24小时里，他可以说23小时都在工作。
在我18岁的时候，他就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了。
他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这棵树一直在我们家吗？我怎么从来没发现它这么美！”
他的一生都在寻找快乐，但快乐对于他意味着成功、金钱、地位和名望。
所以他要无止境地劳动，但欲望是没有尽头的，却能让他对身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
于是，
Kawita就将人们这种不知停歇的劳动状态，一五一十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
而在日积月累的呈现中，Kawita也渐渐领悟到：
“当我把自己的极限推得越来越远，我反而能在表演过程中获得很大的力量，一种由疼痛转化而来的巨大力量”。
也许，是艺术帮助她找到了更坚强的自己，以及在遵循传统之外，关于生命更真实的意义。
而在Kawita看来，
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够引发人们一丝丝的思考，她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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