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害的天使们（三）—— 真实的“小偷家族”
大家好，今天是这个儿童侵害系列的第三篇。
在前两篇中，我介绍了“被邻居杀害的孩子”，以及“无差别杀童案”。各位读者的讨论也非常精彩，很多朋友已经能够从“杀人的是变态”这个最表面的现象，开始看到一些与社会、心理相关的深层次问题。
今天这一篇，我来介绍一起让人一言难尽的案子：
《桶川儿童饿死事件》
桶川这个地方，公众号的老读者们肯定不会陌生：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桶川跟踪狂杀人案》，并且由于这个案子的影响，使得日本社会开始关注跟踪狂的恶性犯罪，并最终制定了一系列规制跟踪狂行为的法律。
桶川位于埼玉县的中部，人口大约7万5000人。由于当地几乎都以农地和住宅地为主，缺乏本地工商业，因此绝大部分的居民都在埼玉和东京工作。然而，此地距离东京的通勤时间达到了1小时以上，很多人只是看上了当地的低房价，从而牺牲了地理上的便利。
尽管每天在桶川车站乘车的人数仅有2万6000人左右，但桶川车站近10年的卧轨自杀人数，却在日本全国521个JR车站中，排名第二，平均每年34人。距离排名第一，每年自杀人数39人的“西八王子车站”，也仅仅相差5人而已。
从自杀心理的角度来说，在车站中卧轨自杀，大部分出自自杀者的冲动行为。而促使这种冲动发生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由于生活和工作中压力所导致的抑郁症、慢性病等等健康问题，其二则是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业务负担等等，与工作相关的纠纷。这两种成因，构成了约85%的卧轨自杀动机。
从逻辑上来看，这个现象可以解释为：由于生活开销问题，一些收入不高的人群只能选择桶川、西八王子等等这些距离城市中心较远，但是交通方便的远郊区。然而，由于在工作中日积月累积攒下的压力，以及未来发展的迷茫，最终促成了这些劳动者尽管拼命劳动，但也丝毫看不到生活改善的迹象，最终在某些事件的推动下，选择了冲动自杀。
因此，相信大家也都能体会到，住在这样地区里的人们，是生活在怎样的一种孤独、压抑、绝望的氛围中吧。
2017年10月9日晚上22点20分左右，埼玉县桶川市的119消防电话接到了一起报警：“我家的小孩好像快死了！”
在日本，救护车的呼叫也都是通过119进行的，消防署在接到报案后，会对派出车辆和人员进行判断。形成这一机制的原因是，在火灾发生时，很多情况都需要消防车和救护车同时出动，统一通过119来报案可以节省报案人的时间。
接到报警后，上尾消防署向报警的男性询问了具体的情况，然而那名男性只是说小孩好像是睡着了，但是一整天都没有反应。于是，消防署迅速派出了救护车，前往报警地点。到达了这间位于桶川市的公寓后，救护人员们带着担架和急救工具进入了报警地所在的房间，却发现孩子早已死亡。
然而，在这间两室一厅的公寓中，救护人员们却发现了很多不太正常的情况：孩子的父亲只是闪烁其辞地回答着救护人员提出的问题，例如孩子最后清醒的时间、上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孩子最近接受的医疗治疗等等，基本上是一问三不知的情况；而母亲则坐在卧室里，一言不发，以泪洗面。同时，在这间公寓中，还有两名分别是4岁和3岁的男孩，只是自顾自地在一旁玩耍着。
对于这样的一个五口之家，两室一厅的住房虽然不算宽裕，但是在屋中堆积如山的垃圾袋，还是引起了救护人员们的注意。垃圾袋中，各种生活垃圾、包装盒和包装袋、小孩的纸尿裤等等，完全没有分类地被胡乱装在一起，袋子内外都爬满了小飞虫，散发出阵阵恶臭，堆满了整个客厅。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父母二人还能带着三个孩子在屋里生活，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综合了这些可疑的情况之后，救护人员们决定报警，交由警方来处理此事。
而随着警方的介入，一起牵扯到三代人的家庭悲剧的全貌，才逐渐浮出水面。
死亡的孩子名叫山边晴，男孩，出生于2016年9月，死亡时刚刚满13个月。根据尸检结果显示，山边晴的死因是：饿死。
在尸检报告中，山边晴死亡时的身高为60公分，体重仅为3.8公斤 —— 而13个月的婴幼儿，平均的身高为71公分，平均体重为9.5公斤。也就是说，山边晴在死亡时，身高仅为普通同年龄婴儿的85%，体重只达到了40%的程度，属于极其严重的长期营养不良。
作为比对，我国新生男性婴儿的体重为2.86-3.48公斤。也就是说，作为13个月大的婴儿，山边晴的体重，其实与刚刚出生时几乎没有区别。
由于山边夫妻两人都对小晴的情况绝口不谈，警方只得求助于桶川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按照日本法律的规定，新生儿需要定期去医院进行体检。然而通过市政府儿童保健中心的工作人员，警方了解到，自从2016年11月开始，山边一家便从未带着山边晴前往过医院进行过体检。
由于连续三个月都没有进行过婴儿体检，于是中心的工作人员便带着医院的医生，前往了山边家进行家访。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次医生们前往家访时，母亲山边仁美便以各种原因，阻止医生们进门面会。在坚持了几个月后，山边仁美甚至提出以“骚扰”的名义报警。生怕产生纠纷的医生们，于是便干脆放弃了坚持去山边家进行家访的念头。
就这样，自从出生后2个月，便没有人再见过山边晴。
另一方面，在父亲山边拳士郎，和母亲山边仁美的 Facebook 主页上，与大多数的父母不同，两人都几乎没有发过任何与孩子有关的照片，甚至没有向朋友们报喜孩子诞生的消息。这也令警方和知晓事件的媒体们感到很奇怪。
山边拳士郎，25岁，1993年4月26日诞生于九州福冈县饭塚市，2011年自高中毕业后，前往东京打工，从事土木工、建筑工人为生。在2012年5月，他与仁美相遇（原名：石井仁美），并在8个月后的2013年1月结婚。
根据市役所的信息显示，山边拳士郎和仁美共育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诞生于九州饭塚市，次子和三子都诞生在桶川。然而，根据事发之后，儿童保健中心的工作人员调查，山边家的长子和次子都没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没有发现虐待的情况。对周围的邻居进行走访后，警方发现两人除了有时会在家中打骂孩子时，被邻居听到之外，似乎并未出现过严重的问题。
警察们随后前往了山边拳士郎所工作的建筑公司。据了解，拳士郎在2014年秋天开始在这家公司工作，工作表现中等，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在问道拳士郎对孩子的情况时，公司的同事们却纷纷反映，从未听他提起过自己的孩子们。
另一方面，孩子的母亲山边仁美，是一个身高150cm，体重不足35公斤的极为瘦弱的女性，与丈夫同为25岁。尽管生在桶川长在桶川，然而仁美似乎并没有什么来往的朋友。在她的 Facebook 页面上，尽管注册于2009年，但她也仅仅有6名好友。在邻居看起来，山边仁美似乎是个与任何人都不来往的人。平时就算在楼道里碰面，但她也几乎不打招呼，躲避开人们的视线，低着头与邻居擦肩而过。
警方的调查，似乎开始碰到了一面看不到的墙：夫妻两人尽管有些古怪，但是由于两人都太过于不起眼，与社会的交集非常少，所以警方能够了解到的信息也极其有限，甚至无法弄清夫妻两人的关系如何，又是怎样生下不幸死亡的山边晴的。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山边仁美的父亲石井仁在考虑再三下，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之后，才让我们对这起事件背后的故事，有了一览全貌的机会。
事件中的母亲山边仁美，1993年出生于一个几近崩坏的家庭。
做为家中的长女出生的仁美，她所度过的童年，与自己的孩子们极其相似。在生下了三个女儿后，仁美的父亲不堪生活的压力，曾经尝试过自杀。三次自杀未遂后，痛苦的石井仁提出了与妻子离婚。在仁美8岁这一年，父母正式离婚，法庭判决由母亲带着三个女儿生活，而父亲则需要每月支付15万日元的抚养金，直到三名女儿都年满18岁后结束。
离家后的石井仁，开始了四处奔波打工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母亲渡边尚子也开始了精神崩溃的征兆。申请了政府的最低生活补助之后，加上孩子父亲每月支付的抚养金，整日无所事事的尚子，常常将孩子们锁在家里之后，自己独自一人去玩小钢珠。在仁美的回忆里，妹妹们被整天整天地关在阴暗的公寓里，每天只能用零食当饭吃。自己从学校放学后回到家中，往往要等到夜深之后，才能够见到醉醺醺的母亲从外面回来，带回一些食物让孩子们果腹。
因为这样的原因，石井仁美从小就非常瘦弱。当别的孩子衣着光鲜地去上学时，她穿的衣服却总是脏脏兮兮。不久之后，仁美便成为了班里孩子们霸凌的目标，同学们常常大喊着“她好臭啊”，一边把她推进厕所的单间里锁起来。
由于沉迷于赌博，母亲的收入开始入不敷出。为了继续玩小钢珠赌钱，她开始通过“消费者金融”借高利贷，不断变卖家中的物品。由于生活所迫，母亲尚子开始从超市、商店里偷东西度。被多次抓获后，尚子开始教唆自己的三个女儿去超市里盗窃。由于女儿们不情愿，她甚至拿出了菜刀，强迫着女儿们把想要的东西偷回来。到了后来，她给每个女儿都下达了“KPI”，不偷够足够的东西，就不给饭吃。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母亲渡边尚子每每有不如意，便会虐待仁美和她的妹妹们。在学校仁美在初中起便患上了对人恐惧症，无法直视他人的目光，更惧怕与陌生人的交流，同时也患上了哮喘。而这，也解释了为何仁美在Facebook 上，只有寥寥几名好友的原因。
因为病情严重化，学校方面也觉得让仁美继续在学校就读，只会加深她的病情。于是在初三这一年，仁美在学校办理了休学。另一方面，仁美一家异常的情况，也被桶川市市役所的工作人员得知。在进行了多次家访之后，市役所认为母亲尚子已经不具有继续养育孩子们的能力，便联系了仁美的父亲，希望他可以接手三个女儿的抚养。
祸不单行，就在石井仁同意了抚养三个女儿之后不到一个月，他所经营的小公司却突然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石井仁只好联系了桶川市的工作人员，如实反映了自己的情况。最终，市役所只好将仁美三姐妹送入了儿童保育设施，也就是所谓的孤儿院。
另一方面，仁美的母亲尚子由于严重的酒精中毒和精神压力，已经出现了幻听幻视等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作为精神病患者的处置措施，她被送入了精神病治疗机构。
在儿童保育设施中，仁美也并没有迎来人生的转机。尽管已经16岁，但仁美的体重也仅仅有30公斤，于是在设施中她再次成为了其他孩子欺辱的对象。为了活下去，仁美悄悄从这间孤儿院里逃走，开始了在街上流浪的生活。她找到了一辆被废弃的面包车，在车上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家”，吃住都躲在车里。
半年之后，因为实在走投无路，仁美再次回到了这间孤儿院。2011年年初，石井仁还完了自己破产后的借款，将仁美三姐妹从孤儿院中接了出来。
2012年4月，19岁的仁美开始打工，每天往返于桶川和东京之间。尽管她还是有着严重的哮喘和对人恐惧症，但为了维持生活开销，她还是选择了走出家门工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开始尝试从网上结识朋友，因为她觉得从网上接触的人并没有现实中那么可怕。
在她20岁那天的生日，她遇到了山边拳士郎，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在2013年1月，已经怀有身孕的仁美带着拳士郎回了家，向父亲提出要与拳士郎结婚。
而那时的拳士郎，其实也并没有一份收入理想的工作。还在一家建筑公司干小工的他，其实是在网上约炮中遇到的仁美，却没想到就此让仁美怀了孕。他最初向仁美提出想要她打掉肚子中的孩子，然而在医院体检后，医生却提出仁美的身体过于虚弱，实施流产的话恐怕会危及生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拳志郎才答应了仁美结婚后把孩子生下来的要求。
仁美的父亲对拳士郎并不满意，然而考虑到自己女儿的身体境况，以及自己窘迫的家庭经济状况，他提出要由拳士郎将仁美带回九州，在拳士郎的家中照顾并生下孩子。于是在2013年1月，两人刚刚登记结婚过后，仁美便随着拳士郎回到了九州福冈的饭塚市。
在九州的婆家，拳士郎和仁美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好。由于拳士郎的哥哥一家也在父母家中寄住，家里的经济情况也属于捉襟见肘。而相对于东京来说，拳士郎在九州本地打工的收入也低了不少。生下了长子之后，仁美对人充满强烈恐惧的性格，让她与婆家的关系非常不融洽。夫妻两人考虑再三，只好搬回了埼玉县桶川。
2014年春，回到桶川的山边一家，在仁美父亲家附近找到了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住了下来，月租6万日元（3600人民币左右）。当年，仁美又为拳士郎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因为身体瘦弱，加上哮喘病的缘故，仁美在生下这两个孩子的时候都选择了剖腹产。然而，从拳士郎这段时间在 Facebook 上所发的状态来看，他其实早就厌倦了这样的家庭生活。
从2014年4月起，他便多次在网上感叹道生活没有意义，非常空虚，而且从来没出现过他和妻子在一起外出的照片。
与之相对的是，拳士郎却在妻子怀孕待产期间，自己独自返回了九州，与高中的朋友们一起在九州北部玩了半个月的时间。
2014年12月，仁美得知了母亲尚子已经从精神病院出院，自己独自居住的消息。于是她瞒着父亲，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去探访了母亲。没想到的是，当她打开虚掩的房门，却看到了母亲上吊自杀的尸体。在这件事之后，仁美收到了强烈的精神刺激，对生活也丧失了继续下去的信心。
2015年，山边拳士郎和山边仁美夫妻，因为合伙在超市多次盗窃，被超市抓获。由于怕被通知公司后自己遭到解雇，拳士郎提出与超市和解，条件是夫妻两人支付合计100万日元的赔偿金。为了凑上这笔赔偿金，两人向小额信贷公司借了100万日元的高利贷。
生活可以说是被这夫妇两人过得一团糟。
为了维持生活，夫妻两人只好将两个儿子都寄住在老丈人石井仁的家里，靠他的最低生活保障过活。仁美彻底放弃了生活的希望，每天都蜗居在家里。拳士郎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去夜店打工，结果却慢慢染上了夜店的习气，与几名打工的女性闹得不清不楚，经常夜不归宿。
然而此时的仁美，却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
2016年9月，仁美产下了第三个儿子山边晴。由于早产，山边晴在生下来的时候只有2.4公斤。在石井仁的要求下，山边拳士郎开始回到家里住，长子和次子也被送回了拳士郎和仁美身边。
此时刚刚完成生子的仁美，却意外地得知了一个令她更加崩溃的消息。
她的丈夫拳士郎，染上了淋病。
（淋病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图片太恶心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查。）
在她的逼问之下，拳士郎承认了自己在仁美怀孕期间，在外面与其他女子有染，最终被传染上性病的事实。已经为拳士郎生下了三个儿子的她，此时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之中。而几天后，她发现比自己年幼3岁的妹妹爱美，也得上了淋病。
石井爱美，比姐姐仁美小三岁，自幼患有智力发展障碍，只具有大约7岁儿童左右的智力。在妹妹也患上淋病之后，仁美和父亲石井仁以报警相威胁，最终从拳士郎的口中得知了真相。拳士郎用哄骗的方式，与爱美在2016年夏天发生了肉体关系，并将性病传染给了她。
真相大白之后，仁美的抑郁症让她彻底变得对生活麻木不仁，对三个孩子也开始不闻不问。石井仁对女婿拳士郎的做法也相当恼怒，然而考虑到三个外孙的生活，不得不先将怒火压了下来，希望能够不将家丑外扬，勉强让拳士郎和仁美维持夫妻关系。
在这样的家庭里，完全丧失了希望的仁美开始选择逃避。对于刚出生的小晴，她只在孩子哭闹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时，才给他喂奶。而拳士郎也继续开始了夜不归宿的生活，每周仅回家几次探望。两个稍大的儿子还知道在饿急了的时候，跑到外公家里找吃的，而被剩下的小晴，就只能每天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想要让父母给他一点食物来充饥。时间一长，小晴也就慢慢没有了哭喊的力气。
2017年10月9日，山边拳士郎再次回到家。他发现了早已冰冷下来的小晴的尸体，在惊慌之中便拨动了119的电话。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本篇开始的一幕。
根据法医验尸的结果，山边晴的死亡时间，是在拳士郎报案之前的48小时。他的胃空空如也，而且已经发生了萎缩，被证明是长期得不到食物，严重营养不良所致。据法医回忆，山边晴的尸骨看上去犹如干尸一般，瘦得皮包骨头。
2017年10月12日，事件被警方发现后的第3天，山边拳士郎所幸存的两个儿子被政府接走，送入了儿童保育设施。
2018年5月16日，埼玉县警方以“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对山边拳士郎和山边仁美，进行了正式的逮捕。
目前本案正在等待开庭审理中。
为了防止山边仁美多次出现过的自杀企图，在看守所中警方对仁美进行了24小时监护。
山边拳士郎目前为止对饿死亲生儿子小晴的事实，未表达出任何的态度。
山边夫妇的其他两个儿子，仍然寄养在孤儿院中。等他们从孤儿院中毕业后，又有怎样的人生等待着他们呢？
由于罹患慢性病和癌症的缘故，石井仁无法接替山边夫妇，对两名外孙进行抚养。
山边拳士郎的父母也主动提出，放弃了领养两个孙子。
山边仁美的母亲所放弃的养育责任，直接导致了仁美的人生悲剧。而仁美的悲剧，又导致了山边晴的惨剧的发生。
悲剧一般轮回的命运，如同诅咒一般地笼罩在这家人的身上，是不是又会降临在那两个幸存的孩子的身上呢？
依据日本近10年来的判例，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的量刑，视情节轻重，基本上在5-10年有期徒刑之间。如果作为加害者的父母，受到精神疾患、药物中毒等情况的影响，处于部分行为责任的状态之下，其罪责会相应地减轻到有期徒刑3年左右。
而另一方面，根据埼玉县的官方统计，在2017年遭遇到家庭暴力、虐待、性侵、遗弃的，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达到了7980人之多，其中被父母放弃抚养，进行遗弃的儿童人数为1107人。根据同期人口统计，埼玉县的18岁以下人口为135万人，也就是说在1000名儿童中，就有6名儿童在家庭中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出于对个人和家庭的隐私保护，在大多数的儿童虐待、遗弃事例中，儿童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并不能直接地接触到可能受到侵害的儿童。而这也就使儿童们遭遇侵害之后，并不会立即被相关机构得知，使他们侵害的程度更加严重、更加隐蔽。
出于保护儿童的目的，一些群体已经向政府建议，要求政府定期对所有适龄儿童进行强制性的会面，以保证这些孩子的安全和福利。
尽管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尝试用充满温情的剧情，来让我们看到那些已经“崩坏”的家族中，仍然有着希望的光芒。然而在现实中，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恐怕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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