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狗求生：潜逃十八年，我想做好人
前阵子和一个警察朋友聊天，他提起自己喜欢两部电影，一个是《白日焰火》，另一个是《烈日灼心》。
他说，你们看警察题材的电影，主要图个热闹，我们看的是门道，“不说别的，就说《烈日灼心》里，刑警队长伊谷春和协警出门，驾驶的是未开制式车辆,说明不是警务活动；伊谷春后来从怀里掏出了枪，不是腰上拔的，说明这不是值班枪；拔枪之后他没上膛，只用手指拨动保险，我们就知道，他在防备那个协警。”
看过电影的人知道，影片中的协警辛小丰确实不无辜，他是一起灭门惨案的重大嫌疑人。案子7年都没告破。
这7年间，包括辛小丰在内的3个嫌疑人一直在逃：一个当了协警，执行危险的任务，却不敢考正式警察；一个当了出租车司机，帮助无数人却从不接受采访；还有一个智商更高的，装了7年傻子，连朝夕相处的兄弟都没发现。
逃避罪责的7年，他们哥几个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这么多年，每天都没指望还有明天。”“那只鞋如果要掉，那就让它掉下来吧。”
今天的故事和逃亡有关，主人公何芳东在冲动杀死继母后逃了18年，在此期间，他被诬陷偷钱却不敢反驳；想做点小生意，被人砸了摊子不敢报案；就连女朋友被飞车党抢了东西，也得忍气吞声。
他再没做过一次恶，可就像伊谷春说的，法律是人性的低保，它又讲人情，又残酷无情。它踏踏实实地告诉你，做人最起码该怎样。
犯了案，总得付出代价。
事件名称：潜逃十八年
事件编号：罪行04
亲历者：刘焱
事件时间：2017年3月
记录时间：2018年7月
逃亡十八年
刘焱/文
铁轨交错延伸，铺向很远的地方。
沿着铁轨徒步行走的何芳东神情恍惚，胡子却刮得异常干净，不像是个流浪汉。没人知道他走了多久，直到一辆火车朝着他的方向驶来。
路边的几栋房子早已搬空，挂有“火车扰民，心惊肉跳”的白横幅依然醒目，一阵汽笛声急促响起。
何芳东被两名铁路警察扑倒，半侧脸颊贴着地面，耳膜里传来轰轰隆隆的巨响，直至火车呼啸驶离，两位铁警才拉他起来，让他去派出所走一趟。
在路上，铁警问他是不是想自杀？何芳东说自己不想自杀，就是看到护栏那里可以进来，就想看看。
“快四十了，没有坐过火车。”他自嘲地笑了笑。
警察说，这样最好，以前这里出过事，死者家属沿途用烧火钳一点一点地夹碎肉，走了几公里，尸块也没找着几斤。你去所里做个笔录，接受一下批评教育，以后不要再犯。
收录指纹时系统坏了，姓张的警官让何芳东明天方便时再来。
第二天，何芳东早早动身。他和前一天判若两人，明显能看出特意收拾了一番：推了个利落的平头，皮鞋鞋面虽然起皱，却被仔细擦过。
在派出所等了半个多小时，值班民警一直在抽烟。何芳东望着他，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他想走。
刚推开玻璃门，张警官迎面走来，何芳东喊了他一声。
张警官愣了一下，没想到他真会回来。
何芳东说，昨天说好要过来的。
那跟我过来录一下吧，张警官说。
何芳东不自然地跟上去。
拍照时，张警官发觉何芳东脸色发青，右手手指不停地在大腿上来回移动。指纹比对的结果出来后，在场的人都为之一惊。
经过电脑筛查、人工干预后，系统显示何芳东的指纹与在一位逃18年涉嫌故意杀人、强奸网上在逃人员指纹的分叉点、短脊、眼形、端线等十几个特征相同。
警察给何芳东戴上手铐，问他，知道为什么吗？
何芳东回答：“应该是杀了人吧”。
“有些人，我们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但我感觉何芳东是个老实人，当时只是例行盘问，没想到他真的过来了。”张警官事后说。
张警官还告诉我：“可能他有自首的想法却不愿主动交代，或者心怀侥幸，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他的案子销了。”
2017年3月18号，何芳东被当年案发地S市过来的民警带走，他挠了挠头，一脸茫然。
这年何芳东36岁，未婚。
在我会见何芳东前，曾有狱警特意提醒我，不能问与案件有关的问题。案子拖了这么多年，基本事实也比较清楚，警方似乎急于结案。
我给对方递了支烟，笑着问：“那像娱乐记者一样，挖人家八卦？”
见对方接过烟，我又补了句，“不会让大家为难的。”
何芳东在18年前杀害的人，是他的继母，同时也是他的三婶。卷宗显示，何的继母死于开放性颅脑损伤，临死时尸体右手垂落在地，一团头发被血块粘在一起。
而何芳东就在那晚之后，开始了长达18年的逃亡生涯。
畏罪潜逃时，何芳东拿走了家中抽屉里的500块钱，由于杀人潜逃的嫌疑明显，把人抓住是警方最重视的，没想到的是，逮捕一个少年会花上那么多年。
何芳东在案发当晚就一路逃窜，躲进了一个垃圾站。
他将自己埋进恶臭的垃圾堆，只露出头，耳边萦绕着蚊子翅膀煽动的嗡嗡声。他听见外边有汽车驶过，还有醉酒的人在大喊大叫。好几次他想跑出去，最后都忍住了，他害怕外边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围堵。
大概凌晨三四点，何芳东才因为口渴爬出垃圾堆。他找了许久的矿泉水瓶，用里面残存的水把嘴唇打湿。
其实当晚并没有警察追捕何芳东，继母的尸体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被发现。
连夜逃跑的何芳东，在第二天登上了南下的大巴。躲在大巴里，他不住地向窗外望，沿街的房屋在迅速倒退。
正当他看得入神时，一辆警车从大巴侧面驶过。何芳东的心一沉到底，紧接着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一秒一秒地等待。
警笛声越来越远，他依然不敢抬头。大巴车每次刹车，他的头都要撞在前座靠背上，反复多次，少年何芳东的脖子被硬生生扭伤了。
“我怎么就把人杀了呢？不然躺在床上多舒服啊。” 逃亡的路上，少年何芳东想。
我第一次会见何芳东，觉得36岁的他看上去很腼腆。他刚见到我就抬起身子，不住地说“麻烦你们了。”
我问何芳东，侦查人员有没有对你进行刑讯逼供。何芳东结结巴巴地回答：“没，没，也不算吧。就吼我，说不老实交代……可能睡眠会、会不太好。”
我让他脱了衣服，发现他左臂有些淤青。何芳东着急地挥手，说这是自己摔的，不能怪警察。
我接着问，他们为什么吼你？
“因为我问了句，我真有强奸我那个妈妈？他们就说我自己干的好事，怎么能不记得。”说完何芳东仰着头，好像是在等我接话。
我告诉他这一点很关键，目前公安机关那边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
“死我不怕，一命抵一命。但强奸……我不希望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何方东带着哭腔。
鉴于该案嫌疑人时隔18年才落网，公安机关很重视，何芳东刚被押解回来的时候，侦查员说一定要在24小时内拿下审讯。
审讯室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蓝色大字。何芳东在侦查员审问下，竭力回忆18年前的细节。
1999年的暑假，才读完高一的何芳东辍学了。案发那天，是何芳东高中同学的生日， 他晚上去参加了生日宴会。
同学的父母准备了一个六层的大蛋糕，周围的人拍手唱《生日快乐》歌。何芳东从没吃过蛋糕，不知道奶油这么香。
10岁那年，何芳东被过继给了三叔。三叔家有两个女儿，一直希望添个儿子，因妻子身体不好已无法再生育，就领养了何芳东，传宗接代。
何芳东被过继到三叔家后，继母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么一个儿子，她不想自己的女儿吃亏，对这个外来的儿子也就没有太多好感。
继母对何芳东很是苛刻，在吃穿、零用方面厚此薄彼，他的衣物被褥要自己洗，自个缝。十岁出头的何芳东平时穿得破破烂烂，身上打满补丁，被人笑话有两个爸妈还活得跟叫花子。
长身体的时候，何芳东总吃不饱。18岁生日，他犹豫许久，向继母提出要20块钱，去外面吃顿好的。继母没同意，去厨房给何芳东炒了个蛋炒饭，饭是馊的。
何芳东几次跑回家，说不给三叔三婶当儿子了，都被生父生母赶了回去。回到三叔家，他又被责难，说是靠不住的白眼狼，养不熟。
后来何芳东每次吃饭前，继母都会问他，自家的米会不会喂了狗？真喂了狗倒也好，狗不听话，就一棍子打死吃狗肉。
每次何芳东都说，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爸妈，还跪在餐桌前不停磕头。
案发前几个小时，何芳东在同学的生日宴上不停喝酒，直到灯光在眼前摇晃，临近散场时才稍稍清醒，他与同学又干了几杯，一个人走回家。
当晚10点多，继母还没睡，只穿着内衣坐在沙发上，见何芳东回来，骂他：“一天到晚鬼混，不找工作，窝家里等我伺候你？”
酒劲还未散去，何芳东一阵眩晕。他幻想同学们过来给他补过生日，在众目睽睽下遭到辱骂，他的自尊荡然无存。
继母尖锐的叫骂声不绝于耳。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人是狗”。何芳东将继母按在地上，用高跟鞋狠狠砸向她的脸，“我受够了！”何芳东记得自己砸了二三十下，回忆这一幕时，他的眼睛突然睁大，双手放在右肩，还在不断做出向下砸的动作。
行凶时，鲜血溅到何芳东的脸上，他怎么都擦不掉，还觉得越擦越多，“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血？”他闭上眼睛，回忆那个杀人瞬间。
跑出家门后，何芳东一直不敢回头看，就是不断跑啊跑。
载着何芳东南下的大巴停在了G市。起初何芳东居无定所，时常睡在桥洞。他梦见自己被押送到刑场，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醒来后发现，只是脑袋下面硌着粒小石子。
肚子饿了他就在小饭店后门的泔水桶里翻找剩饭，偶尔老板可怜他，会给一个盒饭。吃完饭，何芳东会主动留下来，洗两个小时的碗再走。
有流浪汉跟何芳东讲述过被收容遣返的经历，不交钱的话，挨打是免不了的。有些还被送去劳教，出来只剩半条命。之后碰上治安队查暂住证，何芳东毫不犹豫地跳出桥洞扎进水里。
直到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才得以废止。在此之前，收容制度导致流浪汉的日子很不好过。
逃过几次后，何芳东意识到如果不找份事做，被收容是无法避免的。
何芳东化名刘冬，在码头找了份搬运工的活儿。南方的船吃水很深，要把货物搬到岸上，得走一段差不多三四十度的陡坡。搬运沙子5块钱一吨，水泥6.5块一吨，一袋一百斤，工资月结。最多时，他一次扛过300斤。
白天的劳累身体可以习惯，难熬的反而是晚上。
工友们下班到外面的录像厅看片，他以攒钱为母亲治病为由，从不参加活动。总是一个人困在工棚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实在无聊，他托工友从街上带书回来。其中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让他爱不释手，不知翻了多少遍。 “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何芳东把书里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
有次何芳东下定决心，要去看一场路遥小说改编的老电影《人生》。看电影的前一夜，何芳东辗转难眠。平时连生活必需品他都是托工友买回来，他已经有日子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了。
第二天下班，何芳东第一次走出工棚。他特意找了本杂志，在往录像厅走的路上闷头翻看。路边有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在巡逻，何芳东看见有拄拐的老人经过，主动迎上去，刻意大声询问老人是否需要帮忙。
那天治安人员拦下的几个人里，并没有他。
何芳东要看的电影，不是工友们喜好的口味，录像厅里只有寥寥几人，其他人都跑去隔壁房间看三级片了。何芳东独自坐在漆黑的屋子里，流下了眼泪。
电影中男主角辜负了痴情女巧珍，何芳东幻想，如果自己也能遇到巧珍那样的伴侣，一定不会背叛她。
这点幻想成为了何芳东工作的动力。他安心做了3个多月的工，攒下2000块钱。眼看日子有了盼头，江上一艘船突然扣翻，惊动了警察。
何芳东不敢继续留在码头，他工资都没结清，只和工头说家里有事便匆忙逃离。
他又换了名字，在碎石场干了一段时间。期间有工友丢了300块钱，怀疑起何芳东，他没有争辩，当即赔钱走人。
他担心，警察来了的话，抓走的不是小偷，而是他这个杀人犯。
何芳东被刑事拘留后的第30天，检察院根据公安机关的提请，审查案卷材料后，下发了批准逮捕书。何芳东故意杀人，从程序上讲没有地方不对。但关于强奸的判断，似乎有些勉为其难。
我注意到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里写着，死者家里的沙发有部分精斑，但阴道内没有检查到精斑。因为条件受限，当年只提取了现场的指纹，并没有对精斑进行留存和检测，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何芳东实施过强奸行为。
对何芳东强奸继母的指控，和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关。但何芳东对这一事件的供述并不完整。
何芳东16岁那年，有天夜里迷迷糊糊地去洗手间，撞见继母在洗澡。关上门后，他愣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弯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他以为继母在外打牌还没回来。
继母气汹汹地打开门，质问何芳东打了什么主意。何芳东靠墙慢慢往下蹲，拉起衣服蒙住头，不停地道歉。
继母用手指戳何芳东的额头，转身进了卫生间，她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包括三叔。何芳东当时以为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以后的日子，继母却患上了疑心病，她开始说丈夫与何芳东的生母有染，怀疑何芳东是私生子。子虚乌有的事情渐渐被继母认为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何芳东的继父原本想靠着侄儿养老，生活变得一团糟之后，他自顾不暇，撇下一切外出打工去了。
这件事成了何芳东与继母关系更加恶化的导火索，直到案件发生那天，继母只着内衣坐在沙发上，何芳东回忆自己动手时，心里想的是，“我要砸烂这张脸，我受够了。”
到底是否进行了性行为，何芳东的记忆里只留下一团迷雾。
在递交法律意见书时，我去找过检察官。当时有两位律师正在他办公室协商别的案子，现场气氛有些僵硬。我不敢多说话，只告诉他我的法律意见书大意是：故意杀人供认不讳，关于强奸我们不认。
检察官等其他人都离开了，敲敲办公桌说：“这个案子如果法院肯放过你，我们不抗诉。”
一切稳妥后，我去看守所会见了何芳东。他告诉我：“现在比之前的任何一天都过得踏实，我不用再自欺欺人了。”何芳东紧绷的脸舒展开来，他抬起双手，伸出中指和食指放于鼻尖处，深吸一口气，尴尬地一笑，说想抽根烟。
后来我给他带去几根在免税店买来做纪念的KENT香烟。不过这种行为是禁止的，事后我遭到了处分。
何芳东曾小心翼翼地问我：“就是那种从家里得到了很多关爱，所有人都喜欢他的人，是不是就不会犯这种大错？”
“多少有点关系，但有的人家庭美满也会犯滔天大罪，有的人即便身处炼狱也在坚守社会的底线”，我回答道。
我宽慰他：“执法部门的人是有感情的，很多人关心你的案子。”
“谢谢，你相信我吗？”何芳东低着头。
“从证据上看，我是想相信的。但隔了这么久的往事，个人的记忆都有可能出现偏差，你说呢？”
“我也不知道，如果有，那我一定会后悔到棺材里。”他再次强调这一点。
何芳东吞了几次口水，表情好像被噎住了一样，继续说：“我到底是错了的。”
这些年的逃亡之路，何芳东已经记不住自己有过多少化名。遇到前工友，对方喊出的名字他总要愣上许久，心想“以前好像用过这个名字”。
何芳东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为了得到一个可以办银行卡、住旅店的新身份，他联系过街边办证的小广告，被骗去身上所有的钱。没工作也没钱，他又把自己藏进了垃圾堆，时间久了，何芳东觉得自己仿佛和垃圾融为一体。
“这种日子无聊又绝望，我想着去垃圾堆乱翻。你可能理解不了，人到那种状态，会觉得那里就是座金山，说不定就翻出个照片和我长得像的身份证。”何芳东告诉我。
他收集了很多大白兔糖纸，那是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糖。
何芳东翻捡垃圾时踩到过铁钉，痛得他破口大骂，将木板丢出好远，“我当时就想，连木板也和我作对，我要和这片废墟同归于尽”。
我插了句话，“就是这种愤怒才是悲剧的根源，所以不能全怪家庭。”
后来何芳东在垃圾场遇到个叫强哥的二流子，他自称是劳务公司经理，专门给兄弟介绍赚大钱的工作。
强哥带着何芳东来到东莞的厚街镇，和四五个胸前手臂满是纹身的男人同住一间房。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砍刀、绳索、麻袋。
强哥告诉何芳东，“这些哥们身上都背了事，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听到这句话，何芳东心里安稳下来，他想着都是同类，在一起有安全感。
然而何芳东发现自己和这群人并不一样。
加入的第三天，他们被要求砍人一只手，酬劳3000块。因为脚伤未愈，何芳东没有跟去，他独自在房间里，心情忐忑。
没两小时他们就回来了，看上去有点累，坐下来开始打牌。何芳东以为这些人只是去吓唬别人。
晚些时候，众人喊何芳东一起去喝酒，说钱到手了。
何芳东不肯相信。
“一只手，两斧头就卸了，还要捡来给你煲汤？”有人调侃道。
被整治之前，厚街就像是港剧里的九龙城寨。何芳东待了半个月，发现在这里械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何芳东说自己在厚街没赚到一分钱，因为下不去手，“我是杀过人，但要我再拿起刀，我有一万个理由丢掉它”。
强哥安排何芳东到联防办帮忙，在检查一个男人的暂住证时，联防办的人看对方态度不好，就示意何芳东找点麻烦。何芳东撕毁了那个男人的暂住证，男人还被扇了一巴掌，然后被联防办带走。何芳东说这是他当时做得最出格的事。
在联防办待了十八天，何芳东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做不了坏人”。周围的人都让他“威一点”，把外省人当野狗对待。
何芳东说：“我也是一只野狗。”
因为频繁变换身份，他已经分不清自己应该是哪里的人了。
在看守所里，何芳东对我说，“现在我觉得比逃亡的时候简单多了，不用惊慌，而且看守所至少比垃圾场好。”
他深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但我其实还是想活的，等有一天出去了，我想去找雁子，如果她还是一个人，我就守着她好了。不过就算是判了我死刑，我也觉得是该。”
雁子是何芳东逃亡中遇到的姑娘。
一天半夜，他蜷缩在城中村路边的门板上，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喊救命。他看到两个30岁左右的男人，正在抢劫一个中年阿姨。
何芳东冲了过去，对方说自己身上有恶性传染病，警察都不敢管，让他赶紧滚。
他完全不在乎对方的恐吓，拦住了那两个男人。
“我不怕死，兴许还能赚回点名声。我不想死的时候只能被人骂是‘杀人犯’。”何芳东说。
何芳东被他们踢了几脚，两个人就消失在夜色里了。获救的阿姨向何芳东道谢，还问他为什么睡在路边。
何芳东谎称自己被爸妈赶出来，没身份证进不了厂。阿姨让何芳东先住到自家平房里，租金等赚到钱再给。
何芳东在阿姨的帮助下弄了张身份证，他摆起了地摊，尝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2002年，他在摆地摊期间遇到雁子，过上了逃亡期间最大胆的一段日子。何芳东带着女友去转商城、逛公园、看电影、溜冰、唱卡拉OK。以前不敢出入的公共场所，他都不再躲避，有时见到警察还主动过去问路。
“你看过《无间道》没有？我想做好人。”何芳东说这是他很喜欢的电影。
影片中刘建明是在警局卧底的黑社会，即使想做好人，却摆脱不掉坏人的身份。另一位主角陈永仁在黑帮当卧底，哪怕在做坏事，也还记得自己是个好人。何芳东说自己想当陈永仁。
可惜何芳东后来的经历，更像刘建明一些，他精心维护的美好形象，逐渐被现实一一打破。
有天下午，一辆摩托车从雁子的身后疾速驶过，当反应过来时，她的耳环被扯掉了，耳垂血肉模糊。
被劫走的那对金耳环，是何芳东送给雁子的生日礼物，她执意要拉着何芳东一起去派出所报警。
何芳东这时猛然想起，他犯下的事比抢劫更大，一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何芳东出门摆地摊，被几个年轻人敲诈，雁子顶了几句，这几个人就动起手来。
何芳东护住雁子，向那几个年轻人求饶，事后也不愿报警。雁子质问何芳东为什么如此软弱，何芳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软弱，我一活死人。雁子带我见她老乡和朋友，介绍我叫什么名字，还说自己找了个最好的男人。她以为自己说的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我头皮就麻，想快点走。”
雁子的朋友曾向他俩倾诉自己生活的难处，因为孩子是超生的，为了躲掉罚款，孩子一直是没上户口，眼看就要上学了，还是个黑户。
雁子一直安慰朋友，何芳东听得心理难受，还得跟着雁子一起劝她们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总会有办法的。
那天回到家，何芳东像得了失心疯一样，反复问雁子：“今天我没有哪句话说错了吧？我没有吓到你吧？没有吧？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我。”
何芳东知道，他和雁子的未来不会比朋友过得更容易。他自己都无法以真实的身份示人，不敢领结婚证，就连拍婚纱照都担心会留下隐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杀人犯。
压力过大的何芳东开始出现各种幻觉，雁子以为他发烧，倒凉水给他洗脸。雁子告诉何芳东，自己过的很幸福。
洗脸的时候，何芳东哭了，也彻底清醒了。
何芳东开始故意刁难雁子，俩人大吵了一架，以分手告终。
为了隐藏身份，何芳东觉得自己骗谁都可以心安理得。但是骗雁子，“真的比死还难受”。
何芳东问我：“你谈过恋爱没有？”
我说谈过几次。
“你肯定有好多女人可以选择，我就遇到一个，还怕哪天暴露了，她会怎么看我。”最后他说，这辈子到这里，就算完了。
2017年十月下旬，何芳东的案子开庭了。公诉人说何芳东对强奸的行为供认不讳。
这让我有很大意见，我直接站起来指着公诉人说：“你告诉我什么叫供认不讳？就一句，‘我真的杀了我那个妈妈’这就叫供认不讳？你们证据链不完整就扯供认不讳？”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辩护人请遵守法庭纪律，发问之前先申请。”
公诉人继续说何芳东的强奸行为证据确凿，不能因为以前的刑侦技术不够成熟，就表示何芳东没有实施强奸行为。
我听了依然无法控制情绪，又站起来反驳他：“你是说以前刑侦技术不成熟就不用破案了？就破不了案了？”
审判长又警告我：”辩方律师请遵守法庭纪律！不要问与案情无关的问题！”
我说，那好，我现在申请发言。
审判长说，你可以发言。
我说，“检方说被告人对强奸的的事实供认不讳，为什么在笔录里没有？只有一句，‘我真的杀了那个妈妈吗’，然后在公安机关进行诱供后，他才说了句，‘那我可能强奸我那个妈妈。’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辩方律师请注意你的用词和法律素养，什么叫‘欺负老实人’”公诉人未经允许也站了起来。
我当即进行反驳，“那你说什么叫供认不讳。”
何芳东站在被告席，起初一直合掌，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后来见我情绪激动，他一直摇头，双手不停地做出不要的姿势。
审判长脸色铁青，对着法警说，“请带辩方律师出去冷静五分钟。”
我在庭外懊悔不已，认为自己的情绪起了副作用，如果强奸被认定了，那一定是我工作上的失误。
好在审判长等时间一到就喊我进去了。
庭审结束后，我心情烦躁，故意拖拖拉拉，等其他人走了再出门。
没想到公诉方的人已经在外面等我了，他跟我握手，“辩护得不错，以后一定要控制住情绪。”
我尴尬地笑了笑，客套一句，“你们也很不错。”
后来我得到消息，案件要在审判委员会进行内部讨论。那天我坐立不安，大白天打亮房间所有的灯，盼着时间快点过去。
宣判那天，我特地系了红领带。当听到结果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整个人平静许多。
最后一次会见。我问何芳东，那天为什么去铁路边？
他没直接回答我，“我喜欢的那个女孩，雁子后来嫁人了，老公家暴。过了几年，她离了婚，打听到我地址，堵在我家门口，说不能错过一个对的人了。我是杀人犯，不能让她才从一个坑里出来，又掉到另外一个坑里。”
“所以你就去铁路边，后来又去了派出所？”
何芳东摇了摇头说：“我没有想那么多。”
他只是沿着看似没有尽头的轨道，迈着蹒跚的步伐，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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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焱曾告诉我，对何芳东来说，伴侣是代表正常生活的符号，雁子给了何芳东逃亡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正常生活体验。
故事里没写到的是，何芳东曾央求刘焱找到雁子，除了道歉以外，他还想问雁子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坦白，你还会和我在一起吗？”
刘焱告诉何芳东，按照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雁子是必须举报他的。
但何芳东不在乎，“在外面一天，就是监狱里的十天，如果她举报的话，那我就安心了。”
带着懊悔与不安去生活，日子确实难捱。电影《烈日灼心》里，邓超饰演的逃犯小丰，在被抓捕归案后说，“太煎熬了，我们都在等这一天，也许你们不会理解”
多年后，何芳东也依然记得，逃亡路上自己的片刻想法：“我怎么就把人杀了呢，不然躺在床上多舒服啊。”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插图：@东五环超人ba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