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上女人 （作者：安宁）

当姐姐的

不知道是不是风水不好，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女孩是做姐姐的，好像我们村里的男人们全不争气，头一胎死活生不出男孩来。不，是女人们不争气，那年代，还没有人知道生男生女都是男人的染色体决定的，自然，生不出男孩来，也就怪罪女人们没本事。女人们自己并不觉得这种责任有什么错误，所以那些但凡连生好几个还是女孩的媳妇们，出门总是带着一股子愧疚和怨气，那怨气当然是对于自己的。于是连带地头也低垂着，几乎快要低到不争气的肚子上去了。

生下来就做了姐姐的女孩，命也大抵注定了平淡无奇，不外乎要对下面的弟弟妹妹，尤其是弟弟们负责。当然，当娘的能不能给自己生下一个弟弟来，还得另说。倘若一鼓作气也生不下来，做姐姐的责任，也便少了一些，至少对于娘家无须掏心挖肺似的付出。但在夫家人的眼里，没有男人的娘家，多少显得势单力薄，终归在婆家是要吃些气的。如果这一嘟噜葡萄上，终于见了一粒青涩的雄性小种子，当娘的马上将那股气泄掉，此后可以挺直腰杆重新做人了。而姐姐们呢，也被赋予重任，来保护这一枚来之不易的小果实，不到他结婚生子，甚至离开这个尘世，姐姐们都不能放下对他的保护义务。在我们村子里，姐姐就是弟弟一生的保险公司，而且这保险还无须缴纳保费，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还谈保费，简直让全村人笑话！

所以村里出嫁的姐姐们，在父母的講述中，总是一副省吃俭用、含辛茹苦也要将弟弟抚养成人的慈母样，以至于我总怀疑，那做母亲的偷懒，一旦生下个儿子，也便自动卸掉了做母亲的职责，于是一股脑打包，将儿子交给了女儿们打理照料，加一生看管。每每母亲发现我试图有逃离村庄、永不回返的野心时，她总是这样开口向我讲述罗锅腰的姐姐：“知道东头罗锅腰家为什么过得这么厉害不？还不是全凭了他两个姐姐！她们俩自己穷得连油盐都吃不上了，还每年给弟弟家里掏钱出力、添砖加瓦！罗锅腰家五个闺女，全是他两个姐姐供着念书。他抱怨没有儿子，大姐就求人从医院里抱了两个儿子给他！啧啧，看人家这姐姐当的，多神通广大！没事你也跟着学学，我可给你弟弟算好了卦，将来他会有贵人相助，我看八九不离十，这贵人也就你能当……”

我坐在锅灶前，听着母亲喋喋不休地说着，有些困倦，顺手就将搂草的耙子，给塞进了灶膛底下，正抱着襁褓中的弟弟来回踱步的母亲，一声尖叫：“娘哎，就你这样败家的命，当姐姐还不把自家弟弟给一块塞灶膛里烧成了灰！”

我不理母亲，母亲便扭头训斥姐姐：“你看看，喂个猪，猪食全倒猪圈外面去了！将来嫁了人，怕是胳膊肘子也朝外拐，娘家人一个都不要了！”

姐姐脾气大，一气之下，将勺子给扔到了地上，冲进房间蒙头睡觉去了。不过母亲可不会让她好过，气咻咻地抱着弟弟跟进西屋里去，一把掀开姐姐的棉被，骂道：“瞧你这点出息，有本事以后在你婆家也这样横！翅膀还没长硬呢，就想飞了，告诉你，你就是飞，也得带着你弟弟一起！”

几个月大的弟弟，大约听懂了吧，很合时宜地跟着母亲的叫喊，搭配了一串绵长的歇斯底里的哭泣。那哭泣是属于骄傲的男孩子的，哭声提醒着我和姐姐，弟弟才是这个家族里的希望，是所有人娇宠的一粒种子。那种子算不上饱满，所以要小心呵护。不能出了差错，究竟到什么时候，种子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呢，却也看不到希望。如果是天生的残次品，怕要将一生的气力，都交给他的。

这边厢郑大家的大梅，也正被郑大满院子追着打呢。郑大儿子郑小印是上了终身“保险”的，因为他有三个姐姐。三个姐姐都不喜欢上学，所以郑大也就让她们会写自己的名字，出去打工不至于让人骗了钱，送她们读完三年级，就鸡鸭一样轰赶出校园，下地干活了。大梅跟我的姐姐一样，干活是把好手，二红和三井跟我同龄，就明显差了一截。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个好时光，大家纷纷外出打工，郑家三个闺女全去了县城，有饭店的，有宾馆的，还有地毯厂的，以至于大家都说县城让郑大家给承包了。郑大听了喜滋滋的，好像已经看到哗啦啦的票子正朝家里狂奔而来。

郑大打女儿，是习惯性动作，就像他每天一定要喝一两小酒，再骂骂咧咧地去铡草，喂牛，吃饭，睡觉一样。二红尚算老实，大梅和三井则长了一双吊梢眼，是村里出了名的惯偷。还在他们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一有人少了东西，就自然会怀疑到这姐妹俩，于是流言蜚语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郑大从街上回来，被人灌了满耳朵难听的话，还没跨进门槛，便顺手操起门口立着的一根木棍，冲进三个姐妹的闺房。那闺房实则是偏房，黑洞洞的，不怎么能够见到太阳光临。所以郑大一堵住门口，那房间就更加暗了。三井瘦小机灵，早已一猫腰，从郑大胳膊底下钻了出去。大梅个头大，跑不了，也就施展嘴硬的功夫，张口就说瞎话：“我从来都没偷过同学的东西，他们陷害我！我敢肯定是村东头的马玉环偷的！”

“你还啃腚，你他妈的今天就啃棍子吧！”郑大恼羞成怒，于是那忠实地听从他的使唤的棍子，也就密集地落在大梅的身上。大梅不傻，明白在没有人拉架的情况下，逃走无疑是最好的出路。于是她左冲右突，终于用一声号啕大哭，将郑大给震了一下。也就是这短暂的停顿，让大梅赢了这场战争，她顺利地逃出了院门，逃向人来人往的大街。那里，早已有三井在接应着她。

这是在大梅、二红、三井还没有去城里打工的时候。喝酒，骂人，轮番揍三个女儿，几乎是郑大庸常生活中，看上去最为闪亮且具有意义的片刻。除此之外，还没有盼到儿子的他，就像个废人一样，低贱地活在村人的舌头根下。

“瞧瞧，连生三个闺女，还没捣鼓出个带把儿的来。”女人们这样怜悯郑大。

郑大的三个闺女，排着队从巷子里走过，昂首挺胸的，好像骄傲的小公鸡。但她们面子上，也是挂不住的。知道自己家里缺少男人，终归会被人欺负，看不起。当然，她们在学校里偷人东西，也算是变相为这样的怜悯，报仇雪恨了。

不过郑大老婆还是为家族争了气。在计划生育小分队要拉她去做结扎手术的时候，她拼了老命，保住了郑家唯一的血脉——郑小印。这下好了，有三个姐姐簇拥着的郑小印，一生下来，就有了“养老保险”，这在村里人看来，简直比做皇太子还“屌能”。

郑大家更“屌能”的事儿，还在后头呢！三个闺女还含着苞没有绽放开呢，郑大就将她们麻雀一样轰进了城里的饭店、美发馆或者小工厂。那时候，城里人是村人艳羡的身份，如果做不成城里人，时时能听到城里人的消息，打探点新鲜事，也是不错的。郑大自然通过三个女儿，获得了这样的便捷。大梅、二红和三井，本来就长得狐媚样，进城后一打扮，更跟村里人泾渭分明。

“看大梅血红血红的嘴唇，好像刚刚喝完了人血的妖怪！”

“好端端的二红，怎么烫了头发，还是鸡窝头？估计是被进饭店喝酒的男人给抓挠的吧！”

“三井的眉毛快画到天上去了，也不知想要勾扯谁呢！”

女人们这样闲言碎语的时候，出出进进的三个姊妹，照例是高昂着头。因为穿着小细高跟鞋，脚下便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咔嗒的声音，那声音整齐划一，好像郑大在某个角落里，正一本正经地为她们喊着口号。而她们要去的地方呢，却不是村里人能够想象出的。那时候人们走得最远，也就是镇上，再远一些的县城，就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也只有常常来往于村子和城里的生意人，才会带回一些关于城里人的零星又新奇的消息。

郑大家的三个女儿，自然也就因为这样的遥远，而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村里人都想知道，大梅为什么将头发烫成了爆炸头，把她那本就隐匿不见的小脸，衬托得愈发地小了。隔壁的胖婶站在大街上点评说：“大梅把半个脸藏起来，是不是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胖婶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意味深长的暧昧神情，好像她熟知大梅的一切，或者她就站在大梅打工的飯店门口，斜睨着眼，密切监视着大梅的一举一动。自然，在女人们眼里，这发型也是很“屌能”的，至少，是引领了村里的时尚潮流。就连郑大也在大梅一根一根悬浮于半空的头发面前，有气势被忽然压了下去的卑微。

的确，三个忽然间能挣钱的姐姐，让郑小印也变相地跟着腰杆挺直起来。好像他摇身一变，成了皇太子，而且还是嫡亲的，因此吃穿用度，都比别人家的孩子高了一个档次。那年代还不兴饭店打包，可是，大梅二红她们，就有能耐将饭馆里人家吃剩的好饭，偷偷带回家来，给郑小印吃。胖婶甩着一身膘，强行咽下一口唾液，街头点评道：“啧啧，人家吃剩下的，也不怕染上电线杆上那种怪病。”什么怪病呢，胖婶没有明说，而闭守在村庄里的男人女人们，虽没有大梅二红的见识多，却也知道，这怪病指向的是见不得人的下半身。染了病的下半身，在村人的想象里，跟村头小水塘里色泽黑绿的死水一样，散发着臭味，集聚着蚊虫，收纳着垃圾，人走过时，不掩着鼻，怕是会被立刻熏死在水塘边上。毫无疑问，大梅二红打扮得越是妖艳，脸上的脂粉涂抹得越厚，雪花膏的香味被风吹得越远，那么，她们染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于是村里女人们也就带着浓郁的嫉妒，在三姐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从城里回来的时候，装作无意地打探她们下班后的私人生活。大梅明显老练，知道胖婶们是在话里套话，所以便做了二红三井的发言人，打着哈哈，说着无关紧要的客套话。胖婶问：“饭店里喝酒的男人多吧？”大梅便回：“可不，跟咱们地里的蚂蚱一样多。”胖婶又问：“城里男人们喝醉了酒，躺在饭店里不走了咋办？”大梅嘻嘻笑着说：“被他们老婆给提溜回去呗！”女人们听了笑得浑身肉疼，好像亲眼看到了城里女人们蜂拥进饭店，揪着自家男人的耳朵，朝外拖拽的热闹画面。胖婶们想知道的事情其实多得很，比如那么多男人里，有没有一个正眼看过大梅？下了班的大梅，在宿舍里做什么呢？有没有男人找她陪酒？如果喝醉了，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大梅喷那么浓的香水，是想将看中的男人给熏晕在脚底下吧？城里男人们都花言巧语，一定有那么几个，打着娶大梅回家的名义，引诱过她吧？至于大梅和二红三井，有没有经受住诱惑，她们自己不会说，女人们晚上脱衣服上床的时候，却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开想象。那种自由与快乐，就跟一下子解开胸衣，解放了她们胸前的两坨肉一样。

郑小印站在街上炫耀姐姐们买回来的衣服、零食和玩具的时候，女人们红着眼，默默地把郑大家三个女儿挣的工资，折合成了身体的价钱。比如郑小印穿的条纹背心，是大梅用一个晚上陪男人们喝酒换来的；为了那些稀罕玩具，二红给男人们洗头的时候，一定多挠了一些痒痒；至于郑小印吃的能馋死人的麦乳精、大白兔奶糖、糖水罐头之类的，为此三井更是没少给地毯厂老板卖笑吧？

我们小孩子全然不管这些大人们的算计，只觉得有姐姐真好，更别说有三个能挣钱的姐姐了。如果将来郑小印的姐姐们出了嫁，只是彩礼，也能让郑小印家，舒舒服服地过几年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吧？当然，郑大是不会让三个闺女这么轻而易举地出嫁的，城里的月亮都是圆的，那么圆的月亮底下，他要让大梅二红和三井，为他挣足郑小印将来读书甚至结婚的费用，也挣足他在村子里的颜面。尽管，女人们从来不会觉得郑大有什么颜面，哦不，那些涂抹在三个女儿脸上的廉价的脂粉，简直是丢尽了郑家的颜面。

每逢过了春节，到初二回娘家的日子，父亲的五个姐姐，齐刷刷地站在我们家堂屋里的时候，她们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笑声，总会让我觉得房顶有坍塌下来的危险。这一时刻，她们重新跟这个家族产生了紧密的关联，她们负责挑拨离间，或者挑三拣四，兄长们都要畏惧她们几分，否则，五个女人能联合起来，弹劾掉这兄长的职位，或者让他的婚姻在新的一年里鸡犬不宁。爷爷也在这时重新成为一个威严的家长，五个女儿的到来，让他对重树自己在这个家族里的声望，陡然有了自信。爷爷的口袋这时候不再像以前一样饿着肚子，每个女儿过来偷偷塞给他一卷钱，都够他花一阵子的。口袋是贴身缝在对襟棉袄的里子上的，爷爷睡觉的时候，就紧守着棉袄，双臂抱在胸前，谁也别想窥视那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钱。偏房里有些冷，于是他便有了不脱棉袄睡觉的理由。五个女儿临走前一定是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别傻乎乎地将钱全交给儿子们的。爷爷也每次都发誓，死也要将钱带到棺材里去，或者跟他一起烧成骨灰，他那三个儿子，实在不孝，他早就对他们死了心了。

可是等姑姑们一走，儿孙们聚在一起过十五，爷爷为了这一年最后的英勇，总是抖抖索索地掏出暖了半个月的钱来。那钱是装在红色喜庆的纸袋里的，纸袋也是写春联剩下的红纸，用白面做的糨糊粘成的。我猜测爷爷是借了月光连夜将钱数好了，又一遍遍确认每个包里的钱，不会有差错，这才兴奋地睁着眼，等着儿孙们前来看望。母亲踩着年尾巴，和最后的鞭炮屑，跟我和父亲去小叔家看望爷爷的路上，总是会絮絮叨叨地说起这红包的事，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大儿子的父亲，是有权利拿到最多的一份的。每次父亲都会心烦，训斥母亲说她小家子气、妇道人家或者没有见识之类的话，并毅然地跟我和母亲划清界限，丢下我们，大踏步走在前面。

父亲到底没有拿到最厚的红包，那铁定是留给跟爷爷同住一个院子的小叔的。于是接下来的一年，一到跟爷爷有关的争吵，母亲就会将这桩破事扯出来，指责做老大的父亲，付出了那么多，在爷爷心里，却连点位置也没有。父亲总是暴跳如雷地施展一番威风，便走进田地里去，借侍弄庄稼，躲避母亲为这些蝇头小利而无休无止地唠叨。

姑姑们远在十里八乡，却一点也不闭塞，她们总是站在街头朝人抱怨：“当爹的到底还是跟自家儿子近，我们做姐姐的，也就是年年给娘家人送钱的命吧！”这话风一样，很快便吹到了我们村。于是二婶子来串门，朝母亲撇嘴道：“嫁出去了，还管我们老王家的事，嘴也够碎的！”

我听不明白，只一心一意地惦记着大梅要出嫁了，那么郑小印很快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显摆了，于是我便流着口水朝母亲说：“郑小印天天有好吃的，怪不得白白胖胖的。”

母亲一声呵斥，将我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也跟大梅二红三井一样，有出息挣钱给你弟弟花，我也就熬出头来，不受你的姑姑们的那些罪了！”

我实在不知道姑姑们的事情，怎么就扯到了我的身上呢？可是看看母亲难看的脸色，唯有咽下羡慕郑小印的口水，悄无声息地走出堂屋，又溜出庭院。就在阳光充裕的南墙根旁边，我碰到了玩泥巴的弟弟，他抬起头来，朝我露出甜美的微笑，又奶声奶气地喊我：“姐姐。”

我忽然有些讨厌姐姐这个称呼，于是不耐烦地白了一眼弟弟，丢下他，朝巷子的更深处走去。

 

开小卖铺的

村里有两个小卖铺。一个开在我们家巷子口，是村支书的儿子二祥家的；一个在村西头和村东头的连接处，是“茄把”家开的。

二祥是“官二代”，自然有求于他爹的人，都去他们家买东西。所以尽管二祥家的小卖铺里，货品陈旧，价格稍贵，也不齐全，但好在村里讲的是人情世故，无须他爹在村委会大喇叭上喊，大家也都自觉隔三岔五地去光顾一次，买点烟酒糖茶，照顾照顾他家生意。茄把家上溯八辈都是平民百姓，但他的家族都出了名的热心肠，所以生意一点也不比二祥家差，甚至要更好一些。因为总有许多人，为了茄把家便宜又新鲜的好货，而躲开二祥的视线，多跑一段路，光顾茄把家的小卖铺。比如我们家，就属于典型的让二祥家这近水楼台不得月的顾客。

当然，作为邻居，我们还是一团和气的。况且就隔着一堵墙，每天谁家放个屁，都能闻到那臭味，更别说日常花销上的秘密了。不，乡下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虽说家家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可是隔墙有耳，隔墙更有眼睛。常常二祥家招待亲戚，缺了把椅子或者一叠碗盘，二祥站在一摞砖头上，就朝我们家喊着要借。或者假装去自家平房上翻晒粮食，视线不经意地一斜，便将邻家院子里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所以母亲支使我们姐弟三个去买东西，从来都是像交警一样，用手势来为我们指点“迷津”。如果母亲让我们去茄把家，那么她直接大手朝南一挥，相反，则不耐烦地伸一根指头出来，指向东墙。尽管需要跑远路，但我依然最喜欢去茄把家的小卖铺。那里总是有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可以任我翻检。茄把家的货架，都是敞开的，有些像多年以后的超市。知道没有人偷，很多时候，茄把媳妇忙起来，都是让买东西的人，自己挑好了，又过好了秤，甚至将钱放到柜台上，喊一声“走了”，就算完成了交易。不像二祥家的，因为临街的小屋，只有茄把家的一半大，便连门也没有，只打开一扇窗户，权作柜台。像我这样的小孩子，有时候，踮起脚来，也看不到货架上的东西，于是只能百无聊赖地等着二祥媳妇慢腾腾地从院子里走进来，再一脸淡淡地问清了我要买什么，這才像个办公室的小职员，例行公事地取东西，收钱，找零。

茄把媳妇跟茄把真是天生的一对。茄把憨厚朴实，言语不多，但总是笑眯眯的。茄把媳妇则爽朗大方，快言快语。因此两个人的小卖铺，要么是让人舒适的安静，要么是让人开怀的热闹。茄把的寡言少语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吃奶吃到七岁，到了八岁才会说话，在此之前，爱吃茄把的他，只会说一个词，就是“茄把”，因此，村里人送他“茄把”的外号。大家都以为老实巴交的茄把，大了也没有多少出息，不想祖辈上积下的德，让他娶了一个能说会道但从来不惹人厌烦的好媳妇。大家都喜欢跟茄把媳妇说笑，不管是来买一根针的，还是来打一瓶好酒的，她都一视同仁。既让买针的觉得心里温暖，不因只花费这点小钱还顺便讨了一块糖吃而愧疚，也让买好酒的心里觉得舒坦，好像一瓶酒已经下了肚，而且一定还想再来打上一瓶，支持茄把媳妇的生意。所以只要有茄把媳妇在，茄把只放心地坐在柜台后，收钱记账就可以了。有欠账的也不怕，只管放心地记在本子上，等着那人有钱了，自己来还就是了。谁会欠着一个每天菩萨一样笑呵呵的女人的钱呢？况且那菩萨笑里汪着蜜，还喜欢捏一枚有花花绿绿透明糖纸的水果糖，给我们小孩子。有时候那糖是橘子瓣，有时候是高粱饴，偶尔，也有奢侈的大白兔奶糖。母亲给我用来打酱油的钱，剩下的，我常常自动据为己有，买来田字格，或者铅笔橡皮之类的学习用品。茄把媳妇便夸我有上进心，并顺便放我手心里一枚水果糖。我吃了糖，却留着那红色的塑料糖纸，并展平了，夹到刚刚买的田字格里。

我其实还想买很多东西的，比如发夹啊红头绳啊铅笔盒啊等等，无奈零钱不多，也不好给父母交代，只能恋恋不舍地在小卖铺里逛上一圈，将看了好多遍的货架，含情脉脉地再看上一遍，这才转身出门。然后还没走几步，茄把媳妇就追了上来，笑眯眯地将我唤住：“傻丫头，酱油忘了！”我总是带着一点羞涩回过头去，从茄把媳妇手里，接过那瓶带着她的体温的酱油。我想她一定不知道，有时候，我是故意将一瓶酱油或者一瓶醋，给忘在柜台上的。因为，她叫我“傻丫头”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啊！要知道，还从没有人称呼过我“傻丫头”呢，我的父母总是凶巴巴地对我直呼其名，他们更不会像茄把媳妇那样，拍拍我的肩膀，或者摸摸我的脑袋，捏捏我的脸蛋，好像我是赖在她的怀里撒娇的小猫。每当这样的时刻，我都像一块阳光下的糖，有想要融化掉的甜蜜。我甚至还想，如果我能够生在茄把家就好了，不为小卖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就为茄把媳妇的温柔，也是值得的呀！啊，我觉得我快要爱上茄把媳妇了。

二祥媳妇可不是这样的。她的下嘴唇，总是朝下耷拉着，好像有一个秤砣，在那里永久地坠着。这让她看上去，不管什么时候，都似乎在生气。比如我麻烦正在洗衣服的她，从院子里跑到小卖铺来，只为了买一块橡皮，或者一粒纽扣，我就觉得她的下唇，被那无形的秤砣，又给坠长了几厘米。如果是夏天里打一瓶醋呢，醋瓶子里欢快游动的白色的蛆，也会多上几条。而给父亲买的酒里，则会多掺上一些水。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让父亲不会喝醉了，看我不顺眼，给我一个巴掌，或者抽我一笤帚疙瘩。

有时候，二祥媳妇不朝买东西的人发作，扭头走回院子里，去跟二祥拌嘴，让二祥知道今天生意不好，村里有人欺负她这外乡人了。是的，二祥媳妇还是年轻的小媳妇，娘家在相邻的某个镇上，据说家境富裕，嫁给村支书的儿子，也算是门当户对。所以二祥媳妇骂起二祥来，就骂得理直气壮，一点都不怯他。而且每次吵架，一定会提及这小卖铺的成本，可有一半，都是来自她娘家的陪嫁。二祥好歹也是“官二代”，尽管他父亲只是个村支书，但说起来，可管着几百口人呢，而且只要他爸这村支书一直当下去，他们家小卖铺的生意，就差不到哪儿去。这句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但二祥媳妇依旧不买账，因为，人家茄把两口子，可都是平民老百姓，白手起家，怎么就生意红红火火，将原本属于他们家的买卖，给抢去了大半？

同行是冤家，所以二祥媳妇见了茄把媳妇，就爱搭不理的样子，听见茄把媳妇朝她问好，只鼻子里哼哼一声，算是打了招呼。茄把媳妇从来不介意，下次照例爽朗地笑着走上前去，夸二祥媳妇又精神了。二祥媳妇厚厚的嘴唇外翻着，代替了她的白眼，翻出一片不屑来。

去茄把家买东西的女人们，因此倚在柜台上，闲言碎语：“以后别理二祥家的，看她那副德行，跟个骄傲的小公鸡似的，不就仗着自己公公是村支书吗？等她家老头子一退下去，看谁还当她是个人！”

也有撇嘴说二祥媳妇小气抠门的：“知道不，一分钱，啊不，半分钱她都揣自己衣兜里，不给任何人，就连二祥吸烟，她也得记账。”

男人们跟着起哄：“还是记账好，万一被二祥偷去，孝敬了某个风骚的娘儿们，你们所有娘儿们，都得跟着被二祥媳妇骂。”

只有茄把媳妇，什么也不说，只笑眯眯地一边听别人闲谈，一边将货架上的货物摆放整齐，又顺便给某个聊天聊得忘了回家的女人，续上一杯茶水。还有小孩子，从柜台下的洞口钻过去，好奇地看看货架，她也不轰不赶，任那孩子看够了，再老鼠一样从洞里钻出去。当然，茄把媳妇总能准确地捕捉到小孩子的视线，有没有在一粒糖上，留恋过片刻，并因瞬间的光亮，而微笑着将那粒闪闪发光的糖块，送出去。

因此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们，都喜欢去茄把家的小卖铺里买东西，或者什么也不买，就进去唠两句，问问物价的升降，看谁家又来打了一斤好酒，谁家又缺了柴米油盐，谁家来了客人，要赊账买一些好菜肴。于是不用打听，村子里人家的日常吃喝拉撒，便都了如指掌。如果八卦一些，趁茄把媳妇不注意，看一眼账本上记满的赊账的人家，就连谁家的收入支出，也一起算清楚了。当然，大多数时候，女人们没有这么惹人厌烦地偷看茄把家的账本，而是悠闲地嗑着瓜子，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家常，再机灵点，也就将别人家的隐私，尽收了眼底。

茄把媳妇家的人气，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以至于茄把媳妇好像某个沙龙里的女主人，不动声色，不言不语，却让每个人都觉得聚在这里是舒适的，轻松的。女人们最爱扎堆凑热闹，聊完了，顺便买点东西回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茄把家的生意，比二祥家的好，也同样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二祥媳妇从来不认为生意好坏跟女主人有什么關系，她只会千方百计挑二祥的刺，今天抱怨他进的货不好，明天指责他卖的东西太便宜，后天又教训他不懂斤斤计较做生意。二祥被她骂烦了，就甩出一句：“你也学学人家茄把老婆，看她什么时候跟你这样惹人烦过？你看村里哪个女人不喜欢去茄把家小卖铺门口凑热闹？还不是人家女人会笼络人？”

二祥媳妇听了一准像被捅了的马蜂窝，立刻炸了，一盆子洗脚水泼过去，二祥就成了落汤鸡。二祥不跟这小娘儿们瞎叨叨了，他像一只气势汹汹的公鸡一样，抖一抖身上的洗脚水，砰一声将大铁门关在了身后。毫无疑问，他当然是找人打牌发泄愤恨去了。他知道媳妇是最心疼他打牌输钱的，他偏偏要朝她厌恶的方向奔去，让她这口沸腾的油锅，直接掀翻了事。

不过二祥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还是有让媳妇得意的地方的，比如摸（捉）蛐蛐，他就比别人厉害，茄把也赶不上他的能耐。所以一到七八月份的时候，二祥媳妇的腰，就挺得格外直，厚嘴唇也好像被一根绳子朝上拽了一些，不那么耷拉得难看了。大早晨的，人家还在被窝里呢，她就将小卖铺临街的大窗户撑开了，涂了脂，抹了粉，香喷喷地坐在柜台后面，朝着每一个路过的或者来买东西的人，上扬起唇角。

于是路过的人，自行车也不下，两腿跨在大梁上，冲二祥媳妇喊道：“二祥今天摸着大的没？”

二祥媳妇假装淡定地一笑：“也没多大，一般吧。”

那人又喊：“那今天你们家小卖铺里的下酒菜肴，估计都得留给二祥了！”

二祥媳妇嘴一撇，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来：“哪有他的份，他啊，估计这会儿早就在集上吃香的喝辣的呢，这些好饭菜，还是留给村里其他老爷们儿吧。”

也有纯粹来闲聊打探蛐蛐生意的女人，并不进门，只将半个脑袋探进木窗户里，假装聊家常，却将话题引向二祥昨晚摸的大蛐蛐上去。二祥媳妇也不再厌烦女人不买东西却占着地方了，会像答记者问一样，一本正经地回答女人们所有八卦的问题，当然，答案都是在她心里深思熟虑过的。二祥媳妇是高冷派，很少会跟村里的老娘儿们叨叨家长里短，她要让自己始终在村人尤其是女人们面前，保持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也是变相的优越感。

“她有什么好优越的呢，至于骄傲成那样？看，连眼睛都是斜的！”女人们常常这样不屑一顾地窃窃私语。但二祥媳妇不解释，也不像茄把媳妇那样，笑呵呵的，对每个人都是春风拂面的温柔。她是不屑于解释，谁让她出身“高贵”之家，又是村支书家的儿媳妇呢？这在乡下，也算是名门闺秀或者嫁入豪门了吧，二祥媳妇这样认为。

也只有这个季节，二祥媳妇在茄把媳妇面前，有绝对的胜出的把握。如果二祥没有捉到价值成百上千元的蛐蛐，那么别人，更不可能。至于茄把，啊，他天生近视，即便听到叫得好的蛐蛐，黑夜里拿着手电筒，也怕会让那蛐蛐给逃脱了去。因为二祥这门“听叫”和准确捕捉蛐蛐的手艺，整个夏天，二祥家的小卖铺，都拥满了人。不管是来打探蛐蛐市场消息的，还是纯粹凑热闹的，临走，大家总会捎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回去。况且，来都来了，再拐到茄把家买东西，也太远了。于是二祥的好手艺，带来了小卖铺的兴旺。这样红火的生意，也让二祥媳妇更加骄傲端庄，好像她真的坐在了村子老大夫人的位置上。

整个夏天，二祥和二祥媳妇，俨然是光芒四射的沙龙主人一样的人物。大家好像都忘了茄把家的小卖铺。二祥家小卖铺门口的大槐树下，每天都坐满了摇着蒲扇谈蛐蛐行情的男女老少。依靠蛐蛐发财的梦想，燃烧激荡着每一个人。

于是女人们再骂自家男人，就换了比拼的对象，她们常常会说：“窝囊废一个，也学学人家二祥，一天摸蛐蛐挣的钱，比你这龟孙子一年从地里刨腾出来的还多！”

或者，她们指桑骂槐：“我哪有人家二祥媳妇命好，生下来就是当老板娘又挣外快的命，我呢，也就守着一堆废物过日子吧！”

男人们因此嫉妒起来，每天夜里拿了手电筒蹲在玉米地里摸蛐蛐受累，又闹腾不出几个钱，或者完全就是一晚一晚地白忙活，也就罢了，偏偏还来了个二祥这样强劲的对手，时刻被家里娘儿们提来提去，让人好不气恼。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男人们只能红着一双天天熬夜的眼，去二祥家小卖铺门口，逛上一圈，听二祥的“新闻发言人”——二祥媳妇，淡定地讲一讲每天的蛐蛐行情，对那些卖出天价的蛐蛐，热情洋溢地赞叹几句，然后就捎一包大前门烟，趿拉着拖鞋，心事重重地走回家去。

有时候路过茄把家的小卖铺，男人会跟蹲在门槛上的茄把聊上几句，并给他递一支烟。茄把接过去，并不吸，而是夹在右边的耳朵上。男人于是叹口气，问他：“没出去摸蛐蛐？”

茄把憨厚地一笑：“摸了两天，一分钱没摸到，就算了。”

男人又试探着小声问：“你家媳妇，没唠叨你？”

茄把笑着摇摇头：“有啥好唠叨的？各人过各人的日子，跟人家比啥？”

男人这次没话说了，探头看一眼在院子里忙碌的茄把媳妇，然后依然红着眼，继续趿拉着拖鞋，叼着半截烟，低头走回家去。

茄把家的院子里，传来拉风箱做饭的声音。茄把媳妇喊：“茄把，抱一捆柴火来。”

茄把应一声“哦”，转身进了门。

满载着男人奔向外乡玉米地摸蛐蛐的拖拉机，又突突突突地，在黄昏的大街上，响起来了。

 

半熟儿家的

半熟儿个子很高，脸很白，笑的时候便露出一对虎牙。当然他还是不笑的时候，更好看些。事实上，他不说话，更像个正儿八经的男人。他一开口，村里人便笑说：“瞧，脑子整个一半熟儿。”

在半熟儿还没有找到老婆之前，人人都认为他会跟狗剩一样，成为下一个终身光棍。虽然靠卖馒头和烧饼谋生，但有营生没头脑也是白搭。如果不是他老娘精明，又能帮他干活，他这馒头房的生意，迟早会被邻村同样卖馒头的大栓给顶替掉。大栓是公认的生意人，不仅人长得好看，而且还能说会道，见了谁都像嘴里抹了蜜一样甜，直让村里的女人们，为了听一两句大栓的赞美，宁肯浪费麦子换雪白的“机器馒头”吃。相比之下，半熟儿可不那么招女人们喜欢，不会夸她们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也就罢了，还常常因为一句话，让人反感。比如女人们跟他讲价，说：“人家大栓家的馒头最近做得又软又香。”如果活络的会回复：“尝尝我的你就知道，真正好吃的馒头是什么样的了。”偏偏半熟儿跟吃了枪子似的来一句：“他们家的好吃，那你买他们家的去好了！”

所以女人们都死烦半熟儿，如果不是他老娘每天见了人就说好话，替她儿子洗刷罪名，半熟儿早就被女人们开除村籍了。至于半熟儿的老婆问题，更是迟迟得不到解决，就连向来热心肠的媒婆们，也不愿意为了那一提包好吃好喝的，主动上门牵线搭桥。

半熟儿因此一年年地光棍下去，羡慕别人的老婆，却又不得不跟狗剩站在了一条道上。不过就在女人们都不怀好意地希望半熟儿能将光棍打到老的时候，月老忽然间将一个东北女人，推到了半熟儿的怀里。而这个漂亮的、吸着烟的、操着一口东北普通话的女人，即便不能在我们村史上留下一笔，也绝对可以称之为村花或者传奇的。

关于半熟儿老婆的来历，向来有很多版本。一个说半熟儿跟着人去东北跑车做生意，半熟儿老婆软磨硬泡，让半熟儿带自己到山东来，还谎称自己有亲戚在，而一旦到了山东地界，接近兖州，便立刻赖上了半熟儿，让他将自己带回家去。当然，没有哪个正经的女人会这么干，唯一让她自降身份的原因是，她是一个有男人有孩子的女人，只不过，她被男人暴打，试图逃走，恰好遇到二啦吧唧的半熟儿，相信了她的谎言，才让她的出逃计划成真。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半熟儿到了东北后，勾引了人家的老婆，怕那男人追杀，才不得不带着她，逃回了山东。当然，也有人说，是这个女人主动献身给了半熟儿，目的不过是为了跑到山东来，过想象中的好日子，否则，就凭半熟儿这样注定要打光棍的男人，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看上他？可惜，女人看走了眼，估计刚刚踏进我们村口，就悔得肠子都青了。

反正不管流传的什么版本，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半熟儿将别人的老婆给拐回来了。那年头民风保守，拐别人老婆的事，像是一个炸弹，将全村人的热情，都给炸开了。男女老少几乎在第一时间里，将半熟儿家的院子，给挤得水泄不通。看新娘子，是村里保持许久的传统，但凡谁家娶了媳妇，全村人都能将这个新娘子，来来回回看好几个月，直到这家墙上的大红“囍”字掉了色，新娘子雪花膏也懒得抹，混入扛着锄头下地的女人们中间，灰头土脸地看不出来了，大家这才将兴奋的视线，恋恋不舍地收回。

但是很显然，谁家的新娘子也没有半熟儿家的更招人眼。只要她一开口，满口珠圆玉润的东北普通话，就会惹来一群人的关注。操普通話的人，在我们村都被嘲讽为“侉子”，大约像北方人称呼南方人为“南蛮子”一样。尽管那东北话跟收音机里播音员的普通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一旦这个播音员，跳到了村子里，大家还是会因为他（她）的口音不同，而百般挑剔他（她），笑话他（她），全然不认为普通话是学问高的人，才会使用的优雅腔调。

如果一个本地的女人，天天被小孩子缠在屁股后面，跟着学她说话的腔调，见她回头，还朝她吐舌头，做鬼脸，笑话她是个侉子，早就有因为被孤立而想要离开的心了。再小心眼一些的，甚至都有了上吊自杀的想法。毕竟，每天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又被人指点的滋味，并不好受。但半熟儿媳妇却像东北寒冬里的松树，傲立在白眼和嘲笑之中，岿然不动。她甚至主动走出家门，这家看看，那家逛逛，而且每次出门，都叼着烟卷。这在认为女人抽烟是道德败坏的乡下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举止。但半熟儿媳妇不怕，她还主动凑到男人面前，借人家烟头上的火用。她的嘴唇红艳艳的，显然是抹了口红；脸白生生的，村里女人们便说，大概半熟儿做馒头用的面粉，每天会有半袋子，敷在她的脸上；她的指甲呢，是鲜亮亮的红，用女人们恶毒的话说，是吸了半熟儿的血，染上去的；她的头发，则是烫过的大波浪，大约是从明星的脑袋上，直接抠下来的吧。

所以可以想象，当半熟儿媳妇这样高调地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谁不多看上几眼？几乎会让人怀疑是眼睛瞎了。男人女人们也学着她的样子，怪腔怪调地拽着普通话，然后自己边说边笑，差一点笑崴了脚。半熟儿媳妇才不管这些，她风情万种地接受着全村人的检阅和指点，将那些关于她和半熟儿的风言风语，只用一个轻飘的烟圈，就全给吹散了。

于是人人都惊讶地发现，这个来路不明的东北女人，竟然跟被我们鄙夷的半熟儿，好得要穿一条裤子似的。凭什么呢，女人们想，这明明是她们挑剩下的男人！男人们也觉得不公平，村里哪个男人，包括卖豆腐的狗剩，都比半熟儿强好几倍吧，偏偏这风骚娘儿们看上了半熟儿！

而更让村里人看不上眼的是，他们两口子亲密起来，竟然可以视别人为无物。男人们都该怕丈母娘的吧，即便不怕，尊敬也是合乎礼节的吧。偏偏，半熟儿还在东北的时候，坐在媳妇家炕上，当着一脸威严的丈母娘的面，就跟媳妇亲上了嘴。这样“有伤风化”的事，传到我们村里来，男女老少都替半熟儿觉得丢脸，好像他间接地也败坏了我们村的名誉一样。女人们都说：“半熟儿啊半熟儿，不怪别人起这样一个外号，就不能长点脑子吗？晚一会儿在被窝里折腾媳妇能死啊你？！”

不过女人们大约是真的不能理解快三十岁的半熟儿，连女人还没有碰过的饥渴吧？事实上，在半熟儿刚刚将老婆领回来的那一年，他蒸馒头的事业，几乎要荒废了，每天早晨都被他娘骂着起床去卖馒头。他不听，也不怕，只要他娘不骂自己老婆就行。他娘当然不会当面骂儿媳妇的，好不容易领回来个外乡的儿媳妇，还长得这么漂亮，怎么舍得骂？本来就是跑来的，万一骂一顿，跟着别的男人再跑了，可是害她儿子一辈子打光棍了。这点利害关系，半熟儿他娘当然清楚，不过在大街上，他娘还是忍不住，忿忿说：“我家四孩儿（半熟儿排行老四）好像被狐狸精给迷住了，天天连床都不下了！”

这句话，没换来众人的同情，反倒让想象力丰富无边的男人女人们，哄然大笑起来。男人们背着半熟儿他娘说：“半熟儿这一年是完蛋了，直接瘫倒在床上了。”女人们也笑得乳房乱颤，说：“东北老娘儿们就是厉害，直接将我们的半熟儿给撂倒了。”小孩子们虽然听不懂大人们的话，但是也都知道半熟儿的老婆，跟我们村里任何一个女人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法呢，说不清楚，但是看到她在大夏天，将钱插到丝袜里，或者胸前衣服里的时候，还是觉得新奇，好像在看一个电影屏幕上走下来的女特务。

但是谁也没有我更清楚，半熟儿究竟被媳妇给迷到什么程度。我猜想，或许全村只有我一个人，亲眼看到过半熟儿和媳妇躺在床上，深情缱绻、四目相对的画面吧。当然，我也是无意中撞见的，如果专门闯到半熟儿卧室里偷窥，非得被他一笤帚疙瘩打出家门不可。那次是母亲让我去买馒头，推开门，喊了好多声，都无人应答。看到堂屋的门开着，我傻乎乎地就走了进去，又撩开左手边东屋的帘子，然后，我就看到了被全村男人女人们臆想了无数次的画面。

事实上，两个人都穿戴非常整齐，不像半熟儿他娘说的那样，连床都不起。他们大约刚刚吃完了饭，正躺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上，神仙一样，面对面地吞云吐雾。只是抽烟也就罢了，他们两个人的眼睛，还穿越重重烟雾，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对方。那眼神好像要将对方看融化了，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掉一样。我想他们在对方眼里，大概都是一支清凉可口的老冰棍，在大热的天里，明明都已经快要化掉了，还舍不得吃下去，只是温柔地舔着，一直舔到那支冰棍在空气里消失掉了，他们徒留一脸的忧伤。

这听起来可真是浪漫。但这样的浪漫，在电影里看起来挺美，可是搁在天天柴米油盐的乡下，就有些滑稽，好像穿着细高跟鞋和精致旗袍的城里女人，忽然扛起锄头，在田间顶着日头挖草一样。

我完全没有大人的眼色，不懂得应该咳嗽一声提醒他们。我就那样傻乎乎地撩着帘子，看他们用眼睛融化着彼此，在连着说了两遍“我要买馍馍”，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就再也不发一言。是他们终于抽完了一支烟，从虚幻的烟雾中回过神来，看到我奇怪地站在卧室门口，这才欠起身来，慵懒地回复我的问题：“今天歇着，不做馍馍了。”

我回去便被母亲臭骂了一顿，让她因为我的晚归，而拿不准到底是该吃面条，还是等着遥遥无期的馒头。但我完全没有因为母亲的呵斥而烦恼，事实上，我兴奋到当晚都没怎么睡好。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窥视到了半熟儿和他的东北媳妇的“床上生活”，这样隐秘的细节，如果不是无意中碰到，怕是连半熟儿他娘，也不会发现吧？

若是一个爱八卦的女人看到了这一切，肯定不过一顿饭的工夫，就将其传遍全村了吧。所以我一直猜测，半熟儿那天之所以对我如此冷淡，丝毫不将我的窥视放在眼里，好像我是一团无形的空气，完全是因为，他算准了我会严守秘密，况且，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大人们听到了，顶多会训斥我说“拉云扒瞎”（泰安方言，意为说谎）！

所以我干脆将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对谁也不提及。或許，即便我说了出去，半熟儿媳妇也是不怕的。她既然敢从东北逃到这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去想，那么，这些风言风语，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她照例甩手掌柜一样，对半熟儿家里的事，什么也不管，只很悠闲地吸着烟，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或者溜达进胖婶家里，看男人们打牌。

胖婶家是村里的赌博基地，所以每个玩牌的男人，都是备了零钱来的。在男人们卷起袖子为了赢钱而神经紧张的时候，半熟儿媳妇从来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只是站着说些闲话，或者看看热闹。她是来看门道的，如果半熟儿也参与到打牌中来，那么她一定是最强的军师。就凭半熟儿那点牌技，非得把卖馒头挣下的钱，全都输光了不可。可是自从媳妇来了，半熟儿就什么也不怕了，每次打牌，他多少都会赢一些钱回去，这让别的男人颇为嫉妒。传说中，东北娘儿们都是能喝能抽，也能赌的。果然，半熟儿媳妇到我们村才一年，就用永不输钱的牌技，震慑住了男女老少的心。

但在半熟儿媳妇生了儿子之后，她就泯然于村妇的行列，除非因了她从未改变过的东北话，很少有人会再刻意地将她从人群里放大出来。如果她和村里大部分的女人一样，跟半熟儿厮守到终老，那么，所有人都会将她忘记，即便是死亡，也不会让多少人记起她年轻时逃婚到此的叛逆壮举。可是，半熟儿媳妇终究是半熟儿媳妇，个性里的狂放，历经了十几年，非但没有被世俗的生活消磨掉，反而被思乡的情绪，酝酿得愈发浓郁了。

半熟儿媳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新的出逃的呢，没有人能想清楚。就连半熟儿，也没有窥出蛛丝马迹。那一年，半熟儿的儿子十五岁，村里许多人纷纷外出打工，人们因为外面的世界而躁动不安，半熟儿媳妇出逃的念头，也就在那时，啪一下跳了出来。

一点征兆也没有，半熟儿媳妇逃回东北老家的消息，就在整个村子里蔓延开来，然后便是各式各样的传说。有的说，半熟儿媳妇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男人和大儿子身边，决心脚踏实地地跟着他们生活。有的说，半熟儿的儿子千里迢迢去找她，跪在她的面前，又威胁说，如果她不跟他一起回去，他永远不会起来。有的说，半熟儿每天早晨，都要一个人跑到公路口，眺望媳妇一个小时。有的说，半熟儿媳妇已经发下狠话，一辈子不再回来了，哪怕儿子因此跟她断绝关系。还有的说，半熟儿媳妇想让儿子留在东北，不再回到半熟儿身边……

种种流言蜚语，再一次搅动了因为打工而只剩了老弱病残的村子。即便是在千里之外打工的村里人，也通过电话得知了这些传闻。于是人们纷纷说，看，跑来的媳妇，终归是要跑回去的，半熟儿这样的人，怎么守得住一個从来不做家务的媳妇呢？

谁也不知道半熟儿媳妇是否还能够回来，村里的人都抛弃了不能谋生的田地，走进城市。他们其实和半熟儿媳妇一样，抛弃了村子，奔赴另外一种想象中热气腾腾的生活。

在一时的热闹之后，也没有多少人再关注这个新闻。半熟儿还在蒸着他的馒头，而他的儿子，则在留与去之间，犹豫徘徊。

半熟儿媳妇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而我，记得她耀眼的红唇，吸烟时性感的烟圈，面粉一样白皙的脸，美艳的指甲，神秘的黑色连衣裙，却唯独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