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7月，渝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班，毕业了47个学生。这些学生，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平庸之才。毕业宴会上，我们互相祝福，连祝福也显得那样平庸，十年奔科级二十年奔处级之类。事实证明，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时至今日，只有一人当了中学校长，正科级，另一人当了某地革命文物纪念馆馆长，副处级。绝大多数人做了中学教师，因为平庸，所以用功，十年过后，都在各自的学校成了顶梁柱，其中一个女生，还被授予“重庆市十大杰出教师”称号，受到隆重表彰。
该女生被表彰的当月，渝州师大举办五十年校庆。
正值暑假，我们当年的47个人，46个到了场。缺席的那位，名叫杨顺城：男性，身高1米66，下面两颗门牙朝外拱，一年四季留平头，平均半天刮一次脸，因为他浓密的络腮胡，能在一个钟头内长出来；爱穿灯笼裤、运动鞋；只要肩膀上没别的东西，就必然挎着一把吉他。
把他说得这样详细，并不是他很讨人喜欢。不是这样的。
念书那阵，每到傍晚，他就背着吉他，提瓶开水，坐到中心花园的草坪上去弹，边弹边唱：“我可爱的她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她的消息……”他把吉他弹得那么好，显然是为了勾引女生的。女生们觉得，分明知道有人抛下了一个钩子，你还去咬，是愚不可及的。自己再缺智商，也没缺到那个份儿上。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挂在钩子上的诱饵，不过是吉他弹唱。
四年大学，好些同学或长或短都有了恋爱的经历，没有这经历的，比如我，也在心里盘算：毕业后，去工作的地方找个女人，中规中矩、踏踏实实地过完一生。我们相信，天底下，总有个女人愿意跟我们谈恋爱，愿意嫁给我们，并和我们一道生儿育女，把光阴慢慢变老。
而他，杨顺城，却一直是孤孤单单的。
我是说，他的身体是孤单的，心也是。
他孤单得就像一具影子，没有温度。
到了大三下学期，他跟同寝室的人也不再说话。在路上，同学向他打招呼，他充耳不闻。只是偶尔，他会站定了，猛地盯你一眼，眼光锐如利器，寒彻肌骨，三伏天也冷得人打战。
久而久之，就没人理他了。他在寝室睡窗口左侧的上铺，室友和他本人感到的唯一不便，是他需从下铺的床头上下。无论寒暑，一旦上床，他就把蚊帐放下来，将下摆在床边扎紧。渝州师大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的那种热法，没去过的人是不知道的，到十月份，睡到天亮，沸腾的汗水还从头发梢往下滴，我们都恨不得睡到野地里去，甚至跳进与学校隔着一爿街区的嘉陵江，泡一整夜不出来，他却把蚊帐关得那么严丝合缝。他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洗漱完毕，绝不在寝室待过五分钟。
他就像一个隐身人，无形无迹地消融在他所处的任何背景之中，没有一丝生气。
连他走过的路，坐过的凳子，都浮荡着阴冷的气息。
只有背着吉他走向中心花园的时候，他才会从背景中现身，人们也才会短暂地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们听他弹唱的最后几句是：“夕阳下山头，月亮挂枝头，晚霞更红。”
尽管不喜欢他，可他是班上的一员，如同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到场，就相当于我们的某根脚趾没有到场，即使不痛，也老是想着。谁也没料到，校庆聚会，几十个同学大老远跑到重庆，提说得最多的人，竟然是杨顺城。可真正拉开话头，才发现跟他是那样陌生。我们弄不清楚，念书时，他除了上课、吃饭、睡觉、进图书室、弹吉他之外，还干些什么。他老家是什么样子?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尽管读书时我们不怎么谈论自己的家庭，但多多少少是要谈一点儿的，而杨顺城从没谈过。
幸好他有个老乡，刘畅。刘畅和杨顺城都是川东北宣汉县人，以前并不认识，成了大学同学后才认识的。大一寒假，两人乘同一趟火车回去，在县城下车后，杨顺城死活要拉刘畅去他家玩两天。
原以为他家离县城不远，没想到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在黄尘漫天的山路上，摇晃了六个多小时，才进入一个镇子。镇子被大山挤压，呈狭长的一溜，走路时甩手的幅度稍大，就会碰到两边的山壁。杨顺城对他说：“我们吃点东西再走。”还要走?刘畅后悔死了，他家的方向，跟这里完全相反。
杨顺城生怕他转身回去，说不远了，真的不远了。
在街边的饮食店里，各吃了三两挂面，又上车。
这次坐车很奇怪，杨顺城没领他往车站走，而是去了菜市场。反正就一条独街，菜市场也在街边，远远的，看到一辆蓝色小货车，杨顺城兴奋起来：“我就知道他们这时候要来买菜。”而那辆车的车身上，分明写着“七里沟监狱”几个字。刘畅觉得神秘，还隐隐约约地觉得害怕，当然也越发后悔。
买菜的师傅，穿着白褂，像个医生，只是褂子很脏，前胸后背，都油腻腻的，糊着黑灰。他正把一蛇皮口袋南瓜往车厢里扔，见到杨顺城，说：“顺城放假啦?”那口气就像杨顺城一直在镇上读书。杨顺城说：“李叔叔，我放假了，这是我朋友。”听到朋友两个字，刘畅皱了一下眉头。
尽管是老乡，两人接触并不多。进校不到两个月，杨顺城就买了吉他，拜高年级同学为师，刻苦用功地学，把指头都弹裂了。而刘畅跟许多同学一样，高中读得太苦，进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让自己放松，提到课本之外还要学什么，不仅心理上拒绝，生理上也有反应：发干呕。
货车只能在副驾驶座坐一个人，杨顺城让刘畅坐了，自己爬进斗厢，与蔬菜为伍。半个多小时后，到了。杨顺城跳下来，身体里渗出一股白菜萝卜正在腐烂变质的气味。他身上不是现在才有这股味儿，刚进大学那阵，他的室友，还有跟他同过桌的，都说他有这股味儿。看来，他从小就喜欢搭乘这类购物车，到镇上玩，那股味道，已经浸入他的皮肉，成了他自己的味道。
他爸爸在七里沟监狱当保安科科长。
如果不想到它是监狱，你会觉得，这里的风景多么秀丽。冬日里，围墙外的山野木叶尽落，在冰冷的夕阳照耀下，光秃秃的枝杈懒心无肠地伸向天空，但刘畅凭简单的想象，就知道春天一来，这里该是怎样的流光溢彩，百鸟翔集，到了夏秋，又该是怎样的郁郁葱葱，层林尽染。到处都很静，静得能听见静的声音，围墙之内更是，分明只有两个人走路，却像来了一支队伍。远处，一个剃了光头、穿着囚服的年轻人，在打扫卫生，扫把与地板摩擦的声音，如河水奔流。
杨顺城对那人视而不见，刘畅却有一眼没一眼地看过去。他只在影视剧里看到过囚犯，因而只敢躲在杨顺城身旁，偷偷看。他生怕自己的眼睛跟囚犯的眼睛对上了，囚犯就会冲过来，扼住他的咽喉。
杨顺城注意到了刘畅的神情，大踏步朝扫地的囚犯走过去。还有二十米远，囚犯就将扫把一扔，双手紧贴裤缝，规规矩矩地立正，嘴里还说了句什么，刘畅没听清，好像是向领导问好。
那人个子很高，骨骼粗大，杨顺城站在他面前，就像一把竖着的干柴。但这把干柴举起右手，伸出中指，把那人的下巴顶了一下。那人铮的一声，站得更直。其实他已经够直了，现在的直，是被铁匠锻打的那种直，下巴尽力上扬，棕色脖子上的喉结，像马上就要滚落下来，脸朝后仰，与天空平行，仿佛在察看天空是否干净，是否也需要他打扫。
夕阳只剩下猩红的意象，天空越压越低，乱云飞渡。
杨顺城一句话没说，回到刘畅身边。
两人穿过槐荫夹道的水泥路，继续朝前走。走到一处墙皮剥落的楼房前，马上就到拐角的时候，刘畅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那个人，依然保持着那种姿势，纹丝不动。
时过多年，刘畅也无法把那个人、那种姿势，从自己的眼睛里洗去。回到学校后，他之所以没说自己去过杨顺城的家，这么多年，他也没向任何人——包括他老婆一说起过，就因为在七里沟监狱见到的第一个囚犯。刘畅的个子比那囚犯还高，能清晰地看到囚犯望天时的眼神：畏葸、恭顺、疑惑、寒冷、坚硬……他说那眼神是道不尽的。他想把它的性质分辨清楚了再告诉大家。
可他至今也没分辨清楚。
要不是同学们知道他跟杨顺城是老乡，逼迫他说出个一二三来，他还会沉默下去。刘畅相貌英俊，是那种不明朗的英俊，平时话不多，也不怎么笑，为人处世，老是温吞吞的，即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人通常所具有的好奇。世界在他眼里，就像一张烙饼，翻过来是这样，翻过去还是这样。
但既然已经说开了，当然要从头至尾地说完。
那次，他在七里沟待了一个晚上，半个白天，始终没见到杨顺城的父亲。他父亲到两公里外的煤矿去了。七里沟原本是煤矿，20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杨顺城出生的前后，这里建了监狱，煤矿也收归监狱所有，押送过来的服刑人员，都下井挖煤。监狱抢了当地人的金饭碗，彼此间几十年来纠纷不断，就在杨顺城放假回来的前两天，上百名当地人砸烂铁轨，拦下运煤车抢煤。杨顺城的父亲带着手下，驻扎到矿井外面，维持秩序去了。听说双方发生了械斗，且双方都有人挂彩。
听到这消息，杨顺城就当没听见。
不满七岁，他就跟父亲到了监狱，监狱成了他的家，犯人越狱，并因此遭到击毙，包括狱方和当地人的流血冲突，在他听来都稀松平常。他也没有想见父亲的念头，更不为父亲担心，只是请去矿井增援的人，给父亲带个信，让把钥匙拿回来。然后带刘畅去食堂。刘畅一点儿不饿，但他觉得特别无聊，除了吃饭，也没啥别的事好干，就吃了一大碗。饭菜的气味儿，和杨顺城身上的气味儿差不多。
天黑过后，有人把钥匙带给了杨顺城。带给他钥匙的人，并没有带回父亲的一句话。
杨顺城的家在职工宿舍楼的三层上，两室一厅，磨石地板。刚打开门，刘畅就闻到一股臭气。这股臭气跟大学男生宿舍里的臭气一模一样。一张黑皮脱落的沙发，怪模怪样地横亘在客厅中央，沙发上堆满皱巴巴的衣物，还有一只旅游鞋，淡红色的鞋垫，像舌头那样伸出一半，鞋垫上的脚皮，舌苔般扎眼。走进屋，才发现中间有面墙是凸出来的，一部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靠着那面墙，放在一张方凳上，与沙发的距离不过半米。给人的感觉，杨顺城的父亲看电视，是抱着电视机看的。
这明显是缺乏女人的家。
杨顺城的母亲呢?
他曾含糊其辞地说过，他有个姐姐，但六岁过后，他就没见过姐姐了，现在，即使姐弟俩在街上碰见，彼此也认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跟姐姐分开?姐姐是被母亲领走了，还是被别人领走了?
刘畅开始想问，后来看电视就忘了。
次日一早，杨顺城带刘畅参观监狱。
也没啥好参观的，就是一幢连一幢的房子，都很旧。围墙上铺设了电网，这在意料之中。监狱里也没怎么看到人，犯人看不到，狱警也看不到。两人走到一处水泥空坝，见旁边一扇铁门挂着大锁，铁门和大锁，都黑得发沉。杨顺城丢下刘畅，朝空坝那边的值班室走去，跟坐在里面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交涉。杨顺城说：“侯叔叔，把门打开，让我的朋友看看。”
侯叔叔连连摆手：“那不行，得有上面的批条才行。你朋友是干啥的?”他瞄了刘畅一眼。
杨顺城说：“我朋友是记者。”
侯叔叔语气坚定，样子却很为难。
杨顺城说：“哎呀侯叔叔，他又不写啥，他只看看。”
侯叔叔很不情愿又不由自主地把上身前倾，抬起屁股，立直膝盖，放正身体，跨出小屋，下五阶石梯，来到空坝。杨顺城给刘畅挤了挤眼睛。在学校，只要没弹吉他，杨顺城就相当闷，闷到木讷，回到监狱，却表现得这样从容自在，让刘畅暗暗吃惊。在杨顺城身上，似乎怀着某种幽暗的奥秘。
打开铁门之前，侯叔叔对刘畅说：“只看看就出来啊，千万不能写啊。”
刘畅不知道铁门里锁着什么，从脚板心到脑门，蹿过一股凉气。他很想告诉侯叔叔，不管铁门里关的是毒蛇猛兽，还是金银财宝，他都不想看。他本来就不是记者。但真的这样说了，就是给杨顺城难堪。何况侯叔叔已经把右胯耸起来，从系在腰带上的一大串钥匙中拎出了一把。
铁锁在铁门上撞击，声音空旷，幽深。铁闩如同铁门的肋骨，侯叔叔要把那根肋骨抽出来，铁门发出痛苦而迟钝的尖叫。叫声刚停，侯叔叔的两条腿，微微劈开，用了很大的劲拉门。刘畅毛发直竖，觉得那扇门是这座监狱的胸腔，声音是监狱的灵魂，要么静如荒原，要么撕心裂肺。
铁门里面还有一道铁门，只不过这道门不是封闭的，是横一道竖一道的铁钎焊接而成的栅栏，每根铁钎都有拇指粗。栅栏内陡直的石梯之下，是七里沟监狱的一处监舍。
里面关着36个男犯人，分三问，每间住12个，上下铺床。但现在，只有5个犯人在，3个生了病，躺在床上，用浅绿色的毛毯把整个身体裹住；2个是上了岁数的，闭着嘴，抄着手，在室外巴掌宽的地面上，走过来，走过去。监舍左边是厕所，右边是个小卖铺，所卖物品只有水和饼干。
三人没站到一分钟就出来了。
走了很远，刘畅还觉得脊背发凉。他背着那两个年老犯人的目光。他们刚进去，那两人就盯住他们。他很想跟他们打声招呼，可侯叔叔和杨顺城瞧都没瞧他们一眼，他也就不好打招呼了。而且他不敢打招呼，那两人的目光，像斧子凿过的冰块。当他们回过身，朝石梯上爬，那两人并排站在下面，望着石梯顶端半开的门，或者说，望着从门外漏进来的长方形的天空，目光里的贪婪和攫取，根本就不该属于老人。侯叔叔关门的瞬间，刘畅发现，那两人的目光里，只剩下恨了。
一个被囚禁的人对自由人的恨，笼子里的野兽对观光客的恨。
表面看去，监狱很平坦，事实上到处都不平坦。从监舍出来，向东走几十米，一长排小叶榕外面，是一个深坑，瘦得几乎看不见的土路，把深坑和平地相连。说是坑并不对，因为下面是菜地。从高处望下去，菜地小如火塘。在这样的地方种菜，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几个着囚服的人，各占一个角，躬腰驼背蹲在地里，不知是要把圆白菜拔起来，还是在给它们培土。下面和上面，都无人看守。如果他们想跑，不必冒死翻墙，从大门就可以跑出去。那里虽有门卫，但时有人车进出，门经常大开着，趁门卫不备，冲出去就可以消失在荒山野岭之中。
但杨顺城说，他们不会跑的，凡是没下矿井，又在监舍外面活动的人，不是刑期将满，就是表现很好，面临减刑。他们再愚蠢，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逃跑。刘畅又想起昨天见到的那个囚犯。这么说来，他也是表现很好，或即将刑满释放。某一天，当他走出高墙，是否还记得自己的下巴被人用中指顶了一下?是否还记得他以那种古怪的站姿望见的夕阳和天空?
杨顺城蹲下来，在小叶榕暴露的根部上抠。干得发白的土块，还有这一带随处可见的红石子，被牢牢地囚禁在根与根之间，杨顺城费力地把它们抠起来，放成一堆儿。因为弹吉他的缘故，他留了指甲，但指头还是密布着淡紫色的血口子，这一用力，口子张开，颜色变深，血水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惊慌失措地遭到流放。他的好几根指头，连同土块和石子，都红艳艳的。
可他似乎全不察觉，抠出十几粒，就一粒一粒地往深坑里扔。
打在地里，打在菜棵上，打在弯曲的脊背上，打在铁青色的光头上，然而，竟没有一个囚犯抬头望一眼。他们先前是什么姿势，现在还是什么姿势，不仅没抬头，连伸手摸一摸也没有。子粒虽然不大，可这么高扔下去，光头上发出的“噗、噗”的响声，清晰可闻，他们竟然摸都不摸一下。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双手像耙似的，伸前伸后地忙碌，你完全可以认为，你眼中所见，并非活物。
刘畅说：“走吧。”
杨顺城没回话，继续扔，把土块和石子扔完，才站起身。
他的脸上，有了难得一见的、充盈着稚气的快乐。
或许，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天地间爆出“啪嗒”一声响，刘畅吓得膝盖一软，突然膀胱发胀，想屙尿。他以为是有囚犯越狱，触了电网，或遭了枪击。但不是的。是起风了。寒风越过大巴山，像也知道七里沟是监狱，进入这片地界时，先顿挫地爆出响声，给以威慑，之后才自北而南，一趟跟一趟地横扫过去。风头带着尖利的芒刺。刘畅缩着脖子，裹紧衣服。杨顺城看他两眼，“你不喜欢风，囚犯们喜欢呢，”他淡然地说，“哪怕是白毛风、刀子风，囚犯们也喜欢。风带来外面的信息，带着远方的经验。”
后面一句话，给刘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觉得，杨顺城绝对是个诗人。只要他愿意写诗，肯定比《双江潮》上那些跳神强多了。
《双江潮》是渝州师大文学社的社刊，每期都给各班级赠送。尽管读的是中文系，我们年级却无一人有成为作家的志向，除完成作業和不得不写的书信，我们再不愿多写一个字，自然也就没人在《双江潮》上发表过文章。我们都小看那些吟诗作文的家伙，把他们统称为“跳神”，意思是端公或巫婆。
刘畅猜想，杨顺城很可能有过这样的志向。对此我们都表示同意，因为每次《双江潮》发到班上来，都放在讲桌上，很少有人去注意，更没有人去翻，只有杨顺城，眼睛骨碌碌地盯着，下课后，他会做出不经意的样子，从讲台经过，以极快的速度，把那蓝皮封面、散发着油墨香的本子翻开，骨头也不吐地吞进几行文字。图书馆里有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而这本书上的文字，多是本校学生写的(也选登外校兄弟社团的文章)，味道肯定不同。他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久翻，吞下那几行文字，又做出不经意的样子离开。要是没人，他会是另一番举动，有回我亲眼看见，他神色慌张地将书一卷，塞进了书包。那时候教室空了，我还在后门系鞋带，桌子挡着，我侧目看见了他，他没看见我。
其实，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拿走。但他害怕被集体小看。
掐灭成为作家诗人的梦想，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吧?
刘畅离开七里沟的时候，杨顺城的父亲还没回来。但听说他当天下午就要回来了。如果他不回来得这么快，刘畅计划明天早上再走的，反正午饭后去搭车，只能赶到县城，需花钱在县城住上一夜。
听说杨顺城的父亲要回来，他就坚决要走了。
说不清为什么，他怕杨顺城的父亲。
杨顺城找出各种理由挽留他。可越挽留，刘畅回家的心越急迫，甚至到了发火的程度。
恰恰是因为他的可怜，使刘畅格外地想念起父母来。寒假短暂，我是要回家陪父母的，不是留在这里陪你。
实在挽留不住，杨顺城就去食堂，找到昨天买菜的李叔叔，让他开车把刘畅送到镇上。平时，李叔叔买菜不会去这么早，夏天下午5点过去，冬天下午4点过去，这时候的菜要便宜大半。但他答应了杨顺城。刘畅坐上副驾驶座后，杨顺城爬进了斗厢。刘畅说你别去了。杨顺城没言声。
在镇车站分别的时候，杨顺城拥抱了刘畅，眼里含着泪光。
刘畅有个感觉：杨顺城想跟他一块儿走，甚至想去他家过完整个寒假。
这感觉异常鲜明，就像在你面前放着一把枪，或者一枚炸弹那样鲜明。但刘畅故意不承认自己有这感觉。跨上公交车的踏板，杨顺城也跟着跨上来，刘畅侧过身，把杨顺城往下推，说你回去吧，李叔叔在等你呢。他是把这话说给司机听的，因为发车时间已过，车子突突突响，表达自己对路的饥渴，司机抽着烟，早就很不耐烦地等着这两个站在车门边黏黏糊糊的人，听说被推得打了几个趔趄的家伙，只不过是送行的，司机断然关了车门。喇叭长鸣，四轮滚动。
刘畅看见，杨顺城追了两步，然后站住了，眼里亮闪闪的光，一朵一朵地暗下去，直至熄灭。
春季开学过后，刘畅跟杨顺城冷淡了。
刘畅跟杨顺城冷淡，杨顺城也跟刘畅冷淡。
这究竟是为什么，刘畅至今解释不清。毕业后，他去重庆郊县一所中学教书，很快跟大学时的女友结婚生子，并且把父母接了过来，在老家宣汉，只有两个姐姐，他三年两载的才回去一次，在两个姐姐家各住一夜，匆匆忙忙地就走了。因此，对杨顺城的近况，他一无所知。
谁也不知道他的近况，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我们当年，小部分毕业生自主择業，大部分还是分配，杨顺城被分到达州地区教育局，达州又将他分到所属的宣汉县教育局，宣汉县教育局见他来自七里沟监狱，又把他分到七里沟监狱子弟学校。但他根本就没去报到。据说他去了西藏，在藏北阿里地区多木拉一所学校代课。大半年后，他回了趟母校。那时已是仲春时节，他却穿着皮大衣。我们那时候的工资，是七十多块，他在西藏可以领到三百多，他穿着皮大衣回母校，并非不知道重庆和高原的气候差异，而是为了显摆。
这件事情，是高玲玲说出来的。
高玲玲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当然，女生各有各的漂亮，说谁最漂亮并不合适，但男生们躺在床上，瞌睡吊断眼皮也不睡，熬更守夜地给女生打分，高玲玲的确常常摘桂。她除了漂亮，还洋气。
对这样的女生，男生想爱，又不敢爱。杨顺城却敢。
不过，要不是高玲玲今天把这话说出来，我们还不知道杨顺城真的敢去爱她。
杨顺城和高玲玲是同一个小组的。班上同学分成四个小组，辅导员是刚毕业的留校生，比我们年长不了几岁，充分理解大家的心思，分组时，尽量做到男女搭配。尽管这种搭配是无效的。杨顺城他们小组12个人，7男5女，刚入学那阵，几乎隔周就聚餐，大家凑钱买菜，到男生寝室涮火锅。
第二次聚餐时，几个女生让来让去，都不就座——她们要等男生先坐了再坐。这是为了见机行事，尽量离杨顺城远一点儿。她们不喜欢杨顺城身上那股白菜萝卜的腐烂气息。那时候，高玲玲还在盥洗室，等她从盥洗室过来，只有杨顺城身边还有空位了。女生们往旁边挪了一下，意思是叫高玲玲跟她们挤一挤。高玲玲说：“那边不是有位置吗?”侧身从人、桌凳和床的缝隙中挤过，傍杨顺城坐了。吃到中途，杨顺城下巴上滴了油，高玲玲摸出一张餐巾纸，递给杨顺城，动作轻柔而自然。接下来的第三次聚餐，高玲玲喝醉了，醉得像没长骨头，杨顺城抢着去扶她，把她扶回了女生宿舍。
这个“抢”字，是男生们说的，可这时候高玲玲给予了纠正，说杨顺城根本不是抢，而是别的男生都木呆呆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去扶她。酒醉心明白，当时她把这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那天杨顺城在四个女生的簇拥下，让高玲玲的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像扛一袋米那样，把高玲玲扛下楼，走过阅报栏，走过楼间花园，又把她扛上楼。他把她放在了李小冉的床上，因为李小冉睡下铺，高玲玲睡上铺。当他把她的手从肩膀上顺下来，他在她手上狠狠地捏了一把。
在她的印象中，杨顺城的手汗淋淋的，胶水一样黏稠。
之后没多久，高玲玲跟李小冉在路上走，杨顺城竟然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那是一段煤渣路，两旁开满红灼灼的夹竹桃花，李小冉家是做花木生意的，她爸爸不仅种花、卖花，还研究花，写过一本书，虽未出版，但李小冉认真读过，觉得爸爸写得真好。她借爸爸的智慧，从夹竹桃开始，给高玲玲讲各种花开放时的韵律，说一般人只能看到花开的形状，听不到花开的声音，世上第一个音乐家，绝对是能听见花开的声音的人，那声音有的像钢琴声，有的像小提琴声，有的像吉他声……
说到吉他的时候，高玲玲肩膀一耸，头摆了一下，沉醉地吸了口气：“我最喜欢听吉他了。”
正是摆这一下头，让她注意到身后有人。
转过头看，是杨顺城。
那可是煤渣路啊，光着脚走，也会弄出沙沙的响声，而杨顺城穿着皮鞋，却像走在棉花上，走在云彩上，是真正的悄无声息。而且他不看路，眼睛直愣愣地盯住她，像他的眼睛饿慌了，要吃人。他怎么能这样呢!高玲玲没理，继续跟不知情的李小冉聊，只是聊得一点儿也不安心了。
按李小冉的意思，走完煤渣路，接着朝右拐。右边是一条很深的、僻静而润湿的土路，路旁真可用万紫千红来形容，芙蓉、胭脂、天竺桂、美人蕉、炮打四门、香水月季，各色鲜花杂陈开放，李小冉想把每样花都讲一讲。她并不是喜欢卖弄的人，但在高玲玲面前，她控制不住卖弄的欲望。
入学不满一月，她和高玲玲成了关系最好的朋友，上课、下课、去食堂、进图书馆，都形影不离琏上厕所也一块儿去。只要两人走在路上，就必然手挽着手，也不嫌热。两人差不多一般高矮，像双胞胎姐妹。真有人这样认为。其实，李小冉是四川攀枝花人，高玲玲是黑龙江佳木斯人，可谓天南地北。慢慢地，李小冉终于弄明白了，“双胞胎姐妹”，别人话是那样讲，事实上她不过是高玲玲的陪衬。要说，圆脸窄腰、双腿颀长的李小冉，如果单独行动，也会吸引一些男生的目光，可跟高玲玲在一起，哪怕男生的目光会聚成一条大河，也绝不会从她的脸上漫过。
或许是有了这种自觉，到大二的时候，她跟高玲玲就不再那么好了。高玲玲约她出去，她会找各种理由拒绝，等高玲玲走了，她再自个儿出去。在教室，也不跟高玲玲坐在一起。
这方法立竿见影。没过多长时间，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就向她求爱了。她和这个男生不仅成了我们班最稳固的恋人，还最终成了一家人。这个男生就是刘畅。
与刘畅恋爱之前，李小冉跟高玲玲有说不完的话，但在别人面前却像哑巴，别人给她打招呼，她只咧一咧嘴，不敢看人的眼睛，像欠了别人钱一样。她觉得，即使高玲玲不在身边，人家招呼她，也像是在招呼高玲玲。和刘畅恋爱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虽依然不大言语，却不是先前那种焦躁的沉默，而是出奇的文静，一站，一坐，都如花瓣飘落；她的文静可以摘下来，放在书桌上。从小在花木丛中长大的人，本来就该如此。可一旦开口，又落落大方，心直口快。毕业十年，她不仅没变老，还比读书时年轻和白净，也因此显得更漂亮了。看来，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那天，高玲玲知道李小冉的心思，但高玲玲有自己的心思。她害怕僻静。走完煤渣路，她左腿一撇。李小冉也只好跟着往左撇。那时候，她只是高玲玲投下的影子。两人去了中心花园。中心花园人多、敞亮。走到花园正中的假山前，高玲玲斜眼一看，发现杨顺城已经不在。
第二天，杨顺城就去买了吉他，不要命地跟人学。
李东这样说。李东当年跟杨顺城住同一间寝室。
同学们哄的一声笑起来。高玲玲没笑，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睫毛太长，眼睛睁开一半，上下睫毛还不愿分离，使人觉得，对她而言，眨一下眼睛是件相当费力的事情。然后她喝了口麦芽茶，诧异地望着众人，像刚才在做梦，现在梦醒了，明白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正聊着某一个人。
她说，如果杨顺城只是买了吉他，她完全可以把这事看成与已无关。
尽管他刚刚学成的时候，随时在她出没的地方弹唱。
比如今天是星期一，澡堂向女生开放的日子，他就在下课后迅速躲进棕榈林，因为高玲玲去澡堂，需经过这片林子。他盘腿坐在伞盖似的树下，弹唱《秋日私语》，唱词全是他自己配的：“我是深谷中一粒谦卑的黑土，在梦里遇见遥远的星座；我长久凝视，直到自己也成为一片小小的光明……”再比如，今天是星期四，英语沙龙活动的日子，高玲玲参加了这个沙龙，周四黄昏，在杏园聚会。杨顺城必然在黄昏稍早的时候，去杏园的某个角落，弹唱不知名的曲目，很可能词曲都是他自己编的：“说什么一万年，说什么永远；一万年只比九千九百九十九多一天，永远不过一辈子。”
不管怎样，这些语意含混的词句，大可不必理睬，但问题在于，杨顺城给高玲玲递了情书。
那天上写作课，杨顺城去得很早，但他不找位置坐下，直到高玲玲跟李小冉手挽手进了教室，高玲玲靠走廊坐下了，他才坐在高玲玲的后排。写作课一次上两个钟头，中途有十分钟的休息，前一个钟头没什么，事情就出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杨顺城站起身，往前面走，把高玲玲的书撞到了地上，他迅速弯腰，把书捡起来，递给高玲玲，还向高玲玲道歉，之后从前门出去了。
高玲玲有种直觉：杨顺城是故意把她的书撞落的。
他们在教室后面几排，要出去放风，应该走后门，不该走前门。
想到杨顺城那黏稠的手摸过她的书，她很不是滋味，禁不住苦着脸，把书多看了两眼。这一看，发现书页间有条缝，像嵌着什么东西，翻开，见两页纸先分别折成条状，再中间扩开，两头交缠，如同杨顺城穿在身上的灯笼裤。这就是他给她的情书。
看了情书，高玲玲不仅想到了杨顺城黏稠的手，还想到了他身上的气味、毛乎乎的脸、朝外拱的门牙、猫一样的脚步，当然，也想到了杨顺城的身高。那时候，中国人突然对身高有了觉悟，对男人身高的重视，仅次于文凭，1米70到1米75之间的男子，被称为二等残废。杨顺城只有1米66。女生的眼睛是一把精确的尺子，1米66和1米67，也能准确地目测出来，女生找男朋友的标准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么算下来，1米64的高玲玲，找的男朋友应该有3米28。
她怎么看得上杨顺城呢?
准备上下半场课了，学生全都进了教室，老师还没开讲的时候，高玲玲端起水杯喝水，水杯滑了一下，小半杯水淋到了地上，与此同时，两页被楷体字填得满满当当的纸，刚好掉进水里。高玲玲没低头看，用脚在地上碾着，擦那些水。笔画柔韧的字块儿，被肢解成残缺不全的尸体。
下课后，好些人看见，杨顺城把地上泡肿了的纸屑捧了起来。
不过当时并没引起人过多注意，还以为那些纸屑是杨顺城丢下的，出教室的时候，他顺便把它们带走。保持公共卫生是杨顺城的习惯。在寝室，别人的洗脸帕几乎没拧干过，湿淋淋地搭在从窗框拉到门框的铁丝上，水流满一屋，从外面带进来的尘土，和成泥浆，久而久之，积了厚厚一层，跟地板血肉相连，铁铲也铲不下来；而且把鞋袜乱扔，甚至扔到了屋中央，走路时一脚踢过去，一脚踢过来，也不收拾。杨顺城从不这样，他自己的东西可以脏，可以臭，但在公共场合，至少能做到表面的洁净。
被杨顺城捧起来的纸屑，说不定现在还被他保管着。
这当然只是猜想，不知实情。
唯一知道的是，从那以后，他就固定到中心花园去弹吉他。
李东又插话了。他本来就是个话匣子。他晃动着纤细多筋的脖子，哼一声，说：“自以为是的男人老觉得每个女人都在等男人的情书，不管这男人是高贵还是卑贱，是歪瓜裂枣还是相貌堂堂，接到情书的女人，可以不答应，但心里一定是高兴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那样，一个自己看不上眼的人在爱自己，女人会认为是对她的侮辱。哎，我们做男人的，要引以为戒呀。”
他这议论并非凭空而发。据他自己说，他老婆是他们的县花，尽管跟他结婚已经八年，儿子也有七岁半了(他骄傲地向我们宣称，结婚之前，他就让老婆怀上了)，但还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频频地给他老婆打呼机或者写信，每次接到这样的信，老婆都要郁闷一整天，气得饭都吃不下。
坐在刘畅旁边的尹世茂，歪着宽银幕那么大的脸，很严肃地向李东指出：“这件事情，你要认真对待，你老婆郁闷，究竟是因为对骚扰她的男人生气，还是心里起了波动?”
这话把李东弄得面红耳赤，并因此变得闷沉沉的。
杨顺城去西藏大半年后，穿着皮大衣回母校，高玲玲是怎么知道的呢?
高玲玲说，杨顺城去找她了。
高玲玲毕业后没回老家，留在了重庆，跟刘畅和李小冉一样，在重庆郊县教中学，只不过刘畅在巴县，李小冉在合川(两年后跟丈夫调到了一起)，高玲玲在璧山县。那次杨顺城回母校转了一圈，没碰到什么熟人，连教我们的老师也没碰到一个，于是乘车去了璧山，在县三中找到高玲玲。
尽管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那么短暂，高玲玲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念书时，她把主要心思用于穿着打扮，每次考试前，都加班加点地抄李小冉和其他室友的笔记，并靠背那些笔记，勉强过关。我们都以为，高玲玲将来不是做官太太，就是做款太太，连班也不需要上，只清闲一辈子，优雅一辈子。谁知道，她不仅去上了班，还比我们谁都做得认真，做得杰出。我前面说，有个女生被评为“重庆市十大杰出教师”，指的就是她。
她也没嫁给官员和大款，就嫁给了他们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物理老师，而且也不怎么打扮了。这次参加校庆，女生个个都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的，戴首饰，抹唇膏，搽眼影，自不必说，有两个对身材自信的女生，还穿了低领旗袍；偏偏是她，高玲玲，彻底的素面朝天，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蛋青色的T恤衫，脖子上、耳朵上、手腕上，都光光趟趟。这种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说不清楚。我不知道这是命运，还是人心真可以洗，洗成另外一个样子……
仲春时节的重庆，跟中国许多地方盛夏时的温度差不多，加之湿度太大，穿短袖衬衫，身上也像披了块粘满糨糊的毛巾。因此，当那天下午3点钟，看门师傅把裹着皮大衣的杨顺城引到高玲玲的办公室，高玲玲愣了至少五秒钟，才“哎呀”惊叫一声。她叫，是因为她以为杨顺城发了疟疾。
她没问杨顺城从哪里来，为什么来，直接就把他往医务室推。
推到楼下，杨顺城在一个花台前站定了，高玲玲再也推不动他了。他双眼湿润地望着她，说：“玲玲(是的，他就是这么叫的)，我感谢你，你对我这么关心……但是我用不着去医务室，我又没病。”
高玲玲的舌头把嘴唇顶上去，顶到了鼻尖。听他的声音，看他的样子，的确没病。他唯一的异常，是脸很黑(虽然胡子刮得很干净)，额头上像拧开的水龙头那样冒汗。
高玲玲说：“你没病，为什么穿这么多?”
他把自己在西藏代课的事说了，说那里春雪比冬雪还厉害，把牛羊都冻死了，房子都压塌了，这些天放假，他才有时间回来，去师大看了看。他说以前并不觉得母校怎样，到了遥远的地方，才发现自己怪想念的，遗憾的是没碰到一个熟人。还说，他在藏北待了大半年，这样穿习惯了，走到再热的地方去，穿上出汗，脱了就冷。接着他问高玲玲去不去西藏，说那里的工资有三百多。
正是听了他报的工资，让高玲玲觉得，他穿着皮大衣来重庆，根本不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我们班的格绒勇多，就是从西藏日土来的，日土同样属于阿里地区，人家在那里生活十九年才到重庆读书，到重庆的当天，就脱下袍子，穿上了短裤和凉鞋。杨顺城就是为了显摆的。高玲玲推他的时候，感觉他身上的皮衣，像婴儿皮肤一样细嫩，这是要花很多钱才能买来的。
女人显摆情有可原，男人显摆真是没有出息。
高玲玲没回答她愿不愿去西藏，只说：“我要上课了，我很忙。”
花台里种着芭蕉树，杨顺城拉过一片肥大的绿叶，褐色的手很用力，那样子不像拉扯，而像攀缘。
他把眼睛低下去，不看高玲玲，说：“我的行李放在门卫室。”
这与高玲玲有什么关系?难道他还想把行李放到高玲玲的寝室去?
但杨顺城不是这意思，他说：“我的吉他放在行李包里……我想给你弹一首曲子。”
高玲玲被某种东西击中了，心的某一处，锐利地刺痛了一下。
但这是她过后才感觉到的。她当时只觉得有面墙压过来，堵得慌，闷得慌，想尽快摆脱。
她说：“谢谢你，可惜我早就不喜欢听吉他了。”
正在这时，一个老师走过来，给高玲玲搭话，高玲玲顺势转过身，跟那老师进了教学楼。
上楼之前，她急慌慌地朝杨顺城挥挥手，就隐身不见了。
那天放晚学后，高玲玲去食堂吃饭，看门师傅也端着碗去食堂，紧追几步赶上高玲玲，说高老师，今天找你的那人是不是个疯子?高玲玲听后很不高兴：“你怎么认为他是疯子呢?你是说他穿那么多吗，那是因为他感冒了，而且他从高原上下来，那样穿习惯了。”
看门师傅端碗的那只手，不停地摇摆，像是要把浮渣撸开，舀一碗干净的空气。摇了好几下，才说：“我不是指那个!你不知道，他离开前到我那里取走行李，跨出校门，把行李袋放在地上，拉开拉链，取出一把吉他，坐在行李袋上弹。高老师，他弹得好哇，真好!我儿子从小就学吉他，我儿子学吉他的头一年，每次都是我陪他去老师那里，我听老师讲了一年，听我儿子弹了多年，吉他弹得好不好，我是听得出来的。我本来想出去制止他，就是因为他弹得太好了，我才没动。”
确切地说，到了这时候，高玲玲才清晰地感觉到心里锐利的疼痛。
看门师傅没注意高玲玲有些扭曲的脸，还在自顾自地说。他说高老师，那个人边弹边唱：“我这荒野中独狼的眼睛，无比温柔……可是灰白的路上，人心遥远……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风暴和黑暗忽略……”唱完那首歌，他朝前走几步，到马路边，把吉他高高抡起，啪啪啪地在梯坎上敲。每敲一下，吉他就哭一声。“真的，高老师，我不骗你，他的吉他真的在哭，比人哭起来还伤心。”
高玲玲站下来，闭着眼睛。
看门师傅也站下来，继续说：“我‘喂喂喂’地朝他大声叫，可他越敲越起劲儿，等我出去拦他的时候，吉他已经碎成了一包渣。他像完成了一桩事業，背上行李，吹着口哨，迈着大步，走了。”
高玲玲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承认，她当时无所顾忌地让眼泪夺眶而出。
她反过身去，朝校门的方向飞跑。她要去捡拾那些吉他的碎片。
可马路早被环卫工人打扫得干干净净。
她蹲在那里，泪水止不住地流。
——事实上，此刻，也就是她给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泪水同样在止不住地流。
现在的泪水，和差不多十年前的泪水，静静地靠拢。
气氛怪压抑的。
而这是五十年校庆，是同学们毕业十年后难得的聚会，不该这么压抑。
尤其是说到杨顺城的时候，更不该这么压抑。
尹世茂递给高玲玲两张纸巾，然后呵呵呵地笑起来。不是对着众人笑，而是钩着头，独自笑。
这家伙生在黄河岸边，对岸就是因红军过草地而闻名天下的诺尔盖草原。不满十岁，他就跟随父亲和哥哥，在月黑风高之夜，乘羊皮筏子过河，捞回一两只散放的肥羊。他家是甘肃辖地，对岸归属四川，因此，这算是跨省偷盗。如果被发现，还可能动刀子。刀子总是随身携带。他常常给我们讲那些惊心动魄又妙趣横生的夜晚，既不自责，也不自夸。他们村的人，祖祖辈辈都这么干，那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是有了这些经历的缘故，他成了我们班的老大。他不是班干部，但大家都服他、听他，连班长也听他的。他也真有老大的风范，为人特别宽厚，男生女生有了烦心事，除杨顺城外，都愿意找他诉说，班上同学被人欺负，或捅了娄子，全由他出面解决。
大家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回，杨顺城在中心花园的草坪上弹吉他，惹得旁边几个喝酒的体育系学生很厌烦，叫他到别处弹去。杨顺城比他们先到，当然不听。后到他也不会听。不仅不听，还不减一丝深情，不乱一丝指法。“龟儿子!”这么骂一声后，一个人走到杨顺城跟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把他的吉他踢了一脚。踢得并不重，与其说是踢，不如说是提醒。他们以为他跟贝多芬一样，是个聋子呢。
杨顺城飒然起身，一拳打在那人的下巴上。
那人朝后一仰，像扇石磨那样倒下去。
尽管他膀大腰圆，还是败给了速度。
杨顺城拿着吉他，拔腿就跑。
刚跑回寝室，就有四个大汉追上来了。他们共有五个人，除被打倒的那位，都来了。
我们住的是木楼，非凡的动静，引起了尹世茂的注意。那时候他也在喝酒，他提着啤酒瓶，出来察看，见四个大汉猛踢312室的门。门板不结实，是经不住踢的，再踢几脚，不塌，也会踢出一个洞。尹世茂走过去，听见李东在里面惊惊慌慌地指责杨顺城，意思是说，你一个人惹的事，你一个人担，你怎么能把狼群引进来，让我们全都遭殃?“你出去吧，”他对杨顺城说，“叫他们别踢了!”
李东是我们班最富裕的男生，他把他的钱，第一用来吃，第二用来穿，主要是穿，他在穿这方面下的工夫，超过任何一个女生，自然也超过了高玲玲。他的裤子，一年四季裤缝笔挺，毫无褶皱，这是因为，每次去厕所蹲坑，他都要把身上的裤子换下来，换成专用蹲坑裤再去。他这样做，就是怕蹲下时把裤子弄皱了。哪怕正上课时想蹲坑，他也必然跟老师请假，不去教室旁边的厕所，而是跑很远的路，回到寝室，换了裤子再解决问题。为此，累得两腿打战，憋得双目赤红，也在所不惜。
听到凶猛的踢门声，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有人冲进来误伤了他的身体，而是抓抓扯扯地伤了他的衣服。那可真要了他的命。
尹世茂拍了一下踢门人的肩，说兄弟，别急。那人还没反应过来，尹世茂就叫：“开门。”听到尹世茂的声音，李东知道救星来了，连忙把门打开。尹世茂抢进去，站在门里边，一手撑门框，一手拿酒瓶，往嘴里灌。他本来就体形宽大，尤其是屁股，壮实得能坐断山梁，这么一撑，就把门堵住了。
几个大汉说：“让开，不关你的事，我们找他!”
他们的指头像手枪一样，指着站在屋中央的杨顺城。
尹世茂头也没回，又喝了一口酒。
几个大汉说：“你他妈的听见没有?再不让开，连你一起刮毛!”
只听一声炸响，尹世茂把啤酒瓶在门框上磕碎了。
他的手上握着半截龇牙咧嘴的瓶子，瓶子里的残酒，像冒着泡沫的白血，淋淋漓漓地往下流。
而他的神情却格外的轻描淡写。
几个大汉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
这么看了几眼，他们的腿就不听他们的使唤了，朝来的方向撤退。只是嘴上还在骂骂咧咧。
没撤几步，尹世茂说：“兄弟，等一下。”
他自己紧赶几步，追上前去，请四个大汉去他寝室喝酒。几人怒气冲冲，但不知是被尹世茂的诚恳打动了，还是被他的淡定镇住了，说我们不喝，我们在草坪上喝，我们那里还有个人。尹世茂说：“是这样啊，那你们拿两瓶去吧。”进寝室取出两瓶酒，硬是塞给了他们。几人的脸色缓和下来。尹世茂这才说：“310到314，住的都是我的同学，你们最好把我的同学认一认。”
这意思很明显，是叫他们今后别欺负他的同学。
尽管没去认，但的确没找过我们班任何人的麻烦，杨顺城也安然无恙。
可这时候尹世茂笑什么呢?高玲玲哭得那么真诚，那么伤心。
等高玲玲不再哭的时候，尹世茂才经不住大家的催逼，说了他为什么笑。
他搞过杨顺城一回。
那是大三上学期，放假前一个月的某个星期六，晚上，他去沙坪影院看了两部卓别林的电影回来，路过中心花园，听到杨顺城还在弹吉他，还在唱那首唱一万遍也不嫌烦的歌，当他唱到“我可爱的她呀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尹世茂灵机一动，回到寝室，从听课笔记本上扯下一张纸，写了一句话：“明晚9点，半月湖紫藤树下见。”尽管已经10点过了，因为是周末，整个宿舍楼都没有睡意，尹世茂有了这个突发的点子，更没有睡意，在公用书桌里翻，终于找到信封和邮票，封好粘好之后，不辞辛劳地走到校门口，投进了邮筒。他知道，最迟明天下午，杨顺城准会收到这封信。
次日晚饭过后，重庆建工学院两个老乡来找尹世茂，他带着老乡，在校园里转。两个老乡说：“你们的半月湖那么有名，带我们去看看吧。”说到半月湖，尹世茂竟没想起他给杨顺城写的那封信。一觉醒来，他就忘了。他对半月湖是拒绝的，但他想时间还早，去去也无妨。走到半月湖弧形顶端的紫藤树下，在朦胧的灯影里，看见杨顺城怯生生地坐在木椅上，他依然没想起来，还奇怪杨顺城怎么没去草坪上弹吉他。他跟杨顺城点过头，领着老乡又走出十来米远，才猛然回忆起自己搞的那个恶作剧。
他看了看表，8点43分，杨顺城提前赴约了。
开始他跟老乡聊得兴兴头头，这时候突然坏了心情，很想回转身去，叫杨顺城别再等。
可细一思量，万万使不得，那会伤害他。碰上别的人，可以把这事当成玩笑，即使受一点儿伤害，也不会伤得太深，对一根筋的杨顺城，就会伤到骨髓里去。而且尹世茂作为班上的老大，一直被同学们信赖的，如果他去向杨顺城坦白了，杨顺城再传扬出去，真是毁了一世英名。
把两个老乡送走，尹世茂回到宿舍，寝室门也没进，就去了312室。
靠窗左侧上铺的蚊帐，还是卷起来的。
他跟李东他们说了几句话，走出来，去了盥洗室，又去了厕所，都不见杨顺城的影子，便依然没进自己寝室，再次下楼，脚步匆匆地穿过宿舍区，穿过文化长廊(因塑着若干名人雕像而得名)，再穿过中心花园、桃园、杏园和玫瑰园，走了三里多路，去了半月湖。
半月湖约有五亩，形状像D，左边那条直线，是条人来人往的大路，一旦从两端进入弧形区，就是秘密的世界了。无论寒暑，到夜里9点过后，那里就变成了恋人的天堂。刚上大学那年，尹世茂不知内情，有天晚上从图书馆出来，不想马上回寝室睡觉，就信步乱走，走到“D”下面的端口，拐了进去。里面是两米宽的廊道，青石板铺成，廊道上空搭着架子，架上藤萝交错。秋天里，湖里蛙鸣如织，习习凉风，从蛙嘴里吐出来，丝丝缕缕地吹向湖岸，带着荷花的香味，带着干净的水的气息。尹世茂顿觉神清气爽。他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了父母和为他读书一直推迟婚期的哥哥。
他一点儿也没注意到旁边有人。
廊道内侧，每隔两三米，就安放着一张木椅，每张椅子上，都坐着一对恋人。走到三分之一处，忘情的亲吻声和低低的呻唤，使他从宁静美好的想念中回过神来。他以为是蛇。当他发现不是蛇，而是紧紧拥抱的男女，便加快了脚步；谁知脚步越快，扎入眼里的同样的景象，塞进耳朵的同样的声音，也就越多。他陷入的是迷魂阵。他已经听不见蛙鸣了，也闻不到荷叶荷花香了。
最糟糕的是，到了这一步，退又退不得，进又进不得!
这个在幼年就敢于跨省偷盗、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黄河人，竟有了深深的恐惧。但他总不能蹲下去哭，就像独自夜行在荒郊野岭，心里再害怕，也不能蹲下去哭。只有放开趟子跑，跑完余下的路程。
当他终于冲出另一个端口，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却有了重生之感。
整个大学期间，尹世茂之所以拒不恋爱——班上好几个女生向他示好，周末到他寝室，像恋人一样帮他洗衣服和收拾床铺，他却始终只把她们当同学看待——与这次经历不无关系。
再说那些恋爱的男生他看得很清楚，要给女友打饭、打水，要千百次地回答女友那个傻得出奇的问题：“你真的爱我吗?”把“只有你才值得我爱”之类的屁话憋出来后，女友又要求他再说一遍。稍有空闲，就被拉出去约会，去晚了两分钟，女友就给气受，就陷入纠缠不清的解释，并以加倍的殷勤去补偿，以求得女友的原谅。等女友好不容易原谅了他，把掺和着泪水的温柔又给予他，一个美妙的夜晚就浪费掉了。凡是恋爱了的男生，跟同学话也少说，酒也不喝，真没球意思。尹世茂最害怕没意思。他是打定了主意的，哪怕全班男生都恋爱了，他也不恋爱，没人跟他喝酒，他就一个人喝……
那天，他急匆匆走到半月湖去找杨顺城，却只走到大路上，不敢进去。
不进去，就意味着啥也看不见。
夜已深，半月湖的灯光越发朦胧。半月湖本身并没有灯，只有立在大路边高杆上的两盏路灯，影影绰绰地照过去，在湖面形成浅橙色的反光，连湖心那片枯死的荷叶，也不能看见分毫，至于藤萝遮蔽的廊道，更是漆黑一团。何况紫藤树在弧形的顶端，从大路望过去，是有相当距离的。
尹世茂在那条路上来来回回地走，走得整个校园都沉入了梦里，还是不敢进去。
罢了，我不信杨顺城在那里干等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还会那么傻等。他吉他弹得那么好，功课也学得那么好(连续两年，杨顺城都拿头等奖学金，我们班仅此一人)，想必没那么蠢。
这么想着，尹世茂踏上了回寝室的路。
校园真的空了。走到中心花园，在假山下的池子里，看见一轮圆月。抬头一望，天上果然有月亮，然而它像一块冰片，更像一团圆得无可挑剔的云，没有光。它的光还在高空就被冻住了。别看重庆进入春天就热得人无处躲藏，可秋天一过，黄叶飘零，冷气便千军万马地驻扎进来，附着在树梢、墙壁、路面、皮肤，以及所有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地方，使人臃肿和迟缓；特别是子夜过后，朔风吹刮，寒霜簌簌而下……只有热恋中的男女才是不计寒暑的生物，可杨顺城是在等待爱情，而且是毫无指望地等待。他别冻坏了啊。尹世茂有了一丝担心。
但他也因此觉得，这么冷的天，杨顺城更不可能无止境地等下去。
回到宿舍，大家都睡了。
他去312察看，门关着，只从门缝里传出拉锯似的呼吸声。
说不定杨顺城早就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尹世茂是他们寝室第一个起床的人。往盥洗室去，要经过312。312的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见杨顺城床上的蚊帐，严严实实地罩下来。他吐了一口浊气。这口浊气胀鼓鼓地折磨了他一夜，连做梦也被它折磨，现在终于吐出来了，感觉浑身轻松。
盥洗室里只有李东一个人。他在刷衣服。并不是洗，而是将应该起棱角的地方刷湿润，再回寝室，用小熨斗熨。见尹世茂进来，他停下手，神神秘秘地说：“杨顺城那龟儿子，终于搞到女朋友了。”
他把那个“搞”字，咬得特别重，特别的意味深长。
尹世茂慢腾腾地挤上嫩绿色的牙膏，“不能因为人家回来得晚，”牙膏太少了，他又挤了一点儿，“就一定是搞了女朋友。”
尹世茂开始刷牙。水把牙齿冻得在嘴巴里直跳，跳几下就麻木了，像是嘴巴里没长牙齿了。
李东没注意到尹世茂的表情，又说：“他肯定去外面开了房。”
那时候，去外面开房的大学生非常少，但也不是没有。侧校门外，有一排平房，因低于街面，看上去像地下室，平房里住的全是重庆的老居民，他们不止这一处房产，就把平房办成地下旅馆，二十块钱一夜，某些不仅向心灵、还向身体索求爱情的大学生恋人，会去那里开房。这是校方严厉禁止的，只要被发现，二话不说，男女生一起开除。就在前不久，生物系才开除了一对儿。去年春天，外语系也开除过一对儿，宣布的当天，那女生就跳了嘉陵江。
尹世茂擤了擤鼻子，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捧水洗脸。水把他的脸淹住了。冰凉刺骨的水。他仿佛要把自己的脸好好冻一冻。听见李东的话，他说李东，这种话你是不能乱嚷嚷的，既然你已经嚷出来了，我也听见了，你就只能让我一个人听见，要是有第二个人听见，你要负责任的。
因为脸被水淹住，尹世茂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咕嘟咕嘟，像被开水煮着。
李东明白这些话的分量了，说尹哥，我只说给你听，绝不会说给别人。
那天，杨顺城没有去上课。
这是四年大学，他唯一的一天缺课。
他没给老师请假，也没找任何人代假。尹世茂见他没来，就先给班长打了招呼，说杨顺城感冒了，发高烧。是班长向老师说明情况的。那天上午的课特别多，满满当当的四节，四节课尹世茂都没听进去，他在想：会不会杨顺城真的找了女朋友?会不会那封信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女生写的?
中午回来，尹世茂去食堂打了饭(只要上满四节课，我们都把碗装在书包里)，但没吃，他要把饭送给杨顺城吃。送去才知道，杨顺城真的感冒了，真的发了高烧。尹世茂也才从恍惚的神思中醒过来。那封信，的确是他写的，不是某个女生写的，杨顺城并没有找到女朋友。
杨顺城没吃他的饭，只吃了他去医务室拿来的药。
换了别人这么关心杨顺城，同学们会觉得奇怪，尹世茂这么做，就不奇怪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尹世茂不同情杨顺城，他的愧疚之心，也因此减淡了许多。他认为，杨顺城不在他手上吃亏，也迟早会在别人手上吃亏，他提早给杨顺城一个教训，对杨顺城或许是件好事。
但想象中的“好事”，似乎并没有发生在杨顺城身上。
他终于变成了一具没有温度的影子，一个活在人世间的鬼魂。
李东沉闷了一会儿，现在又变得活跃起来了，他挤眉弄眼的，像撒娇一样埋怨尹世茂：“尹哥，你做得不对哟，这些事你读书时不告诉我们，拖到现在才说，还把我拉扯进去。”
这话一半儿假，一半儿真。
李东讪笑一声。又把脸朝向高玲玲：“杨顺城那次穿着皮大衣去找你，看来并不是显摆，你冤枉了他。他是冻怕了，他一想起你心里很热，身上却冷，所以他去找你的时候，就穿了皮大衣。”
笑声灌满一屋。或许是在空调屋里坐得太久，或许是酒喝得太多，还可能是因为老是在说杨顺城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太闷，有人发起疯来，用勺子使劲儿敲打餐桌。屋子里乌烟瘴气的。
参加完校庆的活动，我们46个同学，就去了校后门斜对面的火锅城，要了一个很大的包间，两张大圆桌，一张桌上坐23人，跟读书时分小组一样，同样的男女搭配，同样的凑份子。包间隔音良好，弄出再大的响声，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过，这种凑份子吃饭的方式，却多多少少显得寒碜。
我们那届中文系，渝州师大共有两个班，我们一班47人，二班48人，二班的学生，毕业那年就有5个考上研究生，毕业后的三年内，又有7个考上了，这12个人，全留在了高校；余下的，前前后后都离开了中学教育岗位，干别的事去了。我们班毕业20年后，才有人做了副处，人家二班，毕业10年，就有个女生当上了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给母校赠了一大笔钱，给老师们带来满满一车土特产：营养丰富的黑鸡蛋。校庆那天，她被体体面面请上主席台，还发了言。另一个男生，毕业不久就下海，经营电器，听说资产已过千万。他也被请上了主席台。二班的48个同学全都到齐了，吃、喝、耍，总之在重庆的一切开销，全由那个千万富翁负责。
但我说过，我们班都是平庸之才，平庸有平庸的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我们吃得一般，喝得一般，虽感觉到了那么一点儿寒碜，但并不十分在意。
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精力在意这些。人家二班全都到齐了，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没来。
我分明感觉到，大家笑一阵过后，都不想再提杨顺城了。曾经，我们都觉得班上同学，只有杨顺城才是一个黑洞，现在发现，他是最简单、最明白的，我们在座的46个人，每一个人都比他有丰富得多的秘密，应该感到陌生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很可能是这样的。再说下去，我们就会像高玲玲和尹世茂那样，把那个深深地潜藏起来的“自己”，不经意间抖搂出来了。
比如我本人，也跟杨顺城有一点儿小故事。那是大四下学期，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不怎么上课，大家都在准备毕业论文。老实说，写篇论文并不难，选定一个题目，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像裁缝那样，东拼一块，西凑一块，一件衣服就成了，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因此，那两个月可以说是四年大学最放任自流的时期。寝室里经常见不到人，不知道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那天下午，我们寝室就没人，到晚上还是没人，我心里突然一空，感觉大学生活其实现在就已经结束了，禁不住有了伤感和孤独。我住在314，尹世茂所在的310，刘畅所在的313，都有人声，但我不想去找他们。我跟任何人都是既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我父母都是小学教师，从小就教我做乖娃娃，我听他们的话，处处小心谨慎，从不惹是生非，加上我个子小，说话细声细气，别人都把我当女生看待。我单独跟某个女生去看了电影，逛了公园，班上同学绝不怀疑我
们在谈恋爱：男生把我看成女生的同类，女生也把我看成她们的同类。女生跟我走在一起，有时还亲亲热热地来拉我的手。
而在我身体里最隐秘的地方，有个声音一直在怒火满腔地提醒我：你是男生!
我不知道应该听从父母的教育和别人的目光，还是听从身体的呼唤。
当我听从前者，跟同学们很亲近，听从后者，又变得疏离了。
或许孤独本质上属于男人的情绪，这天我没去找别的寝室的人闲聊，独自下了楼，出了校门——侧校门。当看到那排平房的时候，我觉得有颗炸弹在我体内爆开了。我听同寝室的人说过，有间平房里放黄色录像，他去看过的，看了回来说得眉飞色舞。当时我是多么瞧不起他呀，觉得他是多么堕落呀，他父母送他上大学，真是白花钱了呀。
但此时此刻，我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的父母。我渴望堕落。
室友透露过，放录像的那间平房，门柱上有块心形的红色涂料。一路找过去，在倒数第二间，终于看到了那颗心，但不是红色，而是紫色，紫得发乌。是这间吗?看上去应该是，但我不敢断定，又倒回去找。那是多么漫长而艰险的旅程，我觉得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我的脸上像有人用刀在刻，刻一个“耻”字。然而，越是这样，我越是找得仔细。
只有那间房的门柱上才有标记。我装模作样地咳嗽两声，下七级台阶，到了门前。
门关着。弹簧门，一推就开了。当然，推的时候，需要有一股决心，用一些力道。门的内外两面，都包着厚厚几层棕色人造革，仿佛站立着的气垫。门里坐着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女子，在卖票。其实没有票，交两块钱，撩开女子屁股后面一挂厚重而肮脏的蓝色门帘，好东西便出现了。
里面至少坐了二十个人，燠热难当，烟雾呛鼻，鸦雀无声。我是说，这二十个人都屏住了呼吸。我坐在后排，看了两部半片子。对我而言，那比战争还要血腥的镜头，不是别人的表演，而是对我的撕扯和割裂。在难以自持的挣扎中，我感到一种叛逆的快意。
如果不是出现意外，我会一直看到凌晨2点。这是他们息映关门的时间。校门11点半关，这无所谓，两米多高的铁栅门，很容易翻过去。但换第三部片子的时候，机器出了故障。放映员弄了几下弄不好，就开了顶灯，查检线路。灯光洒下来的同时，我抽了一口冷气。
在我旁边，坐着杨顺城!
杨顺城的背弓成犁的形状，手伸进裤裆。裤裆一瘪一饱，像临终者的呼吸。他很可能没注意到开了灯，就算注意到了，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停不下来。在之前之后的任何场合，我再没见到过那么难看、那么痛苦的脸，双唇尽力裂开，暗红色的牙龈暴露无遗，牙齿死死地咬住，两颗朝外拱的门牙，绝望地龇向乳白色的、压得很低的天花板。尽管我知道，他这样子代表的不是威胁，而是服从，对一棵草也不会构成伤害，但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他变成了我的镜子。
我无力摔碎这面镜子，只能选择离开。
正在我起身的时候，他被惊扰了，跟我四日相对。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去，蹬上台阶，飞跑起来。
校门马上就关，看门师傅以为我抢时间才跑这么快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是那种可以向别人行使某种权利的笑。但我进了校门，依然飞跑，跑到空无一人的运动场，一圈接一圈，不停地跑，皮鞋敲击地板的响声，在运动场四周回荡。最后，我瘫倒了，仰卧在跑道中央。我望见了满天的星星。
从小到大，没有哪一次望见的星星，有今晚这么亮。
因为我熟悉了黑暗。
然而，他却成了笼罩在我头顶的巨大的黑暗。
好几次，我单独碰见杨顺城，都想跟他达成协议：我不说他，他不说我。
事实证明，这样的协议完全没有必要。从没听说过人和鬼魂订什么协议。
但人和鬼同宗同源。佛教界认为，灵魂离开身体的位置，决定了未来再生的去处，灵魂从肛门出去，就会投生于地狱道，从生殖器出去，就会投生于畜生道，从眼睛出去，就会投生于色道，从鼻子出去，就会投生于人道或鬼道……也就是说，鬼可能变成人，人也可能变成鬼……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抹不去心头的疑虑：杨顺城被我发现，他真的就不受一点儿影响?
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给同学们说。
并不是为杨顺城保守秘密，而是为我自己。毕业之后，到了新的环境，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走路时抻着双臂，不像以前那样夹手夹脚，说话时先把喉管扩张，让话饱满壮实地冲出来，最好是胀得喉管发痛、充血。十年的塑造，效果明显，在我工作的地方，没有人再把我看成女人。我在妻子面前表现出的粗暴，一度让她畏惧，泪水涟涟地求我温柔些，文明些。可是，回到同学中间，我不自觉地又变成以前的样子了。没有人只扮演一种角色就能过完一生。转换角色能让自己轻松，有时还会带来好处。轻松本身就是好处。毁坏了一种角色，就可能毁坏了全部。我不愿意这样。
而且，在特定的环境将某种角色贯彻到底，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宽厚的一直宽厚，乖巧的一直乖巧，时髦的一直时髦，朴素的一直朴素，人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过去并非虚无，甚至觉得还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有了这种错觉，就不会徒生岁月无情的感叹和忧伤……听了高玲玲和尹世茂的话，看他们流泪和窃笑的样子，我就知道时光在流逝，世界在改变，就无法不让丝丝缕缕的忧伤弥漫在心底。
大家都不愿再提杨顺城，可杨顺城仿佛始终躲在暗处，瞅着我们，我们也知道他在瞅着我们，想不去在意他，不去说他，都不行。
李小冉站起来给同学敬酒——尽管她多数时候是文静的，喝酒却不得了，喝再多也不醉，到某一个时候，她好像有了醉意，但再喝两杯，又清醒了。谁电不敢坐庄跟45个人喝酒，她就敢。喝到尹世茂门口，她偏了头，很好奇地问：“你给杨顺城写那封信的时候，模仿的是谁的笔迹?”
谁都听得出来，她是对高玲玲不服气，要成心打击她的。高玲玲不是说杨顺城那么爱她吗，不是因为杨顺城对她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流眼泪吗，如果杨顺城真的那么爱她，就会尽可能熟悉她的一切，包括她的笔迹。然而，尹世茂写那封信，不可能模仿高玲玲的笔迹，除了入学之初杨顺城“抢”着扶过高玲玲一回，没在公开场合对高玲玲有过任何表示。去棕榈林和杏园弹吉他，根本就算不上表示；并非只有高玲玲一个人去澡堂才经过棕榈林，英语沙龙在杏园的活动，也不是高玲玲一人参加。如果尹世茂随手写了那封信，杨顺城就死心塌地地跑去赴约，他的赴约就和高玲玲毫无关系。
大家听出了李小冉的意思，却不好点穿。连李东也知趣地保持了沉默。
高玲玲跟我们同桌，在我的斜对面，尹世茂的正对面，我看见高玲玲漂亮的脸蛋抽搐了一下。
尹世茂聪明，知道这个问题回答不好，不回答也不好，便爽朗地笑几声，模棱两可地说：“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模仿的是个女生的笔迹，你们说，谁对杨顺城有那么大的魔力?”
然后跟李小冉干杯。
酒是干了，那个问题还摆在那里。不仅是我们，就连高玲玲，也在期待尹世茂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然而，真的明确了，要么让李小冉尴尬，要么让高玲玲伤心。高玲玲一定会伤心的。她伤心并不代表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无论如何，她丈夫也比杨顺城强，强一百倍。那人我们见过，是他把高玲玲送到母校来的，胖是胖了点儿，却仪表周正，彬彬有礼。把妻子送来他就离开了，离开时高玲玲对他说：“我回来之前给你打电话啊，你要来接我啊。”这种自然而然的依赖，证明她爱自己的丈夫。
然而，有一种爱是温泉，有一种爱是烈火。
我们浸泡在温泉似的爱里，却渴望着烈火的焚烧。
还是刘畅，李小冉的丈夫，出面解了围。
他轻轻巧巧地把话题岔开：“如果杨顺城分配好一点，不知道会怎样。”
我们当年的分配，有统分和直分两种，直分当然更好，好在可以直接进入某个单位，不像统分那样，被人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而且是从高处往低处踢。我们班有七个直分名额，我和刘畅都是直分的，杨顺城为何没享受到这种待遇，不得而知。按成绩(这是主要标准)，他长期全年级第一，如果他愿意去考研究生，绝对能考上北大，二班有个学生就考到北大去了；表现嘛，他只缺过一天课，课后就知道弹吉他，至于看黄片，别人看过，我也看过，何况系里不知道我们看黄片的事。
即便被踢来踢去，如果不踢回七里沟，他大概也会去上班，也会过上另一种人生。
然而，他到底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了。他对那个环境的厌恶，让他不愿意回去。
大家吹嘘感叹了一回。
李小冉还在挨个敬酒，但刘畅叫她别喝了。她果然就不再喝。那些没被敬到的同学不干，她说：“下回补上。”她的眼睛里，有对丈夫无限的感激。尽管她喝再多也不醉，但酒是乱心性的，酒点燃了她嫉妒的火焰。那粒嫉妒的种子，一直埋在她的心底。现在那火焰灭掉了。是丈夫帮她灭掉的。再也不会复燃了。就像一枝毒花的种子，在适宜的气候下，爆出嫩芽，长出枝叶，张开花瓣，还没来得及结出新的子粒，就被掐掉了。那枝毒花再也不会开花结果了。她在自己位置上坐了不到半分钟，就跟另一个同学交换，坐到高玲玲身边去。这样的情景，已经显得多么遥远了啊。
尽管遥远，却让我们清晰地回想起大一的时光。不只是大一发生的事情，还有那时候的热，那时候的冷，那时候从江上飘来的润湿的空气，那时候同学之间边试探边靠近的新奇和温暖——那时候，杨顺城背着吉他，在校园里弹唱“我可爱的她呀在哪里”，弹唱他即兴创作的歌曲……
两张面孔，依然是高玲玲的更美，但而今，同学的意义大于脸蛋。甚至没有人在心里去评判她们的脸蛋。现在真正让我牵肠挂肚的，是没有到场的杨顺城，那个在念书时我们都不喜欢的人。
刘畅对老婆的做法很满意，对别人看她们的眼神更满意。这从他微微上翘的嘴角可以看出来。
尽管世界如同一张烙饼，翻过来是这样，但翻过去，却不一定是这样。
这是杨顺城从西藏回来后，在高玲玲校门外唱过的歌。
在他自编自创的歌曲里，老是出现黑暗、光明这样的字眼，以前，他是要让光明照彻黑暗，这两句歌词表明，他打定主意要回到黑暗里去了。他砸碎吉他，吹着口哨，究竟去了哪里?
谁也不清楚。
要是清楚，就通知他回来参加校庆了。
好几年过后，消息才陆陆续续地传来。
他没再回西藏，而是去了云南某地一所偏远的中学。那里的教师，最高学历是中师，杨顺城这种本科毕业生主动上门，等同于天上掉馅饼。他一去就受到重用，教高中毕业年级的语文，而且当了尖子班的班主任。他把班费收起来，揣进腰包，一天课也没上，就不辞而别。
班费能有多少钱?顶了天几百块。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随后他去了广东佛山，在一家鞋厂做工。厂里没有住宿，他就在厂子附近租房。租给他的那家人，有三室一厅，手头紧，就腾出一间租给他，于是，他跟这家人用着同一把大门的钥匙，像是一家人。房主真是把他当成一家人看的，有客人来，请他同桌吃饭、喝酒，买了好菜，也请他品尝。他在那里租住了大半年，有天夜里，房主两口子外出办事，他就把他们的女儿强奸了。女儿不满十五，还有一个月才初中毕业。他在那小女子的抽泣声中，迅速出门，消失于茫茫人海。
这些都是小道消息，甚至无法理清消息的源头。小道消息的生命特征，就在于“理不清”。
但我们都听说了。
又过去两年，也就是我们毕业十九年之后，某天下午1点半，我正在睡午觉，手机突然叫起来，把我做着的一个好端端的白日梦，惊惊炸炸地吵醒。是刘畅打来的。
刘畅问我：“你知道杨顺城的情况吗?”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呢?
原来他不是要问我，而是要告诉我。
因大姐生病，他最近回了趟老家。大姐是血液黏稠，引起轻度中风，在镇医院输了几天液，好多了，他跟二姐一起，陪了大姐两天，就返回重庆。走到县城时，他搭车去了七里沟监狱。去的目的，是想找到杨顺城，至少打听到他的下落，弄清他的联系方式。我们班开毕业典礼那天，有一个约定：二十年后，大家再回母校聚首。时间定在2011年7月15日。为此我们还制定了若干规章，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在这二十年间，谁也没有权利死去。毕业十年利用校庆聚会的时候，由于杨顺城没到，害得大家像被割了一块肉，从头到尾地想着那块肉，说着那块肉。下次千万不能又这样。二十年可不容易，二十年有太多的话想说，不能只说杨顺城。刘畅是杨顺城的老乡，有义务帮助大家找到他。
县城去七里沟的路，已全部硬化，车程由六个多小时，变成了不到三小时。那个小镇还是一条独街，却有了许多高楼，变得认不出来了。刘畅想找到当年跟杨顺城吃挂面的那家小店，已经找不见了。但菜市场还在那里，一眼就能望到的。只是没看见七里沟监狱的购物车。刘畅搭公交车去了监狱。半面斜坡上的大门外，显得格外冷清，只有个七十来岁的老人，站在那里，相当落寞地瞭望远处。
刘畅对门卫说，他要进去找个人。门卫问找谁，他说找杨顺城。门卫不认识杨顺城，刘畅说他爸曾在这里当保安科科长，现在想必退休了。门卫还是不知道，当然也不放他进去。
那个老人听见刘畅的话，问了一声：“你找杨顺城干啥?”
刘畅转身看他，眼睛慢慢发亮。
尽管这人的头发都白完了，但刘畅还是认了出来。这是当年去市场买菜的李叔叔。
刘畅叫了声李叔叔，说自己某年跟杨顺城到这里来过，还坐过他两趟车。
李叔叔比刘畅还高兴，“缘分啊，”他说，像遇到亲人一样，抓住刘畅的手不放。然后他告诉刘畅，七里沟监狱要搬往成都郊县，搬迁工作已进行了四年，绝大部分干部职工和服刑人员，都走了，煤矿也还给了地方。现在，监狱里只留下了极少数人，这些人年底前将全部迁走。“我不走，”李叔叔说，“我在七里沟干了四十多年，
回忆一个恶人
舍不得走。等他们走光了，我就守这个破庙。”
难怪他显得那么落寞。
刘畅“哦”了一声，但并没彻底失望。杨顺城没回过家，不等于他爸就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于是他又问李叔叔要杨顺城父亲的电话。
李叔叔看着刘畅，眼神苍老、悲凉。
杨顺城是被枪毙的。
因为他杀了人。
案情发生在川滇交界处的水富县。九年前的某个深夜(算起来，那正是我们参加五十年校庆的前后)，他跟同伙在水富县郊外，拦截了一辆车，把车主杀死，碎尸后装人大提包，扔进金沙江，抢了车主的手机一部，相机一部，现金两万三千元。之后与同伙分散逃跑。杨顺城逃到合肥，逃到武汉，逃到贵阳……具体逃了多少个地方，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许多地方都只在车站停留。大半年后，他到了宁夏的青铜峡。或许是因为逃跑太累人，或许是看中了青铜峡这座西北小城，他终止了混乱的脚步，在此隐姓埋名住下来。钱早已在逃跑途中花得精光，他便去建筑工地做力夫，卸水泥。那是一种只有肉体的生活。他把肉体作为赌注，去跟白天黑夜抗衡。
这年5月的某个黄昏，杨顺城下了班，往出租屋走。从清晨忙到黄昏，他没觉得累。一具没有心灵的肉体，是不知道累的。但经过一处公园的时候，他突然腿脚打闪，差点儿跪下去。
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弹吉他。
小伙子边弹边唱：“我站在故乡的中心，却是一个离乡背井的人……”
杨顺城听见自己身体里发出嘎嘣嘎嘣的声音，像冻结多年的冰层正在坼裂。
他蹀蹀躞躞地走到那人身边，对他说：“你唱的是我的歌。”
是的，这是杨顺城的歌。当年，他从不把歌曲写在纸上，那些即兴弹唱，是通过谁的笔，谁的手，谁的嘴唇，从南方传到了北方?在某一处暗角，有一双眼睛在注视他，有一双耳朵在倾听他，并把他孤独的生命接纳过去，抚慰更多的孤独。然而，对这些，我们，包括他本人，都不知道。
小伙子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满身水泥灰的人，会唱歌，而且还说是“我的歌”。
这是小伙子听到的又一句话。这要求能拒绝吗?小伙子拿不定主意。
由于出汗，杨顺城沾满水泥灰的衣服，变得硬邦邦的，连头发也硬邦邦的，脏不忍睹。他便将衣服脱下来。五月下旬，在他的故乡，早已枝叶扶疏，而在这座西北小城，还是一派冬景，特别是太阳落山之后，空气于冷，直钻骨头。光着膀子的杨顺城，接过了小伙子手里的吉他。
小伙子说：“别，你穿上衣服再弹吧。”
杨顺城没应，弓着油黑的脊背，在六根弦上摸索。吉他叽里咕噜，像一窝受到惊吓的鸟。他的触觉已经生疏，但这无关紧要，吉他是他的另一副身体，他和它，会在短时间内相认。摸索一阵，空弦音便在指头上绽放，紧接着，冰棱棱的乐曲流淌而出。“故乡，我只能远远地看你了。风声在母亲的子宫里鸣响，大道上尘土飞扬，模糊了我的双眼……”他唱完了小伙子没唱完的歌。
小伙子泪流满面。他自己常常弹唱这首曲子，却从没有过这么刻骨铭心的感受。
他把杨顺城介绍到了自已所在“火柴乐队”。
杨顺城很快坐上了火柴乐队的头把交椅。以前，乐队都是翻唱别人的歌，在市内的娱乐城里混，现在，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歌了。杨顺城创作的那些歌曲，无一人能真正听懂，比如：“水呀，站起来吧，站成光明磊落的空间，把血肉还原，把骨头还原。我会打着赤脚，静静地，跪在你的面前。”谁能知道他是在祭奠葬身金沙江的冤魂?又有谁能听出他深入骨髓的忏悔?但奇怪的是，所有听众都被打动了。他从冰凉的河川上踏过，一直往前唱，唱到他的大学，从大四唱到大一，唱到刚入学的日子。他的歌曲就此改变了温度，阳光渗入，坚冰融化，变得柔软，发出甜香。那时候，有个女生不嫌弃他身上的气味儿，那时候，有个女生温柔地递给他一张餐巾纸……那时候，他心中有爱。
他在火柴乐队待了七年，创作的若干首歌曲，都有对“玲玲”的呼唤。
想必，杨顺城走南闯北，一定遇见过比高玲玲更漂亮的人，他却从未动过心，更没有恋爱过。
然而他没能在这样的怀念中老去。‘2009年3月，东南某电视台举办民间乐队大赛，火柴乐队当然希望参加。但这完全取决于杨顺城。当同伴征求杨顺城的意见时，杨顺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机会。”
他说的“机会”，含义模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又有了追求。
有追求，就意味着有生活的渴望。
火柴乐队得了一等奖。杨顺城的歌感动了无数人。
乐队回到宁夏，估计还没来得及开庆功会，杨顺城就被抓了。
杀人之前，杨顺城和他的同伙在水富县城住过两天，第三天，他们既没回宾馆，也没退房，就销声匿迹了。当车主的家人报了警，从车辆旁边浓稠的血浆判断，这是一起凶杀案。公安把目光瞄着了路外的江水，派人打捞。那个大提包很快现身。各种迹象表明，从宾馆莫名消失的那两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刑侦人员根据监控录像和宾馆服务员的描述，惟妙惟肖地绘出了杨顺城和他同伙的肖像，四处张贴，还在网上发布。火柴乐队上电视台表演时，水富县先前那家宾馆的服务员正看那台节目，一眼就把杨顺城认了出来。尽管不是以前的名字，但绝对是那个人。他毛茸茸的脸(跟高玲玲见过最后一面，他就不那么勤地刮胡子了)，特别是那两颗朝外拱的门牙，实在太显眼了，他也没想到去整整容。
服务员报告了警察，警察千里追凶，将杨顺城擒获。
他在浙江打工的同伙，也在半个月后被缉拿归案。
李叔叔用舌头舔了一下嘴角的白沫，接着说：“他被判了五年徒刑。来到监狱，他表现得非常好，下了一段时间矿井，就被提升到地面，打扫狱区的卫生。你们来的时候，他就在打扫卫生。小伙子本来很不错的，可不知道为啥，出去后反而屡次犯案，屡次进监，后来也不知道杨顺城是怎么跟他搅和到一起去的……”
刘畅知道盛军是谁了。
他什么话也没说，跟李叔叔告辞，回了重庆。
回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同学们打电话。让人惊异的是，杨顺城被抓后，对自己的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其中包括他在云南某中学席卷班费逃走，以及他在广东佛山强奸了房主不满十五岁的女儿。这些找不到源头的消息，为什么如此准确地传进了我们的耳朵?或许，正像爱斯基摩人认为的那样，经常说到和想到某个人的名字，名字里就会附着那个人的灵魂。
2011年7月15日眼看就到了。毕业典礼上，我们确定二十年后的聚会，由班长和尹世茂联系，校庆聚会时，又增添了高玲玲作为联系人。但直到7月14日，他们谁也没有提起，也无任何人过问。
而今，约定聚会的日子，早就过了。
光阴没有等我们，光阴一如既往地流逝，仁慈地帮助我们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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