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的所有感想

 

 

 

 

我对鲁迅的所有感想

原创2016-10-20 猫爸 

 （说明：据说昨天是鲁迅逝世纪念日，忘了。

今天特意贴出我历年来对鲁迅的感悟，以为纪念。有些话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这次最完整地汇集起来。）

 

早晨又重温几篇鲁迅的文章，感觉鲁迅乃是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下意识地同情那些受苦的人，至于会不会因此赤化，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不是精明的政客，不会计较诸多利害。他只是看见苦难就不平，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人，当然也有点世故。他恨铁不成钢，却还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鲁迅和施蛰存之间有一个著名的笔仗，施推荐学生读《庄子》，被鲁迅激烈批评。若断以常理，鲁迅的确略微过激，然而不理解那时的环境，又怎能理解鲁迅的反应？他说：“‘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老新党们知道国家要臻于富强，必须学习西方；新遗老却记吃不记打，又要回归传统，把玩国学，又要在粪水里载沉载浮，教他怎不愤懑。

 

鲁迅赞扬日本人做事认真，“诋毁”中国人，“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很少看见五毛骂他汉奸，倒是见很多公知骂他颠覆中华传统，却不知那传统吞噬了多少生命，浸渍了多少血泪。这个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胡适对冯友兰极为厌恶，对鲁迅则极宽容，说鲁迅是“我们的人”。可惜很多公知不懂，还把鲁迅和胡适作为对立面，捧胡抑鲁。胡适和鲁迅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于文化传统的态度，他们都敏锐地看出，中国黑暗的文化传统对人格有何等大的戕害！

 

有人说鲁迅的问题，就是没留学过欧美。我不这么认为。一个人形成何种见识，恐怕更和性格和悟性有关。冯友兰留学过欧美，却满脑子帝王意识；傅斯年留学过欧美，却满脑子丛林思想；胡先骕留学欧美，却满脑子士大夫情趣。鲁迅的悲天悯人，对弱小者本能的同情爱护，很多留学欧美的人皆未梦见。

 

鲁迅说，写文章的人总不会去描绘大便和蛆。其实大便和蛆也是值得描绘的，至少可以给后人警醒，远离大便和蛆。他还是仁慈。

 

崇拜屠夫，大概是原始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在野蛮社会中，最能杀人的那位，肯定被目为英雄。这种思维，日渐文明后，才能逐渐摆脱。鲁迅也曾为此深深痛苦，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恰恰还处在原始时代。

 

鲁迅还没有想到中国人的坏，坏得比他所说的“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还要彻底。那么多中国人已经移民西方，在文明国家享受文明的好处，却从故纸堆里寻章摘句，歌颂中国。这样恶心的生物，他绝没料到。

 

有个朋友周游全球，曾对我说：“多出去看看，你就明白鲁迅为什么那么着急，中国的人，心智落后一百年不止。”我说：“我不出去，早已知道鲁迅为啥那么着急，因为眼前的荒诞，已经看饱。”在中国，有些右派也大骂鲁迅，不承认中国愚昧，要么是装傻意有所求，要么是真傻无可救药。

 

鲁迅曾感慨，日本人办事真是认真：“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我从中看出了鲁迅对中国人的悲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凡事只是做做样子；有人却看出了鲁迅汉奸，对中国人被抓说风凉话。人和人的大脑结构，竟如此大相径庭。

 

看西方的史书，可以看到两千年来，他们一直没中断思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包括中世纪），人权问题；看中国的古书（除了少部分纯粹文学性、工具性的书），全是讲“牧民之道”，牧者，治也；牧者，养也，都是一种高高在上，仿佛上帝的语气。看得再多，也得不到一点现代政治的知识。所以，鲁迅劝人不看或者少看中国书，是很明白的，因为脑残就是这样逐渐铸成。

 

古文给人的阅读感很好，这大约是白话文所不及的。我回忆中学语文课本，几乎唯一有阅读感的白话文是鲁迅，“我在年少时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只觉口舌生香，想一气读下去。

 

早晨迷迷糊糊寻读了几篇鲁迅的文章，感觉自己比鲁迅要直接一点，真诚一点。鲁迅还是有些世故。他的某些观点在嘴边呼之欲出，但绝不出。因为他知道，有些真话，在这个可怕的国家里，愚昧的人群中，还是不能说的。

 

美的文学作品，以及艺术作品，和美的女人一样，最本质的特征是洁净。所以我不大爱看中国的农民小说，因为不洁净。鲁迅的文章最好，就好在洁净。好的论文也洁净。一切的美，都因为洁净。

 

现在仿佛又是鲁迅所处的民国时代，一些伪遗老遗少聚在一起，天天举着儒学传统文化的大旗吆喝，想占山为王，也不过为了点蝇头小利。可笑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估计连古书都没翻过几本。我有几个一向尊敬佩服的学者，他们在古代经典方面功力精湛，但据我的亲身交往，以及道听途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干这种无耻之事。想想鲁迅对《学衡》派诸君的挖苦，时光又在倒转；越是半桶水不到，越喜欢浑水摸鱼。

 

重读鲁迅的文章。我感觉，那些恨鲁迅的，看不到鲁迅的单纯，看到的只是他们不单纯的心中那个偏狭的自己。

 

李慈铭写《越缦堂笔记》，鲁迅说其多伪，下笔之初，已经决定出版的，读来很不舒服。胡适却对之推崇备至，且追慕效法之。从此可见胡、鲁性情的不同：胡适多少追求点伪，这符合人情；鲁迅却极意求真，难怪让很多人不舒服。我个人虽觉得胡适不错，但又极爱鲁迅，大概既讨厌虚伪，又对真诚的伪也能容忍。

 

鲁迅对文章的审美早已经被章太炎固定了，简约而诗意，还有内在的古朴，一辈子也没挣脱（当然也没必要挣脱）。他好可怜，虽然他对晚年的章太炎只有腹诽和怜悯。

 

鲁迅说：“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也是一种幸福。”说得多么的好啊！这是何等纯净的心灵！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那么讨厌鲁迅。

 

我认为白话文最好的标准是：简约而又充满诗意。点检白话文兴起以来的作家，只有鲁迅达到了。其他人就算文学史上排行第一流的，也比他差一大截。简约而充满诗意的作品，才经得起细读。

 

1930年9月，胡适致信给一个叫夏蕴兰的人，说：“你不愿学英语，但我劝你学，因为这是一条打开眼界以求知的生路。故纸堆里翻筋斗，乃是死路，不是少年人应该走的。”这和鲁迅的劝青年不读或者少读中国书，何其相似乃尔。胡适和鲁迅，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双子星座。

 

《胡适年谱》一书，眉目清晰地勾勒了胡适一生的活动与思想。我愈发感觉胡适和鲁迅真是同道，他们都认为，中国真正的惟一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封建主义，不是军阀，而是愚昧！愚昧！！愚昧！！！

 

蒋廷黻曾见鲁迅和一群孩子玩一门青铜玩具炮，鲁迅说它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格很低，因为他不信那是古董。蒋问为何。鲁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他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鲁迅其实是个与世无争的人，谁知阴差阳错，竟成了一个文学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重读鲁迅的《采薇》，倍觉悲凉，伯夷、叔齐两人并非被统治者所杀，而是被那些愚蠢残忍的普通民众所杀。“不食周粟”有什么道理？可牲畜圈里的牲畜就认同这套逻辑，哪个夺了天下，一根草就都该归它。它的眼光本也照顾不到这么远，然而自有牲畜帮它监视。两千年来，牲畜们都自告奋勇戴上街道的红袖章。

 

刚读到鲁迅的文章：“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英国医生，免疫学之父）去比比看……”，写的也是中国人对杀人英雄的崇拜，这几句又极简约，文字摇曳生姿。

 

总见很多人说，看不起鲁迅，后期只会写杂文。如果把杂文写成时评，那鲁迅确实没什么了不起。但鲁迅的杂文却不仅是时评，他深挖时事的最深层根源，辅以最精湛的文笔，他的杂文因此不朽。

 

鲁迅的小说，最喜欢的是《孤独者》，可以看出中国人每一滴体液中深藏的卑俗和低贱，以及卑俗和低贱中可笑而愚蠢的得意，浸透着鲁迅的痛苦和绝望，令人窒息的深刻，无人能及。这是真正的思想者小说，单纯的描摹世像百态的小说，写得再生动，也无法与之比肩。

 

鲁迅扯着喉咙呐喊，唤醒了铁屋子里睡着的人，但结局只能令他大跌眼镜：一小部分人确实四处寻找工具，要砸碎铁屋，但很快被其他人按住捆了起来，当成精神病处理；剩下更多的人打着呵欠修补铁屋，又骂骂咧咧地坠入梦乡。领导环绕铁屋子转了一圈，拖着一小撮精神病，满意离开。

 

没有鲁迅那样深邃的思想，就无法理解鲁迅的痛苦；没有鲁迅那因深邃的思想带来的绝望，就无法理解鲁迅的睚眦必报和一个都不宽恕；谩骂鲁迅刻薄的人，是思想的可怜虫；开口闭口宽容的人，他和鲁迅有精神隔阂和性格隔阂。宽容很重要，但用在鲁迅的文章语境，是驴唇不对马嘴。

 

鲁迅是中国白话文学史上最最伟大的作家，他天才的语感，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触觉，癫狂的神经质，让他成为中国白话文学史上的唯一。什么沈从文、张爱玲。老舍，都只能瞠乎其后。

 

看胡适的言论，我总感觉他是一个欲言又止的周作人。特有周之心，无周之胆耳。

 

1930年七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对胡适提出质问：“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从此可知至少在1930年，梁漱溟属于货真价实的脑残。胡适回答他：“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语气沉痛，可惜举国若聋。

 

胡适曾在日记中说：“张其昀和钱穆从未出过国门，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跟没出一样，实无所见。这些人的见解都很反动，拥护集权的态度也很明显。”其巨眼灼灼，冯友兰后来奴颜婢膝，钱穆顽固憃愚，皆为其所中。

 

有人说老舍的写作水平超过鲁迅。老舍确实不错，但和鲁迅相比，还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老舍靠方言取胜，我认为靠方言取胜的作家，都不是一流作家。只有像鲁迅这样采用共同语写作，而又让人百读不厌，才是语言大师。老舍的语言质朴，而鲁迅的语言诗意盎然，无所不至。

 

鲁迅对冯雪峰说：“你们成功了，首先会杀掉我。”可为什么还要和对方合作呢？这就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了，他大概认为对方成功了，社会总会变好一点，即使自己上了祭坛，也是值得。

 

我感觉，鲁迅真不是用来启蒙的，若自己悟不到，也就永远读不懂他；哪怕喜欢，也其实有隔膜。

 

鲁迅刚回国在那什么破学堂教生物的时候，学生们万想不到这个不到一米六的小矮子，会是颗文化巨星。我真想穿越过去，上一堂鲁迅的课，看看他在课堂上的风姿，那或许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回忆。

 

像《白鹿原》之类土小说，里面庄稼汉的莫名自豪感让我惊骇，“不抢不偷，正正经经的庄稼汉“，带着宣传叙事的假，充溢着作者自鸣得意的愚蠢气息。而他又土得不够彻底，土包子装士大夫。鲁迅笔下的中国农民，浸润着两千年来的苦难，奸猾而麻木，才真是活灵活现。

 

据日本人回忆，鲁迅有意思，周作人没意思。外人见了鲁迅，鲁迅可以聊天抽个烟，很亲切，倒茶倒水，很人性化；周作人就坐在那读书，不理外事。一个如此温厚的躯体下，竟藏着滔天骇浪，让我真是叹为观止。

 

鲁迅的文章，即使是最油滑最幽默的，也蕴藉尔雅，俗中带雅。没有鲁迅的学养，是学不来的（《摩罗诗力说》《淑姿的信序》，古文骈文，随手写来）。硬学，只显得闹腾。

 

把胡适吹上天，把鲁迅踏到脚底的自由派们，总也想不到：胡适们的不成功，正映证了鲁迅的伟大。在这种吃人的文化传统下，没有强大的启蒙，是孕育不出宪政民主的。

 

鲁迅作为作家，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是因为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没有思想，你只配登小说月报。好多人都说周作人的散文强过鲁迅，我是万万不能赞同的。周的文字淡乎寡味，一会引一段一会引一段，他那不是文学，是写论文。但又没证明什么，纯属无聊。还有人说木心的文章也可以比肩鲁迅。我真想叫他歇歇。木心很多文章写得像小学生作文，幼稚可笑；有些则故作深沉，自以为很有哲理，左右顾盼，让人匿笑。

 

 

通俗小说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经不起回味，哪怕当时看得津津有味。每次我在别人的劝告下，试图接受金庸的小说是伟大小说时，就开始回忆其内容，结果竟然提不起回忆的兴致（虽然我依旧认为他写出了最好的武侠小说），就像想到了儿童游乐场；而鲁迅的小说则会立刻让我悚然，仿佛看到了过去的整个人生。

 

鲁迅写小说比较晚，接近四十岁，那时思想已很深沉，所以，他的小说才像冰山，露出海面的是尖尖角，看不见的基座很大，经得起反复读。他以思想驾驭小说，一篇就是一篇，掷地有声。现在多数小说家没读几本书，只是一个劲瞎写，虽然貌似一篇接一篇发表，却像灰尘漂浮，不过终归泥土。

 

如果不采用方言写作，或者插入一些方言因素来引起阅读上的陌生感，中国起码有一半作家要完蛋；鲁迅这样的，才真是伟大，基本采用通用语写作，竟然能把语言写得那么有味道。

 

今天重读了鲁迅几篇短篇小说，感觉鲁迅有一种能把短篇写得意蕴宏大的能力，虽句子简洁，却有繁缛之味。而很多名作家都靠铺陈的繁缛，折磨人的耐心，带给人一种厚重的错觉。鲁迅不是这样，他的句子如同比重很高的金属，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一当万。当然，我的意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

 

王朔说鲁迅的《阿Q正传》写得不好，人物概念化，行为夸张，主题先行。其实是皮相之见，阿Q这种“中国病人”，在现实中何其之多。“别里科夫”假吗？不假。文学不是照搬生活。其实要说概念先行，卡尔维诺才真是，记得当年看完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感觉很不是滋味，相当多的篇章可以看出，作者实际上现有一个观念，再硬编一个短故事表达这种观念。但鲁迅不是这样，他的每一个形象，都来源于真正的生活。

 

有人对胡适说：“我们读书，要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胡适打断他，问：“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啊，你解释给我听。”那人傻了。胡适道：“孩子，不要说自己都不理解的话。”我特别佩服胡适这点，直率犀利且逻辑精密。其实这类古文和党八股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昏话。凡是用正常人话讲不清楚的东西，都很可疑。

 

胡适曾经写了一首六言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似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郭沫若无耻地说：“倒不如把‘拼’字改成‘奉’字，显得老实一点。”在奴才的心目中，所有人都一定是奴才，以己度人，恬然不以为耻，不以为怪。

 

1933年，胡适写信给孙长元，说孙氏文章有一个毛病，喜欢用些抽象名词，“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此外还有“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说这些词没有经过分析，一不小心，就会让它们代替自己的思想。

 

1930年11月，胡汉民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谩骂胡适，说胡适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肯定是“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
“居心险恶，行为卑劣”， “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按，胡汉民身为国民党大佬，见识窳劣如斯，措辞之粗鄙，与当今*****无别，国民党本身之愚昧，可见一斑。

 

胡适曾开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九命奇冤》列入，引起一片哗然。其实《九命奇冤》比十三经更有资格称为国学，里面官吏无法无天，百姓进京上访，偶然碰上明君批复，才能冤案昭雪，至今仍旧是中国社会的鲜明写照；明君圣主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非最好的国学课本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