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化和当今国学

原创2016-08-29 猫爸 梁惠王的云梦之泽

  

看到今天大家都在转载一篇《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于是也想写几句。

 

大学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有同学说：“猫爸，你看过《盗墓笔记》没有，太好看了，以你对考古的了解，应该写这样的小说，分分钟发财。”我苦笑：“我不是学考古的，对考古不大了解啊。”他说：“啊——但你肯定对考古比一般人了解。我也有些这方面的构思，要不我们合作吧，写一本这样的书，稿费比你一辈子薪水还多几十倍，几辈子不用愁了，三妻四妾都养得起了。”

 

我属于没节操的人，很容易受诱惑。倒不是说想养三妻四妾，而是毕竟人不会跟钱有仇嘛，是吧。至少有钱的话，可以多给父母孝敬一点，让他们更爱我嘛，是吧；在老婆面前显摆一下，让她不敢轻视我，是吧；等女儿长大后，发现老爸多少还有点本事，供得起她想买啥包就买啥包，从而喜欢我，是吧。总之，有钱就是好来就是好。

 

说起《盗墓笔记》，我几年前就在北师大南门对面的五元书店买过第一本，想看看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但翻了几页，大概是看见“这里有没有战国帛书的拓本”这句，就放下了。这写的什么啊？完全他妈的文盲读物嘛。“帛书”是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又不是碑刻，怎么会有拓本？于是在一次收旧报纸的人上门时，我果断把它扫地出门。

 

但这回被同学一蛊惑，我又蠢蠢欲动。作为一个没节操的家伙，我重新借来了一本，开始看下去，这回更惨，看到第一页，我就傻眼了，“血尸”，血尸是什么玩意？这既不神话也不传奇，纯粹是天桥耍把式的天朝土农民瞎喷啊，我这受过学术训练的大脑真的无法接受。可是，我想挣钱呀。于是找来一条毛巾，咬在嘴里，以一种准备承受任何酷刑的架势，继续翻下去。这期间不停抽搐，但还好，都熬下来了。最后，我来到了海底盗墓那章。几个盗墓贼潜水下去，顺利进入墓室，但墓室里面竟然不是被海水泡着，而是像陆地上的墓穴里一样，可以来回行走，还有空气，对，还有空气，可以尽情呼吸。这简直是脑残到了一个新境界，丧尽天良，毫无天理啊！我惨叫一声，吐出嘴里的毛巾，将书扔进了垃圾桶（我忘了这本是借来的）。我再次被这本垃圾打败了。

 

肯定有人会说我嫉妒，中国人嘛，这样理解，正常。其实我只是觉得，写依托文化的小说，就算想像，也多少得有点谱。如果你一空依傍，写个鬼怪故事，我是能接受的。但因为你名字叫《盗墓笔记》，你多少应该依托些考古知识来发展故事，不能完全扯些没影的，可是我从中没找到一行考古知识，没有找到一行啊同志。都是些怪力乱神。

 

我们单位有一个研究生也推荐我看这本书，我说试过了，太文盲，我看不下去。她惊异地说，怎么会，想象力很好啊。我叫她举例，她说比如女娲和伏羲都是人首蛇身，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与别的物种合体，寄生的方式可以帮助人类延长寿命。我说这又为什么呢？她说因为蛇、蜒蚰这类的生物寿命很长啊。我差点喷饭，蛇暂不说，蚰蜒昆虫而已，能活多长？你不能因为它们是长条形的，就认为寿命一定长啊。这是巫术……看她说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感到很悲伤：只能恨自己趣味太高，丧失了很多娱乐项目。猫猫，老爸对不起你，品味太高，写不了发财的东西。买包的事，老爸爱莫能助了。

 

对不起扯远了。其实我写此文不是来黑那本小说的，它受众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黑也没用。我主要由此想起了当今各种国学贩子。从这本书的畅销，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收一帮孩子背《弟子规》，一群脑满肠胃的中年人穿着民国服装祭拜孔子，机场书店电视机里永不疲倦的国学贩子，南怀瑾，于丹……纷至沓来，原来如此，作为一个正宗研究古文字、训诂的学者，我明白了自己为何一向如此讨厌国学。

 

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是研究国学的，他们鼓吹的不是正经的审美文化，而是弟子规、扶乩、风水、看相、心灵鸡汤、格言、小脚，乃至血尸、黑驴蹄子、大粽子……，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其实都是一种东西，最下三滥的俗文化。

 

古代寺庙里经常会有高僧讲经，但其实也不会讲正儿八经的佛经，那么深奥，谁爱听？

他们讲的是通俗变文，因果报应，称之为“俗讲”，于是中国的寺庙成了专门收钱的地方。

原来任何东西来到中国，都会被庸俗化，因为群众的眼睛绝不是雪亮的，而是庸俗的。

 

 

 

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

编辑：许胜  |　来源:新京报 |　

 

文｜新京报记者罗婷 实习生汪婷婷 付子洋

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

如今，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不得不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正如读经界一位人士总结：现在回过头去看，对孩子来说，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

 

文礼书院的“教室”。8月中旬学生放假，一位教师在留守。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很少有人的求学经历，比济南少年郑惟生更曲折。

小学四年级时他离开体制教育，此后九年，辗转八省，先后在十个读经学堂求学。郑惟生回忆，那是一种接近清修的生活，居于深山，无电无网，与经书为伴，每天背诵十小时。

郑惟生退学的2008年，正是“读经运动”在中国勃兴之时。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宣称能帮孩子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让他们与孔、孟产生心灵呼应，造就大才，甚至圣贤。

这与家长们逃离体制教育、追捧传统文化的热忱不谋而合，此后在全国建起的上千所读经学堂里，都是摇头晃脑背着经典的学生。

如今，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19岁的郑惟生在背完20多万字的经书后意识到，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诸东流；20岁的江苏姑娘李淑敏在大学旁听时，被突然的震撼所包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美。

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正如读经界一位人士总结：现在回过头去看，对孩子来说，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

“你儿子是大才啊”

郑惟生的书架与同龄人不同，没有科幻小说，没有日本漫画，除了儒家经典，就是佛经。

《沙弥律仪要略增注》、《大佛顶首楞严经》……

过去九年，郑惟生曾整本背诵过这些经书。但如今，他已不愿哪怕再翻开一下。

这个炎夏，他正在备战英文自考。19岁了，最基础的小学英文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很是吃力。

8月12日，在济南家中，说起儿子读经这九年，郑惟生的母亲李璇感到迷茫，为什么这条开局充满希望的读经之路，最终偏离了正轨？

2008年，郑惟生在山东师大附小上四年级，他从小爱看书，但作文成绩老是上不去。在李璇眼里，儿子上学是在受罪，而受罪的根源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

一天，学校发了一张光盘，是台湾学者王财贵的演讲。王财贵，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1994年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随后来到大陆宣讲。历经20年，他一手缔造了“老实大量读经”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被大量拥趸所追捧。

演讲中，王财贵描述了李璇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景–教育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只要通过简单的读经，就能将孩子塑造成大才，甚至圣贤。

她被这种理念感召，送孩子去上读经学校的作文培训班。第一篇作文郑惟生写的是孔子，600多字，读经班的老师感叹：你这儿子是大才啊！千万不要在学校里耽搁了。

李璇雷厉风行的性格在这点上体现无疑–立即给儿子办了退学手续，送到了北京一家读经学堂。此举遭到郑惟生父亲的强烈反对，但没有拗过李璇。

学堂的日常是背书、学书法、武术，不用每天都做作业了，郑惟生并不抵触，还觉得“好玩”、“新鲜”。

和李璇一样，更多的家长并未读过经典，他们有个朴素的想法：学堂里“不仅教知识，也教做人”。

2008年，江苏常州，读经学堂“吉祥之家”成了李淑敏母亲心中，拯救叛逆女儿的救命稻草。

不只是李淑敏，这个学堂里招的20多个孩子，大多是因为不听话被送过去的。说是读经学堂，其实这更像所谓的“问题少年救助所”。

在这里，李淑敏被要求每天清理卫生间。老师的要求是，台面上不可以有一滴水，马桶不允许用刷子洗，而要把手伸进去擦。墩地也不可以用拖把，必须跪在地上，一寸一寸，用手擦得干干净净。

在吉祥之家的封闭式管理中度过两年后，母亲对李淑敏的评价是，嗯，乖多了。

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

对郑惟生来说，读经生涯的正式开端，是2009年，母亲嫌北京的学堂太宽松，把他送进河北承德山中的新学堂。

那正是国学热最盛的时候，这年《百家讲坛》蝉联“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十大央视栏目”冠军。数量巨大的人群支持传统文化、学习儒家经典。遥远的南方，深圳凤凰山上开起了上百家读经学堂。

郑惟生展示他“包本”背诵的经典书籍。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但郑惟生觉得，日子变得难熬起来。

新学堂在深山之中，满山的草木长得疯野。出山没公路，得坐农用拖拉机。

十多个学生，每人一间十平方米的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暖气。也没有电子产品。学生们各占一座山头，不许互相来往。四下也没有村落，傍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12岁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不免有凄清之感。

漫长的冬日，四点半就要起床读经。寒风瑟瑟，小屋子里，只能听见自己背书的声音、窗外粗野的风声，火炕下柴火烧裂时毕剥的声音。

山上没得吃，他们就整月的吃南瓜。没有澡堂，整个冬天也就没洗澡。有一年春节，他甚至不被允许回家。

郑惟生说，他觉得最难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苦，而是求学的困惑。这里说是读经学堂，实际上是佛家的道场，堂主信仰佛教“净土宗”，宗教化极强。

郑惟生背诵的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净土宗的佛经。老师要求学生要“销落妄想”，以“禅定”的状态来背经。

佛经中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疏抄》，全书十四万字。郑惟生背了整整一年。

背诵，不认字、不释义地背诵，就是这所学堂课程的全部。郑惟生认为，没有老师讲解，学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诵是没有意义的。老师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反对学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读书，“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障碍越重”。

在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开关按钮的人。

但老师之间也会意见不合。学堂里的老师，有些是体制内的小学教师，有些是佛教徒。郑惟生记得，一位老师要求学生学《弟子规》，全天劳作，一天擦桌子200遍；另一位老师则笃信佛法，要求全天背经。两人争起来，吵得不可开交。

学堂里有大量藏书，但大部分都被明令禁止阅读。如《史记》、《曾国藩家书》等都是禁书，理由就是老师反复强调这些书“增长所知障”，禁止读书是为了“培养清净心”。

刚开始，郑惟生被允许拥有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他发现词典的词条释义中会引用古文例句，还能在背经典的间歇偷看零碎文句。但最后，老师发现他在偷偷理解词句的意思，词典也被没收了。

入学一年后，他被允许独立学习，便开始了一项冒险计划：每天午夜十一点，等老师入睡后，溜进另一座藏书山头的“往生堂”，打着手电筒读书。

他此后回忆：“在往生堂的手电光照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国学经典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生灵活现、熠熠生辉的。”他觉得那些被幽闭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脉，而私塾的“读经教育”，则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

2012年，长长的书单也到了背完的时候。学堂生活的宗教化规定也变得更琐碎严格。比如要进行宗教仪式的早课，念佛、绕佛、拜佛；上厕所要先拍手三声，并念专门的咒语，提醒厕所里以排泄物为食的恶鬼；再比如不小心踩死昆虫，需要进行一整套的宗教仪式，给它超度。

摆在郑惟生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职业化的佛家居士，要么离开。他选择了后者。去了密云山中另外一个学堂继续读经。

这个学堂更加偏远。孤独的大山中，加上他在内，总共只有三个人七条狗。发电靠太阳能，雨天和大雪，还会断电。

这时，郑惟生已经长成15岁的少年。没有老师讲经，他独自背了1700多遍《弟子规》。

面目模糊的“最高学府”

浙江、福建两省交界处的温州市竹里乡，“文礼书院”就藏在一片山谷中，山涧深邃，翡翠色的河流，两岸是稠绿的树林。

在读经界，文礼书院是公认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体制教育里的清华北大。如果把读经比作一个流派，那书院创始人王财贵，就是“读经派”的教主。他提倡“老实大量读经”已经多年。

文礼书院于2012年9月28日成立,每年招生两次，现在有学生33人。由王财贵亲自授课。

文礼书院门前，王财贵的巨幅广告牌立在丁字路口。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文礼书院入学条件极为严苛，学生们要通过“包本”，也就是对着录像机，一字不漏地背下《论语》、《孟子》、《佛经选》、《莎翁十四行诗》等30万字经典，才有入校资格。

文礼书院老师裴志广介绍，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50家50位学生以上的读经学堂，宗旨就是帮助学生包本进入文礼书院。比如广州的明德堂，北京的千人行书院。

“这么算下来，已经有2500个孩子在等待进入这个书院了。”

按照文礼书院的规划，十年读经，十年解经，第二个十年的最后三至五年学习牟宗三全集。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财贵的老师。

看到这个培养计划，郑惟生觉得，读经之路可能会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后竟然要限制到一个学派里的一个人。“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怎么会所有人都要往这一个方向呢？”

中山大学教授贺希荣也认为，所谓30万字的“包本”读经，纯粹是个噱头，是交代给那些试图从反体制的读经教育中培养出圣贤的家长们的安慰剂。

尽管外界对这些学生前途的质疑汹涌而来，书院老师裴志广却胸有成竹：我们这些学生可不是做老师啊，要治国平天下的！

按他的想法，文礼书院教出的学生，要么是像孔孟一样的思想家；要么是有思想的企业家；要么是有格局的政治家，为天下苍生谋福祉。

但实际上，书院里不教真正的政治和商业知识。裴志广告诉记者，书院里教的是“道”，“天不变地不变道不变，你把道掌握了，做什么都没问题。”。

郑惟生也曾去见过王财贵，问到前途何在，王财贵回答，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

记者探访时，正赶上书院放暑假。8月15日，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在文礼书院里读到一些孩子的随笔，一个女孩写道，我体会不到生命的实感，我所接触的只是义理，根本没有去实践。

导师王财贵在下面的批注则多是，“要静下心来”、“只有一路，志道乐学，再无他途”。

一位台湾学生的家长告诉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已经有几位学生以生病为由，暂停了学业。“这些学生都跟王财贵有渊源，所以没有明确退学，都是请病假。”

书院老师裴志广承认，如今已经入学的33位学生，有将近半数的孩子家中都开了读经学堂。而在其他家长们看来，这些学生成为父母招生的“金字招牌”。

回到体制教育

郑惟生最初的理想也是考取文礼书院。辗转多家学堂，准备“包本”背完30万字。

背了20万字后，他意识到，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我不是怕困难和枯燥，是怀疑这么做没有意义”。

在海南一家学堂，他把书一扔，干脆跟着渔民出海去打鱼。

不仅是郑惟生，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他们忘掉失败感的方式，是迷恋电子产品，一个学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俄罗斯方块他玩了一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就是整天。

2015年，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同年，近十位读经孩子的家长陆续找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柯小刚穿布衫，蓄长须，一副夫子模样。他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常发表建设性意见。他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

找过来的家长们，家庭情况大多相似：经济宽裕，母亲是佛教徒，坚持让孩子读经，有人多年陪读，还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读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此离婚。

母亲们对孩子的未来有美好想象，希望他们脱离体制内的题海战术，成为知书达理、通晓古今、能诗能文的君子，也为自己的家族企业培养出一个儒商。或许孩子还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希望破灭后，她们既焦虑又烦躁，悔的是耽误了孩子的青春，不仅没有成为君子、大才、圣贤，而且连书都不爱读了。

家长们认为，柯小刚或许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提点一下孩子们的未来。

柯小刚对他们的主要建议就是自考。这两年，有近十位读经学生跟着柯小刚学习，一边在同济大学旁听，一边准备自考。

柯小刚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

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相当不安的状态，没有学习兴趣，没有自觉能力。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

英语底子差，柯小刚就建了一个英语学习小组，让他们每周聚在一起学习。学了两次，学生之间就有了矛盾，几个孩子天天找到他投诉，讲别的孩子怎么不好。

有三、四个不能适应的孩子，干脆放弃了自考，又回到学堂里去了。

柯小刚显得很沮丧，他曾对读经教育抱有希望，希望能培养一些真正的能读经、为往圣继绝学的贤者和君子。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这样的志向。

郑惟生的朋友圈，他已经对读经教育产生的困惑。

从狂热支持者到坚定反对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最早的一批曾被“圣贤教育”吸引的家长们，如今已从狂热支持者变成坚定的反对者。

数十个微信群里，他们每天都在讨论，如何以消防安全、办学资质、非法集资等理由向政府举报，让文礼书院关门。

而少年们心里，这种变化则更为微妙。

他们对十年读经教育的反叛，是余生再也不愿接触和国学有关的任何东西。

柯小刚发现，这些自考的学生，曾相信体制教育是糟粕，而现在，他们会很羡慕体制内的教育。

在对各种专业的憧憬里，他们更倾向于离国学远一点的，比如设计、国际关系。

柯小刚曾建议一位学生，以健康的学习方法学完经典，开学堂教书。这位学生反应强烈，觉得像噩梦一样，马上拒绝了，“宁死我也不干。”

“读经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整整十年，没有理智的乐趣，没有感受力的乐趣，没有想象力的乐趣，只有长年累月的无意义。”柯小刚说。

在郑惟生这里，反思读经之路，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他的青春就是在读经中度过的，与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对读经的每一点怀疑，都是对他生命意义的怀疑，读经方法的所有失误，都是他生命的失误，他说，“我心如刀割”。

对读经教育的另一种反叛，在于学生们与家长的关系陷入紧张。

郑惟生读经九年，母亲陪读至少五年。到了读经末期，前路无着，母子俩都是一个头两个大，关系紧张，频繁爆发争吵。

2015年，他在内蒙古一所读经学堂耗了几个月，决定放弃包本。这决定是他独自做的。他不再愿意征求父母意见。

十七八岁时，李淑敏在家里呆了两年。那段近似空白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在复盘自己读经的经历，开始有真正的思考，和对自我认知的推翻。

说起去年去复旦大学旁听过的两节课，她脸色才变得松快，眉飞色舞起来。

历史系教授韩生讲魏晋史，无论是民族、部落还是农业、政治，都深入浅出，重在启发学生们的思考。台下的同学们，则思维自由，发言踊跃。

一个半小时的课，上了一个小时，老师就抱着水杯跑掉。剩下的时间让学生们“该玩儿玩儿去”。

还有一节是英裔女作家虹影的讲座，主题是“我的文学之路”。

虹影讲自己出生在重庆大院里，如何度过饥饿的童年，如何在艰难日子里写作。小小的教室坐满了人。

她觉得受到震撼，“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美，是这么多年我听过的，最浪漫、最感动的课程。”

李淑敏想起自己曾在读经学堂里摇头晃脑地背诵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十年里，她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却在大学课堂里，真切地触摸到了。这意味有些讽刺。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惟生、李璇为化名）

 

讀經少年聖賢夢碎：反體制教育的殘酷試驗

 2016-08-29 00:00:06

 

十年前，讀經熱進入高潮，全國近百家讀經學堂雨後春筍般建立，大批少年離開體制教育，進入讀經學堂求學。

如今，較早的一批讀經孩子已經成人。從狂熱、受挫、困惑到反思，他們不得不推翻了自己曾真誠信仰並奉獻了全部生活的東西。

文禮書院的「教室」。8月中旬學生放假，一位教師在留守。新京報記者羅婷 攝

文｜新京報記者羅婷 實習生汪婷婷 付子洋 編輯｜胡杰

很少有人的求學經歷，比濟南少年鄭惟生更曲折。

小學四年級時他離開體制教育，此後九年，輾轉八省，先後在十個讀經學堂求學。鄭惟生回憶，那是一種接近清修的生活，居於深山，無電無網，與經書為伴，每天背誦十小時。

鄭惟生退學的2008年，正是「讀經運動」在中國勃興之時。這種新的教育模式，宣稱能幫孩子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讓他們與孔、孟產生心靈呼應，造就大才，甚至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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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家長們逃離體制教育、追捧傳統文化的熱忱不謀而合，此後在全國建起的上千所讀經學堂里，都是搖頭晃腦背著經典的學生。

如今，較早的一批讀經孩子已經成人。19歲的鄭惟生在背完20多萬字的經書後意識到，自己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諸東流；20歲的江蘇姑娘李淑敏在大學旁聽時，被突然的震撼所包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學的美。

從狂熱、受挫、困惑到反思，他們推翻了自己曾真誠信仰，並奉獻了全部生活的東西。

正如讀經界一位人士總結：現在回過頭去看，對孩子來說，這真是一場殘酷的實驗。

「你兒子是大才啊」

鄭惟生的書架與同齡人不同，沒有科幻小說，沒有日本漫畫，除了儒家經典，就是佛經。

《沙彌律儀要略增注》、《大佛頂首楞嚴經》……

過去九年，鄭惟生曾整本背誦過這些經書。但如今，他已不願哪怕再翻開一下。

這個炎夏，他正在備戰英文自考。19歲了，最基礎的小學英文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從頭再來，很是吃力。

8月12日，在濟南家中，說起兒子讀經這九年，鄭惟生的母親李璇感到迷茫，為什麼這條開局充滿希望的讀經之路，最終偏離了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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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鄭惟生在山東師大附小上四年級，他從小愛看書，但作文成績老是上不去。在李璇眼裡，兒子上學是在受罪，而受罪的根源是學校教育出了問題。

一天，學校發了一張光碟，是台灣學者王財貴的演講。王財貴，台中教育大學副教授，1994年在台灣發起「兒童誦讀經典」的教育運動，隨後來到大陸宣講。歷經20年，他一手締造了「老實大量讀經」思想體系。而這個體系被大量擁躉所追捧。

演講中，王財貴描述了李璇一直夢寐以求的願景--教育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只要通過簡單的讀經，就能將孩子塑造成大才，甚至聖賢。

她被這種理念感召，送孩子去上讀經學校的作文培訓班。第一篇作文鄭惟生寫的是孔子，600多字，讀經班的老師感嘆：你這兒子是大才啊！千萬不要在學校里耽擱了。

李璇雷厲風行的性格在這點上體現無疑--立即給兒子辦了退學手續，送到了北京一家讀經學堂。此舉遭到鄭惟生父親的強烈反對，但沒有拗過李璇。

學堂的日常是背書、學書法、武術，不用每天都做作業了，鄭惟生並不牴觸，還覺得「好玩」、「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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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璇一樣，更多的家長並未讀過經典，他們有個樸素的想法：學堂里「不僅教知識，也教做人」。

2008年，江蘇常州，讀經學堂「吉祥之家」成了李淑敏母親心中，拯救叛逆女兒的救命稻草。

不只是李淑敏，這個學堂里招的20多個孩子，大多是因為不聽話被送過去的。說是讀經學堂，其實這更像所謂的「問題少年救助所」。

在這裡，李淑敏被要求每天清理衛生間。老師的要求是，檯面上不可以有一滴水，馬桶不允許用刷子洗，而要把手伸進去擦。墩地也不可以用拖把，必須跪在地上，一寸一寸，用手擦得乾乾淨淨。

在吉祥之家的封閉式管理中度過兩年後，母親對李淑敏的評價是，嗯，乖多了。

最好的讀經老師不是人，而是復讀機

對鄭惟生來說，讀經生涯的正式開端，是2009年，母親嫌北京的學堂太寬鬆，把他送進河北承德山中的新學堂。

那正是國學熱最盛的時候，這年《百家講壇》蟬聯「中國最具網絡影響力的十大央視欄目」冠軍。數量巨大的人群支持傳統文化、學習儒家經典。遙遠的南方，深圳鳳凰山上開起了上百家讀經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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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惟生展示他「包本」背誦的經典書籍。新京報記者羅婷 攝

但鄭惟生覺得，日子變得難熬起來。

新學堂在深山之中，滿山的草木長得瘋野。出山沒公路，得坐農用拖拉機。

十多個學生，每人一間十平方米的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沒有暖氣。也沒有電子產品。學生們各占一座山頭，不許互相來往。四下也沒有村落，傍晚時山黑雲暗，一兩盞燈。12歲的孩子，沒有這樣的生活體驗，不免有淒清之感。

漫長的冬日，四點半就要起床讀經。寒風瑟瑟，小屋子裡，只能聽見自己背書的聲音、窗外粗野的風聲，火炕下柴火燒裂時畢剝的聲音。

山上沒得吃，他們就整月的吃南瓜。沒有澡堂，整個冬天也就沒洗澡。有一年春節，他甚至不被允許回家。

鄭惟生說，他覺得最難克服的並不是生活的艱苦，而是求學的困惑。這裡說是讀經學堂，實際上是佛家的道場，堂主信仰佛教「凈土宗」，宗教化極強。

鄭惟生背誦的經典，雖然也包括四書五經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凈土宗的佛經。老師要求學生要「銷落妄想」，以「禪定」的狀態來背經。

佛經中的《普賢菩薩行願品·別行疏抄》，全書十四萬字。鄭惟生背了整整一年。

背誦，不認字、不釋義地背誦，就是這所學堂課程的全部。鄭惟生認為，沒有老師講解，學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誦是沒有意義的。老師的觀點則針鋒相對，反對學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讀書，「知道的知識越多，你的障礙越重」。

在一本經典背誦教材的序言中，編者明言：最好的讀經老師不是人，而是復讀機，或者會按下復讀機開關按鈕的人。

但老師之間也會意見不合。學堂里的老師，有些是體制內的小學教師，有些是佛教徒。鄭惟生記得，一位老師要求學生學《弟子規》，全天勞作，一天擦桌子200遍；另一位老師則篤信佛法，要求全天背經。兩人爭起來，吵得不可開交。

學堂里有大量藏書，但大部分都被明令禁止閱讀。如《史記》、《曾國藩家書》等都是禁書，理由就是老師反覆強調這些書「增長所知障」，禁止讀書是為了「培養清凈心」。

剛開始，鄭惟生被允許擁有一本《古代漢語詞典》。他發現詞典的詞條釋義中會引用古文例句，還能在背經典的間歇偷看零碎文句。但最後，老師發現他在偷偷理解詞句的意思，詞典也被沒收了。

入學一年後，他被允許獨立學習，便開始了一項冒險計劃：每天午夜十一點，等老師入睡後，溜進另一座藏書山頭的「往生堂」，打著手電筒讀書。

他此後回憶：「在往生堂的手電光照中，我發現了另一個國學經典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生靈活現、熠熠生輝的。」他覺得那些被幽閉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脈，而私塾的「讀經教育」，則很可能是背道而馳的東西。

2012年，長長的書單也到了背完的時候。學堂生活的宗教化規定也變得更瑣碎嚴格。比如要進行宗教儀式的早課，念佛、繞佛、拜佛；上廁所要先拍手三聲，並念專門的咒語，提醒廁所里以排泄物為食的惡鬼；再比如不小心踩死昆蟲，需要進行一整套的宗教儀式，給它超度。

擺在鄭惟生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成為職業化的佛家居士，要麼離開。他選擇了後者。去了密雲山中另外一個學堂繼續讀經。

這個學堂更加偏遠。孤獨的大山中，加上他在內，總共只有三個人七條狗。發電靠太陽能，雨天和大雪，還會斷電。

這時，鄭惟生已經長成15歲的少年。沒有老師講經，他獨自背了1700多遍《弟子規》。

面目模糊的「最高學府」

浙江、福建兩省交界處的溫州市竹里鄉，「文禮書院」就藏在一片山谷中，山澗深邃，翡翠色的河流，兩岸是稠綠的樹林。

在讀經界，文禮書院是公認的最高學府，相當於體制教育里的清華北大。如果把讀經比作一個流派，那書院創始人王財貴，就是「讀經派」的教主。他提倡「老實大量讀經」已經多年。

文禮書院於2012年9月28日成立,每年招生兩次，現在有學生33人。由王財貴親自授課。

文禮書院門前，王財貴的巨幅廣告牌立在丁字路口。新京報記者羅婷 攝

文禮書院入學條件極為嚴苛，學生們要通過「包本」，也就是對著錄像機，一字不漏地背下《論語》、《孟子》、《佛經選》、《莎翁十四行詩》等30萬字經典，才有入校資格。

文禮書院老師裴志廣介紹，保守估計，全國至少有50家50位學生以上的讀經學堂，宗旨就是幫助學生包本進入文禮書院。比如廣州的明德堂，北京的千人行書院。

「這麼算下來，已經有2500個孩子在等待進入這個書院了。」

按照文禮書院的規劃，十年讀經，十年解經，第二個十年的最後三至五年學習牟宗三全集。牟宗三，是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財貴的老師。

看到這個培養計劃，鄭惟生覺得，讀經之路可能會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後竟然要限制到一個學派里的一個人。「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怎麼會所有人都要往這一個方向呢？」

中山大學教授賀希榮也認為，所謂30萬字的「包本」讀經，純粹是個噱頭，是交代給那些試圖從反體制的讀經教育中培養出聖賢的家長們的安慰劑。

儘管外界對這些學生前途的質疑洶湧而來，書院老師裴志廣卻胸有成竹：我們這些學生可不是做老師啊，要治國平天下的！

按他的想法，文禮書院教出的學生，要麼是像孔孟一樣的思想家；要麼是有思想的企業家；要麼是有格局的政治家，為天下蒼生謀福祉。

但實際上，書院裡不教真正的政治和商業知識。裴志廣告訴記者，書院裡教的是「道」，「天不變地不變道不變，你把道掌握了，做什麼都沒問題。」。

鄭惟生也曾去見過王財貴，問到前途何在，王財貴回答，如果還考慮前途問題，那你就不要讀書了。

記者探訪時，正趕上書院放暑假。8月15日，剝洋蔥（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在文禮書院裡讀到一些孩子的隨筆，一個女孩寫道，我體會不到生命的實感，我所接觸的只是義理，根本沒有去實踐。

導師王財貴在下面的批註則多是，「要靜下心來」、「只有一路，志道樂學，再無他途」。

一位台灣學生的家長告訴剝洋蔥（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已經有幾位學生以生病為由，暫停了學業。「這些學生都跟王財貴有淵源，所以沒有明確退學，都是請病假。」

書院老師裴志廣承認，如今已經入學的33位學生，有將近半數的孩子家中都開了讀經學堂。而在其他家長們看來，這些學生成為父母招生的「金字招牌」。

回到體制教育

鄭惟生最初的理想也是考取文禮書院。輾轉多家學堂，準備「包本」背完30萬字。

背了20萬字後，他意識到，一切努力不過是徒勞。「我不是怕困難和枯燥，是懷疑這麼做沒有意義」。

在海南一家學堂，他把書一扔，乾脆跟著漁民出海去打魚。

不僅是鄭惟生，從讀經學堂出來之後，很多學生都不願意碰書了，他們忘掉失敗感的方式，是迷戀電子產品，一個學生有一個諾基亞手機，俄羅斯方塊他玩了一個冬天。手機沒電了，就充著電玩。也有人看韓劇，一看就是整天。

2015年，鄭惟生終於下定決心，準備自考。自考、藝考，回到體制教育，這也是大多數讀經孩子最後選擇的路。

同年，近十位讀經孩子的家長陸續找到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柯小剛。柯小剛穿布衫，蓄長須，一副夫子模樣。他長期觀察民間讀經運動，常發表建設性意見。他自己也開辦書院，在業餘時間教授國學。

找過來的家長們，家庭情況大多相似：經濟寬裕，母親是佛教徒，堅持讓孩子讀經，有人多年陪讀，還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讀經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就此離婚。

母親們對孩子的未來有美好想像，希望他們脫離體制內的題海戰術，成為知書達理、通曉古今、能詩能文的君子，也為自己的家族企業培養出一個儒商。或許孩子還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

希望破滅後，她們既焦慮又煩躁，悔的是耽誤了孩子的青春，不僅沒有成為君子、大才、聖賢，而且連書都不愛讀了。

家長們認為，柯小剛或許可以為他們出謀劃策，提點一下孩子們的未來。

柯小剛對他們的主要建議就是自考。這兩年，有近十位讀經學生跟著柯小剛學習，一邊在同濟大學旁聽，一邊準備自考。

柯小剛發現，這群學生的功底太差，識字量不行、錯字連篇、英語更是處在小學入門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們寫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從標點符號改起。

不僅如此，學生們都處於一種相當不安的狀態，沒有學習興趣，沒有自覺能力。他們性情很亂，既自我邊緣化、又摻雜著傲嬌和自卑。

英語底子差，柯小剛就建了一個英語學習小組，讓他們每周聚在一起學習。學了兩次，學生之間就有了矛盾，幾個孩子天天找到他投訴，講別的孩子怎麼不好。

有三、四個不能適應的孩子，乾脆放棄了自考，又回到學堂里去了。

柯小剛顯得很沮喪，他曾對讀經教育抱有希望，希望能培養一些真正的能讀經、為往聖繼絕學的賢者和君子。但在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這樣的志向。

鄭惟生的朋友圈，他已經對讀經教育產生的困惑。

從狂熱支持者到堅定反對者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最早的一批曾被「聖賢教育」吸引的家長們，如今已從狂熱支持者變成堅定的反對者。

數十個微信群里，他們每天都在討論，如何以消防安全、辦學資質、非法集資等理由向政府舉報，讓文禮書院關門。

而少年們心裡，這種變化則更為微妙。

他們對十年讀經教育的反叛，是餘生再也不願接觸和國學有關的任何東西。

柯小剛發現，這些自考的學生，曾相信體制教育是糟粕，而現在，他們會很羨慕體制內的教育。

在對各種專業的憧憬里，他們更傾向於離國學遠一點的，比如設計、國際關係。

柯小剛曾建議一位學生，以健康的學習方法學完經典，開學堂教書。這位學生反應強烈，覺得像噩夢一樣，馬上拒絕了，「寧死我也不干。」

「讀經給他們的負面影響實在是太大了，整整十年，沒有理智的樂趣，沒有感受力的樂趣，沒有想像力的樂趣，只有長年累月的無意義。」柯小剛說。

在鄭惟生這裡，反思讀經之路，那是血肉模糊的廝殺--他的青春就是在讀經中度過的，與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對讀經的每一點懷疑，都是對他生命意義的懷疑，讀經方法的所有失誤，都是他生命的失誤，他說，「我心如刀割」。

對讀經教育的另一種反叛，在於學生們與家長的關係陷入緊張。

鄭惟生讀經九年，母親陪讀至少五年。到了讀經末期，前路無著，母子倆都是一個頭兩個大，關係緊張，頻繁爆發爭吵。

2015年，他在內蒙古一所讀經學堂耗了幾個月，決定放棄包本。這決定是他獨自做的。他不再願意徵求父母意見。

十七八歲時，李淑敏在家裡呆了兩年。那段近似空白的日子裡，她每天都在復盤自己讀經的經歷，開始有真正的思考，和對自我認知的推翻。

說起去年去復旦大學旁聽過的兩節課，她臉色才變得鬆快，眉飛色舞起來。

歷史系教授韓生講魏晉史，無論是民族、部落還是農業、政治，都深入淺出，重在啟發學生們的思考。台下的同學們，則思維自由，發言踴躍。

一個半小時的課，上了一個小時，老師就抱著水杯跑掉。剩下的時間讓學生們「該玩兒玩兒去」。

還有一節是英裔女作家虹影的講座，主題是「我的文學之路」。

虹影講自己出生在重慶大院裡，如何度過飢餓的童年，如何在艱難日子裡寫作。小小的教室坐滿了人。

她覺得受到震撼，「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學的美，是這麼多年我聽過的，最浪漫、最感動的課程。」

李淑敏想起自己曾在讀經學堂里搖頭晃腦地背誦過，「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十年里，她並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卻在大學課堂里，真切地觸摸到了。這意味有些諷刺。

END

 

文章來源：剝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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