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魔鬼山上
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
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丝带。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年一头猪
一九四三年一只鸡
一九四五年一个蛋
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
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数据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闹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
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
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每天晚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
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
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
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
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孤悬海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
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啊，笑什么笑！”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他游回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
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呀，笑什么笑！”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照片上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
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人。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魂”，讲究薪火传承。
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1942-2-10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载着火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1942-08-11
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阳从山头下去，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总算使我在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点点心灵深处的安慰。
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
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几年前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
——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他的家书透露出他是那么一个感情纤细的人，当他在包围列宁格勒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被围的城里头的人，发生什么事？
我联想到另一个小规模的围城。河北有个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郸上去一点点。这个小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军足足围困了两年。
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解放军进城时，看见还活着的居民一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脸和腿，觉得特别惊奇：树皮都被剥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怎么人还“胖乎乎的”？那个时候，距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还有十年的光阴，围城的共军本身都还不清楚严重的“饥饿”长什么样子。
持久的营养不良症状是这样的：你会变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肿。你的皮肤逐渐出现尸体般的苍白色，感觉皮质变厚，肤面很干燥，轻轻碰到什么就会乌青一块。浮肿了以后，皮肤像湿的面团一样，若是用一个指头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洞，半天弹不回来，凹洞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你的头发，变得很细，还稍微有点卷，轻轻一扯，头发就会整片地连根脱落。你的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很酸。
你的牙龈，开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伸出你的舌头，你会看见自己的舌头可能已经肿起来，或者，也可能收缩了，而且干燥到裂开。你的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地脱皮。
夜盲，开始了；黄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
你会贫血，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你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
你脖子上的甲状腺开始肿大，你的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你的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无法平衡，你的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混浊、涣散……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年轻的于祺元，在长春。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什么母爱呀，”他说，“人到了极限的时候，是没这种东西的。眼泪都没有了。”
国军先是空运粮食，共军打下了机场之后，飞机不能降落，于是开始空投，用降落伞绑着成袋的大米，可是降落伞给风一吹，就吹到共军那边去了。
“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他说，哪个印象不深？说是援军马上要到，要你坚守，然后你战到全连死光，援军还是没来，印象深不深？明知往东走是个口袋，全军会被围、被歼，结果最高指令下来，就是要你往东去，印象深不深？粮食断绝，弹药尽空，补给不来，连马的骨头都吃光了，然后空军来空投，稻草包着子弹，一包一千发，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几个自己的官兵，你说印象深不深？伤兵成千上万的倒在雪地里，没有任何掩护体，然后机关枪像突发暴雨一样叭咑叭咑射过来，血浆喷得满头满脸，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如果说哪个事情像恶梦一样在往后的六十年里常常午夜浮现，也许就是那晚没吃的猪肉吧，林精武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
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
另一个难以放下的，是黄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枪毙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着全身装备就跪在尸体边大哭，却没有时间埋葬他。和很多当年从军的爱国青年一样，黄石报名时也改了名，只知他是广东大埔人，却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满地士兵的尸体，部队破碎，林精武知道，也没有什么系统会来登记他的阵亡、通知他的家属、抚恤他的孤儿。黄石已战死，但是“黄石”究竟是何姓、何名、谁家的孩子？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林精武过了六十年后还觉得伤心，他说，日本人会尽竟其所能把他每一个牺牲战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上，美国人会在战场上设法收回每一个阵亡者的兵籍名牌，为什么我的战友，却必须死于路旁像一条野狗？
离开林精武的家，带着一串他一定要我带着吃的紫色葡萄。晚上，整条街都静下来了，我说的是我夜间写作的金华街——金华也是个城市的名字，在浙江。写作室里，桌上沙发上地上堆满了数据，但是我找到了此刻想看的东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军对被包围的国军发布的“劝降书”：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师长团长们：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这语言，像不像两个村子的少年拿竹竿、球棒打群架叫阵的口气？两军对峙，只隔几码之遥。安静时，听得到对方的咳嗽声。林精武有个小勤务兵，饥饿难忍，摸黑到共军的阵地里和解放军一起吃了顿饱饭，还装了一包面条摸回国军阵营；他个子矮小，又没带枪，黑夜笼罩的雪地里，共军以为他是自己弟兄。
像少年骑马打仗玩游戏，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叫的“阵”、打的“仗”，是血流成河的。
35，一万多斤高粱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
林精武所“不忍”开枪的“民工”就是解放军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听起来那么令人觉得心酸。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打了两个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万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骡马，把粮食弹药背在身上，把伤兵放在担架上，在枪林弹雨中抢设电线，跟着部队行军千里，还要上第一线冲锋。解放军士兵至今记得，攻打碾庄国军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东人，除了他们独特的口音之外，这些民工为解放军所准备的粮食是馒头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仅只是淮海战役里，单单是山东解放区就有十六万八千名农民青年被征进了解放军，其中八万人直接被送上前线。大多数的农民则变成了天罗地网的绵密“联勤”系统，做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国军完全依赖铁路和公路来运输物资，解放军就让民工把公路挖断，把铁轨撬起，国军的弹药和粮食就断了线。解放军依靠百万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资往前线运，伤兵往后方送，民工就在前后之间像蚂蚁雄兵一样地穿梭。徐蚌会战中，解放军的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是一比九，每一个士兵后面有九个人民在帮他张罗粮食、输送弹药、架设电线、清理战场、包扎伤口。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日军的这种作为，中国人叙述的语言充满激愤：
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中，当地的汉奸为伪政府组织服务，帮助日军对广大老百姓进行欺压，汉奸的奴才嘴脸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八趟，往返三百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在国军的历史文献里，共军把农民推上火线的“人海战术”常常被提到，同一时间，解放区藉“土改”杀人的风气也已经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就有两千零二十四人，其中还有老人和二十五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从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斗争而死的将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后来成为共青团书记的冯文彬，四八年初时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山西一带，走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黄土地绵延不绝，沿路上都是吊在树上的尸体，怵目惊心。
可是，对于“敌人”，国军“仁慈”吗？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前线的军官看到最高统帅的命令，“面面相觑不知所从”。即使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要屠杀百姓还是下不了手。黄百韬以拖延了事。
激战两个月，徐蚌会战结束。抗日名将黄百韬、邱清泉饮弹自尽，杜聿明、黄维被俘，胡琏、李弥仅以身免，三十二万国军被俘虏，六万多人“投诚”。十七万人在战场上倒下。五十五万国军灰飞烟灭。
解放军也死伤惨重。华东野战军的第四纵队原来有一万八千人，开战四十天已经战死了一半。
林精武腿部中了枪，在混乱中从路边尸体上撕下一只棉衣袖子，胡乱缠在腿上，开始一个人用单脚跳着走，从徐州的战场辗转跳到几百公里外的南京，最后跳到了浦口长江畔的伤兵医院。伤兵医院其实就是泥地上一片破烂的帐蓬群，四边全是杂草。医官剪开他黏着血肉的棉衣袖，林精武低头，这才看见，脚上的伤口已经腐烂，红糊糊的肉上有蛆在蠕动。
黑烟还在雪地里冒着，尸体在平原上垒垒迭迭、密密麻麻，看过去一望无际。地方政府开始征集老百姓清理尸体，需要挣粮食吗？埋一具人尸发五斤高粱，埋一具马尸发二十四斤高粱。仅仅在张围子一带，就发了一万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上海那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沉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
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
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
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
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丝带。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年一头猪
一九四三年一只鸡
一九四五年一个蛋
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
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数据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闹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
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
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每天晚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
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
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
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
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孤悬海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
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啊，笑什么笑！”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他游回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
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呀，笑什么笑！”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照片上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
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人。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魂”，讲究薪火传承。
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1942-2-10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载着火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1942-08-11
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阳从山头下去，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总算使我在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点点心灵深处的安慰。
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
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几年前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
——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他的家书透露出他是那么一个感情纤细的人，当他在包围列宁格勒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被围的城里头的人，发生什么事？
我联想到另一个小规模的围城。河北有个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郸上去一点点。这个小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军足足围困了两年。
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解放军进城时，看见还活着的居民一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脸和腿，觉得特别惊奇：树皮都被剥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怎么人还“胖乎乎的”？那个时候，距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还有十年的光阴，围城的共军本身都还不清楚严重的“饥饿”长什么样子。
持久的营养不良症状是这样的：你会变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肿。你的皮肤逐渐出现尸体般的苍白色，感觉皮质变厚，肤面很干燥，轻轻碰到什么就会乌青一块。浮肿了以后，皮肤像湿的面团一样，若是用一个指头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洞，半天弹不回来，凹洞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你的头发，变得很细，还稍微有点卷，轻轻一扯，头发就会整片地连根脱落。你的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很酸。
你的牙龈，开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伸出你的舌头，你会看见自己的舌头可能已经肿起来，或者，也可能收缩了，而且干燥到裂开。你的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地脱皮。
夜盲，开始了；黄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
你会贫血，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你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
你脖子上的甲状腺开始肿大，你的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你的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无法平衡，你的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混浊、涣散……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年轻的于祺元，在长春。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什么母爱呀，”他说，“人到了极限的时候，是没这种东西的。眼泪都没有了。”
国军先是空运粮食，共军打下了机场之后，飞机不能降落，于是开始空投，用降落伞绑着成袋的大米，可是降落伞给风一吹，就吹到共军那边去了。
“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他说，哪个印象不深？说是援军马上要到，要你坚守，然后你战到全连死光，援军还是没来，印象深不深？明知往东走是个口袋，全军会被围、被歼，结果最高指令下来，就是要你往东去，印象深不深？粮食断绝，弹药尽空，补给不来，连马的骨头都吃光了，然后空军来空投，稻草包着子弹，一包一千发，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几个自己的官兵，你说印象深不深？伤兵成千上万的倒在雪地里，没有任何掩护体，然后机关枪像突发暴雨一样叭咑叭咑射过来，血浆喷得满头满脸，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如果说哪个事情像恶梦一样在往后的六十年里常常午夜浮现，也许就是那晚没吃的猪肉吧，林精武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
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
另一个难以放下的，是黄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枪毙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着全身装备就跪在尸体边大哭，却没有时间埋葬他。和很多当年从军的爱国青年一样，黄石报名时也改了名，只知他是广东大埔人，却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满地士兵的尸体，部队破碎，林精武知道，也没有什么系统会来登记他的阵亡、通知他的家属、抚恤他的孤儿。黄石已战死，但是“黄石”究竟是何姓、何名、谁家的孩子？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林精武过了六十年后还觉得伤心，他说，日本人会尽竟其所能把他每一个牺牲战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上，美国人会在战场上设法收回每一个阵亡者的兵籍名牌，为什么我的战友，却必须死于路旁像一条野狗？
离开林精武的家，带着一串他一定要我带着吃的紫色葡萄。晚上，整条街都静下来了，我说的是我夜间写作的金华街——金华也是个城市的名字，在浙江。写作室里，桌上沙发上地上堆满了数据，但是我找到了此刻想看的东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军对被包围的国军发布的“劝降书”：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师长团长们：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这语言，像不像两个村子的少年拿竹竿、球棒打群架叫阵的口气？两军对峙，只隔几码之遥。安静时，听得到对方的咳嗽声。林精武有个小勤务兵，饥饿难忍，摸黑到共军的阵地里和解放军一起吃了顿饱饭，还装了一包面条摸回国军阵营；他个子矮小，又没带枪，黑夜笼罩的雪地里，共军以为他是自己弟兄。
像少年骑马打仗玩游戏，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叫的“阵”、打的“仗”，是血流成河的。
35，一万多斤高粱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
林精武所“不忍”开枪的“民工”就是解放军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听起来那么令人觉得心酸。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打了两个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万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骡马，把粮食弹药背在身上，把伤兵放在担架上，在枪林弹雨中抢设电线，跟着部队行军千里，还要上第一线冲锋。解放军士兵至今记得，攻打碾庄国军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东人，除了他们独特的口音之外，这些民工为解放军所准备的粮食是馒头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仅只是淮海战役里，单单是山东解放区就有十六万八千名农民青年被征进了解放军，其中八万人直接被送上前线。大多数的农民则变成了天罗地网的绵密“联勤”系统，做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国军完全依赖铁路和公路来运输物资，解放军就让民工把公路挖断，把铁轨撬起，国军的弹药和粮食就断了线。解放军依靠百万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资往前线运，伤兵往后方送，民工就在前后之间像蚂蚁雄兵一样地穿梭。徐蚌会战中，解放军的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是一比九，每一个士兵后面有九个人民在帮他张罗粮食、输送弹药、架设电线、清理战场、包扎伤口。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日军的这种作为，中国人叙述的语言充满激愤：
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中，当地的汉奸为伪政府组织服务，帮助日军对广大老百姓进行欺压，汉奸的奴才嘴脸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八趟，往返三百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在国军的历史文献里，共军把农民推上火线的“人海战术”常常被提到，同一时间，解放区藉“土改”杀人的风气也已经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就有两千零二十四人，其中还有老人和二十五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从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斗争而死的将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后来成为共青团书记的冯文彬，四八年初时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山西一带，走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黄土地绵延不绝，沿路上都是吊在树上的尸体，怵目惊心。
可是，对于“敌人”，国军“仁慈”吗？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前线的军官看到最高统帅的命令，“面面相觑不知所从”。即使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要屠杀百姓还是下不了手。黄百韬以拖延了事。
激战两个月，徐蚌会战结束。抗日名将黄百韬、邱清泉饮弹自尽，杜聿明、黄维被俘，胡琏、李弥仅以身免，三十二万国军被俘虏，六万多人“投诚”。十七万人在战场上倒下。五十五万国军灰飞烟灭。
解放军也死伤惨重。华东野战军的第四纵队原来有一万八千人，开战四十天已经战死了一半。
林精武腿部中了枪，在混乱中从路边尸体上撕下一只棉衣袖子，胡乱缠在腿上，开始一个人用单脚跳着走，从徐州的战场辗转跳到几百公里外的南京，最后跳到了浦口长江畔的伤兵医院。伤兵医院其实就是泥地上一片破烂的帐蓬群，四边全是杂草。医官剪开他黏着血肉的棉衣袖，林精武低头，这才看见，脚上的伤口已经腐烂，红糊糊的肉上有蛆在蠕动。
黑烟还在雪地里冒着，尸体在平原上垒垒迭迭、密密麻麻，看过去一望无际。地方政府开始征集老百姓清理尸体，需要挣粮食吗？埋一具人尸发五斤高粱，埋一具马尸发二十四斤高粱。仅仅在张围子一带，就发了一万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上海那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沉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
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
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
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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