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与犹太人,下（读书笔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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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涅之后最杰出的德语讽刺作家图霍尔斯基１９２９年的一篇文章虚拟了如下场景：埃利希.鲁登道夫将军死后飞升上天，司阍在天堂门口厉声责问他为何让两百万人死于战争。鲁登道夫回答：“亲爱的上帝，那都是些犹太佬啊！”

　　　　图霍尔斯基的想像真够夸张，可是未见得有多离谱。１９世纪，每一次国家遭难，犹太人都被说成元凶。一战期间，他们要么成了鲁登道夫用兵无能的替罪羊，要么被指责在军队背后捅了一刀，迫使政府签下令国家蒙羞的和约。由此类推，魏玛共和国的经济低迷，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的通货大膨胀，外交领域每一个令热血的德国人恼怒的软弱姿态，背后肯定都有一只看不见的犹太阴谋黑手。

　　经济困窘时期清算犹太人的现象其来有自。１９世纪前半叶德国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导，除了当小商贩以外，犹太人还经营粮食和牲口，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只好向他们借贷熬过严冬。可是借贷人通常不会感激债主，社会失控时还会把后者当成泄愤的对像。１８１９年在南德地区和莱茵河流域，１８３０年在汉堡地区，１８４８在巴登地区都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骚乱。民族学家列尔以其一惯的偏袒农民的观点论及后一次骚乱，说那是“孤傲的农民阶级意识对外来掮客天生的敌意，是土地拥有者的自豪，遭遇到脚底无根的游走族类时的自然表现。”列尔似乎没有想到：农业经济赖以维系的主要服务是他蔑视的对象提供的。

　　１９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经济结构变革迅猛激烈，高速工业化进程引发令人痛苦的社会动荡，一幕幕个体的悲剧，在社会保障机制脱序的大背景下上演。与小城镇守旧的德国人相比，犹太人更善于与时俱进，他们很快调适自己与大都市的新形势接轨。德国人本来就怀疑犹太人蓄意搞乱社会秩序以便从中渔利，社会转型的结果更强化了这种怀疑。农村破产后甩出的劳力进入主要由犹太人掌控的城市纺织成衣业，供大于求背景下纺织业工人的工资越压越低，给犹太业主背上了剥削的骂名，柏林、法兰克福、维也纳各城市遍地开花的犹太银行和投资公司的经营更是给他们带来致命的后果。１８７３年，犹太铁路大亨斯特路斯贝格操纵、犹太小投机家们哄抬起来的股市泡沫破灭，股市一跌到底，现代反犹主义的毒素藉此迅速发酵。股市崩溃后全社会对犹太投机家的愤怒声讨中，没有人会留意帝国议会代理主席犹太人爱德华.拉斯克反复警告过股市虚假繁荣背后的危险，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正是布莱旅德和康巴涅等几个犹太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才避免了国民经济更惨重的损失。总之危害已经造成，夏洛克那样穷凶极恶硬要从人家身上割一磅肉的犹太商人形像是再也洗涮不掉了。

　　１８７３年股市恶梦随后的几年里，德国知识界兴起的反犹种族言论大大超越了海涅的批评者。尤金.杜林，保尔.拉加德和威廉.玛尔等在讲演和论文中攻击犹太人，不再仅仅因为后者拒绝基督教，拒绝归化德国文化，而把他们视作德国社会中永远的异化因素，说他们是病毒源，正把强健的德意志变成羸弱的病夫，威胁着德国文化活活泼泼的生命力。绝大多数德国人诚然都没有读过这些哲学家的种族歪论，那些耳闻过的，也因为此类著作臭名昭著的语言暴力和色情想像而避之三舍。可是这些时髦的伪理论颇具迷惑性，它们用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学术语包装一新，大大强化了民间对犹太人的成见，对民众潜意识中反犹倾向的形成和蔓延造成了恶劣作用。

　　社会名流公开表态对犹太人反感鼓动了反犹思潮的传播。蔡施克《德意志历史》和阿道夫?斯托克《法庭讲演录》的读者弄不清二者宗教论点的分歧，也觉察不出他们的论说与杜林和玛尔种族主义的玄言怪论之间有什么区别，前者的社会知名度给后者的极端言论提供了可信度。作曲家里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思想在一战以前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种族主义者获得他的支持，作用非同小可。

　　　　瓦格纳的仇犹情结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对犹太金融投机家的反感，犹太裔歌剧院总监在他成名之前对他的冷遇，犹太作曲家加默柯.迈耶贝尔等早期与他的竞争等等。瓦格纳著有论文《音乐中的犹太因素》宣泄他的忿懑。他的思想中，除了对想像的敌人愈来愈深的怨恨以外，另有一层担忧。瓦格纳曾经的朋友尼采在《善恶之外》论及排犹时说：“一个柔弱犹疑的种族将被另一个雄健刚毅的种族轻易地在历史发展中抹去痕迹。”尼采的话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瓦格纳对犹太人历尽艰辛的生存发展深怀敬畏，他怀疑自己的同胞与犹太人自由竞争获胜的可能，因此认定犹太人是德国文化的大敌，他攻击犹太人更多地是出于对自己文化竞争能力的焦虑。

　　　　其实瓦格纳成功的音乐生涯背后有不少尽职的犹太推手：剧院总监安格罗?瑙曼，钢琴家约瑟夫.鲁宾斯坦，还有他极为欣赏的指挥家赫尔曼.列维都为宣扬他的音乐理想做出了贡献。可是这并不能稍稍纡解瓦格纳的反犹情绪，他甚至一度坚持要求列维接受洗礼后能才能登台指挥歌剧《帕尔泽瓦尔》的首演。尽管身边围拢着许多犹太崇拜者，可是他非加入排犹事业不可，并为此自豪。读完一篇斯托克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的讲演后，瓦格纳太太珂希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笑了，因为看上去正是里查德关于犹太问题的论文吹响了这场战斗的进军号，”瓦格纳本人也认为威廉.玛尔六年内印行了十二版的《犹太对德国的胜利》一书反映了他自己的想法。反犹情结几乎左右着他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因为俾斯麦与种族主义鼓吹者保持距离，瓦格纳便不断贬损他，责骂他把德国犹太化了。１８７８年柏林议会代表的一场宴会让犹太人布莱希吕德赞助，瓦格纳就称其为“德意志的耻辱。”１８８１年维也纳城堡剧院失火，烧死数百名观众，包括四百名犹太人，珂希玛日记记载瓦格纳当天“妙语解颐，”说：“最好让所有的犹太佬都在去看莱辛的《智者纳坦》时被烧死。”

　　　　瓦格纳公开自己对犹太人的敌视，以及蔡施克、斯托克等公众人物的表态，让反犹思潮获得了某种虚假的学术光环和似是而非的社会合法性，流风所及，甚至影响到１９世纪末坊间流传的小说中犹太人物的角色塑造。威廉.拉贝、费力克斯.邓、古斯塔夫.弗莱塔克等作家瞄准的是社会上学养较高的读者，他们对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辛苦辗转不乏同情的笔墨，很难说他们曾有意识地丑化犹太人。然而为了戏剧化的效果，他们的作品通常采用平行叙述技巧，于主要脉络之外展开一个犹太人的故事，以此衬托基督徒主人公：基督徒诚实、热情、无私，犹太人自私、势利、猥琐、不讲信义。多年的畅销书《饥饿的牧师》、《应该与拥有》、《罗马之战》都采用了这种脸谱化、程式化的对照法。从形像苍白的基督徒老好人主人公身上，读者恐怕受不到什么启发，相反，反面角色犹太人的诡计多端肯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下层的两千万德国人从周刊连载的垃圾小说中汲取精神营养，此类读物的犹太角色要么放高利贷，要么在水井里投毒，要么谋杀邻居的孩子，是十恶不赦的罪犯。

　　　　诚然，以上的叙述有可能夸大了德国排犹思潮的影响力和独特性。１９１４年以前的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反犹太风潮的烈度并不低于德国，以上提到的排犹浪潮并没有给犹太人带来实质性的危害。比如，因贪污丢掉校长位置、后来成为煽动家的赫尔曼.阿尔瓦德曾鼓吹修改法律，明确宣布犹太人为德国土地上的外国人，禁止犹太人涉足公共文化领域，褫夺犹太人的财产，最终递解所有犹太人出境。可是他的提案，并没有得到象样的支持。１８６７年获得法律认可的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没有因为右翼政党通过的种种气势汹汹的决议有所修正，与此有关的公民法条文，也一直没有附加任何歧视性的规定。

　　　　但是形势发展并不让人乐观。１９１４年以前德国的排犹思潮像是染上了慢性病，社会肌体的健康虽说没有即刻受到严重危害，可是病灶潜伏在那里，始终没有根治。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历史学家特奥尔铎.默姆森就奋起抨击自己的同事蔡施克的反犹偏执言论，十年后他却沮丧地写道：

             "多少年来，我不断抗议妖魔化犹太人的企图。我原以为通过诉诸理性就能澄清道理，这是大错特错。我的努力全都白费……就像是霍乱那样的时疫，完全无法解释，无药可治，一旦染上，只能耐心等待其毒素自我消耗贻尽，熬过致命的危险期。"

默姆森担心的病魔，１９１４年以前虽然尚未显露出吃人的狰狞面目，却逐渐毒化着集体的心灵，侵蚀着道义和知识的抵抗力。１９１８年以后，病魔趁民族的羞辱和经济的崩溃引发的危机发起猖狂进攻，终于逐渐吞噬了全社会，让它的肌体受到致命的伤害。

　　　　彼德.普尔茨在他专论德国、奥地利反犹思潮的著作指出，一战前后的排犹思潮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点只在于纳粹有了足够的力量把理念付诸实施，赶尽杀绝犹太人的思路，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阿尔瓦德的议案中便形成了，万事俱备，只等着希特勒用他魔鬼般的意志将其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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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犹太人不幸的两难处境，就像威廉.威尔逊的影子人，你越像你的同伴，就越让同伴愤怒。他们曾热情回应早期的反对者要他们成为纯粹德国人的要求，在德国文化的建设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德国文化的一部份。谁会否认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是德意志思想家.马勒、勋贝格是德国音乐家？卡尔.斯滕海姆、雅可普.瓦瑟曼是德语作家？马克斯.李伯曼、埃米尔.欧立克是德国画家？那些名声小一点，可是同样努力的，难道不也是名副其实的德国文化人？正如戈洛.曼指出的，受过洗礼也好，没有受过洗礼也好，普通德国犹太人身上的美德和恶习也就是德国人的美德和恶习。他们爱国、守旧，穿德国式服装，说德语，百分之百的德国作派。还有谁比１９１４年踊跃从军的犹太商人、医生、律师、学者更“德国化”？

　　　尽管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对德国的忠诚也经受住了考验，可是犹太人与德意志结合的追求没有被接受。个人的财富和学养是开启主流社会大门的钥匙，启蒙思想家就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有了这些东西仍然无济于事。沃尔特.拉特瑙１９１９年写道：“每一个犹太青年都经历过一种终身难忘的痛苦，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天生二等公民的身份，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成就多大，都无法摆脱它。”

　　　沃尔特.拉特瑙的例子非常说明问题。像海涅一样，他也是一个不安本份的人物，取得的成就也招致那些才华平庸的人的妒嫉。不幸的是他缺乏海涅的幽默机智，不能坦然面对周围的市侩嬉笑怒骂，他还缺少海涅的那份自信－－承认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同时坚持自己德国文化的本质属性。拉特瑙为自己的犹太遗产自豪的同时又颇为自卑。海涅在《冬天的童话》里尽情嘲笑过那些金发碧眼、与智慧有仇的普鲁仕市侩，那是一群最无可能理解拉特瑙的人，可是拉特瑙却把他们理想化，还无可救药地企图让他们赏识自己。

　　　他是通用电器公司创建人的长子－－这是威廉大帝时期德国工业界最大的企业之一。他在柏林和斯特拉斯堡学习数学、物理、化学，１８８９年以论文《金属的光吸性能》获博士学位，此后投身工业界十余年，先在瑞士的一家造铝厂实习，后到莱比锡附近毕特费尔德的一家电化工厂当经理，资历相当完整。综合他的学历、管理能力、研判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对实际生产的了解，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通用电器最理想的接班人。可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詹姆士.姚尔所言，拉特瑙长期感觉到职业与志趣错位的痛苦，似乎觉得只有在精神领域有所成就，才能超越自己的犹太出身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怀疑。他开始撰写哲学论文，一时竟颇为成功。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那些玄学风尚下写出的论文，未免给人花哨矫饰有余，启蒙思辨不足的印象。

　　　他还钟情于政治，尽管他曾对朋友说外部环境可能会妨害他在此领域的成功。“犹太人是二等公民，因此我在政界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和平时期恐怕连少尉都当不上。要是改信基督，可能路途会平坦一些，那么一来我只能和统治阶层同流合污。”心在庙堂的他毕竟不能远离现实政治的诱惑和恩怨，１９０７和１９０８年他两次陪同殖民部部长本哈德.马堡到德国的非洲殖民地考察，回国以后写出的评估报告内容详细、见地深刻。然而给上级的内参策论中，他却对德国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才能表示怀疑，不免惹恼了部长与同僚，他居然提出请求，要殖民部为自己的贡献颁奖，更说明他不懂官场世故。

　　　　一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给他提供了为国效力的机会，战争前两年，他组建军需部，运筹调度，施展才华。若不是他，德国还不容易渡过１９１４年战略物资紧缺的难关。可是他给朋友的信却提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军队和企业界都不能容忍－－我－－一个犹太裔公民，主动为国家作出了些许贡献。此情形于我有生之年恐怕难以改变。”１９１５年他辞去军需部长一职，就任通用电器总裁，可是并未从此告别政坛。战争的后两年，只要政府咨询，他都积极提供建议，尤其是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写了系列报告，预测战后德国和欧洲将面临的经济困难。他在有关领域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１９１９年以后共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人材，１９２０年他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去斯葩参加了战败国赔款会议，第二年再次入阁，出任战后重建部部长。

　　　　当时的情形下，右翼政党正散布谣言，说犹太人在军队背后捅了一刀，煽动民众抵制协约国不可更改的要求。拉特瑙此时接受如此敏感的任命，的确得有些勇气。他坦诚地向公众讲明，不管凡尔赛条约多么遭国人痛恨，但只有接受，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他成为执行凡尔赛条约最积极的推手，希望藉此让协约国最终在一些具体条文的执行上能有所松动转缓，他不知疲倦地与战胜国政府谈判协商，争取他的目标。

　　　　狂热爱国人士确信，若不是犹太人叛国投敌，１８１８年德国根本不会失败，拉特瑙的种种努力，在他们看来只是卖国投降政策的继续，是可忍，孰不可忍！１９２２年二月拉特瑙出任外交部长的消息甫一公布，一份右翼报纸就评论道：“岂有此理，犹太人当了德国的外交部长！…这一任命是对德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光头党的前身在街市上齐声狂叫：

　　　"拉特瑙你听清楚.
　　　一枪打死犹太猪！"

顺口溜像是判决辞。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４日清晨，他乘坐的大型敞篷轿车在柏林的国王大道上遭到袭击，一辆载有三人的小车飞追上来，一个人向他的坐车扔进一颗手榴弹，另一个人用自动手枪朝他射击。他死于几小时以后。

　　　　随着拉特瑙的被谋杀，一条心理界线被突破了，德国社会由此踏入了从前的禁区。以前犹太人在德国顶多被看成有残疾的社会人和社会的耻辱，现在身为犹太人即意味着生命危险和死亡判决，因为拉特瑙唯一的罪名，只是他竟敢自称德国人并且对外代表德国。他的死，在国内引起一波死亡恐惧，一战以前的反犹思潮终于显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许多人私下不免为拉特瑙的冤魂叫屈，社会上也不乏悲悔之声，可是事件被合理化以后，不可想像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可以想像。再过十六年就到了水晶之夜，国社党的领袖已经开始在他的胸中勾画最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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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大屠杀三十年以后，文艺批评家汉斯.迈耶为其新书《外国人》出版接受媒体访谈，记者问到当下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时他这样回答：“尽管今天德国的土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犹太人居住，可是对犹太人的敌意并没有改变。德国民众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东摇西摆颇能说明问题。因为内疚而起的友谊虚假不堪，起初德国人为七日战争以色列的胜利而欢呼，每一个‘进步的’市民家庭都希望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一次，以结识犹太人为时髦，可是这种热情很快冷却了下来，接着就是指责：‘犹太人太过份了！犹太人怎么还不吸取教训？阿拉伯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同情。’结果又开始仇视犹太人，这种仇视呼应了苏联的宣传，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有些市民和大学生说他们并不反对犹太人，只是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看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这些判断，虽然不难找到论据支持，听起来还是稍嫌夸张。德国知识界的极左翼的确带有几分法西斯色彩，包括迈耶提到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学生运动风云乍起，１９６７年，连续不断的的校园炸弹爆炸声中突然传来中东战争爆发的新闻，慷慨激昂的海德贝格等几所大学的激进学生决定放下本土关怀，与阿拉伯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１９７８年法斯宾德写的剧本《垃圾、城市和死亡》的主角之一为“犹太富人，”游西姆在《法兰克服汇报》上的评论指出犹太人又被塑造成了“吸血鬼、高利贷者、奸商、谋杀犯、色狼、复仇狂，”剧作者竟然让他笔下的一个角色咬牙切齿地说：“当年他们怎么没把他毒死，我两手发抖，恨不能亲眼看着把他扔进毒气室，让他变成一缕轻烟。”

　　由于明显的煽动色彩，这个剧本写成后一直未能上演。也许它只是学生运动努力唤醒民众宣传中的一处败笔，可以略去不计。至于对以色列的态度，持摇摆立场的不仅仅是德国人。迈耶指责当代普通德国民众仇视以色列没有举出任何证据，事实上联邦德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一直名列前茅，有口皆碑。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忽姆.戈德曼１９７８年到德国出席“水晶之夜”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久后写道：“在赔偿问题上，联邦德国政府的慷慨态度是空前的－－不仅数额巨大，而且为历史创下新例－－（向纳粹时代尚未成立的以色列赔款，向非公民的纳粹受害人赔偿）。我们知道，犹太人对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理所当然地几乎都怀有负面的看法，而且通常充满敌意。联邦政府的慷慨，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极大贡献。历史不容忘却，在两个民族之间，宽恕的字眼没有什么意义。”

　　忘却和记忆当然是个大问题，探讨德国人反犹太罪行的集体记忆，也比纠缠于迈耶大而化之的批判更为重要。早在１９４５年，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在一场讲演中就提醒德国人：“看着犹太朋友从家里被抓走，我们没有走上街头阻拦，等到自己面临毁灭时才开始喊叫。我们宁肯用虚弱的合乎逻辑的理由苟且偷生：我们死了也是白死，帮不了别人…我们活下来，本身就是有罪，”　雅斯佩尔认为“我们永远洗涮不掉身上的羞耻。”现在的问题是，纳粹时代尚未出生的德国人，今天多大程度上仍然承受着这洗涮不掉的耻辱？

　　纳粹时代的暴行今天仍然鲜明的留在德国民众的记忆中，这要归功于联邦德国政府、影剧业和大众传媒。“水晶之夜”被捣毁的犹太教堂废墟得以保留供后人凭吊；像戈德曼亲临的那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每年都由官方出面举行，电视台常常制作播放历史纪录片；《安妮.法兰克日记》、《夜色茫茫》等反映犹太人命运的故事片在德国广泛放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德语小说，尤其是“四七社”成员的小说，如格拉斯的《狗的年代》中发明家的形象，给战后出生的人重现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和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为数不少的德语剧作家真诚的反省了对犹太人的迫害。马克斯.弗里施写于１９６１年的剧本《安多拉》描述一个德国青年，莫名其妙地被误认为犹太人，怎么解释都无法澄清，开始被规入另册，后来被折磨，最后被自己的同胞杀死。该剧在柏林的席勒大剧院首演，主角由晚年的克劳斯.克拉默和马丁?赫尔特担纲，演出时，剧中人物打断剧情的发展陆续走到台前，单独面对观众，辩白自己与剧中受害人悲惨的命运无关，戏剧的内容和表演形式都让观众的心灵受到巨大震动。

　　所有这些防止人们淡忘惨痛历史的努力，居然比不上一部美国摄制的以德犹关系为题材的商业大片，实在充满了反讽意味。１９７９年２月，美国影片《大屠杀》分为四个单元，每次两个小时，连续在德国的公共电视台播出，每两个小时的电影播放以后留有一小时观众电话讨论时间。电影的内容是纳粹时代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重心是两个虚构家庭的命运：多夫家的儿子埃利克参加纳粹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成为海德利希的助理，亲自组织执行了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犹太医生魏斯一家被纳粹恐怖机器绞杀，几无一人幸免。观众的心被剧情紧紧攫住，他们为魏斯一家伤心流泪，对埃力克表示愤怒。电影在全国引起的震撼性效果是以前的历史纪录片未曾达到的。电影的收视率全国范围内从第一集的３２％增长到第四集的４１％，柏林市则高达４７％，两千多万人看了部份或者完整的电影，三万多人给当地电视台打了电话，绝大多数人要么提出严肃深刻的问题，要么提供背景材料证实故事的真实性，或者针对电影的细节进一步发挥。西德所有的学校均就电影背后的历史真实性展开讨论，应学生要求，杜塞尔多夫政治教育中心整理编辑了厚达五十六页的学习材料介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寄出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份，所有北莱茵威斯伐利亚州的老师人手一份。

　　观众对大屠杀电影的反应，对比汉斯.迈耶对德国民众反犹情结的指责，显而易见前者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诚然也有人打电话给电视台，怒气冲冲地责问：三十多年了，有何必要去唤醒不愉快的回忆。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显然是震惊，他们反复问到：１９４５年以前的德国老百姓，有多少人清楚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今天的德国人，应该为德国昨天犯下的罪行承担几分责道义上的责任？从大屠杀的故事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这样的问题能够提出来，尤其是被德国的年轻人提出来，令人感到振奋。知耻近于勇，敢于直面可怖的过去，不篡改，不开脱，正是希望的所在。格拉芬.邓霍夫关于这部电影以及有关的问题写了一篇总结性思考，指出年轻人一定要当心德国的排犹思潮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文章引述了奥辛维茨集中营幸存者仁娜特.哈普勒西特的话：“个人无法选择他的种族，当年我多么希望自己不是犹太人，后来我却逐渐有意识地去做一个犹太人。德国的年轻人必须承认自己是德国人的事实―这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后记：本文资料主要来源：Ｇｏｒｄｏｎ　Ａ．Ｃｒａｉｇ，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Ｐｕｔｎａｍ’ｓ　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１。笔者九十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学位时Ｃｒａｉｇ已从该校历史系荣休，无缘亲承教诲。文中提到的历史学家特奥尔铎.默姆森，出自德国历史学世家，其后人默姆.默姆森也曾执教斯坦福大学历史系。默姆.默姆森夫人卡塔琳娜.默姆森当时是斯坦福大学德文系教授，歌德研究权威，我修过她两门课。我在斯坦福学习生活期间，多蒙默姆森夫妇关照。第五节中提到的汉斯.迈耶教授90年代中曾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学，那时我海归，替他做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