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和孩子们将客厅的圣诞树以及那些顶里当啷的挂饰清理好，转眼羊年的春节就到了。其实，对我来说，在法国过年顶多意味着门上贴个红色的福字而已，正贴倒贴无所谓，反正除了我邻居们谁也看不懂。但过年是呼朋唤友在家里开party的好时机，因为过中国年是个很有号召力的理由，收到邀请的法国朋友甚至比中国朋友还要踊跃。每次西餐中餐齐上阵，比不了满汉全席，可是群策群力凑齐几十个菜还是没有问题的。和往年一样，我开始翻箱倒柜找每次必需的那快巨型红色桌布，为大宴宾客做准备，同时不由想起数年前在法国过的另一个春节，一个真正的红颜色的年。
提起红色，不得不先说一下东西方对这个色彩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在东方，红色象征喜庆快乐，结婚是红喜事，开店的盼着开门红，连那些成双成对的人们也被称为红男绿女。记得小时候看古装剧杨家将，有一出讲杨六郎被奸臣陷害死里逃生回到家中，佘太君将计就计，要将六郎的丧事进行到底然后全家归隐。宰相寇准去杨家奔丧，无意中发现六郎妻子柴郡主白色丧服下的红色裙裾，于是断定杨家在演戏，六郎肯定还活着。若干年过去了，我早就杨家将的诸多故事忘得一干二净， 只有这个红裙细节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认定生活中的幸福必定是和红色密不可分的。
红色在西方人眼中似乎是另一番色调，它似乎很少和庄严快乐连在一起，倒是常常和挑衅啊反主流什么的挂钩。在化妆舞会上，谁若打算披挂着魔鬼撒旦的行头来艳惊四座，那么他的头上必然少不了两只血红色的角。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斗牛士手里总是扯着一款红布，这样凶猛的野牛才会瞪着同样血红的眼睛向前冲。再比如，阿姆斯特丹性工作者高度集中的地方被称为“红灯区”，很形象地勾画了那个特殊的就业环境：街道两边林立的橱窗总是被罩在一片红灿灿的光晕之下，窗里展出的内容，无论是动的还是不动的，一下子就暧昧了。还有，巴黎那个全世界游客趋之若鹜的艳舞夜总会为啥不叫 “蓝磨坊”，“紫磨坊”， 而非得叫“红磨坊”呢？还不是因为蓝呀紫的太正统太情调，而红色可以大俗大雅，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
那时候，我刚进公司的巴黎总部，和同事们的关系异常融洽，一来总部员工国籍众多，而我则是唯一的中国人；二来呢，我刚迈出校门，和同部门那些已经有家有口甚至已经是祖父母的同事相比，居然是最年轻的。这样一来，不但没有那些职场上常见的勾心斗角，反而时不时成为被关怀的对象，让我至今想来还心存感激。
话说那年正好赶上了一个中法文化年，法国各媒体自然在春节前夕又加大了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力度。于是中午在公司食堂吃饭的时候，冷不丁会有同事过来讨教有关风水或者咨询如何从五行的角度来剖析某属相。 我只恨自己没有精读过周易八卦， 惟有当场发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看着同事听得全神贯注，头也点得若有所思，我很有些飘飘然，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身批道袍手持拂尘的半仙，心里琢磨着自己莫非更适合吃“麻衣手相”这碗饭。
眼看还有几天就是阴历大年三十了。这一日，财会部的克莉斯缇娜在听我分析完水马和火马的前世今生后，问我周五晚上有没有别的安排，如果没有，愿不愿意到她家来一起吃饭过春节。我有些犹豫，对她说，我很高兴去，可是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啊。她很高兴地说，怎么能要你来准备什么？我会将饭菜准备好，你只要说怎么布置有年的气氛就行了。我说， 那很容易，在中国，过年时大家都要穿红衣服，家里也会有很多红色装饰。克莉斯提娜转着眼睛想了一下，然后毅然决然地说，好，那我就这样通知大家了。我家住得巴黎郊区，没有地铁，周五下班后你在办公室等着待，我丈夫会开车来接你。
周五早上，我打开衣橱，找出那条在国内订做的大红色的羊绒连衣裙， 有些拿不定主意。穿不穿呢？到法国后，它就被打入了冷宫。做学生时几条牛仔裤穿遍春夏秋冬，现在上班了，公司当然不会白纸黑字来限制员工的着装，然而谁也不想去打破那些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定，办公室一直是黑灰蓝的天下。我若今天这样一身大红去上班，有点不妥吧？也罢，过年呢，一年就这么一天，穿自己的衣服， 让别人去说吧。
到了办公室，我将大衣挂好，然后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一会儿也就忘了衣服这会儿事了。当我抱着一堆需要签字的文件来到老板办公室门口，突然有点做贼心虚似的，底气很不足地敲门进去，将文件放在老板桌上。老板是个英国人，有着不列颠人所特有的冷血冷静，就算我头上顶个鹦鹉来见他，他也不会表示丝毫惊奇。果然，我那一身堪比斗牛士的红装只是让他的眉毛不易察觉的动了一下而已。可是在我试着以最快的速度穿过走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撞上了人事部的苏菲。她一下子两眼放光，抓着我的胳膊，说，哇，好亮的颜色！我忙不迭地到解释说，今天是中国春节，红色是节日的颜色。她说，红色很好很漂亮，你应该多穿。我心里想，哼，说得容易，你自己先多穿看看。我记忆中苏菲从来没有穿过任何亮色。
如是这般，一天下来，我至少为这身眩了大家视线的红裙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给扯出来五六次。午饭时间，我没有去食堂，而是坐在电脑前胡乱吃了几口饼干，主要是不想去到人多的地方“亮相”，另外想着晚上的法国大餐，先饿一饿也是值得的。
晚上7点左右克莉斯提娜的先生马丁开着车如约来接我，20分钟后就到了他们位于巴黎西郊的家。我一进门就被客厅正中间摆好的大餐桌给吸引了，在印着金色树叶的红色桌布上，各类餐具已经各就各位，带着红色花边的洁白餐盘两边摆放着银色刀叉，绛红色的高脚水晶酒杯，套在木质餐巾环中的红色丝质餐巾， 连墙角的一盏落地灯的米色灯罩上居然也贴了一圈红色的中国剪纸。我正暗暗称奇，克莉斯提娜端着装有冰块的香槟桶过来，将它放在桌上，然后给了我一个大大拥抱。她一身黑裙，腰间系着一个夸张的蝴蝶结状红色腰带，很是精神。她很得意地问我，这样的气氛够不够中国？我连连点头，由着她将我介绍给其他五六位宾客。有两位穿红装的女士，一个有四分之一的越南血统，另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男士们也很捧场，有的戴着红色领带，有的在胳膊上扎了一个红色丝巾，猛地看上去和红袖章似的。马丁也换了一件红色衬衫，和太太的红腰带相映成趣，真是妇唱夫随。
在这么完美的红色氛围中，吃着精致的法国大餐，我这个年过的实在不马虎 。想来女主人定是狠下功夫做了准备工作，因为她一直在和客人们谈笑风生，偶尔起身去厨房里转一遭，菜有条不紊地一道道上来。真是运筹帷幄啊。不象记忆中待客的中国主妇，她们似乎多半灰头土脸地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哪里还有功夫高谈阔论？
那天的年夜饭——我只能用这个词——吃到很晚，宾主尽欢。最后上的甜点是改良版的提拉米苏。克莉斯提娜对我解释说她将蛋糕表层的棕色可可粉上面铺了红色的草莓，至于最后要围着手指饼干将蛋糕捆扎成形，还有比莓红色的丝带更能应景的吗？
我至今还记得那日蛋糕里浓郁的朗姆酒和淡淡的咖啡味道，它和我对那年红色的法式年夜饭记忆一样，从来没有淡去。后来我离开了公司，听说克莉斯提娜也去了别的地方，从此就失去了联系。年关将至，也许我应该想办法找到她的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到我家再过一个红色的节日？
提起红色，不得不先说一下东西方对这个色彩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在东方，红色象征喜庆快乐，结婚是红喜事，开店的盼着开门红，连那些成双成对的人们也被称为红男绿女。记得小时候看古装剧杨家将，有一出讲杨六郎被奸臣陷害死里逃生回到家中，佘太君将计就计，要将六郎的丧事进行到底然后全家归隐。宰相寇准去杨家奔丧，无意中发现六郎妻子柴郡主白色丧服下的红色裙裾，于是断定杨家在演戏，六郎肯定还活着。若干年过去了，我早就杨家将的诸多故事忘得一干二净， 只有这个红裙细节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认定生活中的幸福必定是和红色密不可分的。
红色在西方人眼中似乎是另一番色调，它似乎很少和庄严快乐连在一起，倒是常常和挑衅啊反主流什么的挂钩。在化妆舞会上，谁若打算披挂着魔鬼撒旦的行头来艳惊四座，那么他的头上必然少不了两只血红色的角。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斗牛士手里总是扯着一款红布，这样凶猛的野牛才会瞪着同样血红的眼睛向前冲。再比如，阿姆斯特丹性工作者高度集中的地方被称为“红灯区”，很形象地勾画了那个特殊的就业环境：街道两边林立的橱窗总是被罩在一片红灿灿的光晕之下，窗里展出的内容，无论是动的还是不动的，一下子就暧昧了。还有，巴黎那个全世界游客趋之若鹜的艳舞夜总会为啥不叫 “蓝磨坊”，“紫磨坊”， 而非得叫“红磨坊”呢？还不是因为蓝呀紫的太正统太情调，而红色可以大俗大雅，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
那时候，我刚进公司的巴黎总部，和同事们的关系异常融洽，一来总部员工国籍众多，而我则是唯一的中国人；二来呢，我刚迈出校门，和同部门那些已经有家有口甚至已经是祖父母的同事相比，居然是最年轻的。这样一来，不但没有那些职场上常见的勾心斗角，反而时不时成为被关怀的对象，让我至今想来还心存感激。
话说那年正好赶上了一个中法文化年，法国各媒体自然在春节前夕又加大了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力度。于是中午在公司食堂吃饭的时候，冷不丁会有同事过来讨教有关风水或者咨询如何从五行的角度来剖析某属相。 我只恨自己没有精读过周易八卦， 惟有当场发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看着同事听得全神贯注，头也点得若有所思，我很有些飘飘然，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身批道袍手持拂尘的半仙，心里琢磨着自己莫非更适合吃“麻衣手相”这碗饭。
眼看还有几天就是阴历大年三十了。这一日，财会部的克莉斯缇娜在听我分析完水马和火马的前世今生后，问我周五晚上有没有别的安排，如果没有，愿不愿意到她家来一起吃饭过春节。我有些犹豫，对她说，我很高兴去，可是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啊。她很高兴地说，怎么能要你来准备什么？我会将饭菜准备好，你只要说怎么布置有年的气氛就行了。我说， 那很容易，在中国，过年时大家都要穿红衣服，家里也会有很多红色装饰。克莉斯提娜转着眼睛想了一下，然后毅然决然地说，好，那我就这样通知大家了。我家住得巴黎郊区，没有地铁，周五下班后你在办公室等着待，我丈夫会开车来接你。
周五早上，我打开衣橱，找出那条在国内订做的大红色的羊绒连衣裙， 有些拿不定主意。穿不穿呢？到法国后，它就被打入了冷宫。做学生时几条牛仔裤穿遍春夏秋冬，现在上班了，公司当然不会白纸黑字来限制员工的着装，然而谁也不想去打破那些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定，办公室一直是黑灰蓝的天下。我若今天这样一身大红去上班，有点不妥吧？也罢，过年呢，一年就这么一天，穿自己的衣服， 让别人去说吧。
到了办公室，我将大衣挂好，然后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一会儿也就忘了衣服这会儿事了。当我抱着一堆需要签字的文件来到老板办公室门口，突然有点做贼心虚似的，底气很不足地敲门进去，将文件放在老板桌上。老板是个英国人，有着不列颠人所特有的冷血冷静，就算我头上顶个鹦鹉来见他，他也不会表示丝毫惊奇。果然，我那一身堪比斗牛士的红装只是让他的眉毛不易察觉的动了一下而已。可是在我试着以最快的速度穿过走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撞上了人事部的苏菲。她一下子两眼放光，抓着我的胳膊，说，哇，好亮的颜色！我忙不迭地到解释说，今天是中国春节，红色是节日的颜色。她说，红色很好很漂亮，你应该多穿。我心里想，哼，说得容易，你自己先多穿看看。我记忆中苏菲从来没有穿过任何亮色。
如是这般，一天下来，我至少为这身眩了大家视线的红裙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给扯出来五六次。午饭时间，我没有去食堂，而是坐在电脑前胡乱吃了几口饼干，主要是不想去到人多的地方“亮相”，另外想着晚上的法国大餐，先饿一饿也是值得的。
晚上7点左右克莉斯提娜的先生马丁开着车如约来接我，20分钟后就到了他们位于巴黎西郊的家。我一进门就被客厅正中间摆好的大餐桌给吸引了，在印着金色树叶的红色桌布上，各类餐具已经各就各位，带着红色花边的洁白餐盘两边摆放着银色刀叉，绛红色的高脚水晶酒杯，套在木质餐巾环中的红色丝质餐巾， 连墙角的一盏落地灯的米色灯罩上居然也贴了一圈红色的中国剪纸。我正暗暗称奇，克莉斯提娜端着装有冰块的香槟桶过来，将它放在桌上，然后给了我一个大大拥抱。她一身黑裙，腰间系着一个夸张的蝴蝶结状红色腰带，很是精神。她很得意地问我，这样的气氛够不够中国？我连连点头，由着她将我介绍给其他五六位宾客。有两位穿红装的女士，一个有四分之一的越南血统，另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男士们也很捧场，有的戴着红色领带，有的在胳膊上扎了一个红色丝巾，猛地看上去和红袖章似的。马丁也换了一件红色衬衫，和太太的红腰带相映成趣，真是妇唱夫随。
在这么完美的红色氛围中，吃着精致的法国大餐，我这个年过的实在不马虎 。想来女主人定是狠下功夫做了准备工作，因为她一直在和客人们谈笑风生，偶尔起身去厨房里转一遭，菜有条不紊地一道道上来。真是运筹帷幄啊。不象记忆中待客的中国主妇，她们似乎多半灰头土脸地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哪里还有功夫高谈阔论？
那天的年夜饭——我只能用这个词——吃到很晚，宾主尽欢。最后上的甜点是改良版的提拉米苏。克莉斯提娜对我解释说她将蛋糕表层的棕色可可粉上面铺了红色的草莓，至于最后要围着手指饼干将蛋糕捆扎成形，还有比莓红色的丝带更能应景的吗？
我至今还记得那日蛋糕里浓郁的朗姆酒和淡淡的咖啡味道，它和我对那年红色的法式年夜饭记忆一样，从来没有淡去。后来我离开了公司，听说克莉斯提娜也去了别的地方，从此就失去了联系。年关将至，也许我应该想办法找到她的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到我家再过一个红色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