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里拾荒者的沉浮人生(组图)

来源: 2019-08-06 21:06:40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1608 bytes)



年老的从业者正逐渐退出,年轻人接受教育后有了更多工作选择,中间一批则面临政策与市场双重挤压,另谋他路。作为废品再生利用的基础,垃圾精细分类势在必行。可随着民间拾荒队伍日渐萎缩,北京垃圾处理也将倍量增长。到时,翻番的垃圾又当如何消化?

作者:任尚坤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嗨小兄弟,能不能帮我找几个电影,那种刺激一点的。”

说着,他凑近坐了过来,递上一部碎了屏的手机。他的手粘些水渍,像刚刚洗过,身旁堆放着收废品的袋子。他有些兴奋,就像再早前捡过八百块钱一样,“没想到这手机还能用”。

接过手机。信号时有时无,触摸板更是不大灵敏。

“你要找的,怕是现在网上正常都看不到哇。”

他显得有些沮丧。他每天并没什么娱乐活动,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熟练,点个视频可以说是唯一的消遣。他嘟囔着,时不时流出巴蜀方言。

晚九点,他常跑过来看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顺带着,捡人们丢弃的易拉罐和塑料瓶。这儿是个小型休闲场地,在北京东单地铁出口旁,不少人会在树下的石板长凳上休息,也有拾荒者在这里过夜。

有时,他也躺下眯一觉,但等人一散场,他还是会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里。虽五十有余,但据他讲“并没有讨老婆”。他不大愿意谈论家乡的事情,只说“出些变故”,然后就呆坐在石凳上,不再话痨。

那些捡到的东西,他会分批卖给附近收废品的人,每月赚个两千来块钱。他跟同乡伙伴联系不多,来北京不到三年,在这个行当,他还只算个“新手”。

他并不知道,近些年行业凋敝,北京拾荒者正急遽减少。他更不知道,那个藉此发家、名叫许际才的人,如今已是百余人废品回收公司的老板,当初还是他们“川帮”的头儿。

这一切,离他遥远而陌生。



他的普通话比许际才要好。

从1986年进京到现在,许际才一直操着口地道的四川巴州方言。以至于,许老板有时候不得不需要一位“发言人”。

时间约在了下午两点到四点。地点是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北六环开外,与市中心直线距离30余公里。地铁的话,倒5号线到天通苑北,然后坐643路公交至阿苏卫站台下。

根据导航路径,自此则需步行2.2公里才能到达处理中心所在,而且要穿过废旧金属“垃圾山”间的“谷地”。在距离大门一公里的十字路口,一辆辆密封车厢的后八轮重型卡车载着垃圾交替出入。



这里是北京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部分垃圾以及昌平区所有垃圾的终端处理厂,也是这些垃圾在北京分类的“最后一站”。据许际才介绍,整个阿苏卫每天处理垃圾有5000多吨,在焚烧、填埋和堆肥三种方式中目前仍以焚烧为主,按规定,他的明珠洲际科贸有限公司需承担每天1600-1800吨的分拣量。

许际才承包阿苏卫垃圾分拣、回收项目已有十个年头,最多时有180个工人,“拾荒者基本属于不固定的,我们这儿现在叫分拣工”。合同制,每天工作8小时,半月发一次工资,工资计件按销售比例结算。工人基本都是许际才的四川老乡,每人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

分拣车间实景

在分拣车间,机器轰鸣声嘈杂不断,看到有六个人,三人为一组,正分列在两个传送带旁,熟练地将可回收物品挑拣出来。空气中散发着食物腐烂的酸臭味道,“我进来前会先换件衣服,受不了可以去门口休息,习惯了就好”。一位年轻的分拣小哥讲。

另有工人同时在打包车间作业。许际才透露,塑料布每天可打包30吨,玻璃碎片、一次性餐盒15吨、塑料瓶2-3吨……专门的液体分流设备直接连到污水处理厂,而塑料最终要再处理成碎片形式才能往外卖,“要不河北的再生加工厂不敢收”。

分流设备和经处理后的塑料碎片

2012-2014年,是公司生意最好的三年。

那时,1600吨垃圾可回收16%且有销路。

但随着环保督察压力加大,河北等地的再生加工厂相继关停,“我们有东西卖不出去”,现在回收销售比例已经降到了7%,员工人数还剩100多点。

“垃圾分类对我们绝对是有影响的,前端把有用的全分拣完了,到后端处理时可回收的自然就少了。”不过许际才觉得,即便是在上海那边,分拣出来的东西也有很多是消化不了的,“最好在各个区有一条污水处理、塑料破碎、分拣打包乃至交易的配套流水线”。



一名工人正在打包车间作业

但在挤满高楼大厦的北上广,土地紧俏得很。许际才明白,“这需要给到一些政策”,他时不时会跑到市里向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教授请教,了解有关环保和垃圾分类的最新动向。这位与新中国同龄的老爷子,现任北京市政府参事、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退休年纪仍旧开会、出差不断。

“最近两年,会有新的交易点建起来。”尽管从王教授那里得到了积极回复,但许际才也并未面露喜色,在他看来:

“都还是未知数。”



许际才结识王维平,迄今已有32年。

1987年冬天,王维平还在市环卫局规划基建处主管垃圾场。“背着一床被子”跑到北京讨生活的许际才和同乡杜茂州、杜茂献兄弟俩,幸运地拿到王维平批的条子,才得以“进场”捡垃圾。

他们也由此成为北京最早一批拾荒者。王维平当时就觉得,政府收集、运输、处理一吨垃圾需要157块钱,这些拾荒者捡的多了也能给省下些成本。后来,王维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环境学。至1995年回国,又用了四年时间完成《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

报告数据显示,20世纪末,北京捡垃圾的外来人口近8.2万,其中四川约4.6万,河南约1.7万,河北约1万,江苏约1700人。

而一直延续至今的拾荒格局也是王维平回国后,于1996年确定的:四川人捡垃圾(小区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填埋场、处理厂),河南人收废品,河北人在四环外接应负责向外运输再加工,江苏人则主要搞泔水和地沟油。

那会儿,由许际才和杜茂献带领的拾荒族已成为京城的治安隐患,为抢夺地盘一度大打出手。王维平决定出面规制。当年北京饭店召开的那场“丐帮大会”,如今在江湖上,有诸多传说。不过,接受“商业人物”采访时,后来的“零废弃村落”发起人、环保志愿者陈立雯分析认为,产业链条分工应该还是市场机制的作用。

许际才则笑眯眯讲,“丐帮大会确有其事。”提起过往,他顿时来了精神,毕竟当年的那份辛苦收获了相应回报,更重要的,他见证了30年拾荒江湖的风起云涌。一批批新人拥入这个看起来并不体面的航道,而许际才他们则相继成立废品回收公司,做起了承包生意。

最多时候,他同时做着四个“包工头”。就连河南人聚集的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他也盘下了一块场地。作为北京当年最为知名的“废城”,东小口500余亩土地上曾承载着京城1/4的垃圾回收量,有100多个回收摊位,3万余人在此谋生。

随之而来的,是北京高速的城市化推进与严峻的环境整治。2000年后,东小口的拆迁计划被提上日程,不到五年时间,原有大型仓库式废品收购站多已荡然无存。2017年3月,京豫旺发废品回收市场被拆除,3000多流动人口重新择业。这是东小口镇最后一个旧货回收市场,始于2003年,位于兰各庄村西南,占地64亩,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

在如今的兰各庄村,铺满柏油马路的街道上甚至看不到多少杂物。泥土、砖块、往来的翻斗车辆,一排二层小楼拔地而起。也时不时会有货车满载垃圾出入。十来户人共同生活的大杂院里,来自河南信阳的张小让讲,“原来市场没有了,我去了附近的建筑工地,媳妇儿去做了保洁。”



兰各村庄一角

除了回老家外,这也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工作之余的时间,他们还依然会捡些垃圾,傍晚时再运往8公里外的南七家村广利福源废品回收中心。2007年,这里被确认为昌平区两个再生资源回收主体企业之一,占地百余亩,有废纸、塑料、木材、金属等大型分拣回收仓库,也有个体户式的小摊位,专做一两种废旧物品的回收。

“你可以去那块看看,人多、量大。”张小让建议。



夜间,是废品交易的高峰时段。

在城里收了满车货的小“坐商”们,会不约而同地跑到北六环外的废品集散地,给更大的“坐商”交货、拿钱。南七家,也是李师傅忙活一天后必须去的地方。

南七家广利福源废品回收中心

同样来自河南信阳,但李师傅比张小让要幸运些,他从一来就进驻到小区里给亲戚干活,后来亲戚回了老家,他干脆接了班儿,继续做废品回收。这一干就是12年。小区在二环以内,因为和住户处得比较熟了,每天人来人往,生意不错。

“前两天满地都是垃圾,领导都急眼了。”小区西北角有个垃圾楼,离李师傅平时称重打包的地方非常近。前几年,社区领导在这儿选了个点,由环卫工人将垃圾楼里可回收物品挑拣出来,李师傅负责照看,社区安排专人清运。如此一来,流量更大了,“有时清运不及时,居民楼上的人也会骂”。李师傅说。

李师傅主收废纸板和塑料瓶、易拉罐,金属也有但量稍小。他的回收价比市场价要高1-2毛且“秤数还准,没猫腻”。在这行当,秤上动手脚很普遍,他不无自夸多年打下了“公平秤”的口碑,卖给他废品的的住户可以得到实惠,它也能通过后端销量弥补前端损失。但旁边68岁的环卫大爷吐槽说,“他唯一的毛病就是偶尔抹个零头”。

平时,他会在晚上七点半左右向南七家跑,一车货大概有900公斤,单路上来回要两个多钟头。这天,因为几张废纸板,他和一位老太太多扯了两句,“一两次就行了,您不能总拿这沾了水的过来吧!”

去掉开销,李师傅每月能有小一万元收入,从早五点忙到晚十一点。不过,他多少还是有些焦虑,“媳妇儿意外怀孕,竟还是双胞胎”,现年45岁的他有四个孩子,都在河南老家。今年开春,李师傅连房都没租,天天在车上睡。

他时不时也看新闻,知道上海在实行垃圾分类的事儿。他预感北京也快了,但不清楚是否会对自己产生影响。李师傅觉得,在分拣回收环节,最基层的这群人暂时还不能被替代,“现在捡的人多了,收的人少了,北京的老太太都反过来开始捡了,但他们不靠这吃饭啊”。



南七家的个体回收摊位

“‘拾荒’如果溯源的话,它应该是指从混合垃圾和垃圾填埋场里面捡的那部分人。

这些年回收成了主力,绝大部分废品要经过买卖。

”陈立雯告诉“商业人物”,历史高峰时,北京废品回收从业者有近30万。

但2014-2017年间,北京再生资源回收遭遇市场和政策双重夹击,诸多废品分类与交易站点关闭。

年老的从业者正逐渐退出,年轻人接受教育后有了更多工作选择,中间一批则面临挤压,开始另谋他路。当下,仍留在北京的拾荒人群(包括回收者)已不足10万。

可北京每年的生活垃圾产量——从2015年的790.3万吨已增加到如今的近950万吨。2019年6月18日,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在访谈节目中透露,北京生活垃圾日产生量近2.6万吨。五年前,王维平也做过测算,当时运进垃圾处理厂过泵的量是700多万吨,而通过拾荒者群体运到河北贩卖的量也有700多万吨。

作为废品再生利用的基础,垃圾精细分类势在必行。

可随着民间拾荒队伍日渐萎缩,北京垃圾处理也将倍量增长。

到时,翻番的垃圾又该如何消化?

“政府应该会给专业废品收购者合作或承包的空间吧。”

对北京即将开展的垃圾分类,杜怀义还真不咋关心。



这些年,当初一起来的安徽同乡要么转行,要么回家。

杜怀义已经习惯了“单打独斗”,也随时准备“撤退”。来北京七八年了,他依然处在整个废品回收体系的最前端,既会翻捡小区垃圾箱寻找塑料瓶、易拉罐,也会等着打着捆的废纸板送过来,“有一些老客户,他们有我电话,或是他们主动送,或是我上门收”。

从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到现在清早6点,准时从四惠开车到建外街道附近小区蹲点。照行话说,他也由“游商”成了小“坐商”。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废纸回收一斤也就赚个一毛多钱。为减少中间环节,老杜每晚八点装车,然后直奔河北廊坊终端加工厂,再回到住处基本都在凌晨左右。这样下来,可月入近六千块钱。

正值暑假,儿子小杜来北京陪了父亲几天,然后又匆匆返回老家补课,备战高考。“考得好就上,不好就不上了呗。”杜怀义又不无欣慰地说,“嗯,暂时成绩还不错。”和老杜一样,这些年李师傅挣来的钱也都毫不吝惜地供孩子读书、考学。

他们不希望孩子以后再走老路,延续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

不过,许际才还是把他的小儿子带到了北京,一起在阿苏卫车间工作。当然,任管理者。说来也巧,来自安徽的杜怀义竟还听说过四川巴中的许际才,他琢磨着啥时候自己也能“搞搞承包淘金”。可他并不知道,在许际才承包的阿苏卫分拣车间,工人们都是从酸腐霉臭的混合垃圾里“刨活”。这是废品回收的另一个系统,需有政府主导。

其实和杜怀类似,很多人都不大清楚生活垃圾的具体流布和混合垃圾的处理压力。用陈立雯的话说,“公众对于垃圾的认识多数停留在投进垃圾桶那一刻”。

垃圾楼—中转站—填埋场。

这是城市生活垃圾的基本走向。在北京,大概每平方公里会有个垃圾楼,通常由物业和社区管理者负责运送,接着再把盛满垃圾的集装箱送到垃圾中转站,最后到达阿苏卫这样的终端处理厂。

但长期观察探访后,陈立雯撰文称,到末端处理中心,混合垃圾再怎么机械分选,堆出来的肥料都还是混有大量塑料等可回收废物,“如果在这之前,可以分好,又有其他好的去向的话,意味着可以实现垃圾分类处理。”实践浮在表面是因为它可以浮在表面。

从源头“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九个字,王维平呼吁了近20年。其中做得最好的是“无害化“,这是多年来垃圾处理的硬性指标,更是列入到了整个行政考核体系之内。而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则是垃圾的前端减量与废品回收。考虑涉及多个部门,他甚至在市人大会上提议,由市长来做垃圾治理的牵头人。

在当前中国的垃圾治理体系中,丢到垃圾桶的垃圾和“可回收物”并不同属一个管理系统。

前者由市环卫部门收集清运、生化处理,后者则归商委负责。

王维平曾倡导“两网融合”——把城市垃圾和废品回收整合到统一平台,集中处理、提效降本。

“将如此大量的废品有效分类和处理,现有环卫系统和相关创业公司都难以做到。”

陈立雯也认可两网融合的解决方案,可一直都没看到有效的成果落地。她更觉得,重建一套排除民间群体的废品回收体系是不现实的,且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最明智的做法是改进其当下不足之处,补充其无法实现的回收目标”。

2019年7月28日,周日,晚19:50,北京强降雨。

杜怀义没有去廊坊,花了点钱,找了个可以避雨的停车场。

李师傅犹豫了下,载着一车浸了水的废纸板。

消失在雨夜里。

(应受访者要求,张小让、杜怀义均为化名)

* 题图购自视觉中国,文内图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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