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迁工厂的深圳样本:95％的工人买不起房(组图)

“逃离北上广”不仅仅是困在办公楼里的白领，在昔日的“制造之都”深圳，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老板，将工厂迁出了这个曾让他们掘到金矿的地方。

如同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轻轻推倒。房价上涨，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人们的生活成本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也跟着涨了起来。这是摆在制造业面前的难题。

“我们厂子做过一次统计，240多名工人，在深圳买房的只有不到十个。”做通信模块的工厂主曹毅对深一度说。

高房价下的“产业逃离”

曹毅（化名）的工厂终于开工了。从选定确立厂址，到招人，到重新开工，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从深圳往东约四五十公里，就来到东莞的塘厦镇。一下高速，沿路两旁都是工厂和大小不等的工业园区。这里承接了深圳的产业转移。

随着深圳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用工成本上涨，不少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迁至周边城市，甚至是内陆城市。截止2015年三季度末，仅以深圳龙岗区为例，搬迁、转行、停产和清算的工业企业有66家，新增迁入企业仅15家。

曹毅也是其中之一，他是深圳制造业发展的见证者。早在2001年，他就开始从事光电通信模块行业。一开始，只是两三个人的小作坊，他在罗湖区租了一套房，从零开始生产。赶上了2000年前后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期，曹毅将其形容为“野蛮生长”，大大小小的厂子都有，“只要做就能赚钱”。

2006年，他在福田区买了厂房，3000块一平米。到去年，银行在进行抵押评估时，一平米涨到了20000元。

2016年，他将工厂从深圳搬到了东莞。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来自安徽的李东生（化名）甚至干脆将工厂从广东搬到了地价、房价更便宜的江西。

1997年，李东生从安徽老家来到深圳。彼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有一两千，远远超过了当时留在内地的朋友们的薪水。

他在1999年投身于电子产业当中，做锂电池。那时候，蛇口竖立着大牌子“空谈误国，实业兴邦”。一个普通蓝领，工资四五百元，工厂从不愁招不到人，到处都是来找工作的人，甚至工厂招工还要考试。

“那时候锂电池毛利率能达到47%到50%。”李东生告诉深一度 记者，赶上了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列车，当时的锂电池生产厂家，无论大小，一定挣钱。“当时有句话，东莞堵车，全球电脑零件的价格就会发生波动。”

2006年，李东生跟朋友一起开厂单干，锂电池行业的毛利润仍能达到30%。他们在龙华租了一间厂房，工人有一百多人，后来，厂房也从一层变成了两层。

当时，深圳关外的厂房一平米租金才10块钱，现在已经涨到了30块。2007年，他到江西考察，很快果断地将工厂的主要部分搬到了吉安，他依旧没有买地建厂，江西的工业用地租金便宜，工业园区里两层楼一平米只要5块。

买得起房的工人不到5%

2010年，曹毅的企业迎来了快速扩张。员工超过100人之后，曹毅明显感觉到，人员进出的速度增快了——招人也快，离职也快。

土地成本的上涨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让制造业老板们头疼的是，留不住人才。曹毅告诉深一度 记者，薪金水平让有购房需求的企业员工感到无望。

2016年3月，厂子搬离之前，曹毅在厂子里进行了一次统计，原厂有240多人，在深圳买房的只有不到十个人，而且还都是早几年买了房子的。法律规定，公司在搬迁时，如果员工不愿意去搬迁地，公司必须按照法律对员工进行补偿，原工厂没有一个员工跟他走，都领了补偿金选择了去别处谋生。

当时，塘厦的房价只有8000多元，这让曹毅和员工们稍感安慰，好歹能安顿下来一段时间，不少员工还存了在这里买房的心思，然而一年以后，塘厦的房价便翻了番，根据买房网站的信息，如今塘厦新房均价直逼两万五，二手房都已经过了1万5。

在高房价的压力下，不少人动了跳槽的心思。在塘厦的厂子里，一位从工程师做到采购的中层员工告诉记者，当年和他一起来的几个工程师，如今只剩他一个。

曹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他这个厂的整个成本中，采购成本要占到一半，人力成本则占到18%到20%，也是成本支出的重头。相比较之下，税费反而不是重要的成本支出了。

2016年7月，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咨询公司德勤联合发布报告，从2005年起，区区10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比1995年涨了15倍。

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的涨薪幅度，每年在10%以上。“但工人到手的工资增长百分之十几，而对于企业来讲，则意味着企业所要负担的五险一金也要增加。”李东生说。这对于需要强大现金流和丰厚积累的制造业来说，压力很大。

李东生目前有两个工厂，在江西的工厂里，主要是研发、管理和前端生产，另有700多人留在深圳的工厂里做后端生产，他告诉记者，每个月，光工资支出就高达900万元，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阻止人员流失，深圳工厂店员工流失率在60%以上。

近两年，曹毅厂里招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工程师的入职基本工资有四千多，两三年后成长起来的，能拿六千多。

但跳槽，则意味着薪水跳跃式增长。因此，工作两三年之后，不少人选择了跳槽到相关产业中更大的公司里去。

“我们其实并不想要应届生。”一位深圳的建筑行业的老总告诉记者，工程师培养周期长，虽然招进来的都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但“干不了事儿”，一来还都奔着项目经理。企业要花约两年时间去培养人才，但培养出来，要么马上开出更高的价位，要么就跳槽，一来二去，企业也只想招熟手。

将厂子迁往江西之后，李东生迎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产环境。管理层和核心研发团队安稳了下来——“毕竟江西的消费水平比深圳低，他们的买房和孩子教育压力没那么大。”李东生说。

薪酬体系已被彻底搅乱了

居高不下的房价和增长缓慢的薪水，让年轻人困惑不安。2015年，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罗玮（化名）毕业了，在毕业前的最后两个月，他考虑再三，推掉了已经专业对口的工程师岗位，选择在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做营销。

“学的时候觉得理工科有前途，出来以后才发现没钱途。”罗玮开玩笑道，如今，业绩好的时候，他的月薪能过万，但他仍觉得，这薪资水平跟同年毕业从事热门行业的朋友相比相形见绌。

“难道我们这个专业，就真的不如人家专业性强吗？”罗玮说。

落差来自于比较。四十公里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让这种比较带来的焦虑感得到了缓冲。

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的工程师小胡压根儿不去想这些事，工作一年多，月薪从四千多涨到五千，他从来没想过要在深圳或东莞买房，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迟早会回江西老家。平时，他吃住都在厂子里，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出去玩，有时候去东莞，有时候去深圳。也不是没有比较，深圳市区从事同行业的同学工资比他高一两千，但在天文数字房价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

数据显示，2016年的深圳应届毕业生薪酬中，研究生平均就业薪酬为6831元/月；本科生则为3899元/月。41.44%的本科毕业生，薪酬超过了4000元。而同年，深圳前三季度的房价涨幅过六成，均价破五万。

“房价上涨，对企业直接影响不大，但间接影响比较大。我觉得现在薪酬体系已经被打乱了，我不知道该给员工发多少钱。”曹毅说，“不管发四千还是发一万，大家还是买不起房。”他告诉记者，如今台湾的制造企业在台湾当地招一个工程师，价格比在大陆便宜。

但是他从不用高薪从别的公司挖人，他怕打破原有的薪酬体系，让跟着他的老员工们寒了心。

实际上，不管是李东生所在到锂电池制造业还是曹毅所在的光电通信模块，在整个制造业当中，还算是行业发展比较好的。

塘厦工厂里一位姓王的工程师告诉记者，有些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比如手机、玩具和塑料等行业的厂家，成批成批地倒闭。

2015年，深圳GDP增速保持在8.9%，其中金融和地产贡献明显。以罗湖区为例，金融和地产拉动全区GDP增长5.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5.2%，但工业增加值却出现了6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对于国内制造业而言，短期肯定是有阵痛的。”李东生说。尽管诸多不利，但在深圳，制造业仍是巨擘。2016年，深圳市生产总值超过1.93万亿元，同比增长9%左右，超过年初预期增长8%~8.5%的目标。

房价才是最重要的“参照系”

人要走，李东生很少挽留，即使再缺人，他宁愿去招新人，也不会通过大幅度加薪来挽留员工。“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但是也比较浮躁，不像我们那时候，会在一个行业里扎根下来，制造业是一个需要沉淀的行业。”他说。他尽量提供能吸引人才的条件，“2017年，聘一个应届生大约要五千块，要是研究生来搞研发，工作两三年，年薪能达到10万到15万。”这在制造业行内，是不错的待遇。

说理解也不理解，曹毅告诉深一度 记者，有些公司挖人，其实开价并不高，也就多给两三千，“在广东，两三千跟房价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看法，让90后的罗玮觉得是对年轻人一种误解：“能看到的只是年轻人为了两千块就跳槽，其实对这个行业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提升了。”罗玮说，“毕竟基数就五六千，不可能涨太多。八千和六千，提升生活质量不是一个档次。”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罗玮也喜欢上知乎，上面有很多类似“年薪二十万或三十万是一种什么体验”、“月入十万是一种什么体验”的帖子，每次看，都会让他有一种深深的焦虑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多年轻人这么有钱，但房价不会等你，同龄人也不会等你。”罗玮说。

“要是江西能给四五千，深圳给六千，我还是愿意回江西去。”工程师小胡说。然而在江西，同类行业的岗位工资只有三千多。

罗玮在考虑考研，他想读财会专业，考注册会计师，“什么都在贬值，感觉这个证比较有含金量。”留在深圳，这是他的执念，在深圳的街头，一幢幢新的大楼正在崛起，他总觉得，努努力，或许还可以挤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