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一直是亚洲投资者比较青睐的一类资产，大概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意外。但鉴于现如今全球的股票市场都不景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入固定收益证券，这让在富兰克林邓普顿(Franklin Templeton)任大中华区总监的张伟大感欣慰。
张伟在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工作了12年，这些年来，他亲眼目睹了亚洲投资者是如何逐步成熟起来的。不过张伟认为，在当今股市如此动荡的环境中，要让亚洲投资者更好地实现投资多元化，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张伟喜欢诲人不倦，难怪投资者教育会成为他为公司在该地区发展所制定战略中的一个关键。
在他的带领下，如今富兰克林邓普顿在香港和台湾的市场占有率分别占到大约10%和20%。该公司在上海还拥有一家合资企业──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ranklin Templeton Sealand Fund Management Co)，名下所管理资产总计20亿美元。
张伟近日在香港接受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专访，其间谈到了他所处这个行业过去十年间在大中华地区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以下为经过编辑的专访内容。
《华尔街日报》：当初您加入富兰克林邓普顿时，这家公司在香港的经营状况如何？
张伟：十二年前我在香港加入这家公司时，我们名下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约有1.5亿美元。目前这个数字超过了90亿美元。起初几年，我们耐着性子在香港开拓，后来事情开始慢慢有了起色。最初我们只销售一两种产品，包括一只美国政府固定收益基金。业务非常集中，我们取得了不少成功。
《华尔街日报》：贵公司在大中华地区的成长过程中，您扮演了什么角色？
张伟：我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实现我们所销售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并扩大销售渠道。当时销售渠道非常窄，仅限于几家国际银行。如今我们在香港注册的基金超过40只。过去我们基本上只是被视为新兴市场和股市专家，但我的一个目标是要实现多元化，因为我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我们后来还将产品扩大到了固定收益基金。
《华尔街日报》：亚洲投资者主要有哪些特征？
张伟：亚洲投资者的投资目光相对比较短浅，尽管实际上共同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未来还有许多投资者教育工作需要完成。我所在区域、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投资者有个主要特征，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是“非此即彼”。十年前，言必称股票。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投资者们变得更厌恶风险，于是转向了固定收益产品，我们很欢迎这样的趋势变化，因为我们有一些很不错的固定收益产品。
在随后的两年中，我们搭上了这波变化的顺风车。金融危机让人们大受损失，于是他们一股脑儿地转而去投资固定收益产品，尽管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你需要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需要实现资产配置的多样化。这个转变在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中相当明显。
《华尔街日报》：金融危机以来这里的投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伟：我想亚洲的投资者仍然非常谨慎，很多人还将资金留在固定收益基金里。过去12个月左右，事情略有好转，但这很难算是个明显的变化。我们所见到的唯一一个进展是，投资者们开始进入以收益为导向的产品，而不只是固定收益产品了。他们对派息稳定的产品也开始感兴趣。至少我们的一些客户开始多样化配置资产了，这要归功于我们以往进行的投资者教育。
《华尔街日报》：金融危机对贵公司有怎样的影响？
张伟：作为一家基金公司，我们从（投资者转向固定收益产品）这个趋势中受益，不过我认为，长期而言，为投资者的利益考虑，我们还是会继续呼吁多元化的资产组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教学部门(learning academy)进行了如此之多的投资者教育工作。
《华尔街日报》：在这里，您是否会感到有来自交易所交易基金的竞争压力？
张伟：交易所交易基金，不管你喜欢与否，它们都在这里。这类资产将会长期存在。对于一些客户而言，将这类资产作为其投资组合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作为一家活跃的基金管理公司，利用我们遍布全球的专业技能给客户带来长期具有附加值的高收益产品。我们预计交易所交易基金在亚洲会有增长趋势。
《华尔街日报》：对于中国基金管理行业的金融开放步伐，您是否感到沮丧？
张伟：我一点都不沮丧。在过去两三年中，该领域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在这里作个政策制定者，你不得不慎之又慎。在制定任何一项规定之前，他们都需要方方面面地考虑很多因素。我认为，过去几年里他们的推进速度已经非常快了。看看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吧。一些外资基金公司认为他们开放得太慢了，但他们是在开出一条新的投资渠道，他们不得不谨慎些。我认为，早晚有一天外资机构能够参与进来。我相信他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正和中国的监管部门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尽可能地提供我们的实践经验作为帮助。
《华尔街日报》：香港的基金管理行业竞争有多激烈？
张伟：我欢迎竞争。目前大概有15家中资公司已经在这里设立业务。这强迫你更好地创新。我一直希望竞争能够带来更大的市场，而不是从彼此那里抢夺市场份额，这样将有更多投资者选择基金，而不是投资经理之间不得不打个头破血流。这迫使我们不断推出新产品，采取更灵活策略，更好地控制成本。
不过对于人才的竞争让我感到担心。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储备非常有限。整个亚洲地区都面临这个问题。为了能够留住人才，我们很多时间都花在安抚员工之上了。
《华尔街日报》：您在中国的首要任务包括哪几项？
张伟：投资者教育是进入中国的一条很好的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这么多工作。我们通过我们的教学部门做这个工作。我们向诸如银行职员之类的中介人员提供培训，并且和《华尔街日报》合作进行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项目，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学里做培训。这个项目开始于去年，这些讲座和知识竞赛举办得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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