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确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治安的混乱又是有目共睹的。
至今我们都能够在一些电影和影视作品中看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各地的抢劫、偷盗案件是如此之多，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
从犯罪频发到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经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当然，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在初期一定会引发一些不适，而这种不适感无疑给犯罪提供了很好的温床，大量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谋求工作机会，外地人口不仅仅带来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犯罪的可能性。
在那个一切都昂扬向上的时代，躁动的不仅仅有普通人，还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人，从事着见不得光的生意。
但本质上，没有人会愿意冒着违法的风险去挣钱，要么是利润很高、要么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因此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能够降低犯罪率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增加了人们违法的成本。
毕竟在一个就业机会遍地都是的时代里，一般人不太会去冒风险从事一些违法的勾当。
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能够降低犯罪率的，反过来，当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甚至是停滞时，它又可能带来一个相反的结果。
根据最高检察院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2.6万人，提起公诉168.8万人，同比分别上升47.1%和17.3%。
去年逮捕的嫌疑人大增近五成，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这至少说明我们的犯罪率有进一步上升的风险。
而在反腐方面，报告披露，去年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万人，同比上升9.3%，已起诉1.8万人。
最高院院长张军提到，去年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4万件涉及2.7万人，同比也增长19.9%。
从这两个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下行压力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犯罪，不管是社会犯罪还是职务犯罪，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增长，其中社会犯罪增长47.1%，职务犯罪也增长了19.9%。
这还仅仅只是一年的时间。
2024年，可能还会继续成为一个特殊的时刻。
最高法报告显示，去年审结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5.2万件，涉及6.2万人，同比也增长了17.2%，发出各类人身安全保护令5695份，同比也增长41.5%。
另外有意思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数也高达5.1万人，同比上升66.9%，这些数据都表明在经历新冠病毒三年后，随着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以及人们对收入增长的欲望，社会罪案正在快速增长。
尤其是故意杀人这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增长17.2%，而人身安全保护令更是增长41.5%，这说明社会犯罪的矛盾已经开始凸显。
我们很难去判断这是一个开始，还是一个结束，但如果盯着宏观经济的趋势来看，这可能并非一个结束。
除了经济对犯罪率增长的影响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心理因素。
过去三年的防控，显然让许多人的心理有一定的压抑，正如群体心理学所分析的那样，长期性的压抑得不到释放，那么很有可能只需要一个微弱的引线，就会被瞬间引爆。
另外网络诈骗犯罪增长66.9%，这大体上也说明了在宏观经济承压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赚钱办法，那就是诈骗。
宏观经济的承压，已经逐步开始反噬到社会主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尤为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经济增长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其中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个群体，其实就是低收入群体。
当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什么群体最容易受到冲击？答案毫无疑问，就是低收入群体，贫穷可能会迫使他们做出任何可能。
美国其实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为什么如此关心美国？因为世界比我们想象得要残酷许多，我们并不是旁观者，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过去遇到所经历的问题，我们未来大概率也会遇到并经历，避无可避。
我们未来之路其实可以借鉴的路径并不多，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美国可能是唯一的：美国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可能要遇到的问题。
以美国卡姆登为例，它在2009年成为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这是美国城市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个富裕社会里的穷人，当财富的分配开始失衡，而增长又开始乏力的时候，社会主体矛盾就会凸显，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犯罪率的激增。
当然，从社会学甚至是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自我调节矛盾的功能缺失，尤其是在遇到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一些问题更有可能显现出来。
人类学学者项飙以浙江村为研究对象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从田野调查角度去看社会微观，项飙早在2018年就给出一些观察结论：国内社会缺失问题经过几十年后，并没有改善；社会空间在进一步变小，还原成“物理空间”，矛盾和结构差异依然存在。
换言之，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从引入市场经济到城镇化，某种意义上一直都存在着一个群体的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很大程度上又会日后的犯罪提供了些许温床。
项飙在2018年底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就曾说道，一般人，甚至大部分被疏解的流动人口，在理性上可以接受迁移，例如大局、升级和淘汰。
“不淘汰低端，就没有高端的发展。淘汰谁呢？淘汰我们呗。”离开者当然不欢迎如此，但同时也并不认为里面有不正确性。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的城镇化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到了城市里，但最终这些人口又是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附近”的消失，都并没有很好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下，放大问题。
例如数年前的村镇银行，以及类似的常年在新闻上看到的某某小区业主对楼盘的各种维权等等，这些事件在高增长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被很好掩盖的，但当增长一旦放缓，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
和犯罪率息息相关的，还有老龄化。
根据2018年《日本统计年鉴》的数据，日本60岁以上犯罪嫌疑人占全年龄段的比例在2015年达到24%，而1990年该比例仅为3%。
其中许多入住日本监狱的老人都是入狱6-7次的惯犯，而他们在释放后的两年内比年轻犯人也更容易重新犯罪。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龄囚犯两年内再次入狱的比例高达23.2%，该数字是29岁以下囚犯再犯率的两倍多，其中又以欺诈、盗窃等罪名居多。
NHK曾报道称，这些老人出狱后难以生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目的就是回到监狱。
我们常常提到类似的笑话，进监狱管吃管住还管身体健康，这在日本不是笑话，而是老人们的现实。
在日本，一位老人偷窃一个标价几百日元的三明治，就可能判两年监禁，而监狱系统则需要为此负担近千万日元的开销。
老人犯罪，这背后凸显的就是日本社会复杂的经济问题。
非正式员工数量不断扩大、劳动阶层分化、日本家庭经济供养能力存在阶层差异等等，同时由于日本和我们一样，采取的是“下一代养上一代”的现收现付制，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养老金的入不敷出。
坦率来说，日本有的这些社会经济问题，我们大概率也会有，甚至由于人均GDP的差异，我们的问题日后可能比日本还要严重。
一些依靠微薄养老金过活的老人因为疾病、和养老机构发生矛盾等原因，从社会中层跌入底层的现象，甚至还被日本作家称之为“下流老人”。
日本首都大学在2014年曾做过一项研究，日本贫困人群主要集中在10-24岁的青少年和65岁以上的老人，而且老人的贫困情况更为显著，其时间跨度和贫困率都甚于其他年龄层，其中高龄女性的贫困程度较男性更加严重。
日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由于我国计划生育的影响，未来老人膝下大致一个儿女，在如此沉重的各种生活成本、育儿成本乃至房价等重压之下，我们数亿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同样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老龄犯罪激增。
这些问题，它更像是未来考验我们社会自洽能力的试金石。
一位日本女子监狱的犯人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曾说：“我丈夫去年死了，我们没有孩子，于是就剩我一人孤苦伶仃。我有一天想去超市买菜，然后我看到了一块牛肉。我想要，但我知道买了牛肉，日子就要难过了，所以我直接偷走了。”
从1980年到2015年，日本独居老人数量增加了6倍多，而在日本犯下盗窃罪的老人有一半都是独居，其中50%要么没家人，要么很少同亲戚往来。
由奢入俭难，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宏观经济的变化能够很好反映在人们消费乃至储蓄等行为上，但更多的，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尽管很少很少，但这群人在这场变化之中，可能面临的是至暗时刻。
解决问题有时候不仅仅需要方法，更多时候还需要一个通道，一个可以不那么压抑的通道，让社会变得足够自洽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让问题变得更拥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