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何会放缓？

经济为何会增长放缓？

这个问题看起来像是一个常识问题，因为几乎所有人的都知道，经济增长到最后一定会放缓，这就好比太阳一定是东升西落的一样。

但如果我非要问你，经济为何会增长放缓，你可能会借用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话，历史上每一个经济体都只能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因为总有别的经济体在人口上比你年轻，在劳动力上比你更便宜，届时全球的资本都会涌入那里，因此一个经济体就应该趁着经济能够增长的时候，全力拼经济。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它可能过于正确，以致于不够深刻，不够令人记忆犹新，这个问题把经济增长看作了理所当然，好像什么都不做，经济就能够自然增长，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就职后不久发表的演讲中说道，“现在的孩子成年时，将是历史上第一个生活水平低于自己父辈的世代。”

克林顿说这番话，借以激发人们的危机感，进而说明自己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

但是，从一战、二战乃至到现在，数百年过去了，纵观美国经济，总体依然呈稳健发展态势，此时，GDP停止增长，一代过得不如一代的反而是日本。

尽管我们都知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最终都会放缓，但我们更需要迫切知道的是，为什么不同的经济体增长的速度不同，时间不同，为什么有的经济体经济增长更为持久，但有的经济体，却在一段高速增长之后，就问题频出？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时间回到1995年，此时日本的人均GDP是4.42万美元，而反观美国，此时的人均GDP只有2.87万美元，足足差了两倍左右。

但到今天，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日本的人均GDP倒退，只有3.38万美元，而美国的人均GDP却一路高歌猛进，达到7万美元之多。

为什么会这样？

尽管到今天，美国的经济早就放缓了，但在放缓的程度上，和同时期的其他发达国家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经济的韧性和增长的时间年限，都足够持久。

而不同的经济体的增长放缓不同，背后更多的可能是深层次的问题。

以我们为例，在新冠病毒这三年时间里，首先我们和欧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这三年期间，欧美是直接发现金到个人和企业手中，而我们则是退税降费给企业，个人则是一些可有可无数量有限的消费券。

这从短期来看，并不利于新冠病毒后期的经济复苏，反而加剧了企业和个人的不确定性。

从长期来看，我国的家庭资产结构中，有70%都是房地产，这种严重单一的资产结构，也成了巨大的隐患。

房地产一下行，为什么消费就没有起色了？因为对家庭来说，他的财富很可能并不是银行里的账户余额，而是房子值多少钱，如今房价下跌，家庭的预期资产缩水，自然在消费上，也变得更为谨慎。

这些，都成为了经济增长放缓的部分因素，还不是全部因素。

要找深层次的答案，我们还需要向过去的例子求教。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的资本外流恐慌期间，我们的宏观经济都曾遭受挑战，但在当时，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好的对策是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和鼓励房地产市场，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经济重振信心。

但负面的效果也不是没有，高杠杆就会带来高债务，推高资产价格，届时按照哈耶克的观点，过度投资是泡沫的隐患，只会为以后的危机埋下更大的风险。

基础设施的投资造成了过多债务，房地产的泡沫和债务，都给金融稳定带来了风险，这些都会影响增长放缓。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叫做结构性失衡，那什么是结构性失衡呢？

我们看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都是依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消费拉动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持久性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而我们过去的增长并非是建立在第三产业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投资和高杠杆上的。

投资和高杠杆会带来一个怎样的问题？

那就是极容易碰到天花板，且无法形成正面的循环导向。如果是消费第三产业带动增长，那么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把人们的收入提上去，按照市场经济的假设，人的欲望无穷无尽，只要收入足够高，那么经济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增长，同时又能够很好反馈到就业、投资上面。

而基建和高杠杆则不同，很容易遇到市场瓶颈。今天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房地产投资也已经达到了顶峰，足够14亿人居住了，出口也随着全球经济放缓而放缓，这个失衡，新的增长点只剩下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服务消费。

这个时候回归消费，难度就高得多。

而最重要的难点就在于居民收入上。

其重点体现在，房贷、结婚、教育等各项成本的推高，资产价格抬高房价，房贷又压制居民消费能力，从而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闭环。

长期来看，我国的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经济体之一，这也说明我们过去是依靠基建投资和杠杆来支撑经济增长的。

而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结构性问题的根源，经济增长结构的失衡，导致了今天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成了一个大难题。

不仅如此，由于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低，这也给中小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内需疲软，私营企业的投资意愿自然也就低迷，这就导致今年我们屡屡陷入CPI和PPI双跌。

更进一步，由于私营企业投资低迷，目前我国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也成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现在的难题就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从何而来？

如果还靠基建投资和房地产，这可能会继续加大资产价格的泡沫和债务，这一条路可能已经无法继续走下去，但如果依靠家庭消费，一部家庭因为收入低没有消费能力，而有消费能力的则因为前景不确定性，而不敢消费，如何拉动有消费能力的家庭消费，这也是一个难题。

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资本投入回报比，实在是太低了。

我国每年都会把GDP的约40%用来投资，这个数字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但如此高昂的投资，却完全没有建立起足够大的经济增长率，按照曹德旺的话来说，资本投入如此大，但回报率却如此低，如果是一个企业，这么低的回报率，是难以想象的。

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过去高杠杆和投资带来的巨额资本，还应该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更高的增速才对。

这其中的寻租空间过大，导致资本无形之中浪费掉了许多。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形式主义，例如某地花费重金打造的雕像，又比如给河道贴瓷砖等等，这种投资行为看着是把钱花出去了，GDP上来了，但具体的回报率呢？可能是零，甚至是负数。

这也正好印证了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的那句话，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没有效果。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通缩压力，也进一步缩减了企业的利润率，这也导致许多消费者和企业感受到了非常沉重的压力，这对一个有赖于建立信心促进消费的经济体来说，依然艰难。

经济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增长放缓，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就和对抗地心引力一样困难，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竭尽所能去延长这一时间线，尽可能让经济增长的时间维度再长一些。

基于此，提高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这可能是未来十年的一个重要方向。

提高家庭消费的比重，这就意味着第三产业服务消费的兴起，这一点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占比已经和发达经济体类似了，但在更多的其他地方，还有一定的差异。

如何提高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呢？可行的方案包括消费券、减税、鼓励收入更快增长、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提高五险一金的比例，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等等。

而任何一项拿出来，都需要货币上的支持，过去我们强调要供给侧革新，但今天我们发现，问题或许不在供给端，而在消费端。

如果消费不足，没有消费信心，那么供给侧如何革新，最终都会得不到消费端的青睐，而今天，要想把经济增长的步子拉大，就必然需要做出一些取舍，集中一个点突破，也远比分散突破要更好。

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美国经济增长历经百年而不衰，尽管美国不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美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市场经济，并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大师不断巩固经济学这座大厦。

到今天，经济早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的魅力和它的有效性都得到了见证，而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坚定的沿着市场经济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