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攻的罗琳及其同道的哲学“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十二

 

被围攻的罗琳及其同道的哲学 茉莉：欧洲有人高喊要“吊打”同情难民的《哈利•波特》作者罗琳，这说明他们不理解罗琳等人的哲学和价值观。 2018年8月24日 06:01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十二 大规模逃难并非新鲜事，这种现象与人类历史自始至终紧密相随。柏拉图在《对话录》里，曾描绘一个叫做亚特兰蒂斯的古老城邦。该城邦于公元前一万年被史前大洪水毁灭，逃出的难民散落世界各地，创造了许多文明。 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当今全球难民总数已达6560万。如何对待这些因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的人，体现了不同的文明程度。除了涉及道德和法律义务之外，对难民的态度还与诸多社会哲学有关，例如康德哲学、阿伦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同的态度还源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例如：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世界主义。 在近年来的欧洲难民潮中，有人高喊要“吊打”《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嘲骂罗琳一类愿意救助难民的“傻白左”和“圣母婊”。他们以为自己特聪明，而罗琳等则是愚不可及。其实，这只是因为，罗琳一类有与他们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知与愿景。   在这个因自私、堕落而日趋晦暗的世界上，罗琳一类欧洲人的愿景、理念和哲学，如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罗琳被“吊打”，她犯了什么法？ 那是2017年2月，特朗普刚上台不久。英国小说家罗琳因同情难民，批评特朗普的禁穆令，遭到反移民极右人士的恶骂围攻。一名法国人甚至在某请愿网站发起签名，要求罗琳开放自己的豪宅给穆斯林难民住。 消息一出，去该网站签名的人数立即超2万。在海外中文网上，也有华人鼓动人们前去签名，并恶狠很地叫嚷：“吊打罗琳！” 当时，我以“瑞典茉莉”的名字在网上发表评论，指出：针对罗琳的请愿犯下了违背法律常识的错误。我谈到以下几点： 一，《联合国难民公约》是各国政府签订的，履行责任接收难民的也只能是各国政府。公民罗琳无权私自接收难民。 二，公民罗琳有权批评各缔约国政府不承担国际义务。 三，公民罗琳的私有住宅神圣不可侵犯。罗琳是否在自家接待难民，是她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人无权过问。 四，罗琳的哈利•波特主题书籍影视的巨额收入，使她成为亿万富豪，她也因此成为英国的交税大户。这样，公民罗琳就以她交纳的巨大税款支持了政府，承担了接收难民的责任。 自此，我便注意罗琳的一些关于难民的言论，那是被极右人士和新纳粹们切齿痛恨的。例如，罗琳主张开放欧洲的国界，接受来自中东的难民。 这种主张与罗琳本人的人生经历有关。她是英国籍，但其母有法国血统，她本人曾在葡萄牙工作过，能讲多种语言。因此，罗琳自称是“欧洲大陆上的杂交产物”。这也许是她能够天马行空地展开想象，创造出哈利•波特这种神奇艺术形象的原因。 愿景归于哲学，世界主义闪亮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欧洲，罗琳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即：开放而良善的欧洲展开臂膀，拥抱那些需要庇护的逃难者。这个理念，有点像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 愿景是我们对世界“应该如何”的认识。个人的愿景往往可以通过逻辑演绎，转化成为理论。像罗琳一类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其愿景可归为一种哲学理念和社会理想——世界主义。世界主义者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平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利，以及同等的价值。 心中有这一种愿景的欧洲人不少，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自己就是“世界主义者”。在欧洲难民潮中，这类世界主义者大力助人的高尚表现，展现了人类心灵中最美丽的花朵。 当时，很多欧洲人以各种方式救助难民。例如，德国许多城市主动向默克尔总理表示，愿意接受船上得救的难民，不能让他们再在船上漂流，这就形成德国的“欢迎文化”。一辆辆满载货物的汽车驶向希腊，其中装满来自北欧的衣物、寝具等捐赠品。不少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驾驶船只乘风破浪，去地中海参与拯救难民的行动。 因难民涌入太多，瑞典政府曾一度决定关闭边界，当时不但有人权组织抗议，还有瑞典人为本国拒他国求救者于门外而痛哭。这些世界主义者虽然被人视为“乌托邦”，但他们都有一颗宽广而温暖的心，能包容不同的民族，将难民视为平等的世界公民，把关注人类的苦难视作道德关怀的目标。 与这种博爱的世界主义相对立的，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的思想，他们在乎的是种族、血缘和文化，往往带有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与排斥。民族主义走到极端，就形成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新纳粹的温床。纳粹主义强调不同人种之间的生存竞争，把国家视为保种保族的工具。 那些跑去“吊打罗琳”网站上签名的人，他们排斥难民的态度，大致属于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私力帮助难民，不惧法律惩罚 痛骂罗琳的人有一个很无理的说法，即，谁主张救助难民，就让谁把难民接去自己家。这个要求别人私力救助难民的说法，在中文网络被广泛传播，我本人就经常遭人如此“建议”。如前所说，这是因为“建议者”不懂西方国家的法律，也认识不到欧洲纳税人的权利。 就笔者所知，还真有一些欧洲人以私力救助难民，为此不惜被法律惩罚。在《教堂庇护：非法难民“抓住门环”》一文中，我曾写道：在欧洲对抗国家法令、大规模“窝藏”难民的是基督教教会，但政府出于对传统圣地的尊重，警察一般不进教堂捕人。而一些普通人私力救助难民，一不小心，就有被法律追究的麻烦。 2017年1月，瑞典记者欧丰瑞（Fredrik Onnevall）和他的两位同事，因“走私人口”的罪名在马尔默法院受审。这个事件在欧洲引起热议。 那是三年前，欧丰瑞和他的电视组在希腊拍摄纪录片。他们遇上了当时才15岁的叙利亚少年贝德（Abed）。这位孤独逃亡的少年说，他在瑞典有亲戚，请求欧丰瑞一行能带他到瑞典。   欧丰瑞和他的同事决定帮忙。他们放弃了飞机，带着叙利亚少年驾车穿越欧洲各国抵达瑞典。少年很快就被一位亲戚接走，不久就获得瑞典的居留权，而记者欧丰瑞和他的同事却面临刑事起诉。 尽管公诉人要求严厉处罚三个被告，提出要给他们判坐监狱的实刑，但瑞典的社会舆论普遍声援电视记者，希望法庭将他们三人做“人道主义例外”处理。在二审时，高等法院维持了温和的原判，三个被告都只被判缓刑和75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记者欧丰瑞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说：“我必须遵循我内在的道德指南针。”假如一切重来，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的选择。 与此相似，丹麦一个女政治家玛丽（Maria Sloth）于2015年9月，开门收留了两个疲惫而受冻的非洲难民，让他们在自己家过夜，然后为他们购买了前去挪威的轮渡票。面临法庭审判和拘留几十天的刑期，玛丽说，她只是跟随自己的良心，“当有人需要帮助时，我给予帮助是正确的。”   回到康德，谈“陌生人的权利” 很少有中国人能认识到，这些在他们看来愚蠢至极的欧洲人，其对待难民的友善态度，不但植根于古老的基督教教义和人性之善，也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是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告诉迷茫的人们该怎样思考和处理现实问题。 例如，德国对难民的“欢迎文化”被海内外华人嘲讽不已，但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康德曾提出在上帝退隐后，人类如何依旧保持高尚和友善的问题，并思考过“陌生人的权利”，认为：“在他人的土地上，陌生人的到来不应被怀有敌意地对待。” # 请继续阅读，点击全文：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9093?adchannelID=&full=y